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对未来是否会出现大一统的全球政府加以讨论过，汤因比也肯定世界将走向大一统，但绝不会一帆风顺。
------------
中国路线图的设想（8）
------------
“人类今天渴望一个和平、自由、统一的世界，但是在历史上，只有当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发展成让人无法忍受的混乱和苦难时，这种痛苦的经验会驱使人们用暴力削平群雄，把各个地方性政府统一起来，解救饱经苦难的社会。”
“一个未来的真正世界大一统国家，可能会具有过去五千年历史上出现过的所谓大一统国家的许多特点。与它们一样，它将会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仅仅维持自己的存在。”
“未来的大一统国家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但这就意味着它不一定像过去那样是一种文明的产物。西方人往往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自身文明的价值观和目标将会永远处于支配地位，这是错误的。……总之，一系列的文明或文化传统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在一个政治体制下和平共处。”
可见，汤因比也不相信今天四处侵略的西方文明就是将来大一统世界的主体，也不相信大一统世界就只有一个文明。汤因比认同大一统世界的发展趋势，也对它加以阐述，但汤因比并没有为它制定时间表，也就是说，这个大一统世界将有一个历史过程，不是简单预测所能做到的。
汤因比认为大一统既是目的也是一种手段。的确是这样，在历史上曾出现的许多大一统国家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今天，大一统是我们这个世界共同追求的目的，而实现它的手段就是世界各国、各种势力的分化组合。
自冷战结束至今已有十多年，世界各个国家分化组合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走向三极世界。
世界三极化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因为现在世界存在这样三个极化现象：一个是已经形成的一极，那就是美国，它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现在的国力是其它国家的数倍，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于其它任何国家；第二极是已经初具规模的欧盟，早在二战结束后，欧洲的政治家就已发现，欧洲已经失去了世界重心的地位，如果欧洲想重新赢得尊重，那就只有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显然，一个欧洲国家不行，分裂的欧洲更不可取，只有让欧洲重归罗马时代才能确保欧洲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第三极也许就是刚刚开始形成的亚太地区，这里的情况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混乱大于条理，但这个地区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经济是为世界所瞩目的。政治上，上海合作组织、东盟等都显示出十分强大的生命力，也显示出这一地区在地区政治上有统一组合的倾向。
美国是当今的超级大国，尽管极不情愿，但它也清楚这种多极分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就是一个美国发起针对欧盟、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对抗性举动。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区域联合并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在竞争合作的基础上缓慢融合，这其间谁都要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有可能被判出局。在多极化中，最弱的就是亚太地区——在北美，美国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在欧洲，英、法、德是拉动欧盟的三驾马车；而在亚太，谁是核心呢？日本？印度？
要想在亚太地区有所作为的话，中国只有在走完了第一步和第二步。之后还要处理好中、日、印三者的关系，可能还会有一个阶段是处在今天英、德、法那样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时期。之后只有当中国的经济、科技、军事、人力等综合国力充分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开始恢复中国历史上的辉煌。
------------
支配他人的三条途径：金钱、信仰与武力
------------
中国如果要想保护自己的和平发展，还要同时使用黑白两只手，即武力威慑和利益分流，即如何运用国际政治中的第一、第二原则。武力威慑要求有能随时保护中国的利益，如海上石油供给线、重要的商业航运等。中国还要有一个让周边国家和支持中国的国家享受到中国繁荣的利益，让它们品尝到共同繁荣的甜头，让它们与中国产生共鸣，进而更加支持中国走向强盛。
中国如果采取这种做法，将会首先在东亚产生效应。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任何人都清楚，不会再出现那种古老的藩属关系，中国会尊重小国的主权，双边会以贸易关系建立新的合作体系，况且这种贸易关系既灵活又紧密，而且从主权的角度来看双方是平等的，不会让小国颜面尽失。即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与不负责任的欧美、日本相比，中国也是稳定的核心，这一点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得到印证了。同时，一个强大的中国会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和经济承受能力，这同时也是亚洲经济的防波堤。对世界而言，有多个经济核心要比只有美国一个经济核心好，这更容易化解风险。
