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政治家迟早会与欧洲的政治家一样，也对地区统一抱有同样的信心和认识，因为这关系到亚洲整体的兴衰。梅特涅的助手根茨论述道：
“（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现代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
“欧洲命运取决于在总的体系中占有优势的列强的国际体制”；
欧洲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欧洲的联合构造（federalconstitution）”。③
自然，现实政治家的政策不可能像思想家那样仁慈，梅特涅的民族政策显然带有压迫与强制色彩。在亚洲，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直就是寻求亚洲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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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边谈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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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民族主义思想，因为他阐述的统一欧洲并不是以消灭民族主义为代价的，而是认为二者可以共存共荣，这对在全球化中如何保持民族特性来说很有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一书是表达他本人对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和亲切感——在宗教革命中，德意志民族第一次认识到团结的重要，这对后来德国的统一至关重要，这也表现在他的《普鲁士史》中：“祖国的发展与自己主张的一致，这是一种幸福。”④利奥波德?冯?兰克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主要演绎的是欧洲列强争霸，而这之后的欧洲民族主义普遍崛起，并且掺杂到国家政治和欧洲政治中来。
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民族主义也论述了每个民族都有的共同性，那就是每个民族都是一个社会，都拥有各自的价值观，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并不能在这里完全应验，每个民族的价值观都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它自己的运行状态和环境。——中日印间一体化其实也并不是民族的一体化，正如欧洲的一体化并没有抹掉欧洲各个民族的特性一样。利奥波德?冯?兰克认为民族主义应该得到保持，中国和日本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和利益，彼此间不能因为历史中的战争而否认这种特性和利益，那将无异于种族歧视。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一个依靠民族征服来获得天下的社会了。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思想，如果说现代社会仍然有民族同化，那也是在首先接受现代社会共识的环境下并且是依靠社会竞争魅力吸引他人而不是南非以前那种种族隔离和征服。
在相互依赖的今天，民族主义利益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孤立于全球利益之外。这也就注定了民族主义利益必须要融合在全球共享利益之中。利奥波德?冯?兰克所说的民族主义与地区共同体也就有了现实基础，而不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东西。“不管我们内部有多少纷争，也不管我们的发展水平如何迥异，也不论我们以往是否经常处于敌对，当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整体。”⑤在《论列强》中，他做了一个比喻：在一个会议中，如果只有一个发言人高谈阔论，或者其中所有人都重复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会议就是一个百无聊赖的会议，而“只有经过自由发展的、许多的拥有不同个性的人集合在一个更高的境地，或者处于互相争论和补充的状态中才能让这个集合更有意义，才会使人兴奋”。同理，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其中一个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或民族将毁灭其它国家或民族，而把它们混合起来的结果正相反，毁坏的是每个不同个体的特质，从而将产生新的集体和谐。”⑥
当然，在利奥波德?冯?兰克那个时代，还看不到欧洲统一的曙光，兰克只能认为维持欧洲均势是最好的办法，这需要自觉，而自觉在政治上从来都是一句空话——如果有自觉，历史就不需要演变了。中日印间还没有达到欧洲统一的那种程度，但在一体化的初期却可以采取一种以均势为基础的联合来保障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化出最佳合作机制来。它保障各国主权独立，也不限制他国内的制度，更不可能强调一国的优越性而采取干涉他国内政政策。三者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英国外交大臣卡瑟尔累和坎宁就是这种均势思想的积极支持者，这显然是英国希望维持欧洲大陆均势，不想看到一个联合的欧洲，而梅特涅所主张建立的神圣同盟则是一种以一个强大的帝国重新构建一个大欧洲，而利奥波德?冯?兰克则很好地把他们二者的观点中庸到了一起。
利奥波德?冯?兰克最注重强调的就是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应该融合，彼此包容，即“没有这两者的结合，世界将一无所有”。
尽管利奥波德?冯?兰克强调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的和谐相处，但他终究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明白不论是欧洲还是世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与权力的世界，大国间的角逐决定着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在《世界史》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历史发展不仅仅由古老文明决定方向，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各个国家间不断的争权夺利和争霸战，这是更为强有力的推动。”⑦在《论列强》中，他也说，历史的表面充满了战乱、动荡和国家的覆灭，但在这表面下是更具长远意义的正义、社会精神和创造性——“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和不断演绎，它们像生命一样有繁盛、有衰老、也有轮回——这导致一个包罗万象、更具价值和更深厚的社会，这背后就是世界历史的秘密。”
