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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海军 当前章节:15293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20:26

阿拉伯世界的纷乱导致它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无法成为亚洲的核心,甚至也难以成为一个团结的联盟,众多的国家和各自的利益注定这些国家难以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

现在的亚洲中,最具实力的是日本,最具潜力的是中国和印度。中国是传统的核心,周边国家对此并不陌生;而日本想代替中国地位的努力被欧美和中国所打断;印度尽管是南亚的大国,对东南亚也有过悠久的影响,但它似乎总是稍逊一筹,既没有建立过强大的国际联盟,也没有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大国的政治影响,尼赫鲁曾经提出的不结盟运动在冷战时期梦想成为独立的第三势力,但结果证明不过是空洞的口号,既没有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得到认同也没有缔结出独立于冷战之外的国际联盟,倒更像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在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体现。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之争和中印之间较量性的竞争是那么深刻,彼此都是大国,又都曾兵戎相见,似乎和谐早就在彼此间消失殆尽。相比之下,东南亚各国的合作更有效率,这种在四面压力下的合作倒是更具现实意义,彼此也更容易信任。但中国、印度和日本似乎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实力,谁都不情愿作配角。一个分裂的亚太、一个分裂的阿拉伯世界、一个分裂的南亚次大陆,又怎么对抗一个强大、团结、彼此信任的盎格鲁?萨克逊联盟和能用同一种声音讲话的欧洲联盟呢?但也不可忽视的是在太平洋沿岸的亚洲部分出现了一种力量整合的趋势,这不得不让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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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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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几个国家的将军在争论谁的士兵是最优秀的,争论不下,于是提出比赛。比赛的项目就是看谁的士兵能够顺利地把一面旗子插到悬崖下面的一棵大树下。德国士兵最先出场,然后按照指挥官的要求,笔直地走向悬崖,毫不犹豫地从悬崖上跳下去,结果摔死了;美国兵第二个出场,嚼着口香糖领命而去,但在悬崖边上张望了一会儿,吹着口哨离开了;最后中国士兵来了,他得到了同样的命令,他也走到悬崖边,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掏出绳子系在悬崖上的树上,再顺着绳子滑下去,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就是中国人的不同之处,他们总能完成任务却又不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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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逐鹿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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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给每一个国家的都是同样的两份礼物:永远流动的利益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竞争压力。弱者寻求自保,强者寻求更大利益,但途径都是差不多的——即合作,相互结成一个组织,来对抗另一个组织。

显然,分化组合,就是未来20~30年国际政治必然的主题。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2050年最终不是形成战国七雄或者春秋五霸的格局而是形成三国演义的模式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已经存在的标准的问题,这个标准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联盟。只有能对抗这个联盟,或者两者的联合能够抗衡这个联盟的时候,这种游戏才成立。并且,七角、五角或者四角关系都不能形成稳定对抗的关系,只有三角关系才是最稳固的。原因在于几何学上任何大于三角的图形都会产生倾斜、移动,直至失去这种对抗结构。在国际关系学中,同样是大于三角的游戏矛盾也会骤然增多,必然其中有的国家在矛盾中选择放弃朋友转而归附到另一个阵营当中,演化的最终结果还是会形成三角。

盎格鲁?萨克逊联盟是现代世界最强大的联盟,它的实力就成为选拔对抗者的标准。单一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再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都会成为一个小朋友。这是一场团体比赛,只有有资格组成团队的国家联盟才能够取得入场券。

二战实际上是一场经典的团体角斗赛——纳粹德国是其中标准的参照物,其它各方都是在和它进行比较,也依照这种比较结果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洲,其实就是一场充满阴谋、谈判、实力对比和出卖朋友的欧洲戏剧。纳粹德国的目标是统一欧洲,但在战略上不希望出现两线作战,所以希望首先取得其中一条战线的安宁,这决定了德国必须同时与前苏联和英国谈判。英国希望祸水东引,前苏联同样希望德国首先攻击法国和英国,以求赢得时间准备。结果就是一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讨价还价,历时10年,直至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在这场政治与外交的角逐中,每个实力集团都在评估德国的军备、战时经济潜力和开战后德国可能占领的资源、德国的盟友等,这些是用以谈判的基础,也是决定与德国妥协程度和自身立场的决定性依据。在欧洲众多的国家中,如波兰、芬兰、挪威、瑞典、捷克、希腊等小国一直只能充当配角和附属角色的原因就是他们与德国这个参照物相比,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同样,在今天的世界,如果要想与美国站在一个拳台上,就要拥有与美国一样的等级。如同希腊诸国任何一个城邦国家单独面对庞大的波斯帝国都是渺小的,波斯就是他们的参照物,只有各个城市国家联合起来才能达到与波斯帝国抗衡的水平。

