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我的细胞什么时候出现问题。”他说。他希望在血管中装上一个袖珍机器人，去探测所有可能使他生病的变化。它们会成为他身体内部的“巨型机器”，在细胞癌变之前就将它们制服，或者在中风之前就将血液里的血块爆掉。
监视？我随后意识到，他的第三只耳朵就是一个实施自我监视的工具。但现在还不是，原因只有一个：他的第三只耳仍然是聋的。
他一开始并不想让它是聋的，他甚至在里面装了一个小麦克风，但他的皮肤感染了，所以只好将麦克风移了出来。然而，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在交谈中，他透露会再试一次，而且如果需要会一直试下去。一旦装上麦克风，他会将它连到网上，这样一来，任何浏览他网页的人就都能对他进行实时窃听了。“它不是一只会听的耳朵，而是一只会将声音传送出去的耳朵。”他解释说。如此一来，他就能公开并即时地进行自我监视了。
斯特拉克的耳朵现在可能还不能发挥功能，但他要求更多监视的愿望会很快实现。这个信息丰富的社会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就是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细节会被空前详细地记录下来。与此同时，一项新兴的科学已经开始将我们所做的一切量化，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自由和隐私等。
爆发洞察
在我看来，这项新科学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当我们将生活数字化、公式化以及模型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都非常相似，而你可能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一点。坦白讲，你会做那些对你最有利的事，而且会在你能力所及且最方便的时候完成它。
可能你住在洛杉矶，而我住在波士顿；可能你是亚洲人，而我是匈牙利人；可能你开了一个餐馆，而我在做研究、教学，偶尔还写写书。这些不同当然重要，没有人质疑过这一点。但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行为和时间安排上，我们会发现你我之间都遵循同一个模型，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一样。
我们都具有爆发性，而且非常规律。看上去很随意、很偶然，但却极其容易被预测。当然，我们遇到的一些事情会显得杂乱无章，但我们徜徉在其中的方式却是一样的。
预见未来的新思维
你可能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乔治·塞克勒这位16世纪的英雄为什么会出现在一本讲人类动力学的书里？为什么把科学和历史混在一起？
很明显的一点可能是：他是一个过快地用光自己燃料的爆发点。
从他起义到被俘只不过短短三个月，从历史角度看那犹如一瞬。但这几个月多么重要，多么精彩啊！他来自底层，然后几乎爬到了顶层。一些人认为他很有可能登上王位——还有一些人认为他确实称了王。[1]
他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涉及爆发时，我们不应该只想到电子邮件、网络等其他电子设备，而应该更多地关注生活和历史，比如疾病以及16世纪的战争。
但爆发并不是我们重新审视乔治·塞克勒和他那群奇特的十字军的唯一原因。泰勒格迪对我们来说也同样重要。他的预言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即我们的未来（或许会很血腥）可能不再是个谜。如果泰勒格迪能够预测16世纪时发动十字军的结果，那么我们这些500年后的人类难道不能运用科学超越他吗？
就连我们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怀疑论者卡尔·波普尔都认为，对那些“完全孤立的、静止不动的，以及周期性的体系”进行长期预言是有可能的。行星和恒星符合他说的条件，所以我们能够预测出它们的轨道。然而，“这些体系在自然界极其稀少，而现代社会肯定不是其中之一”，波普继续说道。于是，我们想预测未来的尝试就被永远禁锢了。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这两个预言家的话，我们该相信哪个呢？是该相信那位在1959年的论文中用哲学和科学的无情逻辑证明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未来的卡尔爵士呢？还是应该相信泰勒格迪和他那被无争的事实证明有效的预言呢？
