在福特经济中，很多人生产一种千篇一律的批量产品；而在星巴克经济中，几个人生产几千种量身订做的个性化产品。
星巴克模式似乎是占了上风。ipods受到欢迎，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带着它边走边听音乐——在1980年代，我们就能用随身听做到这一点。它们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们可以让我们挑选自己喜爱的歌曲。个人技术已经成为个性化的技术，而且现在我们可以在差不多每一个消费领域都能得到我们自己所要求的东西。你甚至可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得到按照定单制造的汽车——这虽然比得到一张比萨饼的时间要长，但技术所创造出来的业绩仍然令人称奇。
个性化和选择的胜利对喝咖啡的人和买汽车的人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但对想要发现趋势的人来说却是一场噩梦。当选择变得越来越精细的时候，你肯定会发现，认清选择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将更加困难。
不过，既要记住恐怖分子，也要知道在美国差不多有30万人购买的畅销汽车是什么牌子。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都不同，小趋势可以带来大变化。所以，虽然同过去相比，发现趋势更加困难，但发现趋势的工作也更加重要了。
因共同的需求、习惯和偏好而聚集在一起的小组织正在兴起。它们是有力量的，而且它们很难被发现。本书的目的就是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描述。
数字的力量
最近一些年来，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书，探讨了美国发展的若干个大的方向。本书的观点恰恰相反，美国正在沿着几百个小的方向发展。这些趋势一旦出现，就会发展得很快。它们是我们伟大力量的组成部分，也是隐约出现的向我们提出挑战的组成部分。
这些小趋势往往是并行不悖的。在美国，有一群显眼的时髦的城市年轻人，就有一群过时的定期去教堂做礼拜的老年人。有一群酷爱新技术的奇客（geek）①，就有一群讨厌技术的人。美国人现在比以前更热衷于节食，但上餐馆吃牛排的人却比以往更多了。政治被分成“红色州”和“蓝色州”这两个极端，但却有更多的选民称他们自己是独立党人。
在我读v.o.小基的那本书后的30年以来，为了发现这些趋势，或发现这些人群的变化和发展，我一直使用最可靠的工具：数字。美国人声称，他们是凭感觉做事的民族——所谓感觉就是指我们笼统地称为“价值观”的那些东西。你不是多次听别人说做事要凭感觉吗？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劝告是相当糟糕的。如果你要最安全的交通工具，那你就坐飞机，不要走近汽车；如果你要减肥，就要计算卡路里，忘掉越橘汁和亚麻籽；如果你知道怎样去读取数字，数字就几乎总会带你到你要去的地方。
一般来说，我们喜欢数字——这些日子，最热门的一档电视节目甚至就叫《数字追凶》（numb3rs）。但我们也害怕数字。部分原因是，我们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受到的训练要大大少于我们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受到的训练。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怀疑我们不太善于读取数字。读取数字几乎和在公共场合讲话一样，使我们感到害怕。而与此同时，数字也在吸引着我们。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对数字持有一种相当怀疑的态度，因为一些总想赶在日程前面的人滥用了数字。你还记得“千年虫”（yzk）恐慌吗？地球上的每一个计算机用户都担心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他们的文档会受到损害。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计算机对千年虫的错误是敏感的——而且在这些计算机中，也不会真的出现问题。禽流感也是一样，在2005年底，禽流感在世界各地蔓延，但在东南亚所报告的140多起感染禽流感的病例中，只有一半最后死亡。报告者的悲观结论是禽流感的死亡率超过了50%。真的很可怕！但事实上，这些数字所依据的病例样本只是最重的病人。那些被感染上禽流感而没有去医院的人并没有计算在内。我把这些报告数字称为“吓唬人的统计数字”。
