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预测的话，睡眠少的人数上升将造成悲剧性的结果。2005年，在一项关于美国人睡眠状况的调查中，60%的参与调查者说他们在上一年白天曾经犯过困，没有精神；37%的人说他们曾在方向盘后面打盹或者睡着了。全国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thenationalhighwaytrafficsafetyadministration）说，在一年超过5万起的交通事故——包括1500起死亡事故——中，大多数事故的原因是疲劳驾驶。像“埃克森-瓦尔德兹”（exxonvaldez）号油轮触礁这类著名的灾难以及斯塔腾岛轮渡（statenislandferry）碰撞事故，显然都是因驾驶员在方向盘后面睡着了而造成的。
睡眠少还意味着生产率下降。在每10个美国成年人中就有2个说，瞌睡使他们在最近的工作中出现了差错，由此而造成的损失估计高达500亿美元。
此外，睡眠少还威胁到家庭的和谐。在美国成人——包括64%年龄在35岁到44岁的女人——的性活动中，有39%的人说，他们为了睡觉，不得不放弃性生活。在每4个美国成人中就有1个说他们的配偶或性伙伴在睡眠方面的麻烦使他们也不能入睡。到底是什么东西使男人比女人更经常地不睡觉呢？人们只能在网上色情、网上赌博方面去找原因，而且在丈夫要去公司，而妻子要休息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不和谐。
不过，也许最令人吃惊的影响是睡眠少与肥胖之间的恶性循环的关系。体重超重会导致睡眠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飞行员在飞拥挤时段的航班时往往要屏住呼吸。但实际上，由于缺少睡眠会引发增强饥饿感和食欲的荷尔蒙，所以睡眠太少还可能增加过于肥胖的机会。根据国家卫生研究所全国睡眠紊乱研究中心（nationalcenteronsleepdisordersresearchatthe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的调查研究，每天只睡6个小时，你得肥胖症的机会就会提高23%。每天只睡不到4个小时，这种机会就会提高73%。
有太多的美国人不知道用5英里跑步的方法来对付失眠。5英里跑步似乎是同时解决失眠和肥胖这两个问题的办法。
一些制定法律的人正在开始制定关于睡眠的法律。2003年，新泽西关于疲劳驾驶导致刑事犯罪的研究报告把疲劳驾驶等同于酒后驾驶——尽管其他州对这种提法的反应比较慢。
私营部门正在抓住帮助人们在晚上睡觉和在白天保持清醒的机会。目前，安眠药行业就是一个如日中天的行业：2004年，一种新的、没有任何依赖作用的安眠药ambien在全球的销量创下了20亿美元的记录。年龄在20岁到44岁之间服用安眠药的人数从2000年到2004年翻了一番。从保持清醒这方面说，在接近1000亿美元的饮料行业中，含有可卡因的能量饮料是增长最快的一个门类，可以预计，从2005年到2008年，这些饮料带来的利润将超过所有常规饮料以及体育饮料的总合。当然，星巴克店面装饰的颜色比美国零售业的领头羊folgers的颜色要深得多，更接近可卡因的颜色，因此星巴克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美国文化之中，不管你是在哪个街区散步，都会碰到星巴克。
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而白天又不能睡，那么有一家叫都市午睡（metronap）的公司就会在机场、写字楼和其他公共场所向客户提供午睡仓。确实，一个人在大白天夹在一大堆陌生人中间，把所有的东西从头到尾都看完，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毕竟，睡觉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习惯。不过，缺少睡眠已经成了一个公共问题。
不过，现在很难想象会发起一场“争取睡上更多的觉”（getmoresleep）的运动——深更半夜的玩笑话确实是很轻松的，装扮入时的发言人也太难找——也许应该出现一种美国式的午睡（siesta）。不过，这好像不符合美国人那种以勤奋工作为美德的道德标准，但是这种道德标准是在一天24小时都可以发电子邮件和上网购物之前制定的。现在如果关注于公共安全和生产率问题，那么午休的理由就显得非常充分了。过去就有过一些很出名的人物，他们就喜欢午睡，比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他往往工作到深夜，但在下午却穿着像斗篷一样的睡衣睡上一大觉。据说，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和比尔-克林顿也是非常赞成午睡的人。美国为“早睡早起”或者为“如果你累了就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做好准备了吗？
美国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选择——不是享受额外的清醒时光，并找出新的、生产率更高的办法，就是干脆直说，我们不是睡不起8小时的觉，并找出如何睡得起8小时觉的办法。何去何从，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国际画面
