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只是把俄罗斯看成是拜占廷东正教文明的一个分支。
C?A?基斯利钦把俄罗斯文明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1.国家政权的专制主义形式；
2.人民集体主义的心态；
3. 个人不大的经济自由范围；
4.社会服从于国家。⑦
1832年，俄罗斯国民教育大臣乌瓦洛夫提出俄罗斯有三个基础：专制主义、东正教和民族性。
1395年，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安东尼在给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信中说：“这个神圣的皇帝在教会中具有至高的地位，他和其他统治者以及别的地区不同的管辖者不同，因为是他从一开始就在所有人居住的地区建立和巩固了真正的宗教——对基督徒来说，拥有一个教会而不拥有一个皇帝是不可能的。教会和皇帝具有伟大的统一性，同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之中，他们不可能被分开。”别尔加耶夫评论俄罗斯这个民族时说：“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的困扰是不信教的人所固有的，俄罗斯的无神论、虚无主义、唯物主义都带有宗教色彩。出身于平民和劳动阶层的俄罗斯人，甚至在他们摆脱了东正教的时候，也在继续寻找上帝和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
无论是乌瓦洛夫的三个特点还是C?A?基斯利钦的四个特点，其关键是基于这种基础之上的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亚洲政策。中国和欧洲是未来的两极，又同是俄罗斯的邻居，而我们的这位邻居又肯定会因国家利益的要求而在两者之间寻求最大的好处。假设俄罗斯成为北约的一员，那么，北约的边界就会一下跨越几千公里从大西洋直抵中国北部边界。这样就等于说中国就要直接面对北约的军事力量。而在南部，中国又面对着美国的亚洲岛链封锁。自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又控制着中东；不久前美国又开始发动中亚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因而，等于说中国处在被包围的状态之中。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在美国的包围之中。
在现代的俄罗斯外交中也明显地表现出双头鹰的性格。一方面想促进北京—莫斯科—新德里这个大联盟战略，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美国和西欧。很难说这是一种左右逢源的策略，相反，这倒更像是一种自相矛盾而且危险的策略。俄罗斯拥有大国的实力，这也就注定国际关系中必然要有一张俄罗斯牌，但至于谁来打这张牌，则要看当天的国际天气预报了。谁都不想和它作真正的朋友，但也不得不考虑它的力量——正所谓俄罗斯的野心，世界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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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亚洲的内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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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世界所有大国来说，与美国的关系都是最重要的，毕竟美国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第一命题。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普京，他们对外政策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如何与美国打交道，如何保护好俄罗斯眼前的利益，包括俄罗斯在欧洲的、中亚的和远东的所有利益。当然，对俄罗斯来说它的主要利益还是在欧洲，这主要还是出于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如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组织——北约就是针对前苏联的，现在则成了俄罗斯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必须想办法消除北约这类强大的西方组织对俄罗斯的威胁。现在看来，俄罗斯的如意算盘是想加入北约，它在问西方，既然冷战已经成为过去，俄罗斯也开始了民主改革，为什么还要将俄罗斯排斥在外呢？显然，如果俄罗斯加入了北约，那么北约就将形成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共同支配的组织，俄罗斯不必再担心受它的威胁，反而对俄罗斯来说是瞬间拥有了巨大空间——北约的力量使它覆盖整个欧洲、大西洋和太平洋。
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沙皇的脾气、双头鹰的性格和广阔领土的国家。
这样一个国家又横跨欧亚大陆的北部，它的领土那么广大，自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真正成为一个帝国之后，它就开始不断地奉行扩张政策，而俄罗斯又是一个有双面性格的鹰，这样的帝国注定对欧洲、亚洲都是一股决定性的但又不令人信任的力量。我们和欧洲一样都不完全认同俄罗斯，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属于欧洲还是亚洲，但却不得不认同它的力量。无论它是邪恶还是正义，都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都是欧洲和亚洲共同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撇开俄罗斯的想法根本不现实，反而有害，因为那显然是在掩耳盗铃。
俄罗斯身份的不确定性导致它的对外政策也是充满矛盾的，俄罗斯显然在滥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西方又爱又恨，它梦想加入西方富国俱乐部，尽管它此时已经衣衫褴褛，但它还是希望西方把俄罗斯当作天生的亲戚，并在俱乐部中加一把椅子，给予俄罗斯公平的成员待遇。同时，这个没落的帝国幻想着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其实，人人都清楚，俄罗斯除了破烂的裤兜里塞满核武器之外，它一无所有，根本对这个世界没有多少影响力。
