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自然实验。更好的是，互联网在不同的州兴起的时间也不一样，这样就有50个自然实验。
从这些实验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网络越开放，强奸案越少”。网络开放度增加10%，上报的强奸案就会减少7.3%。那些采用互联网速度最快的州，其强奸案的犯罪率下降得也最多。根据克莱姆森大学的托德·肯德尔（Todd Kendall）教授的观点，即便当我们控制了所有那些明显的混杂变量，例如酒类消费、警力、贫困、失业率和人口密度等，其产生的效果仍然存在。
由此我们能够得出结论，至少暂且是这样：网络访问可以减少强奸。但是这距离证明接触色情可以减少强奸还很遥远。也许那些强奸犯都窝在家里摧残维基百科，从而导致强奸率下降。但是肯德尔教授指出网络访问对于杀人犯不会产生相似的影响。维基百科在遏止强奸犯的同时，也会遏止其他暴力犯罪，很难看不到两者同时出现。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很容易可以想到观看色情内容可以作为强奸的替代品。
如果不是维基百科，那么网络交友怎么样？也许之前那些强奸犯在网络上找到了自己的真爱，由此导致了强奸率下降。不过肯德尔教授又指出网络产生效用最强的是15到19岁的作案者——这个群体使用交友服务的可能性最小。
此外，肯德尔教授还认为这些青少年正好就是那一拨（可能）严重依赖网络获取色情内容的群体。和父母住在一起时，要藏起来一些色情杂志可没有在慌乱中关闭浏览器那么简单。因此，这些辅助证据和之前的假设全都一致，假设认为网络访问可以减少强奸是因为网络使人更易获得色情内容。
心理学家的确发现，男性受试者在看完色情片之后，更容易立即产生厌女情绪。不过正如肯德尔教授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实验要测试的是什么：他们要测验的是在一间特定的实验室内，由研究员全程监控受试者观看色情片产生的反应。而如果是在自己房间里，并且在完全私密的状态下看色情片，通常都会产生高潮，这是一种有点混乱却让人十分满足的体验——这一体验似乎能够压制住内心的一些攻击性冲动，就如同实验室通过中间打断色情观看受试者内心激起的攻击性一样。
当我写到有关肯德尔教授在《石板》杂志上的那篇研究时，不少半懂不懂的人给我发来邮件，使我大为震惊，他们很郑重地说我们不可能得到这些知识，因为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因此也绝不可能建立因果关系。这些人的生活得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真的会假装不知道汽油没了车就会停吗？他们真的是靠着意念每天开着没油的车去上班，然后咒骂是自己运气太差而一天天总是搁浅在路边吗？又或者说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否也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承认知识有时候也是可能被获取的？
不过，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在有一点上是对的：如果没有一丁点儿相关理论，即使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也几乎什么都说明不了，而如果你的理论就是错误的，那么你的结论也会变质。
还是以抽烟和癌症为例。宾夕法尼亚州提高烟草税，那儿的人就会减少抽烟，宾州的癌症发病率就会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纽约的烟草税保持稳定不变，癌症发病率也就保持不变。这样是否就能证明抽烟导致癌症呢？不完全是。正如我在上文的脚注中指出的那样，它最多能证明对于那些对税收增加敏感的人来说，抽烟会导致癌症。而要做出进一步概括就需要一定的理论，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需要的就是类似“癌症和抽烟之间的联系是生物性的，而我们所有人的生物机体都是一样的”这样的理论。
当然没有人会怀疑这个理论，因此这一概括化的结论也必定是正确的。但是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对于其他的自然实验来说，其中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既复杂又难以验证。
假设你想要来验证癌症和抽烟这一理论。（我知道，我晓得你已经对这个理论深信不疑了，所以你觉得没必要再去验证它了。但是请忍耐一下。这一点会很有启发意义。）第一步就是要了解足够多的医学知识，这样你就可以更精确地阐述一个理论。诸如“抽烟导致肺部受损，而肺部受损会引发癌症”。这一表述好的地方就在于它很容易得到验证。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要衡量抽烟和肺部受损之间的相关性，进而衡量肺部受损和癌症之间的相关性，然后使两个数字相乘，这样你就能得到抽烟和癌症发病率之间的相关性。如果这一等式适用的话（在可容忍的近似范围内），你就找到了可以支持自己理论的证据。
在经济学上，这种形式的推理被称为“结构模型”。变量越多，结构模型也就越复杂。高中就辍学的比读完高中的那些人锒铛入狱的可能性更大。是辍学导致了犯罪吗？还是说那些人想要当罪犯所以就辍学了？还是一些别的变量，比如智商低下或者父母疏于管教导致了这些？这些因果关系还可以走得更深入一些。比如是低智商导致了父母疏于管教吗？还是说因为父母疏于管教导致了智商低？
