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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陷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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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破坏了政府扮演的角色和法律。汉武帝为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而不得不将一个盛世的国家强硬地转到战时轨道上，由此而导致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改变了——黄老思想下政府奉行的是无为而治，政府并不过多地干涉社会经济活动，更绝少直接参与到某些经济领域，政府只负责完善法律、保证司法公正，即政府扮演的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益纠缠的裁判者，维护社会公平的守护神。而汉武帝打破了这一切，朝廷直接将盐、铁、酒等行业收归官营，这样政府直接参与了社会经济活动，一个赛场上怎能指望一名球员既执行球员的义务又公平地执行裁判的职责呢？尽管秦始皇也曾将国家纳入到战时轨道，但那在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直必需的，并且秦始皇治国的根本手段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法律严明，而汉武帝则一手毁了朝廷不辱法律这条戒律，奉公守法这条为官的基本准则就此成了一纸空文。
（6）破坏了官吏制约机制。汉武帝对国家的强制手段直接导致了官吏的权力无限增大，没有了必需的制约机制。人欲在不受制约的时候总是为所欲为，汉武帝亲信的人员往往拥有莫大的权力，在汉武帝晚年的时候，人的狐疑本性导致皇帝疑心重重。人都是有怀疑意识的，这是人类和任何生物的本性，本身无可厚非，但人类的文明就是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是能理解自然和利用资源，二就是能用理智节制欲望。当然，我们不可能用现代民主制度要求封建社会皇帝，但汉武帝一手破坏掉了本能够制约人欲的机制，这使中华文明在制度制约方面产生了一个缺陷，使其有效性大为降低。
（7）政府威信和社会诚信受到破坏。我们现在都知道诚信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自秦国“商鞅变法”起，中国就已经建立了古典的诚信社会，法家的治国思想是诚信社会的唯一保证。汉武帝独尊儒术、集权、官营经济、强制社会、大行巫诂之术、举报制度都等于直接在社会上用猜忌、诬陷、渎职之风代替了原本秦、汉初时期社会的守法、诚信、公正的社会模式，搞得人人自危。
（8）汉武帝还完成了一个循环，即从秦暴政到刘邦政变、再到文景走向繁荣盛世，再到汉武帝穷兵黩武，社会重新陷入混乱，国家再次走向低潮，从秦的暴政再到武帝的暴政，后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一直在这样一个大循环中往复。
自然，如果说景帝之后不是刘彻继位，而是其他一个平庸的皇帝，那文景之治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封建社会的制度就是人治为核心，不可能每一位皇帝都是文帝、景帝，早晚会有一位另类的皇帝成为这个国家的核心，人治的社会必然导致人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中的感性与理智对抗的社会。所以说，对此的评价应该是，刘彻本人毫无过错，但他既为中国社会做了伟大的战争尝试，也种下了太多负面基因，直接影响了中国文明的基调。汉朝在武帝之后就再也没有强盛起来，等到东汉时期，汉帝国已经显得十分衰败，直至诸侯争雄，这种结果也可以说直接起源于武帝。
一个国家永远存在于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中。在今天全球化的环境下，边界的淡化更加剧了政府压力，但好在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法制立国的社会。法制社会与人治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法制社会利用法律摒弃了人性和权力对社会的过分干扰，而代之以理智和社会机制，那么你是否幸福完全看你的智慧了，别抱怨什么社会不公、机会与平等，矛盾永远存在，社会也永远不完美，同样，法制的社会下用对人就是这个国家的机会，作为个人，友情提示你——如果你是个穷光蛋，那只有让你周围的人赏识你，或者你接近赏识你的人才能成功。
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一个过分展现君主智慧的时代，那么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充分展示个人魅力的时代，这也许让崇尚权力的人有些失望，但没办法，任何时代都有人别无选择。
●高水平陷阱
任何文明都有其优秀的一面，也同样有其不足的一面。这种不足有的来源于思想，有的归因于制度，而这种不足有时并不会引起混乱，但有时则可能引起帝国的倾覆。
在罗马帝国中，帝位的继承制就是一个困扰帝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早在设立执政官任期时就已经种下不良的种子了。这种执政官任期只有一年，时间很短，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在位者的才能。同样，罗马派驻各行省的总督也只有短暂的任期，这造成了官吏与行省之间的相互了解十分缺乏，更重要的是每位总督都因只有短暂任期而在这一阶段大饱私囊，执政官也一样，因任期太短而总是刚刚熟悉其责任就已经到期了。在恺撒之后，虽然执政官的任期得到大大延长，但最高统治者继承权的问题却仍没有得到完善。在罗马的帝位传承中随意性很大，如恺撒就传位于屋大维——罗马帝国帝位的传承并不是世袭制。并且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在罗马这个庞大的帝国中——可以有两个皇帝共同管理，甚至有四帝共治的现象。这自然和罗马古老的共和制思想有很大的渊源，但这种情况非常不适应于一个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罗马帝国一直没有一个法定的继承制，导致帝国多帝共存的现象存在，所以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经常上演拥兵自重、争夺帝位的现象，最终导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也是由于双帝的存在所导致的。