不出所料，老谋深算的西方只给了俄罗斯一个名份，在西方七国俱乐部中加了把椅子，但在讨论具有实际意义的世界经济、金融问题时则根本无视俄罗斯的存在。显然，西方只是想安抚俄罗斯，只是不想让俄罗斯太绝望而倒向亚洲，毕竟俄罗斯的军事科技和核武器还是颇令人生畏的。其实俄罗斯自己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尴尬身份，同时面临尴尬的外交局面——既得不到亚洲也加入不了欧洲。那么俄罗斯就不得不接受东亚的多极世界主张，也不得不接受美国想独霸世界的梦想。于是，俄罗斯只能提出，俄罗斯希望在亚洲和欧洲之间扮演平衡的角色，但接受多极世界就是在否定美国，接受美国的梦想又是在否定亚洲，同时它自己也梦想重新成为多极中的一极，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尽管汤因比把俄罗斯文明看成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分支，即东正教文明，但欧洲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认为俄罗斯是他们的直系亲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表亲罢了——其实欧洲人一向并不认同俄罗斯这个斯拉夫文明国家，在欧洲人看来，俄罗斯的东正教与异教一样，尽管它也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它并没有经历过马丁?路德及后来的一系列宗教改革，也没有经历过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因此怎么看都不像正统的欧洲国家。
但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那你必须这样认为，即俄罗斯既是一个亚洲国家也是一个欧洲国家，并且，在某些领域还是一个世界大国。因为现实政治与文明认同与否，它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或者防御身边的现实力量。当我们在谈论亚洲的梦想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俄罗斯也在盘算亚洲，这又不是没有先例。无论是俄罗斯帝国还是前苏联帝国，它们都一样，自彼得时代就开始是欧亚大陆的重要力量，尽管欧亚都排斥它，但它却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说话，干涉欧亚大陆上的许多事情——毕竟，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参与，拿破仑可能已经统一欧洲；没有前苏联的顽强意志，希特勒也可能已经统一欧洲；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大清帝国也不会丧失那么多的领土。在19世纪，东亚的本土三大势力就是清帝国、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20世纪，东亚的本土主要力量依然是前苏联、中国和日本；21世纪，东亚的本土主要力量还是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可见，俄罗斯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亚洲力量，这就是我们无法忽视它的原因。
无论俄罗斯在文明上是否超越欧洲或是亚洲，但一旦俄罗斯在21世纪重新拥有了力量，那么，亚洲和欧洲都会问，它打算索取多少利益？
尽管东西方都不愿接纳俄罗斯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制定者有时则为此沾沾自喜，他们认为，这对俄罗斯来说应该是一个优势：俄罗斯的历史上千年，可以兼顾东西方，并且和东西方都有着丰富的交往经验。
但实际上，俄罗斯的双重性格和广大的国土，也注定了俄罗斯对亚洲或者欧洲任何力量的崛起都立刻抱着警惕的态度，其实这也是因为俄罗斯的许多领土都是掠夺来的，并且历史并不久远，远不像许多国家那样拥有传统的、得到周边认可的领土范围。以至说得难听些，俄罗斯总有一种做贼心虚的心态。
例如近些年来俄罗斯就一直对远东地区忧心忡忡，对比很明显——俄罗斯远东地区本来就人口分布稀疏，这些年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更导致整个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下降，远东地区经济落后，人们纷纷西迁或者移居海外，导致这里更加人烟稀少，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能力在明显下降；反之，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邻的正是亚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中国和朝鲜半岛，也包括日本。而这些年边界的开放导致大量中国人、日本人、朝鲜半岛人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国家几乎都是对俄罗斯拥有经济优势的，俄罗斯开始担心将来会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
俄罗斯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实际上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并不过分担心西面的北约——无论俄罗斯将来是否会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因为西欧地区是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这里的人口也在减少，因此欧洲对俄罗斯大规模入侵或人口迁移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东方国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东方人对这些资源一直垂涎三尺，并且由于东方人口密集，也对俄罗斯广阔的土地羡慕不已，最要命的是俄罗斯近来实力衰微，东方经济却蒸蒸日上——有钱人越来越多、人口压力越来越大、资源需求越来越多，俄罗斯怎么能不担心这样的邻居呢，这不仅仅是中国，还包括日本和韩国，甚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参考消息》曾转载了俄罗斯《消息报》2002年12月2