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力：变革时代上班族的核心竞争力》
作者：[日]大前研一
译者：张宏
内容简介:
金融风暴来临，制造业陷入困顿，经济面临转型……当熟悉的环境面临巨变，当竞争压力突然加大，当未来变得很不确定，上班族该如何应对？本书告诉你：发掘知性力，提升附加值，是你走出迷雾的应对之道。
知性力是外来的一种超能力吗？不，知性力是我们每个人自身的天然禀赋，它就潜藏于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来揭开这种能力。在本书中，大前研一先生将把这种方法传授给你，帮助你获得更加美好的人生。
“全球管理大师”、“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职场励志巨作。日文版上市5个月，连续加印8次！日本亚马逊网站，台湾金石堂、博客来书店超级畅销书。
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制造业困顿、中国经济转型……当熟悉的环境面临巨变、当竞争压力突然出现、当未来变得不确定， 难道上班族只能茫然应对？本书告诉你，知性力——提升你的附加值，是走出迷雾的应对之道。
你是公司的“资产”还是“负债”？身价该如何“保值”，甚至“升值”？知性力决定竞争力！
知性力 译者序
作为译者，对于大前研一，我是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没有真正面对面地见过他。熟悉是因为自己的专业关系，很了解这个世界著名的企业管理咨询师的思想和观点。
译者十年多一直见证了日本经济在泡沫破裂后的那种持续“低迷”。当时日本的媒体和政府发表的经济数据都是令人沮丧的。政府每年发布的景气也很有意思。例如，“今年的经济景气在谷底持续徘徊”，“今年的经济景气依旧持续不前”，“今年的经济景气依然在原地踏步中”等。这些经过深思熟虑（或者是官僚们讨价还价）后发表的文字体现了当时日本政府束手无策的窘态。另外，因为研究的关系，译者多次去日本的企业进行调研，无论公司规模的大小，那几年的日本企业战略（也可以说是口号）都是通过降低成本来应对市场的低迷。还与日本友人交流国对经济状况的看法，他们大都说，收入没有什么减少，奖金也是继续拿着，只是没有什么购物欲了，家家都有车有房，家用电器也一应俱全。所以针对当时的日本的状况和未来，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然而，在一片沉迷的气氛中，总能听到大前研一那与众不同的声音。用大前研一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那“开拓新时代、开始战斗的号角”。我常常觉得他不像是一个日本人，这也许和他长年在美国留学，随后又在麦肯锡工作这一系列经历有关。他的思维总具有超前性和发散性，并且总是能够提出让人信服的解决办法。这些特征在本书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他一直认为日本当时的不景气状况，是由于它正处于两个时代的转型期中。当时的日本是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的阶段，而那时的日本政府、企业界以及个人，都仍旧沿用工业化社会的旧思维，因此日本的经济才会一直没有起色，而且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也很有可能会在国际竞争中沦陷下去。为此，他针对日本的年轻白领们，提出了“要培养知性力”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成长和工作经验，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这些思想和真知灼见对现在中国的产业界和白领人士也有着同样的借鉴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出口来拉动的。然而，这种发展模式开始进入了瓶颈期。例如这几年持续不断的反倾销诉讼以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今后未来中国该何去何从？至今为止的我国经济、产业政策与企业的生产战略，是不是都需要重新建构呢？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无国界化的趋势已经成为了近在眼前的事实。
现在是激烈转型的时代，存在着很多商机。年轻的上班族们都梦想着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到达成功和幸福的彼岸。的确，也有一些人依靠网络和新媒体等新的商业模式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也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可是更多的年轻人虽然很优秀，也很有能力，但因为没有找到改变自己的好方法，所以依然拿着低廉的工资，做着辛苦的工作，并且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大前研一在这本书中详细介绍了他自己是如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技师，被人骂作是无用的东西后，经过刻苦努力，成长为国际著名的咨询大师的过程和经验，并且给出了上班族如何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只要上班族理解了这些经验，并按照他所说的方法努力现在、投资未来，每个人就都会有所改变，大大增加自己成功的可能性。
