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资本重置：释放中国经济的最大潜能

　　 事实是决不会自己说话的。 —— 保罗?A?萨缪尔森《经济学》

一、“非均衡”的现实经济效应 理想条件下所有商品，从生产资料、劳动力到生产、经营、服务、技术等领域的广泛选择权，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得以充分自由地流动，于是资本各要素得到了最有效率的分配，社会得到了最大的福利，这就是从亚当?斯密到瓦尔拉斯到马歇尔憧憬的“一般均衡”状态。经济学家们从这样一些似乎苛刻的条件出发，用严格的数学语言来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特征。“均衡论”成了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内容。

然而经济学毕竟是强调实证和规范的科学，而不只是简单的逻辑推理。人们在经济现实中发现一般均衡并不存在。由于信息不充分，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高，市场不可能是充分有效的。更重要的是现代经济以增长为其基本特征，而增长会破坏均衡，增长必须在非均衡下才能实现。科技发展和制度创新不时为经济提供新的动力，打破旧的均衡。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引发新的需求，于是一些行业兴起伴随着另一些行业衰落，旧的均衡被打破，新的均衡有待形成。非均衡论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现象，提出了言之有理的论断：经济活动本质上是非均衡的。 　　事实上，均衡论者和非均衡论者分别研究了经济系统两大动态转化机制：趋向均衡状态的稳定机制和打破均衡状态的生长、适应和选择机制。没有前者，经济系统将失去效率并因缺乏稳定性而解体；没有后者，经济系统将陷入无差别的静止状态，从而失去生机。 中国经济本身为典型的二元结构，而且是具有复杂成分的所谓“非匀质经济”。它表现为同一要素在不同行业、地区、单位和用途上的不同成本价格，表现为不同要素有不同的货币化程度。这种巨大的落差主要来自经济体制而非外部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双轨制和过度的行政垄断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消费品价格的双轨制、原材料价格的双轨制、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资金价格的双轨制及其与双轨制相互纠葛的行政性垄断。一方面造成受保护企业的不思进取，对稀缺资源的滥用；另一方面则使高效利用资源的企业，资源变得更加稀缺。

由此可见，要素分布的非均衡性造成了资本的不合理运用和极大的浪费，这里同时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能。释放这一巨大潜能，既是中国经济的困难所在，也是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消除这种“非均衡性”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从消除最表层的反差着手，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开放集贸市场起步，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逐步减少或消除了大部分产品、生产资料、乃至货币领域的价值扭曲所造成的价格的“落差”。现在，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经济潜能，正存在于千百万个企业资本配置的非均衡与不合理中。

二、经济增长率与要素配置方式

不同类型所有制的企业有不同的要素配置方式、权利和义务，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运行机制。让我们用简单的Cob-Doglass生产函数分析推动中国工业不同所有制经济增长的因素。 分析中我们用固定资产净值、就业人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解释工业净产值的增长，并对全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作一对比。全国国有工业的数据来自1988年工业统计年报，时间从1978年到1988年。乡镇企业数据来自1991年统计年鉴，时间从1978年到1990年。净产值均按1978年不变价格换算。 三、资本之源：资金与劳动力

缺乏一种健康、灵活的资金动员与利用机制，资金就会有如一只黑色的幽灵，作为有逐利性的通用价值尺度，其表现行为难以捉摸。财政、银行、企业和居民四大行为主体的资金来源与运用，展现了中国资金市场难以解释的困惑。

中央财政收支缺口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为了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对非国有经济，如集体、三资企业，实行低税政策，主要靠国有企业来支付社会改革成本。但由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体制转轨中因体制、政策、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原因的改革滞后，使得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盈利率不断降低，亏损额逐年增加。如销售利润率由1978年的16.39％下降到1994年的4.42％，而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比1993年增加6.6%。加上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国有企业上交利税的能力相对下降。这样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降低，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1.8%（参见表1-2、图1-2）。而国家行政机构经费开支逐年增加，造成国家财政收支差额逐年扩大（参见表1-3）。这种状况使得国家用于国有企业的投资不断下降，如基本建设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0.7%下降到1994年的12%（参见表1-4）。但由于没有形成权利与责任相适应的市场投资主体，缺乏产权约束，使得地方和企业都能从扩张中得到好处，进而形成投资膨胀，国有经济单位的基本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如国有经济单位新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1985年的514.78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2,848.42亿元，10年增长5.5倍。在国家投资不足的条件下，这种规模的扩大，只有靠银行贷款。一方面形成高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偿债能力差，盈利能力低，进而减少靠国有企业为主要支撑的财政收入来源，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窘境。