罗马的多元思想导致罗马非嫡亲继承和几个皇帝共存的现象，这和中国的一元思想差异是很大的，如果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那往往就意味着改朝换代了。
在成吉思汗建立起的庞大帝国中，由于蒙古帝国是兴起于游牧民族的大帝国，在其原本民族中并没有多少自我的思想、文化。在蒙古军队的征战历史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那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事作战能力。在比较历史上各个大帝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所有大帝国都留有不少的遗迹，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和木乃伊、古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希腊的神庙、印加帝国的遗址、玛雅文明中发达的天文、印度的泰姬陵、中国的古长城和兵马俑等举不胜举的历史古迹，而唯独蒙古大帝国好像过眼云烟一样，并没有留下什么带有帝国思想气息的东西，在蒙古从太平洋沿岸到多瑙河下游的广大区域中几乎寻找不到什么遗迹，甚至连标志性建筑都没有。这倒是和传说中成吉思汗的遗训很相符，他说蒙古人可以接受当地的宗教、思想，唯一不能离开的就是马背，这是他们狭隘的游牧民族思想所决定的。只有马背上的掠夺，没有征服和治理的思想，因而这种毫无思想凝聚力的帝国很快就分成几个独立的帝国了。并且几乎每个帝国都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中，这实际就是一种没有头脑的帝国。当然，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交融，但建立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的意义就仅此而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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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陷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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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中国也是一个历史性国家，也有历史国家的不足之处——每一个历史大国都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当你观察中国的政治、文学与戏剧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绝大多数文学著作都是表现国内斗争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传统的历史著作中，绝大多数仍是中华文明范畴内的，而像其它一些国家如东南亚、印度、西亚等地的风土人情、地理历史等在中国就很少有介绍流传，以至在中日第一次爆发战争时，不要说民众，就连高层次政治家对日本的情况也知之甚少。而日本从隋唐时代起就不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对中国的历史人文了如指掌。中日战争爆发后，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日本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怎么可以和“天朝大国”相对抗呢？而当战事失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国内后，举国震惊。相反，当马可?波罗的游记传到欧洲后，整个欧洲都对这个东方帝国怀有浓厚的兴趣，一波接一波的远洋探险舰队有增无减。与此对比鲜明的是，中国统治者却对诸如盘踞台湾达400年之久的荷兰人、盘踞澳门的葡萄牙人等毫不知情，当英国人屡屡侵扰中国沿海的时候，中国皇帝甚至不清楚英伦三岛在何处；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实现环球航行后，中国的统治者甚至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在中国的战争历史上，绝大部分战争其实都是内战性质的，而大多战争英雄实际上也是内战英雄。与之相比，在美国的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盎格鲁?萨克逊人之间就达成了一种“同种同文不动枪”的原则。今天，世人都看到美英特殊的关系——在美国的外交，甚至在美国的高层官员的任命上，如执掌国务院的国务卿、国务部部长、美国总统当选都会事先征求英国首相等重要内阁成员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英国在外交上总能保持着一致的原因。同样，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实际上都是处在一个旗帜下，很难想像他们之间会有战争或者是其中一国遭到侵略而另一方置之不理。
在中国，由于中国历史实际上相当于一部国内史，这就形成了一种内部争斗的传统——凡是在中国国力衰弱之时，内部纷争就会浮出水面，更有甚者，会因内部的派别争斗而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如宋帝国时期的秦桧。派别争斗者往往会想借助敌国的力量来清除异已；在清初，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的史实就和英美那种“同种同文不动枪”的原则背道而驰，不管他真的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是为大明帝国复仇，这种置全民族利益于一己私利之下的做法都绝对不会得到赞赏。