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2年，哥伦布在美洲登陆，这一旅程引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财富掠夺。为了支持这些掠夺机器的运转，欧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复杂程度不断加深。但是，至少在最初的100多年时间里，掠夺对欧洲的改变十分有限，甚至有害。
结束也是开始
1453年5月29日，清晨6点，君士坦丁堡迎来了最后时刻。
在土耳其人攻城的炮火声中，守城士兵绝望地嘶喊。城门一破，奥斯曼军队潮水般涌入城市。君士坦丁十一世战死，他的尸体被插在一支长矛上。
在逐渐展开的屠城和劫掠行动中，凄惨和哀恸之声响彻云霄。
许多基督教徒不由自主地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上帝。土耳其人用利斧砍开4英寸厚的木门，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束手就擒。
下午时分，穆罕默德二世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他匍匐下来，将一捧尘土倾洒在自己的头巾上，以示真主伟大。随后，他策马穿过惨遭蹂躏的城市，在他身后，土耳其人点燃篝火，伴随笛子和鼓点载歌载舞，庆祝胜利。
黑夜潜入了教堂的穹顶，遮蔽了圣母圣子的肖像，也遮蔽了地上的血迹。
拜占庭消失了，作为贸易中心的地中海将落下帷幕，中世纪彻底结束。
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就像一块巨石坠入地中海，很快掀起了惊涛骇浪。1453年7月，噩耗抵达热那亚，许多人号啕大哭，或哀悼自己父亲、儿子、兄弟的死亡，或为自己财产损失捶胸顿足。大街小巷披麻戴孝，各种消息飞短流长。
当整个意大利沉浸在极度悲伤中，有一线曙光正在茁壮成长。
这线曙光就是哥伦布。这一年，出生在热那亚的哥伦布已经快两岁，正是牙牙学语的时候。父亲送给他的第一个礼物，是一个玩具船锚。
热那亚盛产精明的商人和资本家，但他们要依靠海员们一次次勇敢的航行。默默无闻的水手和技术高超的航海家，才是热那亚最宝贵的财富。附近海湾巨大的造船厂，城里为数众多的制图社。许多热那亚市民从事海上冒险事业，他们中的佼佼者成为各国商船的指挥员，成为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军将领。
在欧洲各国，只要跟水沾边的事，就有热那亚人参与。在这个盛产海上英雄的城市，哥伦布的出生理所当然。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欧洲有充足的理由去畏惧更富庶、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为了洗刷上帝的耻辱，夺回圣城、圣地，他们寄托于未知世界，希望通过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找到传说中的基督王约翰，一起夹击强大的敌人。
当然，比这些光荣梦想更具吸引力的，是对贵金属和商品持续不断的欲望。
长期以来，南亚的香料、中国的丝绸、印度的花布、锡兰的珍珠等，这些商品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对象……就连庄严的天主教堂，成千上万的香炉里烟雾缭绕的神香，也是不远万里从东方而来。
想想吧，一件中国浙江生产的丝绸到达欧洲，要经过多少双贪婪的手。
从狭小闷热的织坊出发，到宁波港口装船出航，穿过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在巴格达、大马士革中转，然后抵达贝鲁特和特拉布松，最后经热那亚、威尼斯商人的手卖给德国、英国商人。当丝绸转到欧洲贵族手上，已经是两年后了。两年里，这些丝绸不仅要经历重重税卡，顶着暴风雨、沙尘暴，还时刻面临海盗和沙漠悍匪的威胁。
但尽管如此，利润仍高得惊人。麦哲伦率5艘船启航，最后只有一艘歪歪斜斜地回到港口，超过75%的船员客死他乡。但这艘小船载满丝绸、肉桂和豆蔻，老板一算账，竟然还发财了。生命在这本账里毫无价值，利润高于一切。
