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商业资本是全球性现象，而不是欧洲独有。显然，商业资本可以在不同社会、文化和宗教条件下生长。不同的是，中世纪欧洲商人面临的指控和压力主要来自教会，而中国工商资本则更多处在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的“钟罩”内，随着社会复杂化而备受挤压，并日益萎缩、崩溃消失。
利出一孔
公元前1044年，老年姜子牙，在灭商之战中大放光彩。姜子牙没有封神，也没有成神，而是在齐国做了齐侯。凭借自己的头脑和勇气，姜子牙给子孙挣下了一份大产业。
起初，齐国充分发挥“愿者上钩”的无为精神，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靠海吃海，姜子牙通过渔业和盐业，发展迥异于内陆的海洋经济。另一方面，在商言商，姜子牙实施“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充分引导民间资本参与。
就这样，齐国从一个边陲穷国小国，一跃成为诸侯中的富国强国。但是，自由市场有一个人所皆知的毛病，就是经济危机和贫富差距。
300多年后，相当于工业革命至今的一个时间长度，姜子牙十三代孙姜小白经过激烈角逐，登上齐国国君的位子。小白同志人如其名，虽然精通权术，但对经济问题却是个“傻白甜”。于是，他找了管仲做他的宰相，两人在《管子》中一问一答，跟说相声似的，把各种资本工具抖得活灵活现。
当时的齐国，生产过剩和生产短缺交替出现，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操控物价，盘剥百姓。大资本家富可敌国，而无产者却赤贫无妻。
与古希腊梭伦改革差不多时候，管仲在齐国实施他的政策措施。
管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利出一孔”。即采用各种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使老百姓事事仰仗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他的原话是：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在“利出一孔”的思想指导下，管仲连出四招，开始大刀阔斧地深化改革。
第一招：控制货币发行，干预和调节经济活动。管仲提出了“轻重”理论，主张把铸币权收归官府，由官府掌控货币流通，干预主要商品价格。在物“轻”时购进商品，物“重”时出售商品，以平抑物价，为君主赚取利润。
第二招：刺激奢侈消费，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管仲十分赞成修建豪华坟墓，觉得这不但让穷人有事可做，还能让雕工、木工、女工等手工业者获利。管仲还建了不少娱乐场所——女闾，也就是妓院，这些女闾雕梁画栋、气象非凡。管仲认为，奢侈消费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刺激商业发展，增加就业。
第三招：实行“官山海”政策，通过国有民营增加财政收入。“官海”“官山”即规定食盐、铁矿属于国有，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炼铁，政府设置盐官、铁官，对盐、铁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
第四招：发放小额贷款，帮助老百姓创新创业，度过经济周期。管仲要求地方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设立农业贷款公司，春耕的时候，给农户发放种子贷款，到秋收时，农户留足口粮后，向官仓出售剩余粮食。如果农户歉收，官府还会发放口粮贷款，帮助农民度过经济周期，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
正是在管仲的改革下，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
由管仲的利出一孔、轻重理论出发，后来形成了管商学派，他们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实行禁榷、官山海和重征商税等制度。政府直接掌握大量资源，并以散敛方式控制物价和调节经济。
中国古代社会，就是通过强制方式，让人们相信国家、相信帝王。一切的措施和政策，都围绕制统治者的需要而展开，目的是增加君主的收入，充盈君主的国库，维护君主的统制。这套理论让历代君王用起来得心应手，爱不释手，成为历代国策。西汉桑弘羊、唐朝刘晏、北宋王安石、明朝张居正等，历朝改革家都深受管仲理论的影响。
