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如果可分配的遗产为300美元，那么债权金额为100美元的债主分到50美元，债权金额为200美元的债主分到100美元，债权金额为300美元的债主则分到150美元——三个金额正好和原始债务成正比。
他们提供的方案中的这些数字怎么得来的呢？如果可供分配的遗产为400美元或者500美元，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塔木德》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从这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计算模式还是很明显的。
很显然，犹太拉比推理出没有人能够合法地索要比可分配的遗产总额还多的金额。因此，当遗产总额只有100美元时，对债权金额为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债主提出的分割要求将被平等对待。而当可分割的遗产金额为200美元时，债权金额为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债主提出的分割请求将被平等对待（但是比对债权为100美元的债主提出的分割要求要优先对待）。
我们在《塔木德》中找到了另一条线索：“两个人同时拿着一件衣服；其中一个要求拥有整件衣服，另一个要求一半。最后第一个人分到了3/4，而第二个人分到了1/4。”那么古时犹太拉比的推理似乎就是这样：“有两个人都要求其中的一半，而只有一个人要求另一半。因此我们把存在争议的一半平均分给两个人，再把无可争议的那一半分给另一个人。”在《塔木德》一书中的其他地方，拉比们就依照相似的推理解决了一个案例，事件中一个人要求拥有全部，而另一个人要求拥有1/3。
现在我们有两条可供选择的原则：第一，分割要求不能超过可供分配数额的全部。第二，我们应该遵循那条有关处理有争议的衣服的原则。当债主只有两家时，这些原则足以解决破产后资产分割的任何问题。下面是几个例子。
例一：现在可供分割的遗产数额是125美元。莫和拉里分别要求得到100美元和200美元。依照第一条原则，拉里要求的200美元要缩减到125美元。现在这两个人之间，有100美元处于有争议状态，而那25美元没有争议。依照那条有关处理有争议的衣服的原则，存在争议的这100美元要平均分配。因此，莫分到50美元，拉里得到剩余的75美元。
例二：现在可供分割的遗产数额为125美元。莫和克里分别要求得到100美元和300美元。依照第一条原则，克里要求的那300美元要减少为125美元，而这之后的情形就和例一中的一样。于是，莫得到50美元，克里得到75美元。
例三：现在可供分割的遗产数额为150美元。拉里和克里分别要求得到200美元和300美元。两个人要求的数额都要减为150美元，现在处于有争议状态的是150美元。因此，拉里和克里每人得到75美元。
现在如果债主有三个——换句话来说，如果现在可供分割的遗产数额为200美元，而莫、拉里和克里分别提出了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分割要求，这又该如何处理呢？我们已经从《塔木德》中看到分割的结果为50美元、75美元和75美元。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教授和迈克尔·马希勒（Michael Maschler）教授第一个发现了这些数字有特殊意义：任何两个人分到的数额都符合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前后一致的。
例如，莫和拉里总共分到的数额是50美元+75美元=125美元，然后就和例一规定的那样，他们分到的数额为50美元和75美元。莫和克里分到的总数额为125美元，按照例二中规定的那样进行分割。拉里和克里分到的总数额为150美元，按照例三中的规定分割。
在所有可能达成与前面已知原则相一致的分配方法中，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呢？最后证明这是个错误的问题，因为其他能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分割方法不存在。（换句话说，除了按照50/75/75的比例来切分以外，其中两个债主分到的遗产总额不可能再正确地进行分割。）事实上，奥曼和马希勒教授证明了一条更普遍的定理：每一个破产问题只有一个和上述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
现在我要来说下比较引人注目的部分：在《塔木德》经中所有出现的例子，其给出的解决方案和前面的两条原则都是一致的。（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去检验下前面提到的例子。）不知为何，犹太拉比在解决每一个问题时总是能找到这个唯一的、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
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也许他们采用了试错法，不断猜测各种分割方案，直到找到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他们有一种更系统化的程序。但是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每一个我们知道的系统化的程序都非常复杂。我将会挑其中一个程序来讲一下，你自己就会明白。请耐心等待一下（要么就放弃这一部分）；要阐明这一点，我相信没有更简单的方法了。
第一步：设计（或至少画出）一个《塔木德》式的水壶示意图来代表每个人的分割要求：
