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还要等到互联网应用的普遍展开，产消双方才能基于个性化需求达成新一轮的基本平衡。正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蓬勃发展起来的互联网，为压抑已久的个性化需求打造出了一个展现、聚合、实现的巨大商业平台。很长时间以来都互不满意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企业与消费者，在此平台上重新开始试着去彼此欣赏！而那些自然浮现出来的、那些被激发出来的、那些点点滴滴聚合起来的个性化需求，也正是C2B模式成长的沃土！这就是C2B模式诞生的基本背景。
今天再去回望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定制，我们不难发现：它作为工业文明下对大规模生产的一种改良，几经反复，直至互联网与线下经济深度融合十余年之后，其基本的商业逻辑才以更为彻底的C2B形态体现出来。从波及范围、价值协同网的演化程度、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程度、消费者与厂商互动的便利性、消费者的参与程度等来看，大规模定制可以被认为是今日C2B浪潮的前身。
三类商业模式的比较
来源：阿里研究院，2011
[1] 引自《后物欲时代的来临》，郑也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今日从何而来
如果要找一个行业具体而微地观察和展示今天我们正在讨论的C2B话题的由来，那么服装业大概是一个最合适的行业了。
角色演变：稀缺品-标准品-快消品-个性符号
在人类的生活史上，服装曾经非常稀缺。今天的法国虽然号称全球时尚中心，以时装业为中心，香水、箱包等周边行业也风行全球，但就在17世纪和18世纪，对普通的法国人来说，所能穿着的服装不仅数量很少、材料粗糙，而且旧衣服也不能丢弃，而是通过赠送、继承、旧货市场等方式在家庭内部、老板与雇工、主仆之间不断流转。
服装一度也曾是社会等级的身份标识，古代对每个社会群体的穿着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到19世纪，高级定制时装才走出宫廷贵族群体，扩散到了新兴的有产阶层之中，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40~50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据《时代》杂志统计，高级定制时装的顾客在20世纪50年代时曾达到了20000人左右。到20世纪中后期，随着中产阶级持续壮大、民主和平等理念深入人心，这种价格高昂（动辄数万美元）、工艺复杂（可能需要10多位裁缝耗时几百小时）的服装才走向了衰落。1955年高级时装的工人总数约20000人，到1973年锐减到了2000人左右。此时，从高级时装产业中又衍生出了高级成衣——这一次，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迪奥和皮尔·卡丹成为先行者。
在普罗大众的日常穿着方面，19世纪下半叶缝纫机的发明、纸样（大生产的基本要素）作为商品的出现、由军服发展出的标准化的尺度系统，让大众成衣产业逐渐发展起来。但今天这个星球上绝大部分人都在穿着的服装——大众成衣——也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摆脱了此前那种手工作业且并不规范化的“批量制造模式”，最终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生产体系。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成衣工业又开始把生产线转移到了亚洲等低成本地区。
随着基本穿着需求的逐步解决，“消费得起的个性化”这一问题逐步成为服装产业要面对的基本问题。20世纪6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社会运动、社会思潮的变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少年人口比例的激增，服装穿着终于开始摆脱千篇一律的格局，个性和休闲元素开始注入服装领域。典型的如中国，大约30年前，人们还是非常统一的穿着打扮，贫困地区甚至是缺衣少穿，但今天的大街上已经很少遇到撞衫的情况了。
综上，姑且不论小的裁缝店和家庭自制，从产业层面看服装产业的演变，有两条脉络清晰可见：
·平民化+规模化。由贵族服装到有产者的高级定制时装，再由高级定制时装演变出高级成衣，以及大众穿着的工业成衣，整个产业在过去100多年间经历了一个平民化的过程。伴随平民化浪潮而来的是规模化，到今天服装已经是一个庞大的产业，2011年仅江苏省纺织服装产业的收入就突破了1万亿元。
·标准化+个性化。按时尚/个性的维度，服装可以分为时尚类（如阿玛尼、迪奥）、时尚基本类（如ZARA、H&M、UNIQLO）、基本类三大类。随着基本穿着需求的满足，ZARA等快时尚企业的崛起正说明了“时尚/个性元素”在这个行业中拥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结构演化：产消格局与工商格局
产（企业）消（消费者）格局与工（生产商）商（渠道商）格局，是分析服装业产业结构演化的重要视角。在根本上，“工商格局”的演变要受制于“产消格局”的演变。浓缩虎门服装产业集群30多年的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转变的过程。
虎门服装市场的起步与当时的“偷渡客”直接相关。20世纪70年代，偷渡客返乡探亲带回的服装在当地广受欢迎，在当时消费品短缺的情况下，很快就成了路边摊、天桥、沿街铺面市场、大排档市场上的抢手货。