如果改革的举措无法维系，另一个没有多少差别的王朝就会取而代之。相似的生态反复克隆，中国总是陷入残酷又无奈的历史宿命。管仲自己也没想到，他打造了一个千年陷阱。有学者把这种路径依赖叫作“管仲陷阱”。
管仲死后，齐国的霸权并没有延续多久，很快陷于内乱，齐桓公被饿死。
曹禄善诉李少津
在今天吐鲁番市东45公里处，有一座广为人知的遗址，叫作高昌古城。
在1300年前，这里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贸易中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站在高昌古城的废墟上，那些络绎不绝的商队、琳琅满目的货物，仿佛就在眼前。
公元640年8月，唐太宗派遣侯君集率军远征，只用一天时间就攻下了高昌。当侯君集踏进高昌，他发现，这里跟当时的大县城没什么两样。建筑、风俗、生活习惯，都是唐朝式的。最大差别是，这里的外国人口超过1/3。
唐朝征服高昌后，把高昌改名为西州，作为帝国300多个辖区中的一个，完全使用唐朝律法。在此之前，高昌的通行货币是萨珊银币。后来，丝绸作为交换手段，其地位越来越重要。戍边守疆的中国官兵以丝绸为俸，对他们来说，丝绸可以轻松换得任何生活必需品。8世纪以后，银币从吐鲁番的经济中消失。
665年左右，有个名叫李少津的中国商人向他的好朋友——索格代亚纳（今塔吉克斯坦）商人阎延——借了一笔钱，数额为275匹丝绸。这笔借款约值7匹骆驼。签订契约时，有两个见证人在场，他们分别是索格代亚纳商人曹国毅和曹碧梭。这份契约一式三份，分别由阎延、李少津和见证人持有。
随后，阎延离开高昌去往库克。但是，他没有到达目的地。一个见证人猜测，他可能死于强盗之手。
中国商人李少津听闻这个消息后，他精明地否认了所有借款。李少津声称，我从未在索格代亚纳人手里得到丝绸。
阎延的弟弟曹禄善把李少津告上了中国的衙门。虽然李少津一再否认。但两名外国见证人向中国法官出示了契约副本，并声称目睹了这笔275匹丝绸的贷款。根据唐朝法律，他们的证词和契约副本是有效的。
最后，衙门采纳了他们的证词，判决曹禄善胜诉，要求李少津还本付息。
这些判决的法律依据，正是《唐律》。
637年，唐太宗编制了《贞观律》，后来统称《唐律》。《唐律》有专门的“化外人”条款，并且明确规定：凡同一个国家的外国人发生纠纷，按该国法律处理。凡不是同一国家的外国人或外国人与唐朝人发生纠纷，则按唐律处理。
唐朝时期，跨国间的借贷已经时有发生。而以上这个“曹禄善诉李少津案”表明，唐朝司法机构已经能够公正地裁决这些跨国纠纷。
《唐律》不仅指导着唐朝的日常生活，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宋元明清以及当时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工作。至少有1000年的时间，《唐律》比《法学总论》（成书于533年）影响更大、传播更广，也更加有效。
正是在《唐律》等制度的规范下，人们相信能够获得帝国的保护。中世纪初期，在血腥的蛮族入侵后，欧洲人觉得，只有上帝才能解决战争、饥荒和死亡。《圣经》之外的知识再无用处。欧洲向文盲时代大步迈进。愿意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不仅普通大众不识字，不少贵族、国王也成为文盲。
中世纪最初的500年时间里，整个欧洲漆黑一团，文字记录匮乏。
相比之下，7世纪初，唐太宗在隋朝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中下层读书人从此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科举制度确立了以儒家价值为社会上升流动的标准，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与欧洲的腐败、混乱、分裂形象相比，初唐温文儒雅、威名远播，充满希望和活力，人们对未来有更多的激情和信心。
曹禄善在打赢官司后，有学者猜测，李少津很快履行了合约。按照唐律，如果欠债达到1匹布以上价值，违20天处以笞刑20下，40天处以笞刑60下。欠债达到100匹以上价值的，罪加三等，违20天处以笞刑90下。如果超过100天还没有还账，那就不再是笞刑的事了，而是“合徒一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处1年有期徒刑。
一旦李少津偿还了所有欠款，官府的判决就得到了实施。几年后，这纸判决和许多废纸一起，被官府职员当作垃圾卖掉。这些纸张流落到了寿衣店老板手中，被缝在一起，制成了一件纸质寿衣。
673年，寿衣随一位死去的老人，被深深地埋进了高昌城的戈壁沙丘中。