我回国后，一直没有翻译书的欲望，主要因为翻译书籍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而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后，立刻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在短短的5个月内，竟然重新印刷了8次，可见受欢迎的程度。同时，本书对我国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也有积极的帮助和借鉴意义。这也是我能够欣然接受出版社李怀科先生的翻译邀请，并把此书推荐给诸位的原因。
衷心希望各位读者能增加自己的知性力，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
知性力 序言(大前研一)（1）
大前研一
在我看来，1985年（昭和六十年）应该算是新世纪的开始。这就好像是因为基督的诞生，B.C（公元前）变成了A.D（公元后）。这就是为什么我把1985年当成新世纪的开始。
那么，1985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这一年，“Microsoft”的第一代“windows”操作系统诞生了，CNN出现了，另外，互联网也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渐普及了。这三个大事件意味着，计算机把世界连在了一起，廉价的操作系统已经进入了普通家庭，而且电视节目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播出了，我们从此进入了能够超越国界共享信息的新时代。比尔·盖茨，从一个普通的事业家，一跃成为了世界首富！
在“Bbefore·Ggates1年”(盖茨前一年，也就是1984年) ，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诞生了如今能在网络设备领域称王称霸的，年营业额2兆日元的Cisco Systems公司。以及在个人电脑领域堪称世界第一的Dell公司。另外，Dell的竞争对手gateway2000，也在1985年9月开始踏上创业之路。
让我们来看看在这重要的13年里面日本都做了什么？1988年是泡沫经济的巅峰时期，光是东京的地价就超过美国全国的地价。还有很多调查机构出具各种报告预言说，日本国土狭窄，信息高度集中，这就意味着会有价值，所以将能够集结全世界的财富，所以股票价格（日经平均）能够达到6万日元。而股市于1989年12月到达顶点后，因为政府开始实施针对不动产行业的融资的总量规制和窗口规制政策，东京的地价就此一路急速滑坡，跌落下来。可是即使如此，人们还停留在“西线无战事”的状态中。而1992年，我则在一份月刊杂志上撰文说，到了1995年末，东京都的地价只会是原来顶点时的五分之一。
政府立刻对此表态说，“那样的言论只会煽动不安”，并决定不采取任何政策措施。到了1993年，经济企划厅却发表了经济景气的“谷底宣言”。为了刺激经济，政府反复实施了一系列大型的公共事业投资，而这只不过是要在本已恶化的实体经济上面盖上盖子而已。东京都的两个信用组合的崩溃，关西的泡沫银行群的倒闭，就像是从那个盖子的缝隙中流出来的脓一样。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又或多或少都能够让人感觉到黑社会影子的存在。因此，当时那些状况也被世人称为“黑社会·重组”。这么说的原因是，借贷的都是些社会上非常可怕的人，回收几乎是不可能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住专（住宅领域的专业金融公司，译者注）问题”，争论了半天，最终的结果还是把这么一笔烂账记在了国民的身上。虽然做了一个幌子似的回收机构，号称要用15年解决问题，而实际上消失在黑暗中的42兆日元并没有归还的可能了。这也能算是解决了问题？1996年到1998年，曾经是号称“20个大银行”中的两家已经消失了，四大证券公司也剩下三家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活跃在东京的都是些外国的投资银行，东京证券交易所早变得“温布尔登化”（只出借场地而选手全是外国人）了。而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政权也发生了变化，“借贷紧缩”成为了1998年的流行语。即使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政府也还是向银行体系注入了60亿日元的公共资金（税金），并且公开宣称不良债权的解决“已经看到了希望”。更有甚者，政府觉得经济不景气的根源是由“买方紧缩造成的”，因此计划给居民配发商品券，号召大家去购物。这么做简直和那些夜店常用的欺骗手法没什么两样。这样一来，别说是刚才提到的“黑社会·重组”，就连政府设想的政策手段，在某种感觉上也和黑社会的手法变得相似了。
知性力 序言(大前研一)（2）
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还在讴歌自己的经济春光明媚的时候，美国经济的不景气确实已经到了谷底。由于里根总统实施了税制改革以及规制的废止、年金改革（401k计划）等措施，带来了产业消失和大量企业裁员，引发了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现象。也许在那些外国人眼里，1985年是美国最糟糕的一年。可是，就在这一年，盖茨（Microsoft）、钱伯斯（Cisco Systems）、麦克尼利（Sun Microsystems）、戴尔（Dell）、韦特（Gateway2000）、埃里森（Oracle）等人，打开了从来没有被人们发现的新世界的地图，在车库里开始实施了胸中的那个创业梦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最艰苦的时候才是事业的机会”。这些高科技风险创业的英雄们，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和了解，他们也都只不过是本能地感觉到，新的科学技术具有能够破坏由那些传统的大企业创建形成的既有秩序的力量。
