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金融：产业革命的产物
在采集渔猎时代，居民的经济互动是分散的，完全依赖自然的产出。农牧时代，人类经济活动实现了集中，从而拥有了巨大的规模，但是，受到季节等自然因素的严厉约束，生产活动在时间上不是连续的，经济社会没有实现持续的经济产出。地理大发现之后，经济活动向南方拓展，经济作物的种类和范围极大扩张，生产活动因空间的极大扩张而出现了时间上的接续，新兴产业诸如加勒比的蔗糖和北美的棉花先后涌现，自轧棉机出现，一系列的机器涌现，带动了动力和能源需求，进而最终带动了一系列产业的勃兴，出现了所谓的“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实现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不间断性，经济体系拥有持续不断的经济产出，这是人类经济历史上的第一次。
经济产出效率历史性地成为经济生活的中心，这意味着生产企业成为经济体系的中心，进而，企业活动要求获得持续不断和足够的经济资源。这就带来了两项革命：一是法律革命，企业从无限责任的合伙企业制“升级”为有限责任的公司企业，企业活力由此也获得了极大的释放，公司制法律革命突破了一系列固有的民法限制，实现了商法革命；二是金融革命，也就是所谓的“资本化”，将最大范围的经济资源货币化、计量化、账目化，从而使企业体系拥有足以永续经营和持续扩张的能力。金融革命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构成的银行体系，主要为企业部门提供充分的资金保障，这就是票据和银行货币的滥觞；二是信贷和证券革命，间接或直接地为企业部门提供充分的资金。金融革命使得企业账户体系普遍建立，也使得财务规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政府部门的税收也得到有力的保障，进而政府部门也通过债券来进行融资。金融革命带来政府部门的财政革命和银行货币革命，其核心在于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体制，也可以称之为“企业资本主义”。
·现代金融体系的局限
现代经济正是建立在所谓的“企业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成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市场具有鲜明的价值倾向，而现实市场的有限性，往往被忽视了。事实上，大量的经济资源资本化之后注入生产环节，这就使产出发生后的交易环节所获得的经济资源非常有限，经济体系的内在失衡出现了。市场的基本指向是交易，企业的基本指向是生产，企业资本主义将资源向生产过度倾斜的结果，爆发了“大萧条”——这是人类经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面而大幅度的经济衰退，产出极大地萎缩了。
企业资本主义的弊病在于，将市场关系自觉不自觉地简化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进而又自觉不自觉地认为生产和交易两大经济环节的资源配置失衡，是最终可以通过生产环节的效率提升来解决的，这便从根本上无法克服市场相对狭窄的矛盾。
·宏观经济政策的有限性
经济产出过剩的根源，被认为是需求不足，于是，宏观经济学及其政策得以发生并实践。政府部门扩大支出，以应对所谓的“需求不足”。以美国为例，政府部门带来的是战争产业，由于核战争的威胁，战争产业并不能无限制地扩张，且政府部门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局部战争”的进度或胜负，战争产业必然要退出。于是，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制造业的转移和金融交易的放大。然而，这些还只能缓解而非根除经济产出持续扩张与市场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理论上完美的市场体系，并不能弥补现实中市场的有限性。经济内在失衡总是企图在供给方向实现突破，迷信产出变革是解决需求不足的法宝。
·商业革命：连锁超市
虽然如此，经济社会还是自觉不自觉地向扩张市场体系的方向迈进：一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仓储物流体系的建立与拓展；二是产出品更加靠近最终消费交易，其中分装、小包装的交易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就促使了商业革命的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连锁超市。我们知道，正是纺织革命带来成衣制造业，面料和成衣是百货商店的基础支撑；小包装饮食则是超市的基础支撑。商店柜台的一大职能是商品的分装，而生产商直接实现了分装革命，这就解放了柜台的分装功能，直接促发了柜台的消失。于是，载满已经分装完成的小包装商品的货架直接面向买家，柜台消失了，或者说柜台与货架合二为一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商业革命，它表明生产商必须为交易商提供足够的支持，并且生产商所需承担的产品责任也直接面向着各个细小而分散的庞大买家。