还要让亚洲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欧洲诸国崛起为全世界带来了殖民主义，日本和德国崛起为世界带来了战争，美国和前苏联崛起为世界带来了冷战，而中国崛起将会为世界带来和平——因为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这对亚洲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亚洲除日本外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为它们提供了质量和日本、美国商品一样好的东西，但价格十分低廉。中国发展的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尤其对亚洲正走向工业化的小国来说这点很重要，中国需要各种各样的商品，从自然矿石到法国香水，从马来西亚的硬盘到欧洲的空中客车，只要你能制造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市场。中国的市场相对开放，如中国和东盟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就比欧美市场的百般刁难要好得多。即使对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来说，中国分流利益的做法同样有效，日本自签订广场协议后就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而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挽救了日本，日本凭借出口中国的贸易额大幅增长而走出困境。即使对骄傲的跨国公司而言，中国同样可以用市场教训它们，据估算，如果失去中国市场，三星、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这些公司的营业额都将缩减20%。这就是巧妙运用财富的威力，并且当它与武力同时运用的时候效果会更佳，如同非洲的一句谚语——当你手持大棒而温柔说话的时候，你将随心所欲。
------------
大外交
------------
——丘吉尔有一个当演员的女儿萨拉，她曾经嫁给了一个剧院杂耍演员魏克?奥里夫。但丘吉尔一直很讨厌这个女婿。
一天，丘吉尔和这个女婿碰到了一起，奥里夫问丘吉尔在二次大战中有没有最敬佩的人，是谁？
丘吉尔出人意料地说：“当然有，就是墨索里尼。”女婿惊诧地望着他，接着丘吉尔又不紧不慢地说：“他有勇气枪毙了自己的女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在1944年以叛国罪被枪毙。）
——在亚洲，谁都知道中国人尊敬的是丘吉尔而不是墨索里尼，因为他是睿智的和平捍卫者和理智的同盟者。
------------
阿拉伯人：文明冲突中的盟友（1）
------------
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世界。将有六大势力存在：美洲（盎格鲁?萨克逊联盟），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白人英语国家和南美洲及海洋中的一些西班牙语国家；东亚，包括中国和日本及印度，而东盟很可能将解体，分属到美洲势力、东亚势力和阿拉伯势力中去；阿拉伯势力，这是一个在真主和石油名义下存在的势力集团，现代基督教国家的入侵不能改变什么；俄罗斯势力，包括俄罗斯和一些中亚及东欧斯拉夫民族国家，只要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俄罗斯必将要求划分势力范围；黑非洲势力，它现在的问题是落后与混乱，并且缺少一个坚强的核心大国，但这种局面不会长久，必然有一个国家将主导黑色非洲，但两端的埃及和南非很可能不是这个角色的候选人，它们分属阿拉伯集团和盎格鲁?萨克逊集团；欧盟势力，法德轴心是这个联盟的核心力量，这个联盟也是目前实力仅次于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势力，而两者之间是较为亲近的，无论从历史文明还是人种上都是如此。
在这样的未来国际社会中，再现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将是未来国际政治的主题，其实人类国际关系史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有时不过是在新技术文明的层面上重新上演千百年前的历史剧而已。在这六大势力中，黑非洲要形成独立的势力集团还需要至少一两代人的时间；俄罗斯是一只双头鹰，它的国策就是永远在东西方之间寻求既得利益；欧洲是一个独立的势力中心，它是未来世界中的三根支柱之一，也就是说它既是战略盟友也是战略对手，这完全看世界的形势了；只有阿拉伯世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会一直是我们的朋友。它会是这样一个朋友：当基督教国家主导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是我们在文明冲突中的忠实朋友；当盎格鲁?萨克逊联盟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时候，它会是东亚和欧洲共同的朋友；当美国在我们周边全力部署战略力量的时候，它是我们良好的地缘战略选择；当西方拥有世界财富的时候，它是我们进行经济角逐的后方；当欧洲和美国几乎控制了世界所有领域的时候，阿拉伯世界是唯一控制能源战略的地方，而我们的经济离不开石油。