日本的经济低迷对于挑战者来说是个机会。在日本，政府实施的规制放松也不如1985年美国里根总统做的那样彻底。可是，数字网络技术具有潜在的破坏力，能够把那些所谓的规制变成为没有实质意义的东西。主要的问题是盖茨那样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政府可以什么都不做，如果是用我们的税金、甚至是从我们的子孙那里借来的钱，实施那些只能缓和痛苦的政策，那还真的不如什么都不做。也许危机来得越早，经济的复苏也就越早，将来的负担也就越少。而且只有这样，国民才会对危机达成共识，并能在那些失业者或离职者中间，形成一股非常强劲的“创业弹力”，帮助经济发展。
在二战以后，从日本的黑市市场当中诞生了许多大企业家。那时，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能看到日本人的干劲。但如果像今天这样，总是给人们打镇痛剂，人们的体力和意欲都会衰竭下去。还有，现在很多时事评论也只是在一味地说些蠢话。像“政府太不像话了”、“政府必须做些什么”之类的内容，无论大家怎么说，实际上政府也不可能做些什么。这是因为那些政治家、官僚等都是Bbefore·Ggates时代的产物。面对着这些公元前的化石，劝说他们抛弃那些已经过时的社会经济架构、努力去创建Aafter·Ggates时代，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应该像那些亲耳听了基督福音的人们基于自己的信仰去传道那样，今后只朝着心中所想的方向去努力。
在数字网络社会中有所感受的人们，就应该依照自己心中的感悟去创业，去开创新的世界，这才是最好的选择。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什么时候，往往都是社会和环境变化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很少有人能够主动引导变化，所以我们常常沦为社会和环境变化的受害者。
上班族的各位！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是，跨越国界、超越企业、努力生存下去。与其一想起现实生活就唉声叹气，还不如好好考虑自己的生存方式，如何活得更像自己。
我们不要总是等着那些诸如体系、制度、政治、经济等我们难以掌控的东西发生变化来影响我们，应该预先敏感地嗅出变化的苗头，做好应对变化的准备。
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具备自我改变和自我发展意愿的人的，而且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活跃在Aafter·Ggates时代的人们的“营养要素”。
我本人在“麦肯锡”这个世界级的企业里，长期担任过领导者的岗位。至少详细地看到了美国如何从Bbefore·Ggates时代变化到Aafter·Ggates时代。而且，由于和那些曾经是“麦肯锡”出身的世界级大企业的CEO们一起工作过，所以我十分了解在新世纪最需要的要素是什么。希望我的这些经验能够对现在的年轻人有所帮助，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这本书的写作，也依然是和小学馆的楠田武治先生、以及记者出身的中村嘉孝先生共同完成的。实际上，更应该坦白地说，我是因为感动于他们年轻的激情而答应执笔的。我本人也正在努力构筑一些能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核心作用的平台（共通的基础）。就像本书最后一章所阐述的那样，我本人现在也正忙于创建能超越世代的合资公司。我希望能够通过网络实现共荣，同时走向竞争。
本书的影响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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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出版商小学馆授予中文简体出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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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公司的“资产”还是“负债”？身价该如何“保值”，甚至“升值”？知性力决定竞争力！
“知性”注解
“知性”，德文原文Verstand，也经常被译为“理智”或“悟性”。哲学史上关于“知性”的说法源远流长，最早提出“知性”概念的恐怕是柏拉图。他将知识分为想象、常识、科学和数学知识、哲学等四种；相应这四种知识，人也具有想象、信念、知性和理性四种心理状态或认识能力。亚里士多德把知性称为“被动理性”。他认为整个认识可以分为感性、被动理性、主动理性。被动理性是与感性知觉相关联的理性，它赋有处理感性材料的职能，不能离开感性而自存。文艺复兴时期的布鲁诺明确地把思维区分为理智和理性两个阶段，库萨的尼古拉则把认识区分为感性、知性和心灵。近代以来的洛克和斯宾诺沙都有把理性作进一步区分的不同表述，沃尔夫等人也曾经给知性和理性下过定义。而康德则把“知性”理解为主体对感性对象进行思维，把特殊的没有联系的感性对象加以综合处理，并且联结成为有规律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一种先天认识能力。
