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前20至30年内，能够像20世纪早期那样，产生革命性的管理原理吗？”
管理学大师加里·哈默所提出的这一重大议题，根植于百年前组织领域的重大进步。1908年，第一辆福特T型车问世。1908年，哈佛商学院成立，这也是美国第一家授予MBA学位、传播现代管理知识的研究生院。1911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正式出版，标志着“泰勒制”的逐步成熟，它至今仍是支撑现代社会里组织运作的基本构件，被德鲁克认为是“美国对西方思想做出的最特殊的贡献”之一。1913年，福特在高地公园工厂创立了全世界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线，标志着“福特制”的成熟。正是“福特制+泰勒制”的组合，在微观层面上锻造和夯实了工业时代美国经济最为坚实的内核，提升了美国经济在20世纪的全球竞争力。
100年时光倏忽而过，今天全球正在由工业时代加速转入信息时代，更精确地说，是信息时代的第二阶段：DT时代。此时此刻，关于组织模式变革的真命题、大命题是什么？
事实上，关于信息时代的组织模式，这一领域至今仍是一个不无混沌的、行进中的故事。但近年来，关于未来组织的一些共识，以及组织变革的方向感，却已经比20世纪那些“组织将走向扁平化、透明化”等较空泛的讨论，有了比较大的进展和突破。
超大规模的超级协作
经过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立于1962年的沃尔玛拥有了200多万名员工。每周有超过2.5亿名顾客和会员光顾沃尔玛超过70个品牌下的约11000家分店以及分布在11个国家的电子商务网站。这样一家大企业，称得上是巨无霸式的超大组织，其内部的部门分工、团队协作、全程的供应链管理，无疑也都是高度细致和复杂的。沃尔玛的案例，典型地展示了IT时代社会分工和协作所能达到的极高水准。
工业时代商业组织的连接图景
来源：阿里研究院，2015
而在DT时代，当互联网带来了全球企业和个人的广泛连接，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形态，达到怎样的水准与高度？
就天猫来看，还在2013年“双十一”的时候，第一秒就有1700万人通过互联网涌进了天猫“双十一”会场。在大淘宝的零售平台上，“大淘宝平台+4亿消费者+约1000万在线卖家”，共同构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分工、协作体系。据Facebook 2015年第四季度财报，移动端日活跃用户数达到了9亿多人。据百度财报，2016年第一季度，移动搜索月活跃用户数也达到了6.63亿人。大淘宝的4亿消费者，1000万量级的卖家，10亿级的同时在线商品数，如何进行精准匹配，才能成就3万亿元的成交额？显然，无论是理论上对在线市场机制设计的不断探索，技术上通过搜索等算法去进行精准匹配，还是实际业务中多年来对“千人千面”的持续追求，都是在这一方向上的持续努力。
再如，互联网也让跨越企业边界的大规模协作成为普遍的现实。
一方面是企业的很多商业流程都更容易外包了。从很多企业的实践来看，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等多个商业环节，都出现社会化协作的大趋势。比如为吸引全球的研究人员在业余时间里分享和贡献他们的才智，宝洁把内部员工解决不了的问题放到网上，给出解决方案的研究者将获得报酬，这正是研发环节的开放。而消费者对商品的点评也体现了对设计等环节的参与。又如，美国服装品牌Forever21计划进入中国市场，由于开设实体门店涉及工作繁多、周期较长，所以先通过网店试探市场。Forever21将网店运营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商瑞金麟。针对Forever21款式多、更新频率快等特点，瑞金麟为其量身定做“爆店”策略，并在网络营销、视觉设计、客户管理、仓储管理等方面提供一系列服务[1]。运营一段时间后，网店销售数据显示，中国女性消费者非常喜欢Forever21的风格和价格。此后，Forever21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设实体专卖店，而网店继续运营，服务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Forever21把网店运营外包给专业服务商，自己则专注于熟悉和擅长的环节，从而确保发展速度、成本和质量的均衡。
另一方面则是自发自主、快速聚散的柔性共同体的大量出现。这种柔性共同体表现出《未来是湿的》一书中所称的那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凭借着爱好、兴趣而快速聚散，灵活地展开分享、合作乃至集体行动，如维基百科、闪客、字幕组等。比如，2011年10月24日，《史蒂夫·乔布斯传》中文简体版与英文版全球同步发行。之所以能实现同步发行，得益于五位译者在30天内高效协作，完成50万字的翻译工作。这些译者有来自香港大学的博士、北外英语系的研究生，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等，平时他们活跃在开放的翻译社区——译言网，背景都很专业[2]。译言网建立的初衷是，依靠网民的集体合作力量，逐渐弥补中文内容与外语内容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巨大差距，于是将口号定为“发现、翻译、阅读中文之外的互联网精华”。运营大约三年后，注册用户超过9万名，包括约5000名译者，他们在这个网站上发表了近3万篇译文，使中国网民读到很多境外出版物的内容，包括自愿译者协作翻译的英国《卫报》《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和评论。又如，Kaggle是一个数据发掘和预测竞赛的在线平台，成立于2010年，在这里集聚了数万名数据科学家。企业在平台上提出问题，并围绕这个问题提供数据、发起竞赛；Kaggle上的数据科学家可报名参赛，提供潜在的解决方案，最终胜出的方案可以获得3万~25万美元的奖励。通过这种模式，很多企业，如万事达、辉瑞制药、通用电气等都找到了合适的解决方案。Kaggle成功的关键在于它的网络社区，这里有8.5万名数据科学家曾经参与过竞赛。答案并不局限于一个，在截止日期之前参赛者可以修改自己的答案，进而推动自己和整个社区向最佳答案不断进步[3]。
