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资本配置方式：计划还是市场

　　 只有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和教条的反社会主义者，才把计划和市场看成不相容的对立物。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今天，我们致力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人们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本世纪从20年代到50年代，以前苏联为首，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半个世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国家思想界最杰出的人物大多成了这一潮流的推动者，民众亦以满腔的希望和热诚欢迎这一选择。这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社会政治与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这种缺陷暴露了社会不可忍受的弊端，于是人们抛弃了亚当?斯密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的“看不见的手”，转而寄希望于一个公正、贤明、全能而又强有力的政府。

近一个世纪的试验打破了从圣西门开始的梦想，于是人们又无可奈何地开始重新审视亚当?斯密。然而如果只是简单地回到原点，我们就浪费了这一个世纪人类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盲动和无知一样，可能让我们犯下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

从私有化到国有化，再到私有化，英国从经济理论到经济实践都堪称经济政策的实验室。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考察一番这一老牌市场经济国家探寻资本配置的轨迹。

一、英国：经济政策实验室

亚当?斯密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故乡，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地方，也是凯恩斯主义的发源地。各种不同的经济理论都曾强烈影响过英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使英国成了不同经济政策的实验室。认真研究英国的经济体制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

亚当?斯密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理论家，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经济理论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向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政策发起了挑战，认为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去处理资本配置问题，这些问题应交给市场去完成，由“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比例与秩序。亚当?斯密推崇市场与自由竞争，认为只有存在竞争，才能最完善地分配资本和使国家经济比例维持大致的平衡。亚当?斯密的理论经过李嘉图、萨伊和马歇尔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甚至成了英国上层阶级的精神点缀品。 18世纪末，亚当?斯密的理论被官方接受并支配了英国的经济政策达一个半世纪。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开始发生局部的变化，英国的工业部门，尤其象采煤、钢铁和机械工程等部门的私营企业开始转变为公营企业，股份公司开始出现并迅速增加。1862年英国政府备案的股份公司有165家，资本额5,700英镑；1873年发展为1,234家，资本额增至5,184英镑；1893年新成立的股份公司为2,515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组织大量出现，并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之适应，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开始出现，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实施了战时体制，国家从多方面介入社会经济生活。战争结束后，国家干预又有所放松。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给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也对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它说明仅靠“看不见的手”和自由竞争不能保证社会资本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有序运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实现均衡，必须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此时，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和调节，市场和竞争的作用暂时被放到了从属地位。

总的说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国家干预有一定发展，但英国经济基本上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在产权方面，私人占有几乎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国有的只有邮电局和公用电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措施加大对经济的干预活动。

国有化的努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左翼力量始终反对资本的私人垄断，信奉“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把扩大国有部门的产权看成是提供就业机会和保护消费者的“社会主义”原则。工党认为，实行重要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改变单一的私人经营方式，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加上另外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可以加快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增强产品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率。战后的经济形势恰恰有利于实施国有化的政策。从1945年7月26日到1951年10月26日执政的英国工党推动了第一次国有化高潮，先后实行国有化的行业和部门有：英格兰银行、民用航空、煤炭、铁路、电力、天然气、钢铁、邮政、城市交通、电话电报、供水，石油等。

1951年丘吉尔保守党政府上台后，把大部分钢铁工业和部分汽车运输业归还给私人企业主，1964年工党新政府又恢复了部分国有化措施。

1970年希思保守党政府接替工党政府组阁时，又把前任工党政府重新国有化或继续国有化的工业部门部分地私有化了。

1975年威尔逊工党政府接替希思保守党政府执政后，进行了第二次国有化运动，除了把钢铁工业再次国有化外，还把一些行业的部分股份收归国有。工党还通过颁布了《工业法》、《石油开采法》、《公有土地法》等法律，进一步加大国有化力量，加强国家在私人垄断中的作用。国有企业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左右，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8％，就业人数达175万，广义的国有经济部门约占用总劳动力的25％，投资占用国家总投资的1/7以上，占工业投资的24％。