基于研究者对相关科学和经济学的理解，一个结构模型也许能够囊括所有这些问题。而一旦在这些问题上持有某种立场，你就可以从这些相互关系中推导出一些更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关联A和B的比率就等于关联C和D的比率加上关联E和F的比率之和”）。你可以检验下看看这些等式是否站得住脚，如果是的话，你就有权对这个模型充满信心。
实用计量经济学家同时需要自然实验和结构模型来判别因果关系和单纯的相关性。例如，我们可以相当确定高中辍学的人犯罪率更高是因为他们是辍学者。
只有通过结构模型我们才能知道降落伞可以救人性命。确实，不带降落伞和丧命之间呈现了很高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能说明就是因果关系。目前，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一组对照实验，即随机选择10名受试者带着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另外10名则不带降落伞跳下。那么为什么所有神智健全的人都相信降落伞实际上可以导致跳下来的人活下来？答案是：因为我们有结构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借助模型来阐述降落伞是如何挽救生命的，我们还可以借此做出一系列精确的预测。它预测到那些因没有携带降落伞而丧命的跳伞者很可能出现多处骨骼断裂，而那些降落在树顶上的人生还的可能性要比落在岩滩上高得多。这些预测的准确性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心，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例子中相关性的确由因果关系而来。这恰好就是经济学家一直以来推理的类型。要知晓这些事情是非常有可能的。
下面这个例子中就同时用到了自然实验和结构模型：我们知道那些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孩子更有可能从高中毕业，更有可能避免未成年怀孕，接受社会救济的可能性更小。和当年那些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孩童相比，成年之后，他们赚的工资（很显然）要更高。他们的工龄更长，并且犯罪较少。这是因果关系吗？或者仅仅是有相关性？
对我们来说，比较有利的条件是有一组可以实际进行的对照实验，佩里学前教育项目就是一例，它针对的是密歇根州伊斯兰提市3岁的贫困儿童，有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项目全靠抛硬币来决定。如同其他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参加了佩里学前教育的孩子成年后要远比那些没有参加学前教育的同伴成功得多。
不幸的是，这项实验并不是那么清晰明了，因为并不是所有抛硬币的获胜者都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那么那些从佩里学前班毕业的孩子日后能成功是因为他们上了学前班吗？还是因为他们有了那种把自己送到学前班的父母？
这里就需要用到结构模型了：我们首先要从详细的理论开始，研究一下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变量为：学前班的出勤率，智商，家长给予的关注，家长的智商，学前班学到的技能，以及这些技能对日后的技能学习所产生的帮助，等等。这些理论能够帮助我们预测到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复杂关系。你可以分别测验下这些关系以便验证出哪些理论站得住脚。最终的结果是：很显然，学前教育导致好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也是一位卓越的结构模型师，基于自己的结构模型，他估算到如果有15000美元，花在学前教育上要比在警察局花上80000美元能更有效地遏制犯罪。
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用来支撑佩里学前教育实验项目的理论非常深奥，而且很难（随时会有以下风险：一个理论上的错误就能危及整个实验）。有些经济学家更偏爱自然实验，同时把外显理论控制到最小限度，而有些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依靠精心设计的结构模型来说明问题，在这两者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健康的制衡。
我再拿一例来结束本章：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大赛中，白人裁判员（略微有些）更倾向于吹黑人球员犯规，而黑人裁判员（也是略微有些）更倾向于吹白人球员犯规。
如果你要罗列所有可能的解释，下面这一种你可能会提起：出于某种原因，NBA在分配裁判的时候会给吵闹的黑人球员分到白人裁判，而给那些吵闹的白人球员分到黑人裁判。这个解释可能说不通，因为比赛的时候裁判都是随机分配的。所以这里的情况就有点像自然实验。
那么是否这个实验就证明了白人裁判对待黑人球员更为苛刻呢？一点也不明显，也许这种情况恰好说明了它的反面呢！如果白人裁判对黑人球员特别宽松，那么黑人球员一看到是白人裁判就会格外嚣张。因此，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裁判是白人，黑人球员犯规的次数高出了20%，但却因为白人裁判对他们太宽松，最后结果是他们犯规只多了1%而已。（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黑人裁判和白人球员。）