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说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不久，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对1500名俄罗斯人进行了民意测验，以了解俄罗斯公众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以下是部分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俄罗斯政治层面对中国抱有戒备心理，普通民众也持有同样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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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亚洲的内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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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来，俄罗斯人对中国抱有好感。40%以上的人认为中国不错，只有12%的人对中国印象不好。后者多为西伯利亚人（西伯利亚和远东分别有17%和29%的人对中国不满意）。社会学家认为，其原因明摆着：这些地区的失业和非法移民问题非常突出。一个西伯利亚人说：‘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人失业呢，中国人凭什么没有任何证件就到我们这来？’”
“那些对中国有好感的人有更深层的原因——其中大部分是崇拜中国的人，这些人当中有久加诺夫的支持者（58%），50岁和更年长的人（53%）。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的最后支柱之一’，还有的人钦佩中国这样的大国比较顺利地进行了社会经济改革。”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被调查者（73%）认为，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比中国大。社会学家说，轻工业、商业和农业高速发展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有多大影响的指标。在俄罗斯人看来，军工企业、航空航天部门、重工业和采掘工业才是国家有没有分量的标准。”
“不过，在民意测验中以下看法越来越多，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变成经济强大的超级大国。中国购买俄罗斯最现代化的武器，它将变成不仅对弱国，甚至对美国都有威胁的国家。如同过去害怕我们有野心，害怕我们有强大军队一样，现在很多人害怕中国。”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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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亚洲的外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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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陆均衡政策
美国是一个独立于传统欧亚大陆之外的新帝国，对美国来说，如果要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就必须向当年的大英帝国学习，即对整个亚欧大陆采取大陆均衡政策。其实任何一个已经上升为世界顶级的帝国都有一个同样的心理——怎样防止别人颠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呢？美国人也是研究历史的，他们其实也明白内圣外王的道理，只不过他们更注重实践——除了保持自身的优势之外，还要防止别人建立敌对的联盟。美国和世界都明白，现在单独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挑战美国，而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置美国于危险的境地。
美国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历史上也总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律，老二和老三、老四总是习惯性地联合起来反对老大，这显然是出于国家间竞争的本性。当年的大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曾经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它统驭的领域如此之大，以至在帝国的天空上永远有太阳，这样的帝国远比欧洲人为之骄傲的罗马帝国更宏伟、更庞大，但当“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帝国、拿破仑帝国、威廉德国、第三帝国几次三番地联合欧洲其它国家对其进行打击之后，大英帝国终于在1945年让出世界中心的地位。尽管挑战者也未能如愿以偿，但也成功地让伦敦的世界权力中心发生了转移，华盛顿和莫斯科共同分享了大英帝国之后的权力和地位。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解散北约、日美联盟以及一系列在冷战中建立的联盟关系，反而不断加强这种联盟，就是出于一种担心。一旦美国放开缰绳，这些盟友没有了前苏联的压力，立刻就会三心二意，其中有野心的家伙立刻就会拉拢一些人等待掣肘美国的机会，而一旦当实力和机会出现重叠的时候，美国也必将步大英帝国的后尘。前车之鉴，美国怎能不防范呢？
但即使美国如此用心良苦，法国和德国的握手言和还是让欧洲重新找到了轴心。美国已经对欧洲的联合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欧洲的联合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美国看来也只能利用离间、遏制等手段阻滞欧洲的成长。同时，在东方，如果再出现一个亚洲联盟，美国就将寝食难安了——在大战略上，美国没有多少选择，它只能想方设法地遏制每一个潜在的对手，无论它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它曾经是敌人还是盟友。
●老谋深算的欧洲
