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适应自身地理禀赋，建立了以工商为导向的城邦国家，培育了一种全新的贸易资本。而罗马把从希腊现学的资本工具，充分运用到了他们的掠夺事业中。在罗马，打仗不仅是你死我活，还是一项能获得巨额回报的投资。
文明分叉
12万年前，非洲大地人满为患，食物短缺。有些四肢纤细但头脑充满想象力的人，决定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9万年前，他们到达了中东地区，在这里，他们又分道扬镳。
一支留在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里是人类走出非洲的第一站，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里有尼罗河，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有广阔的适宜植物生长的平原和气候。于是，他们以一种富于创新的行为，彻底地从采集、狩猎转到了耕种生活，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和古苏美尔文明，从诸多原始部落中脱颖而出。
一支往东，通过云南、广西进入中国。那些向东行驶的人类，到达一个土壤纤细的辽阔大地。那里虽然没有唾手可得的食物，但黄土细碎，可使用原始的工具耕耘，比如木制的犁和原始的石锄。这里还有一条携带大量泥沙的黄河自西向东，可供农田灌溉。于是，围绕黄河周围，诞生了延续至今的华夏文明。一支往北，成为欧洲人的祖先。那些告别故土，紧跟北上低压带而躲避干旱，试图保持原有生活方式的人，无意中遇到了北方的季节性严寒。起初，这些人过得并不好，他们在坚硬的岩石间隙种植农作物，一年辛劳却仍难以填饱肚子。但那些艰难存活下来的人身上都产生了一种新的适应能力。
抵达东亚地区的人类中，又有一支往南，跨过山和大海，一直走到今天的澳大利亚、新西兰。
那些南下进入信风带的族群，选择了一条困难最少的道路，他们遇到的是热带单一气候，这种长年温暖湿热的环境令人昏昏欲睡。最重要的是，这里光、热、水资源充足，物产丰富，随便摘个热带果子都能过上好日子，才不稀罕去太阳底下脸朝黄土背朝天，更不愿意开动脑筋思考什么发明！所以，长期以来，在这里的人类后裔，他们与远古祖先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太大差异。
1万年前，人类已经走遍千山万水，分布到了地球几乎每个角落。
在中东地区，尼罗河的洪水每年都按部就班，在八月时期溢出河床，淹没两岸土地，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却并不循规蹈矩，经常“情绪失控，乱发脾气”。在中国，黄河绵延约5500公里，流域面积超过75万平方公里，从大禹开始，几千年来，治理黄河一直是国家头等大事。
洪水治理需要上下游协调，风险规避需要做好统筹计划，这都要求一个强有力的统治机构。埃及平原、两河流域、黄河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正是一代代强人逐鹿的最好对象。于是，与大河、平原相伴相生的，是尼罗河畔不可一世的埃及法老，是两河流域此起彼伏的城邦霸权，是古代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中央专制王朝。
从王权到资本
在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地区，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希腊既无辽阔平原，也无一泻千里的大河，到处都是崇山峻岭和深峡险谷，希腊大大小小数百个城邦相互并存，谁也没法吞并谁。
希腊土地贫瘠，地形险恶，一锄头下去，火星四溅，根本无法模仿同时代其他文明的农本道路。希西阿德在他的《田功农时》中说，一个希腊农民四季不停劳作，既种谷物，又从事园艺、畜牧，也难以维持生计。
当埃及法老在尼罗河畔倾力打造宏伟的金字塔，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书写楔形文字时，希腊还是一个鲜有人烟的苦寒之地。希腊先民大多是文盲，白天吆喝着出海打鱼，晚上吆喝着出海打劫，过着“不要命不要脸”的日子。
所幸的是，希腊与这些发达的农业文明之间，只有一个内海的距离。
这个海，就叫地中海。地中海不是浩瀚无际的大洋，只是一个洲际内湖。星罗棋布的大小岛屿，就像一个个跳板，为水手们提供避风港。即使没有现代交通条件，古希腊人也能顺畅地与周边地区频繁来往。古希腊的商人带着葡萄酒、橄榄油，跨越重洋，去遥远的地方换回谷物、拖鞋等。希腊约有一半人口依赖黑海、中东的粮食。