美国人感到很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
根据ac尼尔森在2005年进行的一项关于睡眠的调查，10个夜猫子国家就有7个在亚洲。注意，在这10个国家中，美国并不是排在第一位。
▲中国台湾有69%的人口，韩国有68%的人口，中国香港有66%的人口，新加坡有54%的人口，马来西亚有54%的人口，泰国有43%的人口，经常是在半夜之后才睡觉。
▲据报道，有75%的葡萄牙人，65%的西班牙人和39%的意大利人经常是在午夜之后才睡觉。这三个国家都是以白天睡觉而闻名于世的，也许白天睡觉是为了补偿晚上不睡的损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午睡文化已经对西班牙的生产率构成了挑战，在2006年，政府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要求所有联邦雇员午饭时间不得超过45分钟。
▲除了夜莺国家以外，亚洲国家占了清晨鸟国家的足足一半——它们以前是7点钟就起床吗？再说一次，人们并不认为美国是清晨鸟国家。
▲91%的印度尼西亚人，88%的越南人，69%的菲律宾人，64%的印度人和64%的日本人，都是在早上7点钟以前就起床。
▲在排在前十名的国家中，66%的丹麦人，64%的德国人，64%的奥地利人，63%的芬兰人和62%的挪威人也是在早上7点钟起床的。
什么是睡眠不足的主要原因呢？尽管全世界的人都说是“习惯”和“工作安排”决定了睡眠行为，但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仍然认为，睡眠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家庭/孩子”，而持相同说法的欧洲人只有17%，亚洲人只有16%。欧洲超过一半的人口说，工作是睡眠不足的主要原因，而绝大多数亚洲人说睡眠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习惯。
随着睡眠时间的不断缩短，美国人感到越来越累——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最累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同日本人做了比较——在每4个一晚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当中就有1个是日本人。那么哪个国家的人睡觉最多呢？有28%的新西兰人和31%的澳大利亚人，一晚睡觉的时间超过9个小时。
家庭生活
高龄奶爸
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thurmond）、米克-贾格尔（mickjagger）、卢齐亚诺-帕瓦罗蒂（lucianopavarotti）、查理-卓别林（charliechaplin）和鲁珀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他们都是在55岁之后又添了孩子。
事实上，如果将刚好在55岁添了孩子的米克-贾格尔排除在外，那么，另外的几个人都是年过65岁又添了新孩子。瑟蒙德、卓别林和默多克添新孩子的年龄实际上已经超过了70岁。
然而，高龄奶爸（oldnewdads）不仅仅是富豪和名人中的趋势。在现在的美国，新出现了一个人数正在扩大的男性群体，他们外出和在后院玩球时会带上止痛药，但是，和他们一起玩的不是他们的孙辈，而是他们的孩子。
近些年，大家高度关注那些高龄产妇（oldnewmoms），关注女性的工作加上受孕治疗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如何正在促使怀孕的年龄上升，甚至超过40岁的。
但是，人们忽视了对爸爸们的关注，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而且他们不会面临对大多数40岁左右的女性而言都会出现的同样的生理障碍。
在1980年的美国，在23个新生儿中，只有一个新生儿的父亲的年龄在50岁或50岁以上。到2002年，该比例上升到了大约1∶18。与此同时，在40～44岁的父亲当中，生育率增加了32%；而在45～49岁的父亲当中，生育率增加了21%；而对于50～54岁爸爸而言，该比率上升了将近10%。类似的趋势可以在许多西方国家看到，包括以色列、荷兰、英国和新西兰。
孩子在大学毕业时拥有一位62岁的父亲，现在是一种普遍现象了。
虽然大多数孩子在出生时，其父亲的年龄依旧是在20～34岁之间，但是，在孩子出生时年龄超过了40岁的爸爸所占的比例正在急剧增加。
当然，部分原因与高龄产妇有关。因为女性由于其工作的原因而对生育孩子不够重视，他们的另一半——他们往往还要大几岁——极有可能成为在妇产科医师的候诊室里翻阅《财富》（fortune）而不是，例如《马克西姆》（maxim）的人。
另一个原因是离婚。众所周知，一半的婚姻是以离婚收场的，但是，男性比女性会更快地再婚，再婚的频率也会更高，这也是事实。他们有时被称为“重新开始的爸爸”（do-overdads），越来越多的有了点年纪的男性正尝试与比自己年轻的妻子一起再做一次父亲。（可以回想一下如下趋势，自1999年以来输精管切除恢复手术现在增加了大约40%。而泌尿科医生说，试图进行此项手术的男性一般都是45、46岁左右，或者年龄更大，而他们的新妻子至少比他们年轻8岁）