如此高额利润必然充满血腥的争斗。热那亚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葡萄牙人对巧取豪夺的威尼斯睥睨视之，对土耳其、叙利亚和埃及更是仇恨异常。
然而，这一切都在1453年之后的几十年里变得更加艰难。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热那亚、威尼斯等在黑海的殖民地、贸易据点相继丢失，土耳其人兴高采烈地在黑海、地中海里游荡，把欧洲人的喉咙掐得死死的。伊斯兰世界就像铜墙铁壁一样把东方和欧洲断绝开来：不准信奉基督教的船只、商人在红海出入，欧亚贸易也必须通过土耳其和阿拉伯的商人、经纪人进行。
欧洲人无可奈何，只能咬紧牙关任凭“中间商赚差价”，大量贵金属外流。
欧洲教皇和国家不仅感到尊严上的污辱，还有经济上的切肤之痛。
地中海的商业成本越来越高，欧洲人只好把眼光望向茫无边际的大西洋。
哥伦布来到葡萄牙后，立刻被浩瀚的大西洋吸引。热那亚是航海世界，可比起里斯本即将开发出的巨大航海潜力，它不过是个内河小港口。随着阅历日丰，他清醒地认识到，世人以上帝之名去干许多事，却必须以黄金、白银来衡量这些事的结果。如果一个船长两手空空回来，那他这辈子就别想再登船。
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哥伦布有了展示自己航海才华的机会。
1492年8月3日，又是一个清晨，太阳第一缕光线刚刚冲过地平线。新任西班牙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修道院里庄严走出，登上圣玛丽亚号。
巨大的白帆绣着十字符号，在晨风中鼓了起来。
哥伦布身姿挺拔，右手抚在胸前。哥伦布怀里，揣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写满上帝的旨意，一本是《马可·波罗游记》，书中东方世界满地黄金。
哥伦布并不知道，他站在一片新大陆的彼岸，他将亲手打开近代史的魔盒。
深海炼狱
古代的航海只能沿着海岸线走，否则等待船员的只能是死亡。
腓尼基人是如此，古希腊古罗马人是如此，郑和下西洋也是如此。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世界上所有那些往来于欧亚非之间的商船都必须沿着固定的航道行驶，依靠汪洋中的海岛确定自己的位置。
但哥伦布没这么做，他把航线定格在北纬28度。因为他相信地球是圆的。
哥伦布一共在海面上航行了将近70个日夜。这和以往的体验完全不一样。
沿着海岸线航行，累了饿了可以上岸歇个脚，吃点新鲜蔬菜和水果。但横渡大西洋，有的只是一成不变的海，天是蓝的，海是蓝的，似乎永远看不到头。天气也捉摸不定，日复一日的风吹日晒，突然间的狂风暴雨。酷热、寒冷、恶臭、拥挤、恐惧带来的失眠、忧郁，令船员情绪不稳，极易暴乱。
长期的深海航行中，与缺水缺粮相伴的是坏血病。许多人牙龈出血、关节疼痛，直至皮肤瘀血渗血，免疫力下降，最后痛苦死去。深海就是一座炼狱，早期的远洋航海者必须经历异常艰难的苦行，才能到达遥远的美洲。
大海，从来不是什么诗和远方，要么彼岸，要么死亡。
是什么东西推动欧洲人自愿放弃踏实的陆地，选择充满不确定的大洋？
除了上帝的召唤，更多来自资本的推动，来自相信未来的力量。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意大利资本和人才开始西移，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因其优越地理位置，成为意大利资本聚集地。比如，热那亚的活动中心本来在地中海，但面对强大的奥斯曼，只好把精力转向塞维利亚、里斯本。
哥伦布是意大利热那亚人，他在葡萄牙成为伟大的航海家，最终却为西班牙服务。他那笔发现美洲的经费来源，就很值得深思。
这一趟往返美洲的总花费约200万马拉维迪（当时西班牙货币名）。
这些钱中，哥伦布自己出资25万，是他向朋友借来的；西班牙王室出资140万，但这些钱并非来自国库，而是向热那亚人皮内洛为司库的圣赫曼达德基金借的；剩下的35万则是王室司库桑坦赫尔七拼八凑借来的。