无论是对新大陆而言还是对东方来说，欧洲都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家伙。现代国家关系首先就诞生在欧洲，欧洲的殖民历史使欧洲更清楚这个世界，更了解怎样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在国际关系史中，俾斯麦、沙皇亚历山大、赫胥黎、丘吉尔等都曾造就过登峰造极的、左右世界的策略，有些是宏伟的大政治外交，有些则是充满了卑鄙肮脏的阴谋，但无论怎样，对他们的祖国而言，他们都是国家利益伟大的捍卫者。对整个欧洲而言，则意味着欧洲深谋远虑的功底更加深厚、掣肘世界的手段更加老辣。
欧洲是现代思想意识的渊源之地，尤其在国际政治方面，欧洲的思想一直是世界的主流，并一手构造了1492年以后的国际关系体系。欧洲从最初的殖民思想到后来的启蒙思想，再到现代成熟流畅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在社会、国家、经济和民众信仰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完善的体制。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现代欧洲几乎就是欧洲人渴求的理想国。
1950年，美籍犹太裔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否定了以人性本恶为国际关系理论出发点的论调，这表现出欧美在认识国家间竞争上已经超越了启蒙思想中简单、粗糙的人性非善即恶的基本观念。约翰?赫兹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论述认为只要社会个体间共处但未结成更高的统一，那么就总是处在一种“安全两难”的状态中，即这是一种矛盾，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总是对自己的安全、利益和权利是否被侵犯感到担忧，而这种担忧导致的结论就是：必须不断地寻求更高的手段和权力来保证自己的一切。结果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占有更多的资源，强化权势和寻求遏制政策。最终导致彼此间永无休止地竞争。赫兹最终的结论似乎是在验证霍布斯所言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这种竞争是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人性——这倒很有趣，难道这种无政府状态就不是出于人性了吗？
约翰?赫兹对现实主义进行这种修补尽管并没有真正脱离人性溯源，但这种以面对现实国际关系状态的思考方式已经形成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也就是结构现实主义，即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状态来重新论述现代国际关系。
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代替人性论开始主宰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也许这种思想变迁更能说明欧洲的老谋深算——现代欧美已经达到鼎盛时代，到了该是改变无政府状态为西方建立全球唯一权力中心的时代了。
欧洲对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最为深厚，它的行为也直接铸造了现代国际社会，欧洲既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导演也是其中的主角。
欧洲对世界的老谋深算在殖民时代表现得最为经典。
当欧洲以无可比拟的工业和航海优势，从亚欧大陆一隅向世界各地展开攻击的时候，表现得是那样贪婪。美洲的黄金、矿藏、种植园、土地；非洲的钻石、象牙、黑奴；亚洲的香料、茶叶；中国的瓷器、丝绸、廉价劳工、白银；中东的石油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要掠夺的。殖民者在美洲、澳洲、南非等土著文明很弱、抵抗力很低的地方就直接将广阔的土地纳入欧洲国家版图，同时为保持白人的种族相对优势，防止土著人利用人口优势反扑，在南北美洲和澳洲进行了世界上最大的、最为旷日持久的屠杀，以致这些土著居民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类似保护动物一样，被送进所谓的保护地；而在印度、中国等文明发达的地区则采取资源、财富掠夺的手段——这是一种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手段的方法。而当欧洲由于内战，欧洲各国普遍衰落的时候，欧洲发现它们在全世界的殖民浪潮已经过了巅峰，现在到了不得不退潮的时候，欧洲人不是一走了之，而是颇有远见地在世界各地种下矛盾之火，这样即使在欧洲暂时力量无法顾及的时候，亚洲、非洲也不至于迅速强大起来，这些矛盾之火会让他们互相厮杀，把仅有的力量消耗在彼此永无休止的争端中。在亚洲，既然日本已经强大起来了，那就要刻意维持它和中国这个传统亚洲领袖之间本来就已经深化的矛盾；同时利用日本和俄国的矛盾，既削弱俄国在远东的过分扩张也压制日本过快地强大；在冷战中，法国出让在越南的利益，以引导美国填补欧洲在越南的真空；当印度独立运动无法遏制的时候，英国就用《蒙巴顿协议》分裂了大印度，使其一分为三，即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至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矛盾重重；从大亚洲战略的角度考虑，刻意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一条麦克马洪线，将传统的印度和中国分界线向中国一侧大幅移动，以求制造亚洲两大国之间的边界矛盾；伊斯兰文明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宿敌，在英国不得不从伊拉克、巴勒斯坦、伊朗等地撤退的时候，英国人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即支持流散于全世界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家园，这就是以色列的诞生，由此制造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成立之初发动突然战争几乎将以色列铲平，但美国和欧洲迅速行动，逼迫阿拉伯人停战，以色列利用这个间隙迅速调整军事部署，并从美国得到大批援助，之后一举扭转战局，阿拉伯人最终以失败告终；在非洲，尽管欧洲各国此时已经不再建立殖民地，但在殖民浪潮退潮期间，欧洲为非洲的部族矛盾撒下了足够的火种，这个火种遍及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国家幸免——边界争端、部族仇恨、种族歧视、矿产争夺、石油利益、疾病蔓延、贫穷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以至于非洲各种武装力量此起彼伏，政变、革命司空见惯。