银行业陷入困境

银行业的困境首先表现在存在大量无效和低效贷款，特别是政府“安定团结贷款”使银行资产质量急剧恶化。据统计，1994年逾期、呆滞、坏帐贷款占贷款总额的20～30%。其次是利息负担重。1995年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3万亿，若按平均10%的利率计算，银行需付年息3,000亿，超过了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相当于1994年全部财政收入的58%。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各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困难重重，无法赚钱的银行又如何成为商业银行？英国《银行家》杂志根据各家银行1994年底的数据，公布了1995年世界1，000家大银行的排名，我国的工、中、农、建四大国有银行从1994年的第7、21、54、47位分别降至1995年底的23、32、60、70位，世界排名的急剧下降表现了我国银行业的困境。

国有企业资本金不足，债务负担重 国有企业表现为资本金严重不足，资产负债率高。据统计，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资本金占国有企业全部资产额的平均比重为26.4%，比非国有经济低6个百分点（参见表1-5）。其中国有煤炭采选业资本金占资产比重只有29.7%，比国家规定标准35％低5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业中国有经济的资本金占资产比重只有21.8%，比国家规定标准35%低13个百分点，比集体经济39%低18个百分点。同时，国有企业资本储备率低，一般财务制度规定法定盈余公积金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5%，据18个试点城市统计，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之和达不到法定比例的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67.5%。在资本金严重不足，资本储备率低的情况下，必然是资产负债率特别高，由1980年的18.7%上升到1994年的71%，其中资产负债率高于90%的国有企业约占国有企业总数的20%。

国有企业资本金严重不足，资产负债率高，从微观上看，其直接后果，一是国有企业规模小，规模效益差。由于国有企业资本金不足，无法扩大规模，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产业集中度低，绝大部分企业的规模没有达到最小规模临界值，使得单位产品成本高，市场竞争能力低，抗风险能力差。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行业是典型的规模效益高的行业，而且产品升级换代快，汽车行业最小规模临界值变化快，70年代末世界汽车工业单个企业最小规模临界值为200万辆，而我国1994年全国汽车产量总计才只有150万辆，这150万辆的产量却分散在120多家整车厂、600多家改装厂、4,000多家零部件厂中生产。国力如此分散，谈何效益，又谈何名牌？二是国有企业利息负担重，偿债能力低。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各种利息支出相当于利润总额的104%。据对1994年国有工业39个行业的分析，所有行业的流动比均未达到经验值（经验值为2），最高流动比为1.15，最低为0.78，在1～1.15之间的行业为18个，占整个工业企业的46％,低于1的行业有21个，占54%。国有企业在高负债的情况下偿债能力低，必然陷入“高负债→高筹资成本→低利润→低资本储备→更高债务”的恶性循环。

国有企业技改资金不足。有效的技术改造是产品升级换代，提高设备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国有企业资本金不足造成技改资金严重不足，技术装备水平落后，据世界银行分析，中国国有企业设备属于国际60～70年代水平的占20～25%，应淘汰的占55～60%，国有企业技术装备的整体水平存在20～30年的差距。这种状况使国有企业陷入“不搞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的两难境地，不搞技改，产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或者产品不适销对路，效益差，甚至亏损；搞技改，只有靠银行贷款，高额利息负担往往造成企业还没有取得技改效益就陷入了债务困境。 　　从宏观上看，主要有以下影响：

第一，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逐步弱化。国有企业资本金不足，特别是“拨改贷”的实施，金融职能取代财政职能，削弱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由于银行体制改革滞后，国有企业负债经营并不受债权人的硬预算约束，形成国有企业依赖信用手段极度扩张，造成宏观失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

第二，资本金严重不足必然导致高负债，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大量的逾期贷款、企业呆帐和亏损垫款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严重威胁着国有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企业应付税金的增加和实现利润的下降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制约了国家发展经济和宏观调控职能的发挥；大量应付帐款的存在，导致商业信用弱化，人欠、欠人的三角债屡清不减，严重扰乱了宏观经济秩序。 面对国有企业高负债的不良后果，近年来政府部门以及经济理论界正在积极探索降低负债率的良策，其中达成共识的是 “贷改投”和“启动国有资产存量”，但这两条措施的实施，都伴随着极大的困难。

“贷改投”或称“债改股”，等于财政向银行贷款再投向企业，银行的钱实际上是百姓的储蓄，于是财政背后站着一位要求按期还本付息的强硬债权人，而面对的却是一位预算约束相当软弱的“债务人”。这位“债务人”能提供的是一种非常不确定的“生产利润”，其结果无非是将企业的债务危机转变成政府的债务危机，近年来财政支出中债务所占比重正在急剧上升（参见图1-3）。而且据测算“拨改贷”资金只占国有企业总债务的4%，即使把由于“拨改贷”形成的债务全部改为国家投资，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也没有太大改善。因此关注的热点转向“启动国有资产存量”。据有人估算，“国有资产存量是4万亿元，75.01%的负债，要启动需1万亿美金”。1994年底国家银行资金来源总计4.58万亿元，国家财政总收入5,218亿元，谁能拿出8.3万亿元来启动国有资产?即便如愿，以外国资本挟8.3万亿元巨款进来启动国有资产，而我们的国家银行资金来源总计才4.58万亿元，它的经济、政治后果是什么?启动国有资产的要害真是资金吗?为启动国有资产，以各种名义注入的资金并不少，但效果却未如所料。