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错误恐怕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了，如果明朝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大力支持这种海洋政策，那么，中国至少有两种可能：一是先于欧洲打通中国和地中海、中东地区的联系，这样可直接促成庞大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也就会极大地增加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就有可能将西方的科技文明引入中国而不致让两者相差太大，这也就可能避免鸦片战争的爆发；二是中国有可能先于欧洲发现新大陆，其实北美与亚洲大陆仅隔着一条狭窄的白令海峡，那样中国也许会占有北美大陆。同时，在北上的过程中必然经过西伯利亚，当时西伯利亚还不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大清帝国如果奉行一种外向政策的话，很有可能将广阔的西伯利置于版图之内——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上都是可行的，唯一阻挠的原因可能就是气候，但为什么俄罗斯人就不惧怕寒冷呢？寒冷不是借口，原因就是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冷漠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到达美洲。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设，最终上述两点都没能实现。原因就是中国的那种“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当时似乎的确处于一种“高水平陷阱”之中，中国的领土广阔，千百年来又一直自成体系，无需大规模的贸易来弥补它的什么不足，因为它什么都有，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自我运营的社会体系。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它完全有可能继续这样运行下去，直到有一天升级为工业社会。中国农业随着历史上不断精耕细作和人力不断投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一个在封建社会（在康熙、乾隆）时期就可以充足地支持4亿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其他社会资料的需求——这在世界封建史上绝无仅有。这种自给自足的状况会令任何统治者相信，中国无需向外发展，这已经足够了，在帝国之外不过是片蛮荒之地而已。这里不得不叹息一下，即使首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是大明帝国，那又能怎样呢？中国内敛的国策是不会允许中国人和财富大量流向一个蛮荒之地的。
中国这种对蛮荒之地毫不垂涎的表现，也同样表现在军事上。中国对周边国家用兵多属防御性质的，大多是反应式的，也就是对周边蛮族的入侵采取的是一种打击的手段。它的目的自始至终是保持边界的安定，而不是去征掠土地资源。如日本，中国除元朝时期有过对日本进行征服的企图外，其他时期就再也没有过这种打算。这以后令日本可以在二战时夸口说日本民族是个6000年来从没被征服的民族，真是这样吗？恐怕是因为它在中国帝王眼中一直就是一个“弹丸岛国”而已吧。
中国这种内向的性格和高水平的社会经济状态为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屈辱埋下了伏笔。这种内向性格的成因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儒家的传统思想中，“内圣外王”是一条重要的为人原则。它强调这样两个重点：一是首先向内修身养性，先要自责自己有哪些过错，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二是在自身修养达到了一个高水平之后，自然会成为一个圣贤，用以征服他人的是其卓越的道德修养、丰富的学识，而不是简单的武力征服，也就是俗语所说要“以德服人”。这种思想表现在国家政治上，对帝王强调的是“无为而治”，对外政策也希望同样以高度的思想文明来让异族顺服。陈寅格因此甚至评价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无兵之国”，他认为中国的军队更多承担的是治理国内事务的警察责任，而不是像其他帝国那样建立一支军队是为了攻城掠地。
无论是帝王们奉行的“无为而治”还是陈寅格论说的“无兵之国”，当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是不是就应该反思这种“内圣外王”思想的历史利弊了呢？
从现在的中国来看，如果和英、美、德等国家相比的话，可能会看到在许多领域存在很大的差距，如经济、科技、人口素质等，但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差距，就是头脑差距。我们应该将自己的传统思想适应于现代社会，并建立一个健全、富有强大生命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诸如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加以强化。中国历来都是一个文明与经济大国，有着丰富的理财经验，科技创新能力也同样超群，实际上这些都是政治体制的外延，随着政治、思想体制的不断发展，这些方面自然就能得到发挥，与英、美平起平坐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思想、政治体制，它是这所有一切的核心。在现在来看，要使这个核心达到稳定运转的程度，目前需做的是两件事，一件是继续大力深化目前的政治改革，二是一定要改变传统思想中的缺陷。
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史对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是场灾难，但对思想界而言，应该更像是一场森林大火——的确烧毁了许多树木，但大火后的森林反而变得更加繁茂，这不仅是自然规律，也是人类的历史规律。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多次遭受侵略，但也同样总是复兴，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自黄河文明形成以来，在它的后来版图中，它的影响面积一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正如大火后的森林一样。