爆发洞察
事实上，现在我们还远远无法向泰勒格迪在那个时代那样做出如此准确的长期预言。你可能会说那根本不是预言，而是大家在辩论时都会做的事——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个人经验对未来某件事的结果做出预测。没有人质疑科学——是什么就是什么，明确的建议最有效。如果我们错了，历史会忘记我们；如果我们对了，也不能说我们是预言家。
然而，预测历史（社会的集体情绪）和预测我们的日常行为之间存在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我们可能不如行星那么规律，但我们的日常行为总是有很多重复，以至于很多时候都可以预见。所以，尽管在社会层面上预测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迷雾一团，但就个人层面来讲预测已经成为了可能。
不是说我们的行为规律到一定程度才可被预知。奈飞DVD租赁网（Netflix）和亚马逊会预测人们的购物偏好；银行会估计我们的财务诚信度；保险公司会猜测我们被车撞的概率。很多最近出版的书籍，如伊恩·艾瑞斯（Ian Ayres）的《超级数字天才》（Super Crunchers）和斯蒂芬·贝克（Stephen Baker）的《当我们变成一堆数字》（Numerati），已经说明了数据挖掘技术怎样利用我们根深蒂固的可预测性，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
事实上，放眼四周，那些科技设备正紧盯着我们，设法将我们的需求转化成钞票。购物、旅行、娱乐、爱情、疾病、人际、慈善以及工作等，我们的所有行为都从根本上受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数据挖掘技术的影响。斯特拉克的梦想离实现已经不远了——我们可能很快就能在血管中装上小型设备了。
没人会相信这些预测工具会完全准确。地球上有谁能预测到，我会忍受时差反应去布拉格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并在茫茫人海中选择跟一个有三只耳朵的人交谈呢？没有人能，而且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地按照既定路线行事，我们还是会在路上遇到一些坎坷异常。
还记得我们之前提到的朋友丹尼尔吗？就是那个日复一日在家和办公室之间往返的人。就连他也不是完全可预测的。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在某天决定下班后跟朋友去酒吧玩呢？他那仅有的一次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偏离就会增加他的熵值，所以他不可能是完全可预测的。
迄今为止，没有一位物理学家能够成功预测出气体中1023个分子的运动轨迹，但这无法阻止我们预测气体的压强和温度——毫无疑问，它们比每个分子的运动轨迹要重要多了。对人类动力学来说，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根深蒂固的不可预测性不需要上升到社会层面。如果我们仔细地将偶然性和可预测性区分开来，我们也许就能预测出社会结构的很多特征了。
当我们思考可预测性和偶然性之间那模糊的界限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虽然波普尔具有无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但很明显，他错了。虽然他极力声称，但并没有拿出可以证明社会体系不可预测的有力证据。鉴于此，未来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会有另外一个海森堡出现，提出一个全新的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波普尔是对的，并证明预知未来不仅很难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
另外一种可能是：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预测工具会不断完善，尤其是那些将人类行为量化的工具。为了增加准确性，这些工具会将注意力从个人转移到团体，因为一旦你偏离惯常的轨道（下班后去酒吧而不直接回家），那最应该归咎于你的朋友。这些预测工具也会将预测时间从几分钟延长到几小时，而鉴于人类行为的短期惯性，这一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当将这些工具的预测时间从几小时延长到几天时，它们一开始肯定会不太准确，就跟几十年前的天气预报一样。但它们的预测能力肯定会提高，直到有一天人类意识到未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个谜了。
