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文明融合模式的改革在世界更是屡见不鲜，并且往往带来巨大的成果。如在公元前3000～1600年中，欧亚大陆西部的雅利安蛮族曾对当时五大文明中的三大文明进行了入侵，即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两河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由此导致一系列更灿烂的文明出现，如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等。再如蒙古征服者在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了许多国家，但蒙古人遵循了成吉思汗的遗训，即可以接受当地的文明教化、只要不离开马背就可以了，这使得蒙古统治者只进行军事征服，而没有进行文明征服，这就大大削弱了当地人的抵抗意识，因而蒙古的许多帝国都相当繁荣。在现代，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它的四次改革实际上都是接受新文明的成功改革：日本早期曾受到虾夷人的侵入，而虾夷人是外来民族，迁徙途中吸收了欧亚大陆的各种文化，由此对日本当时未开化的土著居民而言，这是一次巨大的文明吸收革新；第二次的大化革新，是在入侵朝鲜被唐王朝军队击退后，认识到唐王朝文明的先进性后，遂进行大量模仿唐王朝的改革；第三次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这对中国人而言已经很熟悉了，日本由此走上强国之路；第四次是二战结束后日本被动接受的麦克阿瑟的改革，这原本是美国为消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而进行的西方民主式的改革，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种两种文明结合模式的改革都是相当成功的，没有这种改革，现代日本很难说会再次走上繁荣的道路——它的现代经济显然是得益于这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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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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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彼得大帝对俄罗斯的改革，就是为东正教的俄罗斯社会引进了天主教欧洲社会的各种先进制度，从此俄罗斯帝国开始雄踞欧亚大陆。
现在中国在经历了150年的全球化冲击后，终于有机会进行这种文明融合模式的改革了。这种改革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成功，中国必将再次走上繁荣昌盛。很显然，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中国几乎都是亚洲的庞然大物——仅以日本比较，一个岛国日本的强大就对世界和亚洲带来如此强烈的震撼，而中国的潜在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0倍，那将会对世界带来什么样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漩涡？
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如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等，结果都是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为此中国不得不在后来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才达到当时变法的目的。
在全球化中进行改革还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关起门来的改革。
在亚洲，中国和印度几乎存在天然的较量。中国和印度同时都在改革，这种改革就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比较竞争。当中国和印度都软弱无力的时候，两国都无力执亚洲的牛耳，也都没有能力使对方认同本国的战略，但一旦两国都开始了改革历程，走上富强的道路之后，两国就都会朝着这个目标而努力。这是一场登山比赛，只有一个冠军，那就是第一个登上顶峰者。而两者所选择的路径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这就是两国所选择的改革之路。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强劲增长，出现了印度在长远发展上将胜过中国的论调。
如果你为中国担心，那就会认识到，因为如果中国的发展落后于印度，那么中国就将面对巨大的压力——中国民众和商业利益群体对改革效率的自信、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以及中国的外交都将受到考验，中国刚刚恢复的强者之音也就会有所调低，这是政府和民众都无法接受的。在中国也许会形成长期的动荡，这无论是对中国自身还是对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