从右往左看（按照典型的《塔木德》方式），这个特别的水壶状的示意图代表了莫、拉里和克里那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要求。每个分割区间都是一肘尺宽。最右边分割区两段的高度和是100肘尺，中间分割区两段的高度和为200肘尺，而最左边分割区的高度为300肘尺。如果你的尺子刻度不是以肘尺为单位，你可以随意用英寸或毫米代替。最重要的一点是，除了最大的分割要求，其他所有的分割要求被分成相同的两份，附加到示意图的顶部和底部。
下面是另一幅示意图，代表了数额为100美元、300美元、400美元和600美元的分割要求：
第二步：往里面倒足够多的水，以此来代表可供分割的遗产。下面是第一幅示意图装进了价值200美元的水（也就是说，可以装满一个一肘尺宽、200肘尺高的容器）的样子：
第三步：根据水的高度读取分配结果（还是从右往左）。在这个例子中，莫得到50美元，因为水壶最右边部分水的高度是50肘尺。拉里分到75美元，因为水壶中间部分水的高度是75肘尺。克里也分到75美元，因为最左边分割区的水位达到了75肘尺。
因此，根据这个《塔木德》式水壶状示意图，对于这个独特的破产问题（也就是，按照三个债权人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分割要求来分配200美元遗产的问题），唯一一个与已知原则相一致的分割方案比例就是50/75/75。
如果莫、拉里和克里对分配总额为400美元的遗产提出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分割要求会怎么样？通过向《塔木德》式的水壶里倒入价值400美元的水就能找到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
从右往左依次读取分配结果，莫分得50美元，因为水壶最右边部分水的高度是50肘尺。拉里分得125美元，因为水壶中间部分的水位是125肘尺（底部100肘尺和顶部25肘尺）。克里分到225美元，因为水壶最左边的分区水位达到了225肘尺。
如果你是个偏执的人，你可能想要验证下这个解决方案是否真的和已知原则相一致。例如，莫和拉里总共分到了175美元，而他们的分割要求分别是100美元和200美元。现在这200美元的要求要减少为175美元。那么莫和拉里需要分割处于争议状态的100美元，同时拉里拿走剩下的75美元。这样一来，莫得到了50美元，拉里总共得到了125美元，和《塔木德》式的水壶状示意图显示的一样。你可以随意去验证莫和克里或者拉里和克里之间的分割方案是否和已知原则一致。
虽然古老的犹太拉比没有考虑到这一特殊例子（把400美元的遗产按照100美元、200美元和300美元的分割要求进行分割），奥曼和马希勒教授相信如果他们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就会通过某种方式发现这个唯一一个与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而且一定会予以支持。
至于犹太拉比们到底是如何找到的解决方案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塔木德》式的水壶状示意图是一个十分现代的发明（事实上，这个示意图是美国《石板》杂志一名叫作贾亚拉曼·拉马钱德兰（Jayaraman Ramachandran）的读者为了替换掉我在专栏里提供的那个不太好懂的描述而设计出来的。似乎犹太拉比不太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图。
但是，不管犹太拉比用的是哪种方法，他们似乎已经前后一致地使用了它。要检验《塔木德》书中的每一个例子是否符合相一致原则并不是什么难事，这就意味着对于每一个古代的犹太拉比曾经考虑过的案例，他们都得到了和用《塔木德》水壶状示意图的现代人一样的答案。这个相一致原则可以给每一个例子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就此而言，在每个例子中，只可能存在唯一一个与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想象，古老的犹太拉比们通过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案，最终被他们找到了。
这个相一致原则不仅普遍适用（因为总是可以找到一个与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而且非常明确（因为除此之外，绝不存在其他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和已知原则相一致的解决方案就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呢？奥曼和马希勒教授认为这种一致原则正好契合了我们追平公平的固有意识。但是，按照《塔木德》惯例，如果你不赞成这个论点，奥曼和马希勒教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想象一下，所有的债主都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并且被告知在遗产分割上他们要达成一致；如果不能达成一致，谁也分不到遗产。我们同样假设任何一个债权人的要求得到百分之百的满足（得到他人一致同意），且必须接受达成的共识才能离开房间，那么整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会是什么样子？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现代的公理化议价专家试图来回答这些问题；不幸的是，他们的答案最后还得主要依靠辅助的假设条件才行。但是奥曼和马希勒教授已经得出证明，在破产后进行的谈判中，按照合理的假设一步步推理，债权人最后会同意按照一致原则来分割遗产。因此，按照奥曼和马希勒教授的观点，如果给予适当的谈判规则和足够的时间，债权人最后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法就会和《塔木德》书中描述的解决方案相吻合。