你也许会觉得这个理论难以置信，但关键在于仅有数字并不能反驳它。要想判定这个理论是否合理可信，你得了解下比赛规则以及裁判如何与球员互动——正如你想去研究学前教育产生的益处那样，你得先去学习下人的认知发展过程。因为有了理论，才使得获取知识变得可能。
事实上，过去几章的主题一再说明了获取知识是可能的。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知晓一切？你大概也听说过现代物理学就是建立在不确定性原理的基础之上，这一原则断言人类全知是不可能的。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将会向大家解释下不确定原则的相关内容。
[1] 事实上，这个证据能说明的问题要少一些：它显示出对于那些对税收增加敏感的人来说，抽烟会导致癌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人有着和我们其他人几乎一样的机体，于是你自然就能得出一个更广泛的结论。如果换作其他例子，这一类的概括方法是相当成问题的。稍后我们会看一下这些例子。
十四
知识的界限
宇宙不会参与掩盖丑恶。
——亚瑟·查理斯·克拉克（Arthur C. Clarke）
有时候模糊一点可以免去大量的解释。
——赫克托·休·芒罗（H. H. Munro）
本章将会充斥着谎言。因为接下来我将要向大家讲述量子力学的基础，而如果你对每个细节都要求详细讲解的话，我觉得你需要去找一本物理学教科书。之所以说是谎言，是因为我对物理知识进行了过度简化（以期）能够使本章容易理解，又不至于遗漏掉真正重要的内容。
我想要探讨下量子力学，是因为我们已经谈论到了知识这个话题，而人们常说量子力学从根本上限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尤其是那个著名的（但也常常被误读的）不确定性原理。因此我认为比较好的做法是先来解释下这个不确定性原理到底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我们来假设一下，假如你在一个盒子里发现了一个电子。然而你看不到（因为它太小了），不过你可以想象它在盒子里面四处游走。如果你真的去搜寻它（比如用一个高倍放大镜），你有可能会发现它在盒子的左半部分或者右半部分。
但是此刻你并不是在看。你只是徒劳地在想电子到底在哪里。在大多数情况下，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要探究到问题的答案完全不可能。
这是从根本上限定了人类知识的界限，不是吗？并不是。这就是原因：多数时间里，电子是不存在的。问“电子在哪里？”这个问题就如同在问“电子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无法回答没有意义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限定知识的界限。
怎么能说电子不存在呢？这是因为你所熟悉的事物中没有哪一个的运动方式和电子一样。电子涉及的是量子态而不是具体的物理位置。那么什么是量子态呢？它就像是圆上的一个点。这里的圆并不是一个实物圆，它仅仅是数学上的圆。就如下图中的这个圆（先不要担心上面的标签是什么意思）：
我用字母X标注出来了你所发现的那个电子的量子态。这个电子“拥有”自身的量子态就跟人们“拥有”思想一样的。这个东西你看不见，闻不着，触不到，也无法衡量；它没有颜色，没有具体的位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物理属性。它只是存在着。
量子态绕着圆圈游走，而这个圆和量子态本身一样也是无形的。在这一过程中，它有时会经过那个标有“左”的点，在那一刻电子位于盒子的左半部分。一会过后，量子态又会经过标注着“右”的那个点，此刻电子位于盒子的右半部分。其他的时间，电子无处可寻。
那么现在我们假设你在电子无处可寻的时候去找电子，就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量子态会在你找的时候跳至圆圈上那个“左”或者“右”的点，所以这时电子有存在的地方，你也能够找见它。
量子态是如何抉择往哪里跳呢？答案是：大多数时候它会选择离自己最近的极。离哪个极越近，它就越有可能会选择那个极。如下图：
因为你的知识处于什么状态，这要取决于你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问的是“电子在哪里？”，你的问题就毫无意义（除非量子态恰好就在圆的左或者右的那个点上）。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只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如果你问的是“电子的量子态是什么？”，你就能得到确切的答案。例如，一个小时前你去看电子，发现它在盒子的左半部分，那么你就知道一个小时前量子态为“左”。如果你还知道量子态绕着圆圈的运行速度（基础物理学就能告知你这一点！），那么你可以很容易计算出现在的量子态。
?如果你问的是“当我寻找电子的时候它会在哪儿呢？”，你不可能得到确定的答案。这是关于你预测未来的能力的一种界限，而不代表你目前知识的界限。
我们还没有谈到不确定性原理。对于这个原理，我们得想象着问另一个问题：电子以多快的速度移动？（这个问题和之前那个问量子态绕圆圈移动速度的问题完全不同！）这个问题最后也是毫无意义。一般来说，电子没有速度。（这并不意味着它是静止不动的；如果它静止的话，速度就是零。）但是这里有两个例外：当量子态接近圆圈的顶端时，电子会快速移动（即便它无处可寻！），而当量子态接近圆圈的底部时，电子移动缓慢。因此，我们自然可以如下方式来标注这个圆圈：