我当了30年的调研员，我的工作就是对调查得来的数字去伪存真。在为各种各样的客户——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billcliton)、比尔-盖茨(billgates)和托尼-布莱尔(tonyblair)——工作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打破根深蒂固的常规偏见，去发现那些有助于应对重大挑战的与直观相反的社会趋势。如果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一些巧舌如簧的拥护者每天在你身边喋喋不休，报纸也向你说三道四，你的顾问们还时不时地打岔，在这个时候，作出正确的选择就成了一件困难的事，除非你还掌握着一些要素：数字。我的工作就是听完所有的意见，然后根据这些数字对现实情况提出一种有根据的、用数字说话的看法，以便使领导人在作决定的时候，能够对要决定的事情有一个全面的、真实的了解。在我看来，没有文字的数字是没有意义的数字，同样，没有数字的文字也是没有意义的文字——你需要为文字配以适当的数字，也需要为数字配以适当的文字，以便使有说服力的观点得到通过数字表示出来的现实的支撑。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谈到美国犯罪率上升的问题——一直受到无数论文和理论关注的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些论文和理论涉及到从失业到父母对孩子的放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当你了解到最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重罪犯的数字已经增加到每年65万人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想到在街上会受到一些新的威胁，而且想到应该有一套新的解决方法。
我是调研员，也是策略专家，我的作用就是根据数字帮助客户制定出奇制胜的策略。1996年，帮助克林顿总统拉“足球妈妈”的选票就是一个例子。2000年，我帮助马上就要成为参议员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ton）在纽约上州（upstatenewyork）拉选票，从历史上说，民主党在那个地区没有多少支持者。我们打破了为公司做广告的惯例，而是让公司把它们的广告分发给年老的选民，而不是年轻的选民。我还为15名外国总统选举的获胜者提出过建议，他们的语言，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明白了，但我始终根据数字，而不是根据当地人的偏见向他们提出建议。人们往往因为离形势太近，以致看不见真正的事实——而事实却会带来一种客观的看法，告诉他们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领导人是非常孤独的，他们常常受自己的幕僚左右，只能听当地的记者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和语言比起来，数字可以减少很多无用功。
记得有一天，我告诉哥伦比亚的新总统，他的人民以压倒多数的比例准备进行一场对付毒品的全面战争。正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一样，他们认为国家不能只实现现代化，而对毒品视而不见。总统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但最后他的参谋长说：“马克，你是对的，但我们大家都会被杀死。”那天，他跟我说了数字的局限性，但最终总统和这个国家都决定对大毒枭开战，都决定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
本书讲的是数字的力量，也讲数字是如何推动美国和世界的。在表面上，数字好像算不得什么，但一般来说，没有数字支撑的看法往往是不明智的看法。那些有影响力的、与直觉相反的趋势就在我们的面前，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而已，它们可以被用来推动一个新的行业，进行一场新的战役，开始一场新的运动，也可以用来作为你的投资战略指南。尽管这些趋势在我们面前正在注视着我们，但实际上，我们却常常看不到它们。
在环境中发现趋势的人
我感到骄傲，因为我是发现趋势的人之一。阿尔温-托夫勒（alvintoffler）和约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都是当代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前者写过《未来冲击》（futureshock）等一系列著作，后者写过《大趋势》（megatrends），他们最先研究了人类行为这个巨大的、正在变化的世界，并试图用事实和数据来理解这个世界。他们弄懂了一件事情：信息时代改变着一切事物。
但信息时代尤其改变的一件事情是观察这些趋势本身的性质。正如我们在本书从头到尾所看到的一样，仅仅根据“大趋势”或普遍的经验，你不可能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在今天这个分裂的社会，如果你要成功地做一些事情，你必须了解只有细心观察才能发现的那些群体，它们正在按照纵横交错的方向迅速而激烈地发展和运动。这就是小趋势。
但当大多数人“发现趋势”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趋势。2年或5年或10年后，会有一些别墅销售商和社会学家告诉你你必须知道的10件或15件事。由于这个社会在消费、文化和个性方面正在发生的变化，他们会用更新奇、更漂亮的名字重新定义他们周围的这个世界，完善这个世界。不错，我在本书中也要为一些趋势起些名字。但在本书中，趋势不仅仅是一种“发展”，就像慢慢不使用现金一样。趋势不仅仅是人们做事方式的一种“转变”，就像更多的女人用丈夫的名字一样。趋势不仅仅是不断变化的对某一产品或行为的一种“偏好”，就像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卫星定位系统（gps）一样。小趋势是一种只有细心观察才能发现的正在成长的群体，他们有目前众多公司、销售商、决策者和其他将影响社会行为的人或机构不能满足的需求。