从历史文明的角度来看，阿拉伯文明是世界三大文明之一，它具有文明间对抗所需要的所有底蕴。自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开创穆斯林革命以来，阿拉伯世界曾引领世界数百年时间，这是一段辉煌的历史。这场革命奠定了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支柱——《古兰经》和阿拉伯语。语言是文明的载体和象征，而经典古籍则是这个世界的思想与秩序的基础。《古兰经》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它相当于中国的《论语》、基督教世界的《圣经》，它既是一部关于信仰的经书也是一部关于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的法典。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在此之后不久，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就创立了，这个帝国无论是实力还是发达程度都相当于东方的大唐帝国——它们是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两个大帝国。伊斯兰教同样是一种外向宗教，在阿拉伯人同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角逐中，阿拉伯人的意志坚定，其军事能力优秀，但唯一与他们不同的就是在征战中，阿拉伯人更愿意用宽容的宗教精神对待占领地，如阿拉伯人很少对占领地进行大屠杀，也很少用武力威胁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也很少用掠夺式的税收制度赚取当地的财富。而只是要他们缴纳一定的赋税。甚至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拜占廷帝国的伟大神学家大马士革?圣?胡安几乎是在阿拉伯帝国的国度中生活了一生。
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来，阿拉伯世界很快就成为一个拥有从地中海到喜马拉雅山的广阔地域的世界。这里实际上是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一个可以连接东方的中国、日本和印度，西方的拜占廷、法兰克、埃及，北方的俄罗斯、中亚草原的地带，古老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将当时世界联系起来的阿拉伯之路。阿拉伯世界同样也是一个纷争的世界，这使得阿拉伯世界在多数时间里都是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但这并不影响阿拉伯文明在当时世界中的统治地位。
但阿拉伯帝国却没能像唐帝国那样得到继承，它庞大的领土此后一直处于四分五裂中。但由于阿拉伯帝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正好处于欧洲和东亚两大文明之间，所以这个帝国的存在很好地将东西方连接在了一起——如果以阿拉伯人的眼光看世界，甚至可以说从阿拉伯帝国时全球化早就已经开始了。
如同在热闹的集市上一样，阿拉伯人实际上处于当时人类文明世界的十字街头。尽管分裂多于统一，但自公元8世纪开始的400年时间里，阿拉伯人仍然达到了全盛时期。
首先，他们有了一个良好的统治模式——尽管阿拉伯帝国在8世纪还是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中，远不如同时代的唐帝国。但他们已经开始准备抛弃这些了，他们对待奴隶已经很宽容了。
其次，他们创造了最有效率的数字体系，尽管这种灵感可能来源于印度。欧洲大概此后1000年才开始广泛使用这些数字，而中国直到1840后才开始使用这些数字。这些数字就是今天的数学基础。
还有就是阿拉伯人的医术实际上与我们不分伯仲，甚至在有些方面要优于我们的传统医学。中国人的医学与阴阳理论是一统的，阿拉伯人也强调协调与平衡，盖仑学派和希波克拉底学派是阿拉伯医学的两大原始派系。中世纪的阿拉伯医学同样像现代医学一样，把医学分为理论研究部分和临床实用部分。在理论上和中国一样建立了矛盾统一的医学观念。在实际应用上，阿拉伯医生实际上是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如阿拉伯人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草药知识，这些草药知识经过阿拉伯人与唐帝国的交流，逐渐流传到中国，如唐帝国就将这些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的草药统称为“海药”（主要是阿拉伯航海商人从海洋带入中国的），这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草药知识——唐代已经有专门的政府人员整理、记录这些草药。
------------
阿拉伯人：文明冲突中的盟友（2）
------------
伊本?纳迪姆（ibnal’Nadim，公元？～999年）在《科学书目》中还记录了著名医学家拉齐（公元865～925年）帮助一位中国医药学家的故事。阿威罗伊、阿维森纳和拉齐三人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最负盛名的三大医学家。当时的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唐称之为大食）有着频繁交往，几乎涉及各个领域。李约瑟（1900～1995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就记载了这个故事。一位中国医生来到巴格达，并住在当时著名的拉齐家里，拜他为师，学习多年。在回国之前请求拉齐允许他将古希腊医学家盖伦的16卷医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并带回中国。
同世界其他文明一样，阿拉伯人也羡慕长生不老，因而也有炼丹术，并且也有同样的结果——没有提炼出金丹或者金条，而是开创了化学。阿拉伯人在此方面的贡献是砝码和一些染料。欧洲人羡慕地说，阿拉伯人用砝码就能区分出是羊奶还是牛奶（同等容积下密度不同重量就不同），是芝麻油还是橄榄油，还能区分出各个地方的宝石。
天文学也是各个文明较量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既然阿拉伯人占有地利，那么为什么不加以利用呢？阿拉伯人从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波斯人和中国人那里学到许多天文知识，也作出了自己的智慧总结。利用阿拉伯在地球上的低纬度位置，发现了许多新的星体，今天的许多星体命名就都有阿拉伯语含义，如辇道增七星、织女星、毕宿五星等。阿拉伯天文学者比鲁尼就写了一本利用星空占卜的书，即《占星入门解答》。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地球可能是绕着太阳运转，因为这可以合理解释一些天体现象。