在天猫、百度、Facebook等商业公司之外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全社会的连接也都在极大扩展与不断深化。正如《湿营销》一书所分析的：“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世界，一方面看起来似乎正迅速破碎成无数的小群体，但另一方面又在逐渐汇聚成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而混乱的整体。然而，在这种貌似混乱的背后，其实仍然隐藏着有序的结构和条理。”“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群体构成方式……在这种巨大力量的影响下，人类社会组织的形成方式已经出现了显著变化。我们在选择和加入各种群体时不再受地域、社会契约、传统或信息不足等方面的限制。因此，除非出现重大的全球性灾难（需要各国政府集中统一进行人员的组织和调度），否则这种社会流动性强化过程和自发性群体的形成过程只会一代代地继续进行下去。”[4]
如上所述，“超级平台+海量小企业（或个人）”的超大规模的连接，快速聚散、高度灵敏、自动自发、持续碎片化的协作形态与协作机制，似乎是对于这一问题的最直接的答案。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努力去放大那些也许微弱，但却具有未来指向的组织变革的信号，更全面地考量这一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革。
未来组织变革的思考维度
来源：阿里研究院，2015
[1] 瑞金麟签约Forever21提供代运营和系统服务，http://tech.hexun.com/2011-12-15/136349893.html。
[2] 引自译言网CEO 的“建立有层级架构的‘众包’模式”，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2-06/05/c_123235286.htm。
[3] 引自“ Kaggle 如何改变工作？超高效就业市场正在形成”，http://tech.qq.com/zt2012/tmtdecode/277.htm。
[4] 引自《湿营销：最具颠覆性的营销革命》、（美）海斯、（美）马隆著，曹蔓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出版。
云端制：坚实的大平台
在超级协作的大浪潮里，就目前可见，“大平台+小前端”成为众多企业和产业的较为普遍的组织方式。这种云端制的结构，甚至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互联网时代各类组织的“原型结构”。
“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Uber没有一辆出租车；全球最热门的媒体所有者Facebook没有一个内容制作人；全球市值最高的零售商阿里巴巴没有一件商品库存；全球最大的住宿服务提供商Airbnb没有任何房产；全国前三大酒店业OTA没有一间客房。”这些广为流传的语句，所要刻画的正是平台组织、平台经济的崛起。正如索尼前董事长出井伸之所言，“新一代基于互联网DNA企业的核心能力，在于利用新模式和新技术更加贴近消费者、深刻理解需求、高效分析信息并做出预判，所有传统的产品公司都只能沦为这种新型用户平台级公司的附庸，其衰落不是管理能扭转的。”
原型结构：大平台+小前端
来源：阿里研究院，2014
事实上，平台模式由来已久，但直到互联网的出现，它才具有了全新的规模、内涵与影响力。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KPCB整理的2015年5月市值前15大互联网公司，市值总和高达2.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经济力量。哈佛大学托马斯·艾斯曼的研究也发现，全球最大100家企业有60家企业主要收入来自平台商业模式。
·作为一种组织现象。上述15大互联网公司，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平台模式。不只是互联网公司，很多企业和行业也走向了平台化的结构。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仅Facebook用户数2014年就突破22亿，占全球人口的1/3。
另一个案例是2015年的“双十一”网购狂欢节，当天共产生数亿件包裹，七天内，94%的包裹发出，累计2.4亿件包裹送达消费者手中。如此海量、高效的包裹处理，由菜鸟网络与各快递公司数万个网点的超过170万快递员协同完成。菜鸟网络在提前预测、实时监测、预警应急等方面发挥着大平台的核心作用。
在“双十一”之前，菜鸟网络结合历史数据，预测包裹的数量、分布等，精确到每个区域、每个网点，并与快递公司共享。各大快递公司基于数据预测，在人员、车辆、仓库、系统等方面提前准备。据统计，各大快递公司新建、改建、扩建转运中心608处，新增流水线7666条，并启用一批自动化分拣设备。[1]
在“双十一”当天，菜鸟网络的“物流雷达”监测每个网点的收货、发货情况。一旦某个网点的压力明显增大，“物流雷达”及时预警，快递公司及时调配人员和车辆，商家则及时选择运力尚有富余的快递公司，最大程度地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爆仓。
通过互联网和信息系统，菜鸟网络作为物流信息平台与快递公司、商家、消费者等建立多样连接，相互之间及时共享数据。当短时间内产生超大规模包裹时，各方通过信息共享，能提前准备和及时应变，从而实现大规模协同。