为中国的改革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许多改革，但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着世界上最多的农民起义，这是为什么？显而易见，农民对其中大多数的改革并不满意，换句话说，其中多数的改革——也许初衷都是好的，但结果却不尽然。在中国最为鼎盛的李唐王朝，初唐的贞观之治是李唐王朝建立之初对隋帝国政治体制的一次总体改革，这一时期帝国内人才济济，无论唐太宗本人还是其周围的重臣及整个官僚体系都能保持为君、为臣、为官的基本准则，政令畅通、法律清明；赋役十分清楚——“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官吏升迁公允、公开，“劝课农桑，禾谷丰登，施政清平”能者就会得到升迁；社会和谐，官商关系正常，“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宫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所以这次改革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革，开创了享誉千古的贞观之治。而到了唐玄宗时期，尽管开元盛世也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但这种仅仅维持20年的盛世并不能算是一种完全成功的改革，相反，在其繁华的背后还隐藏了深刻的政治危机，一个如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王朝统治体系完全成功的改革怎可能导致安史之乱这么严重的国家危机呢？任何的国家动荡都不是无缘无故。在晚唐，即唐顺宗时期，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倡导进行永贞改革，但改革派与保守派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无法与前两次改革时同日而语了，结果导致改革彻底失败。
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的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
公元8年，王莽建立大新王朝，力图“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结果导致王朝的倾覆。
公元780年，唐德宗启用杨炎进行“两税法”改革，结果适得其反。
北宋王安石变法，施行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整套改革，结果失败。
明朝张居正履行了“一条鞭法”，结果简明的改革变成了贪官污吏大肆掠夺的借口，社会危机加重。
在中国2000年的历史中，社会等级秩序历来浓厚，尽管这维持了中国大一统的文明稳定结构，但同时也成为改革的绝对屏障。另外，改革本身就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较量、分化，以此来达到新的社会平衡。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俄罗斯彼得大帝时期的改革实际上只是一场成功了一半的改革。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在欧洲人眼中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是一个东正教徒、农夫及半野蛮的游牧民族的混合体，根本称不上文明。彼得大帝清楚这一切，他决心改变这些。当时的俄罗斯和现代中国有两点是相同的，即需要改革和战略上的出海口，不同的只是俄罗斯的出海口需要从别人手中掠夺，而我们是收复我们应有的战略出海口——台湾。彼得大帝是一位有强烈抱负，也有能力和魄力的君主，并且带有俄罗斯特有的野蛮，他首先驱逐了他的姐姐索菲亚，将俄罗斯全部的权力收入囊中，这为他后来的改革清除了政治上的障碍。然后他就开始了他传奇式的欧洲旅行和学习，从1697年起先后游历英国、荷兰和德国等地，接着他在1698年夏天悄悄回到皇宫，然后就开始了他那雷厉风行的改革。第一个被他改革的是领主谢英的胡子，这是一位十分忠于彼得、颇有功勋的军队将领，彼得从欧洲回来后就召见了他，然后就拿起剪刀剪掉了他的大胡子。要知道，胡须在东正教世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崇拜胡须的风尚是东正教教会造成的。教会认为，这‘上帝赐予的饰物’是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珍品。彼得的同时代人，阿德里安大主教把没留胡须的人比做公猫、公狗和猴子，并宣称剪胡子的做法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孽。”①然后是被称为“恺撒大公”的罗莫丹诺夫。
“这个改变俄罗斯人外貌的措施，本来微不足道，可是在彼得往后的统治中，似乎倒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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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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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大帝首先用这种野蛮的方式迫使整个宫廷内外接受了欧洲那种不留胡须的文明生活，然后他就转向了民间，自然彼得不可能继续挥舞剪刀剪掉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大胡子，于是他动用了国家税赋权力。“要留胡须得出钱购买留须权，富商需每年缴税100卢布，这是当时最高的留须税；领主和官吏每年缴税60卢布；剩下的城市居民每年缴30卢布。农民进城和出城每次缴一戈比。特制了一种小铜牌，作为缴纳留须税的收据。留须人把铜牌挂在脖子上。牌子的正面画着胡子的图案，写着‘须税收讫’。只有神职人员免缴留须税。”③彼得就是用这种方式首先剥夺了人们对改革的反对意志，然后开始了一场完全按照彼得意志执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在另一个方面，彼得也在尽心竭力。那就是要在他统治期间为俄罗斯夺取一个出海口，尽管这表面看起来不属于改革内容，但却和俄罗斯的国家长远利益及这场改革息息相关。17世纪的俄罗斯尽管已经拥有相当辽阔的领土，也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俄罗斯北面是北冰洋，几乎终年封冻。“17世纪俄罗斯的辽阔领土事实上切断了和海洋的联系，失去了广泛利用的廉价交通的可能性。”④漫长的海岸线中只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可以使用，但即使是在这里，一年之中也有9个月处于封冻期。再者，这个港口距离莫斯科等俄罗斯各个经济中心都很远，实际上把要出口的商品运到这里或者把进口商品运到全国各地运费都相当昂贵，交通也很不方便，这既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也增加了成本和风险。俄罗斯只有向南去占领土耳其势力范围内的黑海港口，才能为俄罗斯找到一条出路，否则俄罗斯将永远受制于西欧，这也将永远遏制俄罗斯的发展。于是，按照他的意志，他成功了。