爆发，21世纪的基因革命
虽然你可能觉得这个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了，但其实它刚刚开始。
爆发洞察
我们正处在一个聚合点，在这里，数据、科学以及技术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那个最大的谜题——我们的未来，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一路走来，乔治·塞克勒、哈桑以及无处不在的爆发点，帮助我们了解到要解开人类动力学的秘密远远超出了智力层面的较量。它是科学的台柱，而它的影响力与20世纪初期的物理学或者基因革命的影响力不相上下。
科学家不是好的预言家，因为他们经常看不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幸运的是，还有工程师和企业家帮助我们填补理论和实践的差距。我自己也不例外——很多企业已经成功利用我的网络研究获得了利益，这些都是我没预料到的。对人类动力学来说，道理也一样——我太短视了，以至于根本无法充分意识到人类行为预测的潜力。
刘易斯·理查森的第一本书曾是个大失败。然而，现在的天气预报系统就是按照他在法国战场上开救援车时想出来的理论设计的。在他的第二本书《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中，他更加大胆，竟试图通过对冲突和战争的预测帮助人类在某一天避免它们的发生。他再次失败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真的高明到能相信自己的预测能力的程度了吗？
如果巴科兹主教不是一心想在罗马站稳脚跟，他可能就会听从泰勒格迪的建议，一开始就避免发动那歹运的十字军。相反，他刚愎自用，以至于梦醒时，成千上万的农民和贵族都已惨死，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安然无恙。他同时失去了两个阶层的信任，从此农民再也不会为国家而战。事实上，12年后在莫哈奇（Mohács）之战中，贵族不得不单独对阵奥斯曼土耳其人，结果他们不仅输掉了战争，还输掉了国王和整个国家。在群龙无首的时候，哈布斯（Hapsburgs）占领了波西米亚和匈牙利西部，而特兰西瓦尼亚则变成了一个半独立的公国。剩下的国土则归属于一个新王，也就是匈牙利王约翰一世（JohnⅠ），而他之前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约翰·萨普雅。
科罗日瓦之战过去3年后，路德（Luther）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钉在了诸圣堂（All Saints’ Church）的大门上，自此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便席卷了整个欧洲。十字军开了反对权势的先河，为宗教改革在东欧的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随之而来的宗教暴乱也给了特兰西瓦尼亚一次考验，促使有史以来第一部宗教宽容宣言的诞生。
“牧师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在任何地方宣讲福音书（Gospel）。如果群众喜欢，无可厚非；如果不喜欢，没人能强迫他们，因为这样他们的心不会得到满足，但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与那些赞同其宣讲内容的牧师为伴。”
《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法令》（Act of Religious Toleran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如是说。这部法令是由约翰·萨普雅之子，也就是后来的匈牙利王约翰二世（John Ⅱ）在1568年颁布的。这比1786年颁布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Virginia Statute of Religious Freedom）要早两个世纪，比1689年英国颁布的《宽容法令》（Act of Toleration）要早131年。它也促使了唯一神教派教会（Unitarian church）的诞生，而创始人正是科罗日瓦的本地人弗朗西斯·大卫（Francis Dávid）。他是当时怀着恐惧和惊叹的心情目睹了洛林茨神父的农民军和莱纳德·巴拉巴西的贵族军队在科罗日瓦的决战的仅有的四个幸存者之一。最后，巴科兹主教的自私之举不仅断送了整个匈牙利的独立完整，而且还永久地摧毁了他一直觊觎的教皇宝座。