第五部分
理性地生活
最后，我要简短地讲一下如何思考和学什么这两个问题。第二十二章的主要内容是作者就如何清晰思考以避免谬误这一主题进行的一系列观察，第二十三章专为大学生而写，讲应该学些什么。我们也会谈到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他是一位剑桥大学的学者，他的著作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都和这本书的主题相通。
其间，我们将重温一些话题，例如心理的生物学基础、贸易保护主义、收入再分配、环境保护主义、信念的脆弱性、知识的基础、真理和可验证性的理论的差别，以及我们对子孙后代所担负责任的实质等。
二十二
如何思考
他们只看到大海就断定那里没有陆地，他们并不是优秀的探险家。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偷偷玩蜘蛛纸牌。虽说这事已经够糟糕了，但是我还得做一个更大的忏悔呢。当我面临在两个黑八中挑一个移到红九上面时，我就会按照六岁时妈妈教给我的那个经验法则来做：当正面朝上的纸牌下面还有更大数字的牌没翻过来时，优先移动这个正面朝上的牌，除非你要给K预留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把刚才的做法反过来。
除了纸牌本身透露给我的直观吸引力，我并不知道这个规则是不是最优方案。尽管我这辈子一直在用它，我却从来没有一丝愧疚之情要停下来去搞搞清楚。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弄明白，可悲的是，我从来没有去尝试过这样做。
你可能会说这种行为完全说得过去，毕竟就是个纸牌游戏而已。当然了，如果这个纸牌游戏如此无关紧要的话，你可以质问我一开始为什么要玩它。无论如何，这种内心的不安从来都不足以刺激我去行动起来探究一下。
就像我在书中多次提到的那样，有些东西我们从不会停下脚步去思考，而且我们常常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但是，一旦我们养成了一种良性的思考习惯，我们就能降低思考成本并选择思考更多的内容。这通常是一件受益匪浅的事情。
本章中，我将会罗列（按照随机顺序）一些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尤其是思考一些经济问题时很有用的思考习惯。这些并不会帮你提高玩牌技巧，但是有一些却能改善你看世界的方式。
整体看事情
有时候，当你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看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完全不知道普通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有一次，我在一家顾客爆满的熟食店排队——需要取号来等——当手持37号的女士决定放弃并走出队伍时，她随手把票给了45号。我听到前面有个人说“她没有把票扔了，而是转给他人，她人真好！”然后有几个人附和着点头表示认同，让他们高兴的是宝贵的资源没有被随意丢弃，而是被保留了下来。
就在那一刻，我完全不确定是不是非得有个经济学博士的文凭才能明白：让其中一个人向前挪八个位，就意味着有八个人得向后移一位——这并不会改变唯一起作用的事情，那就是每分钟接受服务的顾客人数不变。我急匆匆赶回家，找那些非经济学专业的朋友探讨，令我欣慰的是，我发现除了那个熟食店的顾客外，其他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个事实。
但是这其中潜在的错误——人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得整体看事情——以我个人经验来看，便是造成经济错误的唯一最大的根源。政治家们总是向人民承诺要通过控制医疗、住宅和高等教育的价格来使其更广泛地惠及更多的人；经济学家们就头疼了，这多出来的医生、房子和教室要从何而来。通过降低价格并不能加快医疗保健的队伍，就像交出手里的票也不会让排队的速度加快一样。
这个错误的想法会延伸至一种偏见，即某些人大量财富的积累会导致其他人变穷。事实上，正好相反。那些企业大亨通过股票、债券和外汇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不是整日挥霍无度，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留给了你我。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明白这一点的话，人们对披着“经济刺激”外衣的承诺，实际却鼓励他人谋取公共大饼中更多的份额来填饱私人胃口的热情就会大大减弱。
据我看来，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和他的同事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所做的一系列实验不过是在强调人们不能整体看事情这一基本谬误。一开始，他们把实验对象安置在一个单独的小屋，交给他十张一美元的钞票，然后请他把部分钱转交给隔壁小屋的陌生人。
结果如下：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受试者把全部的钱都留下了。也就是说，人们不喜欢把钱交给完全陌生的人。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施舍钱财似乎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把钱给一个可能本来就很富有或者很幸运，或者说很讨厌的陌生人，而你本来可以，比如说把钱捐给拯救饥饿儿童的基金组织？