如果你决定去测量电子的速度，那么量子态要么跳到顶端，要么跳到底端，届时你就会发现电子移动要么很快，要么很慢。量子态距离顶端（或底端）越近，它就越有可能跳至那个端点。
例如我们来假设一下，量子态位于图中的X点：
相对于左点，这个X点距离右点更近。因此，如果此时你测量电子的位置，你就有可能在右的那个点上找到它。不过X点距离顶端要比底端稍微近些。因此，如果你要测量电子的速度，你会发现它移动速度快的可能性要比慢的可能性大一点点。 [1] 对于位置测量的结果想必你已经有点不确定了，而对于速度测量的结果就更不确定了。
现在我可以向大家讲述下不确定性原理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它并没有那么神秘。它就是一个关于圆圈的事实，你很容易就能给八岁的孩子讲清楚：在一个圆环上，靠近左或者右的点大约位于顶端和底端的中间。靠近顶端或底端的点大约位于左点和右点的中间部分。
或者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每当你对位置的测量结果特别肯定时，你对速度的测量结果就会相当不确定。反之亦然。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仅仅是一个事实——而且也不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关于圆圈的几何知识。在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境中，量子态的运行轨迹不是圆圈而是更复杂的几何体。尽管如此，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仍然只是一个关于这些几何体的简单的、直观的观察结果而已。
这个不确定性原理给人类的知识设定了界限吗？它并不能。就其本身而言，不确定性原理就是一点关于几何的知识，而人们在量子力学发现之前很久就已经熟知这些知识了。 [2]
现在你应该能理解这个不确定性原理了。我还剩下一点点没讲：你并没有看着电子的时候，我是如何知道电子不存在的（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里）？为什么不能说它存在某个未知的地方而是说它根本不存在呢？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我将会在一个单独的章节中讲这一点。
[1] 如果你要同时测量位置和速度呢？没有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是这样得出的结论：如果你要测量位置的话，量子态一定会跳至左边或右边；如果你要测量速度的话，量子态一定会跳至顶端或底端；即使是在量子力学这个神奇的范畴内，量子态也不可能同时位于两个位置。
[2] 量子力学——仅仅相对于不确定性原理而言——给人类的知识设定了界限吗？首先，量子态是完全可知的，因此我们了解现状的能力没有受限。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量子力学给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设定了界限吗？这个答案要取决于得到一个位置的测量结果时你对于要发生状态的想法。一种解读是（上面我采用的那种），量子态要么跳至左边或右边的点，结果无法预测。另一种解读是，宇宙将自己分裂成几个分身，量子态在其中一些宇宙中跳至左边的点，而在另一些宇宙中跳至右边的点，这些完全都是可以预测的。（当然了，每个宇宙中都有一个你，你的一些分身只能看到向左跳，而另一些只能看到向右跳。）
十五
量子纠缠
那些首次接触到量子力学而并没有被震惊到的人不可能理解量子力学。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
在这一章中我将会向你讲述四个简单实验的结果。我预料到你会觉得这些实验最后得出的结果几乎难以置信。但是请相信我，我并不是在说谎，至少涉及重大问题时并不是。（我保留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谎言的权利，只是为了让某些内容更简单易懂。）
讲述完这些实验之后，我还会讲一点这些实验给物理学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对经济学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我将会完成上一章中没有讲完的内容，我会解释下为什么我说电子通常根本不存在。
设想一下有一台机器摆在我们两家房子中间。每十秒钟，它就会造出来两个网球，并且这两个网球被抛向相反的方向，一个穿过你家客厅的窗户，另一个穿过我家客厅。
实验一：我们两个人都分别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坐一个小时，记下从窗户过来的球的颜色。大概有一半是红色，一半是绿色，并没有明显的规律。就比如，我可能这样开始列清单“红色，红色，绿色，绿色，红色……”随后，我们碰到一起，发现我们列的单子一模一样。我们又重复多次实验，然后发现你的清单总是和我的一样。
基于这个实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台机器总是同时造出两个颜色一样的球，并同时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推出去。
