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直接推动了工业文明快速走向成熟期一样，从IT时代向DT时代的迈进，也意味着信息文明即将迎来真正属于它的黄金年代。
20世纪70年代：历史大迁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走向商业化之后，在2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32亿的人口和海量的企业、政府部门，已经实现了向互联网的历史性大迁移。如果再上溯到20世纪70年代，则对这一进程还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在大生产的推动下，到了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由卖方市场逐渐转为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领域供需不匹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发达国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个最基本的经济角色，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互不满意。正如麦肯锡的一份调研报告所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市场需求的平均预测准确率达90%以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只有60%~80%，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进一步降低到只有40%~60%，即生产出来的一半产品并不是消费者所真正需要的，而与此同时消费者真正想要的很多需求又没有及时得到满足。
20世纪70年代：实体经济交易难以放大
来源：改编自《科学运营》[1]
当实体经济的交易难以放大时，金融领域的交易借助衍生品却开始迅猛增长。正如很多研究已经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正是金融领域的一个巨大的历史“分水岭”。20世纪7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的汇率波动很小，金融管制也比较严格，整个金融领域都缺少太大的变化。但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汇率波动加大，通胀率上升，经济滞涨，客观上需要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则在技术手段上能够支撑金融信息的快速、大量的收集、传递和处理。
当工业经济在实体经济领域难以放大时，只能寻求金融方向上的交易扩展，信息文明则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加速。1973年，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发达工业国家告别了廉价石油的时代——石油正是工业时代的标志性能源。也是在1973年，美国钢铁产量达到了13680万吨，这是美国钢铁产量的历史最高峰——钢铁正是工业时代使用量巨大的标志性物质。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信息文明在物质上的基本投入要素——硅、晶体管、芯片开始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1971年，英特尔的第一款微处理器问世，它至今仍是计算的核心组件。当然，正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苹果、微软等一批信息文明的代表性企业开始了快速成长。
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衍生品开始大发展，金融交易持续放大
来源：阿里数据经济研究中心，2015
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文明加速向信息文明转变
来源：阿里数据经济研究中心，2015
从以上可见，20世纪70年代正是这样一个时点：工业文明在一个又一个的发达工业国家，相继攀上了属于它的历史最高峰。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时代转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幅加快了。
[1] 改编自肖利华等的《科学运营——打造以品牌为核心的快速供应链》，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出版。
全球新经济的黄金年代
我们正处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快速转换期，一切都必须从这个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也唯有以这个广阔背景作为基础，我们才能在大的时间尺度上看清当前发生的若干变化。那些最先理解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强大潜力，并能成功驾驭新商业逻辑的个人、企业、国家，将有望在机会空间的历史大转换中，收获其所拥有的全部潜力。