然而，大规模的国有化并没有带来工党政府预期的经济发展，反而造成了英国70年代的停滞不前、通货膨胀、财政困难和失业。在英国，国有企业的平均成本比私人企业高40%；在西德，国有企业的平均成本比私人企业高100%；在日本，地方政府的企业24%都有亏损；在法国，国有企业每年亏损总额达300多亿法郎。各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都需要保护，或给予财政补贴，或确立其垄断地位，否则就很难保持已有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是不可避免的。一份国际研究报告指出，英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与其它国家相似。即在比较好的经济环境里，国有企业经营得较好，有一定效率；而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中，情况会很糟。

撒切尔夫人的革命

1979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大选获胜后，开始搞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支持私有企业和自由市场经济。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指责国有化的缺陷是破坏经济选择的自由，危害消费者的利益，增加财政困难。撒切尔夫人主张限制政府活力，充分发挥私人经营管理效率高、分散决策灵活的优势来发展经济。

撒切尔政府把16家国有化企业和国家企业作了不同程度的私有化，有些企业分批出售股份，有些企业一次出售股份，有些企业变为完全的私人企业，有些企业虽仍保留政府股份，但比重大幅度下降。这一阶段累计出售国有股份与资产价值达77.2亿英镑，约有40万个工作岗位转移到了私营企业领域，英国股东数增加了约一倍。

在非国有化的同时，撒切尔政府从各方面减少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更多地发挥市场和竞争的调节作用，重新实行经济自由主义。并且改革税收制度，降低税率，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私人企业同国有企业开展平等竞争，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

1983年6月，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大选中再度获胜组阁。在第二任期内，她继续第一任的经济政策，把重点放在控制通货膨胀和非国有化上。1983年9月，政府再次出售庞大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国有股份，得到5.43亿英镑，使政府尚存股份下降到31.7％。1984年11月，政府把完全国有化的英国电信公司股份出售50.2%，得到39.16亿英镑。1984年7月，政府又把美洲虎公司股份全部出售，得到2.97亿英镑。在1983年6月到1984年间，政府还将电缆和无线电公司、英国近岸石油资产公司、企业石油公司、海运公司、罗尔斯?罗伊斯飞机引擎公司、英国莱兰汽车公司的部分股票出卖，并在英国天然气公司和主要机场引入了私人资本。

到1991年底，英国政府只保留了5家国有企业，包括英国煤炭公司、邮局、铁路公司、伦敦市内公共交通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目前，国有经济部分进一步被私有化和公私合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浪潮，进一步加强了私人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英国的市场经济经过1979年以来保守党四届政府的持续改革，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前的国家过多干预经济向经济自由主义转变。

1978年以来保守党政府的这种自由化改革，对于英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使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变化，收到了显著成效，“英国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英国的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参见表2-1）：1986年达到了196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则在不断提高，1983年至1986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分别为3.5％、2.8％、3.4％和2.6％，居欧共体成员国前列。1987年，尽管遭受股票暴跌狂潮冲击，英国经济也未有严重衰退，增长率为4％，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首屈一指。

注定的选择

纵观英国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政府和市场在经济中的角色分工一直在不停的试验和探索。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1945年到1979年的34年中，英国工党与保守党交替组阁执政，恰好各17年，两党平分英国政坛秋色。在政府干预经济这种思想理论指导下，工党政府在自己执政期间，大规模推行国有化，掀起了几次国有化浪潮，编制和实行国家的经济计划，调控生产资源配置。保守党虽然也信奉凯恩斯主义，但在国有化、经济计划化和国家干预等问题上，却与工党大相径庭，针锋相对。保守党政府强调，必须通过加强自由的私人企业经济来改善英国的经济状况。它在几次执政期间，把工党政府的一些国有企业重新非国有化，以恢复私人企业制度。它还强调竞争的作用，减少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重视自由市场经济中供求力量的作用，以求实现均衡的、高效率的、低通货膨胀的经济。

在英国进行的长达两个世纪的经济实验告诉我们：西方的经济制度也是在长期的摸索比较中形成的。反复的实验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寻求市场和政府的合理分工，原则上，政府应负责维护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应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公共设施之类自然垄断的行业，除此以外，资本配置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导。

二、经济转轨潮流的兴起 经济体制转轨是当前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课题。1996年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主题就是转轨问题。所谓转轨问题，是指从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过程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因而在经济学理论上还是空白。