实验二：就和实验一一样，只不过我戴了太阳镜。当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仍然看到大约一半红色的球和一半绿色的球，你也如此。对比彼此做的记录时，我们发现两个单子几乎一模一样，但并不是完全一样。例如，1000次观察中，我们记录的990次颜色是一样的，另外10次是相反的颜色。我们也多次反复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结果总是有百分之一的颜色不一样。
基于这个实验，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是我的太阳镜使我偶尔会犯错——这里“偶尔”指的是“总数的百分之一”。毕竟从第一个实验中已经得出同时产生的两个球总是一样的颜色。如果我们看到了相反的颜色，那么我俩一定有一个人弄错了，而太阳镜就是最明显的诱因。
实验三：还是和实验二一样，只不过这次不是我，而换成了你佩戴太阳镜。这一次还是那样，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一样，百分之一的不同。
现在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如下结论：你戴上太阳镜后视力和我一样差。
实验四：这次我们两个都戴上太阳镜。你预测将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来稍作思考。我们用到的假设为：其一，我们总是收到颜色一样的球。其二，太阳镜会导致偶尔出错。我的太阳镜导致我出错的次数大概是1%，你的太阳镜也有1%的时间会致使你出错。因此，在我们两个之间，犯错误的总数大概应该是2%。其余那98%的时间，我们应该记录的是一样的颜色。（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相同的次数应该超过98%，这是因为偶尔我们会同时犯错，这样就抵消了这一次。）
这可能是你期待的结果。事实上，结果正好和你的预期相反。我们的记录只有2%是一致的，剩下的98%都不一样。
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两分钟。你琢磨越久就会越觉得蹊跷。对于这四个实验结果找不出合理的解释。你觉得网球绝不可能是这样的。然而，电子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施特恩–格拉赫实验装置就是这样，这台机器一次产生两个电子，然后向相反的方向发射出，每天都是如此。电子没有颜色，但是它们却具有一种属性叫作“自旋”，它们有可能“加速自旋”或者是“减速自旋”。实验者并没有佩戴太阳镜。不过它们得来回倾斜测量设备。除此之外，这个结果和之前的网球实验一模一样。
对于记录中不一致的比例我有所夸张，不过是为了强调实验结果的不同寻常；而我们谈论到的这个电子的实验（取决于测量装置的倾斜度）差异率大约为25%，并不是1%。同我虚构的那几个实验一样，现实中几次实验的差异率也明显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结果。所以说，我所讲的网球的故事在本质上是真实的。
让我们试着想一下网球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以下是一种观点：也许是那台机器在给网球染色之前感知到了我们的太阳镜！如果我们俩都戴上了太阳镜，它就会从“涂一对颜色一样的球”模式切换到“给大部分的成对的球涂不一样的颜色”。
这个理论很奇怪——机器怎么可能知道我们戴了太阳镜，而且这和它有什么相干？——但至少这个理论可以全部解释这四个实验。因此让我们用另一个实验再来验证下这一理论：在网球没有投射到空中之前我们暂且不会决定要不要佩戴太阳镜。于是机器就无法根据我们是否佩戴了太阳镜来对网球进行涂色。当我们进行这一新的实验时，最后我们得到了恰好一模一样的结果：不戴太阳镜时，我们的记录总是一致；当其中一个戴上太阳镜时，我们几乎总是一致；当我们两个都戴上太阳镜时，我们几乎从来不一致。这个理论就讲这么多吧。
好的，让我们再来尝试下别的：也许当网球抵达我们客厅的那一刻看到我们戴了太阳镜，就会向同伴发送即时通信：“喂！我这边的家伙正在戴太阳镜！你的也是吗？如果是的话，我会变成红色，然后你变成绿色！”这真的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理论，但至少它似乎能解释问题。对于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这样来验证一下：把两栋房子隔得足够远，这样它们发送的即时信息就不能及时到达对方那里。（即使是通过互联网，也没有什么信息的传播速度能超过光速。）这样实验结果又一次无法改变。又一个理论败下阵来。
听起来也许匪夷所思，但下面这个解释已经算是最不奇怪的一个了：球在离开机器的时候并没有被着色，但是当我们看它们的时候，它们有责任自己去获取颜色，然后通过一定的方式协调这些颜色。即便在无法相互沟通的情况下，这些球也努力去完成它们的这一使命。
爱因斯坦觉得这个理论太怪异以至于无法接受，他戏称这个理论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理论”。爱因斯坦那时并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换作别的任何一种解释会更吓人。（这些基本上就是“贝尔定理”的内容，爱因斯坦去世大约十年后得到了证明。）爱因斯坦那时候本来考虑的是实验一、二和三，他坚信一定会有个更为合理的解释，他这样想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当约翰·斯图尔特·贝尔（John Stewart Bell）指出任何一种解释都必定能够解释实验四时，很显然爱因斯坦的乐观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在我这篇关于网球的小说中，我们研究的是颜色。而在对应的现实世界的实验版本中，我们研究的是旋转。但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而且也得到了实验印证——同样的测量决定着电子所有其他可观测到的属性，包括它的位置和速度。电子不会旋转——也没有位置——直到你看它们的时候才有。