阿拉伯帝国和当时唐帝国的交往同样也促进了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发展。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曾经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据《旧唐书?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大食国）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抵达长安，唐帝国的文化是很开明的，并不限制异教的传播，唐高宗允许穆斯林使节在长安修建清真寺。双方来往频繁，见于我国史书记载的，仅唐代阿拉伯人的使节来到长安就达37次之多。安史之乱暴发后，公元757年唐朝向大食求援，大食即派遣数千军兵帮助平定安史之乱，这些人后来也大多留在了中国成为中国回教徒的先人之一。公元8世纪中叶，相比之下，中国外出的旅行家较少，但也有几位较著名的，如《西游记》的背景人物玄奘（他主要是去印度），还有中国的杜环去过阿拉伯地区，他的足迹一直抵达到北非的摩洛哥，并且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本游记，即《经行记》。阿拉伯人旅行家来中国的就比较多了，如伊本?白图泰（公元1304～1369年）就是最著名的一位摩洛哥旅行家。他在21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摩洛哥的丹吉尔，此后一直游历了30多年。他从摩洛哥开始一路向东走去，先拜访了北非的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城市，包括撒哈拉以南的东非。然后到达了西亚的拜占廷和中亚草原，再一直向东，先后到达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最后到达中国。先后到过泉州、杭州及元大都（北京）。在元大都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伊本?白图泰返回摩洛哥，口述了他的整个旅行过程，即《伊本?白图泰游记》。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部地理与文明的记录，他向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揭开了东方的神秘面纱。除了伊本?白图泰这样的旅行家，由于中国和印度、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庞大，航海技术的逐渐成熟，使海上贸易逐渐取代陆路贸易，因此有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海洋贸易大约兴起于公元9世纪初。公元10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与航海家伊本?瓦哈比的商船曾由巴士拉与希拉经海路驶进中国的广州港。同样，他们在回去之后也对中国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进行了叙述，其中某些情节成为《阿拉伯之夜》的素材。
中国的造纸术也是由阿拉伯人传递给世界的。那是因为一场唐帝国和阿拉伯人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唐帝国失败，许多人成了俘虏，而正是这些俘虏将中国的造纸术传给了阿拉伯人。这场战争之后不久，外部世界（中国以外的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旅程和王国》就明确记载道“纸是由俘虏自中国引入撒马尔罕的。”此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
后来中国的丝绸也传到了阿拉伯人那里，从此欧洲人就不再跋山涉水从中国进口丝绸，而是从更近的中东进口，中国的丝绸贸易由此开始衰落，中国不再独占丝绸的垄断地位。
文明的形成是人类冲突与融合的结果，正如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时刻存在一样，历史就是在这种不间断的冲突与融合中编织的艺术品。
阿拉伯文明的成就也是一个征战与和平融合的果实。阿拉伯文明不是阿拉伯人自己的，而是曾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曾经征服过这片土地上的和曾经影响过这片土地的所有人的共同成绩，无论他们曾经或现在在世界的什么地方。
今天的伊拉克是世界的焦点，在八千年前这里也是世界的焦点。现代伊拉克人实际上是贝都因人、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后代，其中以贝都因人为主——他们是古老的游牧民族。而从文明的角度来讲，伊拉克人又是闪米特人和波斯人的后裔。闪米特人信奉的是多神教，波斯人则属于印欧语系，信奉的是伊斯兰教中的琐罗亚斯德教派，两者几乎是对立的。伊拉克这片土地是世界文明的对流之地，因而这里也汇聚着众多的文明创造者的后裔。现在，伊拉克有2300万人，从宗教上看，其中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占56%，逊尼派占33%；从人种上看，阿拉伯人占四分之三，库尔德人占五分之一，还有一些很少的迦勒底人、亚述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等。