在下一轮实验中，受试者被告知转交到陌生人手中的钱会翻3倍。你拿出1美元，那个陌生人就会得到3美元；你交出2美元，他就会得到6美元。
现在突然一下子大量的钞票被转交出去。每个受试者平均交出3.63美元以上（这钱来自最初手里的10美元），因此每个陌生人得到了10.89美元。
乍一看，这样做很有道理。人们喜欢做好事。他们不愿意拿出1美元来给别人，但是他们愿意付出1美元，而使别人得到3美元。这是经济学家的黄金法则！
而它偏偏不是。 [1] 把钱从一个房间移交到另一个房间并不是一种生产性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新的财富。陌生人手里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某一个别的人——在这个例子中，这个钱很有可能就来自支持这一实验的纳税人。
幼稚的理解就是受试者拿出的1美元将创造出额外2美元的财富。正确的理解是受试者拿出的这1美元得到了一种特权，迫使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纳税人）把2美元交给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但是在没有任何关于这些陌生人信息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关心钱去了哪里呢？也许就是有人喜欢把别人的钱四处周转呢。
更有可能的是，受试者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即便没有任何生产性的活动，财富也能凭空产生。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已然忘记了我们应该用整体观点看事情。想到这些人也有投票权，这就有点发人深省。
认真运用比喻
我喜欢隐喻。我认为用隐喻可以说清楚很多事情。但是，一旦你相信某一个隐喻，你就得愿意走向它引导的任何方向。
政治哲学家们经常使用隐喻来为收入再分配政策辩护。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的福利体系就像“一份保险合同”，我们都得缴纳保险金（也就是税收）来确保厄运来临时，能够平安度过。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良好的论据。不过因为我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我更愿意从更深层次来思考这一论证。
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你遭遇厄运时提供保障，甚至在你出生之前就开始起作用了。比如你遗传了不好的基因、生错了家庭，或者生在了一个条件不好的学区，致使你最终缺乏适合市场需求的技能。如果说社会福利就像是一个保险计划的话，你在出生之前就该买一份。更确切地来说，如果保险推销员已经研究出来如何使你在出生前就加入这项保障计划的话，你一定愿意买这份保险。
如果我们签订了这份保险合同，就得有合理的条件来执行。法院经常强制执行的是当事人确实想要这么做而签订的合同，总体而言，经济学家们非常赞同这些裁决。如果我们可以执行人们忘了签字的合同，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执行无法签字的合同，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生这一不便的事实吗？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不过除非你了解其中的条款，否则你不会去执行这个合约。因此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未出生的人到底愿意买多大的保险？在这一点上，政治哲学家们只能靠猜测了，不过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去猜测。我们掌握有基因和环境两大因素的方差，这两大因素决定了人们赚钱的能力。因此，关于你在未出生时和运气较好时会面临多大的风险，我们都心中有数。对于人们面临各种级别的风险会选择何种金额的保险，我们也有相关的数据。把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计算有多少未出生的人会选择保险，于是我们也能够计算出多大的福利体系可以应对。
要完成这一推算过程，我们还需要一条信息，即保险的价格。保险价格偏高，买保险的人就会变少。拥有福利体系的代价就是它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使得国内生产力低下，低收入人群增多。因此，我们的答案要取决于这些负面影响有多大。
这反过来要取决于福利体系的具体结构；它和税收减免政策的运作方式大有不同，我们就拿食物券救济计划来说。但是就凭着就餐期间在餐巾纸背面快速算出的结果为基础，我可以提出来一些限制：如果你能设计出一个福利体系，不会产生任何负面影响，那么你需要假设的一个前提就是全国有23%的人口处于永久性失业、靠社会福利过活的状态——这将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曾这样构想过。如果对福利体系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点也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福利体系就只有0.6%的人能够享受到——大概任何一个被认真考虑过的社会保障体系都要比它大。