那么，如何看待互联网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何理解2008年乃至2000年的金融危机与互联网浪潮的关系，甚至如何看待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浪潮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呢？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以“ICT技术-经济范式”的体系对于这些宏大主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诸多深刻的结论。在《The Advance of Technology and Major Bubble Collapses：Historical Regularities and Lessons for Today》一文中，基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她进一步地发展了她的观点：
在2008年的金融泡沫破灭后，各国政策需要去积极地规范和重建新的金融体制，同时大力支持具有长期倾向的生产资本的发展，比如各国近年来对互联网和宽带的投资。更重要的则是要大力推动根本性的制度创新，由此才能带来实体经济的繁荣。
佩蕾丝认为，今天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因素：
·ICT范式：它的扩散将带来广泛的增长潜力。
·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要放弃高能耗的产消模式。
·更广深的全球化：ICT将大大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演进。
按照佩蕾丝的观点，而今的ICT范式在经历金融泡沫后，如果得到政策等制度框架的创新支持，将有望迎来它的黄金年代。这一时期，将是新范式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的年代，也即在商业和社会之间、在人类和地球之间建立起“正和关系”的年代。此前的这类黄金年代还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法国的美丽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等。
佩蕾丝为此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框架：“ICT”充当使能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广深的全球市场”提供新的市场容量，“绿色、可持续”则为创新提供方向上的牵引。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借鉴，那么一个全球性的黄金时代可能就在前方。
事实上，针对“更为广深的全球市场”这一命题，互联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佩蕾丝的观察。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所推动的跨境贸易的发展，全球各地海量的小微企业、消费者，正在大量、快速、直接地加入全球在线市场的交换网络之中。一位卖家能够面对全球消费者，一位消费者能够面对全球所有商品，都已经是真实的商业实践。在这种情况下，eWTP等理念的涌现，正反映了全球市场的不断深化与市场容量的持续扩展。
全球的个人、家庭、学校、社团、企业、政府，都要快速实现向数字时代的转型，这是这个星球上的人们在今天所面临的大命题，更是每个人、每个组织每天都要认真面对的真问题。在当下全球纷繁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佩蕾丝等学者的向上向前的态度取向，大视野、长时段下的洞见，精到的分析框架，无疑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可靠的思考参照系。
五大转变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是新经济及其观念与理论的发源地，一路走来，伴随着一系列的质疑、激辩和批判。时至今日，面对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既有的认识框架恐难涵盖日趋膨胀的事实，让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
新经济与旧经济的根本区别到底在哪里？
关于新经济的表述中，旧经济几乎可以等同于“传统工业经济形态”，而新经济则几乎等同于“新的科技经济形态”，这是一种直观的经济形态上的表述，而且是非常靠近技术层面的解释。但是，技术总是实时趋新而不断变化的，新经济与旧经济之间的分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键性技术呢？这个技术又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基本事实的变化呢？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相关专家新近完成了一份题为《新经济、新金融——网络数字经济的变革》的研究报告，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在此，择要与读者分享：
第一，从以企业（或企业部门）为中心，到以个人（或居民家庭部门）为中心。
不似渔猎采集经济或农牧业经济，工业经济时代使得生产活动得以连续，不再受到季节节律等时间因素的约束，史无前例地带来巨大经济产出和利润。这意味着，必须持续投入充沛的经济资源，以满足工业部门的永续经营。企业组织的法人化与资本化得以实现，这就标志着企业部门的产生。围绕着企业部门，成就了整个经济体系：
居民家庭部门是企业劳力资源的提供者，是企业产成品的消费者，是企业资金来源之一，其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取决于企业部门的；企业部门内部的企业与企业的关系是市场关系的主体，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是政策法律等制度体系的主体；企业与其所雇佣的工人之间的所谓劳资关系是社会经济体系中的最主要部分。这三个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是以企业部门为交集的。由此可见，传统工业经济事实上是以企业部门为中心的。