伊拉克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换言之就是容易被利用的地方。伊斯兰教分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也就是说只要有外部势力想插手中东的时候，这里就有很好的矛盾在等待利用——在国际关系中，矛盾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很好地利用矛盾也就意味着可以事半功倍。当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很快，伊拉克的18个省中就有15个省不受萨达姆的控制了，什叶派当然不会放过重掌权力的机会，结果又是一个悲剧式的谢幕，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这些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的圣地，人们开始攻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但人们又很快发现，美国人并不打算推翻萨达姆，而只是要教训他一下，显然，萨达姆等来了血腥报复的机会，大批的什叶派人士又被杀死。
------------
阿拉伯人：文明冲突中的盟友（3）
------------
从1891年开始，萨迈拉的一个伊玛目禁止信徒吸烟（当时，伊朗国王并没有谴责一家英国公司对烟草的垄断），逐渐引发了伊拉克人对英国人的愤怒，在1920年爆发了反对英国人的起义。英国人使用惯用的伎俩，一边镇压一边许诺一边扶植亲英势力。如提高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的地位（起义者多是什叶派），维护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地位，并许诺允许麦加的谢里夫重建一个真正的阿拉伯帝国，但显然那是一个骗局。
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61年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塞克斯?批科协议》，这是一个典型的分赃协议，即从加沙地带到基尔库克这片地方将属于英国，黎巴嫩、叙利亚将属于法国。法国则用摩苏尔换取法国石油公司参股英国人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共享石油利益。
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获得独立，但英国人仍享有宗主国地位。欧洲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主导着世界的政治，一个失落的中东文明故国，在现代工业面前毫无实力可言，这也就意味着伊拉克的独立之路注定要举步维艰。当二战爆发后，伊拉克人自然清楚这是一个渔翁得利的好机会，不幸的是，他们又一次押错了赌注。伊拉克人希望德国人能赶走英国人，这和埃及的想法没什么本质区别，埃及人对谁来到他们的国土上不感兴趣，因为这对他们来说都一样，都是主人。1941年4月，拉希德?阿里?盖拉尼发动了政变，夺取了政权。
伊拉克这片土地上就是这样，石油、古老文明、宗教、民族分割、政治利益等导致一个接一个的纷争出现，一批人死去另一批人紧接着死去，政变、革命从来没有停止过，来自外国的阴谋与来自本国的争夺此起彼伏。
直到1958年7月14日巴格达的电台里响起《马赛曲》，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将军领导的政变组织——“自由军官委员会”采取行动，推翻了费萨尔国王和阿卜杜拉。次年，伊拉克退出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巴格达条约，重新回到真主的怀抱。但在冷战的气氛中，卡西姆也不可避免地要在东西方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其实无论他选择谁做朋友，另一方必然不高兴，也就必然为他设计一些危险的剧情。1959年10月，他躲过了一次暗杀，但没有躲过4年后的又一次攻击。萨达姆是1959年刺杀卡西姆的成员之一，他也成功地获得了卡西姆的国家。
他和他的复兴党终于在1968年成功了。
尼布甲尼撒和萨拉丁都是阿拉伯人的英雄，他们都是后人可以祈求的神灵，都是从古巴比伦神塔上走下来指导后来统治者的先贤——尼布甲尼撒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萨拉丁在1187年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而他的梦想就是统一阿拉伯世界，这也是萨达姆的伟大梦想，可惜，结果都是否定的，并且，萨达姆两次败于“新十字军”。
------------
其他朋友
------------
关于俄罗斯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这里无需再多赘言：它的双头鹰战略连俄罗斯人自己都不甚清楚，它的重点究竟在那里？
欧洲人不认同它，更不相信它；亚洲人更无从谈起认同，而且多数时候深受其害。结果只能这样，俄罗斯人企图左右逢源，利用亚洲和欧洲，而欧洲和亚洲也在利用俄罗斯制衡美国、或者相互制衡，这是一个标准的互相利用、尔虞我诈的游戏。
巴西呢？是不是我们的新伙伴？
巴西是一个新兴势力，由于过去它一直相对默默无闻，因而国际社会大多对它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还充满疑问，对这个国际社会的新伙伴大多数国家仍然采取的是同一态度：有待观察。
巴西如果能形成气候，即成为一个新经济中心，那么它对国际政治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在美洲大陆——美国的后院制造分离主义，从而从背后牵制了美国。从这一角度来说，恐怕只有美国会感到不愉快，而其它大国都会很期待看到这一幕。另外巴西的崛起也意味着拉丁文明的复兴，这会明显分离基督教世界，会形成基督教的三大派系，即斯拉夫—东正教、盎格鲁—基督教和拉丁—基督教，在欧洲也许还会逐渐形成以法德为中心的日耳曼—基督教派系。
无论如何，巴西的崛起都会造成南北美洲的分离，美国将会失去一个重要的支持者，多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者。
再就是东盟了，这是我们身边仅次于日本、印度、俄罗斯、中东阿拉伯集团的第五大集团，并且这里的经济自战后一直欣欣向荣，并且占有战略要地，但整个东盟显然还很缺乏凝聚力，它们的组织还是较为松散，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发挥出团结的优势。