欧洲大国间的角逐更是充满尔虞我诈，由于欧洲强国林立，其利益遍及世界，所以欧洲大国间的角逐往往将全世界都卷入其中，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欧洲大国之间矛盾爆发——在那个时代，欧洲几乎就是世界所有主要矛盾和战争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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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亚洲的外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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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欧洲现在有了新欧盟——欧洲利用美国和前苏联的对峙，保持低调近半个世纪，并不过多参与美国和前苏联的冷战，不把有限的资源和财富投在扩军备战上，而是借助北约，即主要依靠美国的力量来保护欧洲。同时借助美国的战后经济援助重新崛起，欧洲的政治家们也在美苏两大板块压力下迅速达成了一个共识，解决了欧洲一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争论——要统一的欧洲还是要分裂的欧洲？现在，欧盟已经在健康地成长，也许其中会有些波折，如欧盟宪法被法国民众否决而面临危机等，但以欧洲的睿智，这显然不是太大的问题，欧洲重新角逐世界的时代肯定又将到来。
显然对于亚洲来说，亚洲未来的命运就将决定于这样一场选拔赛，这场选拔赛由两个级别构成：一个是亚洲级别的，即在亚洲本土的四支强队之间进行比赛，以决出一个优胜者；然后这个优胜者再联合亚洲其他强队共同组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将代表亚洲参加世界级的权力竞赛，即参加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最后角逐赛。
现在就将赌注押在亚洲任何一支强队上都可能还为时尚早，因为仅这场亚洲区的竞赛至少要进行3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结果，然后还要看这个优胜者能否在亚洲成功组队以参加世界级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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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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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一场中外记者云集的招待会上，一个外国记者以国外记者常用的刁难方式向周恩来总理发问：“我走过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中国人走路的时候往往是低着头的，这是为什么？”周恩来总理淡淡一笑，一语双关地说：“因为中国人在走上坡路！”
今天中国仍在走上坡路，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西安、香港街头上的人们早已不再习惯低着头走路，而是充满骄傲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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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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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记事
改革是一个亘古的话题，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现行的一切总要有新的变革。这种变革轻则修改法令、条例、制度等，重则国家总体政策都需要变动。在中国的传统中，中国现行的政策如果过于僵硬而又不思改过，则往往面临巨大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演化为政变式革命，即改朝换代。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改革传统上总是有一个上限和底线，上限就是不能过分使国家的重大利益丧失，底线就是不能发生军事政变和政治动乱。这也是世界上一般大帝国的底线和上限，这种变革往往来自帝国内部，并且常常是自下而上的。而欧洲文明中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分散的状态，彼此的竞争促使邻国发生经常性的变革，以适应这种环境，所以欧洲国家的变革往往掺杂更多的外部势力，也更经常地受欧洲当时的中心国家影响，如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的变革影响往往影响深远，范围也广。其实任何国家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一种重新配置，也是思维方式的改弦更张，如重新修订一套大家都能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大帝国的变革不像小国那样容易，小国往往是受邻近大国的影响而被动地改革，是一种模仿—接受模式的改革，有很好的经验和借鉴模式在那里，如日本的大化革新和明治维新。大化革新是由于日本在与当时的唐帝国争夺朝鲜半岛的战争中失败，而导致日本认识到日本与强盛的唐帝国的巨大差距；明治维新是由于日本看到了鸦片战争对清帝国产生的严重后果。对日本而言，它必须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否则以日本这样的小国和附属文明地位，是根本无法单独对抗强大的欧洲文明的。鸦片战争对中日两国来说，对中国的影响更深远，对日本则很直接。对清王朝这样的大帝国需要一系列的冲击才能产生巨大的变革，但对日本就直接得多了——日本1868年即开始了明治维新，而仅仅20多年后，日本就以中日甲午海战证明了这场变革是成功的；到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日本就已经更进一步，证明其已经能与欧洲强国平起平坐了。这就是变革的威力。