到目前为止，转轨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苏东为代表的激进式转轨；另一种则是以中国为代表（含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渐进式转轨。两种模式孰优孰劣，国际上争议很大。从现在的总体状况而论，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经验是成功的，明显的标志就是保持了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上升，并且在转轨过程中社会未出现大的问题。与此相反，苏东国家却面临着经济发展速度急剧下滑，社会秩序混乱和其它一些难题，因此，中国经验受到普遍重视，处于上风地位。

89年以后，许多原先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改弦更张，向市场经济转轨，形成了转轨经济，那么，我们自然要回答一个问题：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好处？计划经济为什么会难以维持？这个问题争论很大，属于改革的出发点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更远一点的历史。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均属于现代经济制度，都是工业革命后以工厂为基础组织的经济制度。工厂的出现，要求集体上班、集体生产、销售和分配收入，是近代史上出现的一种现象。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社会化的组织，组织形式一种是市场，另一种是计划。最典型的市场经济以19世纪的英国为代表，最极端的计划经济典型是苏联的20年代。在这两种典型代表之间存在不同的变化类型

以上是总体上模式类型的勾划。纵观这些模式，涉及的无外乎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经济需要一个体制？体制的作用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动力机制或激励机制，另一个是维持经济运转的资源配置机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主要区别是在这两个基础上的区别。市场经济偏重物质刺激，人为利益而努力，激励机制倚重于这种“利益”；计划经济讲精神作用、荣誉感、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动力来自精神鼓励。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经济讲“看不见的手”，通过竞争把资源配置到需要的地方去；计划经济则认为可以通过“看得见的手”把资源分配到合理的地方。应该说，从纯理论角度，这两种经济体制无更好更坏之分，不过是从不同角度解决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演化，在现实生活中，计划经济劣于市场经济。原因很简单，维护计划经济实现其体制（激励、配置）的先决条件很难找到。为了长远利益（阶级、民族、人类）可以永远放弃个人利益的假设只能在某一特定时期成立，不能适应更长时期，某个人可以做到的事，要求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做到是行不通的。资源配置上，假设了中央决策者比别人高明许多，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会，但同代人很难有太大的差距，于是，资源配置不合理出现了，浪费日益严重。两大假设的不存在，引发了如何改革的探讨。20年代以后，苏联开始“新经济政策”一类改革探索。中国的改革也很早，1956年就开始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有论述。发达国家19世纪完成了工业革命，而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在刚刚脱离了殖民统治后才开始工业化进程。相隔100年后，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亟需采取超常规措施。计划经济适应了这种需要，因为它能利用国家力量动员资源，迅速在关键部门站住脚跟，从而缩短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从发展战略讲并没有错。在体制上，构成计划经济的两个假设是存在的：一方面，人民群众情绪高涨，政治动员费劲小效果大；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层次少，单薄，决策者易于看清投资方向和判断投入资源数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前提条件逐渐开始失去了，这种体制出现许多弊端。到50年代中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各国都开始了改革的探索。在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将决策权层层下放，一直放到生产队，结果是小高炉遍地开花，粮食仅在宣传上放“卫星”，并没能维持多久就陷入了危机。于是从60年代开始又把权力收上来了。苏联也是如此。收权后，改革思路转为在坚持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完善计划的方式方法。借用计算机，层层分解，越细越好，分散到班组、个人，由此促进了计量经济学的大发展，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收权后，分析不成功的原因在于积极性不足，放权刺激又会走大跃进的老路，于是寄希望于把精神鼓励推向极端。这是一种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的解释，当时的名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不容你想个人利益，从而使激励机制有效，其结果，人们都已清楚。

中国和苏东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存在缺陷，完善计划方法和加大精神鼓励不能弥补这一缺陷，由此只能寻找新的突破。这一认识首先是中国人得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改革初期并没有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分得那么清楚，于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用经济学解释，就是“渐进模式”。特点是“试错”，通不过了，换地方试，通过了，继续试。到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之，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源是体制的内在因素造成的，改革的动力是因为这种经济体制难以维持。