凡是中国人都会清楚地记得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那场灾难——针对华人的灾难。为什么在印尼华人总是得到印尼人暴力的“偏爱”？有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原因，其中有一条是印尼背后有美国人——印尼地处亚太战略要地，美国人不会指责印尼的暴力，因而印尼有恃无恐。美国希望看到中印之间关系恶化。
在东亚的历史上，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整个东亚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中国在较长的时间里成为东亚唯一的大帝国。这个帝国的威胁主要是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而广阔的南洋一直被视为一片蛮荒之地，既没有威胁力也没有什么价值。只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远洋贸易的需求才对南洋有所了解和来往，但一直局限于民间的交流，从政治角度来看待南洋的只有郑和的几次远洋航行，但也只是出于明朝一代皇帝的心愿——宣扬大明帝国的威望，而从来没有上升到国家政治的地位，更没有认识到它对国家有什么利益。而在皇帝死后，明朝也就放弃了劳民伤财的远洋行动，并进而采取了海禁政策，使明清两代帝国在西面地理上受阻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沙漠，东面受阻于人为的政治，因而也就不得不等待西方的坚船利炮来重新打开这扇门。这也使得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很有限，甚至不如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西方的殖民史和冷战的大国角逐促成了东盟的成立。东南亚都是小国，政治势力微弱，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上升为世界政治势力中的一员。
如果你喜欢看地图你就会发现，与其说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还不如说中国是被四大政治板块包围着：北方是俄罗斯；东方是日美构筑的同盟；南面是东南亚联盟；西面是伊斯兰世界。更为现实的是，在这四大板块中，只有很小的区域可以称之为是中国的盟友：巴基斯坦、北朝鲜及缅甸和泰国。
在历史上，印度对东南亚的影响实际上要大于中国，尤其是宗教和贸易方面，甚至伊斯兰文明对东南亚的影响也大于中国的影响，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
在中国周边的四大板块之外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庞大联盟及欧洲，还有目前处于边缘状态的南美洲和非洲。对中国而言，最好的状态是中国和四大板块都处于同盟的状态；最不利的状态就是和这四大板块均处于敌对状态。如在冷战时期就出现过这种状态，即中国与前苏联反目成仇的一刻，使本来就只有北方是最安全的边界变成了随时可能烽火连绵的状态。这时中国只有重修与美国的关系来制衡前苏联的威胁——即远交近攻，首先取得尼克松访华的外交成功，之后即采取严厉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此时是最为孤立的一刻，但从深层来说，中国一方面重塑了中国的国威，一方面又借助最强有力的外部势力一举打破了这种四面楚歌的不利局面，从而逐渐打开了和日本、欧洲及东南亚的大门。
事实上，中国与周边四大政治板块都处于最好或最坏的时候较为罕见——只有在中国非常贫弱的时候才会有最坏的情况出现；而最好的时候则更为罕见，也只有在中国成为最富强的一刻才有可能，并且往往非常短暂，如在盛唐时期和清康乾盛世时期。
通常是中国与其中的两者为睦邻关系或正常国家关系而与另外两者或一者处于敌对或竞争关系。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是这样。在此时，结为同盟或者保持正常关系的板块就成为战略后方，如在二战时，中国就与印度和前苏联成为同盟而共同防御日本的进攻，如驼峰航线和通过新疆与前苏联的互相联系与支援等。
同样，中国现在是处于与四大板块均相对正常的时期，但却共同处在盎格鲁?萨克逊联盟赢得冷战而开始构筑新的世界格局的时刻，这和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多次改变一样，又将出现一个新体系，不妨暂且称之为“新华盛顿体系”吧。华盛顿成为世界新的领袖。而这时，又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时候，自然，中国需要周围的四大板块成为中国的战略后方。
在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实际上既是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也是一个开展合作的条约。紧接着中国和东盟达成了尽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协议。从经济到安全领域，中国正在加紧确保在东南亚的主导权。
------------
炉边谈话（1）
------------
●大外交：世界需要均势
亚洲的一体化问题实际上是21世纪最大的历史悬念，因为美国及其盎格鲁?萨克逊联盟早在大英帝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历时数百年，已经十分成熟；欧洲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一直锤炼在战火中，殖民时代和工业时代聚敛了足够的财富，社会和民族既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也促成了社会共识，又经过冷战的挤压，无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已经达到了建立一体欧洲的程度。如果说美国是依靠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核心建立起全球联盟体系的话，那么欧洲就是地区一体化的表率。在21世纪，如果亚洲的一体化能够形成，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注定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格局；反之，如果亚洲还是一如既往地处于分裂状态，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处在不确定的漩涡之中。