潜心研究
在《小趋势》中，我们将研究75个群体，他们凭借他们的日常决定，正在打造着今天和明天的美国与世界。虽然一些群体要比另一些群体大，但它们的共同点是，相对来说，它们都是看不见的——不是因为它们的实际人数少，就是因为常规的看法总是看不到它们的潜能，有时候强调的甚至是它们相反的一面。
在一些群体中，你将发现你自己或你的朋友，你的客户或你的选民。一些群体看起来似乎非常遥远，一些群体看起来非常有趣，另一些群体看起来却很可怜。偶尔，我会记录一些截然相反的趋势。这些趋势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关于美国和世界的印象派图画。
最后，我们往后退一步，看看这幅画。不用再往上画什么了。现在，美国和世界是由很多微小的点组成的一个集合体，这些点需要一个一个地进行考察。我们最后将看到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什么，它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爱情、性与男女关系
性比例失调的单身男女
也许没有哪种感觉比被忽视更加令人感到难受。每个人都记得没有被选入运动队，或者被排除在朋友晚上外出之外，或者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被邀请参加婚礼是什么滋味。当然，最让人生气的是不公平——为什么是我呢？我是一个不错的球手，是一个忠实的朋友，是一个合群的客人——但我却被忽视了。
在今天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女人发现她们正在受到婚姻的忽视。一些女人故意逃避婚姻，另一些女人则在约会网站上频频填写自己的资料，但实际上结果往往是令她们失望的。很多女人都自己责备自己，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
实际情况是，那些没有几个异性恋男人对其动心的单身女人并没有做错什么。150年前，在西大荒（wildwest）没有多少女人，所以他们不得不从别的地方引进新娘。今天，我们的问题正好相反。非同性恋的男人少，而非同性恋的女人却多，所以，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女人被拖进一场随音乐抢椅子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至少有3%的女人被晾在了一边。
1994年，全国舆论调查中心（nationalopinionresearchcenter）关于“性的社会组织”的一份研究发现，9%的男人和4%的女人承认他们在青春期以后有过某种同性恋性行为。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schoolofpublichealth）的一个小组所做的另一项研究报告说，有6.2%的男人和3.6%的女人承认，他们在过去的3年里有一个同性性伙伴。第三份研究报告说，在至少有一次同性恋经历的人当中，有9%的男人和5%的女人承认这些经历可以被说成是“经常性的”或“正在进行中的”。
这些研究表明，不管同性恋者的实际人数有多少，在美国，男性同性恋者和女性同性恋者的比率大约是2∶1。这些数字说明，在美国异性恋者随音乐抢椅子的游戏停止时，被晾在一边的都是女性。
这种情况意味着，在美国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更多的单身女性可能要永远单身生活下去。
这里的数字是怎么出来的呢？
在婴儿出生时，女孩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每年出生的男孩要比女孩多9万人，这确定了有利于女孩的约会比率。但到这些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性别比例发生了相反的变化，男女比例倒了过来，女孩和男孩的比例是51∶49，因为在青春期死去的男孩多于女孩。（研究人员把这种现象称为“睾丸素风暴”，这导致有较多的男孩死于车祸、自杀和溺水。）
尽管从社会的角度说，这对异性恋的女人还不算太糟糕，但男性同性恋加剧了这种情况的恶化。（根据专家的说法和调查结果，）我们假定美国大约有5%的成年人是同性恋者，那么在美国就有750万名男性同性恋者和350万名女性同性恋者。如果你从已经不平衡的男女总人数中减去同性恋者的数字，你得到的数字就是有1.09亿非同性恋的女性和0.98亿非同性恋的男性——非同性恋的女性与男性的比例是53∶47。
对黑人女性来说，情况更加糟糕。把黑人同性恋放在一边（实际上，这个因素并不能改变成年黑人的性别比例，因为成年黑人的数量相对较少），由于十几岁的黑人男孩死亡率比较高，在成年黑人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一开始是56∶44。后来，由于黑人男性被监禁的比例相对比较高——每10万名黑人男性中就有4700人，而每10万黑人女性中只有347人，这个比例变成了57∶43。在黑人男女比例失调这一现象中，最突出的是黑人男女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比例失调，因此，很多黑人女性，特别是比较成功的黑人女性是单身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与男同性恋者相比，女同性恋者可能更不愿意暴露自己是同性恋——当然，通俗小报经常披露一些女性公共人物是同性恋者。另一方面，研究似乎表明，即使女性有过同性恋经历，她们也很少把它当成她们固定的生活方式。