即使是现在，仍有很多中国人以日本为例大骂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能，不能痛快地进行改革，其实这是一种妇人之见，庞大帝国的变革远比小国的革新复杂、沉重得多。
即使像日本这样的小国，它的现代化改革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1868年的明治维新仅仅是日本现代化改革的第一步，而1945年后，麦克阿瑟领导的第二次现代化改革，才是日本建立现代制度的第二步。这次主要是为日本建立民主制度、削弱易于形成集权的帝国政府，防止日本重新军国化，美国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日本永远不再成为一个能与其抗衡的大国。日本在二战中的投降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无条件投降，美国十分清楚日本投降的条件就是保留天皇的地位，所以，今天的日本不是一个美国式的总统制国家，而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是日本稳定的核心，美国也不希望治理一个完全陷入混乱的国家，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许，天皇的地位在将来还会面临一次威胁，那就可能是日本最后一次、彻底的改革，当然，这需要历史机遇。
而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般的国家，其改革简直就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系统工程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决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必然和整个世界直接联系起来。假如中国人饿了，那他会吃光世界的粮食，西方人就是这样吓唬世界的，但却不无道理。
在这里我简单地画了一个中国改革的结绳记事图（见下页），用来分析中国的这次改革所处的历史位置和其中矛盾与利益的背景。如果你迷路了，那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位置，然后确定目标，然后了解障碍和路径，最后选择走出去的路线。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次改革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四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鸦片战争后的百日维新，鸦片战争使中国猛然发现这个古老帝国已经完全处在欧洲扩张文明的包围之中了，即中国已经被迫进入到欧美国家主导的现代全球化环境中，不但世界已经被瓜分殆尽，而且，这个帝国本身也将面临被肢解的威胁。那这一次变革则完全失去了主动权。这一次改革与以往中国历次改革有了根本不同的环境，即以往外来的压力微乎其微，而这一次则就是直接因外部压力而引起的，并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是一个几乎与中华文明完全迥异的文明入侵，而不仅仅是一次战争，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面对瞬间而至、来自四面八方的战争，还要应付文明对社会、国家正统思想的冲击，这触动了中华文明的根本。所以，这次的改革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艰难、深刻、复杂，其实是一场文明对抗中的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从鸦片战争至今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历经了三次改革，仍然还在继续的原因。
第一次改革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短命的改革，光绪皇帝的改革派力量显然还不是传统祖制守护者的对手；第二次改革是在世界纷争、中国混乱的环境下进行的，国民政府企图简单模仿当时世界霸主的模式，即美式政治制度，结果既没有获得成功也没有保住政治权利；第三次改革是在世界相对和平、中国初步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它选择了欧洲文明的另类，即前苏联模式。自然，中国的改革总是免不了要一边在国际战略大对抗的环境中进行，一边在中国的惯性历史中前进，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和自我历史的框架。事实证明，简单的搬用前苏联模式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模式本身也是不成熟的，同时也没有解决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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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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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开始改革至今，已经历时近30年了，这期间中国政府奉行了聪明的谦和忍让策略，在国际上则充分施展这个大国擅长的合纵连横手段，因而成功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前苏联，或者欧洲强国都有种种目的，那就是企图维持一个大而弱的中国。这种和平使得中国有了宝贵的时间，去探索各种道路。