大国均势一直就是古代和现代国际体系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中日印的联合就是构成一个新的世界大均势，即亚洲、欧洲和美洲三大均势体系。这不仅仅是中国和日本、印度各自间矛盾的化解或激化，而是世界要求的趋势，如果有谁仍然以自家的矛盾为政策主调，这个世界必将抛弃这些狭隘者。因为这个世界一直有自己决定幸存者的一套规律——“世界历史如同汹涌的海浪，总是摧毁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和体系，并在潮水退去后露出一个重建的世界。”⑧
大国间的均势也在不自觉地运行着支配这个世界的潜在规律。
民族主义其实自古就存在，并且一直是国家政治的主体，原因就是历史上的国家多按照民族属性构成，由一个或几个主体民族决定这个国家的一切。现代的世界还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民族主义仍然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也有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并且各个族裔间的融合也远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而在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民族问题更为突出，如在非洲，“族裔分裂”（ethnicsplitting）引起的问题比比皆是。
对中国和日本、印度来说，彼此间由于同样有历史争端，也就同样有对立的民族主义，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像法兰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那样的和解机制，也只有这样才能共同强大起来，不难想像，如果德国和法国充满像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样的冲突，谁还会重视欧盟这样的联盟呢？那样的欧盟不过是一盘散沙而已。
在构建日中印轴心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日本、印度对中国的担心：在中国国力堪弱的时候，日本和印度必然认为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担此重任，难免有轻视之心，故中国要想真正构建起这一联盟，最决定性的力量还是自身的实力，但联合的策略同样至关重要——不可能像日本那样采用战争手段。
以前我们总说外交是一个国家内政的延伸，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大势有时是决定国家政策最为重要的因素——当欧洲和美国两大势力集团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亚洲如果还是一盘散沙，那就会重新形成一个冷战时代，亚洲各国也就不得不重新沦为欧美角逐的战场。“国内政治常常会扰乱（联合制衡这一全球均势原则）、进而会妨碍联盟的共同行为，甚至进入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争论的状态中。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出现支持盟友和反对同宿敌结盟的形势，那么国家政策做出抉择就更显得异常艰难——同传统盟友结盟轻而易举，而当需要同原来的宿敌结盟就显得困难重重了。”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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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边谈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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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交易：利益共享
中国和印度之间明显有三个障碍，即地理、边境争端和亚洲大国竞争。中国尽管和印度相邻，但从历史上看相互交往并不算频繁，两个文明规模、互相交流和影响力等方面不成比例，这显然是由于中国和印度之间隔着一个世界屋脊，交通不便导致交流不畅。边境争端则是英国人在现代中国和印度之间种下的火种，在此之前中国和印度几乎没有什么矛盾，自然，地理障碍既隔绝了贸易也隔绝了战争。而亚洲大国之间的竞争则是未来和现在的主题之一。
只要消除了中印之间的这三大障碍，那么就会发现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前景非常广阔，彼此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彼此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彼此的背离。即使都是崛起类型的经济大国，但由于崛起的道路不尽相同，因此彼此的合作前景也是大于彼此的竞争，如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依靠制造业，而印度则主要依靠服务业，彼此间有巨大的互补性。这点在计算机方面表现得很典型，中国的计算机硬件制造如果能和印度享誉世界的软件业展开合作，那么必将在世界计算机经济市场上占有绝对份额。
如果印度和中国都有诚意化解彼此之间的障碍，那么会发现这三大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地理在现代实际上已经构不成阻碍交流的障碍，只要商人看到两大市场间的巨大利益，那么中印之间就会在青藏高原上投资一切形式的交通，如机场、公路甚至铁路。边境争端在现代也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如果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能开展经济合作，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实例，中国和日本之间也存在海洋划界分歧，甚至中国和日本之间政治交往有时十分冷淡，但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却异乎寻常地频繁，中日彼此都是对方的主要贸易国。还有如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越南等都有边界分歧，但这都没有成为彼此发展经济的障碍。如果说我们能和日本、俄罗斯、越南等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发展，为什么就不能和印度做同样的交易呢？