彼得大帝的改革几乎涉及俄罗斯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却并不彻底和完善。在财政和行政上他的改革并没有废除农奴制，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模仿西方的经济改革、货币改革和教育改革；1708年实施地方机构改革，划分了省级行政区；1711年还设立了元老院，这种元老院其实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甚至都没有罗马帝国时的元老院那样的威信； 1718年又设立参议会，这同样没有什么作用；1721年废黜大牧首，改设宗教事务管理局。彼得的这些改革对俄罗斯来说的确十分伟大，也令俄罗斯焕然一新，国力明显强盛起来，这在俄罗斯同瑞典的战争中表现得很明显，甚至有种说法认为，如果当时土耳其君主有彼得那样的远见卓识和魄力，那么很可能就不是俄罗斯强大起来而是土耳其重建伊斯兰帝国了。但彼得的改革终究过于急功近利，改革其实只是为俄罗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许多方面没有得到深化和继续，甚至在彼得大帝时期在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战争中俄罗斯就以失败告终。俄罗斯在与土耳其的战斗中初战告捷，并且在1696年占领了亚速港，这可以说为俄罗斯打开了通往黑海的道路，但仅仅在数年之后，即1711年又被迫将亚速港归还给土耳其。此后，在18～19世纪，欧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俄罗斯则明显滞后，俄罗斯在1856年的战争中失利也说明俄罗斯的实力还无法与英国、法国、德国抗衡。
可见，一个庞大帝国的改革绝非轻而易举，也不是短暂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的，它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并且正确使用国力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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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亚洲传统的四大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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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四大权力中心，或者说是文明，当然，这不仅指文明，更主要是指权力中心，即能够引领周边民族或国家的权威中心。
在亚洲尽管存在四个权力中心，但唯有中华文明这个权力中心两千年来一直是稳定存在的，并且，可以说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原则，即如果想要控制亚洲东部，只有在征服了中国之后才能成为东亚的主人。
另外，除中华文明外还有其他三大文明—权力中心，但实际上这三大文明权力中心一直是飘忽不定的。草原文明的权力中心千百年来几乎就没有稳定过，即使在蒙古人建立起几大公国之后，这个帝国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并没有统一在一个权力中心之下，无论是皇权的垂直体系、财税的收取与分配，或者军队的控制等，几乎都可以说它的权力中心也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那种集权、稳定、有序、统一的高级状态。只能说此时的游牧民族军事力量远远超越了其他文明的军事承受能力，而导致其他文明权力衰退；伊斯兰文明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后就没有统一过——即使是在阿黑门尼德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大帝国时期，阿拉伯世界也一直没有完全统一在一个权力中心之下。相对中国文明而言，那种统一的权威太短暂了；印度文明在其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多次为其他文明所替代的文明，如古印度时期，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入侵直接导致了古印度文明的失落，之后伊斯兰教势力与印度教势力交替控制恒河流域，然后蒙古人、英国人都曾经入主印度半岛，几乎每一次入侵都导致印度这个权力中心的更迭、文化衰退或变异。其本土文明仅在宗教和经济方面保有悠久的优势，而权力则经常丢失，与之相比，中国这个文明体系尽管也丧失过权力，但仅此而已，其文化、社会制度、信仰和经济权利甚至官吏一直都掌握在传统的汉族手中，并且往往是同化了那些征服者，进而轻而易举地重新恢复对权力的控制，甚至其驾驭的领土也往往包括了曾经是统治者的家园。