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商渐渐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行业。商人是自由的土壤，是威权的天然消解者。他们游历四方，敢于冒险，热爱学习；他们消息灵通，很难被愚弄；他们认为公平买卖、自由平等是基本准则，要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在希腊雅典，起初也有过王权时期。但随着商人势力的崛起，王权不断缩小。公元前1068年，雅典最后一任国王科德鲁斯在一场战争中英勇献身，雅典人认为科德鲁斯太伟大，后世没人再配得上“国王”这个崇高的名称，干脆把王权废掉了，以执政官取而代之。
在王权不断缩小的过程中，雅典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崛起了。雅典立邦之时，将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类。到公元前600年左右，许多平民通过经商方式获得了大笔财富，他们渴望在政治上谋求与贵族同等的地位。这时候，伟大的改革家梭伦出现了。
梭伦从政前也是个商人，对贵族与平民间的尖锐矛盾深有体会。在当上雅典执政官以后，梭伦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梭伦极力推行“解负令”，但不是类似苏美尔城邦那样的进行周期性的债务苦工大赦，而是通过立法禁止以债务人的自由作为抵押。同时，按财产多寡重新划分社会阶层，财产多的人等级越高，所能享受的政治权利也越多。
表2-1 古希腊按财产多寡划分社会阶层
资料来源：《千年金融史》（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资本成为雅典的主宰。
人们以雅典为中心，建立起了港口、码头、市场、城邦……
尽管苏美尔的金融文件被掩盖在漫漫黄沙中，但苏美尔金融思想并没有就此埋没，跨越地中海的波涛，穿越近一千年的风雨，这些伟大的思想在地中海重焕生机。
讼词里的金融
作为一个民主社会，雅典政治活动的核心要素是投票。
每逢国家大事，一群公民就会走上讲台发表自己的政见，以供其他公民参考判断，再对决策事项进行表决。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最负盛名的就是那些口若悬河的雄辩家了。
古希腊时期，雅典银币上的头像，除了神灵、帝王外，就是雄辩家。他们发表演说，指点国家大事，周围有一群公民鼓掌，十分风光。
著名雄辩家德摩斯梯尼，从小父亲就去世了，叔叔是他的监护人。年少时，德摩斯梯尼十分羡慕公民参政时忧国忧民的样子，梦想有一天能够站在雅典的市政广场，一张嘴就能够地动山摇。但不幸的是，他是个口吃患者，发音不清，说话气短，还老不自觉地耸肩搔头，往往还没张口就被观众轰下台。
正当德摩斯梯尼准备放弃的时候，他发现，叔叔偷了他的遗产。
如果连自己的权利都争不回来，又有何能力兼济天下。当时，古希腊法庭采用陪审制度，在控辩双方辩论后，由200-1000人的陪审团投票表决。因此，当事人或律师的口才至关重要。为了索回遗产，德摩斯梯尼决定向雅典著名演说家、擅长撰写遗产讼词的伊塞学习演说术。
德摩斯梯尼把小石子塞在嘴里练饶舌，迎着呼啸的大风讲话，在自己的双肩上悬剑以纠正体姿……终于有一天，他站在法庭上，口若悬河，为自己大声疾呼。
他在讼词中清晰地向陪审团呈现了自己应得的财产数量。如果仅仅以12%的单利估计，其父亲留下的遗产，本金和利息的总和，扣除管理费用，差不多有4800迈纳，可以购买800名壮年奴隶（德摩斯梯尼主要财产清单见表2-2）。可是，叔叔给的却不到他应得的1/12。
表2-2 德摩斯梯尼主要财产清单
（注：1迈纳约为480克白银，1枚德拉克马银币约重4.37克）
资料来源：《千年金融史》（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德摩斯梯尼的讼词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古希腊的金融图景。在这个图景中，银行存款、账户、合同、风险……虚拟的金融概念深入人心。一窍不通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委托代理制度，投资船长和水手进行海上冒险；资金不够的商人，可以借助合伙人制度、抵押贷款制度，融得更多资金；有存款的手工业者，可以把钱存到银行家那里，依靠他们的专业能力，获取稳定的收益。
