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策科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政策科学的产生不论就全世界而言，还是就美国而言，不论是理论基础，还是现实状态，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美国社会的公共问题，都对政策科学的产生提出了要求；现代“脑库”的出现、相关学科的发展，为政策科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一、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

在西方社会进入现代之前，公共政策一直处于不被关注的地位。虽然，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为了得到快速的资本积累和发展，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在促进国际贸易和工业生产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以法国重商主义为代表的理论观点，也曾经倡导政府采取各种经济政策干预国民经济的发展，以积累更多的资本；但是，十八世纪末期，亚当·斯密提出了与重商主义相反的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重点强调了政府作用对市场经济的有限性，并努力论证：经济活动是由市场机制这样一只“无形的手”来驱使，以自由发展的方式使经济活动结果达到最佳。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和实践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十九世纪经济发展的主流。

十九世纪末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产生对公共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仍然没有促使公共政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887年，伍德诺·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以公共政策为标准，主张把政治学与行政学分离。威尔逊认为，政治的职能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而行政的职能是公共政策的执行。因此，政治学应该以公共政策为研究中心，分析各种法律、政令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但是，社会政治关系包含着复杂的价值认识，无法进行科学性的研究，而作为研究政策执行的公共行政学则可以不受价值判断的影响，根据科学的方法客观地决定如何高效率地执行公共政策。 虽然，威尔逊的理论后经麦克斯·韦伯等一代行政学家的发展和管理科学理论的支持，发展为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体系，主张行政与政治分立，行政机构内部层层节制、命令统一，确定行为调节幅度，对事不对人，作业程序标准化，分工与专业化相结合等。 但是，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却没有关注到公共政策的重要意义。

西方社会进入现代以后，随之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公共政策成为现实中普遍关注的政治焦点。概括说来，公共政策引人注目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苏联，并采用计划经济形式，政府全面地参与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使政府的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全世界看到了公共政策的重要意义。

（2）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世界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开始怀疑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现实可行性。在美国总统罗思福推行“新政计划”加强政府政策干预，以解救经济危机的同时，经济学家约翰· 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论”，主张政府采取有力的政策调整社会有效需求，协调供需平衡，解救经济危机。 同时，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把国家纳入战争轨道，也采取了国家计划经济，并使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仅仅这些就能使人们认识到，在国家发展中，尤其是经济发展，公共政策的干预是必要的。而取得好的干预效果也是可能的。

（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经济生产成为各国发展的主题。面对全球性经济的竞争和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各国都必须要考虑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达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欧美各国和前苏联在经济发展决策中大量采用了作业研究、系统分析、数量分析等现代决策分析方法，并采用了电子计算机技术，以追求国民财富的最大化。科学技术在公共政策决策方面的运用，为政策研究建立了科学的基础，并促动着专家学者们开始了建立政策科学的思考。

（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都先后走上开放的道路，国际间的相互影响、渗透和融合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对于不同文化、不同制度和不同的环境的国家，都要进行不同的比较研究。各国政策的比较研究及制度、宗教、意识形态对政策的影响研究，也将公共政策提到引人注目的位置。

所有这些都说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各国面临着全新的世界局势，面临着大量的需要认真解决的新问题。政府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科学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驾驭世界局势和国家的发展局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焦点的核心就是政府制定和执行什么样的公共政策。

二、美国社会的公共问题

美国之所以成为政策科学的发源地，与它特定的社会背景所造成的社会压力有着直接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使民众的公共需求直接给政府造成了重大政治压力。探索解决这些公共问题，不但关系着美国政府的威信，而且使美国社会各界普遍认识到公共政策分析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一背景从现实社会公共需求方面直接推动了现代政策科学的产生。

（一）国际问题的压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问题方面连连出现政策失误，社会各界的不满，一方面给政府造成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将政策问题提到引人注目的地位。其中，卫星事件、朝鲜战争、核能发展问题最为典型。