中国传统思想的缺陷或者说是不适应性是很明显的，但中国在吸收借鉴外来思想、同时又保持自我的能力方面也是不可小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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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陷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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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长城
毋庸置疑，几乎每一个大帝国都需要一个安全战略。从古至今，很多大帝国都选择了一个失败的战略——防线战略，并且这种防线战略大多又都是国家消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的就是战略的主体。在古代，这种战略实际上就是城墙战略。最早的城墙大概是特洛伊战争中的特洛伊城墙，它曾阻挡了希腊联军10年的进攻，但最终失败在希腊人的智慧中——木马计；公元122年，希腊人的征服者罗马人，在其西部疆域的不列颠北部倾尽全军之力修建了哈德良长城，在罗马强盛时期，这个长城看起来比较有效——阻挡蛮族约100年时间，但一旦罗马衰落，城墙也就倾覆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曾经以固若金汤闻名于世，它似乎是上帝的杰作，保护着修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七座小山之上，然而一旦面对新军事技术——奥斯曼土耳其人应用了先进的攻城技术——发射石球的火炮，最终，城墙被夷为平地；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没有一座城池可以依靠城墙抵御蒙古铁骑；中国的长城是最宏伟的城墙防御体系，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写出《孙子兵法》的民族却一直信奉这种十分被动的防御理论，游牧民族的威胁遍布整个北部边界，它就修建数千公里的城墙，而且几乎每个朝代都对此认同，它却几乎从来没起过作用，汉人最终解决问题的总是政治和经济手段，而现代东北被纳入版图也是大规模移民的结果，朴实的农民显然比长城和军队更有效。
现代意义上的城墙也有许多，如著名的马其诺防线，显然，它的作用不是保卫法国，而是验证了现代装甲集团军大规模机动战略的威力；还有第三帝国的大西洋防线，它的作用也不是阻止盟军的登陆行动，而是验证了战略欺骗总是能战胜钢筋水泥防御工事的事实。
中国有矛和盾的寓言，西方有阿喀琉斯盾牌的传说，但这些寓言和传说显然对帝国防御决策者的教育意义不大。法国到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时候，仍有人企图完善城墙防御的理论，如法国的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德?沃邦，他就设计出一套按照几何图形组成的各种战壕、堡垒、通道、火炮阵地等综合防御阵地，这实际就是城墙战略在热兵器时代的应用。目的都是一样的，把敌人消灭在城墙下，把敌人消灭在战壕前。
由此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城墙的心理安全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实际军事价值；政治和经济手段仍然是最根本的防御手段。
“修筑城墙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没有策略的标志。”①
●板块化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自我认识和修正的过程，这就是说，在整个文明史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完美无缺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最成功的社会，但它同样存在弊端，这也是中国模式必然的结果，正如希腊—罗马模式必然导致欧洲长久的政治分裂一样。
我们常听到一句对比中国和欧洲的话，那就是，中国没有阶级差异，而有行业差异；欧洲则有阶级差异，没有行业差异。这一观察角度显然是因为中国注重传承性，强调子承父业，往往在一个行业内工艺技术是父子相传的，这导致中国社会中许多家庭中的男性成员稳定地从事着固定的行业。尽管在中国有所谓“行行出状元”的说法，但从事政治的王公贵族世袭罔替，与从事石匠行业家庭的子承父业的两类人的社会地位显然迥异，行业的稳定传承导致了社会地位也以此定位。如在中国自古重农轻商，认为商人是一群不肯安分守己、专门投机获利的人，他们即使拥有巨大财富，在主流社会中却仍然受到鄙视。而欧洲虽然也有家族事业，但如果这个家族兴旺发达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人们看重的是某人或某一家族拥有多少财富，而完全不在乎他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欧洲许多家族都是因为财富和影响力日益增大而获得政治地位的，如获得爵士封号。
当然，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如胡雪岩就有红顶商人之称，欧洲也有破落的贵族嫉恨巨商豪贾的情况，否则也不会有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之争了。这种社会阶级与行业差异其实只是评价某人地位的社会习惯和价值观偏向，而不是一种机制。
无论以行业还是阶级来评价某人，都证明中国、欧洲或任何世俗文明社会都存在评论邻家阿三在社会中尊卑贵贱的一套“歪理”。不要小看这些歪理，它的背后拥有巨大的社会能量，尤其在中国这样长久处于大一统的国家中，国家外来压力相对较小，社会越稳定，这种观念就越深刻，即所谓外压越小，内在矛盾就越深刻。所以中国的社会文学更多的是描绘社会矛盾和国家内部的争权夺利，而不是像《高卢战记》、《荷马史诗》、《波罗奔尼撒战争史》等那样描绘民族国家战争。
无论欧洲文明、中国文明、美洲文明、阿拉伯文明还是埃及文明等，都存在一个“条块分割”的社会。只是中国由于历史悠久，文明持续，并且在近代深受西方文明的侵袭，所以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依然严重。
我们可以简洁地表示出现代中国社会的问题：
政治：大一统未完成
大陆，台湾省
行业：行业即意味着社会差异
行政人员（或公职人员）、中小企业老板、外企高级经理人员、企业白领、医生、律师、普通上班族、工人、农民、民工
地域：全国都有地域歧视