这就是亚洲传统四大权力中心的状态。未来的50年是一个决定亚洲命运的时代，谁将成为负责任的亚洲大国？谁将有能力维护整个亚洲的利益？亚洲传统的四大权力—文明中心在最近的几百年中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游牧文明曾经一直是欧亚大陆北部和中部的主要力量，也曾经一直是其他文明的直接威胁，这种威胁在蒙古帝国时期达到顶峰，但这之后就开始逐渐消退。东方的清帝国的建立，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历史偶然性，那是因为李自成等众多的农民起义已经将庞大的明帝国击败，这个帝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清军进军中原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没有多少组织能力、没有多少可用的军队，已经大势已去的帝国，加上吴三桂的前导力量，清兵并没有花费多少力量就获得了这个帝国——这是名副其实的乘虚而入。其实那时清兵的军事力量根本不足以征服庞大的明帝国，这点仅从吴三桂的反叛就可以看出，那时清帝国已经建立30年，拥有动员全帝国的能力，但吴三桂的反叛很快就使这个帝国丢失半壁江山，可见即使大清已经拥有整个帝国，其军事能力依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还有对西北葛尔丹、对台湾的用兵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这个帝国已经远远不能与蒙古帝国时期游牧民族强大的军事征服能力相提并论。
游牧文明在欧亚大陆其它地方也迅速消退。帖木儿帝国的后裔后来在印度也建立了莫卧儿王朝，但显然此时已经不能算是游牧民族模式的帝国了，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成功成为印度帝国的核心，并成为他们最高的统治者，但他们没有带来任何文明改变，只是夺取了王位，并且仅此而已。
到了今天，游牧文明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词，永远不可能再出现新的游牧帝国了——整个欧亚大陆都受到全球化强烈冲击，这种冲击已经让所有游牧文明可以依赖的发源地不复存在。
相比之下，伊斯兰文明不像游牧文明那样脆弱。相反，无论历史上还是现代，伊斯兰文明都很庞大，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几乎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有清真寺。信奉伊斯兰的国家也是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中亚、东南亚、非洲都有很多伊斯兰教国家。但尽管如此，遍观伊斯兰教国家，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伊斯兰世界中充当领袖，伊斯兰教国家也没有一个能与欧洲或美国相抗衡的经济中心，甚至连一个具有这样潜力的国家都难得一见，整个伊斯兰世界很难统一自己的力量。
显然，伊斯兰世界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不具有充当世界权力中心的能力。
作为亚洲另一个庞然大物——印度，自1948年从英国殖民者手中独立以来，印度的力量正在逐渐增强，尽管原来庞大的印度帝国已经被英国人肢解为三个板块了，但印度显然还是一块主体，它重新成为亚洲大国的潜力并没有丧失。
但也正是由于大英帝国对印度200年的直接统治，导致印度文明明显变异。这和正常国家自然而然地接受全球化不同，这是一种强奸式的文明变异。印度现在在官方语言上已经采用英语，语言显然是文明的主要支柱之一；印度现在的国家体制和许多风俗习惯上都已经明显英国化；印度的上流社会和政治精英大多喜欢接受英国教育，许多人向往英国的生活方式。还有许多英国人的风俗爱好已经成了印度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如流行于印度上层社会的饮茶文化、英国式的饮食习惯、礼节、板球运动等。这些都在改变着印度，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印度文明显然已经失色，在未来恐怕很难再有超越西方文明的能力了。
印度可能会再次崛起，但这很难说是一种区别于西方的新文明崛起，而更像是一个西方文明主导上层社会，印度本土文明流淌在底层社会的鸡尾酒文明，这样的文明恐怕也很难指望它能为世界带来什么新的启示。
东亚的另一个文明中心——中国——是世界唯一没有被同化的殖民地，不但如此，西方众多的殖民者其实一直未能完全征服中国，只是在东南和东北及周边划分了势力范围，而不像印度那样统治权直接由英国人掌管。严格地说，中国并不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尽管那一时期，中国很虚弱，不得不忍受殖民者的强大压力，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核心权力一直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从来没有失落过。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传统文明尽管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中国人自始至终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明，相反，这种文明再次像它在历史上曾几次上演的那样，聪明地把外界的各种文明有效地转化、吸收到本国文明中，这在文明交流中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融合方式，它的结果是本国文明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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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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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成功改革后，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这时亚洲将希望中国担负起引导亚洲的责任。自然这不是一呼百应的，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不会那么心甘情愿地追随其后。这时候中国也要面对德国和法国曾经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法国和德国的相互地位？如何统一欧洲的声音？