既然有了美国这个参照物,我们就可以确立和这个参照物对抗的条件,根据历史经验总结下来,要想与美国站在一个重量级的拳台上,就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条件一:必须建立一个足以对抗美国的联盟。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充满野心的帝国建立了一个企图统治世界的组织后,最好的对抗办法就是同样也建立一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还不能太弱,否则将不堪一击。如果当一个这样的联盟还不足以对抗的话,那么就必须联合另外一个组织,二者的实力应该基本与这个野心帝国的实力相当,否则会容易因担心失败的代价过于沉重而选择臣服。当拿破仑企图在欧洲建立大一统的伟大欧洲帝国的时候,英国立刻就组织了反法同盟,英国的传统外交目的就是要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防止任何一个企图统一欧洲的大帝国出现,一个联合的欧洲对英国来说显然是一个“联合的噩梦”。

这个反法同盟仅仅有英国不行,还必须有沙皇俄国,这样才能构成一个轴心,即伦敦—莫斯科轴心。这个联盟迫使法国腹背受敌,即使这样还不行,英国的陆军太弱小,根本无法与法军抗衡,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太落后——看起来更像是农民的武装,所以英国还必须把奥地利和普鲁士拉过来,这样他们才能在军队人数和战斗力上维持与法国相当的水平。英国还必须支持西班牙的抵抗力量,这既可以牵制法国的力量,同时也是维持一个将来登陆欧洲的前沿基地。英国作为一个没有法国人统治的岛屿就成为反法同盟最大的战略后方,当然拿破仑针对这一点构筑了大陆封锁政策,但这并不成功,法国的海军力量只能与英国维持大体相当的水平,甚至运气不好的时候还会处在下风,这样法国就没有力量封锁英国和欧洲的海岸,所以英国得以维持这个同盟的存在,直至拿破仑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典型的联盟对联盟的战争。英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维持一个同盟的存在,直至这个同盟取得胜利。中国历史上经典的三足鼎立是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鼎立,而不成功的联盟在历史中也有,如宋与辽之间并没有消除彼此的矛盾,也没有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甚至连统一的战略、外交、经济计划都没有,因而这个口头的联盟对金国一直没构成过重大威胁,倒是蒙古人趁这三国混战的时候异军突起,如同龙卷风一样横扫整个欧亚大陆。

条件二:效率更重要。

在联盟的内部,大家举行的并不是圆桌会议,原因就是此时需要的是效率而非公平。当然在法律及外交表面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各个国家的旗杆都是一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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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逐鹿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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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联盟可以是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显然是只有几个起核心作用的点,这就是轴心。联盟的所有成员国都围绕这个轴心旋转,而这个轴心则又需要一个重心,或者说核心。如德意轴心,显然德国的实力远远大于意大利,柏林的重要性也自然要比罗马重要——所以盟军解放罗马并不等于二战结束,攻克柏林才是真正胜利的标志。同样,在美国没有正式卷入战争的时候,伦敦显然是与巴黎构成轴心,在失去巴黎后,伦敦是与莫斯科建立了事实上的轴心关系,这期间伦敦一直是反对德国的重心,德国重点要打击的也正是伦敦,但德国的空军和海军都没有实现希特勒的愿望。在美国参战后,华盛顿取代伦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核心,这个核心通过三条线支配着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联盟:华盛顿—伦敦是欧洲战场和盎格鲁?萨克逊联盟及英联邦国家的传统中心;华盛顿—南京是亚洲战场反对日本的中心;华盛顿—莫斯科是北方战场反对德国和日本的中心。