至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在亚洲影响力的政治竞争，似乎是一个长远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其实不然，别忘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利益的竞争，如果能在利益分配上达到利益共享，则就是一个双赢结果。这同样可以找到案例，即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英国、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合作关系等，都是良好的国家利益共享、结果双赢的模式。中国和印度彼此之间其实矛盾并不大——所谓的领土争端和国家发展竞争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现象，合作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彼此争夺带来的利益，是共同出去捕猎还是争夺眼前的一点点食物？
在2005年，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联合大幅提价，幅度高达75%，由于中国是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并且钢铁是许多行业的必须原材料，这种大幅提价对中国的冲击可想而知。而印度也是一个铁矿石出产大国，中国是印度铁矿石贸易第二大国（每年有5000万吨的进口量），如果当时中国和印度在这方面有相当程度稳定的合作关系，那么中国在与巴西和澳大利亚的谈判中就会多了一个有力的筹码。
类似的合作中国和印度之间将越来越多，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整体的合作，这将是一个开创发展中大国良好合作的模式。如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Roach)就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具有很好的前景：“中国和印度正在经济发展竞赛中领跑，但它们的领跑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依靠制造业，印度则依靠服务业。这两个国家可能会共同开创一种更广、更有力的全球化模式，并给发达国家带来压力。中国以制造业主导的推动力绝对惊人。工业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增加到了2003年的52.3%。在这13年间的GDP累计增加值中，工业产值占了整整54%。服务业对印度经济增长的推动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印度GDP中服务业的比重从1990年的40.6%，上升到了2003年的50.8%，占同期印度GDP累计增加值的62%。如果中国制造业带动的增长继续，并且印度成功实现罕见的服务主导型发展战略，那么富裕的工业国家将面临巨大的新挑战。”⑩
蒂芬?罗奇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还只是简单列举了一些经济数字，也只是说中国和印度各自的优势共同对发达国家构成了挑战，还并没有大量说明中国如果和印度展开类似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合作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能量——我们知道，经济学中1+1的合作模式往往产生惊人的效果。
●提洛同盟原则
任何同盟的建立都需要遵守古希腊的提洛同盟原则。
所谓提洛同盟就是指雅典同盟，即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为对抗另一个希腊联盟，即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以及后来用于对抗波斯的进攻。这种同盟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则，即所有盟国成员都必须将自己的一定资金存放在一个共同的地方，以备统一用于战争。这一原则有两个显著的好处，一是可以有效提高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另外就是可以有效地制约各个成员国，使联盟成员不易背叛。
历史上许多同盟即使在建立之初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样的原则，但都在实际上遵循它的精神。如二战时，美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大本营，尽管华盛顿和莫斯科、伦敦、南京没有明确规定出“提洛同盟”的原则，但实际上美国依照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以及先欧后亚的政治原则而具体分配支援各个战场的物资比例，事实上就是执行了提洛同盟原则。
当然，今天所说的提洛同盟原则已经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和和平意义，即不再是简单地将成员的资金收拢到一起，统一支配，也不再是为战争而准备，而是用各种经济协议、合同、法律条款、国家条约等将各个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也不再是为了一场战争，更多的是为了共同经济发展，为了分享利益，也是为了和平的经济竞争。
欧盟的建立也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如首先建立欧洲煤钢经营联盟等。目的就是为了使同盟的所有资源得到统一支配，以便行之有效地共同对付敌人。同时也防止像提洛同盟那样最后演变成雅典利用掌握共同财产的权力而走向帝国，把原本平等的成员盟国变成附属国、征服地。建立共同管理的煤港联营就是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能独自控制资源，也就不可能企图建立帝国，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任何成员窥视权力。