这可能有几种选择：一是中国和日本、俄罗斯及印度建立类似法国和德国那样平等的轴心；二是建立美国和英国现在的那种轴心，名义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双方和世界都清楚，美国的分量显然要比英国重得多；三是建立传统的垂直帝国模式，即恢复中国传统的亚洲中心地位，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变为从属地位，但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已宣布永远不称霸。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或者说这是一场大买卖，如何交易要由四者的实力和智慧决定了。
如果中国有幸成为新的亚洲代表，那么就必然要出席另一场更大的谈判，那就是由美国、欧洲和亚洲共同组成的一个新的交易所，如果这个交易所是一个类似现在G8集团那样的俱乐部的话，那么它的成员可能会有所变动，将会有这样的一些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印度、中国、日本、巴西这样9个国家，当然，欧洲可能会支持意大利、美国会支持加拿大留在俱乐部内以壮大声势，但这无关紧要。
到时候美国实力可能还是最为雄厚，它毕竟从现在开始就在加固帝国堡垒；欧洲可能最为平静，但正在老练地蚕食美国的地盘，毕竟老欧洲比新大陆对这世界的了解更加透彻；中国可能最为自信，毕竟自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还没有在大战略角逐中丢过分，何况中国号称世界文明大国的时间已经2000年了，而欧洲称霸世界的时间也不过500年，美国充其量只有不足100年；中国也十分熟悉三国中的游戏该如何玩，这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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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150年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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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五星上将卡特里特?马歇尔（1880～1959年）年轻的时候在军队驻地的一次酒会上认识了一位小姐，酒会之后马歇尔开车送这位小姐回家。
这位小姐的家离驻地并不远，可是马歇尔却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车开到她家门口。
“你应该来这里不长时间吧？”小姐问，“因为你好像对这里不熟悉。”
“不，正相反。您知道，这地方并不大，如果我对这里不熟悉，我怎么能够开车一个小时却一次也没经过你家的门口呢？”马歇尔微笑着说。
不久，这位小姐嫁给了马歇尔。
如果中国不熟悉这个世界，怎么能成为唯一不间断的文明体系，18世纪唯一未被征服的大国，今天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呢？它注定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富足的生活和显赫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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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重现盛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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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崛起：参与全球新经济时代
历史上的大帝国都必须首先是财富崛起然后才是全面崛起，纵观历史上每一个大帝国崛起也的确都有一套自己的聚敛财富的手段：
美国是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投机、良好的移民和教育制度；
英国是靠庞大的殖民地经济、强大的海军和工业革命；
法国是靠殖民地、掠夺欧洲财富和工业革命；
俄罗斯是靠不断地扩张、参与欧洲战争、抢劫亚洲大陆；
德国是靠建立战争机器；
日本是靠接受西方经济和法律制度、国家军国化、军事掠夺；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靠海洋扩张、殖民掠夺；
荷兰是靠把握欧洲的海洋贸易、港口贸易；
中国最为君子，在世界大国中可以说唯有中国真正做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自古是靠挖掘自身潜力。中国有这样的可能，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统一市场，仅这一点就在当时的世界上绝无仅有。包括罗马帝国这样一个与中国同样庞大的帝国，它的内部也是一个主要依靠掠夺和奴役形成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和平的贸易体系。中国则自秦、汉、唐、宋、明、清都是依靠自身的庞大贸易体系和广大农民的劳作，这其实也是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就在太平洋湛蓝的海水之下有一条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海岸，经由夏威夷延伸至日本海岸的海中经济带。这条经济自由区总长5000英里，其中海洋生物十分丰富，因而也就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夏威夷海洋生物学家杰夫?波洛维纳说，这条太平洋洄游路线“是重要的海洋巡游区”。