上海、北京、广州、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大城市、老少边穷地区（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
经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原大城市地区、西部地区
城乡：城乡差别
直辖市户口、城市户口、农村户口
性别：男女差别
男女出生率失衡（男性明显高于女性）、求职机会（男性总体高于女性）、职业待遇（男性高于女性）、婚姻家庭（男性拥有更大主动权）
民族：相对平等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执行得较好，所以中国各民族间相对平等，民族歧视现象不明显，仅在网络上有个别出于历史情感上的民族谩骂言论，不足为凭
宗教：几乎无歧视
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宗教信仰从来没有获得政治权力，因而宗教信仰一般属个人事情，在中国民间社会中宗教冲突几乎没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只有民族和宗教两个方面的矛盾不显著，其他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依然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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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壶论的反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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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说得好，那就是不管学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得走样。我们今天倡导学习西方现代的一些先进文明，但如果像辜鸿铭那样的学习法也实在令人瞠目结舌。辜鸿铭这位混血儿的确有些杂交优势，颇有语言天赋，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情在东洋，而仕在北洋，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阅历和能力者真的不多，的确令人佩服。
他对中国封建文化的理解也算得上十分深厚，但他独到的见解却并不多见。他著名的茶壶论也只是以西方的幽默回应西方诘问，而并非是他提出什么反驳古今的理论。在“茶壶”辩论中，也只是一种偷梁换柱而已。人不是茶壶，茶壶的确一般都是一个茶壶配几个杯子，这本就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整体——单独的茶杯或者茶壶都失去了作用和功能，如同太阳系有一个太阳和九大行星一样，彼此分开了，这个太阳系也就不存在了。而男人和女人是彼此对等的，在社会中彼此都是单独的社会成员，具有完整的、可以彼此割裂的生活，即使是夫妻也是各有各的社会角色。
你可能会说，非洲草原上的狮群就是采用一头公狮和几头母狮的模式，的确，类似的还有许多物种，辜鸿铭的家庭模式就是这种模式，但并不能说明这种模式有多么科学，现列举这种模式的九大罪状。
（1）违背人类基本平衡
从社会学角度看，茶壶论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模式。人类社会是一个二元社会，男人和女人的数目基本是一样的，即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而不是像狮群的社会，公狮和母狮是有比例的，母狮的数量是公狮的数倍，这也是一种自然生物平衡，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社会模式，如果彼此混淆，这个社会必然混乱，甚至威胁到这个物种的生存。
（2）违背人类繁衍的基本模式
从生物学角度看，茶壶理论必然造成社会上男女婚配比例失调，1:1的基本家庭模式被一对多的家庭模式代替，有许多人就会得不到婚配，这就有可能造成人类基因的偏向发展，有些优势基因就可能丧失，而有些带有遗传病的或者不适应将来的基因就可能得到延续。
（3）违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的婚配经历了乱婚、辈分婚、族外婚、对偶婚和现代一夫一妻制的婚配演化过程，辜鸿铭的茶壶论其实就是对人类婚姻发展规律的倒退。这其中原因众所周知，不必多说。
（4）茶壶论还违背了现代社会基本原则，即男女平等
如果你既要求拥有现代社会又希望拥有茶壶家庭，那就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即也同样允许女性也当茶壶，也拥有众多茶杯——合法的丈夫，你不觉得这样的社会实在混乱不堪，毫无廉耻并丧失礼教了吗？
（5）违背现代经济社会的要求
茶壶论如果成为社会普遍法理，则必然要求一部分男人拥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另一部分男人则必须处于破产的边缘，才能不与前者竞争。即如果一个社会有10个男人和10女人，其中2个男人每人娶了5个女人，那么这2个男人就必须拥有这个社会全部财富的3/5，而另外8个男人则只能拥有其余2/5的财富，这显然要求有相应的经济制度与之配合才能保证社会财富和资源保持在这2个男人手中，这实际就是一种保证垄断的制度，而垄断只会带来社会的倒退。
（6）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辜鸿铭的茶壶论，其实只是偏执地继承了古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一面，但却根本违背了儒家的基本精神，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向往和谐社会，辜鸿铭本人确实有才，但他本人并没有真正透彻地领悟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所谓学贯中西其实是杂乱无章，他只是为掩盖内心的自卑而偏激地认为凡是中国社会的就是好的，这也就难怪了，当时有个西方人指着大街小巷中“童叟无欺”的广告（而事实上却大行商业欺诈之术）对辜鸿铭说，这可见中国人的虚伪和奸诈，辜当时无言以对。也就是说，他内心其实是清楚中国社会的阴暗面的，一个走遍世界的人怎么会不清楚晚清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距呢？