在公元前400年—前300年前，雅典的生产型资本已经非常发达。
德摩斯梯尼的讼词，表明了一个雅典富裕阶层多元化的投资方向。他父亲不担投资了铸剑厂，还投资了沙发厂，除此之外，还有航海、房产、存款等等。当时的雅典，已经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发财致富的梦想聚集到雅典，成为“雅漂”。有人的地方，就有市场，人越来越多的地方，市场就越来越大。富裕雅典人的手头几乎不留现金，不仅持有土地、房产，还租用奴隶，进行商业投资和含息贷款。
雅典也创造了一个足以与海浪不稳定性相抗衡的风险共担系统。
德摩斯梯尼父亲最大的一笔贷款去向，是航海贷款。在古代，远跨重洋绝对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许多冒险者一去不返，直至今天，地中海、黑海的海床上，还躺着无数古希腊时期的船只残骸。如果航海风险只是由一个人来承担，可能一次失败，就足以令他倾家荡产，永世不能翻身。但是，通过合伙，通过贷款、抵押，通过各类契约的流转，权衡出风险的价格，把出海贸易的风险标准化、社会化，能够有效地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资本所要求的风险补偿与平均利润相互匹配，为货币提供了一切机会。
精明的德摩斯梯尼在计算他父亲留下的遗产时，以当时通行的12%的单利主张十几年来遗产的时间价值。历史学家统计，当时正常贷款的年利率在10%—12%之间，房地产贷款的利率在8%—12%之间，为城市建设提供的贷款在8.5%—12%之间，为工商界提供的贷款在12%—18%之间。有证据表明，当时小商号的财富常常能在几年内增长两三倍。而航海贷款的回报率，每个季节通常高达40%—60%。为此，许多债主常常随船同行，以照看自己的投资。
表2-3 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6世纪的贷款利率
资料来源：《利率史》（中信出版集团，2010年）
特拉佩基塔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穿越薄雾照在比雷埃夫斯港的码头上，古代雅典的一天开始了。这里是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比雷埃夫斯，这里是古希腊最大的港口。
石头堆砌的码头上，人声逐渐沸腾起来。
健硕的奴隶揉着惺忪的睡眼，从货船上卸下五花八门的木柜。不远的广场上，一位穿着华丽的商人正不厌其烦数着木柜子里精美的双耳瓶。
在港口的最北端，一串马科拉柱廊（Makra Stoa）下面，粮食贩卖商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们大声吆喝着，与来自雅典的收购商讨价还价。
马科拉柱廊对面的区域，是个交易展示厅。
这个展示厅是专供外邦商人展陈商品的地方。在这里，有从埃及运来的吊帆与纸草，有从叙利亚运来的香料，还有来自利比亚的象牙，以及来自腓尼基的地毯和花色繁多的枕头……雅典的公民不缴纳任何形式的直接税，城邦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这些外邦人的关税。
规模庞大的对外贸易，有着十分旺盛的金融需求。
马科拉柱廊下面，排着一些长桌。长桌表面有两组垂直的线和几串古希腊数字集，这套类似中国珠算的东西叫萨拉米斯算板（图2-1）。雅典的商人正是凭借这套计算技术，商谈利率价格，估算航海风险。
长桌的一边，坐着专业的银行家，他们被称为特拉佩基塔（Trapezita）。
资料来源：百度文库《算盘的历史》
图2-1 刻在石板上的萨拉米斯算板
长桌的周围，时常发生粗鲁的争执。不过，吵闹声很快淹没在人海里。大家对此见怪不怪。为了避免钱财被偷窃，或被抢劫，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钱币托付给特拉佩基塔。或者商定一笔定期利息，通过特拉佩基塔的专业能力和信息优势发放贷款。特拉佩基塔常常掌握不容忽视的资金总量。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私人银行业已经发挥重要作用。
其中，最励志的特拉佩基塔叫波米欧，他本来是一名奴隶，通过自己的勤劳努力，成了雅典最富有的人。波米欧不但从事货币兑换，还从事收取存款、给个人和城邦放贷、对外汇款、颁发信用证和票据等活动。在他发放的贷款当中，有的要求以货物、房产做抵押，有的则是无担保贷款。
当特拉佩基塔对客户资金加以利用的时候，就会产生“存款效应”。一块硬币不仅可以分成两瓣用，还可以分成三瓣、五瓣用。
这是现代银行才有的功能。