相似的测量、相似的实验和思维实验告诉我们，电子只有在我们看它们的时候才有其他别的属性。在上一章中我们有讨论过，电子的确有量子态。但是它们却没有传统的属性，比如位置。
现在转到具体的应用上来：假设你和我玩一个游戏，我们俩被安置在两个不同的隔间里，中间可能间隔几里地。不许我们以任何方式相互交流。裁判通过网络摄像头对我们俩进行观测。我们俩得说一种颜色，要么“红色”，要么“绿色”。如果我俩说的一样，我们就赢了。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使我们赢得这个比赛：我们可以提前约好一直同时说“红色”。
不过现在我们加进去一个元素，这样游戏会变得更复杂一点。被安置到隔间以后，我们需要在说颜色之前抛硬币。还和以前一样，如果我们同时说出一样的颜色就赢了——除非两个硬币都显示背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得说出相反的颜色才算赢。
如果还坚持用那个办法——我们俩一直说“红色”——我们赢得比赛的概率为四分之三。只有当两个硬币的背面都朝上时，我们才算输，而这个情况出现的概率只有四分之一。
这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能做得更好吗？
在一个受古典物理学支配的世界里，我们办不到。问题就在于我们俩没有人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两个硬币会同时背面朝上。我们还是坚持原来那个办法，欣然接受四分之三的胜算率吧。
但是假如我们恰好拥有一台投掷量子网球的机器，我们就能有更大的胜算。首先，我们让它每次投给我们每人一个球。然后我们不要看就把这些球塞到袋子里，之后随身带到比赛的隔间里。下面我们来遵循这一策略：
如果你的硬币出现的是正面，那就不要戴太阳镜。如果出现的是反面的话，那就戴上太阳镜。然后你再看网球，并说出它的颜色。
如果两个硬币同时正面朝上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实验一。我们两个都不戴太阳镜，如此就能够确保成对出现的球颜色是一样的，这样我们保准能赢。如果我的硬币背面朝上，而你的正面朝上，这种情况就是实验二。这次我戴上了太阳镜，那么我们有99%的把握球是一样的颜色，于是我们赢的可能性就是99%。如果你的硬币正面朝上，而我的反面朝上，那就是实验三。这次我们同样有99%的概率确保两边的球是一样的颜色，我们赢的概率还是99%。而如果两个硬币同时背面朝上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实验四。这样的话我们两个都戴上了太阳镜，那么两个球颜色相反的可能性为98%，这样正好符合两个硬币反面都朝上的获胜条件。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获胜的概率为98%。
我们作弊了吗？绝对没有！规则上说的是“不要沟通交流”，而我们并没有交流，我们的球也没有。毕竟，交流需要交换信息，在此期间，没有信息得到交换。看着我这边的网球时，我并不知道你是否戴着太阳镜，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正在看的是哪个颜色。我所有知道的东西都是在进入隔间之前知道的那些——我们赢得比赛的胜算很高。
如果裁判要改变比赛规则说“不要交流，也不要用网球”的话，会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当然就是在作弊了。但是他怎么会抓住我们作弊呢？你要记得这个故事的现实世界版本中，我们探讨的是电子，而不是网球。人体内大约有10 28 个电子。你并不能指挥说不让参赛选手携带电子进入比赛隔间内。与此同时，裁判根本无法辨识出哪些是出自施特恩–格拉赫实验装置产生的“特殊”电子。
（从另一方面来讲，你和我得想出一个办法来把这些电子和环绕在我们身上的那10 28 个电子区别开来，这可不是个小问题。）
如果你和许许多多的本科生一样，更喜欢那些“商业导向型”的应用，那么想象一下现在你和我的身份不是游戏竞赛节目的参赛选手，而是美利坚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董事长，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设定机票价格。我们想要协调下双方的战略意向，但是司法部已经明令禁止我们私下串通。我们彼此手里只掌握了部分需求状况信息（就类似我们只能看到一枚硬币翻面的结果），然后我们只能根据这部分信息宣告机票价格。这个故事不难编造下去，我们双方都想要宣告相同的价位，除非我们双方掌握到的需求信息都很不乐观，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制定不同的价格（这样我们就有一方可以垄断高价区，而另一方可以垄断低价区。）
我们彼此得到的市场需求信息就像两个人抛硬币一样——抛硬币的结果是正面或反面，而需求信息不是乐观的就是悲观的。我们的目标是宣告同样的价位，除非我们同时得到了并不乐观的需求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想要制定不同的价位。我相信你能明白之后会发生什么。
就给这么一个人造的例子？当然是。它是纯粹的科学幻想？并不完全是。现在的话，你需要一个物理实验室去应用量子技术。而几十年之后呢？你可能只需要一台500美元的量子电脑。