起步期的虎门服装集群以商户为主，生产商还非常少。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开始第一次升级：商户开始进入楼宇批发市场，“前店后厂”的生产商也开始成长。到21世纪初，当地产业集群实现了新一轮的进化：就产消关系来看，当时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卖方市场快速转向买方市场，生产商因此必须要革新渠道体系和工商关系。于是，在传统的批发市场渠道之外，生产商和品牌商开始大力发展连锁加盟、专营店等渠道；另一方面则是把生产商为主的“配货制”转变为生产商与渠道商协商的、反季节的“订货制”（这里的订货制类似于期货制），让生产更加适应市场的节奏和需求。近年来，当地的专业服装市场又开始向立体化、丰富化发展，国际性的交易会、时尚展示会（模特大赛等）、电子商务新渠道等，也开始在当地逐渐发展起来。
不只是虎门服装集群里的企业一直在积极应变，今天更多的服装企业也都在积极创新，以应对快速多变的消费需求，比如更加频繁地举办各类新品发布会、订货会，从每年两次变为每年十多次，还更加动态地试单、组单、追单等。
尽管创新不断，但服装业在今天面临的问题却似乎越来越多了。
服装业：双高行业为什么？
包政先生、肖利华博士等众多专家学者和一线实践者，都已经对服装业进行过细致入微的深入分析，以下借鉴、聚合了众多专家的观点，特此表示谢意。
服装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是一个高库存、高脱销并存的“双高行业”，这一格局的形成与服装业自身的固有特性直接相关，也与近年来服装消费的个性化趋势直接相关。
·服装业产业分散，集中度不高。服装产业很多环节的进入门槛不高，比如在缝制环节就存在着很多小作坊。对比3C产业中那些动辄上千亿元销售额的巨型公司（如华为、海尔等），很多中国知名的服装品牌企业大都只有百亿级的销售收入。
·供应链环节多，链条长。服装产业存在着多个环节：棉花、化纤等原材料，纽扣等辅料，纺织机械、印染、缝制、分销、零售等。
·随季节周期性变化、提前预判并进行反季节设计是行业常态。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服装穿着各不相同，服装企业需要提前预判未来的流行与时尚，从新品发布到批量上市往往要经历半年时间，同时还要面临不同季节的产品交叉上市所带来的供应链交叉重叠，凡此种种都大大加剧了供应链管理的难度。
·时尚、个性挑战供应链柔性，波动性大、可预测性低，往往只能赌博式开发。从“号型”到“款式”再到“面料”，个性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即使仅仅是号型（大、中、小）这个看似最容易实现的个性化也并不容易。“号型”的规划主要基于对人体数据库的数据分析，但它主要是解决“物理精度”的问题，就服装消费心理来看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心理精度/穿着习惯”的问题，比如有的消费者可能喜欢短一点的袖长，而对三维合体度却比较宽容。关于时尚和个性，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绝大部分的企业都无力预测或制造流行和时尚，只能进行所谓的“赌博式设计、蒙眼式开发”。随着服装消费的个性化特性越来越明显，每款服装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这让原本就较为复杂的服装供应链进一步复杂化了。
服装产业的这些特点使得整个服装产业近年来越来越难以良性运行：
·对消费者来说，要买到喜欢的商品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喜欢的商品往往会断码断货。
·对品牌商来说，打折成为全年的常态。畅销品往往难以及时补货，“该赚的没赚到”；滞销品则要承受大量退货，“利润变库存”，只能剪掉商标后以极低价格处理。
·对经销商来说，商品畅销时补货时间太长，滞销时则只能大量积压库存，很多时候还要受到品牌商的“挤压”。
就中国服装业来看，一方面是年产500多亿件服装，另一方面是媒体报道的上百亿件的库存。虽然该数字的统计可能不够准确，但服装业产消互动效率之低、库存之高，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由此，廉价和尾货市场等也已成为服装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互联网之前的突围尝试
在互联网之前，要应对越来越个性化的消费要求有着很多切实的困难，这其中最核心的难题可以归结为对“质量、速度、成本”三者关系的平衡。正如酷绅公司总经理黄岳南所述，个性化定制将给企业生产带来很多挑战：“品质保障难：个性化之后，每件产品的数据更多，对工人要求更高，疏忽一个细节就会导致品质偏差，同时对工人的技能要求更高，要求会操作多种机器，是多面手，不再是单一工种。工期控制难：客户从网络下单相对更零散、无计划性，这给供应链备货、工期节奏安排带来了新挑战。成本控制难：个性化定制要求面料品种多，但单批的量不多，很难形成面料采购规模化效益，导致成本攀升。”比如，号型越多，所能覆盖的人群也就越多，但限于商业上的可行性，中国大部分女装企业都只能从200多个号型中选择5个甚至是3个号型进行生产。
要解决如上问题，互联网之前的服装业进行了多个方向和方式上的突围与创新，其中以“快时尚”的模式创新最为典型，它通过快速捕捉（或创造需求）和快速反应，初步实现了对“时尚/个性”的满足。比如在“多品种”视角下，最成功的国外快时尚公司每年可以推出数万种产品，而国内追求快时尚模式的公司也有能力推出数千种产品。
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不同的快时尚公司为了在“质量、速度、成本”这三者所构成的行动空间中自由腾挪，他们所选择的路径其实仍存在着很多细微的差异。