不要做打卡机的奴隶！
作为上班族的一员，每天早上为了赶时间去上班，你都要挤在满员的电车里，忍受着身体晃来晃去的痛苦。虽然也有一些人是开车去上班的，但因为会被卷入严重的交通堵塞中，因此也要在车中焦虑地想着如何赶去上班。当工作时间过了下午5点以后，可能有些人会为了公司支付的加班费而沾沾自喜。一个人如果在公司里持续工作了5年以上的话，那么上述这些现象就都已经是他日常的习惯了。
然而，面对这个正在激烈转型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再次从根本上全面审视上班族那些既有的意识。无论是说把身心卖给了公司，还是说把自己的时间借给了公司，现在的上班族的人生，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主动性的，并且这些上班族还要面临更大的问题。也许就在明天，公司就会宣布说，“员工们可以不用来上班了，在家里工作也一样，每天只要干好这么多的工作量就可以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自己的家里依靠网络来完成工作了。
在美国，已经有4200万人可以不用到公司去上班工作，形成了所谓的SOHO（小办公室、家庭办公室）环境。不是这些人没有办法去上班，而是很多人愿意选择这种SOHO的方式进行工作。现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近郊的人口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觉得，与其在纽约那种地方，每天早晚都要辛辛苦苦地上下班，还不如在丹佛这里，一边欣赏着远山的美景，一边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工作和生活。近年来，愿意选择这样生活方式的人数一直在增加。
话又说回来，那些连续工作了10年以上的，每天用打卡机来证明自己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在公司工作，并以此为代价得到工资的上班族，实际上身体里已经中了工业社会的病毒。如果这样的一个人突然被告知说，“从明天开始可以不用来公司上班了，公司每天只看你做了什么工作，是怎么做的，做了多少，用知性附加价值来衡量一下你的工作量，然后把每天衡量出来的价值合计起来，并且以此为标准支付你一个月的工资”。听到这些，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估计就会有很多上班族发现，自己实际上一直在做着“无法衡量价值”的工作。
根据我的经验，那些天天喊着“为了公司，大家一致团结起来好好努力”的人，如果用最新的人事评价尺度对其工作内容进行衡量，得出的评价值应该是很低的。而同样那些天天喊着“工作在于苦干”的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工作业绩好的。实际上，那些曾经流行过的所谓的商业领域的常识，现在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想对自己的工作价值进行衡量的人，可以尝试一下以下的做法。首先，请一个星期的带薪休假。当然，并不是真的要你休息，而是仍然把自己当作上班一样，也就是说把在公司里干的那些事情拿到家里做。这个时候，也许会有人觉得，把好不容易得到的带薪休假用来干这种傻事就太亏了，还不如去打打网球或者去国外旅行什么的多好啊。如果真的这么想了，那么这个人实际上就已经快被淘汰了。
当带薪休假结束，去上班的时候，你可以对上司说，“我虽然请了休假，但是在这期间干了许多工作”，并且把一个星期的工作成果给上司看。然后再尝试进一步和上司说，“因为我干了这些工作，所以请把这段时间当作我来上班好了。”不过，在现实中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做到这一步。
实际上，上班族日常工作的很大部分，都是自己难以衡量价值的。一个工作从哪个环节到哪个环节是自己做的，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分界线。早上到公司之前，你也许会想着“今天把某个工作处理了吧”，而到了公司后就会发现，有一些根本不相干的工作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迫不得已你也就只好优先处理这些工作了。而等到想起来你该干的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该要下班的时间了，想干的工作也就只好推到明天，自己先回家再说。但是，这样做事的人并不能被称为是专业人士。
今天的工作不要拖到明天
我在“麦肯锡”这个著名的经营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过一次把今天要做的事情拖到明天的。只要工作没有做完就绝对不会回家。而且，在工作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有意识地想着客户支付的那笔佣金。到了傍晚，我就会想想这一天是否完成了相应的工作，如果觉得还没有完成，还是不能回家。这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保持下来的工作习惯，我也因此能够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顾问之一。即使在这个号称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麦肯锡”公司里，我也凭借这样持续的努力，连续15年维持了最高的收费标准。