在古希腊，真正的资产不仅包括现金、大厦或者众多的奴隶，还包括银行家敏锐而善于发现机会的眼睛、对于风险的精准评估以及诚实的信誉。
人类天赋，加上一张简单的计算桌，一个记录债权债务和收支情况的账册系统，共同组成了古代雅典的银行和金融交易秩序。
在今天，希腊单词“Trapeze”有两个意思，一是桌子，二是银行。现在，当交易员端坐在电脑屏幕前研究K线图的时候，他能否想到，他们的祖师爷曾在农贸市场上风吹日晒地“练摊儿”。
希腊式耗散
在农业文明中，人口因追逐土地而高度分散、孤立，缺乏互动。
相对来讲，商业社会更加开放，与外界的能量、信息交换更频繁。
古希腊商业贸易特征，令相当部分的人口脱离农业，集中到城市生活。人口聚集形成城市，可以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分工，加快专业知识的积累、传播。大量能工巧匠、专家学者集聚在一起，他们相互接触、来往、交流、切磋，碰撞思想的火花，改良社会制度，创造新的技术。
城市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它的生长指标不是按照简单的线性法则，而是以指数来衡量。比如说，一个1000万人口规模城市的创造力，不是100万人口城市的10倍，而可能是20倍甚至50倍。
通过城市化和专业分工，在资本的催化下，古希腊通过与周边农业帝国的交换，建立了一个相对较小的、以资本为纽带的耗散型结构体系，第一次摆脱人类原始的增长方式，踏入非线性的内生型经济增长模式。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约塞亚·欧博发现，公元前800—前300年间，古希腊经济规模相对于人口总数增长了10-15倍，人均消费翻了一番。这样的增长在今天不值一提，但相比其他古代经济体，已经非常惊人。
发达起来的希腊城邦，哲学家们白天在广场辩论，晚上观测星象，不但有自己的实验室，还有研究助手。
人类的真正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而不只是生存。
古希腊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全境只有几百万人口，却在天文、数学、航海、贸易、殖民、哲学、艺术和社会组织方面，均获得杰出成就。
在数学方面，欧几里得编写《几何原本》，实现了几何的系统化；在医学方面，希波克拉底把医学从宗教迷信中解脱出来，奠定了欧洲医学的基础；在物理学方面，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理，并建立了计算球体、圆锥体等的一般计算公式，在深刻理解杠杆原理的基础上，他还发明了许多机械装置；在地理学方面，毕达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说，埃拉托色尼用几何方法算出地球周长，创立经纬网络，为哥伦布地理大发现提供极为重要的理论知识。
更重要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建立了批判性科学思维的传统。他们懂得用实验的办法，从事抽象思考和发明创造。
这正是近代科学革命和文艺复兴的源头。
古希腊适应自己的地理禀赋，站在周边农业文明的肩膀上，建立了以工商为导向的城邦国家，培育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商业文明。通过航海、贸易和海外殖民，古希腊迅速集聚大量财富，也埋下了现代金融、现代政治、现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论的种子。
罗马崛起
罗马本是台伯河畔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既不临海，也不靠山，只有为数不多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后来，有一群来路不明的光棍聚集到了这里，共同推选出一个“山大王”，忙时种田养猪，闲时打家劫舍。
对于忙着做生意的希腊人来说，偶尔也会路过罗马，但这个地方绝对不是漂泊的尽头，而只是个单薄的驿站，吃过，睡过，第二天踏上新的旅程，就会不再记得。当时，希腊人已在意大利建立了多个殖民地，比如南部的塔兰托和锡拉库萨，相比这些繁华的商业城市，罗马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村姑”。
就这样，这个无人问津的小山头，安静地度过了近300年的时间。