在捕捉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方面，有的快时尚企业通过门店与消费者互动，或是通过参加时装发布会去学习、借鉴，或是把设计分散到不同的买手小组，成功实现了快速收集、了解、理解。也有的快时尚公司并不一味地强调快速捕捉和理解需求，而是强调发展自身的快速补货能力——一旦发现某款产品热销，就能实现快速大量的补货。
此外，很多快时尚公司的商业模式其实并不完全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快时尚，而是由多条供应链共同支撑组成的一种混搭模式：在高端，以T型台和高级定制打造时尚、精致的供应链，以追求高端影响力；在中端，以快速反应供应链获得大部分利润；在低端，以低成本的精益供应链实现对市场的覆盖。
不过，即使快时尚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自身也仍然存在不少模式上的缺陷：在设计方面，由于借鉴和抄袭，他们有时候要支付大量赔款；在库存方面，很多快时尚企业仍存在10%以上的成品库存；在产消互动的效率方面，由于缺乏互联网环境下的直接沟通，他们与消费者的互动仍然非常间接，消费者的参与度不高。
今天的变革趋势
互联网为服装业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电子商务所汇聚的个性化需求在近年来正在推动着越来越多的服装企业以柔性化生产去拥抱个性化需求。
在消费端，淘宝网上固然有不少单款销售数达万件的服装，但同时长尾效应也越来越显著。一款女装销售百余件，在淘宝网上就是一个较普遍的现实。这意味着，企业生产体系必须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的要求，才能“接得住”蓬勃的个性化需求。
在生产端，从纺织机械来看，近年来中国服装行业对数码印花、数控裁床、三维人体测量仪等适合进行柔性化生产的设备，开始加大了引入力度。比如就数码印花来看，传统的圆网或平网印染对开工的最小生产量有较高的要求，而数码印花在数量上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几米或更小的最小生产量，在颜色方面理论上可以达到上千万种，在速度方面甚至可以实现立等可取。目前它主要还是应用于打样和小众市场，但随着这类设备性价比的不断提升，相信会逐渐实现普及化。
从软件来看，诸如服装自动排料服务，SaaS（软件即服务）方式正推动着中高端软件走向普及化。
从生产方式来看，原来的服装企业大都采取捆包制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但杭派女装的代表品牌秋水伊人等企业，则越来越多地开始采取更适合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单流制（或单件流），以更好地适应多品种、小批量、快反应的市场需求。
继ZARA、UNIQLO、H&M、GAP等快时尚企业之后，今天的互联网上正在诞生一批新类型的服装企业，诸如韩都衣舍、麦包包、裂帛、阿卡、埃沃等，也许它们的规模还比较小，但它们非常灵活，与消费者的互动也更为直接和快速。
C2B模式之于中国经济
当前，各界正在对中国经济中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进行着深入的探讨和探索，同时，“工业4.0”“产业互联网”等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C2B模式在宏观上的含义是什么？C2B对DT时代的经济形态又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在阿里研究院团队与中国社科院李远芳博士就C2B模式进行的一次讨论中，她创新性地提出了“低库存经济”这一概念，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那么，C2B将如何带来一个所谓的“低库存经济”呢？
宏观经济最重要的活力之源，就在于微观企业层面上的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而企业竞争中最为困难的则是综合性最强的、涉及各个方面的商业模式竞争。比如苹果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就为它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微观企业层面上的商业模式与组织模式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福特制之于美国经济模式，丰田制之于日本经济模式。参考福特制在美国所诞生的环境，我们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经济体而言，立足本国资源禀赋和消费需求、基于内需市场，才有可能生长出中国企业在DT时代的商业模式，而这也将意味着社会分工在全新层次上的一次深化与升级。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中国经济创新的核心场域，正在从“WTO+外需”加速转向“互联网+内需”，这一转变将有助于推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C2B商业模式在中国企业群体中的生长、演化与完善，而从长期来看，C2B模式的扩散也将是中国信息经济在微观层面上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技术-经济范式”视角下的福特制
每一轮大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经济范式”的巨变。作为工业经济“技术-经济范式”的重要支柱，最具美国经济模式特色的福特制，诞生于20世纪初。它的出现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技术-经济范式转移”这一进程中的一部分。