生理条件和个人能力的共同作用是第三个原因。高龄奶爸在生理方面依旧能够生育孩子；他们拥有更多接触年轻女性的机会；而且，他们在晚年可能拥有更大的能力来抚养孩子。
高龄奶爸会是更好的爸爸吗？他们因为年龄太大而无法承担照看那些蹒跚学步的孩子的繁重任务而受到批评，而且，当他们的孩子处于重要的人生转折点时，他们中那些年龄最大的很有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许多高龄爸爸说他们感觉“获得了新生”，他们比其职业生涯早期的拼搏阶段（或者可能是一直以来的情况）更加轻松，也对家庭生活更感兴趣。现在漫长的工作日越来越不吸引人了。许多人也说他们与孩子在一起感到更加聪明和更爱思考了；而且他们开始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期限，也越来越带着欣赏的眼光来关注他们的孩子。
我本身就是一位高龄奶爸，我最小的孩子出生时，我48岁；我的孩子的年龄跨度从4岁到19岁。高龄奶爸的身份让我关注如下问题：当我的孩子需要我时而我又不在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但是这一身份也意味着家庭生活的乐趣会一直持续到我60岁的时候。退休时期和空巢期在缩短，或者完全消失了。偶尔在芭蕾舞学习班或者家长会上，我会看到教室的一边是年轻的爸爸们，他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另一边则是高龄的新爸爸们，他们则要轻松得多。这种年龄上的区别在公立学校最明显——在私立学校里，高龄奶爸们都混在人群中——但是，在公立学校的聚会上，我们非常显眼。
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这种不同只是这一趋势具有的商业和社会意义的一个方面。高龄奶爸最有可能是较富有的爸爸。因此对于许多孩子而言，这意味着获得财富和特权的机会，这是那些年轻的正在奋斗的父母所生育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拥有过的。
与此同时，这些孩子也成为了未知的社会试验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十几岁少女怀孕的问题，而我们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即使在2001年，出生时父亲的年龄超过了40岁的孩子的数量事实上与出生时母亲的年龄低于19岁的孩子的数量是相等的。
与高龄产妇拥有许多支持团体不同，高龄奶爸则是一个被遗忘了的群体，任其自生自灭，没有什么指导、书籍或者组织来满足他们的需要。需要注意的是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我们可以在50岁时加入，但是我们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的孩子还在上小学。
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的社会及其赡养制度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高龄奶爸需要工作更长时间，以及更晚退休，以便在晚年时支付孩子的大学学费和其他抚养孩子的费用。
他们需要一系列全新的较少需要体力、而更多是心智方面的活动，这些活动是他们能够与其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共同参与的。
高龄奶爸可能是能量饮料和育儿类书籍较大的消费群体，因为相比于他们空巢的同龄人来说，他们更多地是在与人拼车，而不是打高尔夫球。
他们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独生子女或者排行最小的孩子，他们将需要其他人来做年轻的爸爸们通常做的各种事情，例如体育活动和需要精力的游戏。另一方面，这些孩子将拥有年龄更大的行为榜样——这可能使他们对啤酒兴趣不大，而更关注葡萄酒；对快速驾驶兴趣不大，而更关注安全驾驶；在观念方面较少具有反叛性，而更趋向于保守。
我们或许还需要反省一下我们的老龄父母赡养制度，因为现在许多老龄父母在他们的孩子能够赡养他们之前需要帮助。
高龄奶爸也成了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在英国，离婚的爸爸们在寻求其父亲权利的过程中已经成了好战分子，他们因为冲进了白金汉宫而在全世界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最后，如果人们普遍认为，20多岁的选民关注个人机会，30多岁和40多岁的选民关注家庭问题，50多岁和60多岁的选民关注大学学费和退休问题，而超过65岁的选民关注社会保障和健康医疗问题，那么，高龄奶爸则完全打破了这一进程。现在，他们在40岁和50岁的时候将完全围着孩子转，在他们60岁和70岁的时候则在考虑大学学费问题……
宠物父母
