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00年前（公元前1000年前）的两河流域，资本主要投向农业领域。农业社会利息的合理性来自谷物、牲畜的自然增殖。那些用芦苇刻下的楔形文字，并非什么诗和远方，而是干巴巴的契约，是枯燥无味的生意，是债，是平民的悲歌。
发现时间
大约200万年前，能人中的一个或一群“爱因斯坦”，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如果拿一块石头以倾斜的角度砸在另一块石头上，可以砸出一个有着刀子一般锋利边缘的石头碎片。与飞机、互联网、原子弹这种发明相比，制造一块粗糙的石头刀片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却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提升自己生存机会的关键一步。
因为，这里面隐含的思维演化是划时代的。做出一块形如刀片的石具，这就要求能人的脑袋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图景”——这个石刀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要怎么做。
在此之前，人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活在当下，对世界、周边环境的认知仅限于三维空间概念，而无法进行时间上的梳理。从发明石刀这一刻起，人类通过想象，开始在脑中建立时间观念，并尝试进行初级因果分析。时间概念的本质是思维训练，人类对复杂因果关系掌握的程度，决定了人类的发达程度。
100万年后，直立人当中的又一个或又一群“爱因斯坦”，从“火烧食物味道更好”“用石头相互碰撞可以产生火花”“点燃木头可以保存火种”等一连串的复杂因果关系中，开始认识并使用火。于是，直立人可以点燃整片草原、森林，当火势停歇，无法逃走的动物们便成了他们的烧烤盛宴。
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说，人类最早的伟大发现就是时间。
很多人或许会有疑问，狗、猪等也有时间观念，比如说，在某个特定时刻，它们会准时在某个地方等候“开饭”。其实，动物的这种时间观，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大脑出现了一幅“吃饭”的图景，而是由于经过训练或本能，刺激了它们的大脑皮质，令它们产生条件反射。这就像人类的婴儿，在四岁前他们也能学会很多事情，但长大后却怎么也记不起。因为婴儿大脑难以形成“图景”，他们的学习方式就像小狗一样，只是一种条件反射，无法进行相应的因果分析。
人类在把因果分析应用到发明创造的同时，也将因果分析应用在合作秩序。
比如，原始人会将刚刚捕获的猎物借给邻居。因为他相信，不久的将来，邻居会还给他一头相似的猎物，或者提供其他的帮助。这位原始人甚至可以展开想象，在他的头脑中构思一幅邻居归还猎物时的感谢场面。
信贷就这样产生了。在历史上，信贷不但要早于铸币，也要早于文字。人类学家发现，早在1万年前，欧亚部族之间就有了原始的货物贸易，这些交易起初就是通过借贷方式，发生在部族或者家族内部。如果没有偿还要求，叫作馈赠；如果有偿还要求，就叫借贷；如果偿还要求超过当时借贷额，就叫含息借贷。
这种交易无须媒介，也不需要“元、角、分”之类的抽象价值概念。
可一旦产生了借贷，就一定需要时间的度量和表达。什么时候还，还什么，还多少，这是借贷的核心内容。
我们的祖先没有时钟和历书，却有功能类似的东西。地球、太阳、月亮和星辰都有自己运行节奏，植物的生长四季轮回，都让远古人类深深着迷。
今天我们低头看手机，老祖宗会抬头看太阳、月亮和星星。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原始人在把猎物借给邻居的时候，会附加类似这样的条款：
请在明天太阳下山之前还我一只相同的猎物；
请在下一次月亮变圆的第二天修葺我家的房子；
请在冬天第一场雪来临前还我一担干柴。
公元前8000年以后，人类逐渐进入农业时代，资本和信贷日益常见。资本的形式，可能是种子、改良后的工具，或者成群的牲畜。
对时间的度量和计算越来越重要。
古埃及人根据对尼罗河涨落和星辰的长期观测，将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再加上5个宗教节日，共计365天。
公元前4000年后期，苏美尔（两河流域下游）人开始尝试将经济时间和天文时间分离。他们在规划分配和计算利率时，采用的不是365天这个自然周期，而是12个月、每月30天的日历年。“360天一年”可以划分出很多时间阶段：1/2、1/3、1/4、1/5、1/6、1/8、1/9和1/12，每个阶段都可以用整数来记载。直到今天，企业债券、市政债券以及许多银行的借款，也都是基于360天为一年计息。在此基础上，苏美尔人发明了60进制度，一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吴宇虹，2013；戈兹曼，2017）