核心投入要素（资源）与新兴主导产业。正如以晶体管为表征的IT是信息经济的核心投入要素，以数据为表征的DT是数据经济的核心投入要素一样，工业经济下的核心投入要素（资源）则是钢铁和石油。1899年美国的钢铁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3%。这一时期，机械、电气、冶金等新兴产业在美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有意思的是，美国钢铁产量的最高纪录是1973年的13680万吨，其后就不断下滑——而20世纪70年代正是以Intel微芯片为表征的信息产业开始快速发展的时期。
商业基础设施：交通网络、通信网络、流通网络等的快速发展。在交通领域，继公路和运河的大规模建设之后，铁路建设迎来了高潮，1880年时美国铁路约9万多英里[1]，到1890年达到了约15万英里。在通信领域，1878年电话实验成功，20世纪初美国电话就达到了700多万部。在流通领域，以邮购商店为代表，美国的连锁商业体系由此开始快速发展。
“使能”因素：电力的广泛应用。20世纪初，美国已有3600座中央电厂，到1917年发电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公用电厂在美国供电格局中的比重也飞速上升：1907年占40%，1920年占70%，1930年占80%。电力作为廉价、稳定、广泛适用、均质化的能源，是工业经济最主要的“使能”因素。作为代表性的技术和商业基础设施（公用电厂和电网），它支撑起了流水线式的大生产；作为“使能者”，它改变了生产、消费的结构与过程。
宏观社会经济政策深刻变革以容纳“大生产”范式。大生产给当时的美国社会经济系统带来了极大的扰动。为释放和接纳大生产的巨大能量，让流水线上源源而来的商品找到它的消费者，宏观的社会经济政策框架也需要做出相应变革。按照Carlota Perez的分析[2]，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体制、社会保险体制以及信用贷款等，实际上都是通过收入再分配等政策和制度的创新把一般劳动者转变为大众化的乃至于超前消费的消费者（所谓中产阶级）。显然，这些调整都极大地扩展了与大生产匹配的市场容量。
大市场是催生福特制、促进小生产分工体系向大生产分工体系跃变的前提。上述一连串事件的核心在于：福特制以及它所内含的一整套大生产分工体系的全面展开，只有在一个广度和深度足够充分的大市场上才能诞生。当时的美国经济，已经摆脱了殖民地时期对欧洲出口的过度依赖，国内消费市场得到了快速成长。铁路、流通网络和现代媒体（杂志、报纸、电台等）的发展，以及西部的开拓，特别是“考虑到相对高的收入水平，1860~1910年美国三倍的人口增长使美国市场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市场。这种市场规模使美国企业在这一时期发展的每一种技术水平都可能实现内在的规模经济。”[3]
场域转移：从“WTO+外需”到“互联网+内需”
十多年来，WTO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外贸大市场，而今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则显现出了拉动内需的巨大潜力。“互联网+内需”有望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探索“信息时代的商业模式”的全新场域。
WTO+外需：十多年来中国企业的重要创新场域。入世以来，WTO让中国企业拥有了国内外两大市场。从宏观来看，中国在此期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在微观企业层面，尽管存在着“作为世界工厂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环节”“市场换技术效果有限”“难以敲开发达国家市场大门”等争议，但客观而言，WTO为中国企业提供的不只是一个广阔的全球市场以让“中国制造”行销全球，它更是一整套制度安排，扮演了一个制度平台的角色，中国企业在此平台上较好地参与到了不断深化的全球产业分工之中。因此WTO也是推动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重要催化剂，涌现出了海尔、华为等相当数量的、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互联网+内需：未来中国企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场域。国际咨询公司的两项研究成果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互联网拉动内需的巨大力量。麦肯锡2013年发布的《中国网络零售革命：线上购物助推经济增长》研究报告指出：“约60%的线上消费确实取代了线下零售。剩余的40%则是如果没有网络零售就不会产生的新增消费。”波士顿咨询（BCG）和阿里研究院合作的《中国消费趋势报告——三大新兴力量引领消费新经济》报告则做出如下预测：到2020年，私人网上消费预计将以每年20%的速度激增，而同期，线下实体店的零售销售额增长预计仅为每年6%。这意味着，到2020年，网络购物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42%的私人消费增长将来自于网络消费。
互联网+内需：中国C2B模式的温床
“互联网+内需”的大市场能否支撑起信息时代的商业模式？