美国人喜欢宠物。自切斯特-a.阿瑟（chestera.arthur）以来，没有哪位总统在搬进白宫时不带上至少一只狗或一只猫，而19世纪的几位总统还会带上山羊、母牛和公鸡。当然，宠物给人以温暖和陪伴，它们是我们公认的最好的朋友。好几项研究甚至已经表明它们能够降低我们的血压，减少我们的压力，消除心脏病，以及防止情绪低落。
因此，关于猫猫狗狗们又有什么新情况呢？现在有了新品种的宠物，它们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扮演了新角色。它们取代了孩子，而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伴侣。而随着这些新孩子出现在街区，一些宠物的地位正在上升，几乎和黑色的美国运通信用卡（americanexpresscard）、白金级空中常客贵宾卡（platinumfrequentflyercard），以及终身女仆和管家一道，成为了新的奢侈生活的组成部分。它们所获得的是它们之前的宠物很少得到的——这就是面对高级问题和过上高级生活的机会。在当今美国，最顶端的1%的宠物比世界上99%的人都要生活得更好。
情况是这样的。养有宠物的美国家庭的比例从1988年的56%上升到了63%。这意味着4400万家庭至少养有一只狗，3800万家庭至少养有一只猫（虽然有趣的是，在美国猫的数量比狗整整多出了1700万只，因为养猫的人不止养一只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除了这些家庭，还有少数养鱼、养鸟、养蛇和养其他小动物的人，而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美国养宠物的家庭的百分比要比养小孩的家庭的百分比多出两倍多。事实上，在过去的15年中，养小孩的家庭在百分比上的下降与养宠物的家庭在百分比上的上升几乎一直是相同的。
女性现在越来越多地独自生活或者成为一家之主。这些都是人口方面的复杂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们的国家产生了一些或大或小的影响。
没有孩子的家庭的数量增加，而溺养宠物的家庭数量也同时增加，这不是巧合。据一位大型宠物商店的管理者说，一般的宠物商品购买者是年龄在24～45岁的女性，她们没有孩子。美国的新生活方式意味着孩子增加的速度更慢，而宠物增加的速度更快。在过去，孩子曾经是养宠物的推动者——孩子一看到小动物就会缠着他们的父母买，直到父母最终答应他们的要求。宠物所享受到的任何资源都是以减少孩子所享受的资源为代价得来的，他们分享父母所拥有的资源。
现在超级富有的宠物正在继承所有的一切。不仅仅有更多的中年夫妻没有孩子，而且也有更多的空巢家庭度过孩子离开家后的更多时间。单单是我们寿命的延长就使因为孩子离开家上大学而导致的空巢期的时间增加了四倍。因此，无论是从来没有孩子的成年人，还是思念他们已经长大了的孩子的成年人，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是单独生活，而是收养了更多的宠物并将它们当孩子一样看待。
显而易见，这是一些非常幸运的宠物。2006年，美国人在他们的宠物身上的花费从1990年代早期的170亿美元增加到了将近400亿美元——这使得在宠物身上支出的开支成为美国排名前十名的零售部门之一。现在宠物商品是比玩具、糖果或五金器具更大的一个产业。但是新出现的不是其大众市场——奢侈宠物市场的规模才是前所未有的。最顶端的1%的宠物可能得到了所有甜头中的40%。
当你能养一只宠物的时候，谁还需要孩子呢？十分之八养狗的人和三分之二养猫的人会在生日或节日的时候给宠物买礼物。宠物健康保险正在急剧发展。70%购买宠物保险的人和其他对宠物保险感兴趣的宠物主人说，为了挽救宠物的生命，他们愿意“倾其所有”。2004年，美国人购买了价值140亿美元的宠物食品，包括为我们的动物花费在“人类级别的”、美味的、素食的、低碳水化合物的和有机的食物上数量破纪录的开支。
2006年，我们为我们的宠物在非处方类医疗和用品供给方面的开支超过了90亿美元——不要认为这仅仅是除蚤项圈（fleacollar）和猫抓柱（scratchingposts）。我们购买牙齿洁白剂、口气清新剂、皮毛光亮剂、专门设计的外套、小狗佩戴的珠宝以及动物用汽车座椅。我们购买治疗小猫下颚粉刺的药物。我们购买“doggles”，是为了让小狗们坐在敞篷车里时，保护它们的眼睛不被强烈的光线所伤害。此外，还有小动物遮光剂、猫用指甲油、动物用防老化面霜、爪用香水（k#9暂时只有barneys百货店②有售）。是的，我们还为我们的宠物购买隐形眼镜。
一些宠物父母花费数千美元，甚至数万美元购买定制狗舍。狗舍一直在提升档次，成了能够提供散步、游泳、电视、美味食物和修脚师的豪华宾馆。纳什维尔洛伊酒店（thenashvilleloewshotel）（为人服务的）最近引入了一项“音乐猎狗”（thehoundofmusic）的全套服务，在这项服务中，花费1600美元，你就可以让你的小狗坐着豪华轿车去录音室，为它的吠叫声加上伴奏，通过数字控制将其录制到一张假日光盘（holidaycd）上。此外还有按摩服务，当然是为狗提供的。
就像每位慈爱的宠物父母所知道的，还有各项与生命周期相关的服务。宠物成群结队地活动，从而促进了社会化。母猫精修学校，小狗约会服务，嗯，还有婚礼服务。在动物退休之家，性情相近的各种宠物在一起组成各种团体，在治疗期间玩耍。当然还有宠物葬礼、宠物纪念碑和宠物悼念仪式。你知道吗，你可以用你亲爱的宠物的遗骸做成钻石？有证据表明，在所有人造钻石中，有20%是这样产生的。