爆发洞察
我们是否注定永远要由领袖们自己的优先级来决定他们的，同时也是我们的下一步，把我们一次次拽进流血冲突中？我由衷地希望不是这样。我希望某一天刘易斯·理查森那用知识指导我们的优先事宜的梦想能够实现。如此一来，到最后，人类动力学的预测力量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信用评分和数字运算了。那是一个由希望趋动的旅程，通过这个旅程，我们的星球将变成更美好的家园。
这是最好的结局，除非我们还有一些未尽的事业。我敢保证有一天大家会重新审视泰勒格迪和他的预言。我也想跟哈桑·伊拉希一起审视一下他现在正待的国土安全部和他们的预测模型。当然，还有乔治·多热·塞克勒。他和他的弟弟格瑞格里在泰密斯瓦被俘后的命运是怎样的呢？
先说说泰勒格迪。但我警告你，你可能希望到此结束，因为我最终揭示的秘密将使你非常不安。不过，既然知道了我们所目睹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么亲眼看着秘密揭开也是很美妙的。
再造历史
在修缮不周的匈牙利宫廷，伊斯特凡·泰勒格迪曾坚决反对主教的十字军东征计划：“我相信很多农民都会积极应召。但是他们会不会只是想逃避辛苦的耕作，报复平时受到的不公，或是逃脱惩罚、避免严刑拷问呢？”
但大家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回溯过去，他的预言简直太惊准了——很多农民不是出于对宗教的热忱，而是苦于经济的拮据才加入了十字军，而这正在泰勒格迪的预料之中。很多不法之徒也加入了军队，因为军营可以让他们免遭起诉。
“如果贵族们抱怨土地杂草丛生，”他也曾这样说道，而且贵族真的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你能让这群乌合之众听你调遣吗？”
但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做出的结论：“那些配发给他们做上阵杀敌之用的刀剑会不会反过来对准我们……”
鉴于我们目睹的事情的全部经过，泰勒格迪的预言再一次让我们吃了一惊。[3]直到现在，也就是5个世纪之后，我们才开始在预测人类行为上有一些进步。但我们预测战争和暴动的能力跟20世纪40年代路易斯·理查森的预测一样容易遭到质疑。卡尔·波普尔以无上的权威宣布：“出于严格的逻辑考虑，要想预测历史的未来走向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预测未来不仅仅是困难或靠不住的，而且是彻底不可能的。好吧，卡尔爵士，那么泰勒格迪又是怎么办到的呢？
人文史学家利用古罗马历史学家的叙事方式来书写历史，所以他们将它视为文学，而不是历史或科学。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为那些死去多年的英雄们设计诗化的预言，而且坚信用这种方式再造历史是他们的责任。
克罗地亚的行乞修道士图贝罗神父曾在1522—1527年在里得里亚海（Adriatic）的姆列特岛（Mljet）上创作他的史书，并在书中将乔治·多热·塞克勒描写成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吉阿米切利·布鲁托（Gianmichele Bruto）在1580年的著作中为乔治·塞克勒设计了长达3页的独白。在伊斯特凡那本作于1605年左右的广为传诵的史书中，乔治·塞克勒和洛林茨教友都有大篇幅的演讲，而且他们的话几个世纪以来都被人广为引用。
事实上，没人注意到在布达城的宫殿里巴科兹主教提出十字军东征的计划以及泰勒格迪坚决反对的情景。我们能知道泰勒格迪的预言还多亏了塞雷米和他那部具有影响力的中世纪匈牙利史。书的名字为《匈牙利王国灭亡信札》[4]，写于1545—1547年，也就是起义事件发生30年后。
泰勒格迪反对主教的计划可能是史实，但他的预言似乎归功于这位人文史家的想象，而非主人公自己的实言。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之流经常苦恼于一个问题，而这里也存在这个问题：没有比预测过去更容易的事了。
哈桑，一个新的开始
“今天是周二吗？”这人的声音很平静，同时也令人不安，因为那就像一个刽子手准备给犯人打上致命的一针时的语气。
“我们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吗？”
“你的名字是哈桑吗？”
他对每个问题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实际上，他没有别的选择——那天是周二，他是在佛罗里达，而且他的名字是哈桑，确切地说是哈桑·伊拉希。