一端是0.6%，另一端是23%；这中间实在跨度不小。但是，对于餐巾纸背面的演算你还能指望什么呢？通过多年努力研究，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更严格的估算。如果我们真的打算用保险这个比喻来证明社会福利体系可行的话，那么就得有人来做这个事情。
顺嘴一说，使社会福利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收入转让，不是给穷人，而是给黑人、妇女和侏儒这些平均起来还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群。给穷人补贴会造就这些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但是给侏儒补贴并不会产生鼓励人们想让身高缩小的作用（虽然我想这样会给小孩们一个不吃菠菜的借口）。患有侏儒病的人平均收入要远远低于其他人（通常，身高多出来一英寸，一年的工资就会增加一千美元），所以，你仍然会坚持向正确的方向转移收入来实现平均化。当然了，你也可以对黑人、妇女以及长相不好的人做同样的事情，这些人在就业市场上也受到了影响。（当然，这一论据会产生积极的行为，不过它更倾向于将财富直接转移给这些人。）
在讨论收入再分配时出现的另一个比喻就是比作家庭：社会“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在一个家庭里面绝不允许出现一个大富大贵，而另一个要为生活苦苦挣扎。这个比喻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实际上在一个家庭里面确实允许出现有人已经腾达而有人还在挣扎。关于这一点我们有数据为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父母会向子女们平均分配遗产——即便当时有一个孩子已经很富有，而另一个仍穷困潦倒。遗产是向最爱的人们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最后一个机会，而人们一般都会放弃这个机会。因此，如果你真的相信社会就应该像个家庭的话，那么你应该游说大家降低而不是加大收入再分配的力度。
丰富你的想象力
在第一章中，我曾描述了一台可以品尝红酒的机器，它和人一样，可以品出醇和的皮诺酒（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健怡可乐）。这台机器可以机械地复制大脑中的神经元反应模式，因此它也会产生愉悦感。如果你觉得我描述的那台机器的运作（就如同丹尼尔·丹尼特所描述的那样）无法想象的话，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想象力不够。你或许可以想象出数十个或上百个相互作用的神经元细胞组成的系统，但是和亿万神经元细胞组成的系统相比，这个系统并没有什么用处。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价值10亿的东西，所以有时我们会满足于想象一个价值100元的东西。但是100相对于10亿来说不可同日而语。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对之前书上提到的那个头痛问题望而生畏，他们宁愿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去治疗10亿人的头痛。反过来说，人们只能想象的到100个人的头痛，而忽略了10亿个人的头痛加起来是什么样一种情形。
同样地，如果你发觉很难想象分散的市场经济比集中的计划经济能更好地分配资源，那么很有可能你是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给引入歧途了。你能够想象出来组织一个生日聚会或者一个小型企业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你也能得出总要有人来负责这个结论。从组织的角度来看，经济体系可就不像一个生日聚会或一个小型企业那么简单了，它是复杂多变的。
当我组织一个聚会时，我会告诉人们怎么做能起到最大的帮助作用。如果你要我去构建一个经济体系，我会茫然不知所措。经济体系太庞大、太复杂——且每个人所具有的才能种类繁多、难以观察——因此我无法提供任何关于如何做才最有益的意见。这些都需要你自己去弄清楚。为此，你要去了解哪些商品的需求量大，由此，你需要去了解价格。
令人惊奇的是，你只需要了解价格就够了。正如上亿的神经元相互作用产生了心理活动，数十亿的人通过价格的杠杆作用，不断做出决定，进行交易，这样商品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生产和流通。经济学家对于价格发展过程的了解可比神经学家对心理活动的了解要透彻得多，但是神经学家很有希望某一天能够追上。
我们需要做大量的研究才能掌握价格体系的运作，不过幸运的是，要说明运作的基本原理，用几个段落就够了。把一个橙子从佛罗里达州运送到缅因州有上千种可行的办法（因为每天有上千辆卡车从佛罗里达出发），而并没有一个中央调控者从他们中挑选出一个可行的道路。市场的奇迹就是始于这样一个事实：运输者的成本越低，利润就会越高，因此人们会争先恐后来这么做。
并且市场形势会越来越好：例如，当全球的小麦价格为一蒲式耳5美元时，农民琼斯就会选择在成本为一蒲式耳4美元土地上种植小麦，而不会选择有点岩质的土地，因为这里的成本是一蒲式耳6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种植成本低于5美元的地区都种植小麦，而高于5美元的地区则用于其他。这样的结果就是：世界上那10亿蒲式耳的小麦是在成本尽可能低的情况下产出的，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资源，其他的则可以用来种植玉米、大豆或者生产纺织品或机车。
