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在同一时间打三场经济战：打击通货膨胀之战、克服进一步失业之战，以及另一场用于越南战争、宇宙空间站以及冷战的渐进地收缩经济资源之战。
经济政策的艺术，在于如何恰当地确定优先重点和定量化地确定政策剂量。
第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充满活力的真实增长，不要再从总体哲学层面上处理失业进一步增加的问题。在专家眼里，通货膨胀最终总会减轻一些。也有人认为，除非我们经历了流血、流汗和流泪的全过程，不然，通货膨胀就会突然爆发。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实在难赞高明。
第二，用结束越南战争和削减非生产性宇宙空间站计划来辩解长期失业的增加，也是错误的。当然，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期。在大规模重新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具有特定技能的人和从事特定专业化生产的地区遭受一些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的结束使我们的宏观经济停滞，既没必要，也不可原谅。一个现代的混合经济有充分的能力维持和平。但是，尼克松总统向威廉·塔夫脱总统的经济意识形态靠拢，那么，他将成为企图扼杀混合经济的生命力、赞成1915年以前的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巴西人、加纳人、刚果人，更不用说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普林斯顿人，都会关注这个结果。
另外，理查德·尼克松和4000名经济学家要进行一场共同打击贸易保护主义的伟大战争，如果它的主要承诺——从无效率的产业中转移出来的资源将被用于更具生产力的活动，而不是放到长期闲置的地方——遭遇否定的话，这场战争将必败无疑。
价格管制
（1970年12月）
在历史书上，1970年将被记作一个没有经济增长的年份，一个失业持续增加、利润日益减少的年份。而且，虽然已经出现了这些苦痛，1970年还是一个持续通货膨胀的年份。
对预测者来说，不管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1970年都不会是一个好年份。在这一年中，尼克松总统的经济学家们也没有一个人能让自己的学术声誉有所提高。华盛顿以外也是一幅惨然景象——不论是对过分悲观的货币主义者，还是对盲目乐观的凯恩斯主义者来说，都无二致。非经济学家的预测，甚至比经济学家还要差。
随着1965年越南战争的升级，一种古典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产生了，也就是说，太多的美元支出追逐有限的商品供给。同时，劳动力市场紧张，订单积压，就算加班生产，也无法完全满足订单的需求。到1970年，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发挥了作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逐渐减轻，正在这个时候，工会成员们充满战斗性的意愿，要求工人的工资赶上甚至走在通货膨胀的前头，这又催生了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压力。
靠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罢工或者大幅提高工人的工资，这场纠纷才能最终解决，对此，人们没有什么理由感到吃惊。假设钢铁工人明年顽强地与公司斗争，以赢得同样的通货膨胀性的工资协议，对此，人们同样也不应该感到诧异。
新的疾病
1948年，我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问世，到1970年时，已经出了第八版。连续阅读每一版的读者会发现，我越来越强调“成本推动型”或者“需求拉动型”这两种通货膨胀的新疾病。现实世界在不断变化，对你的叔父和他的叔父辈的人来说已是相当好的经济学，对今天的你来说，就不能这么说了。一本1970年的教科书，在多少年以后，对你的侄子来说，也不合时宜了。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使我们不可能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对此，我们能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某种成功的收入政策，使我们推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够为所有有工作意愿的人创造就业岗位，并且避免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爆发永不休止的通货膨胀。
在医学领域，我们最需要的恐怕是治疗癌症的药方。医学界承认，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这种药方，这恰恰说明医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同理，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我们就得承认，我们当下的混合经济还不能制定一种令人满意的收入政策，以支持财政和货币政策。而且，外国的混合经济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方案——瑞典或是瑞士没有，日本或者德国没有，英国或荷兰也没有。因此，这里仍是经济学的一片未知的领域。