罗马王不过七代，与雅典类似，罗马后来也取消了国王这个称号。古罗马最后一个君主叫塔克文，此人实在太混蛋，穷兵黩武、奸淫掳掠，导致民怨沸腾。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民大起义，把塔克文赶出了罗马城。从此，没人愿意背负“国王”这个可耻的名称，罗马进入共和政体，迎来与雅典相似的执政官统治时代。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罗马此举在模仿希腊雅典，但此后的历史，罗马确确实实开始照搬照抄。
他们从希腊人这里学得了字母表，略作改变成为拉丁字母。他们把希腊诸神一一请进自己的庙宇，顶礼膜拜之余，顺便给这些神仙改个名称，安排一些新的工作。他们派出使团，在雅典和斯巴达游历，学习古希腊的法律和政治。
他们原样拷贝雅典的等级制度，进行人口普查，按财富划分社会等级。比如，规定进入元老院的财富标准是25万便士，进入骑士阶级的财富标准是10万便士。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源来为士兵和马匹付钱，才能有资格参与政治生活，没有达到财产要求的，将被剥夺职位。
当然，他们也很快学会使用古希腊强大的金融工具。
古希腊是一个商业社会，主要通过资本运作支持远洋贸易，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但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除了种田打猎，就是拦路抢劫。
罗马把从希腊学到的资本知识，充分运用到了他们的掠夺事业中。军队需要报酬，需要食物，需要被长途运输到远离罗马的地域，这些都是极大的开支。为此，罗马通过货币经济，发展出了复杂的金融工具，比如银行家汇票、包税人公司等，用来处理跨期交换，促进资本形成和控制不确定性。在罗马，打仗不仅是你死我活，还是一项能获得巨额回报的投资。罗马执政官一声吆喝，骑士们穿上盔甲，骑上战马，就去外邦掠夺财富和人口。
与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相比，罗马不但好勇斗狠，它还很有文化。
在罗马，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建立的财富基础上。罗马人普遍认为，财产的基本形式是私有，公民的一切财产都应该得到保护（仅限于罗马公民）。为此，罗马制定了大量法律，用于规范社会活动。在罗马，法理学变成了一门真正的学科，法学家们享有盛名。为了规范政治家们参与企业活动，前218年，元老院还制定了《克劳迪法》，以阻止元老院议员通过政治优势来获取经济利益。
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
凭借强大的军队和资本工具，古罗马站在古希腊的肩膀上。公元前338年，当希腊联军被马其顿揍得鼻青脸肿的时候，罗马已经成为当时意大利半岛最大的国家。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希腊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股票市场
站在帕拉蒂尼山顶俯瞰古罗马广场，人人都会被山下大片废墟震撼。
这个浸透了日月之光、包含了历代生命兴衰的历史遗址，是古罗马留给世界的一部辉煌纪录。
穿梭在荒废的断壁残垣，仿佛走在一个悠长的时光隧道里。
在古罗马广场的中心，有三根断残的石柱，像三个不屈的巨人一般矗立。这就是双子星神庙的废墟。传说双子兄弟帮助罗马赢得了里吉洛斯湖战役，为此，罗马人建立了神庙，还定下了双子兄弟节。
但很少人会知道，这里曾是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交易市场。
公元前2世纪后，罗马在地中海迅速扩张。每当征服一个地区，罗马会要求当地提供赋税并且服从统治。但罗马并没有组建相应的官僚体制来完成这些事项，而是以政府合同的形式，将公共职能私有化，承包给私人财团。
包税人公司应运而生。他们广泛参与政府各类合同竞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军队后勤保障，其中，特别偏爱地方性税收项目。在征服一个新的地方后，罗马政府会在双子星神庙的广场上拍卖课税权。投标过程往往非常具有竞争性，前台喊价声不断，幕后通过元老院、政治家进行运作也极其重要。
罗马人相信，源源不断的税收项目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业。包税人公司拥有独立于会员的法人人格，所有权被分成了相应股份。他们有行政管理人员，有公开的账目，偶尔召开会员大会。他们规模相当大，有的雇佣着好几万名奴隶。在组织架构上，有点类似今天的有限合伙企业。