亚洲如果形成一体化的话，那么必然会首先经历这样一个步骤，即首先形成亚洲内的板块，如俄罗斯及其一些亲近国家、阿拉伯板块、东盟、东亚、南亚等诸多次级联盟，然后才会实现大亚洲梦想。现在看来，亚洲的中国、日本和印度，在这三者中，无论从历史、地理位置和经济规模来看，未来的几十年里，只要中国还能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中国就会成为三者中的决定性因素，即只有在中国得到足够的尊重和自信的时候，才能推动亚洲真正向一体化迈进。
可以说得很明白，中国要联合日本、印度，就是要促成三极均势的建立，以对抗盎格鲁?萨克逊人一统天下的野心。原因很简单，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中，维持均势就是维持自身利益的最好办法。联合国曾于1965年通过《关于不允许干涉各国内政的宣言》；格劳秀斯在阐述他的自然法的时候，第一条就是“不侵占他人所有”。埃默生?瓦特尔也附和说，“如果不尊重每个人的私有权，（人类社会）就会成为一个充满强盗和尔虞我诈的演绎场”，所以，“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培养正义的责任感：每个国家都应该尊重他国的私有财产，还有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安静地享受这些的权利。”①但事实是怎样的呢？实际上联合国就是大国维持均势的一个交易所，也是教训那些国际社会街头小混混的最好工具；格劳秀斯要么是想用这些教条约束那些国际社会的弱者，要么是在胡言乱语，因为他的国际法从来只是大国制裁小国的借口而从来没有一个大国自觉遵守这些现代的汉漠拉比法典。相比之下，倒是中国古代的历史没有披上这些虚伪的外衣，显得朴素和诚实得多。
在欧洲和美国，只有那些现实主义思想家才值得尊敬些。如休谟的《论均势》、汉斯—摩根索的《国际纵横策论》等。他们告诉人们，当欧洲国家是国际舞台的主要角色的时候，它们也同时成为国际社会矛盾的策源地。只有欧洲国家维持一个均衡机制的时候才能确保任何一个欧洲大国不能支配其他国家。
这种机制像是一种自动反应机制——当欧洲任何一个大国谋求称霸欧洲的时候，其他欧洲大国就会自动联合起来反对。当反对成功后又重新构筑起另外一个均势机制。这种自动反应机制在欧洲已经历时良久。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拿破仑帝国时期、希特勒第三帝国等都企图统一欧洲，但结果都失败于这种联合起来的反抗。正如英国人培根所言，当英王亨利八世、法王弗朗西斯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共处一个时代时，其中一位如果有任何想越过樊篱之举时，另外两个国王立刻就会联合起来干涉他，使之恢复原来的平衡。其实，这种反对一国霸权的机制古已有之，无论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在希腊群雄割据时期都是如此，现代全球化令整个世界融合在一个村子里，但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相互制衡机制，它依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的主题。
对中国而言，支持欧洲的统一计划、遏制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努力促成亚洲联合力量的形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无论是强硬的拿破仑还是懦弱的宋代王朝都明白这个道理，而只有纷乱、相互诋毁的亚洲才会令欧洲、美洲嘲笑。在未来几十年里，是构建新的国际均势体系的好机会，中国是亚洲的传统大国，理应有此责任保护亚洲的整体利益。
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认为：“一国国力的强盛如果大得已经对其他强国构成威胁，那它自己也会招来对应的威胁：任何强大帝国对国际社会的统治企图都必然要面对一个反抗者联盟。”②杰维斯所总结的就是欧洲的历史教条之一。类似太阳王路易十四图谋欧洲的梦想破灭、拿破仑帝国经典的覆灭、哈布斯堡家族的辉煌不再、希特勒纳粹野心的失败等，都告诫欧洲和世界大国，任何大国企图统治世界的话必然要思考自身是否拥有对抗一个强大联盟的实力。即使是在今天，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一个赌注：加入称霸帝国的阵营还是加入反对联盟的阵营？不仅仅是小国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现代大国也同样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尤其是美国的力量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强大，它的优势非常明显，并且，从历史角度来看，反对联盟也有失败的时候，如罗马帝国的建立；蒙古帝国几乎击败了所有的联盟或单一强大对手；中国历史上的秦帝国同样也将其他六国联盟永远消灭了。比较而言，美国相对同一时代的任何大国或国家联盟都要强大得多，难道美国就没有重新征服世界的能力吗？中国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潜在大国，显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
炉边谈话（2）
------------
●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我们都是亚洲人
在建立日中印这个轴心的过程中，以目前的偏激民族主义者看来，中日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其实，尽管中日间的矛盾在近现代史中非常深刻，但在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中，无论曾经有过多么残酷的战争，大国间仍然保持着时刻合作的可能。中日间在2000年的历史中也只是在近现代才兵戎相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日间的历史共融性与和谐性远远比相互间的矛盾要深远。