无论什么样的联盟都是一个运转的机器,支配这个机器的只能是一个大脑,否则这个机器就不知该怎样运转了。绝对的平等在战场上就是最大的敌人。

条件三:没有裂隙。

阿拉伯联盟同样也是一个缺乏信任的组织,利比亚的领袖卡扎菲就多次在阿拉伯联盟会议上大声指责沙特或者干脆中途退场。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同样深远,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为时8年的两伊战争。拥有共同的宗教本来可以促进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但当宗教分裂出教派之后就成了矛盾的源泉,阿拉伯世界中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争斗早就成了外界制约阿拉伯人的可利用资源。如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就一直在利用伊拉克逊尼派对什叶派在萨达姆掌权时的为所欲为的不满和报复心理左右伊拉克的政治局势。阿拉伯的极端宗教势力也一直对沙特王室允许基督教美国在伊斯兰圣地驻军非常不满,这也导致了沙特政府与宗教势力和众多沙特平民教徒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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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亚洲的内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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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东亚大国

《参考消息》曾登载了一篇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于2005年4月23号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所作的演讲。其中李光耀提到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观点:“中国崛起”的说法是不恰当的,比较准确的说法应是“重新崛起”,因为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大国。从技术上和经济上来说,中国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不过在过去的500年里,欧洲和美国超过了中国。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在1820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工业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亚洲经济占世界总产值的3/5。①

中国在东亚的传统地位并不需要多说,无论世界历史还是亚洲历史,失去了对中国的论述也就失去了对亚洲的论述,可以说东亚的命运是和中国连在一起的,中国受到内乱或者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则整个东亚都将蒙受损失,而中国强盛则整个亚洲都会享受到中国带来的利益。

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自秦统一中国直至鸦片战争,历时两千多年。只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自身陷入到迷茫当中。但即使从1840年算起,至2050年中国重新崛起,也仅仅是中断了200年,无论是世界还是亚洲对中国在亚洲的历史地位并不陌生,对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崛起的能力也没有多少怀疑,只是对中国重新崛起后如何运用它的力量以及是否会对过去令中国受辱的国家采取报复而心存猜疑罢了。

●日本:菊花与武士道

日本是一个独特的国家。

日本社会普遍接受佛教,但又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取其“精髓”,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是如此理解佛教的劫与人的生死了结之间的关系的——生前的罪恶就在生前了结,与死后的灵魂无染。一劫了却,一劫复生,周而复始。所以在日本人眼中无所谓正反,只要是为国家民族奋斗的人都是值得敬仰的。无所谓对与错,只有成功与失败;也无所谓荣与辱,只有民族利益得失。这也就解释了日本人为什么既崇尚佛教又对武士道精神如痴如醉。

在欧洲也可以找到一面日本的镜子,那就是英国。从地理上和岛国文明来看,日本和英国非常相像——它们分别孤悬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不同的是英国面对的是一个自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没有统一过的四分五裂的欧洲,这使英国能够有效行使一种“英国因素”,即利用英国的力量竭力反对任何欧洲国家统一欧洲大陆的企图,即 “联合的噩梦”。无论是法国、德国、俄罗斯还是瑞典,只要谁有统一的企图,英国就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反对者,并且往往成为反对者中的中流砥柱,这就是英国的“制衡原则”。而今天,面对欧盟的形成,英国则显然颇为矛盾——无论加入或者反对,都是置英国利益于他人的股掌之中;日本的烦恼则正相反,日本两千年来一直是面对一个统一的大陆,即使是在它分裂的时候,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也一直没有机会像英国那样在亚洲大陆施展“日本因素”,它对这个大陆帝国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明朝时期的沿海地区,即“倭乱”,而从来没有上升到影响中国进程的程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只是在近100年的发展中,才借西方的殖民行为上升为制衡中国的重要国家。

而且很明显,即使是这种制衡也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需要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支持,并且只能是这个联盟整体战略中的一部分;二是必须在中国这个大帝国软弱无力的时刻才行得通。这种情况仅仅持续了100年而已,现在中国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稳定、统一,并且很显然,接下来就是它的迅速强大——似乎中国的历史总是这样演变的。但这一次不同于以往的是:

一、这时不仅仅是演绎东亚历史了,而是处在全球化之中,日本拥有更多的选择,尽管形势也更复杂;二、日本在总体实力方面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身边这个大帝国,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三、日本与中国拥有同样的文明和人种,但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日本与中国的战略不尽相同,甚至是敌视中国;四、中国的长远战略必然引起国际上的一些疑虑和矛盾,在矛盾激化的时候,日本可以做出选择;五、如果认同中国的地位,日本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日本,这个我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给予过充分重视的邻居,似乎第一次有了可以超越中国、主导亚洲的机会,它怎么会轻易放弃呢?国家竞争中还从来没有主动放弃权力的先例。其实它也从来没有真正臣服过中华帝国。在公元7世纪,日本向隋帝国派出遣隋使,国书中将日本天皇与中国皇帝并称,将日本与庞大的隋帝国等同视之,毫无敬畏之心。也就是说,日本一直就存有一种野心,希望强大、害怕被孤立,这种心理和英国的心理非常相近,但英国面对的是纷乱的欧洲,而日本则只能忍耐,以至在日本有一种人被称为忍者,这种文化显然出于这种岛国政治心理。毕竟,如果出于日本狭隘的岛国政治心理的话,他们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似乎远大于中国强大所带来的利益。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曾经试图挑战中国的权威。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后期,日本人开始向海外寻求发展,从朝鲜到中国海岸及南洋都有日本人的活动——这类似于北欧海盗对欧洲沿海的活动。在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成为日本的实际主宰者之后,于1592年率军入侵朝鲜,这相当于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挑战。在朝鲜史中,由于这一年是夏历壬辰年,因此把这场战争称为 “壬辰卫国战争”或 “壬辰倭乱”。 1598年11月,明王朝派出的舰队与朝鲜组成联合舰队,在露梁海域与日本舰队决战。海战进行了将近两天,日本共计损失约450余艘舰船,日本海军全军覆没。朝鲜将领李舜臣和明军将领邓子龙在战斗中先后牺牲。随后,失去海上支援的日军陆上部队全部被歼,壬辰战争就此结束。此后,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占朝鲜的战略其实就是按照丰臣秀吉的战略步骤进行的,即首先占领朝鲜,然后进一步侵略中国。

大前研一是日本的企业家兼经济学家,他写过一本《新国富论》。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目光一直关注着中国,毕竟中国的重新强盛是二战以后日本面对的最大课题。2000年,大前研一在中国各地进行了旅行,并制作了一部名为《觉醒的大国》的连续电视报道。2002年4月又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冲击》的书。他在书中说: “‘中国睡狮’的时代已经过去。以超过12亿人口为背景的优秀的劳动力,投入最新设备为产业背景的中国经济,强大已是没有疑问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著作,各种看法不一,既有 ‘中国威胁论’,也有去中国投资的指南,甚至还有中国行将崩溃的预言。”大前研一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其政治眼光颇为敏锐,日本目前正处在我刚才所说的5种状态之中,大前研一要探讨的也就是最后的疑问——日本不可能完全重新回到明治维新以前的状态,即成为中国身边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伙伴,也不可能完全征服中国,那么,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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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亚洲的内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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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几位中国问题专家合写的《中国的世纪,日本的战略》一书中,有专家认为在制度改革方面,人们看到的是 ‘全球化的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日本’。 ②

也许,正如这本《中国的世纪,日本的战略》一书的书名一样,日本正在承认这个刚刚到来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而日本只能在这种状态之中设计自己的发展战略。

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应该注意到两点,一是日本不可能真正重新回到过去小伙伴的角色;二是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要比中国强大,至少它会一直是一个一流国家,是一个中国非常重要的邻居,无论它的外交还是经济对中国来说都有重要的影响。针对这两点,也许需要告诫中国:一、不要再梦想把日本当成仆人对待;二、最好把日本纳入自己的政策轨道。

藐视日本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但如果现在还继承这个传统则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伯特?伦敦曾在《华尔街日报》舆论专栏发表文章说,日本的“文盲率为零,领导层稳定,日本商品在世界市场中很受重视,精通西方的管理技巧,信仰有目的的集体行动,因此,日本的未来并不是没有希望”。该所不久前还出版了一本书——《日本作为超级国家的再次崛起》,再次论证日本已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了。

就在我们正确看待日本的时候,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联盟也在研究日本这个昔日的挑战者——日本输掉了那场战争,为什么却得到了胜利的果实?今天的日本正是当初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和欧洲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认识到必须想办法阻止日本重新加入中国阵营,因为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无论它倒向哪一边,国际政治的天平都会向那一边倾斜。在名古屋的南山大学执教的国际问题专家罗宾?利姆说:“如果日本人真的没了希望,他们可能开始考虑默许中国的势力。因此,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经济健康发展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都至关重要。”美国在二战中击败日本,1986年又逼迫日本大幅提高汇率(这导致了日本近10年的经济停滞),美国也曾借助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大力恢复日本实力。或扶或抑,而美国一直在充分利用日本这枚重要的战略棋子。这一次,面对中国的发展,美国又会面临一个如何制约日本与利用日本的问题。历史也许会重演,但也总有变化——日本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不再是一个失败的挑战者任人支配了。