1948年，美国著名的专业政策研究机构兰德研究发展公司在美国空军的资助下成立，并由研究人员R·朗曼向国防部提供了一份政治性的科研咨询报告《实验性绕地宇宙飞船的初步设计》。在报告中，R·朗曼勾划出人造卫星的最初设计蓝图，阐述了人造卫星的战略价值，并提出投资制造人造卫星的政策主张。但是，由于兰德公司刚刚成立，没有太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份报告被美国国防部认为是科学幻想而束之高阁。10年之后，1957年11月4日，当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后，美国朝野震惊，国防部才意识到兰德公司咨询报告的价值。美国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正是由于政府官僚的政策失误，使美国的卫星研制比苏联延迟了10年之久。由此也导致了美国政府制定出一定要在60年代末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外空间发展政策。

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后。兰德研究与发展公司随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精心的分析预测研究，并拟将“中国将出兵朝鲜”的研究结果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国防部。而陷入战争狂热的美国国防部官僚们则认为新中国政权刚刚建立，鉴于人力、物力、和军队的装备情况，中国出兵朝鲜完全不可能，因此没有必要出巨资购买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但是，当朝鲜战争的发展说明美国兰德公司预测的正确性，并在社会上引起强大反响时，美国国防部才又一次意识到发动朝鲜战争政策的失误。

与此同时，美国的“奥本海默事件”也引发了重大的政策争论。约瑟夫·奥本海默是犹太血统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不仅精通物理，而且具有管理才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约瑟夫·奥本海默担任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时，他被政府调往新墨西哥州美国最早的核弹实验基地，并提拔为罗斯·阿拉莫斯核弹研究所所长，从而成为美国核弹制造工程“曼哈顿”计划的核心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约瑟夫·奥本海默作为美国核能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而出任政府公职。但是，由于他反对政府的核能政策，主张将核能用于和平目的，并对氢弹的研制持消极态度，所以被定为“赤色份子”，“氢弹研制的妨碍者”，并于1954年以“叛逆罪”被解除公职。这一事件的发展，引发了美国核政策的争论。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局势和美国的安全保障问题，原子能应该优先用于和平目的，还是优先用于军事目的，成为战后美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严峻而迫切的政策问题。

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政策争论，一方面使美国政府面临着政策选择，另一方面也使美国社会各界认识到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研究，才能避免政策失误。

（二）国内公共问题的压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在面临国际问题重大压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棘手的国内政策问题的压力。其中财政支出问题、竞选问题、政府干预经济问题，都是造成政治压力的典型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社会需求直接导致了现行政策的研究。

1、财政支出问题

在一系列国内公共问题中，比较突出的是公共支出问题。高比例的公共支出导致了严重的财政赤字。美国 1982年《社会保障公报：年统计补充》中提供了美国政府从1930年至80年代初的国防开支与非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国防开支1945年时达到最高比例，占国民生产总值40％，而后一直下降，均未超过10％。而非国防开支在1945年时只占7％，而后却一直上升，80年代达到30％，并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同时财政赤字迅速增长，1984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累计达到13000亿美元。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社会各界，包括政府的决策阶层提出了一致的问题，政府的钱是怎样花掉的？巨款财政赤字说明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存在大量问题，从而应该针对公共财政政策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

2、竞选问题

在财政赤字问题困挠美国社会的同时，竞选问题也将社会的注意力引向了公共政策。美国政党的主要代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政党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而是属于同一政治体制下不同政策之间的矛盾。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共和党逐渐成为白人资本和高薪阶层的代表，政策越发趋向于保守主义；民主党则逐渐成为普通人和贫困者的代表，政策越发倾向于自由主义。根据美国竞选投票的特点，以密执安大学的斯托克斯和康巴斯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党派投票倾向论”，认为选民是根据自己的党派倾向来投票。而以哈佛大学的巴伯和彼得罗奇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问题投票倾向论”，认为选民投票时并不注重自己的党派倾向，而是根据候选人的政策纲领进行投票。七十年代后，“问题投票倾向论”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竞选者的政策纲领成为美国现实政治的核心问题。选民关注的问题核心和重点不是竞选人的党派，而是竞选者所推行的政策。因此，一个政党如果要想得到民众拥护在竞选中获胜，那就必须认真进行政策研究，推出民众拥护的执政纲领。