一个人进入了顾问公司，如果只是按照上司的指示做事情，是绝对做不好顾问这个职业的。这样的人只能当顾问的“棋子”。如果想成为那种能够给客户带来附加价值的顾问，就必须要磨练出来相应的工作能力。那就是一旦决定了在什么日期之前必须完成什么工作的话，就一定要在那个日期前完成。当然，因为顾问这种工作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所以如果一旦决定了某项工作内容在什么时间之前完成，那就必须同时要做好相应的计划和方案，以便让其他合作的人员也要在某个日期之前完成相关的工作。
我在做事情的时候，首先会尝试把工作的内容进行分解，而且肯定是要把最费时间的工作内容最先委派给相关部门，这就是所谓的“CPM（关键路径）方法”。这种方法在项目运营管理中经常使用。在接手一项工作的时候，如果能够充分地考虑到其完成时应有的状态和时机，那就能够很清楚地明白自己现在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了。一旦工作到了应该完成的时机，就可以利用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手段，把全部信息同时发送给员工、客户以及海外的公司等相关的合作部门，进行工作上的联络沟通。这样一来，就能很漂亮地在当日完成所有的工作。而如果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推进工作的话，就绝对不会创造出具有知性力的附加价值。
很多人在工作的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候，还在彻夜紧张地核对着账目等资料，可能心里面还在想着“不管怎么样，咨询报告总算是能赶在期限之前提交了”。彻夜工作（也许除了打麻将等赌博活动之外）这种事情，在人的一生当中并不是经常能做得到的。而且如果经常采用这种工作方式的话，那么完成的工作内容也只能是那种彻夜工作才会有的低质量。如果想交出高质量的工作业绩，那么就应该努力做到具备相应的能力，也就是说不用最后几天的彻夜工作也能完成既定的工作。
现在30岁上下的人，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可能就要管理和使用几个、甚至几十个部下了。作为一个上司，实际上是意味着必须要让部下进行充分而高效的工作，并且要在自己设定的目标期限内，交出高质量的工作业绩。这就是我常说的“知性附加价值”。为了让工作内容产生知性附加价值，那么就要讲究工作方法，那种临渴掘井式的工作方法是绝对不可取的。我在号称全世界顾问费最高的“麦肯锡”工作时，自己也经常承担很多项目，有时不得以也用过这种方法。但是包括“麦肯锡”的员工在内，如果去观察所有人的工作方法，就会发现那种临渴掘井式的方法的工作效率非常低，结果自然是使得工作不能够产生出知性附加价值。
所有的工作，必须是对客户有意义的工作，因此必须向客户提供附加价值。如果用我的话来阐述，就是帮助客户提高公司的业绩，使得客户能够顺利地进行经营活动，这就是工作必须带来的效果。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工作中都要持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这个感觉，只是应付差事的心情工作，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消化型”业务的政府机关和企业是反面教材
平日的早晨，如果我们去千代田区的政府机关，就能看到最不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上午9点去办事的时候，就会发现办事窗口的那些职员们正在自己的座位上悠闲地喝着咖啡，还有一些职员在读着报纸打发时间。只要办事窗口没有居民来办事，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意识到为居民提供服务是自己份内的职责的话，也许就应该把政府机关的各种文件整理得更好一些，以便能让大家看得更明白。如果想给自己的工作增添一些附加价值，那么以区长为首的政府职员们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但是正因为没有这样的工作意识，而且平常也没有这样做过，所以大家一直都是在被动地完成工作。当然这种现象不只是千代田区的政府机关所独有的，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有这样的状况。政府职员们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内容当成是一种“消化型”的业务，而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知性型”的业务，没有想着如何把千代田区变得更好。今后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如果在互联网上就能把所有的事情办妥的话，那么这些政府职员们现在所从事的“消化型”工作内容，在将来都会被淘汰的。
那些不优秀的上班族和政府的公务员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天早上把应该在家里完成的事情带到公司里来做。到了公司后，首先去厕所，然后是喝咖啡，读报纸。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早上仪式”后，才终于正式开始工作。
如果去千代田区政府机关办事，肯定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如果想了解这些职员是优先对待来窗口办事的居民，还是优先处理自己的事情，那么看到的结果只能是职员们往往优先处理自己的事情。他们即使知道我一直在窗口前等着办事，也不会马上过来办理。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看见有一个职员抬起沉重的屁股露出要办事的姿态时，如果对他说“我想办理某某事”，他马上就会面无表情的说“先把必要的表格填好了再说”，然后又立刻把屁股放回到自己的座椅上去。