网络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使得个人在经济上的参与广度、频度、深度甚或强度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藉此居民家庭部门庞大的经济势能得到极大的释放，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企业部门必须直面甚或亿计的个人，个人选择直接成为经济活动中最为强劲的力量，企业选择则退而求其次，努力与居民家庭部门的经济决策相适应。可以说，企业部门对于居民家庭部门决策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而后者决策对前者的作用力却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直线攀升。可以说，在新经济体系下，居民家庭部门的决策能力、灵活性、强度和力度都得到极大的提升，其对于企业部门的影响力或作用力是根本性的。
经济活动的根本是做出选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经济以个人为中心，旧经济以企业为中心。
第二，从以银行账户体系为基础，到以网络资金账户为中心。
企业做出选择及其实现，既是法律意义上的，也是财务意义上的。后者是指任何经济活动应当并最终反映到账目上来，而账目变化不仅记录了经济活动，更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结果。企业账目变化的真实依据，既有实物层面的，也有货币层面的，但最终要统一反映为货币计量的账目记录。企业账目要依照统一的财务标准，以对应银行部门和政府的税务部门。因此，企业、银行和政府三个部门能够在财务上相统一、相印证。这一情况只是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才普遍发生。企业活动往往直接反映在它的银行账户活动上，旧经济的运行离不开且正是以银行账户体系为基础的。
旧经济体系下，商业银行体系主要是为企业部门服务，居民家庭或个人往往被视为居民储蓄资金来源，其账户活动能力以及建账或账目管理能力普遍较低。因此，个人或居民家庭部门所能获得的银行服务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相对于企业部门而言。当然，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众多的小微企业。
新经济首先打破了商业银行体系对于账户资源的垄断，一系列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了天量的账户资源，个人或小微企业开立了大量的网络资金账户，用以支持网络交易。不考虑线下银行卡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仅就技术能力而言，网络资金账户体系已经大大超越了线下商业银行的账户体系。进而言之，新经济是以网络资金账户体系为中心的。
第三，从“柜台经济”到“平台经济”。
旧经济下，无论是商品交易还是金融交易，都是以柜台交易为根本。所谓的场外交易（over the counter）是特例，并不是范例。以商业为例，工业经济时代纺织业大发展，带来了成衣业，而成衣业成为百货商场的主要支撑。百货商场自行组织货源，安排仓储甚或运输。在百货商场，通过柜台将买家与卖家分割开来，卖家事实上在柜台后面根据客户需要临时进行商品的称量和分装。冷战时代，西方国家关注民生福利，苏美之间还爆发了所谓的“厨房争论”，民用商品扩大生产，产品包装也趋于小型化；同时，大规模兴建交通和仓储等物流基础设施，特别是食品饮料包括冷鲜货的运输与储存等设备得以推广，家庭部门的厨房设施等普遍实现了电器化，这就使得零售业发生了“零售革命”。超市和大卖场成为突出标志。其中，沃尔玛的成功最为醒目，它雇用了超过200万人，超出了全球任何一家生产企业。超市售卖，事实上是将货架等同于柜台，取消了买家与卖家的物理隔离。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大规模的零售商品的分装已不需要，同时，零售商品主项转向了食品饮料等。但是，超市和大卖场等保留了收银柜台。这就说明，它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柜台商业。
不能摆脱柜台，就一定要受到物理条件的限制。关于商业发展的一系列约束最终要归结到买家和卖家之间最后的物理距离上。这就意味着，旧经济必然要禁锢于“实体环境”。
新经济是“平台经济”，以电子商务而言，不仅没有售货柜台，也没有收银柜台。交易及其支付活动事实上都是一个记账活动，这就意味着商品柜台和资金柜台都不存在了。从商业本身的历史发展来看，商品品类或规格等不断增加，柜台就需要相应地延展，从杂货店到百货商店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当商品品类和规格乃至数量进一步增加，则需要大卖场和超市，售货柜台消失，保留有限的收银柜台；当网络交易电子商务发生，货架和柜台这些物理场景都消失了，或者说提升到网络交易的新维度，出现了所谓的“平台经济”。
商品或服务趋于无限丰富，柜台本身似乎也可以无限延展，但是买家或卖家的体能或管理半径是有限的，这就需要不断地集中。也就是说，零售端的柜台经济终归沦为陈旧，最终要实现无柜台交易、无柜台支付。这就必须打破旧经济的物理环境约束，彻底地释放交易空间与时间，新经济的平台交易应运而生。
事实上，旧经济的柜台经济是“物理环境”约束下的经济活动，新经济的平台经济是接近于“数理环境”下的经济活动。
第四，从以生产为中心到以交易为中心。