我们需要对价格和工资实行持久的管制吗？这是来自加尔布雷思教授的建议。当然，持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人。民意调查会显示，广大的选民当中，有许多人支持这种管制计划。
临床经验
以往的经验，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并没有给和平时期的价格—工资管制带来一个好苗头。在过去的25年里，大约有十多个国家，在不同的时间段实行过价格—工资管制，我希望加尔布雷思教授能仔细研究这些国家的经验。如果他能够表明，实行管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要比其他的选择方案更轻，那么，每一个开明的人都应该接受这类例证。但是，人们却会担心，加尔布雷思教授只会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
就在此刻，斯堪的那维亚的每一个国家都在经历着政府对价格的管制。挪威的经历只有一个星期。有意思的是，采取这种政策的却是一个非社会主义的政府。瑞典经历时间也只有两三个月。目前，丹麦的情况还不太明朗。我唯一只在一个国家——芬兰听到过赞成强制性的价格管制意见。由于最近几年的通货贬值，芬兰政府采取了各种价格冻结措施。到目前为止，实施的结果还不错。批评这种措施的人曾预言，它们将会惨淡收场。现在，即使是这些批评家们，似乎也要尴尬地面对这些预言了。
每一个医学研究人员都听说过很多虚假疗法，它们声称能够治疗癌症。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不赞成价格—工资管制。但我必须赞同联储主席伯恩斯博士的看法——总统应当强化他的领导能力，强烈要求对工资和价格的上涨给予一定的限制。
货币贬值经济学
（1971年8月）
又一次美元危机正在酝酿。它的直接导火索是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罗伊斯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元已被严重地“过高定值”，另外，针对美元与其他货币的平价，应该采取某些措施。
所以，还有什么新鲜内容呢？美元定值过高，足以削弱我们的商品在国际上必要程度的竞争力，这么多年，本版的读者们早已知道了这里所说的“必要程度”是什么意思。
真正新鲜的是，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竟然公开运用“降低美元币值”这个被禁止采用的词。这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美元贬值”（dollar depreciation）与“降低美元币值”（dollar devaluation）二者的区别。前者只涉及我们的货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比如，马克、英镑）的汇率发生的变化。所以，即使官方的黄金价格仍是每盎司35美元，假设汇率升到每英镑2.80美元、而不是当前的2.40美元，我们就可以说，美元对于英镑来说已经贬值了；或者说，英镑相对于美元升值了，两者的含义相同。
一些人在鼓吹一种表面上令人欣慰的教条，即“宽容地忽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他们显然是希望，当其他国家厌倦接受我们的美元赤字的时候，他们的货币会相对于美元贬值。
是我们还是他们？
据此，大部分经济学家们预测，相对于国际收支盈余国家的本币来说，美元还会进一步贬值，这些国家有日本、德国、瑞士、奥地利，可能还包括法国和意大利。这里不涉及对官方的黄金价格进行重新估价。另外，经济学家们对苏黎世或者摩洛哥港口城市丹吉尔的街道里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也不能忽视。
假如我们都同意，美元应当改变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平价，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没有哪个国家渴望单方面地升值自己的货币。实际上，它们也不可能秘密地集会商议，然后宣布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投机者们会散布与这种集体聚会有关的任何谣言。另外，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单方面地实行货币升值，也不会受出口工业的任何政治上的欢迎。
因此，通常是在投机者制造出危机之后，马克或者瑞士法郎才会升值。
假如美元本身能够痛快地得到调整，这一切会变得简单得多。但这正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禁止的：因为美元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石。
结果，森林之王却被剥夺了丛林中每个植物都能享用的药方，其讽刺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产生了如下问题：
为什么不提高黄金以及纸黄金（尤其是提款权）的官方美元价格，比如，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40美元？同时，使日元、马克、荷兰盾和法郎计算的黄金官方价格的上涨幅度不得超过这样15％的标准。