三、转轨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

九十年代初，原苏联和东欧采取了激进的改革方案，试图在短期内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然而实践的结果远不象方案设计者期望的那样，各国均出现了经济大滑坡，南斯拉夫和苏联瓦解，原南斯拉夫陷入内战，原苏联的经济则进入螺旋下降的轨道。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从总体看可分两步。

第一步：叶利钦1991年10月28日在俄罗斯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加快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并由大会通过。接着，俄罗斯政府于1991年12月19日作出了《俄罗斯联邦放开物价措施的决定》。《决定》于次年1月2日起执行，只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商品和劳务规定了国家提价的最高限额。并于1992年1月1日起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同时实行强硬的税收政策。

据俄罗斯政府领导人称，改革第一步的目标有三：一是经济自由化（包括商品市场、货币调节及对外经营活动等）；二是采取必要手段稳定财政（包括消除国家预算赤字，严格限定向企业发放新贷款及稳定卢布兑换比价）；三是继续进行体制改革（包括国家所有制企业的私有化，进行土地改革及建立市场基础结构）。 第二步：俄罗斯政府于1992年6月30日提出了一项为期3年的加深经济改革计划。它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放宽对经济的限制，取消对价格、经营、对外经济活动的行政管理限制，用发展贸易来取代过去的官僚分配制度；二是稳定财政和货币体制，保证卢布坚挺；三是私有化，为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提供必要的前提；四是经济的结构改革，经济非军事化，适应消费需求结构，提高俄罗斯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扩大市场份额，使俄罗斯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五是创造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劳动生产率；六是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使有劳动能力的居民适应新的条件，保护最易受损害的阶层不受过渡阶段消极现象的影响，在提高经济活力和公民私人自愿存款作用的基础上创造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第二步中政府计划将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危机发展阶段”（主要政策是自由化和稳定财政）；“恢复国民经济阶段”(为发展实业和竞争创造条件)；“经济高涨阶段”(依靠深加工产品出口的增长，年经济增长率应达到3～4%，国民生产的积累应增长15%以上)。

俄罗斯这一改革计划采取一系列激烈的经济措施，以期在短时间内达到“一跃而进入市场经济”的目的，因而又被称为“休克疗法”。

然而从俄罗斯社会经济情况看，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俄放开物价的初衷是借价格上涨来抑制过度需求，并为生产结构的调整和生产的回升创造条件。但由于与之相配套的私有化计划和企业改造未能跟上价格放开的步伐，大部分企业依然按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转，效率低下，又因物价上涨，工人工资不断提高，造成企业成本增加，许多企业资金周转不灵，“三角债”大增。

2. 运行机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未收到预期成效，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有一较长的时期。私有化是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首要环节，但由于俄过去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一般都超过80%。因此，需要非国有化的企业数目相当多，而本国居民收入不高，能够真正用于购买国有企业股份的资金十分有限，加之证券市场不发达，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等，也是私有化难以迅速实现的困难所在。从实践来看，即使私有化能在较大范围内实现，要想立刻增加供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原有的生产、销售网络和渠道已经不复存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大量技术设备老化问题在短期内都不会有明显改善，而失去国家保护的非国有经济一开始就面临着外国产品的激烈竞争，生存和发展环境险恶。

3. 社会经济形式恶化。卢布急剧贬值，通货膨胀难以遏制，失业问题严重，科学技术事业日趋衰落。 东欧剧变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国的新政府都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为了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各国政府制定的总方针也十分相似，这就是：稳定经济，实行私有化，经济自由化以及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为此，波、匈、捷三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采取多种私有化方式，试图尽快实现经济私有化。

波兰和匈牙利开始实行的是自发私有化。在没有国家监督和管理的情况下，企业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自行决定私有化方式，把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这种私有化方式缺乏透明度，事先不对国有资产进行估价，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为了确保私有化顺利进行，波兰和匈牙利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并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私有化进程的控制和监督。捷克斯洛伐克国会也相继通过了有关私有化的法律。除此之外，三国政府还制定了私有化纲领或计划，规定私有化的具体措施和阶段性目标。为加强对私有化的监督和管理，三国都建立了主管私有化的政府机构。如匈牙利的国家财产局、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和国家私有化署，波兰的所有制改造部等等，捷克和斯洛伐克设立了私有化部。