1955年，考古学家发掘一座庞大的古墓群——阿斯塔纳古墓。他们在一座墓葬中发现了这些纸片。虽然尸身已腐，但文字清晰可见。字里行间，丝绸古道上南来北往的商贾贩客、高昌街道挨挨挤挤的商铺货摊纷至沓来。
琉璃巴巴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
李贺的《将进酒》将一个宴饮歌舞的场面描写得缤纷绚烂、有声有色。在唐朝，小到餐具器物，大到建筑装潢，琉璃是消费升级的标杆。唐太宗时期，据说宫中每三年会隆重举办一次琉璃宴，所用餐具均为琉璃，极尽奢华，兴会淋漓。
若要问盛唐什么行当最赚钱，不是运茶，不是卖丝绸，而是贩琉璃。
在唐代，琉璃产地少，产量低，大部分来自遥远的西域，价值几比黄金。1987年，法门寺曾出土了20件琉璃制品，其中有18件来自伊斯兰国家。
唐初时期，琉璃贩卖还是“货郎模式”，规模小、损耗大，供应不稳定。
开元年间，有个叫王元宝的小货郎，他大胆地在长安西市包了一片地，并把货郎们组织起来，建起一个“王氏琉璃市场”。在这个市场，以长安为核心，北至突厥南达南诏，人们能找到几乎所有关于琉璃的产、销、需信息。而且，这个市场的主要客户是走街串巷的货郎和豪门巨贾，而不是小散户。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曾说，商品从生产者转到消费者手里，要经过空间和时间的双重过滤。这个特性使商业变成为一种必须积累和使用巨额资金的经营活动。从遥远的西域，到繁华的长安，不论是海路，还是陆路，没有资本寸步难行。
长安与波斯、罗马间的路程，大概要花一两年的时间，基本上很少人会走完，琉璃往往会被转手好几道。在这个过程中，购货款、运费、包装费、仓储费、损耗费、雇工费、到长安集中贸易市场的建设，这些大小费用，在每一个贸易过程中必须严丝合缝、相互配合。就这样，丝绸之路的每个交叉点和接力站上，各类资本或通过现金，或通过合伙，或通过赊欠等形式纵横交错，星罗棋布。
与此同时，中国的琉璃资本也深刻影响了伊斯兰世界的琉璃生产。
王元宝每年都会指派专业人士去往波斯，通过预付、借贷等方式，预购国内所需的特殊琉璃制品，特别是佛教用品。在法门寺出土的18件海外琉璃中，大部分有仿瓷工艺，深受中国消费习惯的影响。王元宝的竞争对手杨崇义，他甚至不远万里亲自去到波斯游学考察市场。不过，不幸的是，杨崇义喝醉了酒当街调戏妇女，被波斯的道德警察逮了个正着，丢脸丢到国外。
在频繁的贸易过程中，盛唐有两个方面的资本创新引人瞩目。
柜坊。唐中后期，长安、扬州、洛阳、广州等大型商业城市都出现了具有信用性质的柜坊，有点类似银行。商人将钱币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收取一定的柜租。柜坊代客保管钱物、贵重物品，甚至连奴婢、牲畜都可以寄放。商人取钱取物，既可凭票据，也可以信物领取。
飞钱。唐后期，金属货币紧缺。当时，各个地方在长安都有驻京办事处——进奏院，商人们在长安售出商品后，便将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发给票据。商人回到本道，合券取钱。这种“飞钱”业务，解除了商人携带钱币的不便和风险，也免得地方政府不断运钱到京。后来，军队、盐铁、富商也都参与进来。飞钱加速了货币流通速度，对繁荣市场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资本支持下，站在小微企业——货郎的肩膀上，王元宝成为大唐首富。
人怕出名猪怕壮。王元宝的财富多到令唐玄宗也另眼相加。
有一次，唐玄宗问王元宝家有多少钱，王元宝脑子一下短路了：“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用今天的话，意思就是：“我能在大兴安岭的每一棵树上挂一个最新款iPhone，树都挂满了，我的iPhone还没有用完呢！”老实本分的唐玄宗听后感慨：“我是天下最贵的人，王元宝是天下最富的人！”
事后，王元宝后悔不迭。敢在天子面前炫富，这是长了十个脑袋。
历史上，邓通坐拥铜山，自铸钱币，最终饿死街头。石崇与王恺斗富，落得个身首异处。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万事盛极必衰。王元宝深知这个道理。在与唐玄宗谈话后的第二年，王元宝心生去意。于是，王元宝卖了铺面，散了些家财，悄无声息地从长安琉璃市场中退了出来。从此，他只想当个教书先生。
简陋的政府融资
古代中国皇帝绝对是个高风险职业，因为皇帝的日常工作，就是处理各种风险。或是自然灾害、外敌入侵，或是官僚腐败、内部斗争。国家越大，系统越复杂，风险越多，对风险的判断、管控能力，考验着统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如果皇帝不热爱本职工作，多半结局不太好。即使皇帝兢兢业业，每天铆足了劲上班，但“人有失足，马有失蹄”，天天和风险打交道，难免会误判漏算。