旧经济以生产活动为中心，由于整个经济体系追求扩大经济产出，生产企业往往成为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利润来源，它往往也能够获得充分的经济资源的投入。在旧经济时代，任何经济问题似乎都能够通过生产来解决，因此，生产环节相对于销售等其他环节往往也是最优甚或获得最多经济资源的，这样，旧经济在销售环节的投入往往是相对有限的。这就决定了真实市场体系的扩张往往不能跟上生产的扩张步伐。大萧条就是这种经济失衡的全面显现，人类经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全面的经济衰退或萎缩。这就表明，旧经济以生产为中心的模式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交易的扩张意味着真实市场体系的扩张，这种扩张首先是物理性的扩张，使得交易活动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为连续的时间范围内展开。但是，物理意义上的真实市场的扩张并不能使交易活动赢得比生产活动更多的经济资源，人类经济社会总是倾向于给予生产活动更多的支持；同时，真实市场的物理扩张总是更容易出现边际效益递减而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况。换言之，真实市场的物理性扩张往往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相对于生产能力因技术而大飞跃而言，交易市场的扩张往往更加不足。在物理环境下，交易往往无法根本摆脱其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就表明，生产和交易的不匹配是旧经济自身无法克服的。这就引出所谓的经济周期论及其经济政策实践。
旧经济带来了“生产大爆炸”，与其相对应的是，新经济创造了“交易大爆炸”。当然，新经济扩张交易绝非是使交易在物理环境下扩张，这条路根本走不通。网络数字技术及其应用所创造出来的交易环境，接近于“数理环境”，它拥有庞大的账户体系，支持交易活动的是一系列的程序设置，这个数理环境能够不断地自我学习与改进，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系统内交易活动的需要。事实上，新经济通过网络数字技术及其应用，实现了“数理环境”下的“交易大爆炸”。
早在电子商务出现之前，一系列的金融市场交易非常接近于现今的电子商务交易，只是其交易主体、交易种类、交易时间等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它的交易样态同样是接近数理环境的。因此，金融交易系统往往也发生过度交易，这一方面是金融交易自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在技术上金融交易系统确实有能力创造“交易大爆炸”。由于金融交易的巨幅波动直接作用于金融市场，作用于实体经济，其负面冲击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因此，一系列的金融衍生交易等被视为“虚拟交易”，且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声讨之声。
那么，新经济所引发的“交易大爆炸”是不是也属于“虚拟交易”或“虚拟经济”呢？
是否是所谓的虚拟交易或虚拟经济，不是由交易手段决定的，而是由交易对象决定的。我们知道，20世纪2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电话购物，没有柜台交易，甚或没有纸质交易文本，交易途径是电话通话。但是，交易对象是普通商品，这个交易是真实有效的。所谓的虚拟经济或虚拟交易往往是交易对象本身不具备物理属性，而是具备法律属性的某份合约，这类交易的定价机制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当出现价格上升时，便使交易格外活跃，甚或出现更多的交易产品，而当价格下跌时，交易萎缩也格外迅速，往往直接导致账面损失惨重。因此，经济社会中对于虚拟交易或虚拟经济格外警惕，这种情绪或模糊认识往往也波及到网络交易或网络经济，对于新经济的质疑与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虚拟交易与虚拟经济是在一个近乎于数理环境下实现的，这一点同新经济没有什么区别，两者往往同样带来“交易大爆炸”，但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交易对象本身不具备物理属性，而新经济带来的“交易大爆炸”中的交易对象普遍具有物理属性。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经济中会出现所谓的“双十一”或“双十二”之类的创举，而在金融交易中如此作为是监管所严厉禁止甚或坚决打击的。
新经济中是不是完全没有虚拟交易或虚拟经济的成分呢？有，但并不是主要部分，更不是新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或来源所在。至于假托新经济或“互联网+”而出现的一系列虚假交易甚或骗局，则不是题中应有之意。
第五，根本变化：交易效率超过生产效率。
从技术上讲，新经济等同于网络数字经济，但是，它并不是伴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应用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孕育并不断突破发展的进程。现实而言，距离过近还难以准确地梳理出这个经济变化的标志性的事件体系，但是，还是可以推出一个基本的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交易效率超过了生产效率。
如何理解“交易效率超过生产效率”呢？人们谈论新经济总是无法避开网络数字技术及其应用，而最为人所乐道的是，网上交易快于线下交易。换言之，所有关于新经济的叙述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以此作为基本事实。网上交易之所以快于线下交易，是因为前者是在近乎于数理环境下实现的，后者是在物理环境下完成的，这就意味着交易必然要大规模、大面积地“搬迁”到网上去。这就表明，线上交易快于线下交易的本质并不在于交易体系的效率分配结构问题，而在于交易效率整体性地大幅提升。进而言之，这是整个经济体系在效率结构上的变化，亦即交易效率开始跑赢生产效率。
效率问题本不是经济活动中的中心问题，它的出现很晚，是产业革命的产物。正是产业革命使得经济活动超越了时间节律的约束，而实现了连续性的生产，产出的极速增加使得效率问题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议题。