超市成为百货商店之后最为普遍的商业形态，沃尔玛创造了商业奇迹，实现了单一企业雇佣200多万名员工的奇迹，它超出了任何一家生产性企业的雇佣总人数。这也标志着从人力、交通到仓储等各个环节，经济资源开始向交易体系转移。沃尔玛的商业革命比较适应美国的经济状况，对于欧洲而言，情形就大为不同了。20世纪70年代，美欧之间爆发了鸡肉大战，也出现了所谓的香蕉贸易战，欧洲与日本之间在家电贸易上也出现了大的摩擦。至于中国，大规模的商业革命发生了，但是也难以最终实现美国商业模式的改造。事实上，沃尔玛的商业革命也带来了支付体系的变革，它的方向是明确的，但是，它并不是解决生产环节和交易环节矛盾的最终途径。
·电子商务：彻底的商业革命
从微观上看，似乎交易效率高于生产效率，但是从宏观或从整体上看，生产效率高出交易效率则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历史现象。产业革命以降，如何使交易效率超出生产效率成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命题。最初，这是一个市场的扩张问题，亦即在空间上寻找出路，之后，再将生产环节全球化，即所谓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外移。然而，交易效率还是没能呈现出超出生产效率的趋势。
交易效率超出生产效率，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交易任何商品或服务”。这似乎是接近于数学的表达，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是，在数理环境下，交易效率可以得到根本的提升。网络环境正是接近于数理环境的，网络交易在趋势上接近于“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交易任何商品或服务”，至少交易的达成环节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就使得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商业革命所造就的大规模商业基础设施与网络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即出现了所谓的“电子商务革命”。
·革命：从银行账户到网络资金账户
网络交易需要确立相应的网络账户体系，亦即网络交易的主体是网络交易账户。电子商务所承载的是网络交易账户的关系体系，其中支付是重心。网络交易平台建立了网络资金账户体系，这个网络资金账户体系事实上不是商业银行账户体系的“上线”，而是另行建立的交易账户体系。商业银行账户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网络交易的需要，也没有能力在短期内建立起数以亿计的交易账户。
商业银行的账户体系是以银行柜台交易为开端的，电子商务平台交易依托于网络账户体系，不需要任何柜台支撑，也不需要以柜台为源头。从柜台交易到平台交易，要求账户体系本身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资金效率全面提升，可以满足网络交易的效率需求和安全需求。
·网络交易：个人代替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
线上交易效率超出线下交易效率，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个“局部性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内的交易效率开始超出生产效率，从而成为一个“趋势性的事实”。交易效率在局部乃至趋势上超出生产效率，意味着经济资源开始从生产环节向交易环节决定性地搬迁，其中C2B就是一个醒目的事实。
交易体系历史性地超出生产体系，使得整个经济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企业，特别是生产企业的逻辑基础开始发生动摇。交易成本快速而极大地降低的事实表明，边际交易成本趋近于零。以交易成本为基础的企业理论发生动摇，金融作为一项经纪活动的事实发生动摇，将经济资源大规模、大面积地集中投入到生产性企业的基本经济或金融格局也在发生动摇。换言之，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企业开始向个人搬迁，经济活动的中心从生产向交易搬迁。这就意味着，个人而非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
经济学理论有所谓的理性人假定，但这个理性人是自然人还是企业法人，却没有交代清楚。事实上，两者的“理性”存在差异，比如说，劳动供给函数是向上弯曲的，而企业的生产函数则不会出现弯曲。传统金融是企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为企业服务的，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中心，是利润的来源，个人在获取信息、资本等能力上是薄弱的，往往被视为资金的来源之一，是劳动提供者，是消费者。网络账户体系催生出的个人资本主义改变了这一基本格局，个人在资讯、资本、账目、决策能力和灵活性上与企业的差异开始大大缩短，未来个人经济决策甚至会全面超出企业。所谓的跨界经营，在网络经济条件上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就说明了一点：大规模的网络账户活动能够根本性地修正乃至决定企业的命运。
·金融变革：从账户体系的变迁到智能合约