但是，等到了数字网络社会，那种懒惰的区政府职员之类的人就会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了。甚至可以说，就连他们做的业务本身都将是没有必要的了。
要不停地问自己
我去千代田区政府机关办事，虽然当时心里也想“哼，这个小职员还在摆架子，真是令人生气”，但是更多的，我在想怎么做才能改善这种低效率的工作。并且还会进一步考虑，即使没有这些懒惰的职员，怎么做才能保证政府的那些工作也能顺利完成。因此，虽然看到了那些不顺心的人和工作方法，但也会在我的脑海中产生各种创意，并因此兴奋起来，而且肯定会因此给自己的工作带来各种机会。例如，我把这些在日本的经验总结起来，在马来西亚建议出台了《网络法》，并提出了电子政府的提案。在日本国内这种常见的、例如像在千代田区政府机关办事的各种经历，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我为产生新创意而进行的专业领域的调查。
一般来讲，即使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的脑袋里总是在想着明天的社会，21世纪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并且进一步思考自己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换句话说，就是不停地在询问自己，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某件事情对于A公司客户有什么意义、如果是B公司的话会怎么样、而对于C公司该提出什么提案，这种思考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习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觉得“这应该当作一个提案”的话，就肯定会记在本子上，并且在下次和客户见面的时候，或者是打电话的时候把内容讲出来。那个时候，客户肯定会很惊喜，并且会说，“您平时就那么关心我们公司的事情啊？”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了20多年。
我作为顾问，所有的投入都要和知性附加价值挂钩，也因此会带来金钱收入。也就是说，即使只去了一次区政府机构，也要在头脑里瞬间闪现出来能够改善那里工作效率的具体方案。如果不是像这样思考问题，并能够在工作中产生出知性附加价值，也就不会诞生出知性型社会。
当然，这些并不是只限于顾问行业的话题。今后，不论什么职业，如果所有的投入不能带来知性附加价值的产出，就不要指望能够得到超出常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日本现在处于“工业化社会的终点站上”
迄今为止的工业化社会中，所有人都是产业的“棋子”。几乎在所有的国家，蓝领和白领的收入水平，大体上是由各个行业事先规定好了的。也就是说，“勤劳”这个概念构成了大量生产方式的基础，劳动者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或者是两班倒乃至三班倒的方式从事工作。如果是夜班会有4成的工资补贴，而周日加班就会有5成的工资补贴。事实上，劳动者等于是按照一定的行业规则，把自己的时间卖给了公司。
但是，今后的社会将会发生极大的变化。首先，“没有边界的产业”会大量出现。例如说我，如果被化学工业的公司请去就为那个公司做顾问，如果被电子工业的公司请去就给那个公司作指导。我本人就没有“边界”。同样，律师和会计师也没有边界。也就是说，武士产业（带“师”的产业），除了建筑设计师等一少部分外是没有边界的。像这些“不考虑行业边界关系，在接受到邀请后就立刻投入工作”类型的产业，都属于“没有边界的产业”，在今后的社会将会非常多见。
可是，作为产业的“棋子”，那些只是在单纯地提供劳动力的人们，今后将会加速地失去工作岗位。这是因为那些只是需要单纯劳动力的产业组织，正在不停地把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越南和中国。越南劳动力的平均月工资为40~50美元，约合6000日元。如果日本的月收入为12万日元，那么只相当于日本的二十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在日本国内从事相同产业或工种的劳动力，今后工资收入根本就不会有上涨的机会。
由于日本是封闭社会的原因，如果领先产业或者领先企业的工资上涨，那么其他的产业或企业的工资也会追随着上涨。例如，在钢铁行业如果一家企业提高了工资水平，那么产业界整体就都会跟着上涨。电气行业的代表是“松下电器产业”，汽车行业的代表是“丰田汽车”，只要他们的工资上涨了，那么相同产业内部的其他企业的工资也都会上涨到同样的水平。
可是在今后，如果这样的事情依然持续发生的话，那么劳动力成本就会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沉重负担，并会因此而丧失竞争力。因此，很多产业、企业就会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亚洲等海外地区。终于有一天我们会发觉，国内的产业空洞化现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到了连产业本身都已经消失殆尽的时候，那就是到了“工业化社会的终点站”了。
毫无疑问，在日本今后从事服务业的人口比例将会急剧上升。现在虽然只占整体就业人口的65%，但在不远的将来就会达到80%以上。而且服务业本身也会分化为三个类型。
即使穿着西装，也是个蓝领