城乡居民资金积累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市场渠道不畅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事业单位自己支配的资金多了，老百姓手中的积蓄也大幅度增加，全国预算外资金收入相当于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1978年是31.0%，1992年为97.7%，上升了66.7个百分点。1994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3,430.8元和1,315.8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9.8倍和8.8倍，比1985年增长了4倍和2.3倍；减去同期人均生活费支出后的收入结余，1994年比1985年分别增长了51倍和3倍。据有关部门测算，整个社会游资总量(扣除已投入股票、债券部分)大体在3,000亿元以上，相当于1994年国有银行贷款余额的1/10。由于个人投资渠道不畅，城乡居民的收入结余绝大部分以储蓄存款形式进入少数几家国有专业银行，今年银行两次存款利率下调，居民储蓄存款仍大幅度上升，正说明民间资本融资渠道不畅。国有专业银行将吸收的大量存款再主要以信用贷款形式流入企业(参见图1-4)。而银行信贷资金存量中真正能够流动部分，据调查只有20%的比例，其余80%贷出去以后被企业长期占用。

由以上四大行为主体的资金来源与运用分析，可以看出，财政与信贷功能错位，企业是吞噬资金的黑洞，居民有大量的闲散资金，但主要以储蓄形式转化为存款，再转化为对企业贷款被企业长期低效占用，从而形成资金恶性循环怪圈。财政与信贷，是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财政以无偿投资形式直接注入国有企业资本金，财政投资功能弱化，必然将注入资金的重负转嫁给银行，形成跛脚运行格局；而信贷需求的扩张也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了社会总供给的承受能力，必然是以发行货币来支撑。据统计，1991～1993年，全国货币投放增长的平均速度为30.7%，而同期GNP平均增长率为12.4%，仅这三年多发行的货币就占1982～1993年多发行货币的85.9%。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通常是采取一系列“软着陆”的宏观调控措施，主要是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在“投资饥渴症”的冲动下盲目铺开的建设摊子中已经陷入一大块资金，必然因银根紧缩而固化，短期内难以自拔，从而加剧了社会资金紧张的矛盾。

资金是经济的“血液”，通过正常的循环将企业、银行、财政和居民联系起来。资金只有正常循环才能发挥其经济作用，促成要素的流动和资本的重新配置。我们决不可把资金看成财富本身，把自己的资金循环窒息后又指望外国人来给我们“输血”。 别忘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外来的资本没准是“雅格的红豆汤”。

“人必自助而后神助之”，消除资金循环渠道上的各种扭曲和阻碍，使我们经济的循环系统通畅起来，这才是我们的出路。

劳动力资本的闲置

企业改制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富余人员的分流，政府则为就业问题大伤脑筋。据有关研究预测，到2000年我国城市每年新增劳动力约1,200万人，农村转移劳动力900万人以上。农村剩余劳动力则维持在1到1.3亿之间。人口和劳动力问题给中国的社会稳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然而当我们论及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济起飞时，却将几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作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与中国大陆对比，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口密度如图1-5。

与之相比，中国大陆的人口压力比日本、韩国和台湾轻得多。在经济系统中，资金和劳动力是最重要的两类资源，当资金稀缺而劳动力充足时，合理的选择是大量利用劳动力以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反之，在劳动力稀缺时，则应利用资金提高自动化程度以节约劳动力。经济学承认，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的劳动力和资金是具有替代性的。

在我国，长期将本来稀缺的资本金高度集中，使国有大中型企业之外的劳动力与现代意义下的资本几乎无缘。前边的分析已表明，资本集中的结果并未实现论者所希望的高效利用，反而造成了资本的巨大浪费。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经济政策人为地将社会分为几个部分：拥有资本金的城市和几乎没有资本金的农村；不同成份的企业拥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资本。可用资本量的悬殊差别将居民从经济生活上分成了不同的社会等级，他们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行为准则。

改变将人当作包袱的观点，从资金与劳动力的最优组合出发，去发现不合理配置造成的落差，从中发掘经济潜能，是解决中国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出路。全部就业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全部就业仍有潜在或隐性失业。