一点也不奇怪，《马利与我：与世上最坏小狗的生活与爱》（marleyandme:lifeandlovewiththeworld’sworstdog）在2005年和2006年票房最好的影片中卖得最好。而2006年重拍的《灵犬莱西》（lassie）成了这一年最受影评家褒奖的影片。
宠物父母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
显而易见，宠物商品和服务市场将继续繁荣。它不再只是宠物流行服饰小商店的发展；现在大型宠物商场正在开发“宠物饰品”（petiques）以满足宠物父母的需求。甚至“面向人类的公司”也想挤进这一市场。宝美奇品牌（paulmitchell）的头发护理产品就为动物的皮毛建立了一条专门生产线。奥马哈牛排（omahasteake）出售“袋装宠物食用牛排”（虽然，可以想像得到，这不是为母牛准备的）。各种服装、玩具和床垫公司正兴致高昂地加入到这场与kibbles’nbits展开争夺的宠物产品领域的竞争中。
这一趋势对于动物医学而言也是一个重大消息。因为这些高端食品和待遇，宠物们现在的寿命是它们30年前的三倍或四倍，过去兽医的作用是控制狂犬病和大瘟热，现在与此不同了，他们治疗的是动物的肥胖症、肾功能障碍和动脉硬化。美国各地的兽医中心都在为自己在心脏医学、神经医学和皮肤医学方面的附属专业而吹嘘。
或许，“做一只生病的狗”不再是那么糟糕的一件事？
除了独特的宠物商品和服务，创新者还应该关注人类和宠物共享的空间。2005年，本田公司发布了名为wow的汽车，这是为经常搭载宠物狗的人设计的一款概念车。有三个座椅的那一排的中间改成了一个围栏，车内的地板是木质的以便于清理，车的后门为拴狗绳、刷子和清理宠物粪便的铲子留有隔间。越来越多的人在为宠物工作，而不是相反。帮人遛狗的人带着一群狗在街区溜达一小时可以赚200美元；一位宠物设计师如果正好为fifi服务的话，他每小时可以赚到100美元。
此外还有公共空间。国家公园仍然不允许带宠物入内（牵着狗，会引来美洲狮），但越来越多的宾馆不仅仅允许宠物入内，而且为它们提供豪华的狗床和浴室。提供当场食用的打包袋的饭馆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商场为fido提供水球运动，这样“爸爸妈妈们”就可以购物了。
人们也希望能将宠物带到工作场所。参加国际宠物姐妹会（petsittersinternational）的“带着宠物上班日”的公司的数量在2003年到2005年之间增加了一倍。我们还没有处理好在公司照看孩子的问题，但是照看小狗不是应该更容易吗？
宠物父母正在推动的这一趋势会模糊法律在宠物和人类之间的区分。2004年，加利福尼亚的一位法官在一起兽医医疗事故起诉案中判给宠物主人一笔破纪录的3.9万美元的赔偿，这就等于承认，如果狗真的只是被视为“财产”，那么它拥有的合理市场价值就只会是10美元。2007年，宠物食品中毒丑闻让律师们手忙脚乱地翻阅各种诉讼卷宗，想弄明白什么是宠物中毒。这一趋势对于喜爱宠物的人而言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那些站在另一角度的动物权利保护者，他们认为养宠物是不人道的。如果在法官看来宠物不是财产，那么，人们究竟为什么被允许占有它们？
另一个新的因素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学家们曾坚持认为那些可爱的小狗的动作全都只是出于本能，宠物并没有真正的感觉或情感。现在科学界已经完全颠覆了这一看法，承认了如下的明显事实——宠物就像真正的小孩一样会思考，会行动，会爱。或许根基要浅得多，但是宠物和它主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尤其是在没有孩子的家庭）是真实的，不应该被低估。说到我们的孩子，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给他们的，即使他们是些猫猫狗狗。
政治
感情用事的精英
2008年大选期间，我每天都会听到两种说法。我听到的第一种说法是，“要是x候选人或y候选人更热情、更友好一点，我就会投他/她的票。”
我听到的第二种说法是，“我喜欢能够提出问题的候选人。这是一次重要的选举，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能够真正发现我们的问题，并能切实解决这些问题的总统。”
你认为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美国的博士们的说法？是关心个性的说法，还是关心问题的说法？
不管你相信与否，博士们的说法是关心个性的说法。其中的原因是，美国的选民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人们的态度颠倒过来了。美国的精英们，也就是我们社会中最富有的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们，已经不太关心美国的经济和战略问题了，他们更关心的是候选人的个性。在精英们的鸡尾酒会上，他们会讨论关于总统选举的最重要问题。我保证，他们谈论的话题，都是关于每一位候选人的个性分析的。我的这种说法是有充分理由的：今天的精英们关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医疗、大学的学费、失业和照看孩子等绝大部分美国人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了。精英们关心的问题，可能永远与大众关心的问题不一样，但是，在２０世纪的美国贤能政治体制中，精英们都是具有特殊教养的人，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奋斗才成为精英的，他们都非常赞赏那些努力向上的人们。简而言之，他们是认真严肃的人，他们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关心的都是现实生活和政治中的严肃问题。今天的精英们是在溺爱中长大的，他们没有经历过自己父辈和祖父辈的奋斗。