参考既往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与今天的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中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史的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特征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具有经济增长迅速、生产与消费潜力巨大的特征，在经济起飞时期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世界经济史上，只有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的美国在经济增长的规模与发展态势上与目前的我国相类似。”[4]在比较期内，两国产业结构类似，人均收入水平大致相同，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并与海外市场建立了密切联系，都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价格体系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的美国经济环境，特别是当时的美国国内大市场，对于大生产（福特）、大流通（邮购商店、百货商店等）、大物流这样一整套全新分工体系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催化作用。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内需”也正在加速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发育，中国企业借助互联网，在这样一个大市场上将有望探索出信息时代中国的“福特制”。
中国经济具有推动C2B模式演化的诸多优势。比如中国网民数量全球第一，巨国效应较为显著；中国拥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有助于C2B模式下快速供应链的打造等。但优势不等于竞争力。正如数十年前，面对日本精益生产方式的挑战，《改变世界的机器》一书的研究者对西方读者告诫道：“本世纪初，大多数欧洲人未能认识来自于美国的大量生产方式的优点，结果使得这一极有益的概念被抵制了一代人的时间，现今的巨大挑战是要避免第二次再犯这样的错误。”中国企业面临的是类似的处境，必须要认识到：互联网绝不只是营销渠道，而是将对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组织管理模式带来全方位的再造。
C2B与工业4.0
C2B为阿里巴巴所倡导，同时工业4.0在全球也炙手可热。工业4.0是在互联网深入普及应用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最终目的也是实现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制造。那么，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C2B是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更是全新的商业范式，工业4.0则是C2B在实物商品领域的具体表达。
C2B是一种由互联网所引发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其基本特征是客户驱动。C2B相对应的是工业时代B2C的商业范式（而不只是B2C模式）。根据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的观点，所谓“技术-经济范式”包括一套通用的技术和组织原则，是一种最优的惯行模式，甚至是一种社会文化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B2C是以厂商为中心的商业范式，其基本特征是：以厂商为中心、大规模生产同质化商品、单向“推式”的供应链体系、广播式的营销、被动的消费者。而C2B则完全反过来，是以消费者/客户为中心的商业范式，其基本特征是：以消费者为中心，个性化营销捕捉碎片化、多样化需求，“拉动式”的供应链体系，大规模社会化协同实现多品种、小批量、快速化的生产。
说C2B是一种商业范式，是因为C2B不仅仅应用在实物商品领域，还广泛应用于商业社会的所有方面。比如教育行业，慕课（MOOC）的兴起是通过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体系的方式来满足个性化学习，可以看作C2B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再如医疗行业，“春雨医生”和“好大夫在线”等应用以病人为中心配置医疗资源，改变了传统体制下以医院为中心的业态。
工业4.0则应用于工业领域，止步于农产品、服务业。当然，工业4.0在内涵上与C2B神合。业界都承认，这一次的工业革命是跨越工厂围墙的革命，而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是在车间里面的革命，主要是提高生产效率。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李杰教授对工业4.0给出了一个精准的定义。他认为，工业4.0的革命性在于：不再以制造端的生产力需求为起点，而是将用户端价值作为整个产业链的出发点，改变以往的工业价值链从生产端向消费端、上游向下游推动的模式，从客户端的价值需求出发提供客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并以此作为整个产业链的共同目标，使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协同优化。这基本上与C2B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
所以，把工业4.0局限在制造环节网络化、数字化是不合适的，它已经涉及“产销消”（生产、销售、消费）的各个环节。C2B是经济社会的整体转变，而工业4.0是C2B在实物商品领域的具体表达。
第二，C2B为工业4.0搭建整体商业框架，工业4.0帮助C2B落地。