779年，唐代宗驾崩，时年38岁的唐德宗李适即位。唐德宗少年时期恰逢安史之乱，随祖父、父亲历经战火洗礼。即位初期，唐德宗雄心勃勃，身体力行，施行“两税法”，严禁宦官干政，以扭转唐王朝的颓势为己任。
唐德宗很清楚，藩镇是生长在唐朝政权肌体上的巨痈毒瘤。
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他在去世前留下遗表，请奏朝廷允许其子李惟岳继任。唐德宗拒绝了这一请求，并准备裁抑藩镇。但他没想到的是，李惟岳已经联合其他四个藩镇结成军事同盟。无奈之下，唐德宗只好调集其他节度使出兵征讨。结果，平乱者又同作乱者联合起来。一时之间，天下大乱，其中有四个节度使称王，节度使李希烈、朱泚干脆反唐称帝。
内忧外患之下，唐德宗的国库立马空空如也。慌乱之下，昏招频出。
唐德宗的第一个昏招：借商。所谓“括富商钱以供军”，规定财产高于一万贯的商人，只准留一万贯作为经营产业之用，其余的一律借给朝廷充作军费。在唐德宗的要求下，京兆少尹韦祯亲自督阵，长安尉薛萃亲自驾车，沿街一路搜刮抢掠。长安金融街上的柜坊成为重点收缴对象，所有富户的田宅一律封存估价，奴婢尽数抓走出售。
唐德宗的这次巧取豪夺只筹集二百万贯，但后果十分严重——商人罢市，市民罢工，大量富户选择逃亡，整个市场一片萧条，民力接近枯竭。
唐德宗的第二个昏招：间架税。这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房产税方案。唐德宗是这么设计的：房屋两架为一间，分成三个等级，上等房子，每年每间两千文钱；中等房子，每年每间一千文；下等房子，每年每间五百文。不管是穷人家的小破屋，还是中产阶级的基本住房需求，都纳入了征税范围。为了打击少报、瞒报行为，还规定隐瞒一间杖打六十，罚款五十贯给举报者。
783年，乱兵攻陷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逃亡途中，唐德宗发布罪己诏，称自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此次兵变使得朝廷威严扫地，从此唐德宗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再信任朝臣，专宠宦官，特爱钱财。
借商、间架税后来虽然被废除，但唐后期的税收却仍然持续上涨。
唐德宗以后，正税之外，又有不少新设的税，如茶税、青苗钱、除陌钱等，这些税收非常苛重。以茶税为例，唐德宗时茶十税一，即税率为10%，至唐穆宗时增加到了50%。
在风险面前，中国王朝统治者的想象力实在匮乏。要么勤俭节约，拼命往国库里攒银子；要么慌乱之下加税、增费、通货膨胀。
此后的北宋、南宋如此，元朝如此，明清也是如此。这些手段简单、粗暴、立竿见影，却也往往后患无穷。
涸泽而渔的结果，是陷入一个死循环，工商业停滞，民力衰竭，资源分散，然后包括军费在内的各种开支更加不足，最终王朝被内部及外来的竞争者灭亡。
唐德宗以后，唐朝也经历过几次改革，但几乎都因藩镇的阻挠流产。公元87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蝗灾最终将大唐逼上绝路。
黄仁宇曾认为，古代中国王朝的税收制度过于简陋，国家以分散的短线补给方式来运作财政，无法形成“数目字”管理，致使体制僵化，流弊丛生。国家的兴衰，企业的成败，莫过于通过对时间的规划，进行“精细化管理”。可中国历代王朝简陋的财政制度，使得他们在面对风险时，手段极其有限。
中国式变法
唐亡于藩镇，宋太祖赵匡胤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公元961年，赵匡胤以其高超的表演艺术，几杯酒的工夫，就解除了手下一伙骄兵悍将的兵权。所谓“杯酒释兵权”，其实不过是“以金钱换兵权”罢了。
赵匡胤曾开导众将说，人生苦短，去日苦多，兄弟们不如多积金宝，广置良田，脱下身上的盔甲，吃好喝好、歌儿舞女颐养天年。
兵权收上来以后，藩镇再没有力量挑战中央，有宋一朝300多年，没有发生一起地方政府造反事件。但问题也现了，中央从此要养兵。
《朱子语类》中“论财赋”一节，记载了朱熹的说法：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
也就是说，财政收入百分之八十用在了军费开支上。
到宋神宗年间，各种毛病相继出现。权贵经济泛滥，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土地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上，朝廷财政收入捉襟见肘。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实施大变法。