今天的精英们是从书本上了解汤姆-弗里德曼（tomfriedman）笔下的《世界是平的》（theworldisflat），而美国的大众对此则有亲身的体验。精英们看到的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功，而在底层劳作的人们的境况却没有得到改善。2007年3月披露的收入数据表明，美国10%的人是高收入者，他们的收入每年都在增加，而1%收入最高者的收入增加得最快（大约14%）。90%的美国人是低收入者，他们的收入一直在减少。实际上，一股潮流的上涨不会托起所有的船只。
这种状况造成了一种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如果向精英们提出为什么关心个性的问题，他们会告诉你，“选民们”——即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不懂得问题，所以他们要根据个性投票。但是，这种说法与真实的情况相去甚远。美国所谓的芸芸大众的受教育程度比以往更高了，而且，他们对问题的关注也更胜于以往。在政治活动中，标准的美国选民，决不会讨论个性的问题。选民们关心的是医疗保险问题、教育问题，还有在伊拉克服兵役的朋友们的问题。他们对医疗保险方案、医疗补助方案的了解，对学校体制和全球经济的了解，会令许多博士自愧不如。2007年初，希拉里-克林顿设立了一个公务网站，她收到了11000个问题，其中的10个问题是问她喜欢吃什么食物和爱看什么电影，其余的10990个问题的内容，都是人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她如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今天的精英们常常瞧不起普通大众，但我注意到，精英们常常会不顾大量事实而轻易形成自己的看法，而大众则更多地依据事实、价值观和经验形成自己的看法。大学生们总是会有自己的看法，而在走出校门和有了生活经历后，他们也总是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今天的精英们没有体验过美国人日常生活的艰辛，所以他们就像是永远不会改变看法的大学生。所以探讨美国精英的问题，要比探讨美国的选民问题容易得多。
有一天，我与一个精英报刊的记者通电话，他不停地向我讲总统个性的重要性。他说：“一位教授给我发来了一封讨论这个问题的电子邮件。”我说：“教授——那能说明你的想法就是普通美国人的想法吗？”美国的教授们表达的想法，是他们自认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们的想法，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们的想法，恰恰就是教授们应该表达的想法。当我对这位记者的其他看法提出质疑的时候，他说，他征询过“其他记者”的意见，他们的看法与他的看法是一样的。精英们关注其他精英的看法，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自己看待生活的方式，也是其余90%的美国人体验生活的方式。
这不仅仅是我的看法，我们来看一看数据。
我在历次竞选中提出一个标准的关于投票意向的问题是，人们投票支持一位候选人最重要的考虑是什么：（1）问题（2）个性（3）经验。我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三者对领导者而言都是重要的，而且难以按重要程度对它们加以排列。
根据我们最近做的一次民意调查，相当多的选民——48%——认为，候选人执著于问题是最重要的，排在第二位的是个性，占32%。选民们的一致之处，是他们都把问题作为投票时最重要的考虑，无论他们是否上过大学，是否信仰宗教，也无论来自哪个种族。不同之处则在于收入的差别。只要选民的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的魔线，相当多的人的首选就会转变为个性。如下表所示，在年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人中，以问题为首选的人占51%，以个性为首选的人占30%。但是，只要收入达到10万美元，首选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45%的人会以个性为首选，而37%的人以问题为首选。
