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不会守住电话等，我现在这付丧家犬的样子也不适宜见人。"我嬉皮笑脸地说，还好，我还能有说有笑。
第二天，报纸上的招聘广告齐齐消失，原来是春节快到了。
我胡乱做些吃的，我对食物一向缺乏兴趣，所以草草做些饭菜吃了看电视。电视中照例演新闻，我漫不经心地看着，突然发现，新闻中为中国第一领导人做翻译的，是我大学时的班长Oliver.
我坐起身，那段新闻相当长，我看到Oliver穿着神气的西装，潇洒地站在领导人的身后，他们是在米兰访问。看得出Oliver已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陪同，他显得从容而自信，似一个明星。
我们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刚失去双亲，他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他靠可怜的奖学金完成学业，四年以来没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虽然他的成绩一直第一。而我是班里的第一富人，父母时常从国外寄来奶粉，巧克力，短波收音机。虽然成绩比他差些，但心气是高的，他是学习部长，我是文艺部长。
仅仅几年的分别，我还在满街找工作，被人说成"Escourt"，而且依然住父母家。我甚至没有嫁人，那也可以算些分数。
我换个台，依然是那个新闻，我看到Oliver一直在微笑，做着简短的手势。
我只好关上电视，躺到床上，出了一身冷汗。我也许可以骗别人，却骗不了自己，我是个真正的失败者。
外面在零星地放鞭炮，屋子里静悄悄的，我的眼泪无声地落下，我一般是在读小说的时候流泪，这次自己成了不幸的女主角，真实莫大的讽刺。
并没有人打电话来，要笑，全世界的人和你一起笑；要哭，你只有自己哭
整个春节期间我的情绪低落，几乎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胃病又开始捣乱，我的胃长期不好，医生也只是给些一般的胃药对付着。
唯一的一点喜悦是接到挪威人Morten的电话，他说已打过很多次，都没有人接，我自然不会说我在四处找工作，在他面前我还维持着一份尊严，他兴奋地说他已结束假期回到挪威的Bergen，很快会来中国。
我的声音淡淡的，他也发觉，"你好象不如上次开心。"
我并不习惯在电话中向一个陌生人诉苦，只是说些客气话。而且我不舒服，没有多余的力气。他很失望，但依然说来了希望再见到我,又要了一个能找到我的电话，抱怨这个电话总找不到我，我只好把安妮的电话也给他，看样子他对我是认真的。
见面又会怎样呢？又是老故事重演，我不认为自己能再经受这样的刺激。我已是即将27的高龄，一事无成，故此对这种游戏失去兴趣。
然而几天后，我的病却急剧恶化，钻心的疼痛已穿过后背，我开始呕吐，不能吃任何东西。再没有常识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胃病。我爬起来，打车到协和医院急诊，一个年轻的医生听了我的情况，很快就告诉我他可以初步判断这不是胃病，他让我做一个B超。
这个时候我开始害怕，会是癌？
医生看过片子，然后给我看，上面黑糊糊一片，他说："你得的是急性胆囊炎，胆囊里结石很多，冰动三尺，这个病疼起来是很厉害的，为什么不早来？"
我说不出话，我没有爱情，又没有钱，现在又要失去健康。我究竟做了什么？得到这样的惩罚？
医生不容分说，让我立即到急诊病房开始消炎并等待住院手术，他开始埋头写处方，
"赶快通知你家里人办手续。"他说。
我可以通知谁呢？父母在国外，我只有安妮可以找。但现在太晚，我不想打扰她。我可以自己先去病房。
病房里的空气至为污浊，我几乎没吐出来。房间里起码有20个人，每张床都有人在打吊针，又有亲友围在一起，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小便，有人在喂饭。有男有女，没人顾忌什么。
我想象中的地狱与这很相近。
捏碎，再塑一个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