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同女人相比，男人会早死4年，所以寡妇总是多于鳏夫。但显然，性别比例失调出现得太早——在男女约会的时候就出现了——是因为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性往往会因为一些从统计学意义上说超出她们自己控制能力的事情而责备自己。
单身男女的比例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005年，单身女性是第二大购房群体，仅次于已婚男女。那一年，她们买了150万套房子，是单身男性购房数的两倍。尽管这种情况在50年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但美国女人现在一般都在买房子，就是说，在她们买嫁妆和成家之前先购置房产。
由于单身女性人数的上升，一个相关的趋势是，在没有配偶的情况下自愿抚养或收养孩子的女性——单身母亲——人数也在上升。在1990年代初，当电视人物墨菲-布朗（murphybrown）决定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要一个孩子的时候，这对于副总统丹-奎尔（danquayle）来说仍然是很超前的，他在到那时为止的那次最著名的讲话中，狠狠地训了她一顿（这也许是一位副总统惟一一次在辩论中对一个虚构的人物产生兴趣）。但在那个时候，在美国，像这样的女性只有5万人，而现在估计是那时的3倍。
这种对非同性恋的女性不利的男女比例在某些方面可能会使女性灰心丧气，但也促使她们在其他地方表现得出类拔萃。正如我们将要在与能说会道的女人有关的趋势中看到的一样，在诸如法律、公共关系和新闻等领域，年轻女性的数量超过了男性。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女性和男性的投票比例是54∶46。在大学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大约是57∶43。
当然，由于单身男女的比例失调，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非同性恋的男性，坦率地说，这些男人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上大学的时候对男人不屑一顾的女人们，在8年或10年以后开始注意到，现在的男人比过去明显少了。那些有固定工作的秃头家伙，以及那些相当不错的未来父亲突然开始走俏了。
另外，这种现象也有更多的商业和政治含义。住宅维护和修缮以及家庭保安公司有一个专门为单身女人服务的巨大市场。就在不久之前，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lynch）意识到在单身女人的投资和养老金背后的巨大潜力，准备改变自己的商标标识——把那头饱含睾丸素的公牛改成比较优美的什么东西！
如果女人实际上像要房子那样要丈夫，那么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有邮购丈夫——就像我们曾经向西大荒输送新娘一样向特伦顿（trenton）和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输送丈夫呢？
如果女人不要丈夫——这种情况并不好——但仍然要孩子，那么就会对精子捐赠有一个几乎是没有限制的市场，这样就需要制定所有经济和伦理方面的规定。
历史学家们已经充分证明，一个有太多没有老婆的男人的社会将导致战争。那么一个有太多没有丈夫的女人的社会能带来和平吗？
“美洲狮”——和比自己年轻的男人约会的女人
大众文化的每一时代都会重现那些年龄大的女人和比自己年轻的男人之间的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在1967年的《毕业生》（thegraduate）中，世故女人安妮-班克罗夫特（annebancroft）（名门望族西蒙［simon］和加芬克［garfunkel］的罗宾逊夫人［mrs.robinson］）勾引天真的达斯廷-霍夫曼（dustinhoffman）。1996年出版的《当老牛碰上嫩草》（howstellagothergrooveback），是特里-麦克米兰（terrymcmillan）的一部畅销小说，写的是一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的母亲意外地找到与一个年轻的牙买加岛民的浪漫爱情。在2003年的《爱是给予》（something’sgottagive）中，50多岁的黛安娜-基顿（dianekeaton）（在选定杰克-尼科尔森[jacknicholson]之前）和30多岁的基努-里维斯（keanureeves）约会。
不过，这些开始是丑闻，后来却引起人们好奇心的事情，现在已经相当平常了。
老男人金屋藏娇是一种自古就有的现象。“下流的老头儿”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但目前在美国，随着在财富和性爱方面独立性的提高，女人们也对与比自己年轻的男人约会越来越感兴趣。根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所做的一项研究，在40岁到69岁的女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正在与比她们年轻的男人约会，在这些男人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比这些女人年轻10岁或更多。