王安石颁布的法令，大大小小十余条，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均输法。对于盐、铁、大米等国家重要资源，一改过去买扑、钞引的“牌照”管理制度，实行统购统销、国营专卖，全面垄断生产和销售。均输法灵感来自西汉桑弘羊，脱胎于管仲，却比管仲“官山海”政策更加保守。
二是市易法。设立市易司，由政府拨出本钱，负责平价收购日常滞销的零售品（比如水果、芝麻等），到市场缺货时出售，价格由市易司划定。这个政策与桑弘羊、管仲的“轻重”理论，也是一脉相承。
三是青苗法。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生产，平滑周期。每笔贷款的年息是20%，一年可贷两次。当年，管仲也曾给齐恒公出过类似的主意。
在廷辩的时候，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这些主张都是管仲、桑弘羊玩剩下的，齐桓公、汉武帝就是受了欺骗，才导致一个被饿死，一个下了罪己诏。
但问题是，司马光却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和所有的计划大师一样，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有两个：一是强国，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均富，缩小贫富差距。从实施效果来看，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确实迅速增加了，但和管仲改革一样，无法长久；而均富的目标，从来没实现过。
均输法造就了一个权力空前的“政府公司”，到处与民争利。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政府之手越伸越长，城市商业秩序破坏殆尽：青苗法也是完全变味，欺诈、摊派层出不穷，民间苦不堪言。
1085年，宋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变法随之废除，王安石郁郁而终。
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上台后，只知道空喊口号，翻来覆去说“以农为本”“轻徭薄赋”，没有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方案。
王安石变法被认为是古代历史最后一次整体配套制度改革。
这次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等，再加上此后的张居正改革，都没有什么两样，属于“中国式变法”。
一个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在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最后带来的却是惨烈的失败，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变法望而却步。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隐藏的密码
一幅《清明上河图》，北宋汴京的繁华和颓迹遍览无余。
鳞次栉比的店铺、熙熙攘攘的街道、行色匆匆的商人、讨价还价的客人、大打出手的市民，在张择端的笔下，各行各业兼容并蓄，市井生活栩栩如生。
细节一：“解”字透露宋朝金融图景。
《清明上河图》尾部有一个挂着“解”字的店铺。有人说，这是学子算命的地方，有人说是旅客歇脚之处。其实，这是一个钱币兑换铺子。
北宋政府有大量的官方金融机构。榷货务相当于财政部，除了专卖专营，还发行便钱、交引等信用证券；市易务依据“市易法”设立，主要负责调控物价，以通货财；检校库类似信托机构，代管“户绝没官”的财产及相关遗产等；抵当所是官营的借贷机构，帮助农民度过周期、平滑消费；交子务是负责纸币流通印制的机构，后改称钱引务。
而这个挂着“解”字招牌的地方，全名叫“解库”，是官方钱币汇兑机构。
在造纸和印刷技术的保障下，宋代社会陆续涌现出诸如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等信用工具。这类信用工具携带方便，具有汇票性质。
与此同时，因为铁钱、铜钱携带极不方便，有商人首创“交子”，用来代替铁钱。由于商人间发生信用危机，后来交子由民间票据变为正式的国家货币。在信用工具和纸币的大发展背景下，货币兑换机构“解库”应运而生。
细节二：高利贷背后的破产农民。
宋代有“倍称之息”的说法，即借贷的年利通常为百分之百。