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提洛同盟原则，也就是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如何真诚的进行区域国家合作的办法。无论是欧盟那样成熟稳定的区域合作还是美国建立的美洲国家组织，或者东盟那样松散的地区联盟，这个原则都是一个对成员公平、消除野心的唯一办法。今后世界各种地区组织的合作都必将遵循这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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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下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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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美国白人士兵和一名美国陆军少校在狭窄的路上相遇，白人士兵见对方是一名黑人，就未加理睬，大摇大摆地擦身而过。忽然背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请等一下。”那位黑人少校语调平缓却坚定地说：“士兵，你拒绝向我本人敬礼，我并不介意，但你必须明白，我是美国总统任命的陆军少校。我头顶的军帽上有国徽，它代表着美国的光荣和伟大。你可以轻视我，但你必须尊敬它。现在，我把帽子摘下来，请你向国徽敬礼。”士兵只得向这位少校敬礼。
这位黑人少校就是后来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将军本杰明?戴维斯。
黑人为美国做出过杰出贡献，华人则为人类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欧洲人该学会尊重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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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无边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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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之间本来就是彼此影响的，而对一个国家有意识地影响则就成为一种策略。世界上每一天都在进行的各种贸易、外汇交易、信息交流甚至间谍之间的角逐也是一种影响。明争暗斗中，看见的是智慧的闪光，听到的是失败者的叹息。在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平时，都既可以通过正面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也可以通过渗透性的手段影响其国内的各种局势和人物，两者实际上就是政治的两面性，明与暗同在，黑与白共用。
全球化中的世界使得国家间只有地图上的边界，而不会再有政治影响的边界。一个国家党派的变化可能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如从日本国内党派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它对周边及世界的影响。
在日本国内，现在主导政策的是岸信介、中曾根康弘、佐藤荣作、福田赳夫、森喜朗等派系，其中中曾根康弘是核心人物，被日本政坛称为“风向标”。而小泉纯一郎的上台则是出于一桩政治交易：即中曾根康弘支持小泉纯一郎的上台，而小泉纯一郎则要忠实地执行这一派系的政治主张。日本政坛在民众看起来较为动荡，首相的更换十分频繁。这显然有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但实际上日本和政治稳定的大国一样，政治实权一直稳定地掌握在同一个派系手中，政治主张并没有多大变化。它不同于美国那种典型的、有规律的总统更换，而是因为经济和政治矛盾来进行人事调整，整个政治体系并没有变化，只是用首相的不定期更迭来调整当时的经济政策，而作为战略性的政策——如日本的大国化、对美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则一直忠实地执行着这一派系的原则。日本尽管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奉行西方的自由政治制度，并且也经过麦克阿瑟的美国式政治民主改革，但日本仍然具有很强的东方政治派系的特色，这不同于美国那种上届总统和下届总统几乎毫无瓜葛的情况，即使同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总统，也根本谈不上有两个总统听从一个政治元老安排的情况，可见东方的政治和美国式的政治在根本上差异还是明显的，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按照自己的特色来管理国家而不是模仿西方的一切。
这一派系的对华主张基本是以遏制为主的政策——因日本现代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因而其对华政策也就自然采取配合美国的遏制战略的方式，自民党内部也一直就是亲台反华的一派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中日建交前就开始了。但日本的大国化在长远来讲并不符合美国的独霸全球战略，因而就表现为日本有时会表现得很矛盾——如对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矛盾心理。毕竟，日本的大国化政策是日本的根本政策，在长期战略中，这种政策显然高于日美同盟战略。因而，日本无论是对国民的民族主义教育还是现实的国防政策都是以这种政策为基调的。小泉的上台就十分富有幽默性的代表意义。
在日本高层和民众看来，小泉是一个有点怪异、孤芳自赏而且有高深政治手段的人，日本的媒体说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喜欢各种舞台艺术、沉默寡言、头发标新立异的人，有人甚至直接说他是日本政坛上的堂?吉诃德。但自广场协议日本经济帝国的梦想被美国打破之后，日本政局动荡不安，也许正需要这样一位喜欢蔑视时代、欣赏自我的人才能为日本重建信心，哪怕真的是堂?吉诃德式的做法也行——日本千年的岛国危机心理最怕的就是失去信心。
在小泉重组内阁的照片之中，小泉颇像一个政治卡通人物在领导一个平庸的政府，这个政府明显依赖于小泉的“卡通威望”在低迷的经济中引导日本走出迷雾。据说，小泉的偶像就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于现代许多都是二战后出生的人口主体而言，这位英国前首相已经是一位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的英雄的代名词。而日本连续10年的经济低迷无疑使日本人民期望一位英雄的出现。尽管政治是无情的、现实的，但历史上很多时候民众都是显得那么善良、单纯。在日本进行的一项以“小泉首相像谁？”为题的民意调查中显示，很多人把小泉比喻为江户幕府末期的改革者胜海陆空舟，也有人回答说他像希特勒或者林肯，而这些都是改革，或者能将个人强硬意志施加到国家政策中的人物，无论是为日本带来走向战争的极端还是带来林肯那种力挽狂澜的统治方式，都反映出日本民众普遍都期待一位能带领日本走出广场危机的人物出现。其实，小泉更像俄罗斯的普京而不是别人，也许他们外形风格迥异，但治理国家、把国家从危机中挽救出来的手段则是如出一辙。无论像其中的那一位，这几位都是世界政治中富有激进或者改革色彩的强者形象。而自小泉上台以后日本政坛就表现得一反以往那种动荡不安的局面，可见日本民众还是非常认可小泉的。