在以往的人类社会经济历史中或绝大多数的市场体系下，生产效率一直领先于交易效率。比如说，一条汽车生产线平均几秒就生产出一辆机动车，但是，它的销售周期相对而言则要长得多。大萧条中将牛奶倒入阴沟的案例说明了什么？就当时的市场状况而言，这些牛奶生产出来，不在既定的时间内销售出去，便根本没有能力来加以储存，也许更远的地方能够销售掉，但是，当时市场规模有限，根本没有能力销售到更远的其他市场去。又如，粮食生产往往费时很久，但是卖粮不是很快吗？从历史视角看，这个问题颇为复杂，产粮农户粜米往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工业经济时代有所谓“倾销”的情况，但是，一则不是常态，二则对于倾销的抵制也颇为强大。可以说，工业时代来临，生产效率大幅跃升，但是交易效率往往成为瓶颈，成为经济体系运行中最大的梗阻。
放大交易需要在交易主体、交易对象、交易时间、交易空间、交易手段等一系列环节上，实现革命性的突破。简言之，即“任何人与任何人之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交易任何商品或服务，并以任何支付手段支付”。这个表述本身便接近于数学化的描述。在现实市场体系下，构建这样的交易体系如同空中楼阁。这就是说，物理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形成如此交易体系，但是，在数理环境下，这个接近于数学描述的交易体系可以实现。
网络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使得建立起网络数字新经济，其接近于数理环境，也便使得交易活动易于达到近乎完美的数理状态。物理环境下难以或根本无法释放的交易体量，在数理环境下并非难事。新经济带来的交易大爆炸由此发生，其结果是交易效率开始发力，跑赢生产效率。这个状况还是局部的事实，但是，它是一个趋势性的事实。
只有当交易效率超过了生产效率，交易力量才能对生产力量形成真正有效的约束，整个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质量才得以重构，并更趋合理、更具活力。
交易效率超过生产效率，也表明交易成本快速下降，特别是边际交易成本趋于零，这就使得整个经济体系发生质的变化。建立在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的厂商理论和生产函数都将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企业的规模以及形态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迁；同时，个人在决策能力和灵活性上正在全面地赶超企业。当交易成本极速下降，交易效率极速提升之后，经济活动的重心或中心也就从生产转向交易，经济主体也从生产主体（企业）转向无所不在的数以亿计的交易主体（个人）。
从历史视角看，前工业时代是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下的经济体系；传统工业时代即旧经济是一个物理环境下的经济体系；数码网络时代即新经济时代是一个近乎于数理环境下的经济体系。对于新经济的一系列称谓，诸如“小微经济”“分享经济”“意愿经济”“普惠金融”等，正是从不同视角透视新经济所观察到的，大同而小异。
DT时代的中国故事
关于DT时代商业体系和商业文明的未来，从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识见。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习惯于在互联网上开展他们的生意与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习惯于把全球市场纳入自己惯常的思维框架。这样一个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格局，每一天都在持续地展开、深化。底层的、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变革，也正是经由了无数个这样细微的、嘈杂的、不起眼的小事件的累积，悄然地发生了巨大转变。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今天，就在网络化和全球化的促动下，经由每一位商业主体每一天、每一点的创新实践，一个新的商业世界乃至一个新的商业文明正在快速地浮现、生长与展开。
让我们回到中国的情境。如果把工业时代简单地理解为制造业的大发展，那么我们也许应该对自己感到些许的满意。1800年时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比高达33%，1900年这一数字降至6%。直至一个多世纪后的2011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才恢复到了19.8%，美国则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第一次失去了制造业全球第一的桂冠[1]。
但制造业的发展只是工业时代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且今天也不再是工业时代了。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近年来中国已经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时期。据测算，2000年全国ISI（信息社会指数）为0.2215，信息社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2000~2007年年均增长仅为4.1%；2008年全国ISI首次突破0.3，达到0.3327；2008年以来ISI年均增长12.6%，加速转型的时代已经到来。