单从近几年的朝鲜核争论来看,本身朝鲜的那一点核力量并不会构成什么真正的威胁,而只是由核蜂刺理论推导出来的导火索罢了。仅就东北亚地缘政治而言,这里是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五方上演石头、剪子、布的地方,整个朝鲜半岛只是一张大谈判桌而已。俄罗斯希望不被排斥在外,希望能够继续参与这个关系俄罗斯熊屁股的地区;中国希望维持现状——这样最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和反遏制战略;韩国希望谋求削弱朝鲜的军事政权和威胁,并进一步向统一靠拢;美国则对朝鲜局势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因为朝鲜局势的紧张本身就是由于美国第四次扩张而一手策划的;而日本则是站在一个可以借机调整战略、谋求最大利益的台阶上。大家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朝鲜不应该掌握核武器,因为这个武器的投掷方向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

日本十分清楚美国的第四次扩张,也明白中国的强大意味着什么,它有可能是处在最矛盾的位置,但也可以是处在两边都可以敲诈的有利位置。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本来就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抵御红色势力的南侵;二是牵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日本对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也是一种矛盾心理,与美国的联盟是一种外交权衡的依靠。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是相当的矛盾,它曾长期向中国提供大笔的日元低息贷款和无偿援助,但也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和向中国表示礼节性的战争道歉,这一点已经成了经常点燃中国民族主义者怒火的打火机。

日本对于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表现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正如《朝日新闻》的一位国际事务评论家在文章中所写的:“日本发觉自己只不过是一台自动提款机,挨一脚才能吐出钱的提款机。”

对中国,给予中国的贷款无疑类似于一种战后补偿行为,持续不断的挑衅活动无疑又是一种警告和敲诈;对美国,从1986年制定强迫性的“广场协议”用以提高日元汇率,到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日本人很烦恼——为什么总是扮演这种提款机的角色?日本对美国明显的带有剥削性质的要求——日本提供经济支持而又很少给予政治回报的做法已经十分厌烦。“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近10年的经济停滞,导弹防御体系又限制了日本独自发展军备的愿望,而日本希望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也一直没有得到实现!以其强大的经济规模而言,日本明显感到自己总是被排斥在国际决策权力之外,这被日本认为是一种不公平。

普林斯顿大学日本历史学家谢尔顿?加龙说:“看一看除美国以外的国家,那些能够在世界问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都是二流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甚至瑞典。日本在一些问题的讨论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日本人根本没有要成为世界公民的想法,在改变美国的优势地位方面也没有做出什么努力。”③

日本目前还和美国保持着联盟的关系,但开始一方面利用这种关系,一方面又有意识地影响中国。同时给予中国贷款和参拜靖国神社看起来很矛盾,但实际上都是日本影响中国的战略手段之一。从长远来讲,美国和中国都希望拉拢日本,但又对它强大的实力有所顾忌,都不希望它成为一支独立的、具有威胁性的力量。

日本也并非不可能成为中国的盟友,关键就是如何处理相互的地位和关系。美国和日本结盟是建立在日本战败以及面对前苏联的共同威胁的基础上的。而中国不可能走同样的路,最大的可能就是这种结盟能为双方带来的利益要大于失去的利益,谁都清楚,在经济网络遍布的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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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亚洲的内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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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日本也在蹙紧眉头,其实日本对外界一向有自己的思考:如何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既能维持日本的亚洲大国地位又能占有亚洲的市场呢?它清楚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中国长期贫困也不利于日本,但也不希望中国重新剥夺日本来之不易的大国地位,所以日本只能在一个狭隘的区间内选择,即不能和中国全面对抗,也不能让中国过于超越日本,最好是能将中国纳入到西方七国已经控制好的世界经济体中,中国每赚得1元钱,日本就能从中国市场赚得1.1元钱,这样既能不过分限制中国的发展也能保持对中国的优势。