[1] 引自“‘双十一’呼唤快递业转型升级”，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5-11/13/nw. D110000gmrb_20151113_1-08.htm。
云端制：被赋能的小前端
创新往往都是从概念开始的。“平台+海量个人（大众化的供给：大众化的创业与创新）”这一超级协作的新景观，事实上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过初步描绘，比如Prosumer这一词汇，它由Producer（生产者）和Consumer（消费者）两个词汇组成，由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所创造，意在描绘生产者与消费者界限的模糊。
在托夫勒看来，在第一次浪潮（农业）时代，大部分人消费自己所生产的物品，那时的人们，既不是单一的生产者，也不是单一的消费者，而是“产消合一者”。但到了第二次浪潮（工业）时代，这两种功能被一分为二，出现了所谓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分裂产生了迅速扩展的市场以及交易网络，你生产的货物和服务可以到达我的手中，而我生产的货物和服务也可以到达你的手中。第二次浪潮的来临，让人们从“为使用而生产”的农业社会，进入“为交换而生产”的工业社会。
但到了工业时代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发达国家的产消合一者开始大量出现，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里描述了众多的此类现象：超市里推着手推车自己去挑选商品的顾客；在家进行自我治疗的病人；银行ATM机前的排队者；周末修理后花园植物的房主；DIY（自己动手）组装电脑的用户；购买家具组件然后回家组装的顾客……一个个都是产消合一者。
到了互联网时代，当人们重新检视“产消合一”这一概念，发现它具有了全新的规模与内涵：
一方面，在规模上，大型平台上的个人（服务商）动辄就可以达到上千万，在全社会的生产端，由此大量涌现出了很多以个人为单位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在优步平台提供驾驶服务的司机，在苹果商店提供APP服务的开发者，还是淘宝上近千万的个人网店，或是在线更新网络文学作品的作者与读者们，都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很多互联网的应用场景里，用户往往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共享经济让生产者与消费者两元划分的局面越来越模糊，比如搜索引擎的用户就非常典型——使用搜索服务商提供的搜索服务，同时也在无意地参与搜索的排序。
长期以来，由企业向消费者提供服务是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场景，海量个人（非企业）向消费者提供服务这一超级协作的典型场景，究竟该如何理解？
实际上，全球商业组织“小微化”的趋势并非始于今日。有研究资料显示，德国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在1977年前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则开始下降。法国10人或20人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在1977年后出现了下降，英国企业规模的下降也从1968年开始，日本和美国则是自1967年开始，平均企业规模就不断下降。到了今天，由于技术、商业流程、数据集成度的不断提高，互联网让这一“小微化”的趋势得到再次加速。[1]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周汉华研究员的分析，非常深入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作为双边市场的互联网中间平台的出现，促进了需求端各种个性化需求与供给端大众供给之间的结合，使每个互联网用户都可能成为潜在的供给方。这样，互联网中间平台可以激活各种闲置社会资源，并使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传统二元划分面临结构性挑战。由于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传统中介行业或者双边市场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上均受到限制，并不能形成网络时代才有的众创格局。”[2]
DT时代商业组织连接的基本图景
来源：阿里研究院，2015
更多的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周子衡认为，“公司将不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个人将成为经济的主体。公司理性最终要被个人理性所解构与替代。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经济矛盾的根本所在。就是说，经济问题的中心，将不再是所谓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掩盖下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而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