在现实中，小泉实际上忠实地奉行了中曾根制定的远大目标，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完全意义上的大国。美国人扼杀了日本80年代蒸蒸日上的经济，但这也使日本警醒——过分依赖日美同盟很可能导致日本永远站不起来。所以自小泉上台以后他开始了一步紧似一步的日本大国化步伐，如修改宪法，使日本自卫队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国家军队一样派遣出国；他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增强日本强大的野心，这不仅是刺激了亚洲国家实际也是在警告美国，不要永远压制日本；他改革经济，使日本经济更加适应新经济的要求，这使得日本经济停滞但经济竞争能力却丝毫未减，反而有增强的趋势。小泉的一系列主张都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整个日本也在一步步变得自信、甚至有些急不可耐，如现在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凭借日本强大的实力，即使美国十分不情愿，也很可能无法阻止日本入常。但日本举国上下的右倾化则令人担忧。这从小泉执意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就可以看出来，小泉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民选首相，如果没有民意的右倾化气候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做的。就是说，美国遏制日本经济、小泉采取大国化政策导致了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反过来右倾化的日本社会又促使小泉连年参拜，这就是日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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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无边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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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的右倾显然是出于整个民族的民族危机感，其民族具有非常强的同一性，这种民族同一性甚至比德国还要强烈。这种民族危机感源于历史而不是单纯的出于一时的民族主义煽动。靖国神社就是日本社会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在靖国神社里，目前总共受到供奉的有自明治维新以来246万多有名有姓的亡灵，这些亡灵被日本人看作是为大和民族的兴盛贡献了生命的人，死得其所，亡当得祭。而且，这些亡灵在现实社会中还有庞大的受益群体——他们的后裔和他们为之贡献出生命的各种日本组织，如遗族会等。并且这些利益群体与日本四大经济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本商工会议所和经济同友会）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靖国神社在日本拥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可见，靖国神社并不是单纯的民间崇拜，而是涉及日本各个方面尤其是上层社会，直到国家整体的民族主义。日本在二战时的企图就是征服中国，这样可以达到两个相关的目的：一、使日本从此不再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边缘国家，而是这个文明的核心之一；二、使日本从此可以从战略上控制这个庞大的帝国，并进而一跃成为世界的大帝国之一。
在二战中，日本可以同时挑战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这样的世界大帝国，尽管输了，但无疑奠定了日本的大国地位；在二战后，日本输掉了战争却赢得了胜利的果实，并一直保持了数十年的亚洲领跑者的事实地位，这种结果自然再次证明了日本的实力，所以，无论如何，日本是不会轻易放弃大国梦想的，而尽管中国再次崛起，但日本目前的优势地位仍然可以支持日本制衡中国的理想。
自然，亚洲人之间的猜忌有利于欧美的离间、利用，也许，只有在现实中实现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这一大目标才能有效化解双方的不信任。而中国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共同利益，并让日本服从于这种利益，而不是中国的权威。
世界将形成欧洲、美洲、亚洲三大经济贸易区已经是一个共识，而中国只要保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就必然成为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经济增长速度和庞大的市场是发言权两大最直接的保证。今天日本不断地对中国的研究其实就是在探索一条如何同中国构建未来关系的道路。
在日本及世界，其实很多人已经将中国看成一个市场国家，因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律也与世界各个国家越来越一致，中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个整体。在海外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就基本具备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平等贸易的平台，中国也越来越能用一种商人的身份与这个世界交流，而不是每天考虑怎样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前苏联修正主义、英国小霸权等。
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全球化中基本的四大因素日渐明显地开始影响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即所谓4c因素，就是指现代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四个元素，资本、企业、消费和信息。这四个因素其实就是指人类两大基本构成元素，即知识和财富，只是偏重于经济活动而已。因为从观察四个因素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间的流动方向、流动程度或在某一地区的聚集程度就能知道某一地区或国家将走向兴盛还是衰落，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竞争场所而不是福利场所，全球的经济规模在某一阶段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必然有的国家会得到更多的4c，另一部分国家则必然流失4c，并且，从总体观察来看，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为经济网络中的核心聚集地，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现象）网络—金字塔模式下所有的一切的运行模式和趋势。