从长期来看,日本希望保持民族的纯洁性、大国地位和经济地位,但日本也很清楚每一个国家的理想都是在角逐中争取来的。中国和美国,甚至重新强大起来的俄罗斯都像巨大的板块挤压着日本,甚至在某种情况之下,这几个板块还会联合起来对日本施加压力,这种联合有时是战略性的,有时是技术性的。如二战时美国主导的战略性联盟,技术性的如历史上的三国干涉还辽等。

从经济层面来说,一个繁荣的中国比一个贫困的中国对日本更有利。日本认为:无论中国将来是比日本富强还是像今天一样相对落后日本,由于日本执行的都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策,即开放中的保守经济政策,因而它都能获得巨大利益。相反,如果中国的经济像某些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将会崩溃,那中国处于维持政权的需要会加大专制统治,一方面可能会走向穷兵黩武的方向,一方面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动荡,无论怎样都会对整个亚洲造成严重冲击。当然,日本同样担心,中国经济的强大迟早会大规模增加军备,这不但会威胁到日本,而且还会令世界产生新的冷战。日本也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以应付这种新军备竞赛,军备竞赛往往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如果今天朝鲜真的走向核军事化,那日本必然要以自卫为借口也进行核装备。如果说朝鲜只不过是出于核蜂刺理论的想法而采取的一种威慑手段的话,那么日本的核军事化则完全是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再现,此举必然要引起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甚至欧洲的一系列反应。从本质上来说,日本的核军事化和当初前苏联的核军事化没什么区别。

日本也清楚,担心归担心,但中国的强大必然要到来。因此,中国和日本之间迟早要重新排定座位,只是日本希望在这之前能够尽量影响中国,使中国能够更多地顾及经济利益而采取相对温和的对外政策,能够给日本更多的空间,不要取代日本的大国主导地位。

对日本来说,中国越来越强大的经济既可以购买武器也可以用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开发能力既可以用来提高生产率也可以用来改进导弹的性能。

因而,日本支持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中来,同时也大力增加对华投资, 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纳入到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网络中,以便日本用经济大国地位影响中国的政策。日本同时也在加快向大国迈进的步伐,以期更早占有更有利的国际地位,强化日本本来已经很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自然,这种大国化的步伐在没有遇到事关日本重大利益的时候,日本还是会在美国的大战略中谋求前进,而一旦遇到关系日本命运的局势变化,或者遇到合适的机会,日本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大国化。

日本自“广场协议”以来经济就陷于停滞,这种被迫的停滞苦果日本当然只能咽下,但日本的经济实力十分雄厚,日本也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经济和政策的调整。同时,日本丝毫没有因此放松谋求大国地位的努力,甚至可以说,日本借助经济停滞趁机宣传了日本惯有的危机感,强调日本军队合法参加世界维和行动的重要性,日本议会也最终解除了日本自卫队参加维和行动的禁令,并修改武器使用规定等。这也就是说日本基本已经取得和世界其它大国一样的权力,军事力量外派将不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显然,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这方面的活动近来日渐频繁,并且与印度、巴西和德国的合作也非常高调,简直就是势在必得。

日本自然清楚,一个国家最后的保障和最有力的制约手段就是军事力量。日本的海军实力实际上在亚洲仅次于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如果情况紧急,日本仅几周就可以装备核武器,因而,日本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准超级大国了——这和世界承认与否没关系。

●印度:佛的帝国,世俗的弱者

印度是一个一直怀揣着大国梦想却又不知道如何适应这个世界的国家。

在世界的眼中,中国和印度同是亚洲的两个巨大板块,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颇具可比性。但在比较研究之后又会发现一个根本的不同:印度是一个具有开放的系统和封闭的心灵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具有封闭的系统和开放的心灵的国家。

美国总统布什养了一只小猫,布什为其取名为“印度”,没想到这却惹恼了印度人,他们为此甚至冲击美国驻孟买的领事馆,“总统先生,不要搞错了。印度人是狮子,而不是猫。”

——印度的民族主义很强烈吗?但印度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态度却十分温和,是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发祥地。

——印度是一个大国吗?但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印度却几乎一直处在边缘,甚至没有真正卷入二战。

——那么印度是一个善良虔诚的宗教国家吗?但印度拥有核武器、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执行南亚的政策无疑又是窥视大国地位的行为。