账户体系的变革意味着金融活动的重心已经发生变化，而智能合约的出现则意味着金融活动的自动化与智能化，这便与既有的经纪性质的金融活动大相径庭了。
最近两年来，全球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机构都不约而同地开始进行有关区块链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其中智能合约是最为核心的部分。智能合约能够极大地减少监管成本，甚或杜绝违约，其效率更是无可比拟。智能合约带来的最大的金融冲击在于所谓的“去中间化”，这也被理解为所谓的“去中心化”：前者主要是指减少居间经纪的环节；后者主要是指减少裁决管控成本。智能合约将使金融活动更为普遍而积极地展开，这就意味着金融活动将从大规模、大面积集中的既有模式开始向分散的、微小的模式转变。简言之，在效率和效能上，“大金融”将快速而不可逆转地导向“微金融”。
（周子衡，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阿里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
物流：古老行业的全新未来
·过去：四流不分的时代
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定义其实并没有严格区分，换句话说，针对个人的物流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概念被提及。中国早在秦汉时期便建立了驿站系统，到了盛唐时期，全国共有1600多个驿站，工作人员2万多名，以国家财政作为支撑。驿站主要用来传递军政重要信息，物流与信息流未分离，信息只是以物流方式承载，效率也很有限，驿马三十里一置，驿马日走6驿，赦书日行16驿[8]，约200多公里。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范阳（涿州）叛乱，信息传到西安已经是6天以后了。
到了清代，民间兴起了一种新的物流业态，即镖局。除物流服务外，镖局更多的是提供安保服务。镖局有6大业务：信镖、票镖、银镖、粮镖、物镖和人身镖。看似都是物流，但信镖实际是以物流方式承载的信息流，票镖、银镖则是资金流，这是四流不分的时代。这种情况一直到了近代仍是如此，直到1840年英国邮政改革，现代国家专营邮政系统才真正建立，但本质上仍是信息传递。
·近现代：产业革命与流通革命相辅相成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的，物流与生产密不可分，历史上的产业革命和流通革命始终是一对“孪生姐妹”。流通模式与生产方式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纵观历史，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个时代的流通模式必须与当时的产业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农业经济时代，自给自足的生产力决定了区域间商品流动的市场有限，需求量小，所以只有镖局这种服务高端客户的小众业态才能存在。无论是信息传递还是大宗物资运输，运河在中国都是最重要的物流基础设施，水道枢纽往往发展为繁华的城市，例如中国江南的商贸中心一直是镇江。
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方式，19世纪初，随着蒸汽机的普及，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工场手工业；史蒂芬孙发明火车后，以铁路点到点大规模运输为代表的流通革命迅速发展起来，运河枢纽港口城市迅速衰落，1904~1914年的十年间，镇江出口货值暴跌了90%[9]，正如镇江关报所言：“向经运河而至本埠者，今已转由汉口、津口、胶州等处趋他埠矣，良以有京汉、津浦、山东各铁道之利于转运也。”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1913年亨利·福特开发了第一条流水线，大规模生产登上历史舞台，依托规模化、流程化与标准化这三大利器，美国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大生产与大零售、大物流并存。1930年，世界第一家超市“King Kullen”在美国纽约成立，通过大规模采购提供低价商品，同时，一些世界运输业巨头如马士基等公司也诞生于这一时期。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演进，世界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信息传输成本的降低终于使物流与信息流彻底分离，实际上，Logistics一词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当时电子计算机刚刚问世。在流通领域，沃尔玛不仅开启了大型连锁超市的零售商业模式，也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物流支撑体系，即以物流配送中心为基础覆盖线下零售店的一整套体系。商品经历了从工厂到配送中心，再到零售店的过程，物流配送中心一般可覆盖100多家零售店，基本上是以320公里为一个商圈建立一个配送中心[10]。在这个体系下，最后一公里成本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消费者一般驱车10~20分钟到卖场，买完再回去。现代意义上的物流成本，也是从工厂到零售店，最后一公里不纳入统计。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卫星城遍布、私家车保有量高的美国，沃尔玛式零售模式也正是适应当时国情的产物。