这样做可以行得通是因为（也只有这个原因）所有的农民面临的是同一个价格。否则的话，结果就很糟糕了。例如，我们假设当农民琼斯以每蒲式耳5美元的价格出售小麦时，农民布朗却卖到了一蒲式耳10美元。那么就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琼斯那成本为6美元一蒲式耳的地区会被闲置，而布朗那高达8美元一蒲式耳的土地却被种上了小麦，最终引起世界小麦供应成本一路攀升。
我想重申下这一点：高效生产的关键不是仅仅有价格就行了，而是我们要面对同样的价格。如果你能理解其中的原因，那么在理解价格竞争体系会产生惊人效益的路上，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也是最大的一步。
没有价格作为杠杆，复杂的经济体系就不会有什么效率。例如，在生物学领域，就没有类似的价格运行机制。动物的生存要面对的是成本；它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被掠食者的魔爪抓走、性命不保的危险，就为了获取那一点食物。但是成本和世界物品价格并不是一回事；从缅因州到新加坡的奶牛如果价格一样的话，就不会有供货源了。与经济系统不同，生态系统自有其复杂性，它的复杂性在于不能保证（或者至少期望）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在牛类养殖上，即便食物供应有限定，也会因为放牧过度、植被遭到破坏而使每个放牛人都得饿死；这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价格机制来激励自己进行环境保护。
下次如果有人跟你讲我们得保护我们的湿地或雨林，因为生态系统很脆弱，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不能被轻易打乱——尤其是当这些话来自那些通过价格调控、进行同工同酬立法、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燃油效率标准，打乱了由价格调控的微妙的经济体系而丝毫没有不安的人时，不妨想想上面的例子。要想同时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保护主义者和经济干预主义者势必要求人们尽量不了解经济学知识。生态学并没有揭示偏离现状的结果一定是糟糕的。但是在经济学领域，我们知道如果背离了自由价格竞争体系，其结果一定不好。
用“我想象不出来”这句话来作为反驳非常无力。如果你想象不出来神经元细胞来回传递信息就产生了人类意识，那么你所能证明的正是自己的想象力不够。如果你无法想象到资源有效配置来源于价格调控体系，那么你所证明的想象力不足则更加惊人——因为这里有一套翔实的理论，详细地解释了如何从实例中得出想要的结果。
成本不等于原罪
2008年3月，天主教会宣布：现在污染也是一种原罪。这又一步推广了天主教一贯的好原则，即原罪无处不在。你吸进了氧气的同时呼出了二氧化碳，那么你现在就是个罪人。
我原来一直认为原罪这个词是用来说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而污染这件事情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被容忍的，而且也应该在一定限度内被容许，我们都意识到应该有限度地容忍污染的存在。问题就在于：这个度是多少？我们如何能最好地实现这个度？
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本书第十二章的内容里了：这个世界之所以有太多的污染，只是因为污染者丝毫察觉不到他们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征收相应的税使他们感觉到这些后果。假如燃烧一加仑汽油会造成价值75美分的生态破坏，那么我们就对每加仑汽油征收75美分的税。
当所有事物定价合理时，就没有必要从道德层面来进行解释了。每当你吃掉一颗橙子，这个世界上就会减少一颗橙子。但是没有人会觉得吃橙子是一种罪过的行为，因为吃橙子的人花钱买到了吃橙子的权利——从而也偿还了他所造成的损害。
有了合理的征税制度，增加少许的污染排放量将被视为和吃一颗橙子那样无可非议。污染者皮特对我们的肺造成了价值10美元的损害；他通过向国库缴纳10美元作为对我们的补偿（由此政府可以向我们提供价值10美元的服务，或者少征税10美元的税），这样最后考虑下来，他也没有对我们产生伤害。
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去实行这样的税收政策呢？我怀疑至少部分是因为世界上有了这个合理的纳税制度，很多神父就得下岗了。社会问题一旦解决，就无须再去加以指责。
进化赋予我们一种动力去鉴别、谴责和惩治一些“坏家伙”，因为他们不遵守人类那些明显看起来更高尚的价值观。通常，我们宁可去谴责而不是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本能对过去生活在萨瓦纳大草原的祖先有用，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并不总是有用。
顾全大局
通常来说，步入九旬高龄的老人身体不如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幸运。我特别希望将来有一天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一般来说，孤立地依靠一些事实去评判别人命运好或者不好，这样做本身不对。过去几十年中，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也许是新科技使得有技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获得了更高的回报。不过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背景去看待这个事情。