观察这近30年的改革，可以看到中国所面临的四个重要问题：民主与法制、政治文明（如何执政）与经济要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如何建立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民主与法制，究其根本，其实只是对社会管理系统模式的争论而已。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回应西方的指责，西方只是别有用心，是一种标准的攻击手段，这与英国人对中国150年前使用的鸦片攻击，套取中国白银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的民主与法制是一个矛盾焦点，文明、国际战略角逐、国内社会矛盾、经济发展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和这个矛盾密切相关。其实在职业的政治家眼中，所谓民主或是法制，这两者都是一个国家——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古代国家——所必须同时具备的，不同只在于如何应用和应用在什么地方。如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是实行民主的地方，因为这里讲究的是效率和胜利。即使在美国，美国军人也清楚，美国军队的格言就是：“没有任何借口”。这其实是一种极端的专政，这种美国军队的专政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主。同样，前苏联的失败也说明在市场上不能实行军队那样的专政，必须让那些社会俗人为利益而自由奔波。民主与法制其实如同人体的两套调节系统，我们知道人体是由两套调节系统共同构成的，一套是神经调节，一套是体液调节（即各种激素调节）。神经调节快速而准确，体液调节缓慢而稳定，一个人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调节系统才是健康的，整个人体系统才能运行顺畅。我们所谓的法制其实是社会的神经调节系统，它需要人为地、有意识地管理；而所谓的民主则是体液调节，它是自发的、无意识地管理着整个系统。任何单纯依靠一套系统维持的管理都不可靠。所以，单纯依靠神经调节的前苏联越来越僵化，最后訇然崩溃；单纯依靠体液调节的西方世界多年来则像一个癫痫病人，一直无法克服自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其实西方经济学建立的两大基础就是：人在市场中是绝对理性的，即每一分钱花的都是绝对理性的；人也都是绝对自私的，绝对不会出于善心而把自己的财富无偿转让给他人，否则整个西方经济学就失去了支柱。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建立在社会完全由体液调节的基础之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自私的、理性的，社会通过财富这个血液自由流动、自发管理，但经济就像是非洲草原上的雨季和旱季，经济危机和经济繁荣交替进行，这就是单纯依靠完全自由、自发管理的结果。前苏联则正相反，内部一切依靠神经调节，没有流动性，任何细胞都只能得到分配来的资源，无法正常生长，结果整个系统越来越沙漠化，如同树木一样越来越干枯，最后稍经风雨雷电就訇然倒塌。神经和体液调节看起来是矛盾的，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的确都必须有这两套调节系统同时参与才能成功。如在现代欧美社会所引以为傲的经济领域，西方认识到经济危机的原因，所以也开始了改革。其实西方比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更早就开始了改革，只不过这种改革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而已，所以，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危机表现得不像以往那么强烈。作为西方领袖的美国人也不是实行绝对的民主和自由。实际上，美国、日本、欧洲各国的法律中，占绝大多数的都是关于经济的，各种法律条文既有宏观管理也有细致入微的条款——美国既通过反垄断法强硬制止垄断行为的出现，也通过美联储的利率杠杆调整市场行为，说是自由天堂的美国实际上一切都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只是它的治理手段更为高明而已；同样，即使是在奴隶制的古代国家，帝王虽然看似拥有莫大的权力，但这种权力的存在与否实际上是大臣、将军、封疆大吏们商议的结果，这如同现代的议会制，议会决定了谁是帝王、他有多少权力等，不同的只是现代议会制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议会大厦，而过去多是在某人的密室中——不要以为密室中没有民主，现代民主同样是利益群体间较量的选择，实质没什么区别。现代的民主改革实质上就是寻找一个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如何进行法制与民主的调节、民主和法制的转换或调解时应该走什么样的法律程序等。
执政能力与经济要求（即物质文明），这个矛盾看起来好像和冷战的结束相关，即某些人认为前苏联的失败标志着这一意识形态的所有国家都是失败者。其实这种论调背后的根源在于美国——美国因为赢得了冷战，它当然想继续扩大战果，完全确立美国的霸主地位，它所控制的媒体同时也推波助澜地宣传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论调。但国际政治中根本就没什么正义而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都清楚，任何社会都有一个适应性原则，即最适合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而最好的制度一定就是最适合这个社会的制度。人有差异性，不同的社会同样也有差异性，何况不同的文明间差异就更大了。欧洲的现代民主制度有欧洲一脉相承的历史积累，历经多少波澜壮阔的斗争才水到渠成，它今天成佛也是千年修炼得来的。别的社会、国家具有自己的特征，照搬西方民主制恐怕不走火入魔也修炼成妖精了——非洲在接触欧洲文明前是一片荒蛮的世界，根本没什么民主文明发展进程，西方人以为自己真的是耶稣，把西方民主制度原封不动地照搬到非洲，结果今天的非洲就是战乱、种族屠杀、靠出卖资源为生的代名词，谁能说得清欧洲的民主究竟为这里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祸水？俄罗斯在冷战之后以其特有的狂暴风格执行所谓的休克疗法，希望一夜之间走上西方民主制，但清晨开门见到的却是混乱和贫穷两位“神仙”，结果还得依靠强硬的普京实行铁腕管理，恢复秩序，才重新迎来久违了的、连续数年的经济增长。执政能力涉及到政府的威信，也就直接关系到改革的秩序，西方世界清楚这一个必然关系，但却告诫其他国家的人们要怀疑其政府执政的历史合法性、执政能力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阴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用武力推翻了独裁的萨达姆政权，而伊拉克人却也用暴力来回报美国人，因为谎言在战后就被证明了——美国人根本就不是为民主而来，它真正的目的就是：石油、战略要地和打击那些与基督教世代为敌的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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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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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你就会清楚，任何社会的经济改革和运行都需要一个稳定和有威信的执政者。