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印度:“全部印度历史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样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也许,经受了千年磨难的印度现在开始觉醒了,是吗?这还很难说。印度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也是一种看似矛盾的政策:它既没有参加美国主导的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安全同盟,也没有参加东盟那样明显具有亚洲自我保护色彩的组织,或者和中国、东盟组成一种战略伙伴。在世界历史中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是超级大国还是弱小国家都要参与合纵联横的游戏中才能有所作为,但印度一直是一个例外。即使是在冷战正酣之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虽然偏向于前苏联,但却并没有真正执行过什么支持前苏联的政策或活动,事实上并不属于任何阵营。而印度倡导的不结盟运动被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参加万隆会议的许多国家仍然在冷战的漩涡中奔忙。

印度尽管拥有许多具有战略价值的东西,却似乎利用得很少。如印度几乎是环印度洋地区除美国以外唯一的大国;印度也是除中国以外最大的市场;印度还拥有几乎和中国一样的廉价劳动力;印度还是世界重要的宗教国家,它的佛教和印度教对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有重要的影响;印度还是英联邦成员,和英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相比较而言,印度似乎要比中国拥有更多一些的优势,然而印度和中国相比似乎总是慢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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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亚洲的内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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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有时也在利用这些资源,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连续的整体战略。它的战略总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没有一个连贯性,似乎它的外交政策是出于自发形成的而不是经过深谋远虑的设计。反观中国则在稳定地执行着一种韬光养晦的大外交,这无论在中国民间还是国际政治专家中都得到共识和认同,而印度的外交政策却缺少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调整手段。

印度国防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彼得?罗德曼说:“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对我们很有价值,我认为本政府不会无视这一点。巴基斯坦是一个处于世界上情况非常复杂的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我认为美国在那个地区有个朋友是很有好处的。”④

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宿怨举世皆知。

无论对印度的政策和战略评价如何,印度终归是我们身边一个重要的邻居。毕竟它政策的不成熟不能意味着就可以抹掉它在世界政治地图上的位置。关键就是不能让这种不成熟的政治再上演一次边境战争,也不能把它推向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阵营之中。而且,它是我在后面所提及的构建日—中—印轴心的重要一环——如果这一轴心能够建立,那么仅从印度所能影响到的地域就可以成为一种制衡世界的重要力量。

例如,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设立了一个新的海上司令部——“中央直属区”之一的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位于南亚次大陆的东南面,孟加拉湾的南部。这是一片大约由5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的岛屿群,散布在很大的区域里(北纬6至14度、东经92至94度之间),而这一地区正是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连接的地方,也就是说,印度等于在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之间安装了一道印度门,钥匙当然就握在印度军队手中。

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举世皆知,几乎整个东亚与欧洲、中东之间能源和贸易的海洋运输都要经过这里。印度设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就是在进行一种宣示——印度洋是印度人的。印度控制了这一水道,等于在和美国、日本、中国、中东国家,甚至欧洲国家的谈判中都多了一张牌。自然,印度的海军力量还不足以完全控制整个印度洋,但对这一海域的商船和油轮进行威慑则足够了。

对于中印之间的战略合作,俄罗斯曾经提出过。俄罗斯的企图是建立俄罗斯—中国—印度三角战略关系,初看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打算,俄罗斯、中国、印度三者几乎可以控制从东欧到中亚,再到日本海的广大区域,几乎控制了世界上最重要、最庞大的地区。但如果这是一个铁三角则是一个理想的模型,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倡导者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一个没有信誉的朋友,俄罗斯一向以执行同时面向亚洲和欧洲的政策而著称。在人种和宗教上,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尽管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更多采用的是亚洲式的专制模式。但俄罗斯的这种双头鹰战略无疑增大了这种三角同盟的风险性,在需要的时候,俄罗斯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这两个朋友,在俄罗斯的历史上这类事件并不罕见。况且,从俄罗斯和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两者之间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在历史上两国积怨颇深,双方都明白现在的合作只是一种历史的需要。

中国如果能和印度开展合作,这将打破西方的亚洲均衡政策,就像法国和德国的合作对英国的影响一样。印度和中国的合作将是两个最大的市场间的合作,也将是最影响本世纪的合作。今天印度与中国都不同于当年,中国的实力已经远不是50年代所能比拟的了,其实早在前苏联时代,前苏联就有过前苏联、中国和印度三者联盟的建议,只是印度和中国显然都清楚,前苏联只是想建立一个以前苏联为核心的帝国,而不是真正的平等联盟。