当收入差距朝着一个方向增大时，休闲差距则朝着另一个方向增长。1965年，不同阶层之间休闲时间的分配几乎一样。那时候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年龄相仿、性别相同或者家庭规模相同的人们总能够享受到同等程度的休闲。但是自从那时候起，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休闲时间（像工资一样）在全美范围内急剧增长。第二，尽管每个人的休闲时间都增加了，但是休闲时间最充裕的是那些处于社会经济结构底层的人们。
1965年，男人平均每周在办公室或工厂上班的时间是42小时；再算上喝咖啡、吃午饭和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总共是51个小时。现如今，他们只需要工作36或40个小时，一周42或者51小时已经成为过去时。那么省下来的这些时间他们都干些什么呢？他们把少量时间花在购物和家务上，而花大量的之间去看电视、读报纸、参加聚会、放松、泡吧、打高尔夫球、上网、拜访朋友和享受性生活等。总之，不管你采用哪种计算方法，他们每个周的空闲时间会多出来6到8小时——我们把它看作每年多放了9个星期的假。
对于女人来讲，她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从17个小时增加到了24小时。再加上休息和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总计会达到20至26小时。但是她们花在家务活上的时间从一周35小时减少到了22个小时，这样一周就增加了4到6小时的休闲时间。这样可以算作一年多了5个星期的假。发生这样的变化，一小部分是因为美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改变。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而平均拥有的子女变少了，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变少也不足为奇。但是即使你拿现代的美国人和1965年那时候相似的样本（拥有同样的家庭人口、年龄相似、教育程度一致）做对比——增加的休闲时间仍然是大约一周4—8个小时，相当于每年多放了7个星期的假期。
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拿我们当中10%的人和他们在1965年的对照人群做对比，我们发现休闲时间基本相同。从另一个极端来看，还拿我们当中的10%和与其对应的1965年的对照人群做对比，我们吃惊地发现，休闲时间每周增加了14个小时（这次还是一样，我们对比参照的对象是1965年时和你今天具有相同特征的人）。大体而言，休闲时间大幅增长的现象主要体现在那些收入增幅缓慢、停滞不前的阶层——换言之，就是那些个人技能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最低的人群。与此相反，休闲时间增幅最小的人群主要集中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那些人，正是这些人的收入增幅最大。
人并不能只靠面包活着。生活幸福与否部分取决于收入水平，但是也和我们与亲朋欢聚的时光、花在兴趣爱好和喜欢的电视节目上的时间长短息息相关。所以，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你可以试着牢记，从整体来看，收入上的大赢家反而成为休闲上的小赢家，反之亦然。
观念很重要
在这本书（第十六章）和其他地方，我都写过关于生和死这两个问题。什么时候把一个人推倒在疾驰的电车前、摘取一个健康人士的器官或者关掉呼吸器可以被接受呢？
例如，我有提到，为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提供呼吸机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想要惩罚穷人，是因为呼吸机价格昂贵，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这样花钱来帮助穷人的话，那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例如，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还清在食品杂货店的赊账单。（而且你建议我们同时做这两件事情并没有什么用；如果你想每年花10亿美元来帮助穷人使用呼吸机，再花10亿去帮他们还清食品杂货店的赊账单，那么我建议你最好把所有的这20亿都花在偿清食品杂货店的赊账单上。）
每当我写这方面的内容时，我就会被铺天盖地的电子邮件淹没。反对者们提议我这样的成本和效益分析在考虑无足轻重的政策问题上确实不错，但是一定不适用于讨论生和死的问题。多么奇怪的观点：经济学家在考虑取舍问题时确实有实用的办法，而且我们应该接纳这些想法——除了那些很重要的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情。这就好比在说科学在设计家电的时候很有用，但是涉及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癌症治疗方面的问题时，我们还不如求助于巫术。
有时候巫术会假借科学的外衣，但巫术终究是巫术。我的电子邮箱里也不乏一些控诉，他们认为我的成本——效益分析不能够区分“确实存在”和“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也就是那些我知道或者不知道名字的陌生人的存在。
这种反对意见简直不可理喻，因为我不曾记得提到过这样的区别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也想象不出任何合理的论证来说明这样一种区分能够带来什么不同。