3、政府干预经济问题

在众多的社会现实问题中，经济问题也是美国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亚当·斯密自由资本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期，美国政府基本上对经济发展也是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然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从现实中证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甚至繁荣的市场经济都很难满足一些特定的基本社会要求。市场经济导致的危机，使工人失业，产值下降，股票暴跌，银行支付拖欠，合同毁约，农产品降价，贫困指数增大，说明了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先天缺陷。1933年，罗思福总统推出所谓“新政计划”以公共政策干预的手段来振兴经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约翰逊总统又提出了“战胜贫穷”计划，再一次加强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政策干预。对此，美国社会各界褒贬不一。赞同者认为，“新政计划”和“战胜贫穷”计划对缓解经济危机，刺激生产复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应该在经济萧条时，积极地对各经济领域进行政策干预。批评者认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干预虽然都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都没有实现原初设计的政策目标。“新政计划”没有解贫富差异问题，“战胜贫穷”计划扩大了政府的公共支出，导致了支出膨胀。因此，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干预经济为最佳、怎样干预为最佳，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

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现实问题逼迫美国人在思考，社会科学的研究究竟以什么为中心内容才能体现出学科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学者们的观点一致认为，社会科学作为人类生存的智慧，不能脱离现实中的社会问题，而一味用演绎的逻辑方法来寻找社会发展的抽象规律，而应该从现实社会问题出发，研究人类如何解决问题的适应能力。面对社会问题提出最终解决方案的是政府，而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案则是政府的公共政策。那么，如果从社会问题出发来发展一门解决问题的实践性应用学科，则必然是政策科学。

三、“脑库”的价值

所谓脑库，是指帮助决策者分析制定政策的智囊团、幕僚等参谋机构。脑库作为决策者的助手，在中外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而现代西方脑库的发展则为政策科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一）现代脑库的产生

二十世纪以前，西方发达国家的脑库，作为决策者的参谋咨询机构，只是处于一种萌芽阶段。由于政府很少干预经济事务，所以脑库的作用不很明显，功能不明确，法律地位也很模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国家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急需要专业性的政策研究组织来帮助政府决策。针对这种情况，专业性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在国家的资助下得以大量的产生。

1932年，罗思福竞选美国总统时，曾经组织大批专业人才成立了自己的参谋咨询机构。当时《约组时报》的编辑詹姆斯·基兰第一次将这些人员称为总统的“脑库”，并被社会各界所认可。罗思福总统的参谋咨询机构也就被公认为西方现代社会最早出现的决策者脑库。罗思福的脑库，曾针对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提出了振兴经济的“新政计划”，使社会各界对大力发展脑库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政策专业研究机构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逐渐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西方国家为了对付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威胁和抑制共产主义的影响及发展，专业性政策研究机构成批地诞生，加入到社会“脑库”的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逐步进入高科技时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爆炸和交叉，专业性的加强，以及国际、国内公共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都使得公共事务中不确定的随机因素不但增多并且瞬息万变，科学有效的公共政策决策对于政府来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一旦出现政策失误，不仅将会使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甚至导致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策者必须要依靠大批专业人员的智慧来帮助决策。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成立了“联邦顾问委员会”，以此确定了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作为脑库的法律地位，明确了脑库的性质和职责。法律地位的确定，使脑库更加得以蓬勃发展。官办与民办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美国企业公共研究所、兰德研究发展公司、赫德森研究所、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巴特尔研究所、乔治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三边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学会、全美公共行政学会等，都是战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著名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

在美国的影响下，西欧和日本的脑库也纷纷建立起来。1965年，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建立了野村综合研究所，针对日本的政治运行过程问题提供研究咨询，成为日本战后最著名的脑库之一。197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政府设置了“综合研究开发署”，使之成为日本脑库的管理中心。1975年，日本脑库界联合起来，成立了“脑库协会”，从而使日本的脑库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得到空前规模的发展。

（二）脑库对政策科学的意义

西方脑库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政府的各项公共政策，包括政策经验的总结，现实问题的对策，以及未来问题的预测和对策设想。脑库的实践活动为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提供了现实条件，为政策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脑库对于政策科学的意义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脑库的发展，使专业性的政策分析研究有了高层次的现实人事基础。所有的脑库都是由知识层次较高的专业人员组成。这些人员在为自己的机构服务的同时，也充实了社会政策分析领域的人员构成。正是因为有大量的专业性政策分析机构的存在和发展，才使得政策分析领域人才济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分析人才大都聚集在各种政策研究分析的机构内，在此领域不断地推出研究成果。