“这项发现的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太平洋中的生物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游动，相反，它们固守着老路线，尤其是‘叶绿素锋面’——给这条超级高速公路更加确切的名称。这一锋面正好横穿太平洋。这条通道出现的原因显而易见：食物。这里是‘小餐馆’林立的地方。如果背离这条通道，那就好似在某个下雨的安息日在威尔士的乡村小路上迷了路一样，就是游上好几百英里，也找不到食物。”①
对于海洋来说，全球自古就“一体化”了，然而海洋中的生物却仍然形成各种经济区，而不是在海洋中平均分布，这和今天已经经历全球化500年的世界何其相似！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并不独立于自然界之外，人类社会的许多经济模型都可以在自然界找到镜子，同样，我们了解了自然界的“经济状态”也总是能启示我们未来该如何走。
不知道海洋中的生物归不归上帝管，但西方世界是听上帝话长大的。而西方世界则是人类几百年来的财富巡游区。西方的财富不是上帝给的，上帝只给了他一本《圣经》，他的财富是抢来的，文明地说是竞争来的。从北欧的海盗到罗马帝国的大地主、之后的殖民者，再到拥有特权的欧洲贵族，最后到今天衣冠楚楚的跨国公司CEO，这就是欧洲人走过的历程。当西欧是一种封建领地经济时，欧洲的城堡就是财富的象征——他们的地位、财富和权利都仅次于坐在封建领主经济顶峰的国王，这些城堡的主人实际上很多人都是军队的将军，每一次战争之后不幸的人死了，幸运的人则成了财富的拥有者。太平洋中的这条巡游区的形成同样得益于两个条件，其一是海洋地理因素；其二是生物的生存原则：弱肉强食。也就是说，海洋中的巡游区与人类的经济社会都遵循的原则有着一致性。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全球化绝不是全球平均化。全球化从某种意义来说则很容易将某个国家卷入到流失财富的陷阱之中。
其实全球化只是流通的全球化，对于经济而言则总是有中心的。原因是人类社会总是在遵守着这样两条规则，即财富总是聚集在少数人手里和人类又不可能有绝对的平均化这两条规则。而竞争的存在，也就是在说中心总是会转移的。
中国自秦汉帝国时期开始，直至18世纪一直是世界财富的中心之一，只是西方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方面有了超越之后才有了大规模财富转移，而中国要做的就是重新成为一条人类财富未来的巡游区，即回归盛唐时代。
海洋是开放的，但如阿根廷人所说：“开放并不等于增长”。中国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而交流的目的就是使财富流动，这样才会拥有竞争的机会。例如冷战时期也是双方财富的冷战。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的老练成熟面前显得那么稚嫩，以至杜勒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言到了前苏联的失败。然而失败者也不是一无所获，他有一个收获就是清楚了自己，清楚了别人。这也许听起来颇有点讽刺，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来说，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件好事。这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沧桑的历史，荣辱不惊、百折不挠是这个民族的生存哲理。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绝对不仅仅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形式，而是保持了对成功与失败的社会总结和思考，再对比和学习西方的经济手段，加上它本身几千年的经济哲学，这就是预言中国必将后来居上的论据。
经济不是绝对的自由，任何游戏都有规则。社会主义善于从宏观的角度行事。自然，在初期它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但不是说这方面毫无价值，二战后，无论在前苏联还是中国，作为经济恢复期它们都做得很好。冷战的双方对经济的分歧主要是国有还是私有，宏观计划还是市场经济，其实主要的就是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和手段的分歧。而一旦中国既学会了西方的市场理论又总结了宏观计划之后，是不是就更多了一张牌？
数次金融风暴带来了要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的声音，经济边界的淡化带来了民族商业保护的要求，这成为现代经济辩论中的两大中心问题。而这些在以往的西方传统经济学中是不被推崇的，那时他们相信的是自由经济，他们相信完全的自由经济可以带来完美的生活，政府不需要干涉什么，因为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它会自动调节整个市场的运作。但今天，西方的经济教科书已经改了，西方人终于放弃了经典的自由。再自由的经济学，没有政府有意识的干预，市场就像是一个没有节制的机器，形成运转、疯狂运转、冒烟、崩溃，然后休克，然后再运转、疯狂运转……这样一个循环，它的确带来了无限繁荣，但也带来了真实的战争后效果，即经济危机后的社会就像是刚刚经历战争后一样虚弱，并且这种经济危机造成的打击也绝不亚于一场举国战争。
所以，西方知道了自由经济的危害，也悄悄地接受了政府管制的良药——不要以为西方世界就是完美的，他们同样在悄悄地学习我们，只不过他们觉醒的比我们早一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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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重现盛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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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二战后的中国台湾，它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算是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地区，但它的大部分经济其实都是由台湾地方政府控制的，这种控制至今仍然表现明显，官方还在社会经济中进行着大比例投资。