西方世界总是希望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利益矛盾指向执政者，这实际上还是源自那个基督教世界的大阴谋：要遏制中国这个异类文明的重新崛起。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历经三次改革，无论当时的改革是成是败，但每一次改革之后，中国都会前进一步，都会变得更具凝聚力，越来越向强盛的目标靠近。西方与中国打交道已经几个世纪，已经十分清楚，这个文明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核心，一旦失去这个核心，这个文明就会重新陷入混乱，不攻自破，中国的历史已经数次证明，丧失威信的中央政府或失去统一集权管理之后的中国社会就会诸侯纷争，战乱迭起，欧洲就可以重温清帝国和民国初期那段分而治之的好梦。
拥有一个稳定、有威信的执政者其实是中国之大幸，许多国人妄自菲薄反倒是国之不幸。
我们的这场改革不仅仅是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还要求我们的中国文明在将来具有影响人类的能力。自然，不是希望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文明间的优势对比实际上是一场能否吸收新鲜血液（即对方文明中的优势基因）而率先建立未来社会的主导文明，不是消灭对方，而是融合和超越。
至于如何建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实际上也是这场改革的四大问题之一，不能等到我们的改革成功之后再索取我们应有的地位。从实力—地位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么说不错，但这只是理论。如果从利益—地位这个角度看，实际上国际政治是种种交易的集合地，当一个国家处在博弈的环境中时，它的地位就时刻在变，此时如果有高超的谋略和预见，则可能获益匪浅。如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本来法国是一个战败国，但法国此时却表现了十分高超的外交艺术，使得法国在谈判中竟然成了主角之一，有时甚至可以操纵整个局面，最终的结果是法国不但没有为拿破仑战争赔付多少，反而跻身欧洲四大强国的行列，照样操纵欧洲的一切；再如冷战期间的中国，虽然当时中国的国力十分虚弱，但凭借在美苏冷战期间灵活转换立场——在美苏的跷跷板游戏中扮演筹码的角色而左右逢源，不但一直保持了总体和平的局面，而且没有陷进前苏联突然衰落的漩涡中，反而是在其解体的10年前就开始了改革历程，这不是一般智慧能够预见到的；沙特至今仍是一个封建酋长制国家，沙特王室在沙特控制着巨大的权利和资源。我们都知道沙特的屁股底下有世界最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的民主在这里止步不前，而美国却从来不对沙特大叫，甚至连一般性的外交谴责都很少，却对阿富汗、伊拉克大打出手，原因就是沙特可以通过欧佩克控制油价——1973年，阿拉伯人发动的石油危机直接导致了一次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所以美国派往沙特的人从来闭口不谈什么民主。可见，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国家，只要你手中有国际交易集会中的好牌，你的地位就是主角，而主角的背后就是丰厚的演出费。
最后，无论中国、欧洲或者美洲的历史都说明：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应该遵循一条原则，即任何改革都必须循序渐进，一定要在稳定的状态中进行，清楚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否则，必然导致危机产生——你能指望混乱不堪的社会做些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有秩序的群体才能更快地通过狭窄的通道，有纪律的军队才能打赢战争。这也是自然的规律之一，成功的改革都是在秩序下实现的。
●福音？
1949年后的中国是一场建立新国家的革命，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相比较而言，这场改革的难度和深刻程度远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深远，甚至比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对人类社会有更为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大国，一个文明的核心，它的变革是一个文明的变革，而不仅仅是一次国家经济、社会制度的简单改革，它的文明将由此改变，也就是说受其影响的整个中华文明体系都将有所变化。另外，基于中国的人口数量，中国的改革直接涉及的人口就是世界的1/5，而由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等的各种联系，实际上中国的任何变动都直接影响到世界，中国的力量增长得越快，对外界的影响就越深远。
现代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融合两种文明的改革，即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总结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这种包含文明融合的改革一般都是成功的，并且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文明、社会、国家、军事成果。如战国早期的赵国进行的胡服骑射改革，就是吸收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优势，这大大促进了赵国及整个内地的军事发展。后来满族与汉族共同形成的大清帝国也曾有过康乾盛世，这些都是著名的不同文化融合改革成功的经典例子。另外还有许多，如北魏初年的改革，元朝初年的改革，这种与中华文明结合进行的种种改革也是相当成功，既保持了少数民族和大量汉族结合政权的优势，也促进了社会的异常繁荣，马可波罗等西方人就对元王朝的富庶强盛赞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