Manceps即承包人，类似今天的公司创始人，由他与政府签订包税合同；Magister即公司董事长，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负责日常运常；Decumani相当于今天的公司董事，是包税公司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参与公司决策，能对总部董事长形成有效约束；Praedes即保证人，他是向国家担保包税公司将良好组织与运作的人；Pramagister即分公司负责人，是包税公司派驻各行省的代表；Socji指会员，他们是单个的包税人，与公司订立合同，为公司工作。每个会员都拥有公司股份，并以此享有分红权利，他们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Adfines指出资人，他们不参与公司业务和管理，并以出资额为限承担公司债务、分享公司利润。
公元前2世纪，几乎每个罗马公民都以某种形式参与了政府合同。有证据表明，不同包税公司的股份具有不同的面值，且可以转让。股份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资本家持有的大额执行股权；另一种是小额股权，这些未登记的小额股权的交易方式比较随意。
古罗马的股票不只是一种具有可变利率的贷款，而且可以自由波动。
罗马建立了一个遍及全境的信使系统，以便收集信息。通过这个系统，承包人能够计算出合同竞标价格，投资者也能估计出包税公司的股票价格。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一种“具有很高价格的股票”，并指出股票价值依赖于企业的成功，但充满投机和赌博。这意味着，古罗马已经存在股市行情。
公元前59年，西塞罗指控恺撒的盟友瓦提尼乌斯涉嫌腐败。西塞罗在其控诉中指出，瓦提尼乌斯拥有一家包税人公司的股权，并通过操纵股权价格从中获利。这或许是历史上第一个证券市场欺诈案了。
古罗马的股票交易地点，就是双子星神庙门前的广场。
在古罗马喜剧作家的笔下，广场上除了妓女、店主、放债人，还有一群粗鲁、话多、相互吹嘘的家伙，他们在交易包税公司的股票和债券。
今天，广场的演讲台和通向神庙的台阶依然清晰可见。
考古学家认为，三根石柱上曾经存在一个三角形装饰带，与今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正门极为相似。
如果这是一个午后，阳光穿过石柱，静静地洒在广场上，许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古老和现今、废墟和新貌交相辉映，时间仿佛从来不曾流逝。
恺撒的债务
公元前61年，恺撒的大法官任期届满，被派往西班牙行省就任总督。
恺撒踌躇满志，正准备动身前往时，他尴尬地发现，有几个债主拉着横幅堵在了家门口，不还清债务，就不让他去当官。
恺撒这次欠的钱，足够雇佣11万人的军队服役一年。
他把钱都用到哪儿了呢，据说主要花在买书（书在当时是奢侈品）、买漂亮衣服（来自中国的丝绸价格堪比黄金）、泡妞（特别钟情有夫之妇）和举办斗剑比赛上（主要为了取悦罗马市民，为选举造势）。
总之，恺撒一不小心就成了古罗马最大的老赖。
这时候，克拉苏出现了，他替恺撒还了一些，并当面向其他债权人保证，恺撒当完总督回来，一定会把这个坑填上。克拉苏比恺撒大14岁，是罗马首富，财富高达国家预算的一半，他很看好恺撒的政治前途。在当时，元老院贵族成员之间经常以非常低的利率相互拆借，通过金钱关系形成政治同盟。不过，这仅限于贵族内部，对外人是绝对不会轻易拆借的。
当时，古罗马债务危机接二连三。公元前67年，古罗马将领庞培在地中海“剿匪”很成功，一时间海上风平浪静，许多外国船舶带着奢侈品进入罗马，大量货币外流。另外，不少罗马人把巨额财富投资到外地行省。一时罗马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国库和许多家庭债台高筑。前63年，城邦下令禁止从意大利出口金银。在不留情面的债主逼迫下，有许多绝望的负债人发起密谋和反抗。
对于个人来说，解决债务危机的最好捷径是抢劫。
对于国家来说，解决债务危机的最佳办法是军事扩张。
一到西班牙，恺撒唯一的念头就是搞钱。他迅速组建了一支15000人左右的军队，把矛头对准了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的卢西塔尼亚人和加利西亚人。这两个部落一直不向罗马屈服。恺撒带着队伍，一路烧杀抢掠。
在恺撒的一生中，这次早期的军事行动不值一提。但通过这次征服，恺撒发了大财，不但还清了个人债务，也缓解了罗马城邦的货币危机。
为此，元老院允诺让恺撒担任执政官。