儒家的和谐社会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执行先祖遗志，正相反，它是要适应社会变化，适应规律，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儒家哲学将来会成为普遍哲学的原因。
（7）违背人性竞争的原则和合作原则
人类社会无疑是体现人性的社会，而人性要求既有相互竞争也有彼此合作。这是矛盾的一对。茶壶家庭模式必然要求女性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才能保证其不起来造反，也就是说必须要让社会有一套类似“三纲五常”的东西和强制的歧视性政策，才能保持女性处于无权利无地位的状态，否则，人性中基本的平等原则会呼唤女性争取平等的努力，这样，社会等于自我消灭了社会中一半（女性）的能量，并且还要消耗很大的能量来镇压女性的抗争。一个一夫一妻制的西方社会和一夫多妻的中国社会彼此力量对比是再好不过的例子了，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将力量消耗在这方面，即使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皇帝也只有一位正式的妻子。
（8）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人类的婚配制其实也是一场男权和女权的争夺战。在中国历史上，后宫代表的女权和皇帝代表的男权任何时候都处于竞争状态，中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后宫很多，也因此屡屡上演宫廷政变，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武则天了。这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后宫权力角逐戏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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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壶论的反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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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违背中国统一的传统
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其实就在内心和制度上都接受了一夫一妻制，这在社会上也得到广泛共识，而如果在台湾地区实施茶壶家庭的话，实际上是逆势而动，如果台湾社会已经广泛接受了茶壶家庭，那么势必要与大陆的一夫一妻制相矛盾，这实际上是在民间制造反统一的矛盾根源，人性有贪的一面，一个男人如果有能力，当然愿意多娶几个老婆，如果要重新回到一夫一妻制他当然不愿意，这些人实际上掌握着台湾的权力和资源，自然也就倾向制定反对统一的策略。
茶壶论的思想心态根源于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为历史的发展所唾弃，毕竟儒家追求“和谐”的思想更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
.c.3.文明的自私者
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言论，即中国文明就是中国独有的文明，不是周边国家的文明。
实际上，类似黄河文明、红山文化这样的古老文明其实是东亚文明所共同的，而并不是中国独有。
其实，对人类文明而言，并不是说它今天在你的国境内就是你的文明，明天这片土地变成别国属地就成为他的历史了，国境线是不断变化的，而这些文明则一直在蔓延。文明起源具有共同性，而不具有排他性。
其实，中国应该鼓励文明起源的共同性，而不是强调这个文明是在我们的领土上的，也就是为我们所独享，这种思想不但是狭隘的，而且不利于中国与周边邻居的融合。求同存异是全球化中一种聪明的外交手段，将文明起源分享给我们的邻居这有利于消除他们对中国的排斥心理。中国人是善于交流的，并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更善于在交流中获利，这点对于全球化中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不要让他们认为我们是一个文明的自私者，应该让他们渐渐融入到我们的文明中，这样不但有利于消除彼此文明间本来就不必要的矛盾和对抗心理，也有利于从心理上消除隔阂，增加共性。亨廷顿曾经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实际上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他明显地表现了基督教徒那种蔑视天下的心理，将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置于敌对位置。中国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努力将中华文明的子系文明融入到统一的中华大文明中来，从软势力上讲，这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削弱对手、增加朋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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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国际政治第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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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德国政治家瓦尔特?乌布里希（1893～1973年）说：“一个空前太平强盛的国家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他的助手在一边附和，说：“很好！”然后又有些疑问地说：“空前的太平盛世真的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吗？”
“毋庸置疑！”乌布里希不以为然地解释说：“你知道词典里是怎么解释‘地平线’这个词的吗？它是一条想像中的线，一走近它，它就重新变远了。”