快被淹没在柔软的旧皮革椅子上的哈桑盯着对面的条纹墙纸，而此时他身上各处都有用来监视他的血压、呼吸以及脉搏的金属丝。这里不是诊所，也不是医院——审讯者正审视着他的生命表征的变化，那是鉴别他是否撒谎的方法。哈桑同意通过测谎仪来永久地结束底特律被拘事件以来的苦难命运。
最后，在问了一系列无趣的问题之后，对方开始切入正题：“你是否从属于任何想对美国造成伤害的组织？”
我该怎么回答呢？哈桑想。如果他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就会破坏问题的公正性。到现在为止，他一直都很诚实，但他这次的矛盾心理会不会让系统读数发生改变？
“好吧，你知道，我在大学工作，”他最终这样说道，“我确信那里有一些教授对美国不是很满意。也许你想知道这些人是谁。”
现在，他是不是承认了自己隶属于一个想破坏美国安全的团体呢？或者，他是不是想在这个不适合开玩笑的时候坚持开玩笑呢？监看测谎仪的长官并非没听到他刚刚的话，但他继续用单调的声音说道：“除了我们刚刚谈过的事情，你是否从属于任何想对美国造成伤害的组织呢？”
哈桑这次的答案是简单的“不”。
哈桑竟然通过了，然后那些人就让哈桑走了。在出去的路上，那位他熟悉的联邦探员向他道贺，并告诉他通过了测谎审查，可以回家了。这当然是个好消息，死里逃生的哈桑松了一口气，然后才敢问道：“好吧，我可以要一份证明文件吗？”他想要的就是能证明他无罪的文件，因为“最终，我还是可能会再次被带到这里，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但确实存在”。
当然，他永远也拿不到那样的证明。
“我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不受法律管辖的。”哈桑这样对我说，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辛酸感。也就是说，事实上，哈桑不是一个嫌疑犯，也从未被拘留、审讯或骚扰过。基于此，没有人能确定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
哈桑不受法律管辖的生活持续了大约7年，直到2009年2月我注意到他的facebook上有了一则更新。更新的内容很简单但字号很大：
哈桑·伊拉希现在拿到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正式通关证了！！！
哇哦，我想着，然后马上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行了？我原本以为他们会给他一份详细的责任书，或者是一封道歉信，再或者政府还会因他多年受到的骚扰给他一份丰厚的补偿。但什么都没有。相反，那只是一个简单的奇遇。
哈桑受邀有偿为圣何塞国际机场（San Jose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最新登机楼设计一个艺术品。由于要接受佣金，所以他必须是机场的工作成员，而每个机场工作人员都要接受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个“安全威胁评估”。所以最后，正如哈桑所说：“我绕了一个大圈子，为了进入机场的禁区而获得了一个安全认证，这足以证明我不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安全威胁。”或者，至少不是一个不能获得认证的大威胁。
政府通过一种消极进攻的方式什么也没承认，什么也没说明。他们只是随他去，正如他们之前一再的出尔反尔——在底特律的拘留，在坦帕的一次又一次审问，在佛罗里达的测谎试验，在肯尼迪机场他偶然间发现自己“形迹可疑”威胁到了国家安全一样。但哈桑应该为他不是出生在16世纪而感到庆幸。过去，人的生命更轻贱。在类似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得到跟乔治·塞克勒或他的弟弟格瑞格里一样的下场。值得庆贺的是现在是21世纪，所以他可以全心拥抱一个新的开始。
大多数人在被拽进联邦调查局后可能就会保持缄默，避免任何麻烦，并希望一切都能结束，但哈桑不是。他乐在其中，并将自己的苦难看做打通社会的方式。他把自己所有的恐惧和困扰转移到了艺术创作上，让它们成为这个疑心病过重的时代的见证者。当然，他还放弃了自己的隐私作为交换。不过，我们都没有隐私了，不是吗？
我和哈桑之间唯一的不同可能并不怎么重要：他的生活围绕着博物馆和艺术画廊，而我的生活则显示在设置了密码保护的硬盘驱动器上。我的安全感只是一个错误的表象。一路走来，哈桑帮助我们明白了异类并不仅仅是一些杰出的人，如爱因斯坦、毕加索、盖茨或者令人恐惧的本·拉丹，也可以是一些渴望旅行，有着不寻常的日常习惯的普通人。他让我们看到了，做不寻常的人不一定非要变成天才或是恐怖分子。