官府也以各种方式参与借贷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形式是赈贷，即在紧急情况下贷给农民户口粮或种粮，帮助农民渡过困境，保证按时耕作。
但是，贫富无定势仍然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清明上河图》中，困顿出行的贫民和踏青返城的贵族形成鲜明对比。许多破产的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不得不进城寻找短工机会。他们或扛着一个行李卷，游走在大街小巷，找寻工作机会；或肩挑一个空筐，准备进城挑东西，他们没有什么购买力，出售的只有自己的一身苦力；或光着膀子，把空空的担子抛在一旁，呆呆地望着饭店里的食客。
细节三：商业自由与沉重商税。
人虽然可以自由进入城门，货却不行。《清明上河图》城门内右侧第一家，有一间小屋，就是税务所，当时叫“场务”。所有进城的货物必须先到这里验货交税。
在税务所门口，有四个人运来一批装着纺织品的麻包，税务官指着麻包说出税额，而几个货主显然很不满，一个忙于解释，一个急得涨红了脸，大声嚷嚷。
宋朝的一大特征是商业的勃兴。在唐朝，市场区和住宅区还用高墙分隔，定时开关。街边也没有店铺，并施行宵禁制度。到了宋代，这些阻隔完全打破。夜市通宵买卖，全国各地商人自由往来。住宅区和商业区已经完全混一，街边店铺密布，在《清明上河图》中，商铺严重侵街和交通拥堵的现象一览无余。
商业的繁荣，让北宋的商税收入急剧增长，过路行商税额2%，本地住商3%。北宋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商业税，多达上百种。
宋朝的财政收入中，商业税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农业税。《清明上河图》也将北宋的面临的“危机”刻画得入木三分。望火楼被改造成供休憩用的凉亭，两排兵营也已成为饭铺和茶肆。护卫内城的土墙残缺不堪，城楼毫无防备，几匹来自域外的驼队扬长而去。街头官员和吏卒，有的衣冠不整，有的慵慵懒懒，趴在公文箱上打瞌睡。
废弛的军备和混乱的政治，预言了即将灭亡的王朝背景。这竟然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张择端的担忧并非多余，1126年冬，金军攻下开封，冲进一座座无人看守的城门，直扑禁城南薰门！
1127年，金兵俘徽、钦二宗，史称“靖康之变”。
刀锋上的商业革命
当意大利人鲍丁南来到临安（今杭州）这座“华贵天城”时，他的第一感受是：挤！
这座城市方圆160公里，到处见缝插针地住满了人，一所宅院往往住着十或十二家。楼宇林立、寸尺无空的现象，是因为他们正在遭受女真族入侵。
1138年，南宋刚刚定都临安的时候，人口只有20万。到1265年间，人口暴增到了150万。城内住着90万人，城外住着60万人。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不少人把这首题在旅店上的诗当作南宋王朝的真实写照。军事上妥协投降、苟且偷安，政治上腐败成风、奸相专权，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生活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总之，南宋是一个只图享受、不思进取的偏安小朝廷。
但这并非全部真相。女真和蒙古的刀锋下，南宋正悄悄进行一场商业革命。
传统农业国家完全依赖土地。但“靖康之乱”后，南宋土地面积比北宋减少了约30%。资源禀赋的改变，使得宋朝的农业生产开始丧失比较优势。南宋后期，土地价格不升反降，这表明南宋经济对农业的依赖度下降了。就像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公元12世纪的威尼斯，南宋王朝必须在农业之外找到别的生存之道。
首先是技术革新。
两宋之际，各项技术变革和改良层出不穷。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出现在宋朝。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四大发明，有三个出现在两宋时期。
在农业上，南宋陈旉写了《农书》，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利用规划；在冶金上，技术也是世界领先，人均铁产量是同期欧洲的5-6倍；在纺织上，技术已不亚于1700年欧洲同类机器的水平；在数学上，秦九韶撰写的《数书九章》提出了“正负开方术”；在医药上，宋慈《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这些科技成就令英国学者李约瑟感到眼花缭乱，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宋朝的科技发明远胜于其他朝代和同时期的欧洲。