尽管美国人口普查局（u.s.censusbureau）对1997年到2003年的这类男女约会的统计不尽相同，但数量显然是在增加：1997年，在美国，女人大男人至少10岁的夫妇不到50万。到了2003年，女人大男人至少6岁的夫妇将近300万。
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在线约会服务商match.com说，在他们的数据库中，愿意与比自己小10岁或更多的男人约会的女人的比例翻了将近一番。
也许，这是因为不仅在好莱坞，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女人与比自己年轻的男人在一起也成了一种时尚。在《三军统帅》（commanderinchief）中扮演国家第一位女性总统的女人，51岁的吉娜-戴维斯（geenadavis）嫁给了35岁的雷扎-加拉希（rezajarrahy）。60岁的苏珊-萨拉兰顿（susansarandon）与48岁的蒂姆-罗宾斯（timrobbins）有了孩子。麦当娜（madonna）快50岁了，而她的丈夫盖伊-里奇（guyritchie）才39岁。
这一趋势的明显证据是，现在对那些与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男人约会的女人有了一个专有名词：美洲狮。根据《多伦多太阳报》（torontosun）性专栏作家和《美洲狮：和比自己年轻的男人约会的女人指南》（cougars：aguideforolderwomendatingyoungermen）一书的作者瓦莱丽-吉布森（valeriegibson）的说法，这个词开始出现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用来贬低那些上酒吧，到打烊的时候就跟留在酒吧的一个随便什么男人回家的老女人。但在最近一些年，这个词变成了一个比较正面的词——指那些知道自己要哪种男人的单身老女人。她们有钱，有信心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男人，她们不会受到要孩子的愿望和白色警戒栏杆的限制。
另外，到目前为止，至少有6家网站致力于“美洲狮”的约会，登陆这些网站的人会得到杯子和t恤。2003年，欧普拉（oprah）探讨了“和比自己年轻的男人约会的女人”的问题。在非常流行的《欲望都市》（sexandthecity）中，40多岁的萨曼莎-琼斯（samanthajones）与“玩具男孩”史密斯-杰罗德（smithjerrod）约会的时间比她在6个演出季中与任何一个人约会的时间都要长。1990年代因出演电视喜剧《天才保姆》（thenanny）而一举成名的电视明星弗兰-德雷舍尔（frandrescher），2005年又推出一出新戏，叫做《家有老辣椒》（livingwithfran），讲的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爱上一个只有她一半年龄的男人的故事——显然，这出戏是根据她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拍摄的。vh1台播出的《保持》（kept）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一群20多岁的男人在一年内竞相追求米克-贾格尔（mickjagger）的前妻，50多岁的杰里-霍尔（jerryhall）。所有这些娱乐节目中的故事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趋势。
有一些因素引发了“美洲狮”的增长。高离婚率，以及较长时间的单身生活，意味着女人更可能重新进入约会市场。事实上，根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在2004年所做的一项调查，在“高龄离婚者”——在40多岁、50多岁或60多岁离婚的人——当中，有66%是由女人而不是由男人提出来的。女人在职场上的成功意味着一些女人要的是一个在事业上不太顺利的男人——以至如果她需要，他就能来，或许意味着他们将成为她们的孩子的主要看护人。（当然，这些男人渴望这种安排已经好多年了。）
不过根据瓦莱丽-吉布森的说法，这全是因为性。女人的性高峰期与比自己年轻的男人的性高峰期更加吻合。不管是求婚遭到拒绝，还是经历过一次不成功的婚姻，年龄大的女人寻找的是更轻松和更轻浮的东西，在女人40多岁或50多岁的时候，吉布森说，性对于女人来说是消遣，而不是生儿育女。
当然，除非她想要孩子。在2004年，有10多万名年龄在40～44岁之间的妇女生育，比10年前增加了63%。有5000多名年龄在45～49岁之间的妇女也生了孩子——比10年前增加了129%。所以，“美洲狮”也是各种各样的。
这种关系对男人意味着什么呢？
显然，他们喜欢大龄女人的自信、性经验，而且一般不要求男人有所承诺。与几十年前不同的是，由于想什么时候整容就可以在什么时候做美容手术，想什么时候健身就可以在什么时候做运动，大龄女人现在每天看起来都比过去年轻。
结果，在match.com上的男人也对比自己大的女人产生了兴趣。在2002到2005年之间，对与比自己大5岁或更多的女人约会感兴趣的男人增加了44%，那些对比自己大10岁或更多的女人感兴趣的男人则翻了一番。
美国的“美洲狮”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在一种意义上，“美洲狮”意味着年纪大的男人要留神比自己年轻的男人，因为在这个时代，年轻的男人也可能频频与这些女人约会。也许在这方面，约会的规则是完全平等的。