这种时间模型，能够很好地分析周期性的经济现象，促进资本的积累。
在资本的推动下，庙宇和城市的建设，就有了可能。
利息的产生
在古代，寺庙不仅是人员组织和货物储藏的地方，也是人们贡献礼物以交换神的庇佑的地方，是所有经济、政治活动的核心。那时候，自由公民通常不需要向政府管理机构或国王缴税，但每一个人都必须“献祭”。许多宗教经典都认为，人从出生开始就是债务，只有死了以后，才能从死神中赎回自己。
人类最终的牺牲不可避免，但通过祭品，可以推迟这一结果到来。
在伊拉克博物馆，有一件国宝叫乌鲁克祭祀瓶。
这个瓶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瓶子画面描述的是一个祭祀的场景——一大群裸体的男人，每人拎着一个篮子或双耳瓶，里面装着各类动植物，人类的头顶，是神庙的世界——他们正在给祭司或女神伊南娜赠送礼物。
当农场主、渔夫或手工业者无力支付这笔“献祭”时，他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拖欠，向神庙表示延迟缴纳；二是借款，向资本充足的人或机构寻找周转。无论哪种方式，都将表现为信贷，并记录在案。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借贷记载，发生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来自古巴比伦的乌尔第三帝国。他们把借贷刻在陶片上，不过那时候的契约还十分简单，只记载了“谁欠多少大麦”。
表1-1 陶片上的文字
数据来源：《价值起源》（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
考古学家认为，这个陶片记录的是15个人应该上缴的祭品。但不知道何种原因，他们一直拖欠而没有支付。于是，神庙记录下来，并注明这是一笔“强制性捐款”。按当时的惯例，谷物延迟支付，年利率约为33.33%。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强制性捐款”也逐渐变成了“贷款”的专业术语。
这些原始的信贷记录，大量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
那么，又是什么让古人产生了收取利息的想法？
在苏美尔语中，利息一词是mash，它有牛犊的意思；在古希腊语中，利息一词是tokos，它有牛繁殖的意思；拉丁文中的pecus，代表畜群。
牛是重要的劳动生产工具，也是供奉给神明的重要祭品，代表绝对的价值。
在古代，牛的拥有量决定了个人、家族的社会地位。剩余劳动力可以以牛的形式保存，进而通过雇佣仆人、奴隶获利来加速资本积累。在古希腊荷马时代的威尔士法律当中，公牛是重要的货币度量单位，尽管不会真的为任何物品支付公牛。比如《荷马史诗》写道，一套优质的盔甲值九头牛，一名女奴值四头牛。
利息来自谷物、牲畜的自然增殖。
如果你将10头牛借给某人一年，你可能会希望他还给你11头牛。因为在自然条件下，牛群会自然增殖，牛主人的财富也就因此具有与牲畜增殖率相同的自然增长率。如果牛是标准货币，那么所有可类比的借贷，都理应具有“增殖”属性，利息收入也应该视为投资者的正当权利。而且，牛生牛犊，牛犊长大后再生牛犊，如此，收益形态呈现树形支状。
因此，也不难理解，利息的计算应采用复利方式，而非单利。在一个狩猎和采集的社会，利息会被认为是一个过分的请求。在一个农业社会，利息的概念就显得自然而然。
平民的悲歌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
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几十个世纪后出土发现，
泥板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每当唱起周杰伦的这首《爱在西元前》，眼前就会飘过底格里斯河旁的原野，掠过巴比伦的废墟，印入乌尔古城的苏美尔女神，而那一排排的泥板上面，仿佛镌刻着无数动人的爱情故事。
在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两条大河从高耸的山脉涌出后，进入平坦的南部平原，速度减缓的流水不仅滋润着两岸的植被，也带来了大量高原的沉积物。
这里是《一千零一夜》的发生地，这里是《圣经》中所描述的伊甸园。
想象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那些用芦苇刻下并留存至今的楔形文字，其实并非什么诗和远方，也不是什么风化千年的誓言，而是干巴巴的契约，是枯燥无味的生意，是债，是平民的悲歌。
公元前1820年，巴比伦城邦里一位名叫班里的年轻人，决定修葺他们家族城外麦田的灌溉网络。
他敏锐地发现，祖传下来的几块麦田，自他父亲以来，产量不断下降。
经过仔细研究，他和他的父亲认为原因在于灌溉系统的老化和损毁。