韩国也是一样，甚至更明显，韩国的钢铁、汽车、电子工业等许多韩国人为之骄傲的经济领域，实际上很多都并不属于私人财团而是属于韩国政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些企业的效率，这些企业现在都是世界著名的大企业，有非常强的竞争能力。
中国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调和，而是为了超越，经济上尤其如此。
其实，从经济学上来说，无论从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即无论是从效率还是从市场竞争能力上来看，并没有证明私企必然优于国企。也就是说，中国不是说要完全私有化才能赢得利益，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完全失败的。如果说他们的第一模型在韩国，那么第二模型则在中国。韩国在国有控股企业经营方面做得都很好，中国可能会借鉴他们，但中国显然需要考虑得更长远、更深刻，所以中国只会借鉴而不会全盘模仿，中国必然会形成自己的、具有超越性的经济模式。
全球化不是意味着富国可以为所欲为，也不是说穷国可以任意讨价还价，而只是意味着竞争的机会更多了，也许世界现在还没完全领教到中国人善于竞争这一事实。
在国际经济学中谁都知道金钱是力量的源泉，而国际政治学也明白地告诉我们力量是“立法”的最好工具，一个简单的逻辑而已。
“那么什么是最现实的选择？” ②
既然是在现实中选择，那就首先要有一个现实的分析，然后再有一个现实的结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我们的智慧往往应用在从百姓生活到国家谋略的任何方面，对于这点，从整个东方的宏大历史谋略到中国人的细小造假行为，无一不是例证。
所谓分析，就是要知己知彼。首先要清楚我们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什么时期，它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然后清楚我们自己处在什么地位，拥有什么样的起点。分析唯一的要求就是客观，要不带任何民族感情的分析，然后才是制定民族国家的客观发展规划。分析出要达到这个发展规划的条件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从中国民众普遍的雄心壮志来看，中国的长远目标有可能成为世界发达富强的国家之一，那么实现它的条件是什么？
从世界经济发展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共同的效果体现，是一个系统运行，而这个系统本身也是不断改变的。在英国圈地运动以前，整个世界的经济是一种由无数小农经济组合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技术导致效率提高，效率提高又导致整个经济系统的改变，整个系统开始围绕更高效、更有利可图的工业经济这个核心运行。同时，政府政策也在不断地适应着经济的要求，或者被动地调整，或者主动地改革。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政府政策也就随之改变而改变，不然的话，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反过来，政府统治也深受经济停滞、倒退之苦，正如明治维新和同时代的大清帝国相比一样。看起来好像适应别人领导的技术进步似乎是中国近代才遇到的问题，其实，世界一直如此。只是中国太过于轻视技术，对它的研究自古就很弱，尤其是对技术、经济及社会的系统研究。大清帝国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然而相对西方社会而言它却是一个陈腐的经济系统。
如果象征近代文明的电力和社会机制没有跟上，那就难以想像后来西方和整个世界社会是什么样。现在也一样，电脑和网络的出现又带来了一场新经济，这次没有圈地运动那么明显的社会阵痛，但是如果社会机制没有及时跟上，它所带给后来者的影响同样沉重。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初期，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么，什么是新经济？
所谓新经济就是与传统的经济共识标准不一样，而不是经济本身的本质区别。如原始社会我们以一件兽皮、封建社会我们经常以一头牛、19世纪的工业社会我们以一辆汽车、而20世纪我们以拥有多少著名商标等为我们判断财富的标准，但在我们现在的新经济时代，标志某人拥有的财富标准却是这个人控制着多少条形码、基因专利、新应用软件甚至网络游戏等，即这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而不再用沉甸甸的具体实物作为炫耀的资本。
这就很明确了，所谓新经济，就是公认价值的变迁。历史上最大的富翁之一尼布甲尼撒，他的宫殿就是一座用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起来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但在今天，他也许会改用条形码来显示财富。
信息经济就是未来的新经济，其所要建立的社会也是信息社会。也许最大的变化是，新经济最为重要的产物——信息，是一种流动的智慧资源。国外有人认为它“不具有‘对立性’”。类似于软件，我们可以使用同一种软件，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我开一辆汽车，你就无法和我开同一辆汽车。这就产生了一个市场空间变化，可以说一辆汽车对应的消费者最终只有一个人，而一种软件从理论上说最终可以对应所有的人。如网络游戏就是一种越来越多的人共同使用的产品，我们只要开发出一个游戏软件就可以无限地复制，甚至可以说人人都拥有一套也可以不花任何成本。
这样说容易令人产生错误的印象：好像从事信息商业无利可图。实际上正相反，它的利润优势十分明显。印度和美国的硅谷产业经济就是很好的例证，不要以为纳斯达克的指数下跌就意味着信息社会的垮台，应该这么想——它是在为更大的冲击作准备。