另一方面，由于公开的同性恋男人越来越多，单身女人有的是时间，现在她们的老姐们，甚至老妈们又成了她们新的竞争对手。（母亲和女儿为了同一个男人而关系紧张，这是《毕业生》和《爱是妥协》隐含的话题。）
但对那些由于事业上的成功而更具性魅力的人来说，今天的“美洲狮”是自然本能的结果。过去男人用金钱才能得到的东西，如今拥有权力和成就（或者一份丰厚的遗产）的女人也能得到。亿万富翁们需要提防觊觎自己财产的女人，让她们用自己的时间来换取金钱，同样，现在的“美洲狮”们也需要提防那些找地方躲避风雨的年轻男人。她们也可以用侦察设备看看她们年轻的男朋友和配偶准备干什么；而且她们也担心：如果年纪大的那个人生病了，或只是到了晚年没有了做爱的兴趣，年轻的伴侣会留在她们身边吗？
“美洲狮”也需要一个组织。对于什么样的男人可以寻找，什么样的男人需要躲避，她们也需要指导。她们需要关于未婚夫、性和承诺的新的约会规则，而且对于如何处理父母、兄弟姐妹、前夫、朋友特别是孩子的反应，她们也需要姐妹般的劝告。她们需要合适的休假地点。她们甚至需要一张来得及时的生日贺卡。在你的家庭里或许没有“美洲狮”，但你可以问问周围的人，或者观察几分钟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忙碌的人们，你很快就能在人群中发现她们。她们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对于她们是什么人，她们在想些什么都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她们的人数正在接近那魔术般的1%。具有1%的统计意义，就可以使她们成为一种小趋势，成为政治家、电影制作人、牧师和生意人感兴趣的市场。
罗宾逊夫人将为此感到骄傲。
工作生活
退而不休的老人
在美国公民的个人生活中，只有几个数字是不用怀疑的。你可以在18岁的时候投票（也可以被征兵入伍）；你可以在21岁的时候喝酒；你可以在35岁的时候成为总统；你可以在65岁的时候退休。
但是最后一个数字——美国人真的要在65岁退休吗？现在活到85岁还很健康的美国人这么多，有谁还愿意在65岁退休呢？今天，在美国有500万名65岁或超过65岁的劳动力，几乎是1980年代初的两倍，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膨胀。
一些人过了65岁还工作，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工作：医疗保险的费用不断上升，而社会保险支付——平均每月1000美元——不足以支付他们的花费。但年纪大了还工作的更大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热爱工作——我们不仅要继续活着，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我们还没有干够。我的朋友和顾问、全球人力资源公司伯森—马斯特勒公司（bursonmarsteller）（我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创办人之一哈罗德-伯森（haroldburson）马上就到86岁了，可仍然每天来上班，而且还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主意来。
平均来说，美国人一年工作超过1800个小时，可以说，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工人的工作时间都要长。尽管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人相比，我们每年休假时间比较短（英国是28天，法国是37天，而我们是13天），但就是这样短的假期，我们至少还有一半没有休。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不带黑莓手机（black-berrys）外出的日子才算休假。在2006年，我们当中有几乎四分之一的人（23%）在不在公司的时候查看与工作有关的电子邮件和留言——而在2005年，这样的人只有17%。我们很多人都热爱工作。
事实上，工作的冲动是人类基本的冲动，所以摩西十戒中的第四戒（对天主教来说是第三戒）规定一周要放一天假，这一条戒律是一天不做工。其他戒律还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我们往往认为大多数人都想早点回家——一个星期都在等待着星期五的那个下午，所以时间一到，他们就会扔下工作，离开公司。确实，在过去，很多工作是可怕的——甚至威胁到生命——而且从道理上讲，人们不能不干工作，等着回家。但当工作完全成为管理性的、咨询性的和用软件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时——在制造业的工作不断减少时——很多人改变了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工作狂的数目像火箭一样在上升。你不是多次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吗？“没人希望在办公室干到死”，但现在很多人正在这么干。吃三明治长大的一代人在给他们在办公室工作的70岁的父母打电话时都感到吃惊，他们发现父母们太忙，没有时间照看孙子。
美国人一般都喜欢工作，但事实是，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现在正在接近65岁，而且明显的是，“退休”的传统概念——戴着金表，坐着安乐椅，学打高尔夫——就是为退休的人准备的。