目前业界对C2B最大的误解在于，将其局限为定制和预售模式。实际上C2B的要点在于“客户驱动”，即客户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何时生产！工业4.0主要在柔性化生产方面发挥价值，帮助C2B落地。
工业4.0通过“智能制造”来实现柔性化生产。比如，设备通过读取物料、加工件上的二维码来识别加工指令，自动完成搬运、切割、抛光、打磨等不同的工序，并且通过敏捷编程实现设备在单件定制、小批量、大批量生产之间的快速切换，以满足市场对不同需求的生产要求。
第三，工业4.0背后是价值链，C2B背后则是价值网络。
德国工业4.0首先着眼于单个工厂的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和提升，即使是横向集成和纵向集成，也是在打通内部ERP和MES基础之上，从供应链角度实现上下游的分工和协同。这里的协同依然是“链”式的图景。
C2B的实现基础是价值网络，是社会化的、开放的、基于互联网的实时在线协同网络，而不是单一的工厂或某条价值链。引起这一革命性改变的基础是云计算作为基础设施、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实现。当商业活动的产生数据是海量的、非结构性的并且是实时产生的时候，分工协同就越来越像互联网一样，要求网状、并发、实时的协同了。网状协同应运而生。
在实物生产领域，协同网络依赖于产业集群内成千上万的小企业来实现。例如，淘宝服装电商的供应链就来自浙江、广东等地的产业集群。与欧美大型制造业企业不同，产业集群天然就具备柔性化的集体产能。同时，产业集群内的设计师、纱线厂、面料厂、服装厂、经销商长久以来保持着一种高效协同机制。当市场出现某个商机的时候，只需短短几天，可售卖商品就会出现在某个淘宝店铺内，其背后正是这种产业集群内的分工、协同机制在发挥作用。而互联网正逐步将这种协同转移到互联网上，电子商务加速了信息流动和传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网络协同效应。
第四，工业4.0的主角是大企业，而C2B小企业也可以玩。
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分别是由两国的顶尖制造企业发起的：德国是西门子，美国则是通用电气。德国人更关注生产过程的智能化，而美国人则强调智能产品和智能服务。两者的实现都有很高的技术和装备要求。因此，没有扎实的工业3.0和工业2.0基础，工业4.0无从谈起。但是对于大部分中国的小企业，不要说MES、PLM系统，即使最基本的ERP也不是各家都有。
而C2B在中国的落地则有很多创新做法，市场端依托巨型电商平台连接客户，生产端采取低成本的柔性化解决方案。比如，缝纫机快速换线，实现个性化定制；工厂联盟内部的分工协作，以适应大小订单的挑战；用多能工、小组制来适应多品种规格产品的频繁切换，等等。这些创新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和装备投入。同时，C2B在中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方面是巨型电商平台，海量消费数据；另一方面是大量小企业集聚的产业集群，两者的对接本身就是宏观上的C2B版图。
C2B与工业4.0的对比
来源：阿里研究院，2016
在C2B的总体框架下，走中国特色的工业4.0道路完全可以跨越工业3.0和工业2.0的鸿沟。中国的优势在于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丰富的使用场景和海量的应用数据，而欧美没有这些数据。通过制造服务转型可以反向弥补原本薄弱的环节，或许将会为中国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最后概括一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C2B模式是对工业时代以厂商为中心的广义B2C模式的颠覆，C2B将是DT时代企业商业模式的本质特征。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一主题来看，基于“互联网+内需”的全新创新场域，C2B模式有望在微观企业层面为DT时代的中国经济模式注入全新的元素与活力。在这个全球企业都在探索信息时代的商业模式与组织模式的时代，中国企业有机会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信息时代的“福特制”。果真如此，将不仅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改革（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的贡献，更将是中国企业对全球商业文明的巨大贡献。
[1] 1英里=1609.344米。
[2] 引自http://www.carlotaperez.org/download/PEREZTechnologyandbubblesforEngelsbergseminar.pdf。
[3] 引自李英东和俞炜华的“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形势与19 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8年发表。
[4] 引自李英东和俞炜华的“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形势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经济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8年发表。
第二篇 第五大经济体：浮现与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