从私有化的步骤看，波、匈、捷三国具有共同点。首先，三国都先实行小私有化，然后进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是指商业、服务业和小工业企业的私有化。小私有化涉及的企业规模小，所需资本数量不多，比较容易进行。大私有化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基本上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或国库单股公司，这一过程被称作“商业化”；第二步，将股份公司的股份以各种方式向国内外公开出售，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因大私有化涉及的企业数量多、规模大，因而困难较大，进展十分缓慢。 虽然波、匈、捷三国私有化的步骤相类似，但各国私有化方式或途径是多样化的。一般来说，私有化方式有出售、免费分配、退赔、承包租赁等几种方式。在实践中，波、匈、捷三国私有化方式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方式并用。

波对国有企业在所有制改革的初期采用了激进的转轨方式，试图在短时间内完成产权制度变革，把企业迅速推入市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结果事与愿违，带来诸多弊端。经过5年的转轨，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效益下降，国家财政吃紧，企业倒闭现象严重，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私有化难度加大，进展速度下降。

捷克国内目前理顺产权仍有难度。私有化形式主义倾向存在，多数物质形态的国有资产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价值形态的资本，无法实现国有资产存量结构优化和达到国家充分利用其拥有资本的目的。目前，企业间相互欠债达1700万克朗之多，缺乏生产性投资资金，更缺乏市场经济运作经验及有能力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这些都制约着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并使企业内部结构调整一时无法有效建立和实现。

5年来，匈牙利大部分大中型企业还在困境中挣扎，国内经济不景气，生产连年下降，连续4年负增长。到1995年1月，人均负债2890美元，居东欧国家之首。

在一批西方学者的鼓动下，苏联、东欧走上了激进改革的道路，做了人类经济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试验，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应当珍惜并认真总结这些试验的教训。

历史上旧结构的瓦解往往有两种形式：脆性瓦解和柔性瓦解。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末期的社会动乱是脆性瓦解的典型；英国的光荣革命则是柔性瓦解的典型。

英国的资本主义革命是在保留原来的行政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前提下，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中逐渐生长出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在新经济结构足以支撑社会生活并使旧的经济系统无足轻重之后，行政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的转变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苏联、东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体制转换中“立”比“破”更重要。必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尽快形成新体制的运行机制。这里资本配置机制尤为重要，只要这一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转轨期经济崩溃的风险就始终存在。

四、东亚模式：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相互交融

欧美市场经济制度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几百年制度创新的结晶，并在欧美社会中被证明是有效率的。随着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张，这种经济制度被各种不同文明的社会所移植或模仿。人们环顾世界时可以发现，从南美到北非到南亚，这种移植或模仿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在东亚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至被人们称为“东亚模式”，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

所谓“东亚模式”通常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其中香港和新加坡为城市，且有其特殊的背景，与中国经济缺乏可比性，我们的分析将集中在日本、韩国和台湾。

从资源的角度看，日、韩、台三地均缺乏资源，尤其是现代工业所需的主要原料、燃料不能自给。例如1985年日本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为81%，其中铝100%、镍100%、原油99.7%、铁矿石99.0%、铜97.2%、天然气94.5%、铅84.9、煤85.1%。1992年韩国消费能源14078万吨标准煤，而生产仅2929万吨，进口14950万吨，出口1783万吨。1993年台湾原材料进口占进口总额的70.3% ，占岛内生产总值的25.3%。 从人口密度的角度看，前已指出，日、韩、台三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人口压力比中国大陆大得多。

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看，日、韩、台三地都在汉文化的影响范围内，都有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台湾与大陆更是同文同种，国共两党有着难分难解的历史渊源。

50年代，日、韩、台三地的经济都处于战后的凋敝状态，与大陆的经济不相上下，但20年后三地远远地跑在了我们的前面。

东亚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利用政府的积极参与，甚至政府的权威，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这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起着关键的作用。正如B?桑格指出的“精明强干的领袖人物的政治决策，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其意义重于其它经济因素”。

