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和他的同事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所做的一系列实验发表在考克斯所在的亚利桑那大学的工作报告中，题目是《互惠经济学》（“On the Economics of Reciprocity”）
用餐巾纸背面演算估量出被比喻成保险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合理规模，这件事情出自我以前的同事詹姆斯·卡恩（James Kahn）和雨果·霍本哈因（Hugo Hopenhayn）；秉承这一理念（但更多着眼于设计社会税收而不是社会福利体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James Mirrlees）进行了更为精细的计算，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2007年的哈佛大学工作报告中，葛来格·曼昆（Greg Mankiw）和马修·温齐尔（Mattew Weinzierl）对最优身高税进行了探索。
在“成本不等于原罪”那一部分，我讲到在演化过程中，人类丢失了可以驱使人们进行判定、谴责和惩治那些我们定义为“坏家伙”的人的历史遗产，对此，我深表痛惜。哲学家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强调（我确定完全正确）把人类的战争史（更广泛的说法是暴力史）放在上述演化过程中才能得到最透彻的解读，关于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杰作《最危险的动物》（ The Most Dangerous Animal ）一书中做了一段引人入胜的阐述。这本书正是对生物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的完美融合。我一直认为在解释我们制定的排外的贸易和移民政策时，进化生物学会帮上大忙；而史密斯的研究成果使我相信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阐释国防和外交政策。
有关工作和休闲时间分配的数据来自一篇名为《测量休闲趋势：近50年的时间分配》（“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 The Allocation of Time over Five Decades”）的论文。文章的作者是马克·阿吉亚尔（Mark Aguiar）和埃里克·赫斯特（Erik Hurst）。你还可以参考他们写的书《休闲不平等的加剧：1965-2005》（ The Increase in Leisure Inequalit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