最关键的是，当跟随他一起征战并发财的士兵宣布他为“统帅”时，他明白了两个深刻的道理，一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二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公元前58年，他担任山南高卢、外高卢和伊利里亚等地区的总督。在接下来的9年中，恺撒夺取了整个高卢地区（相当于今法国），开始攀登人生巅峰。
征服边际递减
恺撒被刺后，养子屋大维上位，他就是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
公元前36年，在打败政敌安东尼，消灭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地中海成为罗马的内海。这时候的罗马帝国，人口6500万，控制了大约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成为世界的中心。
与此同时，罗马数百年来几何级的军事扩张也宣告结束。
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扩张对罗马来说是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罗马不但可以获得被占区域的财富，还可以获得贡奉、税收和当地的金银矿藏。公元前201年，通过两次布匿战争，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得到了约350吨白银。前167年，罗马控制了马其顿地区的税收，凭借这笔收入，罗马可以免除本土公民的税务。前130年，罗马吞并帕加马王国，国家预算从1亿塞斯特斯（铜币）增加到2亿。前63年，罗马征服叙利亚，预算进一步扩展到3.4亿。前49年前，恺撒打败高卢，由于获得的黄金实在太多，贵金属竟然下跌了36%。
凭借这些掠夺，罗马建立了金银货币体系，一时经济繁荣，物价稳定，贸易发达，商业贷款利率在4%—6%的正常区间。
世界资本不断涌入罗马，罗马盛极一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但是，扩张的收益不可能永远持续。屋大维在输给日耳曼人之后，他和他的继任者意识到征服成本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小。于是，罗马开始集中精力稳定军队，进行制度建设。以往的共和制度，运行成本越来越高。必须通过中央集权方式，提高信息传递效率，降低科层交易成本。当帝国的官僚机构逐渐完善，以前的那种包税公司再也没有了生存空间，罗马双子广场上的股票交易也戛然而止。
罗马人把扩张当成一项投资事业，就不可避免遭遇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首先，对外征服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一个从事地域性扩张的国家终将遇到实力相当的对手。在东方，罗马就遇到了波斯帝国，首富克拉苏在那里身首异处。在北方，罗马始终无法彻底征服日耳曼民族，最后还在日耳曼人的入侵下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
其次，对外征服的行动代价越来越高。按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技术，远征绝对是一项耗时耗力的举措。奥古斯都以后，克劳狄乌斯征服不列颠，图拉真征服达契亚，最后都是得不偿失，因为这些地方实在是又贫困又遥远。
再次，要承受被征服国土的治理和保护成本。征服可以获得一次性收入，接下来却是无尽的行政和军事职责。罗马帝国的大多数收益来自地中海沿岸，但在莱茵河、不列颠和西班牙等地，管理费用经常超过财政收入。
一个以征服活动获得收益、因财富涌入而得到发展的国家，在扩张结束后，不再有战利品进项，必须依靠本国农业产量维持运营。
曾经大发横财的策略正在变成一种负担。如何应对周期性的农业产量波动，应对叛乱、入侵，应对社会复杂化带来的财政危机，这十分考验帝国的精细化管理能力。在这方面，罗马帝国的想象力实在乏善可陈。
罗马皇帝们最大的金融创新，就是往金属货币里掺假。
公元54年，尼禄上台，为了筹集基建资金，他采用降低银币成色的做法。尼禄在银币中加入廉价金属，如铅、铜等，罗马银币的含银量从100%下降到90%。罗马就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货币贬值史。117年，罗马银币含银量下降到85%；238年，下滑到28%。到了268年克劳狄二世时，含银量只剩下0.02%。这时候，罗马陷入经济困境，税收加重，国内叛乱不止，国外连年战争，货币面值很高含银量却极低。350年，罗马银币只相当于屋大维时代的1/30000000。
