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多多少少跟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傅特（Philippa Foot）在她那本《善与恶》（ Virtues and Vices ）中提出的道德困境一样。傅特教授用这些情节来说明有关堕胎问题引起的的争议，但是我（还有其他学者）却用这些例子来阐明道义论哲学和结果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有关对道义论哲学（尤其是在衡量“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以及道德极限中的体现）和结果主义哲学之间的权衡决策，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在他的经典之作《自由体制》（ The Machinery of Freedom ）中给出了生动、深度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