同时，集装箱的发明再一次从规模化的角度大幅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20世纪60年代，集装箱的普及不仅造成了百万码头工人大军的消失，也使远洋运输物流成本占零售商品价格的比例从原来的20%降低到2%[11]。码头、火车站、公路货运场站不再是劳动力云集的地方，而是成为大型物流工厂。
·今天：平台经济召唤电商物流
21世纪，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兴起颠覆了以往的商业模式，物流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在电子商务平台经济下，以往集约化、大规模的商业模式开始发生变化，需求迅速碎片化，任何人，不管身处何地，只要有一台可以上网的手机就可以发生交易，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完全分离。但交易仍必须要考虑物流问题，位于北京和上海的买卖双方，可以在几秒钟内通过平台和互联网金融工具完成成交意向和资金支付，但商品却仍然要跨过1000多公里的物理空间。
碎片化的需求与物流的本质产生了天然悖论，因为整个工业时代的物流就是通过集约化的方式降低物流成本，而互联网让世界更扁平，更分散。在电商物流体系下，物流起点与终点是覆盖到个人的，而不再是工业时代的以覆盖区域为单位，这要求电商物流基础设施必须是一个“人到人”的庞大社会物流网络。毫无疑问，在平台经济条件下，如何使碎片化物流规模化，成为流通方式的首要课题。在电子商务诞生之前，通过将相同路径的包裹进行整合，从而降低每一件包裹成本的物流业态早已有之，即快递业。世界最大的快递企业UPS成立于1907年，美国联邦快递成立于1971年，它们都是工业经济体系下的快递业态，由常规商务需求所驱动。中国与之不同，其快递产业几乎完全由电子商务拉动，成为电商支撑服务业的主要业态之一。中国快递业发展时间不长，几乎与电子商务同时起步，1993年才诞生第一家快递公司，1997年11月，首届世界电子商务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1999年，阿里巴巴诞生。可以看到，中国的信息经济产业革命与流通革命完全符合互相依存、共同演进的历史规律。
如果电子商务发展速度仍然保持线性增长的话，或许仅依靠传统国家邮政系统就可以满足需求，然而从2005~2015年的十年时间，电子商务爆发式增长。我国网络零售额从157亿元人民币增长到3.88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246倍[12]，快递包裹量从8.6亿件增长到206.7亿件，增长了24倍[13]，电商物流从业人员也从当年的16.6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203.3万人[14]。在中国的快递包裹中，近7成是电子商务包裹，电子商务几乎带出了一个规模不可同日而语的物流快递产业，不仅如此，由于规模化发展和充分竞争，快递费用逐年下降，2005年时快递单价还在28元左右，2015年时已经降至近13元，下降了52%[15]。
对消费者而言，物流服务体验的变化是最大的。工业经济时代，消费者要驱车前往超市，最后一公里路途上完全不能做别的事情。现在，消费者只需宅在家中处理自己的事情，商品就会自动来“敲门”。在物流信息上，由于手持智能终端（HHT）和信息系统的普及与应用，消费者可以随时查询物流静态信息，实时知道自己的包裹已经到了哪个地方，在哪个节点。商品时效也有了巨大变化，从原来的普遍耗时一个星期，到现在的全国平均55~60小时（指揽收到签收之间的时效）[16]。有人戏称，唐代诗人杜牧的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个笑话：从重庆（当时重庆产荔枝）到西安直线700多公里的距离，就算用国家财政机器兜底，不计成本的驿站物流皇家专线最快也要3.5天，物流信息为零，保鲜技术堪忧，但消费者反馈还特别好；如今只要花13块钱，就能得到比这更快更优质的物流服务，消费者却还是不太满意，嫌物流太慢了，这就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吧。
·未来：自动化、社会化、数据化
今日的最佳表现，就是明日的最低要求，对于电商物流同样如此。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竞争日益激烈，消费者的要求越来越高，行业发展不仅要紧跟时代的步伐，更要超越时代，为未来提前布局。如果以现有模式发展，至少有三大问题难以解决：第一，现在电商物流已经有200多亿件包裹，8年以后，这一数字将可能超过1000亿件，日均处理量将超过3亿件，从业人员将近600万人[17]，而中国自2015年已经过人口拐点，向“超少子化”社会迈进，未来到哪里去找这样一支送货大军？第二，中国地域广阔，地球的周长有4万公里，如果按消费者下单、商家发货的模式，至少在物理基础理论没有颠覆性突破之前，快递型物流模式是存在极限的，但消费者预期却仍在迅速上升。第三，未来，社会化物流几乎是必然的发展方向，但供应链多主体之间必然会存在协同问题，即使是直营企业内部也会面临信息严重不对称，未来谁来解决这一问题？