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如果说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全球化2.0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全球化3.0的独特动力就是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全世界的人们马上开始觉醒，意识到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可以作为一个个人走向全球；他们要与这个地球上其他的个人进行竞争，同时有更多的机会与之进行合作。结果就是，每个人现在都会问道：在当今全球竞争机会中我究竟处在什么位置？我可以如何与他人进行全球合作？”
德鲁克早就预测，知识工作者将很快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工作族群。事实也正是如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IT应用先是让后端财务人员的工作方式发生了知识化的转变。到了20世纪80年代PC普及之后，几乎所有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方式也都发生了革命。再到今天的IT消费化浪潮——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普及，更多小微企业终于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得好”极高性价比的信息技术了。随着物联网、智能化的进一步发展，相信全社会的信息化、知识化、数字化、智能化都将完成。
在美国，Thumbtack是一家提供本地服务的P2P公司，旨在帮助用户对接本地超过20万名专业人士，服务内容从绘画、摄影、理疗到遛狗、聊天，类别超过700种[3]。在Thumbtack上，雇佣专业人士的流程很简单，用户根据聘请需求在线填写表单，Thumbtack在24小时内推荐专业人士，用户从中挑选想要雇佣的人。在Thumbtack成立的前四年，平均每年促成300万个项目[4]。
在中国，在行网是一个共享知识技能的社区，集聚了超过8000名各领域的行家里手，包括创投专家、职场大咖、心理咨询师、摄影师、企业领袖、知名学者、人气明星等[5]。他们接受社区成员的预约，提供付费交谈服务，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技能。在这里，有临近毕业的大学生，预约老师请教如何制作简历、准备面试、规划职业，最终找到心仪的工作；有创业者找到创业合伙人，找专家修改商业计划、学习市场经验等[6]。
那些愿意分享的专业人士，在某个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经验，他们希望利用空余时间，创造更大的价值，或者体验不一样的工作方式。那些愿意付费寻求帮助的人，希望高效地解决自己的问题。Thumbtack、在行网等为双方提供搜寻、匹配、交流机会，促成共享知识的服务交易。类似的平台还有好约、靠他、快约等，这些平台为海量的知识工作者提供释放个人价值的机会。
一个以知识为主轴、以知识工作者为主要族群的社会，对个人又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个体将能够更加灵活地释放自己的潜力，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必须要能够更好地“自我驱动、自我监督”。
面对海量个人成为基本的经济主体这一新趋势，在政策和法律层面又该如何理解和应对？事实上，这方面中国的一些制度创新已经走在了全球的前面。
2010年开始施行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49号令》规定：“通过网络从事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自然人，应当向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提出申请，提交其姓名和地址等真实身份信息。具备登记注册条件的，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这一规定，认可了自然人实名身份认证之后就可以在互联网平台上从事网上商品的经营。若干年后人们会发现，这一规定，将与信息时代的互联网避风港原则一起，成为支撑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
本书提到的“平台”与“个人”，目前基本上还只是一个商业范畴下的概念，并没有太多“法律、制度”的含义与属性。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在多远的未来、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具备了新的经济职能的这两者，才会成为类似于“公司”之于工业时代那种意义上的具有明确的“制度”属性的全新物种？
技术创新驱动商业变革，商业变革呼唤制度创新。一切刚刚开始，一切已经开始。
[1] 引自中小企业平均规模变化的国际比较，http://www.drc.gov.cn/zjsd/20060705/4-4-2869171.htm。
[2] 引自周汉华的“论互联网法”，《中国法学》2015年发表。
[3] 引自“共享经济下，在行、好约和Thumbtack的O2O技能服务探索出路”，http://www.gs.xinhuanet.com/news/2016-05/17/c_1118881138.htm。
[4] 引自“Thumbtack获Google 1亿美元投资”，http://tech.163.com/14/0821/13/A46531-KV00094ODU.html。
[5] 引自“在行网简介”，http://www.zaih.com/help/about/。
[6] 引自“在行怎样在一年内把知识共享经济做得‘在行’”，http://36kr.com/p/5044956.html。
第四篇 新治理：格局与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