这是29个百分点的变化，民意测验把这种变化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虽然“个性”有时可以体现一个人某种最重要的品质，例如可靠和正派，但也常常意味着某种一时的和表面的东西，例如，喜欢与某个人一道喝啤酒。当然，讨人喜欢和个人魅力是选择总统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们比解决医疗保险问题和创造就业机会更重要吗？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会认为不是这样。坦率地说，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会做出肯定的回答。持肯定态度的还有媒体的专栏作家。《纽约时报》等报刊认为，它们过去过于严肃，没有抓住关注个人的趋势，所以，《纽约时报》现在有了撰写人物心理文章的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dowd），新闻记者马克-莱博维奇（markleibovich）关于候选人个性的文章也登上了报纸的头版。《纽约时报》的作法不过是在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的后尘，《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们，例如洛伊丝-罗马诺（loisromano），多年以前就开始关注个性问题了。2007年3月，甚至《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journal）也刊登了关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的服饰，关于约翰-爱德华兹（johnedwards）的娃娃相和鲁迪-朱利亚尼（rudygiuliani）与权势人物关系的文章。突然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开始刊登闲话类的文章了，而《克利夫兰直言者报》（clevelandplaindealer）和《堪萨斯城星报》（kansascitystar）却开始刊登深入分析问题的文章了。在今天的精英们眼中，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过于死板，他只适合做大众和平运动的领导者。
就许多方面而言，智者变成了愚者，傻瓜变成了聪明人。有多少脱口秀的嘉宾的年收入不到10万美元？有多少记者会与年收入不到10万美元的芸芸大众谈话？精英们的信息圈主要是由10%收入最高的人构成的，虽然精英们过去也曾推动过更实质问题的讨论，但他们今天的作为却恰恰相反。今天的精英们更热衷的是漫谈，他们讨论的不再是实质性的问题，他们把讨论引向了表面的问题。
如果以上所说的“小报变大报”（tabloidpapersofrecord），“大报变小报”（real-newsrags）的现象，不是一种怪异的现象，那么它就有可能说明一个问题，精英和大众看待领导者的不同方式，已经对总统选举的失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竞选捐助的法律发生了旨在使金钱与政治相分离的变化，一批新型的“越来越重要的捐助者”涌现了出来，他们能够对候选人的选择和竞选施加比以往更大的影响。现在，少数捐助者捐赠大笔款项的情况，已经被捐赠额为10000美元以内的大批捐助者所取代。这些捐助者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0万美元。（除了他们，有谁能够在纳税之后为一位政治家的初选和大选分别捐赠2300美元呢？）如上所述，这表明他们几乎都不是主流的选民。
现在来看看新型的政治捐赠者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1974年水门事件之后，国会为了清理政治捐款的混乱状况，通过了一系列改革竞选捐助的法案，以限制竞选捐款的额度和增加捐款的透明度。但是，这些法案没有对“软钱”（softmoney）——用于一般“政党建设活动”的政治捐款——做出规定，例如利用软钱捞取选票。所以，几十年来，关于软钱的条款被滥用了。2002年，国会通过了一套改革法案，法案取消了软钱，但把“硬钱”（hardmoney）——个人向候选人的捐款——的最高限额提高了一倍。（以2007年为例，每一个人向每一位候选人捐款的限额，是初选和大选各1300美元；每一个人向每一个政党的捐款限额是28500美元，两年内联邦选举的捐款限额为108200美元）但是，这一届国会没有对非赢利组织的捐款做出规定，所谓非赢利组织，就是根据税法527条组建的政治团体。现在，527团体（例如右翼的“寻求真相的快艇老兵”组织[swiftboatveteransfortruth]，“争取美国进步”组织[progressforamerica]；左翼的“前进组织”[moveon.org]，服务业雇员国际联盟[serviceemployeesinternationalunion]）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忠实于政党的有钱人筹款，而且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去做以前政党所做的事，例如，为某些问题做辩护，播发有针对性的商业电视节目，以及捞取选票，等等。