各项技术的变革和改良，推动了各类产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信用和货币经济继续发展，成为南宋商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南宋的纸币发行量增长了上百倍，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南宋货币并没有随着纸币增发而同步快速贬值，这说明，南宋经济货币化程度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
在农村，草市空前繁荣。这些定期交易的小商品市场遍布全国乡镇。草市表明，大量地主和农民开始转向商品性农业生产，如酿酒、茶叶、棉花、铁匠。
在城市，专业企业出现。据记载，杭州城中各类行当有410多个。各类手工业品和零售商品细致专业，米市、菜市、茶市、药市、花市、布市等，迎合了上百万人口的需求。其中，规模较大的私营作坊，雇用工匠达百人以上。
其次是对外贸易。
在广东阳江海陵岛，有一个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博物馆的主角，是一艘来自800年前南宋的商船——“南海一号”。整艘船上大约有8万多件文物，其中大部分是瓷器，从景德镇青白瓷、龙泉窑青瓷、磁州窑黑瓷、越窑划花器，到广东、福建等地的青瓷和青白瓷，满船名瓷，流光溢彩。
那些坚实的松木船舷、成摞成叠的瓷器、露出淤泥的铁器……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灿烂。
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条是去东亚，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一条是去东南亚、西亚，到东非、地中海，直达欧洲。
装满了宋朝瓷器、雕版书籍、绘画、丝织品和铜钱（世界货币）的商船，以舰队的形式，从临安、明州（今宁波）、泉州、广州四大港出发，三个月之后，便从印度洋带回了马匹、皮革、香料、象牙等商品。
南宋商业贸易的触角如同巨型章鱼延伸到了波斯湾、地中海、非洲东海岸，包括了今天的印度、罗马、埃及以及肯尼亚、坦桑尼亚。但是，就像这艘葬身大海的“南海一号”，大海总是充满未知的风险。为了筹集资金，稀释远航风险，南宋各式各样的合伙制相继出现。
一种叫“带泄”。
这种企业模式和意大利城邦的“康孟德”十分相似。
在海边做买卖的人中，有不少是本钱不多的中小富户，他们没有能力独立组成合伙公司，就参股于相熟的大海商，少的十来贯钱，多的百来贯钱，等到海外货物买回来，按比例分配所得，往往有数倍的利润。一旦航行结束，合伙人将利润分配后，合伙关系就地解散。秦九韶将这种资本合作模式写进了《数书九章》。
一种叫“斗纽”。
一些富豪联合在一起，共同经营并遵守同一规则。比如，以10个人为一个组织，各人出的钱从10万到50万不等，大家约定以10年为期，轮流负责经营，在每岁岁末清算后，即换下一位富豪，所得利润大家按比例分配。
这是一种典型的股份制合伙公司，大家共集资金、共担风险。
在公元500年到1500年的1000年时间里，商业资本是全球性的现象，而不是欧洲独有。显然，商业资本可以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条件下生长。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或在阿拉伯地区，商业资本都不曾远离政治。不同的是，中世纪欧洲的商人面临的指控和压力主要来自教会，而中国古代商人则更多处在中央集权的“钟罩”内。
复杂社会的崩溃
北方权贵大批南下，强烈刺激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资源禀赋的变化，推动南宋商业革命向纵深推进。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笔下，蒙元入侵的前夜，南宋的临安宛如又一幅《清明上河图》。
尽管蒙古人已经饮马江淮，随时准备“提兵百万西湖上”[3]；尽管国库已连年空虚，不得不靠滥发纸币维持运转；尽管商业税、专卖税等间接税种的开征使得农村日益凋零、农民日趋贫困；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杭州城内的豪奢生活。