第四部分
对与错
就像人体的其他东西一样，我们在道德方面的本能不断地发展进化，一定也是为了提高人类在某种环境中的繁殖适合度。但是就像我们在食物选择方面的本能一样，我们在道德方面的本能并没有很好地适应现代世界。因此——同时还因为我们并不仅仅关注繁殖适合度的问题——我们的本能应该被重新检验，并不定期更新。在今天的世界，我们最好不要去干“大吃肥肉为荒年积蓄皮下脂肪”或者“向敌人抛掷排泄物”一类的事情。
道德哲学就是试图在人类错综复杂的直觉体系中找出共同线索，然后以某种连贯的方式加以组织，可能还可以通过这些联系的结果来更新我们的本能。道德哲学有两种形式。其一是道义论哲学——它对一定的行为做出评判，比如，它判定谋杀从绝对意义上来讲是错误的；还有一种是结果主义哲学——它通过行为产生的结果来评判行为。在第十六章中，我将举出一些道德两难困境的通用范例来突出说明两者之间的区别。
第十七和十九章讲述的还是道德哲学，我将其称为“经济学家的黄金准则”，我希望能说服大家把它们拿来当成日常生活中个人良好行为的参考指南。
在这些章节中，我将主要讨论我们为自身设定的做人标准，通常我们并不会拿这些标准去要求我们的朋友或政府。或许你会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冲动，去给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捐款，过守身如玉的生活或者投票给共和党，但是你不能去要求所有的好人都像你一样这么做。你可以不信所有种族歧视性的言论都应该被禁止的主张，但你可以拒绝容忍有人当着你的面发表种族歧视性的言论。虽然我会集中力量来讨论个人道德规范，但我的探讨将会超越这些范围，进而大幅涉及对于邻居和政府我们希望他们怎么做。
在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中，我将会谈论到公平，这一点和道德并不完全一样，但两者肯定有密切的关联。
在整个探讨过程中，我们也会穿插讨论一些话题：生命与死亡、印制假钞的经济学、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职业选择、美国移民政策的道德基础、气候控制的原理与平权行动以及古老神秘的犹太人著作《塔木德》。
十六
辨别是非
善良比邪恶更有益，因为它更令人愉快。
——潘西·约卡姆（Pansy Yokum）
我们如何辨别是非、区分善恶呢？有时候很容易判断：肆意谋杀一定是邪恶的。有时候就很难，至少颇有争议：堕胎是邪恶的吗？死刑、发表种族歧视性的言论或者投票给美国共和党，这些是邪恶的吗？你或许会觉得某些答案显而易见，但你身边肯定有人跟你意见相左。
在这儿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道德哲学——它提供了一种评判标准，可以使人们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哲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在探求一种终极道德理论，但我怀疑他们都误入歧途了，做了些无用的努力。和其他任何与我们有关的事物一样，我们在道德方面的本能只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东西；很显然，由超智慧的猫咪组成的社会中的道德预期，必然和由我们这些超智慧的猿猴组成的真实社会里的道德预期标准完全不一样。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寻求那个唯一正确的终极道德理论跟寻求唯一完美的终极消化系统一样，都是徒劳无益的。
道德不过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对它置之不理。事实上，我们所关注的一切事物几乎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例如，绿色也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事件。你家草坪上的草和你圣诞节穿的毛衣上的羊毛反射出的光完全不同；只是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把这两种模式解读成了“同样的颜色”。如果我们的眼睛和大脑演变成了不同于今天的样子，那么或许你家草坪的颜色看起来就和消防车的颜色一样，而你的毛衣或许就会跟鸡蛋黄的颜色一样。然后，我们会分别给那些颜色命名，但这些颜色中绝对没有哪一个会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绿色”。
关于这一点，时间——或者最起码时间和空间之间的严格区别——也不过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曾经邀请他的学生们一起想出一种可以将“宽度”和“深度”感知得完全不同的生物。只不过这种生物不能够理解对你我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即宽度和深度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事实，只是观点上的差异。当提及时间和空间时，你我也会像这个生物一样。有一个事实我们一直视若无睹，那就是时间和空间两者的区别也只不过是人们在观点上的差异而已（还有一个事实：时间和空间可以通过极速运转而部分互换，就像宽度和深度可以通过绕着某个物体行走，然后半道转弯而发生转换一样）。时间就是人类大脑的产物。