不错，冷战后的美国也赢得了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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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美国的强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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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美国是国际政治的第一命题原因很明显，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它的利益遍布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说，从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内部核心到荒凉的火星都有它的利益所在——人类社会的边界从来都只是停留在地图上，利益从来不会在边界前嘎然而止。
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说明美国和其它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就以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相比：2000年，美中俄三国的GDP之比为50:5:1。这就决定了在这三者之间不可能是等边三角，而是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也就是说，是美国在定游戏规则，中国和俄罗斯参与。
“由于美国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和俄罗斯，甚至远远超过了两国的总和，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冷战时代推动三角关系演变的主导力量，在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①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也认为，“为了保持全球秩序的稳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必须保持与非敌非友的地区性大国的合作。”布热津斯基实际上已经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和俄罗斯就是这样的非敌非友的大国——中国虽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地区大国；俄罗斯的衰落也就自然从全球大国降格为地区大国。实际上相对美国来说，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是地区大国；而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和俄罗斯以及法国、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不再是敌人也不再是盟友了。
美国是我们的榜样，但不是我们的未来。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大帝国，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学生学习老师不仅仅是为了将来能和它平起平坐，而是要做得更辉煌。
我在这里不断地提到美国，是因为它是一个现代超级大国，它的影响力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甚至连南极的企鹅都会敬畏它，不是吗？别忘了美国同样控制着这片冰封的大陆，这些土著企鹅有了新主人了。
美国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都对世界有深刻的影响。
初到美国，你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感觉到一点，那就是美国文化的肤浅，这似乎和美国强盛的国力有些不相一致。观察美国各种文化的影响力你会发现，它的影响和它的汉堡包一样只是一种快餐文化，它能解决饥渴，吃的时候也味道极好，只是不能回味无穷，如果说餐饮是文化的一种表现的话，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法国大餐一样的膳食思想，为什么没有中国菜系的丰富多彩呢？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文明沉淀实在很浅，如果你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那里是那么单调，走遍美国，各大城市或乡村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特色差别，可以说美国的地理风貌远比它的人文景观要美好得多，
但美国的确影响着整个世界，并且从一杯咖啡到航空母舰几乎无所不包，美国的肤浅很显然是由于这个国家过于年轻——200年的历史实在太短了。而美国之所以能影响世界是因为它的效率、工作热情和完善的法律。毫无疑问，美国这种制度是成功的，它如同一个疯狂的赚钱机器，它的效率令人刮目相看，尽管你看过之后会发现除了效率和美元外，原来它一无所有，但这就足够了。
衡量一个帝国的强盛及强盛的程度是什么呢？我想应该从最基本的几个因素来衡量，即思想、知识、财富、武力、国际关系和持续性这六个方面。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个帝国，但没有一个帝国像美国这样无与伦比。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过去的帝国往往只在六个主要因素中的一两个领域拥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或者是同时存在的别的帝国也拥有的，就是说历史上的帝国实际上是处在相对制衡的状态中。