虽然得到了通关证，但哈桑的计划还没完。他现在想释放自己的DNA序列，给国土安全部一个机会让他们从他30亿个碱基对中分离出恐怖基因。他们或许还不知道他们要搜查的不是编码为恐怖主义的基因。那个基因决定了我们缺少可预测性，而且是我们对抗“巨型机器”最有力的武器。我甚至给它取了个名字，即随机数字生成器，或者骰子基因。
血肉之躯
地点：泰密斯瓦
时间：1514年7月20日，距离一切开始不足3个月
泰密斯瓦周围的湿地还没有完全干涸，所以城外异常湿热。然而，人们还是聚在了一起，先出来的是男孩们，紧接着是曾经无比繁荣的商会的学徒们——这群年轻人现在无所事事，因为生意还是没法做。所有在围剿后幸存下来的人都悠闲地看着热闹，就连身份更高一些的人都不愿离开——屠夫、铁匠、面包师、裁缝以及城里的富商都赶来一睹究竟。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骑士还是市民，大家内心都有一个相同的疑问：他们会怎么处置他？他会被怎样处死？
一队教士走了出来，人群分开来为他们让道。教士们在空地上选择了一个最佳点，看着刽子手们从炙热的火堆中夹出一块块铁片。当一块块的铁片被焊接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慢慢知道了他们到底在准备什么：刽子手正在锻造一个铁制的御座，旁边还配以一个王冠和权杖——所有皇室的标志物。他们是要处死他，还是要为他加冕？
贵族的血不轻流——他们可以病死床榻或战死沙场，但很少会死在刽子手的斧下。会不会是国王赦免了他呢？
不过，他虽然是个贵族，但他曾吊死了一个主教，还将很多骑士严刑拷打致死。国王绝对不会原谅他的所作所为。战争虽然残酷，但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你可以拷打农民、歹徒和罪犯，但不许动主教和贵族一根毫毛。胆敢不遵守这一未被言明的规定的，必将以复仇为名处以极刑。罪犯该被吊死；遭贬谪的贵族该被快速而无痛地斩首；巫师应被绑在立柱上烧死；杀人犯则应被刺死。所有这些死法对乔治·多热·塞克勒来说都太轻了。他们肯定会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来惩罚他所犯下的罪行。
大门开了，一小队士兵出了城门。先出来的是士兵，紧跟着是关押着10个囚犯的囚车。众人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到期望中的视死如归，看到的只是行将就木、虚弱不堪。是不是饥饿摧残了他们？传言说自从他们被俘后就颗粒未进。最后出来的两个囚犯就是塞克勒兄弟，乔治和格瑞格里。格瑞格里还是跟往常一样平静，而乔治也保持着他的尊严。至少，很多人愿意这样记住他们。
他从未求饶，但传言他确实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放过无辜的人，也就是他的弟弟格瑞格里。
他会这么做吗？人们都对此表示怀疑。他们的理由是这两个人所犯的罪不同。犯有同谋罪的格瑞格里应该被处死，但大家都知道他曾发出理性的声音——虽然通常都无效，但还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也许这一点可以让他免于死刑。但当格瑞格里跟其他囚犯一起被押送出来时，争论就停止了。
在当时，死刑并不是阴暗的反面事件，而是人人惊叹的壮举。鉴于那天一共要处死10个人，那场面应该相当壮观。而且这些人并非一般的囚犯，而是能在数日之内将他们尽数杀死的人，所以他们都有理由按照传统在囚车经过他们时对囚犯施以无情的谩骂。
然而，人们却对这些囚犯表现得极其尊重。这些人不是小偷或强盗，而是骑士和战士，看着这些囚犯，人们有一种敬畏和恐惧交加的感觉。
众人静静地看着囚犯被带出来。然后，刽子手们将乔治·塞克勒带到了一边，剥去了他的衣服，将他按在一个高大的椅子上，也就是那个从火里拉出来的御座上。然后他们将一个烧红了的王冠戴在了他的头上，将冒着火花并散着炙热的权杖放在了他手里。
一些人不忍看到这残忍的一幕，将头转到了一边。另一些人知道了什么是痛苦致死——胆敢反对国王的骑士将遭受铁铸头颅的极刑。但对不太熟悉王室象征的大部分人来说，他死去的方式还带有一种执行官没有注意到的象征意义：他活着的时候是王，死去的时候也像个王——坐在御座上，手拿权杖，头戴王冠。
炙热的御座不足以要了他的性命，而这正应了那些折磨者的心思，因为他们不想让他那么快就死。他们将那9个惊吓过度的囚犯带到了乔治·塞克勒的“御座”前——他们站在死亡的门槛上，感受着死亡，个个都脸色苍白。
这是第二场表演，看客们终于明白了，同时也被吓呆了。他们还准备了什么呢？没人敢问。那些站在旁边的人，那些教士、牧师以及学者齐声唱起了赞美颂。
这个时候唱这首歌真是奇怪啊。虽然赞美颂确实符合这个场合——不管过去犯下了什么罪，这一刻都将得到宽恕，赞美颂为被选定者进行最后的祈福。但其实时间和场合都搞错了。