东亚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政府计划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台湾早期民间计划能力很弱，不但交通运输的计划，而且工业计划皆须借助政府规划。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四年和六年计划。东亚模式中的计划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计划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作为对经济行为的指导和对市场经济缺陷的校正，而不是取代市场机制；其二，计划建立在经济界、企业界、政府官员乃至外国专家的广泛交流基础上，而不是行政系统分配资本的工具。这就使得计划更有科学性、客观性，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并弥补其缺陷。

东亚模式的第三个特点是政府与企业的密切配合。一般情况下，政府与企业容易处于对立的地位：政府要管制，企业要逃避。在日、韩、台，政府对企业采取扶持、指导、保护、辅助的态度，而企业则主动配合政府的政策，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政企结盟，共同对外。

韩国和日本开发海外市场的方法类似，政府和大企业共同协商，制定计划并落实执行计划所需的人力、财力和政策保证措施，以建立产品形象和销售网络为目标，谋求长期利润。这种政企结盟的格局使日、韩的国际竞争能力大为加强，以至西方曾不无敬畏地将韩国企业称为“朴正熙部队”。

培植一大批现代企业家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在韩国的“经济奇迹”发生之前，“企业家”比政治领导人更令人失望，只有投机诈骗才能获利，诚实可信的企业家则穷困潦倒。企业的经济实力在朴正熙政权的扶植之下大为扩张。到七十年代末韩国十大企业拥有国民财富的1/4左右，成为韩国经济的支撑力量。事实上，韩国经济起飞是在历届政府的干预之下以垄断企业集团为中心实现的。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为三类：1)五十年代归属财产的处理和政府特惠扶持使那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官商和其它大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促进了三星、双龙、大韩、乐喜企业集团的发展；2)在一系列五年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全面经济支援和各项经济政策诱导造就了现代、大宇、东亚、晓星、韩一纤、韩进等新兴企业集团。3)七十年代引进外资、推行出口导向型重化工业化政策不仅使原有企业集团势力膨胀，而且发展起了一批新的大企业。

五十年代台湾盐碱公司的副产品氯气无人利用，仅简单放入大气层造成极大的浪费，经济安定委员会工业委员会根据当时国际市场情况，向王永庆建议发展氯乙烯生产，王当时其实有意投资水电站，但没夺到标，工业委员会便建议他尝试氯乙烯生产，并向美援公署推荐希望给他以美援资助，美援公署的J.G.White认为王所拟的日产量四吨规模过小，开始并不热心。工业委员会竭力说服White，认为值得一试。王永庆生产出氯乙烯后，一时没有销路，便又开设下游工厂南亚塑胶公司，将氯乙烯加工为塑胶。后来，由于每年都要大量进口制造氯乙烯和塑胶的机器，故又成立专门制造这类设备的工厂，因而成为一个较完整的塑胶工业体系。

东亚模式中，政府与企业之所以能形成这种良性关系，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的作用。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在于与民争利，而在于培养民间企业的力量，帮助他们解决资金、技术、信息方面的困难，协助他们获取资金、外汇和开拓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垄断投资机会。

东亚模式的第四个特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步减少，国有企业逐步民营化。日本公共法人转制改革的代表是将电信电话、国铁、烟草专卖改组成股份公司；公私混合股份公司改革的代表是日本航空公司，目前该公司的所有国家股份已被出售，已成为纯民营企业。

从六十年代开始，台湾由管制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80年代后期，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88%，而公营企业则降为12%；私人资本占工业总资本比重高达3/4，而公营资本只占1/4。这表明台湾经济中私人企业和资本到80年代已占绝对优势，公有制企业和资本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

随着经济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微观资本配置的功能越来越依赖市场和民营企业。韩国的大企业为了壮大自己实力，经常以各种手段吞并中小企业。被兼并、收购的对象大多是民营企业，但也有一些国有企业；究其原因，或是因为经营不善，或是出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考虑。据统计，在1967至1976年间就发生了173次兼并，1977年有23个财阀兼并了49家企业，1978年58个财阀共兼并了138个企业。日本战后曾关闭了证券交易所，随着经济的发展证券市场又迅速发展起来，现在日本有1,000多家公司的股票上市，上市股票总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东京证券交易所与纽约、伦敦交易所成为世界三大交易所。