当然,中国和印度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边界争端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双边关系,中国在那场战争中令印度人刚刚拥有的一点信心变得荡然无存了,这让印度人在国际上丢了面子,显得颇为狼狈和尴尬,这是印度不信任中国的一个原因。其实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倒是没有什么矛盾。对前苏联的那个建议而言,似乎是中印之间的矛盾影响了这种三角战略的形成。但实际上,是俄罗斯给中国的不信任感更为深刻。俄罗斯倡导的三角联盟是一种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同盟,并且这种同盟并非是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同盟,而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地区合作组织,尽管是首先出于政治考虑,但结果很可能其间相互的经济联系要大于政治联系。如俄罗斯非常看重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军火市场,他们是俄罗斯的军事装备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买家。中国更看重俄罗斯的能源和科技合作,如石油和太空技术。而中国和印度都会视对方为巨大的市场。而中国如果希望建立的日—中—印轴心,则是战略利益远大于相互贸易的利益,主要是政治联盟。

在目前看来,中国、日本和印度之间相互猜忌的方面要大于相互的信任。但在国际关系中,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敌人,在世界出现三大经济区的时候,这种联合迟早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但印度,总是有些让人琢磨不定。

在历史上,印度是一个很令人迷惑的国家,它是东方的耶路撒冷,是东方宗教的发源地,也是一个文明大国,但印度在整个近现代却对世界影响极小。其实印度接触世界远比中国要早,但印度和中国却几乎同时建立现代国家,它的变化显得异常缓慢。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看出印度的国家政策在逐渐走向成熟,在尼赫鲁家族的影响逐渐淡化的时候,印度也开始放弃其曾经倡导的不结盟运动——这种运动实际上是让印度更加孤立。它不再那么鲜明地指责各个大国,而是开始了认真的全方位外交——一方面不放弃自己的核武器计划,一方面争取和各个大国建立左右逢源的外交关系。

印度逐渐认识到不能只靠古老的哲学和宗教来让世界认同印度的伟大,也不能靠印度的人口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同时印度也认识到想在世界中构建大印度的梦想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拥有真正的实力;二是活跃的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没有国家不需要盟友,美国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完全无视盟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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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亚洲的内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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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联合印度,从战略上讲,应该首先沟通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从历史中的交往和互相影响,到对现代意识形态的思考,其实都能找到共同的思想;其次是大力促进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印度的贸易区的建立,这实际上是建立日—中—印轴心的两大支柱。

● 俄罗斯:野心、熊和双头鹰

“上帝啊,宽恕我吧!”

这是俄罗斯人在遇见带有宗教色彩的东西时常说的一句话。但别以为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你走进13~16世纪的俄罗斯教堂,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脸都朝着不同的方向祈祷,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圣像。那意味着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圣像那里得到赐福,而不能朝别人的圣像做祈祷,因为那样无异于窃取别人的赐福——自公元843年的宗教会议确认了圣像祈祷的合法性以后,圣像就一直是东正教的传统。大家都是东正教徒,却各有各的圣像,这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有人这样说俄罗斯人,“在教堂里是东正教徒,在酒馆里是虚无主义,在田野里是多神主义。”

亨利?特鲁瓦亚说:“他们没有蜡烛,只是用手拿着或者用嘴斜叼着木片来照明。他们一旦拿到钱币就立刻塞进嘴里,藏在舌头底下。他们的灵魂属于上帝,脑袋属于沙皇,后背属于主人。”⑤

这就是沙皇帝国时的俄罗斯人,他们普遍贫穷,他们的信仰也普遍在自我和宗教之间不停地摇摆,享受的是东方专制式的政治制度,人民属于主人,主人属于沙皇。

在彼得大帝之前,俄罗斯还不能称为一个真正的帝国。它地处欧洲边缘,亚洲北部,一边备受欧洲人的冷漠和排斥,一边不断提防来自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攻击。这似乎造就了俄罗斯人的双面性格,谁让它处在这么个位置呢?

在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近70%的人是信仰东正教的,其中仅神职人员就有11万,大概有66000座教堂,1100座修道院,10万名修士和自愿人士。⑥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国家,但它不像西欧的基督教国家那样有西方式的君主制度,采取的是东方式的集权专制制度。沙皇如同中国的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威,没有明确的财产划分,国家的财产就是沙皇的财产,人民的生命也同财产一样可以随意支配。俄罗斯实际上是受东西方文明的共同影响而形成了这种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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