如果事情如预期发展，乔治·塞克勒仍然能听到这个旋律。但不是在这儿，也不是现在，而是在布达城，在马提亚教堂，当他在君士坦丁堡取得胜利将败者的旗帜降下来的时候。然而，没人注意到时间和空间都错位了，因为事情还是沿着现在的轨迹发展：在歌声中，乔治·塞克勒的弟弟，那个跟他一起被抓的格瑞格里，在他面前被砍成了三段。
剩下的囚犯的命运会跟格瑞格里一样吗？谁也不想那样。
然而，他们没被杀死，至少现在还没有。
刽子手从火堆里夹出了很多钳子，然后兴致勃勃地将他们夹在了乔治·塞克勒那活生生的皮肉上。有些人恶心的吐了，有些人昏了过去。只有当事人岿然不动——他将命运交给了上天，默默地忍受着一切。
然后，他们命令剩下的囚犯用牙齿将乔治·塞克勒的肉从他的身上撕下来，撕下那些被铁钳烫得作响、鲜血直流的肉，然后再将它们全部吞下。
虽然那个场面异常骇人，但学者们却又一次从这样的设计里面发现了道理。正如国王经常强调的那样，国家正如人的身体，生机勃勃而又活力四射。乔治·塞克勒必须像那千疮百孔的故土一样死去——身体被活生生地咬碎。
有两三个囚犯拒绝那么做，所以马上被砍死了。剩下的人看到这一幕后就疯也似地跑到乔治·塞克勒跟前，大张着嘴，撕啃着他身上的肉。
一些愚昧无知的人又一次从这里面找出了熟悉而令人感到安慰的象征意义：“拿着，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当赞美颂在夏日炎热的空气中唱响的时候，这些人觉得这一幕正应合了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说，这已经不再是死刑，而是对殉道者进行的礼拜仪式。
然而，他还活着，而且那些农民清楚地看到，虽然痛苦万分，但乔治·塞克勒并不害怕。他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呻吟，而是怒骂着那些刽子手。“你们这些走狗！”他不断地骂道，虽然他自己也曾是其中之一。
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都怀有一个疑问：真的有人能忍受那种痛苦吗？没错，真的有人能，如果他不是普通人的话。乔治·塞克勒是个边疆士兵，也是一个塞克勒人。游牧民族的热情和匈奴的强悍增加了他的斗志，杀人不眨眼的他只求义无反顾地默默承受最残忍的刑罚。
最终，当疼痛加剧，无法忍受时，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那些曾经的十字军，现在沦为囚徒、等待接受处罚的奴隶和农民，到最后竟然全被安然释放。谁愿意吞下他的肉，谁就是他的门徒。[5]
多年来，乔治·塞克勒咽气的地方都被人们视为圣地。事实上，目击者们发誓，圣母玛利亚将亲自接他去天堂。
如今，布达山上那座乔治·塞克勒曾被封骑士，泰勒格迪曾做出预言的文艺复兴堡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宫殿，也就是匈牙利国家美术馆（Hungarian National Gallery）。如果你沿着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上到第15层，你就会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大圆顶下面。那儿伫立着一座用铁和红铜铸造的足有3米高的威武雕像。那是一个孱弱见骨的男人——全身上下只有一点肌肉尚在。一眼看上去，你可能会认为那是基督，因为你可以想到他遭受过多少苦难和痛苦。他的嘴巴异常扭曲，仿佛要将自己的痛苦吐出来一样。
雕像基座上的那块匾上刻着几行小字——燃烧的御座（Tüzes Trón），后面是创作这座雕像的特兰西瓦尼亚雕刻家的名字。雕像上缺少介绍，这并不奇怪，反而会让游客去猜测到底他的肌肉是被几个世纪的风吹日晒腐蚀掉了，还是像特兰西瓦尼亚某些雕像一样从无肉的状态新生成这样的。相比他那残缺不全的肉体，雕像上有两样东西是完整的：他的御座以及不规则的王冠。
他是谁？作为一个游客，你可能会这么问。但当地的孩童一看到雕像马上就知道：乔治·多热·塞克勒，戴着王冠，坐在燃烧的御座上。你可能觉得这会吓到他们，但孩子们却一点儿都不害怕。
直到19世纪，大部分历史学家——那些依然对过去的时光怀有浪漫情绪的贵族或牧师，都将乔治·塞克勒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然而，那些对阶级秩序没有兴趣的人却持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而且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看法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直到19世纪后，历史学家才开始还他以清白：乔治·多热·塞克勒并不是一个鲁莽、残酷的人，也不是一个投机分子，他是怀着巨大的梦想，为了改变现有的不公秩序，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战的革命家。突然之间，各类小说、戏剧和诗歌都开始歌颂他的丰功伟绩，而历史课本也还他以崭新的形象。字里行间，他不再是凡人，而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一个沿着约翰·泰勒格迪预言的宿命前进的人。