那时候，为了应对不期而至的洪水和恶劣的环境变化，两河流域的城邦在水利建设上花费了巨大资源。水资源管理工程多种多样，灌溉系统复杂精致。在前1780年左右颁布的《汉穆拉比法典》中，就有许多关于灌溉、水权的规定。
但是班里的家境并不宽裕，他必须借钱去支付这一笔维修费用。那年7月，班里的父亲埃里胡（Nabi-ilishu）决定向寺庙借一笔款。
商人辛-他加尔（Sin-tajjar）与寺庙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五位见证人的见证下，寺庙以“太阳神”（古巴比伦正义之神）的名义与辛-他加尔一起作为联合债权人，借给埃里胡1又1/6谢克尔白银（约9.33克），埃里胡承诺将在收获的季节还本付息，利息根据本金和标准利率计算。
资料来源：《价值起源》（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
图1-1 班里向寺庙借款的合约（戈兹曼，2010）
这是一笔生产性借贷。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900年，苏美尔大麦贷款的常用利率是每年33.333%，银子贷款的利率为每年20%。后来，这一惯例被写进了《汉谟拉比法典》，成为古巴比伦沿用1200年的法定利率上限。
按规定，合约一旦被履行，记录债务的泥板就要被放到水中，泡成泥浆。但在这个故事中，泥板被保存了下来。这意味着，这笔贷款并没有被偿还。考古学家猜测，可能是那年收成不好，或者班里的家庭遭到了其他难以预料的变故，导致班里的父亲无法履行合约。
如果不能按期偿还，放贷者可以将班里父亲的财产据为己有。收取财产通常从谷物、绵羊、家具开始，然后是土地和房屋。最终可能征收家庭成员，先是奴隶、仆人，然后是子女和妻子，最后是欠债人自己。这些人会成为债务苦工，他们可能不是奴隶，但必须像奴隶一样，在债主家里或者寺庙、宫殿一直工作下去，直到连本带息还清所有欠款。
这样的后果是，一旦某年农作物突然歉收，大量的农民就会变成债务苦工。一些人会因为恐惧而逃亡，许多家庭因此支离破碎。
商人贾米勒
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乌尔城（现位于伊拉克）的一条名叫乌尔利基巷的巷子里，生活着一个名叫贾米勒（Dumuzi-gamil）的商人。贾米勒早年做过外贸，他将乌尔的谷物、手工制品贩卖到伊朗的山区换取青铜，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后来，贾米勒老了，干不动了，也厌倦了旅途的劳顿，企盼安定的生活。
当然，重要的是，他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贾米勒在乌尔有了一定的地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的座上客，不是寺庙僧侣，就是王宫官员。而且，多年的历练，也使贾米勒十分了解农民、手工业者的生产生活情况。
于是，他决定在乌尔开始他的金融投资事业。
一方面，贾米勒从寺庙、宫廷以及商人朋友那里吸收存款。
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很富饶，能够生产大量谷物、牲畜，提供许多羊毛和皮革，河边大片的苇秆可以编成席子、篮子和箱子。但除此之外，那里一无所有，没有交易用的贵金属，没有锻造武器的青铜，也没有建筑用的石材。为此，寺庙的僧侣或官员发明了支付利息的贷款，支持商人离开平原，去今天的埃及、伊朗甚至阿富汗，出售商品，换取平原需要的物质。
寺庙、宫廷需要贾米勒这样的专业人士，帮助他们理财。为此，他们要求的年利率在6%—12%之间。
出门在外的商人，也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帮他管理资产。比如贾米勒有个好哥们儿叫阿布（Shumi-abum），是一名青铜贸易商，靠着从乌尔到迪尔蒙（Dilmun）的海上探险发了大财。
公元前1796年，在寺庙官员的见证下，贾米勒和阿布签订了一份合约。阿布借给贾米勒250克白银，而贾米勒承诺5年后归还阿布297.3克白银。这是一笔5年期的定期存款，按今天计算年利率约为3.78%。
这笔存款的利率着实不高，和今天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差不多。利率代表社会经济运转水平，低利率意味着国家发展比较兴旺。贾米勒生活的那个乌尔，正处在一个黄金时期。
贾米勒撸起袖子从家门口的泥坑里搬出一块湿漉漉的泥巴，做成方方正正的土块，趁土块还没有干透，他用芦苇把协商好的内容简洁地写了上去，双方无异议后，他把土块装入事先准备好的陶土信封，并盖上借方印章。
在寺庙官员的见证下，贾米勒向太阳神起誓，若有违约，天打雷劈。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存折了。贾米勒以这种低息方式，吸收了很多存款。
另一方面，他进行了一系列投资。
比如，他曾给一位远行的商人提供资金支持，为商人的创业梦想加油点赞；他曾投资了供应寺庙的面包店，成为国王的粮食供应商；他还建立了一个青铜加工厂，帮助国王打造兵器。