颜色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棕色和紫色染发剂之间的区别漠不关心。时间也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聚餐时迟到。道德也一样，也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把你的邻居当成练习打靶的对象。
我在这里真正想要表达的是，道德真理无法超越人类经验而存在于某些抽象的范围内。很有可能，我们顶多能够从书架上翻出某些道德哲学理论，然后试着用它们来安慰自己。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总是会去寻找一些十分简单且内部一致的东西，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得符合我们最强大的道德本能，即认为人们总是可以把幼儿的耳朵切下来的哲学理论就是一种糟糕的哲学。
现有的哲学可以粗略地分成两种：结果主义哲学按行为产生的结果来评判行为，而道义论哲学按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来判断是非。
如果这样讲太过抽象的话，这儿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面容憔悴、心烦意乱的女人从你身边跑过躲进了胡同里。两分钟后，一个看起来气得发狂的男人带着斧头向你问话：“她往哪个方向跑了？”撒谎是不是正确的？极端道义论哲学认为撒谎是错误的，这没什么好讨论的。而结果主义哲学会允许你为撒谎而感到高兴，因为你这样做就会挽救一个女人的性命。
不过，并非每个道义论哲学家都认为撒谎总是错误的，但每个道义论哲学家（按照定义）都会相信某些事情总是错误的。道义论哲学的观点我无法苟同，这是因为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情总是错误的。我会很愉快地把幼儿的耳朵切下来，以便为他根治疟疾。
另外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在大街上边走边拿着机关枪随意向四周扫射是不对的。为什么说它不正确呢？道义论哲学家会认为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对，因为它属于在他人非自愿的情况下侵犯他人身体。有时候你会听到这一类原则以口号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做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别在我背上就行”。
但是，如果把这当成行为指南却完全行不通。从字面上来看，它是一种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的方法。“别在我背上”的确切界限是什么？比如，你在窗口放一盏100瓦的台灯，每秒它会向路过的陌生人身上发射一亿个的光子。这样你不仅仅作用在人家背上，你还作用在了他的其他器官上。
我们都一致认为开台灯是可以接受的，而连续谋杀则不可以。但我们要怎样才能在那片广袤的灰色区域中清楚地划出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呢？ [1]
道义论哲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就是结果主义哲学：只要结果是好的，撒谎就是对的；而只要结果有害，撒谎就是错误的。让光子射过其他人的身体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光子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让子弹射向其他人的身体通常很不妥，因为结果很悲惨。
哲学家们经常使用道德两难困境的通用范例来区分道义论哲学和结果主义哲学。下面便是两个近来颇受关注的范例：
有轨电车问题版本一：一辆有轨电车在沿着轨道失控般地疾驰，它正朝着被疯狂的哲学家绑在轨道上的5个无辜的人逼近。你可以切换轨道开关让这辆有轨电车变道驶入另外一条轨道，从而避免这场灾难。不幸的是，另外那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那么，切换轨道开关这一行为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容许的（或在那种情况下在道德上是有义务这样做的）吗？
有轨电车问题版本二：一辆有轨电车在沿着轨道失控般地疾驰，它正朝着被疯狂的哲学家绑在轨道上的5个无辜的人逼近。你可以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倒在这辆有轨电车前牺牲掉，这样列车就会停下来。那么，把一个无辜的人推倒在这辆有轨电车前牺牲掉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可以被容许的（或在那种情况下在道德上是有义务这样做的）吗？ [2]
根据调查结果，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版本一里那个切换轨道开关来救人的办法，而不会选择版本二里那个推倒一个无辜的人来救其他人的办法。这样或许对道义论哲学家来说完全讲得通：把无辜的人推倒在有轨电车前的做法是不对的，即便这样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你也不应该那样做。而对结果主义哲学家而言，这就很麻烦了。两种办法产生的后果恰好是一样的：5条生命获救，一条生命牺牲。如果行为一定要根据其结果做出判断的话，那么切换轨道开关和推倒一个无辜的人这两种行为应该是一样好（或者一样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