衣服一定要用丝制作，特殊场合，还要在锦缎上绣上金花。宴会讲究的就是排场，200道菜肴要一起上，还要100多种饮料、点心。由于房屋鳞次栉比，火灾隐患不断，这里成立了世界最早的城市消防队。饱食宽坐之后，便是多姿多彩的娱乐：魔术、音乐、麻将、骨牌、烟花柳巷，临安城内专业的澡堂就有3000多家，还有数以千计的茶肆、酒楼和勾栏（谢和耐，1995）。
蒙元入侵前夜的临安，已经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有人认为，如果南宋没有遭遇蒙古的铁骑，可能会产生工业革命。
但事实不会如此轻易。在1273年襄樊失守前，南宋军队曾多次战胜蒙古，御敌于国门之外。在这之后，宋军才开始崩溃，直到1279年，南宋在崖山海战失利后悲凉谢幕。
外敌入侵只是压死南宋这个复杂社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中国历史上，开国之初，皇帝们一般都会吸取上个王朝的教训，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也能够容忍并支持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但这样的黄金时代往往十分短暂。
因为，压力和动荡是任何一个复杂社会的恒定特征，像特权腐败、气候变化、外敌入侵、叛乱起义之类的危机，总是定期爆发于国家的某个地方。
为了增加农业产量，开垦更多荒地，必须增加人口和官僚机构；为了澄清吏治，必须增加监察人员，加大对官员的管理力度；为了赈灾济民，加强对河道的治理，国库里就必须有充足银两；为了边疆安全、平息叛乱，除了增加军事投入，还要强化政治合法性，增强信息沟通效率，建立各种意识形态组织和特务机构……
由于系统内各部门相互关联，当某个部分被迫朝增长的方向发展时，其他各部分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这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复杂。
起初，这些对复杂社会投资的成本-收益曲线表现出可喜的增长。
但面对持续的动荡和压力，到达一个边界后，边际收益不可避免地递减。美国学者泰恩特证明，一个增长的社会文化体系最终达到边际收益曲线的一个点后，继续进行复杂化的投资，也许能够带来回报的增长，但伴随边际收益下跌，终将进入一个崩溃性日渐增强的阶段。
为了应付纷至沓来的危机，帝国只能不断提高税率、增加税种、通货膨胀，搜刮民脂民膏。最可怕的状况可能出现，这些资源大部分投向军备和官僚，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途径。对官僚机构、特权阶层、军队建设的投资，最终挤占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于是整个社会陷入工商业停滞、产能下降的恶性循环。
当复杂帝国的运营成本太高，一个科层相对简单的机构就会取而代之。
图4-1 中国封建王朝的治乱循环
在中国，周期性的王朝更迭特别明显。
费正清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
和所有复杂社会一样，南宋的灭亡遭遇了边际递减后崩溃的魔咒。
首先，简陋的融资制度无法满足复杂社会的需求，资本积累成本越来越高。
南宋后期，出现了持续而严重的“钱荒”。1234年，宋蒙战争爆发，朝廷不得不维系一支庞大的军队。同时，对奢侈品的扭曲消费，导致巨额外贸逆差，贵重金属和铜钱流向国外。为此，南宋和他们的“前任”一样，选择了一条饮鸩止渴的道路。为了应付财政危机，朝廷编排各种名目搜刮民财，征税、加费、滥发纸币。通货膨胀带来严重经济危机，最终砸了自己的脚。宋理宗时期，年财政总收入的货币收入就达到了10650余万缗钱。到了宋度宗时期，经过户部系统征收的货币收入，以咸淳三年为例，仅5000万贯左右。（黄纯艳，2013）。
其次，不断增加的社会投入并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南宋的商业繁荣除了制造奢靡之风，并没有实质性地带动产业的明显进步。除了醉生梦死之外，南宋的商业资本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机会。
最后，复杂社会组织的资本形成效率日益低下。
南宋后期，官僚队伍不断膨胀，特权阶层越来越多，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市井中弥漫着享乐的气息，仿佛过着持续不断的节日，而乡间农民却在艰辛、俭朴、单调的生活中摸爬滚打。
有限的增长随着社会的复杂化而备受挤压，并日益萎缩、崩溃消失。
南宋就像一个很大、很美却又很脆弱的气泡，轻轻一触，就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