（2）在脑库的政策分析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并完善了各种政策分析的方法。专业分析人员在现实政策研究的同时，也对政策分析的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著名的“德尔菲预测法”就是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对政策分析方法的系统研究和完善，这无疑将对政策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给以一定的充实。从而成为政策科学体系的重要部分。

（3）脑库研究的各种具体问题，也成为政策科学研究内容的重要部分之一。政策科学是具有自己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现实研究对象的实践性应用学科。脑库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则正是政策科学在实践领域的现实对象研究。从美国的脑库研究对象来看，涉及了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公共事务等多项领域，既涉及现实、也涉及未来；既涉及国内、也涉及国际。对这些领域的问题研究，正是构成了政策科学实践研究的广泛内容。

（4）脑库的发展和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分析，强化了政治研究与实践领域中的政策分析，使人们认识到政治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政策分析研究。而政策分析又需要自己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这样，从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到实践对象，建立系统的政策科学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四、相关基础学科的发展 政策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另一个条件是因为具有广泛的其他相关学科作为基础。现实中的公共政策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各种公共问题，因而使得政策分析实践必然体现出一种综合性，理论上也必然要求综合性的学科基础。从现代政策分析来看，与政策科学基础理论联系最为紧密的是系统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其中系统科学、社会学为政策科学提供了基础理论与方法，而政治学则作为母体直接孕育出政策科学的诞生。

（一）系统科学与政策科学

一般观点认为，奥地利现代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是现代系统科学的创始人。二十世纪初期，贝塔朗菲用机体论生物学批判并取代了机械论和活力论生物学，建立了有机体系统的理论，从而最早提出系统科学的思想。三十年代，贝塔朗菲将生物学意义上的系统论思想进一步向各个领域拓广，进而形成了一般性系统科学理论。1968年，贝塔朗菲发表了《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一书，对系统科学进行了经典性的论述，从而使系统科学成为举世瞩目的学科。

后继学者们是系统科学得到长足发展，逐步建立了完整的系统科学理论。系统科学理论在阐释“系统”这一概念的前提下，提出了包括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大系统论、相变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混炖论、超循环论等基础理论，以及包括信息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系统工程技术。系统科学在开创自然科学与工程学新纪元的同时，也为政策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理论和方法。

（1）从系统科学角度可以对政策问题产生新的认识。日本学者市川惇信于1977年在《系统科学》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市川惇信角塔”，用“无序到有序”、“简单到复杂”为横纵轴建立了直角座标，并在座标的四个象限中限定了人类面临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方法。 市川惇信认为，对于复杂而无序的问题，是混饨一片，需要先理出头绪，再归类解决；对于简单而无序的问题，需要用概率的方法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测算；对于简单而有序的问题，可以用物理学方法进行解决；对于复杂而有序的问题可以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一模式提示给我们，需要公共政策解决的问题，都是复杂的问题，而解决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整理和认识过程。对于复杂的政策问题，若是有序的，可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分析解决；若是无序的，需要先理出头绪，使之有序后，再系统地解决。现实中的政策分析，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2）从系统论出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政策系统。一般系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要素复合构成的整体，整体内各要素有规律的构成使事物成为一个系统。对于公共政策来说，无疑也可以看作一个相关联的各种要素构成的系统。在政策系统中，产生政策问题的环境、决策机构、分析研究机构、执行机构、政策调适对象都可以被看作是系统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便构成政策系统的动态运行。如果我们依据以上要素建立一个政策系统的动态运行模型，便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各个要素环节对政策的影响作用，可以将政策看成一个复合整体，而揭示内部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

（3）系统科学为政策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和方法。最初的系统分析是用于解决工程技术、军事作战、经营管理和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随着系统分析方法的推广，从六十年代开始用于社会问题的分析解决，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各因素的定性分析，在传统政策制定的过程基础上，发展出政策系统分析的方法。罗伯特·克朗认为，“系统分析可被视为由定性，定量两者相结合方法组成的一个集合……目的在于改进公共的私营的人类组织系统……系统分析中考虑很大程度上无法定量描述的社会和心理现象，一方面固然使问题更为复杂，另一方面使相应的研究更接近人类系统的实际。” 在政策系统分析理论建立的同时，系统科学中运筹学的技术方法也在电子计算机的辅助下广泛地运用到政策分析过程中，形成政策定量分析的重要方法。