日本著名的学者大前研一博士认为日本停滞的十年正是日本4c流失的十年，也正是中国获得4c最多的十年。日本认为，与中国打交道中最聪明的是新加坡，它不是贪婪地窥视整个中国市场，而是将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集中在一点上（即苏州工业园区），这使得新加坡不必去和所有国家争夺中国市场，但却在苏州形成规模效应，由于苏州地处中国最富庶的江南经济区，所以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效益。日本本来拥有很强大的4c资本，但却在中国和日本交流间做的并不算成功（尽管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拥有大额的顺差，但如果以4c的流动效果来看，中国得到的更多）。
可见，无论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多么强烈，经济增长与否总是十分现实的，并且这最终关系到根本的国家利益。在上述论述中关于新加坡的模式也许在今天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在未来数十年里这很可能是亚洲各个国家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常用模式。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过于庞大，而相对这个市场任何国家的投资都是有限的，如果把摊子铺的太大就会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亏损。相反，如果像新加坡一样把有限的资金投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则会显现出优势，这有利于这个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其实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原则，并且，就在不久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已经清楚地写明了这种结果——在1840年到1941年的中国，中国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段历史中，欧美各国及日本在中国划分殖民地范围。这实际上就是说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单独占有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在殖民初期，也曾有国家向往越多占有中国市场越好，但结果表明，这有时是适得其反的。50年后，中国的人口或许增长到16亿左右，占世界的1/5，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单独占领占世界1/5的市场呢？不但世界上没有国家可以，就是中国自己也要让出不小的份额给这个边界日益淡漠的世界。
在中国促进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也是周边国家担忧国家安全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国家安全已经与传统上的国家安全不同，中国可以通过促进这种从经济到文化等各个层次的相互渗透来达到由下至上实现亚洲一体化的目的，即与欧洲一样，首先实现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再实现政治的一体化。对周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全球化的好处是一切都是流动的，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规模和日益增长的财富吸引周边国家自愿地加入到一体化的进程中。
亚洲国家最担心的也许是所谓国家安全，但国家安全实际是国家利益的体现——如果中国的经济已经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为一体，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利益已经与中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明白中国历来是：如果说西方是依赖武力征服世界的话，那么中国2000年来一直依靠融合来吸引世界。世界对国家安全的重新认识也由来已久了。1983年，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发表了《重新定义安全》一文；1989年，杰西卡?塔克曼?马修斯同样写了一篇名为《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提出国家安全的定义包含的范围已经十分广泛，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主权、领土、战争等范畴。不仅是使用武力才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还包括诸多领域，如环境、能源、国际航运、国际金融动荡、外贸、互联网信息交流和电信、人员流动等等。同年，奈温?布朗发表了《气候、生态与国际安全》①。这些都表现了国家安全在全球化中所将面对的必然问题。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于他们的触角和利益遍布全球，他们对这些问题就表现得更为敏感。全球化促使整个世界向一个共同的社会迈进，而在这个旅程中显然要先经历地区一体化的这个阶段。中国只要能够在这些领域起到关键作用，周边国家和世界就必须倾听中国的声音，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一直能够成为左右亚洲的重要力量就是因为日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能够在亚洲平衡美国的作用。同理，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强，西方七国已经无法将中国排除在会议桌外而单独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美国在考虑朝鲜半岛问题的时候中国因素也是至关重要。在中日间，自1986年广场协议后一蹶不振的日本经济因中日贸易的扩大而走出困境；在中韩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大于对美国的贸易，这已经拉近了中国与韩国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