这种知识经济达到了以往经济无法相比的程度，即每一个产品都可以对应全世界的市场，并且也体现在时间上，谁第一个投入了这种产品谁就等于占领了大比例的市场，而第二个投入同种产品的也许只能填饱肚子，到了第三个投入产品的，那简直就是一个蠢货，怎么还会有市场等待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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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重现盛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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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说，边界从来阻挡不了商品，最多只能提高商品的成本，尤其在现代社会，软件产品的传递几乎就是瞬间的，只要你看到了市场，只要你有了对应的产品，那就意味着财富。有人这样形容现代经济，说某个新加坡经纪人在电脑前打了个喷嚏，触动鼠标，结果造成一片交易混乱。这就是信息经济，它实现了人们梦寐以求的轻松、快捷，但却瞬息万变。其实信息经济的真谛就是，智慧就是金钱。
新加坡经纪人打喷嚏导致的混乱是信息经济还不成熟的表现，也说明了信息经济同样遵循古老的系统经济规律。除此之外，它不同于以往的经济的特征就是：一、信息千变万化，单个信息产品生命周期很短；二、它的成本不是以往的固定投资，而是个人或整个社会的教育投资和创新机制；三、网络的存在，使得这个经济的每一个点都可以和整个世界相联系。
这似乎预示了这样的结果：一、抢跑者盈利；二、贫穷而聪明的人有了赚钱机会；三、机会无限。
自然，信息经济的快捷也是一个考验人类如何保障公平竞争，防止垄断的时机。这种经济太容易垄断了，微软公司不过用了10年就几乎垄断了世界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至今无人能比。而谁都知道，垄断就意味着社会竞争力退化，所以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经济公平竞争原则。也许人类早就明白了经济系统需立法支持的原则，最早的例证就是公元前一千多年前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颁布这部法典的目的就是对租赁行为作出认可和制定游戏规则，确定裁判原则。
中国现代的改革目的就是重新建立一个高效的经济系统——中国要建立的这个高效的经济系统是不是一个卓越的信息经济系统要看改革的进程，但这是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条件之一。
如果仅仅是中国人到处都有，这也毫无意义，其真正意义是说这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每个人手中都握有一张智慧与金钱的牌。知识与金钱实际上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两样东西，一个是头脑的思考，一个是现实的利益，这正是人的两只手。在美国有一句通俗的话：“美国人的知识掌握在中国人手里，美国人的钱掌握在犹太人手里。”在未来几十年里，这是值得中国思考的。
分析和预测中国的现实经济地位和实力的时候，决不要过分相信一些经济学数字，这只是表面的统计而已。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和它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潜力相联系的，这才是民族复兴的真正动力。正像人们赞叹犹太人非凡的赚钱头脑一样，人们也应该同样恭维中国人，因为在国外，中国人和犹太人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都是远离祖先来到一个文化、社会环境陌生的国度谋生，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拓展经济或科教事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吃苦耐劳而又机谋通透，都是经商或科研的天才，都在同所在国同行的竞争中显示出不平凡的本领。”⑤
从太平洋小国到英美帝国，海外中国人的实际地位和财富都是引人注目的。他们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那样声名显赫，一是因为中国人受传统的内敛哲学的影响，二是因为他们的祖国昔日是一个强盛的大帝国，而今天则是刚刚喘息待定，它昔日的地位和历史令其他国家害怕和嫉妒，如果说反犹是因为犹太人的宗教和金钱的话，那么反华则是因为他们的恐惧和中国人传统的强盛。
这不是虚言。
世界各地有3000多万华人，大多数是成功者。英国《经济学家》分析：“凭着擅长等待时机、深谋远虑和无与伦比的三缘（同族血缘、同乡地缘、同行业缘）网际的精诚合作精神，华商成为极富活力的经营者，多数在海外经商十分成功”⑥。
香港《亚洲周刊》言：“华商掌握的资本十分惊人，包括一般小华商在内，至少有流动资本2万亿美元左右，股票资本1.5万亿美元左右，两者相加为3.5万亿美元左右，几乎是一个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
“美国华人200万，华商兴办的企业5.6万多家，资产总值在1400亿美元以上，仅投资股票、债券、财政证券就达800亿美元。陆海通和利兴等9家华商投资的房地产业已超过50亿美元；陈世卿、郑天任、王嘉廉等上百家电脑公司的资产超过250亿美元。”
“欧洲25个主要国家有华人120万，华商在金融、保险、房地产、超市、电脑、运输、石油、医药、建筑、珠宝、工艺品、餐饮、服装皮革、装备机械等领域的投资逐步升级，总资产超过300亿美元。”
“加拿大华人50多万，华商从1986年投资购买温哥华 ‘万国博览会’所用的土地开始，滚动开发写字楼、大型酒楼、商厦、住宅等不动产超过80多亿美元，每年获得5亿美元以上的可观利润，使温哥华由一个沉睡的海湾城市变成一个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