我们现在说的是降低美元的币值问题，也就是降低美元对黄金的官方定值。但是，要注意，我们也是在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贬值，这些货币进行重新估值可能发生的变化，不像我们的美元那么大。
不能实现的梦想
这里，我并不是说，我赞成这个解决方案而反对其他办法。我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是，它并不像政治家和专家们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荒诞和莫名的计划。
首先，它不能自动地使南非或者苏联的采金者受益。官方的黄金渠道，可以永远与降低货币币值所获得的利润分离开来。
其次，它不会间接破坏纸黄金或者特别提款权。纸黄金总是按照降低货币币值的步速进行重新估价。
第三，以这样的方式降低货币币值，不必偏向那些官方囤储黄金的国家。在过去的危机中，有的国家曾与我们合作，与我国的有关当局签订了协议，现在，它们应当被允许分享由于提高黄金官方价格而暗含的“重新估价利润”。
第四，如果其他各个国家也都坚持以同一幅度提高黄金价格，那将会是愚蠢的。这是因为，正如我们一样，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将从美元贬值中受益，而盈余的国家将从它们的货币升值中获得利益。
狗的尾巴
（1968年3月）
股市的下跌不单是今年的事。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从去年9月份的高峰下降了10％以上，而去年9月份的指数接近1966年以来股市曾经达到的顶峰1,000点。
在华尔街的下跌中，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因素存在。在过去的六个月里，经济并不能说是呆滞的。1967年中到1968年中的这一年，看起来是在我国历史上最提精神的时期之一，经济十分繁荣，导致价格的年度膨胀速度达到了令人不安的4％。
这段时间也不是所谓的“零利润的繁荣”时期。大约在股票市场开始跌跌撞撞的时候，利润反倒增加了，而且，在1967年只缩减了4％～5％，而非华尔街普遍担心的10％～15％。
最近又一个例证表明，不管总体经济活动与股票价格走向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它们之间一定不是一种精准的一对一的一致关系。
原因或是结果？
虽然并非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在美国股市史上，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都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在股票价格与一般经济活动之间，是存在一种强烈的正相关关系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这方面的一些事实。
在繁荣的20年代，股票市场也牛气冲天。但在大萧条的谷底，你几乎可以用10美分购买价值1美元的蓝筹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资和价格水平翻了番，美国的经济增长转向了后罗斯福时代混合经济的典型增长模式，而非柯立芝时期的自由放任模式。结果，股票价格最终得到大幅上涨，形成了称得上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的牛市。如果你作为一个投资者在本世纪刚刚过去的25年里的成绩还不理想，那么，你就不适合再做这一工作。只有无所畏惧的新手或者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才会幼稚地以为，从事股票投资总是如此不费吹灰之力的。
难道我混淆了原因与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推升了道·琼斯指数，还是股票市场的上涨拉动——比如说，通过它的“胡子”——经济系统？
据我看来，股票市场是狗的尾巴，实际产出则是狗的身体。大部分经济学家目前都赞同这一看法，不过，这前也确实有许多专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股票市场本身。
最近刚刚去世的欧内斯特·亨德森——著名的喜来登王国的创始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运用具有独创性的理论来解释商业周期。1962年，他曾警告过肯尼迪总统，当时发生的几次股市下跌，会带来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
他是正确的。就像牛顿的苹果对地球的向上的反向拉力一样，股票市场对经济的反作用必须予以承认。在1929—1933年期间，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发生大崩盘，给经济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影响。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超过1,000亿美元时，肯尼迪总统深思熟虑地考量了股市下跌可能给经济复兴带来的危险。（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佛朗哥·莫迪利亚尼的估算，股市总值如果长期持续下降，消费支出将会被缩减50亿美元左右。）此次华尔街的股市崩溃，可谓促使肯尼迪总统决定实行大规模减税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信使，而非导弹