为了具体一点，我们拿十六章中的头痛问题为例：我们都知道人们会花一美元去治疗头痛，但是不会为了避免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而去耗费一美元。因此，如果让你来接手这10亿头痛患者，而你提出通过随机选择杀死其中一个人的方式来治疗其他人的头痛，那么你就是帮了他们所有人一个大忙。帮助别人是好事，所以，尽管去做吧。在这一论证过程中，被选择的牺牲者是谁无关紧要。
近期，我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克·克雷曼（Mark Kleiman）教授通过几个回合的邮件进行了讨论。他把反对意见贴在了博客上（专门针对我那篇有关呼吸机的专栏文章）。克雷曼教授的反对意见如下：一旦你选定了受害者，他的生命就因“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变成了“确实消失”，这就推翻了之前的论证。但是，我认为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得杀掉一个人；现在我们还是会去杀掉一个人；如果这过去是个好主意，它现在仍旧是一个好主意。
按照克雷曼教授所谓的“论证”，所有那些选择了一条有风险的道路而最终遭殃的人应该得到补偿。我们都一致赞同让那些不受欢迎的餐厅倒闭是一件好事。但是，一旦一家特定的餐馆关门倒闭，它就从“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变成了“确定消失”，因此，我猜想克雷曼教授得要求我们给这家店主提供紧急财政援助。
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看看克雷曼教授的思想会指引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假如一个疯狂的哲学家抓了5个人——这5个人的名字你都知道，所以他们可以被认定为“确定存在”——哲学家打算杀掉他们，除非你同意他去随机杀掉6个陌生人。克雷曼教授很有可能会牺牲6个陌生人的生命来救这5个人。（我猜想在克雷曼教授这里，那6个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要远低于这5个确定存在的生命；如果克雷曼教授脑中的比例并不是6∶5的话，我们还可以把数字换成10或者11，或者任何能让他满意的数字。）要被杀掉的6个人既已选出，在死之前，我们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到了这一步，克雷曼教授又会愿意牺牲别的7个陌生人来挽救这6个人。然后又选出来7个人，我们又会知道他们的名字……最终，克雷曼教授会牺牲掉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人。
又或者不是。克雷曼教授在博客和邮件中的表述模糊不清，我都不晓得他到底在反驳什么。例如，他经常混淆“我要给你多少钱你会愿意冒生命危险”和“你愿意给我多少钱来救你于危难”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区别，这样他总是前后不一致。为了使论据更牢固，最后我把我的论证过程转换成几行数学推理，然后问他不同意其中的哪一行。 [2] 这次以后他就不再给我发邮件了，只是在博客上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而我并不觉得这些观点跟之前有什么变化。
通过这件事情我得到的教训是，满口专业词汇，如“Statistical（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和“Identified（确实存在）”，这些都代替不了分析过程。如果你正在反驳一个合乎逻辑的论证过程，请试着问问自己到底是不同意其中的哪一点。如果你无法确定到底不同意哪一点，那么很有可能你只是在胡说八道。
不要胡说八道
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不要去效仿阿尔·戈尔（Al Gore）。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 ）中，戈尔把有关气候政策的争论演变成了气候控制和获取“金条”之间的一种权衡，这着实有辱观众的智商。“哼哼，”他话语间充满讽刺语气，“那些金条难道看起来不好吗？”
但是，但凡年龄超过8岁的人都晓得金条并不是产生问题的根源。相反，若我们选择限制碳排放量的话，这些金条就被用来衡量我们所必须付出的切实代价的价值。这些代价包括食物、照明和交通。
诚实来讲，我们可以把这些金条换成充足的食物去养活非洲大陆的人民，或者是一个可以调控温度的地球。哼哼，这难道看起来不好吗？
要理智地谈论气候控制问题，你必须得面对大概半打的难题。比如，气候变化会产生哪些不利的影响？消除这些不利影响需要投入多大的成本（比如说因为全球变暖而把纽约搬到内陆）？抵消掉的收益有哪些（比如阿拉斯加的小麦作物）？地球遭受一些其他灾难（比如小行星撞击），从而导致我们控制碳排放量的行为变得可有可无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该给后代留下些什么？我们如何规避风险？等等。
（规避风险事关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带有不确定性，还因为它会影响到子孙后代所期望的我们应有的行为方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形的灵魂，正在排队等待降生——可能是明年，也有可能是100年以后。如果你无法容忍风险的话，你会希望我们奉行的政策对每一代人都是公平的；如果你喜欢碰运气的话，你可能更倾向于我们的政策允许某些时代的人以其他时代为代价过上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