制度创新要支付巨大的试验成本，各种制度安排在不断试验中经过“兼并、收购与重组”，最后形成适合国情、行之有效的制度结构。而制度模仿可借鉴别人的经验，选择性移入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故其成本远低于制度创新。

发展中国家在从贫穷落后向繁荣昌盛发展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构造富有竞争性特征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具有稳定性特征的宏观经济格局。在转轨过程中，经济体制从浓厚的本地特色向欧美式典型的市场经济特征演化。这里微观基础是根本，培植有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的现代企业，造就真正的企业家，发展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形成在市场基础上的资本配置功能是转轨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家的共同任务。

五、资本流动方式：有效撮合下的市场交易

从英国数百年国有化与私有化政策的交替实验，从苏东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探索，都说明了资本高效配置必须以市场为主导，政府有限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

然而，由于时滞、信息不完备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市场不能完全按照新古典经济模式的假设那样实现对经济的完美调节，存在“市场失灵”的时空效应。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恰恰需要与之对峙的力量来匹配、补位。这种力量除政府调节之外，还应包括专业的市场交易撮合者，从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内以更完备的信息和更雄厚的实力超越单个微观主体，在更大空间运作资本。

充分竞争的市场提供可靠度很高的信息及市场均衡价格，而这些均衡价格会导致资本的最优分配。但是，市场交易的有效性受到了两个方面的限制： 其一，双方的交易可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市场行为具有邻域效应或外在性。

其二，交易涉及众多的个体，两两谈判将无法达成交易。当两个个体进行交易时，只有一对利害关系；交易者有三个时，存在三对利害关系；交易者增至四个，利害关系变成六对；当一项交易涉及成千上万的个体时(如有关市政建设的决策)，利害关系的对数将是个天文数字。这时，市场交易因成本激增、外在关系影响复杂而变得不可行。 可以看出，第一种情况其实是第二种情况的特例，因为这种交易涉及到了其他的人。因此，有经济学家提出：“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位于两个人的交易与两人以上的交易之间”。 然而，社会并不是简单地由政府和自然人这两个层次组成的，其间还存在着许多过渡层次，如企业、行业、地区、各种特殊的利益群体。因此交易中的个体可以是自然人，在更多的场合则是法人、社团和其它各种集体。在涉及多个当事者的交易中寻求一个对各方均有利的方案是关键。尤其在涉及资本的合理配置时，一个合理的方案能从复杂的资本配置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落差，使当事各方获得可观的利益。但设计并实施这种方案需要掌握大量的信息、广博的知识、高度发散的创意能力和缜密严谨的设计能力，更需要能为各方接受的信用，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成了交易的撮合与调停者。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职能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形成一个介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与企业微观经济行为之间从事资本运营专业化服务的“中间层”。这是发达国家中投资银行等金融顾问产业迅速发展的客观背景。 由此看来，在政府行为和简单的两两交易之间存在大量的集体交易。这里交易依然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但由于交易的复杂性，产生出了专门促成交易的行业。在资本配置的领域，承担这种设计、撮合功能的就是投资银行业。 原则上，涉及全社会公共选择的问题（如国防、外交、货币稳定、公共设施、法律与秩序等）应由政府负责，而只涉及当事者双方的问题应交给市场来解决。无论是政府越界还是市场越界都使资本配置的效率降低。在全社会和单个自然人之间的各个层次上，行政机制（如地方政府、行业公会、各团体和企业内部的管理决策）和市场机制（如企业间的交易）也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改善资本配置，使市场机制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应大力发展为国企改造与重组提供市场化技术的投资银行产业。 六、小结 英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实验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寻求市场和政府的合理分工，市场能解决的由市场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政府才能干预。 经济体制转轨模式孰优孰劣，从目前状况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转轨比以苏东为代表的激进式转轨略胜一筹；从长远发展看，渐进式转轨能否占上风，用中国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讲，就是“走着瞧”。 制度创新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各种制度安排在不断试验中经过“兼并、收购和重组”，最后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制度结构，“东亚模式”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英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从苏东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探索，到“东亚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不难得出结论：资本配置必须以市场为主导，政府有限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