我认为，2002年的改革激发了两种人的捐助热情，而且提高了他们捐助的重要性。第一种人是“大捐助者”（themega-donors），也就是非常有钱并认为有责任捐款的人。现在，他们不再把钱捐给政党的专职工作人员，而是把钱捐给拥护某一政党的527团体，他们把自己称为射手。2006年的中期选举，527团体筹集到的资金大约有3.8亿美元，与2002年的筹款额相比，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据2004年的报道称，五位大捐助者（其中的两人是一对夫妇）为倾向于民主党的527团体的捐助款项高达7800万美元，约为民主党所获捐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第二种人是“精英捐助者”（elitedonors），即夫妻二人年收入30万美元以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捐出10000美元的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人士，而且一般选民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与他们无关。他们有医疗保险，有学校，有住房。他们大多是占人口5%的收入较高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占人口1%的收入最高的人。美国的政治候选人与人共进晚餐的时间，这些人可能要占去一半，而另一半的时间才属于其余95%的人。
这样，向527团体捐款的大捐助者和日益强大的精英捐助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在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型捐助者群体——统计数据表明，他们的想法与选民的想法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仅与选民的想法不一样，而且把讨论引向了更加表面的问题。过去的精英们创办了大众广播公司（pbs），但是，今天的精英阶层是不会收看大众广播公司的节目的。
关于领导集团彻底脱离大众的经典描述，是暴君尼禄（nero）在罗马城发生火灾时仍然在弹琴作乐，不过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另一面却更加清楚地证明，选民不是傻瓜的原则，是完全适用于大众选民的。与以往相比，大众选民的思想更加敏锐、见识更加广博、受教育的程度更高，而且，他们更加实在了。所以，如果能把喋喋不休的精英和不切实际的记者的那些说法抛到一边，你就能够与某些非常聪明的人对话。
少男少女们
轻度精神失调的孩子
如果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能上大学，人们对学生们的不同“学习方式”，或者说是学习障碍本身，就不会那么担心了。如果你不存在语言表达的问题，那么你就会有很多其他的谋生手段。
但是，目前美国大部分高收入的工作，都要求大学毕业的文化水平，而大部分大学又把高水平的思维作为录取学生的要求，于是，人们对学生们的阅读、写作、拼写、推理、记忆和组织信息的技能，忽然间更加关心了。结果，有大量的年轻人被诊断为患有学习障碍、精神失调和以前未予注意的其他病症。
当然，不应把有学习障碍的年轻人混同于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孩子，令人遗憾的是，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孩子的数量也在增加（儿童自闭症患者的数量自1992年以来已经增长了九倍；而在1977年到2000年之间，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儿童的数量激增了138%）。不，大部分今天被诊断为患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所表现出的微妙症状，在一代人以前很可能就是一种未被注意到的症状，对这些症状的认识，因对儿童发展以及对家长与学校的研究的加深而更加深入了。
差别早在孩子们学步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一个孩子，在25年前可能被认为是“易激动的”，现在就可能被诊断为“感知综合机能障碍”（sensoryintegrationdysfunction）。患有这种症状的孩子，或者感知意识过度，或者感知意识不足，所以他们会认为灯光太亮，声音太响，或者是感到衣服穿在身上不舒服。
一个孩子，在25年前可能被认为是“运动能力低下”（non-athletic），而在今天，很可能被诊断为“动作计划”（motor-planning）有问题，或者说是在身体运动的计划和实施方面智力低下。
新的精神失调的类别在不断增加。所以从孩提时期，到儿童时期，再到少年时期，孩子们被诊断为患有阅读、书写、说话、倾听和计算障碍的人数，简直可以说是像爆炸一样在增长。根据联邦残疾人教育法（individualswithdisabilitieseducationact，ieda）关于“特定学习障碍”的定义，患有学习障碍的孩子的数量，在过去的30年里增加了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