此外，贾米勒还将部分资金，作为短期贷款借给了当地的农民和渔民，帮助他们缴纳“献祭”，维修灌溉系统，度过经济周期，平滑消费。
这些针对平民的小额信贷，十分考验贾米勒的风险管理能力。
为此，贾米勒索求年利率高达20%的利息。如果还不起，不好意思，依照当时的法律，债务人就得到卷铺盖到贾米勒家做苦工，直到还清债务为止。
乌尔利基巷
今天伊拉克乌尔城，寂静、荒凉地矗立在平坦而干燥的平原上。
这座沙漠里的废墟，是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有着7500年的文明史。乌尔地处波斯湾和两河流域的交界之处，曾是幼发拉底河最繁忙的港口，周围布满了运河河道，港口里充斥着商船、货栈和各类工厂。
乌尔城，这个四通八达的港口城市，是许多商人进行贸易的理想场所。
在这个城市里，人们承认泥板上记载的利润。
债务不仅是一种财富，具有时间上的价值，也可以在不同的人员中流转。
公元前1794年左右，阿布的海上冒险生意遇到了重大挫折，他投资的一艘货船在惊涛骇浪中化为乌有。阿布找到贾米勒，希望能够早点兑现。
贾米勒不是什么善茬，朋友归朋友，生意上必须亲兄弟明算账。他表示，阿布啊，这笔存款的到期日是公元前1791年，兄弟我也没有余粮啊。
怎么办？贾米勒给阿布指了一条路，隔壁伊利舒（Nur-ilishu）和阿沙德（Sin-ashared）最近贩卖石头发了大财，要不去找找他们？
在贾米勒的撮合下，阿布把这块泥巴状的“存折”卖给了这两兄弟。
公元前1791年，伊利舒和阿沙德从贾米勒那里成功收回了欠款。
乌尔城的文件表明，在当时，个人承兑票据存在显著的二级流动性市场。在这个市场里，还款的承诺，可以被视作通货流转。有些票据需支付给原始债权人，还有些可以支付给任何一个持有人；有些见票即付，有些则有固定日期。
现在看起来，这些古老“证券”的流转程序有些复杂，要邀请德高望重的见证人（往往由寺庙和政府的官员担任），还要请这些见证人以“神”的名义起誓，并在泥板上刻下他们的名字。
即便如此，乌尔的资本仍然在夹缝中艰难生长。有证据表明，乌尔不但出现了支持商人远洋贸易的合伙人制度，还出现了支持个人未来规划的养老保险、投资组合等。
古巴比伦的乌尔城，不但有一批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资本家，还有一套现存最古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这些以贾米勒为代表的企业家和资本家们，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金融交易场所及其相配套的交易秩序。
如果乌尔是今天的纽约，而乌尔利基巷，就是当之无愧的华尔街。
砸碎泥板
公元前18世纪，乌尔城隶属拉尔萨王朝，当时的国王名叫瑞姆辛（Rim-Sin）。瑞姆辛是一个猛人，干了60年国王，东征西战将拉尔萨带入强盛。
马克思说，商品经济是天然的革命派。
商人们四处游走，勇于冒险，他们不依靠政府体制分配，也不依赖家族机构，而是凭借投资买卖获取收入、保障未来和颐养天年。
这些经济上独立的个体一旦作为阶层出现，就会成为一群危险的人。如果规模足够大，就会以一种微妙方式解构人们对政府的依赖，削弱王权的力量。
公元前18世纪的乌尔，资本似乎有了一丝冒头的曙光。
但是，对于一个相对封闭型的农业形态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很低，永远不可能逃离边际收益递减的魔咒。
一个商人要赚更多的钱，就意味着要剥削更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这很可能撕裂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阶级冲突。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古代中国，王朝总是周期性地更迭，背后原因之一，就是财富过度集中，导致社会贫富悬殊，阶层分裂。因此，在农业社会，商人这个群体总是被长期、有组织地打压。
或许是对商人势力的恐惧，或许是对高利贷者的厌恶和对债务苦工们的同情，还有可能国王本身也深陷债务危机，公元前1788年，瑞姆辛颁布了一道敕令，宣称所有的贷款都是无效的。
这条法令要求，免除所有未偿还的消费债务，把土地归还给最初的所有者，允许所有的债务苦工回到自己的家庭，回到母亲的身边。
有学者认为，当时商业贷款可能不在免除债务范围之外。
但不管如何，贾米勒和其他放贷人仍然全军覆没。他们提出了诉讼请求，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国王瑞姆辛宣称，他的王权来自天授，具有超自然的身份，因此他在必要的时候，有权利重新塑造人类社会。
这种赦令后来成为惯例。每到春天庆祝新年的时候，巴比伦统治者们会举行一个“砸碎泥板”的仪式，主题总是冠冕堂皇：重建公平和正义，保护寡妇和孤儿，等等。