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在1960年代，以及1980年代的经济成功中焕发了青春，他们不想按照其他人的公式来安排他们的老年生活。根据美林公司（merrilllynch）200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每4个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就有3个说他们不想过那种传统的退休生活。相反，他们是向前看，一直看到20多年以后的将来（社会保险制度是在1935年建立的，当时一个65岁的人只能预见到以后的13年）——而且他们说，他们还要向前看，看到更远的将来。一些人要继续缴纳他们的医疗保险费，或者要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更长时间的医疗保险费——但更多接受调查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说，他们继续工作，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是为了继续与人保持交往。
工作环境的现代化使这些愿望成为可能。在更多的工作需要体力的时候，受过伤痛的老年人或许不占优势。但在信息时代，还是老家伙们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信息。不管怎么说，像希乐葆（celebrex）这样的药能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继续工作，尽管他们有伤痛。而且如果上了年纪的工人最后在身体上受到了损伤，依照美国伤残法，他们还可以得到公司更优厚的待遇。
退休还工作的老人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单纯从数字上说，他们是比任何人所想像的都要庞大的劳动大军。每年大约有200多万美国人达到65岁。如果他们当中只有一半决定继续工作，那么就有100多万人——几乎是现有劳动力的1%——进入劳动力市场，而这些人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这种情况还具有一些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挤占了年轻雇员的机会，这些年轻雇员一直在等着轮到他们主事的机会。如果人们突然在40岁而不是35岁才能当上经理或副总裁，他们还愿意留在公司等待吗？如果他们愿意留在公司等待，那不就是培养了比较消极的领导人吗？——因为那些比较有进取心的潜在领导人就会挣脱这种束缚，开创他们自己的事业。
对于某些行业来说，它甚至有更大的意义。低收入的老年工人往往干点零星的活，而且往往是干些兼职的活；而高收入的老年雇员，不管是在他们熟悉的领域还是在他们所喜欢的爱好中，往往会成为顾问或者独立的承包人。而且他们更喜欢干由他们自己说了算的事情，所以老年雇员在独立承包人中占7%，而在传统安排中却只占2.5%。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对家得宝公司（homedepot）和cvs公司以及很多技术领域的人力资源部门来说，安排这类老年人做这种工作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但在所有行业中，雇主都是需要调整的。美林公司的研究发现，没有几家公司关注那些上了年纪的雇员，它们优先关注的是比较年轻、比较健康的雇员，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福利费用。但在制定一揽子福利计划的时候，就要既考虑年轻雇员的产假和育婴假等这些优先关注的福利待遇，又要考虑年老雇员的“冬假”和处方药报销范围等问题。和妇女运动面临新的选择——是外出做兼职工作还是在家里做家务——一样，老年人要在传统的工作和其他非传统的工作中进行新的选择。
我不欣赏那些高尔夫俱乐部的发起人，也不欣赏那些设计高尔夫课程的人——让退休的人整天围着这些课程转的想法可能达不到他们的目的，而且这些俱乐部和课程可能会出现过剩。与此同时，商业中心也许会成为为退休老人服务的最忙碌的地方。我们期待着出现越来越多的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市场，为他们配备适合他们使用的计算机、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以及各式各样的用于读书看报的老花镜。
退休后还工作的老人还会对政治前景产生影响。上了年纪的公民拥有投票权，而当退休后还工作的男男女女把工资支票带回家的时候，他们在经济中就保留着他们的某种利益。上了年纪的选民一直是有价值的选民——特别是那些脾气不好的老男人。让他们继续工作，也许会使他们更多地根据什么对工作和经济更有利，而不是根据一些文化问题投出他们自己的选票。
另外，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判例，特别是需要新的年龄歧视法。从1978年以来，强迫一个人在70岁以前退休一直为非法，而且从1986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任何强迫退休的现象。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到70岁，如果你要把你的社会保险延续下去，你就没有另外的优势了。为什么不是超过73岁呢？