另外，经济学是一门定量的科学，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原因。股票价格的升与跌，确实对2,300万股民的乐观主义情绪造成影响。不过，这对于消费和投资支出可能施加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关键变量，从数量上说还是很小的。在算建筑市场开工率、联邦储备政策、军事和民用支出、存货波动等因素的变化时出现的计算错误，无论是单个的还是集体的，比起可以似是而非地归咎于股票市场价值的最极端影响，都要大得多。
当然，对股票价格首要原因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否认它经常构成一种先导性的指数。问题出来了：今年1～3月的股市下跌，是否意味着华尔街看到了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以后我们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战争经济学
（1966年11月）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便是勇敢的古以色列王大卫，也得靠那块石头来击倒勇士歌利亚。因此，进行一场战争，如越南战争，说到底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我们是否需要这样做？从事当前的战争，或加速战争，或延长战争，我们的经济承受力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取得了一致。
我们的“钱”顶得住吗？
一枚钉子的缺失也可能让你丧失一个王国。但是，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帝国的崩溃，是由于国内缺少法定货币。你在金融报刊上可能会读到，我们的利率这么高，是因为“货币花光了”，这种描述并不实事求是，其准确性甚至还不如这种论断：每一个保守主义钻营者，在其内心里都有一个诗人。
越南战争耗尽了我们的可耗尽自然资源吗？
现代战争确实会用光金属和汽油。1940年，人们特别希望希特勒在打到巴黎附近的时候刚好用光了汽油，这是一个基于愿望、不能说愚笨的想法。另一方面，在1914年，年轻的梅纳德·凯恩斯试图让他在伦敦高级社区布卢姆茨伯利的朋友们相信，战争持续不了几个月，因为现代战争的成本太高，各个国家根本无法承担。他等于是在说，经济科学并非一贯无误。
数字分析
我们需要定量地估算战争消耗的资源的实际成本。法王路易十四长期挥霍无度，榨干了法国人民的血汗。独裁者胡安·罗萨斯让他的弹丸之国同大部分拉美国家作对的时候，结果也让阿根廷的一代妇女失去了丈夫，整个国家几乎沦为一片废墟。
越南战争的确花费了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所占比例并不大。充分就业的实现——我们在60年代一直追求的目标，所耗费我们的煤炭和森林，比越南战争要多得多。（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经常说，当你在匹兹堡把手放在跟前都看不清楚时，你应该购买美国钢材，并在恰当的时候卖掉它。）
越南战争会给经济强加不能承受的通货膨胀负担吗？
老政治家们张嘴就会说：赫伯特·胡佛总统经常警告：“通货膨胀比斯大林还要坏。”事实上，并非如此。
限制性财政政策，再加上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成功地控制一场有限的战争催生的通货膨胀缺口——只要有决心采用这些政策手段。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沙赫特曾告诉希特勒说；
“你如果多花一个芬尼，我对后果都不承担任何责任。”他这样说，却正好暴露了他对战争军事力量的无知，以及他对通货膨胀的偏执认知。
真正的问题
越南战争恶化了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
没错，的确如此。即便我们大部分的政府采购仅限于购买国内资源，也一定有一部分从海外获取。假如和平在明天突然降临，我们已有的黄金耗竭会得到缓和，我们实现国内目标的自由度会大大增强。
这令我们要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假设冷战突然结束了，我们会如何？
美国经济是否能承受和平？
去年，当越南战争升级的时候，我曾这样写道：担心1966年出现经济衰退的全部忧虑都烟消云散了。从那时起，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增长证明了我的看法。但是，我这样写也是正确的吗？苏联的《真理报》又会挑刺儿：“连美国自己的教授也承认，美国经济的增长依赖冷战的支出。”
我忘记了刚受过的一次教训。有一位商人批评我的教科书，他从书里挑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句子：“在本世纪，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长。”
“对啊，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反驳道。
他觉得有点儿尴尬，然后，脱口说出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对，那是事实，但你永远也不应该提到这样的事实时而不表示痛惜！”
现在，请我说得清楚些。我们有权力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信贷，以阻止军备支出的下降。但对于选民们是否有这样的政治意愿以保证我们运用这些权力，以及战争是否真的迫切需要，则不是那么肯定。