近200年来，中国相对于全球发达国家的落后，以及此后的苦苦求索和奋力追赶，都是在工业文明轨道上的落后与追赶。但这种在既有轨道上的追赶，并不足以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先者，也很难在生产方式和商业文明层面上，引领大规模的模式创新与制度创新，从而为世界做出属于中国的历史性贡献。历史多次表明，文明的转轨时刻，往往才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关键点。正在到来的信息文明与工业文明的转轨，为所有国家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性的机遇。
中国有着全球数量最多的网民，有望拥有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巨国效应非常显著，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可竞争性较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质，与信息文明有着内在的同质性；中国坚实的制造业基石，能够支撑起快速灵活的C2B模式……但仅仅拥有一定的资源，仅仅处于后发的位置，并不能天然地就实现后来居上。
今日中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的美国相比，所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局面。如果把中国比作一条龙，那么龙头已经处于DT时代的云中，龙身处于工业时代的半空，龙尾则仍在农业时代的土地上。确切地说，今天的中国同时面临的是“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五大挑战，要想把优势资源的潜力发挥出来，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制度创新，在思想观念、政策设计、制度优化等方面做出努力，特别是要真正确立信息化、数据化在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为全球市场经济贡献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经验，但总体而言，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我们更多的还是广泛借鉴了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体制、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和商业文化。正在到来的信息文明、DT文明，有望成为中国孕育新型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管理组织方式的重要契机，这也是中国为全球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做出世界级贡献的历史契机。
[1] 引自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356。
后记
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大时代里，能够近距离地参与一些历史性的大事件，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和自豪的事情。3万亿，就是这样一件人类商业史上的大事。
它是属于阿里巴巴的光荣。13年前，没有人想到小小的淘宝能够一鸣惊人。
它是属于千万卖家的光荣。是他们的勤奋与聪明，创造性地把在线商业做得风风火火。
它是属于4亿消费者的光荣。他们共创、共享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它更是这个时代的光荣，是人类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绝不只是一个炫目的数字，更说明了人类市场中的分工与合作，究竟能扩展到多大的广度与深度。
当然，历史就是历史。今天的3万亿，也仅仅是开始。按照阿里巴巴的发展规划，未来四年里，阿里巴巴零售平台就将实现1万亿美元的交易额，那又将是一个全新高度的纪录。
届时的阿里巴巴，将进一步面临作为领先者必然要面对的孤独与困惑。因为在领先者的前方，没有前人走过的脚印，也没有标杆企业可以借鉴和参考。但能够与全球海量小企业、几十亿消费者共同开创一个前所未见的巨市场、新景观，能够有效提升全球市场的效率，领先者更是幸运的。我们为此振奋不已，同时也更加深感责任所系。
我们，阿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与其说是这本书的作者，倒不如说只是3万亿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录者。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量真实、全面、多角度地去观察和记录那些事实与数字。本书的撰写和编辑，汇聚了阿里研究院多位同事的努力，同时我们也邀约到了外部一流专家及阿里巴巴其他部门的同事共同参与。
主编：高红冰。执行主编：宋斐。运营：陈亮、赵保英。第一章：陈亮、薛艳。第二章：宋斐、游五洋。第三章：孟晔。第四章：潘永花。第五章：游五洋、崔瀚文、宋斐、粟日、周子衡、郝建彬、张凌霄、吕志彬。第六章：杨健、孟晔。第七章：宋斐、盛振中。第八章：阿拉木斯。第九章：阿拉木斯、聂东明。第十章：崔瀚文、盛振中、孔翎。第十一章：窦伟、欧阳澄。第十二章：宋斐、周子衡。附录：阿拉木斯。
3万亿，是全球新经济的关键一跃，是时代转变这一大势下的大事，也是中国对全球新经济的一大贡献。1987年9月14日，一封内容为“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电子邮件发往德国。这封邮件，开启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1995年，中国互联网逐渐开始了自己的商业化进程，此后短短20多年，在文明的大转弯处，去探索和创造的机会窗口，就此被打开了。
未来，已经到来。未来，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