（二）社会学与政策科学

社会学这一概念于1839年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最早提出。孔德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可以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三个阶段，现代西方世界属于社会发展的实证阶段。因此，对西方现代社会来说，应该采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以社会成员为研究中心，寻求社会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转的机制。在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并与政策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1）社会学与政策科学有着广泛的一致性。首先，两者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寻求社会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转的条件与机制，只不过社会学是以社会个人及群体的内在因素为研究中心，政策科学则是以外在行为规范为研究中心。同一目的的不同途径，使两门学科产生紧密的联系。其次，两种都是涉及广泛知识的综合学科，都以实证分析为基础方法。社会学的研究模式为政策科学提供了借鉴。

（2）社会学中社会问题的研究，为政策分析提供了出发点。社会学不仅要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正常合理的因素，同时也要研究阻碍社会良性运行的非正常不合理的问题。如果说社会学对于问题的研究是要将问题引起注意，呼吁社会力量进行解决，那么政策科学正是通过政策机制来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从现实来看，公共政策的产生就是由需要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所决定。抛弃了问题，政策也就失去了意义。政策分析首先要从问题分析入手，正确地认识问题，把握问题，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因此，政策分析在确定自己的现实出发点时，与社会学联系在一起。

（3）社会学的技术方法在政策分析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社会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包括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实验和社会指标分析等，也都被政策科学所借鉴，形成有一个共同点。现实中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先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社会调查，通过对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在认定问题的基础上参照社会指标和其它社会非定量化因素制定政策方案，并通过实验获得初步的实际经验，再进行全面推行。在这一政策运行过程中，社会学的方法得到广泛使用。如果说社会学是在个体或群体领域中采用这些方法进行分析研究，那么政策分析则是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采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因此，从研究方法上，社会学与政策学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三）政治学的发展

政治学是十九世纪正式独立的一门社会科学。按照西方政治学发展史的理论，十九世纪以前的政治学研究属于传统主义阶段。从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政治制度、政权结构、统治方式、国家的政治意义等宏观的政治理论问题。十九世纪末政治学的研究引入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开始研究分析现实中微观的政策问题。二十世纪以后，更加尖锐的社会公共问题不得不迫使西方国家政府更加面向社会实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适应现实需要，政治学的研究也从宏观的国家与制度研究转向了微观的政治行为分析。

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传统主义政治学对社会制度、法律和国家本质的研究没有揭示出社会政治的真实内容，从而不能帮助人类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内容应该是政治系统的内部活动，即个人、团体和政府的政治行为。因此，应该采用科技手段对政治行为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以实证分析手段使政治学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这种理论的出现，已经将政治学的核心逐步推向了公共政策的分析研究。因为人们已经看到了政治家个人，政治团体和政府政治行为的核心就是其推行什么样的政策。因此，以哈罗德·拉斯维尔为代表的一大批行为主义政治学家逐步转向公共政策研究，并初步建立了政策科学。

20世纪60年代末期，行为主义政治学充份暴露出其局限性。人们普遍认识到按照行为主义的理论，采用自然科学方法，不能达到对政治现象的“精确”认识，政治学，包括政策分析毕竟属于社会科学。因此，从七十年代开始，政治学家们在批判行为主义理论的同时，将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带入后行为主义时期。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放弃了“科学主义”的追求，而注重研究政治发展与社会目标、社会价值、社会行为、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社会运行的基本目的，人类发展、生存的基本需要，各领域中存在的危及人类生存、发展、和平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政策没想。很明显，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将政策分析推向政治学研究的核心位置。

如果说传统主义政治学以制度和政权结构为研究中心，行为主义政治学以政治行为为研究中心，那么，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可以说是以政治行为的集中体现——公共政策为研究中心。正是这一中心内容的发展变化，使得政治学研究在行为主义衰落之后，又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可以说，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孕育出政策科学，而公共政策的研究发展又促进了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