首先我们谈谈第一个类型的工作内容，例如那些在宾馆里面每天更换床单和枕套、或在快餐店里做汉堡包等工作，这些都属于是服务产业当中较为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这个类型的工作即使在将来，也是绝对必要的，不可能消失。而工资水平则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例如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因为允许外国的不熟练劳动力进入国内，因此工资就有可能会降到那些人能够接受的水平。而在像日本这样不接受外国劳动力的国家（当然要看今后的移民政策如何变化），工资水平不可能会有大幅度的下降。然而，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恐怕不是一个这么简单就能回答的问题。虽然这些职业自身不会消失，但谁也不能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能够得到提高。而且，因为这类工作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干，所以离职率也会很高，服务水准也得不到多少提升。
另外，日本的老年人扶助等事业领域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因此“非经济的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得到政府的补贴，出现了大量类似的行业，结果反而造成了青壮年劳动力人手不足现象的发生。这是因为日本的物价等生活成本太高，而提供给年轻人的收入又很低，不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虽然老年人问题是社会的重要问题，需要对这个行业进行支撑。可是我们已经看到这类行业的服务水平和以前相比在明显地下降。
第二个类型，是指在可以提供知性附加价值的工作中，那些以时间来衡量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知性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我们可以把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叫做“知性蓝领”，最容易懂的例子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印度，类似电视机装配行业的工种，在工厂从事装配作业的劳动者的月工资是90~150美元，而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的工资是他们的10倍。也就是说，如果成为知性劳动力的话，生活水平就会自动地提高10倍。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人都在拼命学习，想成为技术人员的理由。即使在日本，如果是在快餐店做全职工作，年收入大概是300万日元，而软件技术人员的年收入大都超过了1000万日元，二者的收入差距是3~4倍。
但是像日本软件技术人员这种类型的人，今后也会被CD-ROM所替代，这是因为我们即将进入到通过互联网在印度进行软件开发的时代。同样，如果律师只是熟悉法律条文、会计师只是认真记账、教师只是读指导要领，那么这类人都将会被电子类的东西所替代。这些所谓的热门行业，将会在21世纪的初期成为没落产业。
第三个类型是那些能用知性附加价值对成果进行衡量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性白领”。
“知性白领”和“知性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例如，计算机程序员这个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也需要很高的创造性，但即使是Computer Graphics领域里的顶级技术人员，其最高工资收入也就是每小时5000日元=月收入100万日元=年收入1200万日元而已。可是，如果是“知性白领”的话，至少也能拿到其4倍的4800万日元收入。即使是10倍的1亿2000万日元也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想成为那样的人，就要拥有像斯蒂芬·斯皮尔伯格那样的高度复合能力，不但能够写剧本，还要能够完成制片人的工作。
而且，在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取决于上述三类服务行业中的最后一类，也就是说取决于拥有多少“知性白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拥有了“知性白领”，就可以针对“知性蓝领”的职业领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寻找到并且使用最为低廉且优秀的人才。例如，在印度和中国的劳动力使用成本较为低廉的基础上，把自己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叠加上去就可以了。因此，增加“知性白领”的数量，也就意味着能够很好地提高制造业的效率，更意味着能够提高农林水产业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知性白领”数量的多少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全世界都在渴求“知性白领”