一部罗马银币贬值的历史，也是罗马帝国的兴衰史。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军饷往往没法兑现，士兵经常哗变，许多皇帝在平叛的路上疲于奔命。公元455年6月，日耳曼人攻入罗马城，15天内将这座永恒之城破坏殆尽，那些曾经挤满了观众的斗兽场、赛车场、戏院都在烈火中化为废墟。
走向基督
公元3世纪晚期，罗马帝国风雨飘摇，危机接踵而至。
帝国外部，东方的波斯帝国在罗马的领土大肆蹂躏，皇帝瓦勒良被波斯王踩在脚下当马凳。西方蛮族长驱直入，在莱茵河畔烧杀抢掠，就连雅典也被洗劫一空。还有一伙法兰克人，在横扫希腊后，夺取船只一路从西西里抢到非洲。
帝国内部，皇帝成为最危险的职业。在贬值最剧烈的3世纪，罗马皇帝换得跟走马灯似的。公元235-285年间，出现了至少有27位公认的皇帝，多数皇帝任期只有几个月，皇帝被谋杀的概率近85%。
外有强敌压境，内部纷争不休。出身贫寒的皇帝戴克里先深感忧虑，他想到了一个方案，将帝国一分为四，四个皇帝共同治理。他安排自己和好朋友马克西米担任奥古斯都，为正皇帝，还任命了两个恺撒，为副皇帝[1]，作为接班人。每个统治者都有一座府治、一套机关和一支军队。
戴克里先活着的时候，四帝还能和平共处，然而戴克里先去世，继任者们很快开始你征我伐、相互残杀，谁也不愿意跟他人共享这身皇帝紫袍。
同时，国家经济秩序也气息奄奄，陷入无止境的衰退。
面对通货膨胀，301年，戴克里先颁布冻结物价法令，公布了700-800种物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法令异常严格，触犯法令的人将被处以死刑。强制的物价冻结手段后，市场立刻陷入萧条，与东方的商业关系几乎完全中断。私人企业只能在国家严格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活动，市场交换退回到实物交换状态。赋税的压力很大，企业活动停滞，大量市民逃离城市。
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爱祖国，贪欲和私心代替忠诚，腐蚀着公民的品质。
许多罗马人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不结婚，不生育，不履行父母责任。
政治家不再为人民和国家请命，只知讨好皇帝，愚蒙大众；昔日维护家园的军队，变成由统帅豢养、为统帅夺权和保权卖命的工具；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用自己手中的犁和田来换取幸福。
廉价的娱乐活动犹如稀释的硫酸，缓慢腐蚀着罗马人曾经钢铁般的意志。
但是，在混乱的帝国秩序中，有一股力量在悄悄生长，那就是基督教。
当皇帝戴克里先在斯普特利华美壮丽宫殿中日夜宴饮时，有一个叫作安东尼的罗马贵族，他把富足的家财分给穷人，响应基督的召唤，朝向沙漠走去。
这门新的宗教，尽管备受罗马皇帝的压迫，但仍在不断壮大。
安东尼一头扎进荒野，开始践行苦修。他选择在埃及沙漠科尔佐姆山的一处洞穴安身落脚，在那里开垦了一座小花园并编织草席。后来，越来越多的修道士向他聚拢，形成了首批基督修道院。他们自给自足，种植力所能及的作物，并同当地游牧民族交换物品。他们渴望精神上的熏陶，并在沉思中与各种有形或无形诱惑进行斗争。他们企图摆脱物质困扰，进行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一种讲究慈善、节制、清贫和苦修的日子。修道士们性情温和、低调自谦，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撼动罗马帝国的根基。
公元311年，在经过一段悠长而富足的退休生活后，戴克里先在自己的私人豪宅中离开人世。同一年，安东尼前往亚历山大港，他决心为基督信仰殉道。
312年，戴克里先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宣布自己信仰基督。随着古罗马战争机器的毁灭，征服、资本和奴隶制之间的纽带断裂。从国际贸易到日常的经济生活，宗教权威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当人们不再相信未来，人们就会去相信神，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这是一个寂静、平衡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