问题的核心是劳动力与资金两大资源的最优组合，从长远和整体上看，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在供需平衡的基础上实现两大资源的合理配置。由于中国的初等劳动力仍处于几乎无限供给的状态，低工资将是长期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一场革命，必将触及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到劳动力市场都将无一例外。 四、资本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的主渠道

由资金与劳动力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要素市场的显著特征：短缺与闲置并存；高投入与低产出并存。这种要素配置状况极不合理，资本利用效率极低。更可怕的是，资本配置格局僵化，即因资产不能流动，存量资产结构很难调整。

由于国有存量资本缺乏调整机制，更加加剧了资本配置效率低的状况。从微观上看，国有企业内部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呈现僵化模式，导致国有企业资金严重短缺与资产闲置浪费共存。一方面，企业难以利用闲置资产调剂收入、增加投入、扩大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企业难以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从宏观上看，国有经济结构不合理，调整难度大，一是国有企业行业覆盖面过大，包打天下。中国现有国有企业30多万个，几乎遍布所有的产业部门，国有经济布局没有突出主导作用原则，从工业内部39个行业上看，行行都有国有经济，最高行业资产比重是99.9％，最低行业比重是11%，平均行业比重为61。在一些国有经济没有必要进入的行业，如第二产业中的食品、服装、家俱、文体用品，第三产业中的理发、浴池、饭馆、旅店、日常用品店，都有相当比重的国有经济。在这些行业中，国有企业既没有竞争优势，也没有进入的必要。二是重点行业进入不足。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应发挥的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基础产业、先导产业、垄断产业及部分支柱性行业进入不足。据粗略统计，“主导作用领域”内的国有资产不足总量的30％。在工业39个行业中，不仅每个行业都有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而且国有化程度没有明显排序。据统计，工业39个行业中国有企业总产值占行业总产值40%以上的有22个，占行业总数的56%；食品加工业中，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为56.5%，资产比重为66.2%；而非金属矿采选业，国有经济分布没有突出重点。三是制造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据统计，我国现有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当于人均4,000美元的国家，轻纺业年销量仅占生产能力的2/3，彩电、电冰箱、洗衣机这三大家用电器生产行业，都有50%以上的过剩，这种状况，使已建成的生产能力报废，资产闲置严重，并使大部分制造企业处于亏损和高补贴、高负债、高库存的危机状态。

在人与物的结合方面，由于资本的配置格局僵化，使得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无法分流，社会闲散劳动力就业机会减少。因为，虽然劳动力与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赖，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需要一定数量的资本来推动。一方面社会巨额游资难以直接投资于企业；另一方面，劳动力富余，国有企业冗员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缺乏资本推动，造成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从这个角度，也充分表明了资源配置效率低。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资本配置结构不合理，配置效率低，调整资本存量结构迫在眉睫。资本配置方式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明显的不同。本世纪中，人们在几乎半个世界的范围内实验了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曾用行政手段实现了社会资源的高强度动员,却因资源利用的低效率而失败了,从而导致了大范围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中国改革十七年后的今天,银行里积累了高达25,563.935亿元的城乡储蓄存款，而利率和贷款额度的双重限制使银行不可能将储蓄存款都用到最能产生收益的方向。同时大量企业却大叫资金紧张，可奇怪的是，企业在银行的定期存款却高速增长。这表明，我们已不能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本投入生产，而且企业内的资本也有不少进入休眠状态。国有企业亏损的大幅度增加又证明了我们的资本利用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中利用价值规律，促进资本流动，是调整资本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也是释放中国巨大经济潜能的现实途径。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的目标是资本的有效动员和有效利用。为此，宏观上，要改革和完善国家财税金融体制，形成资本有效动员机制和促成资本合理流动的政策环境，国有资本的运作必须独立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并确保有明确的主体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微观上，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而构造自主、有效运作资本的主体；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要形成有效动员资本与有效运作资本的中介主体，使其能超越单个企业、单个地区、单个行业的局限，从全社会的角度，做出资本流向的正确判断，实现尽可能大范围内资源的有效配置。

五、小结

资金是经济的“血液”。我们绝不可把资金看成财富本身，把自己的资金循环窒息后又指望外国人来潜我们“输血”，只有建立健康、灵活的资金动员与利用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金循环渠道上的各种扭曲和阻碍，改变将人当作包袱的观点，从资金与劳动力的最优组合出发，去发现不合理配置造成的落差，是解决中国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出路。

资本的利用效率与其组合方式和运行机制密切相关，在不同的企业中资本利用效率有相当大的差距。调整资本组合方式，改善其运行机制，从而发掘出其潜在的价值，才能使低效率利用的资本达到更高的利用水平。

要素分布的非均衡性造成了资本的不合理运用和极大的浪费，这里同时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能。释放这一巨大潜能，既是中国经济的困难所在，也是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