对那些从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年龄歧视，有什么办法吗？如果与年轻雇员相比，年老的雇员干同样的工作多用了点时间，他们会得到原谅吗？当大家都在youtube网站竞争一个办公室职位——就像篮球比赛，大家都在抢一个球——的时候，这种环境会成为“敌视老年人的环境”吗？
退休还工作的老人在商业上的意义是不难想像的。在很大程度上说，“高级”产品生产商主要关注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和经常散步的人。办公室里的椅子怎么能适应患有关节炎、背痛和动过膝盖手术的老年人呢？对那些早上7点就上班，但在下午2点到2点半必须打一个盹的老人来说，需要给他们准备更适合于打盹的设备吗？每个工作场所的走廊上都要备有除颤器吗？办公室里的咖啡桌上备好无钠食品了吗？
退休还工作的老人对家庭生活也有一种很大的影响。现在还不清楚，妻子在男人突然选择工作，而不是和她们一起享受黄金时光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是看不起她们吗？或者说，是一种很大的解脱吗？）他们这样做，对已经成人的孩子意味着什么？他们不能再指望他们的父母照看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和他们一样在辛苦地工作——这表明托幼行业将会得到很大的发展。
此外，还有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每年增加100多万工人，这意味着路上的公共交通更加拥挤。在所有交通事故中，有7%涉及到65岁或年纪更大的司机；在所有致命的交通事故中，有10%涉及到65岁或年纪更大的司机。
不过，退休还工作的老人对社会真正重要的影响是，从根本上说，我们在过去10年中所预测的一切，比如对社会保险的预测，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每个工人并没有养活10个退休的人，因为退休的人也在工作。就拿我们一直激烈讨论的社会保险的巨额负担问题来说吧，在某种程度上说，只要多工作几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说，也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多工作几年，而只是让那些愿意这样做的人多工作几年。根据乌尔班研究所（urbaninstitute）的经济学家尤金-斯特尤勒（eugenesteuerle）的计算，如果每个人只比预期退休年龄多工作一年，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抵消社会保险在老年人福利和税收之间的预期亏空。如果每个人都多工作5年，仅仅交给政府的额外税收就大大超过了这个亏空。
除了这些，还有更大的意义吗？
当然还有，也许，退休还工作的老人还能延长实际寿命。大量研究成果已经证明，活跃的身体和大脑是保持健康生活的关键。对于如何延长寿命，我们会不会知道得更多呢？不通过全新的饮食和锻炼计划，而是在65岁以后还让闹钟吵醒，我们当中说不谁有越来越多的人活到100岁呢？
也许，退休还工作的老人还可以挽救家庭——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对那些断然拒绝退休还工作的配偶和对此耿耿于怀的那些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来说，也许很难接受。如果一个人真能工作到90岁，那就可能在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处境中有了一个全新的减压阀。现在妈妈们（或者爸爸们）主要是在23岁到43岁之间抚养孩子，那以后还能再工作50年吗？对现在大学新生的调查结果告诉我们，他们一生中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是赚很多钱和养活家人。如果“工作年限”突然比过去长了20年，他们——在经过很多苦恼之后——真的能实现这两个愿望吗？
在上了年纪的美国人的头脑中，曾经的黄金时光现在成了黄金机会。是的，这种发展会导致更多的交通事故，会使年轻一代匆匆忙忙地去独立创业——但仔细想想，这也可以避免美国隐约出现的社会保险危机，可以挽救美国人的家庭。
上班太远的人
在美国，恐怕人人都有上下班的经验。我们当中有1.5亿人在工作，其中只有3%的人在家里工作。有这么多的人——大约1.45亿人——每天早上得离开家到上班的地方，晚上再顺着原路回家。
几年前，有一些研究报告说人们不能容忍超过45分钟的上班路程。好，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平均是25分钟，比1980年提高了几乎20%。根据2005年《商业周刊》（businessweek）的报告，1990年在全部工人中，只有24%离开他们的家乡去上班。现在，50%的新工人这样做。
工作岗位和家之间的距离扩大了，这是因为工作岗位都搬出城区，迁到了郊区，后来又搬到了“远郊区”。所以人们先是在城里上班，后来又跑到郊区上班，再后来又跑到远郊区去上班，工人和工作岗位好像是在比赛，看谁跑得更远。越来越多的人为上班付出了代价，结果在2000年，几乎有1000万美国人上班需要花一个小时以上——而在10年前还不到70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