在说到这个事实时，我得赶快补充一句：对此，我深感惋惜。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试验
（1986年6月16日）
据说，美国政治准备向右倾斜。罗纳德·里根的追随者们确实希望如此，因为里根的政策立场坚定地偏于保守。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福利国家产生对抗性反应的国家。瑞士的工党在连续执政40年之后，也被一个非社会主义联盟轰下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选民，都转向对执政的工党持敌对态度；挪威早几年前就企图让一个更加“资产阶级”的政府掌权。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当政，可能是这些政治试验中最令美国人感兴趣的事情。长期以来，英国就是我们的同盟，我们的堂兄弟，至少从语言角度来说是这样的。
“英国病”的一些病症也令我们烦扰不堪：
——缓慢的经济增长和高通货膨胀并存——滞胀；
——高消费、低储蓄与低投资；
——人们好像被征以重税；
——生产率趋势令人失望。
为了更多了解撒切尔的改革运动的效果，我近期专门访问了英国。我感觉，人们不能夸大个人通过直接观察收集到的证据的重要性，人们只能把大街上的路人作为样本，而大街上的人却是很有限的。当你和一位投资银行家交谈后，好像就同所有投资银行家谈过了。
而且，假如有人相信“供给经济学”的不经梦语——全面地降低利率以及使国际贸易摆脱外汇管制的控制，将会使市场迎来增长的奇迹——请他到伦敦旅行一次，就会医治好他的妄想癔症。
英国虽然教条地固守一种天真的货币主义，但英国的物价仍在剧烈地上涨。金融界发现，他们可以相信撒切尔夫人的内阁将会收紧货币供应的缰绳。不过，这并没有使金融专家们认为，不经过几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紧缩，通货膨胀就能一下子降下来。在克服通货膨胀的战斗中，任何奖赏都显得为时过早。
英国在北海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受益于这种好运气，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时英国没有受到冲击。但是，石油不足以抵消英国制造业的虚弱，英国力图使浮动的英镑对世界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保持坚挺，但是，英国的石油收入削弱了英国出口工业的全球竞争力。
这次访问使我重温了已经十分熟知的事实，那就是伦敦几乎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而且，再说到英国的低工资，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当你知道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会计师或者秘书的收入是多么微薄时，也会为他们感到悲伤。而且，不管他们的收入是多少，都要承担沉重的税收负担，因此，他们不具有经济能力，以现行的价格购买大量现代化的、舒适的生活设施。当银行提高最低贷款利率的时候，房主们自然地要对过去的抵押贷款支付更高的利息。人们却好像毫不畏惧地明白，他们必须为利息支付未偿债务的大约15％。
英国现在并不富裕，这一事实不能归咎于现有的任何政党。没有任何一个公正的人会预期，撒切尔夫人推行的自由放任的政策，在一年或五年内，就能够更正一个世纪以来的习惯和立法造成的错误。
并无结论
考察保守党执政以来局势的发展趋势如何是一个公平的考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从来没有用关于市场的奇闻来攻击我们：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货币改革，如何把饱受兵燹的西德经济奇迹般地带入复苏？或是，回到过去的有限政府和比较知足的企业的美好时光，1906年大地震后，旧金山是怎样得到重建的？
因此，我虽然知道奇特的个案绝对不能形成科学，但我还是努力睁圆双目，寻找撒切尔夫人可以获取成功的任何信号。或许，假如我的旅行足迹可以踏到更多的地方，我可能会发现一些珍贵的东西带给读者，又或许，我可能缺乏诚意，不愿意相信未经亲眼所见的事情。但不管怎样，无论是在我的直观印象中，还是从统计数据上看，我都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信号，以表明市场已经开始发挥其魔力了。
高生活的标准的确有赖于更有效的供给，但是，如果有人声称卡尔文·柯立芝的政策很快就会见效，那就纯粹是花言巧语。
Paul A Samuelson
保罗·萨缪尔森
（1915～2009）美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人，凯恩斯主义者，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涉及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如一般均衡论、福利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他被誉为最后一位经济学通才。萨缪尔森的经典著作《经济学》以40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1000万册，是全世界最畅销的教科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萨缪尔森于2009年12月13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