* * *
[1] 很多历史学家猜测，如果乔治·塞克勒在内格雷克为惨死的前哨部队复仇之后，直接出兵攻打防守较弱的布达城而不是转向泰密斯瓦堡垒，那么他肯定会登上王位，而历史也会变得更有趣一点。看起来似乎是他对王权的尊重阻止了他这么做——他和他的十字军部下都一贯坚持他们是忠于国王的，至于争端和起义只是针对那些地主贵族的。然而，很多传闻都说他的十字军实际上已经拥护乔治·多热·塞克勒称王了。——作者注
[2] 人类形态学和数据挖掘技术的不同点在于：数据挖掘技术是通过对人类行为模式的记录进行预测，我们甚至不需要知道那个系统开发出的模式的起源。而研究人类形态学的学生则设法开发出能解释我们会在何时何地为什么做出惯常的举动的模型和理论。——作者注
[3] 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泰勒格迪的预知力量并没能救他自己的命。据塞雷米记载，泰勒格迪也在内格雷克做了俘虏，跟萨基主教和其他贵族一起被处死了。然而，我们知道虽然这位人文主义神父动机是高尚的，但他的话也不见得都可信。关于泰勒格迪命运的另外一种说法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塞雷米的准确性。1514年7月3日，约翰·班菲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大战的危险性，因此决定先留下一份遗嘱。根据当时的传统，很多贵族都看了这份遗嘱，而泰勒格迪正是其中之一。那时离乔治·塞克勒处死内格雷克的俘虏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所以这份遗嘱可以证明我们的预言家并没有在内格雷克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并没有比他的签名多活很久——在维也纳找到的一份文件上指出，在他签名后还不到十天，他就在科罗日瓦被俘并被洛林茨教友下令处死了。——作者注
[4] 原文为匈牙利语：Epistola de perditione regni Hungarorum。——作者注
[5] 关于乔治·多热·塞克勒最详细的记载应该就是他被处死的那一幕。很多知道他的人（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1514年事件被编进了教科书里）可能不知道那段历史的所有细节，但都很清楚那悲惨的结局。对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每个撰写这段历史的人都会描述他被处死时的骇人场面。很多史料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真实性，所以我就将他们融合了一下。——作者注
译者后记
巴拉巴西教授的这本新书让人眼前一亮。就跟他要阐明的问题“人生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有规可循一样”，这本书的谋篇布局看似杂乱，一会儿提到被拘留的当代艺术家，一会儿又带着大家回到了中世纪，但看到最后你会发现一切都豁然开朗，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巴拉巴西教授此前写过一本书，在那本书中，他用惊人的科学事实证明了我们所在的世界中，一切都是相互连接成网的。而在本书中他则立志探索人类行为和预知未来的问题。这本书看似玄妙，但处处都有严格的科学例证。作者将一个一个事例和故事娓娓道来，即使你不懂统计学、不懂物理，也能马上理解其中的意思。
过去，我们常常认为《1984》中试图控制人们一切行为的独裁者——“老大哥”仅是小说中的人物而已。但今天，我们的行为模型可能正在被一些移动电话公司、谷歌、政府情报机构仔细分析研究。为了开发下一个受欢迎的产品，抑或为了发现潜在的恐怖分子，无数的计算机和研究人员正在集中精力预测人类行为。
那么，人类行为究竟是不可预测的呢？还是说，在每一件事情背后确实存在一种隐藏的模型？巴拉巴西教授认为是后一种。要想知道其中的玄妙，相信读完这本书，你已受益匪浅。
这本书的翻译有很多难点，所以有错误之处请各位不吝指出，我自当感激不尽。最后，感谢吕刚给予我的莫大支持和帮助；感谢曾珂和郑雅宁为我提供的宝贵意见；感谢马国栓和冯朝伟的谆谆教诲和鼓励；感谢马岭的理解与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