而美国，首先我们衡量一下它在思想领域的优势。美国的思想体系主要是三者的复合体，即基督教、“民主和自由”、开放的法律系统。基督教维系了人们基本的社会秩序，“民主和自由”构成了美国的思想理念，而开放的法律系统则维系了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即公平。之所以说美国的法律是开放的，是因为它既制约着从流浪汉到总统的每一个人，又将这种制约公平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人都处在竞争环境中、机会均等、信仰自由，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是一种制度社会学竞争，即是一种机会均等制度下的公平竞争，人人不得例外的竞争。对现代人而言，人们并不害怕贫穷的出身，害怕的是没有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就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欧洲曾大力引进过这种可以从底层选拔优秀人才的政治制度，因为它不限制出身，人人可以参加考试，并且，只要通过考试你就能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机会对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是均等的。在现代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信仰的自由，人类社会不就是一个从解放生命自由到解放人身自由，再到解放思想自由的过程吗？奴隶社会学会了控制奴隶的生命从而控制社会的统治方式，封建社会学会了控制人身的自由从而控制社会的稳定，美国学会了放弃一定的控制，也就释放了每一个人的能力，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当然任何社会都有竞争失败者，但他们不是罪犯，而应该给他们社会保障，让他们有机会参与第二次竞争，这就是美国的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接着我们考察美国的知识体系。美国立国之初，也同样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但美国的政治体系更为现实直接。例如美国的专利制度就是非常公平，没有丝毫的歧视的制约，这使爱迪生这样的天才能够得到机会，也没有社会险恶的嫉妒阴谋等待侵吞他那富可敌国的财富。正是这种专利制度成就了美国在几乎所有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又引导世界经济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对帝国的意义在历史中早就写明了，几乎所有的文明古国都是技术的发源地，每一个大帝国也都有科学技术这根支柱。美国今天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占据的统治地位，说到底是因为它的经济根植于其作为世界首要技术大国的地位之中，20世纪90年代末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国的研发经费接近于其它7个最富有国家研发经费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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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美国的强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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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看看美国的财富。历史上有过许多富有的大帝国，如罗马，它的征战史就是一部掠夺史；还有阿黑门尼德帝国，它的首都波斯波利斯几乎就是当时世界富贵之地的代名词；还有大唐帝国的长安，在西方人的眼中，那是充满丝绸、瓷器、富贾商旅的东方圣地；还有西班牙帝国，它庞大的舰队为马德里从世界各地带来了无数的金银财宝，以至有人说：“西班牙的贫穷就是因为它太富有了！”但美国呢？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当于居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仅加利福尼亚一州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如果排名的话则排在法国之前。美国的富有可以一手主导二战后的金融秩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到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这些组织都是按照美国的意愿建立和行事。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还没有哪个帝国能够主导世界经济生活这么深远。美国的富有并非像科威特、沙特等海湾国家那样依靠真主赐予屁股底下的石油，也不是西班牙式的殖民地掠夺，也不同于大英帝国依赖辽阔的殖民地贸易，而是代表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又一层次的经济进化，即依靠的是先进的法律和组织来直接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模式的生命力更强，不需要时刻警惕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那么，接下来要讨论美国的武力，这几乎人人皆知了。美国是现代唯一真正意义上具有全球战略实力的帝国。它的优势是绝对的，不是像昔日欧洲强国那样具有的只是相对的优势，如大英帝国虽然号称“日不落”帝国，但它在海洋中既需要对付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也必须面对荷兰海上马车夫。北美独立战争中法国舰队就曾经击败过英国舰队，无论是太阳王路易十四还是拿破仑，或者是沙皇亚历山大及第三帝国的希特勒都曾挑战过大英帝国的海洋和陆地权威，大英帝国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驾驭全球的梦想，只是在分享全球利益时享有较大的份额而已。毕竟，当时的大英帝国还不能和今天的美国相比，今天的美国几乎在军事的所有方面都居于全球遥遥领先的地位，而当时的大英帝国其实仅仅是在海军方面称霸世界，也仅仅是相对优势，还称不上是绝对优势。在陆军方面则实际只能是二流水平，这从它陆军的防务资金、军队规模、武器装备、训练水平等都可以看出，它的陆军比法国的总体水平逊色得多，在规模和战斗能力上也不如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