诚如所见，未来已经不均匀地分布到现在，针对人力成本与效率困境，电商物流的自动化战略最先出现在仓储与分拣领域。2014年至今，继顺丰速递之后，圆通、中通、韵达也都纷纷上马了全自动分拣设备项目，2016年金义新区圆通金华分拨中心投入的全自动分拣设备，每小时可以分拣1万个包裹[18]。此外，亚马逊在2014年大规模投入应用KIVA仓储运营机器人，这些盘子型机器人使用顶端传感器，根据算法路径穿梭于亚马逊仓储内，搬运货架，基于混沌管理理论，取货找人。机器人加入仓储运作后，每笔订单都能省下1小时时间，员工还给每个机器人都取了名字。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也在进行机器人试验试点，菜鸟合作伙伴应用的仓储机器人甚至被员工命名为“曹操”，即随叫随到之意。不仅如此，菜鸟网络还在加强智能配送机器人的研发进度。
针对第二个问题，平台、电商都在自己寻求解决方案，总体路径已经越来越清晰，即以大数据预测的方式，将货品按消费地域与需求量进行智能分仓，通过云计算统筹配置以达成最佳完美订单率，提高库存周转率。社会化仓配的模式是以集装箱形式将货物从工厂运到离消费者最近的前置仓，消费者下单后，由落地配企业从仓储配送到消费者手中，无论是仓储运营还是落地配均为第三方。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有效配送距离本质上缩小了，当日达、次日达也就成为可能，电商社会化仓配与传统连锁超市的最大区别在于大数据备货与海量SKU，给予消费者更强的满足感。截至2015年，菜鸟网络已规划建设8个全国核心骨干节点，80余个合作节点，次日达覆盖城市超过50个[19]。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需求稳定的标准产品才能实现仓配，进行智能分仓，需求波动大的非标准产品，最佳物流模式是产业集群集中式单点发全国，商家不碰货，直接从厂门到家门，做到货物不动数据动，从根本上解决物流降本提效。2014年，新疆大枣的平均时效为114个小时，2015年缩短为80小时[20]，即是因为部分新疆注册商家采用全国总仓模式，将发货总仓移至了内地。
最后，平台经济下的供应链协调问题的解决之道，只有大数据一种途径。因为物流的协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对称和运筹问题，一旦信息对称超过一个临界点，社会化物流将与直营没有本质区别。目前全国已有4000多家物流合作商接入菜鸟天网这一物流公共数据服务平台，物流企业之间，物流与电商、制造业之间的产业联动初见端倪，初步形成了以阿里云为基础设施层、以菜鸟网络为平台逻辑层、以各大物流企业为应用层的DT经济物流协同体系。以电子面单为例，截至2015年年底，国内排名前15的快递公司全部实现了电子面单的普及使用，除了录单时间大幅下降（从2分钟下降至1秒）、打印速度提升6倍这类看得见的数据之外[21]，快递基础业务的信息化与数据标准的统一也是数据化供应链协同的前奏之一。
（粟日，阿里研究院高级专家。）
[1] 引自王慧芳的“江苏省沙集镇：信息化铺就致富路”，http://it.sohu.com/20110224/n279512963.shtml。
[2] 引自李勇坚（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电子商务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3] 引自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对生产力的增长与影响”，2014年7月。
[4] 引自国家统计局：制造和批发环节产值占比89%，中小企业税前利润率2%。
[5] 引自麦肯锡的“中国网络零售革命：线上购物助推经济增长”，2013年。
[6] 引自新华网的“新经济潜力有多大？一大批电商企业已成当地纳税主力！”，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3/21/c_128819269.htm。
[7] 引自《全国社会化电商物流从业人员研究报告》，北京交大、阿里研究院、菜鸟网络2016年5月发布。
[8] 引自http://news.qudong.com/2015/0528/229037.shtml。
[9] 引自李占才的“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
[10] 引自“国内外连锁超市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建议”，《大众商务》总第103期。
[11] 引自《集装箱改变世界》，马克·莱文森著，姜文波译。
[12] 数据来源：商务部。
[13] 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
[14] 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阿里研究院。
[15] 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数据推算。
[16] 数据来源：阿里研究院。
[17] 数据来源：阿里研究院。
[18] 引自http://zjnews.zjol.com.cn/system/2016/03/15/021066698.shtml。
[19] 数据来源：菜鸟网络。
[20] 数据来源：阿里研究院。
[21] 数据来源：菜鸟网络。
第三篇 新经济：框架与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