即使是在现代，中日同时作为世界大国，同样可以构建许多共同利益。如在1993年后，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日本与中国此时看起来更具矛盾——在俄罗斯石油资源的争夺上表现得很惹人注目（如安纳线与安大线之争）。但在南面，中国和日本都同样对中东的石油依赖程度很高，当泰国主张修建克拉运河的时候（日本一直积极支持泰国修建通过克拉地峡的类似工程），中国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而面临能源紧张，一方面担心因台湾等问题面临美国封锁马六甲海峡的威胁，所以有可能促成中日泰共同修建克拉运河，这实际上表现出中国和日本对马六甲海峡和中东石油有共同利益的一面，当马六甲海峡为第三方威胁的时候，中日就有了共同行动的可能。在中国一直就有“马六甲困局”的说法，即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航道大多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美国在马六甲海峡周围拥有许多盟友和军事基地，如新加坡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基地等。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必然需要大量的航运和石油进口，这在战时将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
在现实中，中日同时都对中东的石油供给线有迫切的需要，一旦面对共同威胁的时候，中日间还是有携手共进的可能。同时，仅以这条石油供给线为例，鉴于印度的位置，中日显然还需要和印度联手，而一旦印度经济与中国经济和中日间经济一样密不可分的时候，石油作为经济的动力就不仅仅关系到亚洲这三大国其中之一的利益了，而是和三者都有关系，显然，它们有理由合作。
另外，在文明的范畴中看——显然，是亨廷顿先生为我们出了这个题目，中日印三者也存在共性。
不妨首先反观欧洲一下——法德几百年的恩怨在现代不也一样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提到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情绪。
近几年，我们可以从网络上看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都很活跃，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国家间基本的民间政治，尽管它不能代替政府，但它无疑可以长久地、潜在地影响国家政治，有时它也会像火山一样猛烈爆发。我们知道，现代民族主权国家政治思想体系都是起源于欧洲，参考欧洲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间政治合作和竞争等发展、演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论述的民族主义在国家政治和国际行为中的作用最有代表性。对我们来说，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论述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为现代欧盟——一个团结的欧洲提供了思想论证。他告诉欧洲人，他们是拥有统一性的，可以团结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相近的传统习俗、政治和血缘相通的王室、还有得到共识的现代国际规则和具体的运行机制，在历史上，他们也有过一致对外的历史，如十字军行动、对抗亚洲腹地游牧民族的入侵等。所以，他们完全有可能结成一个完美的共同体。是不是中日间也有许多共性呢？中日间的文明有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字一样、儒家和佛教都是文化思想的主体，种族一样，都属蒙古人种，民间传统习俗和建筑、服饰等都有许多共性，如果说中国汉族可以和差异巨大的周边游牧民族都能融合为一个国家，为什么与更为相近的日本人反而渐行渐远呢？
利奥波德?冯?兰克在论证欧洲具有统一意识的时候，正是欧洲政治日渐成熟和波澜壮阔的时候。普鲁士对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追求、1848年冲击整个欧洲的革命、还有维也纳会议等这些都表现出欧洲的政治多么复杂，从民族主义角度看，普鲁士的民族主义战争对现代欧洲的影响最大；而1848年的革命是遍及整个欧洲的，并没有止步于民族这个界线前；此后，维也纳会议第一次确立了欧洲协调（theConcertofEurope）的原则，并为之建立了完整的体系——维也纳体系。这表明，欧洲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也有很强烈的统一意识，最妙的是，这两者间并不是绝对的矛盾，它们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和谐地共处。这对中国、日本和印度最有比较意义，如果说中国、印度和日本是亚洲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话，中国历经2000多年，周边又有许多异族，但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很强烈，致使凶猛的异族的入侵往往以和睦的政策代替原来的民族隔离政策。鸦片战争后的亚洲革命如同1848年的欧洲革命，同样遍及日本、中国还有印度；至于类似维也纳体系那样的协调体系则已经存在很久了，那就是中国与周边建立的保护体系。这样，欧洲和亚洲在大国合作上还是有共同性可循的，也就是说，亚洲国家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像法德那样的合作也有可能在中日间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