然而遗憾的是，在日本，这种“知性白领”极为罕见。这也许是因为人口的绝对数量比较少的缘故造成的。但对于日本人来说，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能很好地使用英语，而英语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语言。特别是对于服务产业，这是最严重的致命伤。对属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而言，由于作业环节大多是工业产品的组装，因此英语并没有成为最主要的问题。只要三四个部门领导熟悉了机械的使用方法等工作内容，就能够教育部下的工作职员学会使用。可是，“知性白领”的工作内容，往往需要和工作伙伴进行沟通，并且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促成各个工作团队协同工作，因此英语就是必备的技能了。
之所以说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资源，是因为如果只是在日本国内的话，并不能产生出附加价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影产业。大家都明白，在日本制作只能在日本本土上映的电影，一般不会有太好的水准。如果把日本人花了1亿日元、或者是2亿日元制作的电影所产生的附加价值，拿去和好莱坞集中了全世界的资源和才能，花费50亿日元、甚至上百亿日元制作的电影产生的附加价值相比较的话，其差距之大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这就足以说明，不论规模大小，所有“知性白领”的工作是共通的。
因此，如何创造出更多数量的“知性白领”，是21世纪日本最重要的课题。然而，不论在哪个国家，人们想要成为“知性白领”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日本，英语成了日本人天生的缺陷，不是一般的努力就能够克服的。而且要想很好地掌握英语就需要有顽强的意志。然而今天的日本青少年，对于自己今后该如何生存下去，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生活，好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感觉和目标。不过，这是成年人的责任，当然也是日本文部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译者注）的责任。
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政府必须做些什么”的时代了。看今日的文部省，里面那些“必须做些什么”的人都不是有责任心的人，而且他们也做不了什么。正是因为我们把国家的经济运营全都委托给了大藏省（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译者注），才造成了日本金融体系的崩溃，所以今后也不要指望文部省能够对青少年的教育发挥多大的作用。要他们做事情就和要求猫去学“狗叫和鸟鸣”是一样的。从今以后，年轻人、家长、公司等，都需要各自描绘出理想而必要的“知性白领”人物像，然后去努力创造出来。
工作性质不同，工作方式就该不同！
文部省本身所做的事情，只不过还是延续着过去大量生产时代的人才教育模式而已，是惰性的表现。问题就在这里，日本有65%的就业人口在第三产业，可是那些人的心态还是处在工业化社会的第二产业，简单地说就是还处于以前在工厂里面所养成的状态上。工厂里面的从业人员如果不是每天早上在同一时间上班并开始工作的话，就会出现问题。如果A生产线的传送带是9点开动的，而B生产线的传送带10点开动的话，企业就不要进行生产活动了。如果把工厂的心态用标语式语言来形容，那就应该是“大家站在一条线上”、“大家同时做同样的事情”。从业人员只要把心抱成一团展开QC运动，那么产品的质量肯定会得到提升，这就是工厂的特征。
然而，如果是在属于第三产业的出版社展开QC运动，缺页、倒页、脱页等现象也许就会减少，但很有可能出不了好书。如果大家都是早上9点上班、那么出好书的可能性也近乎为零。更有甚者，大家聚在一起唱什么出版社的社歌也更不会带来什么改善。出版和要求质量均一的工业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不一样的。为了能出版好书，就要有付出莫大牺牲的准备，培育优秀的编辑人员，发现优秀的作者、优秀的记者、优秀的宣传人员，必须和这些人一起讨论极富创造性的出版工作。所谓的第三产业，就是我们前述的第一个工作类型之外的那些领域。
可是在日本，属于第三产业的公司，其机构设置大体上和第二产业的公司设置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在第二产业中生存的公司，又几乎和军队的作风比较相同。例如，生产线、成员、命令、指挥权限、管理限度（SOM）等用词全都是军队用语，而且都不是能够产生知性附加价值产业所需要的语言。
其中，在培养第三产业的“知性白领”时，最为有害的是“职务分管规定”。越是优秀的人越忠实于公司规定给自己的权限。这是因为如果忠实于职务权限的话，就能够得到上司的良好评价，工资也会因此上涨。但是，这种职务规定对“知性白领”来说却是最大的枷锁和羁绊。
例如，我依照“职务分管规定”，去区政府取印章证明。按照职务分管规定，只要取回了印章证明就算是完成了这项工作。可是在窗口，我不单是取印章证明，我还要申请居住证明、查询地址变更的申请方法、观察职员的对应态度等等，做我想到的所有实验。并因此产生了把这些懒惰的职员一扫而光、实行电子政务的想法。可是因为做了很多实验，平常需要10分钟的事情结果花了30分钟。迄今为止的工业化社会是非常讲究效率的，所以对于我这种用30分钟时间，只干了10分钟事情的员工，上司肯定会严加训斥说“你这个傻瓜，磨磨蹭蹭地干了些什么啊，实在太不像话了！”，并且我得到的工作评价也肯定会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