赦令向深陷债务的平民百姓伸出了援手，但粗暴的方式也令许多商业行为的发展陷入停滞。当远距离贸易、金融资本的收益，无法抵销债务豁免带来的潜在损失时，资本形成成本升高，商业架构就会土崩瓦解。
在贾米勒之后的1000年里，考古学家在乌尔再没有发现任何贸易文件，以及类似的充满想象力的金融凭证。
乌尔昙花一现的资本秩序，最终湮没在烈烈风沙当中。市场经济是一种不断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但在公元前的几千年时间里，尽管贾米勒等商人做出了很多努力，但这种合作秩序却仍像困在与世隔绝的“钟罩”之内，到处都是难以跨越的阻碍和栅栏。
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下，美索不达米亚逃脱不了“治乱循环”的历史宿命。有份叫作“苏美尔王表”的文献，描述了两河流域此起彼伏的政权更迭。按照王表，“王权”自天而降，然后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
灰犀牛
在公元前2006年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以后，两河流域一直处于分裂状态。
伊新、玛里、拉尔萨等六个城邦国家谁也不服谁，为争夺奴隶、土地、水流和灌溉网络控制权，兵战不息。一时间土地荒芜、农商衰败，史称“六强争雄”。
公元前1763年左右，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军队打败了瑞姆辛，完成了两河流域的统一大业。当汉谟拉比把巴比伦城推上巅峰的时候，他也许没想到，平静之下，暗流汹涌，一群灰犀牛先是悄悄靠近，然后撒开了四腿迎面飞奔而来。
两河流域是历史上最早的人类文明，曾哺育了无数村落和城市。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两河流域的信贷利率上限一直维持在谷物33.333%、银子20%。而在商业贷款或有抵押物的贷款中，利息会大打折扣。
在两河流域，已经形成了较为原始的农业资本体系。威特福格尔认为，调用人力资源兴建灌溉工程，管理水利设施，使复杂的专制政府的出现成为必然。公元前2100年前后，乌尔第三王朝提倡扩大灌溉系统，鼓励人口增长和外来移民定居。这种急速扩张带来灾难性后果。过度的农业开发和大量的农田灌溉，使地下水的钠盐含量急剧增高，最终使土壤盐碱化。
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小麦逐渐无法存活，只能种植耐盐的大麦。
到公元前1000年，盐化被认为是诸神对人类罪行最严厉的报复。
吉尔苏、拉旮什、温马、舒如帕克等一批批苏美尔城市走向衰落。
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边际产量不断下降。以最早遭受盐化的吉尔苏为例，在公元前2400年，大麦每公顷收2537公升，到公元前2100年，降到1460公升。约公元前1600年，吉尔苏完全被弃。
两河流域农业生态持续恶化，使得资本最终失去了方向。当人们不再相信未来，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政府强制力，或者血腥的战争机器。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美索不达米亚的无抵押信用贷款记录越来越少。公元前1000年以后，这里再也不是那个令人神思的地方。亚述时期（公元前9—前7世纪），政府就是武力的别称，生产服务于对外战争需要。同过去两河流域《汉谟拉比法典》相比，亚述法律充满了肉刑，公然鼓励将俘虏折磨至死，对不服从的奴隶可坑杀剥皮。
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西亚重要的贸易市场。但它的繁荣，完全建立在掠夺他国财富基础上。《圣经》里，尼尼微被称为“血腥的狮穴”。
亚述最大的贡献，是战争的艺术。他们发明了骑兵，还将军队分成若干兵种，如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辎重兵及工兵等。
在亚述，谷物贷款的正常利率达50%，银子贷款利率则在20%—40%之间。事实上，当时信用贷款记录已经不再那么常见，而且形式更加原始。如果没有大量典当物做担保，亚述人几乎不会放贷。
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征服巴比伦。从那时候起，巴比伦的古老文明被摧毁殆尽。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漫长的灰犀牛，它步履蹒跚而来，然后带走所有生机。
直到公元300年以后，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必经之地，两河流域才以伊斯兰教的方式，重新融合统一，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