虽然看似政府出资占绝对优势，但来源却五花八门。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很多重大的征服都是由国家授权，但由个人或自发组成的小团体投资的方式来完成。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招募士兵的费用来自他抵押的种植园，船只则是由西班牙古巴殖民政府提供。皮萨罗征服秘鲁，出征费用来自一个叫“长剑与财主”的组织，该组织的成员包括巴拿马总督、神甫（王加丰，2005）。
随着殖民的深入，对于那些暂时没有能力开发的区域，则采取承包的方式。
16世纪初，葡萄牙发现巴西后，国王实在财力有限，遂于1502年把开发巴西的权力暂时承包给以诺罗尼亚为首的一批商人。承包的条件为：诺罗尼亚在三年内垄断对巴西的贸易，第一年无须向国王交纳费用，第二年交纳利润的1/6，第三年交纳利润的1/4；商人们必须每年派出6艘船去探测300里格（约1200海里）的海岸线，及建立一个设防的商站或代理商行（王加丰，2005）（王加丰，2005）。
这种似曾相识的契约，曾大量出现在古罗马时期的对外征服活动中。
在伊比利亚半岛，航海是举国上下全民参与的一项活动。教皇希望把上帝的福音撒遍每个角落，国王希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贵族希望获得更多土地，商人天生就要求扩大市场，普通老百姓也企盼能够从航海探险中分得一杯羹。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中国明朝却完全缺乏这种氛围和动力。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欧洲，也有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但只是皇帝一场闲暇的走秀罢了。当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加剧，明朝皇帝就立刻中止了航海行动，转而将资金集中用于万里长城的修建。郑和死后，造船厂被拆毁，中国进入闭关锁国的状态。
表5-1 郑和下西洋和西方航海的区别
被切开的血管
从登上圣玛丽亚号帆船的那一刻起，哥伦布就十分清楚，他此行绝不只是寻找什么基督王约翰，传播上帝的福音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最要紧的是找到证明他功绩的主要证据——黄金。只要运回黄金，上帝自会显灵。
船一在南美海地靠岸，哥伦布第一件事就是四处打探黄金的下落。
在哥伦布不到100天的简短日记中，有65次提到金子。在登上美洲大陆后，日记通篇提到的词就是黄金，饱含黄金的河流，不了解黄金价值的居民……哥伦布添油加醋的描述，使海地迅速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1493-1520年间，殖民者从海地附近开采了近22吨黄金。
因为这些黄金，海地的土著居民基本被灭绝。据统计，海地附近当时约有200万—300万人，到1514年，活着的只有1.3万人。到1530年，这里的居民终于不用半个身子泡在水中艰苦淘金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复存在。
细菌和传染病成了征服者最有效的帮凶。欧洲人带来了《圣经》，也带来了《圣经》上所描写的一切疾病：天花、破伤风、性病、伤寒、麻风……印第安人成群地死去，他们对这些疾病没有任何免疫力。借助于火枪的射击、利剑的乱砍和瘟疫的扩散，征服者不断向前推进。
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陆的速度极快，手段也极为残忍。
在墨西哥，阿兹特克皇帝彬彬有礼地接待了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并把数不尽的金银作为礼物送给他。但这适得其反，科尔特斯还是带领军队洗劫了阿兹特克首都，残酷屠杀了近3000名当地居民。接下来，西班牙人强迫数百万阿兹特克人在金银矿做苦工，这些人最终几乎都死于劳累过度、疾病、岩崩和塌方。
在秘鲁，大字不识的皮萨罗绑架了印加皇帝。为支付赎金，印加上下绞尽脑汁搜罗了7吨黄金和13吨白银。但事实上，哪怕运来全美洲的黄金，也满足不了西班牙人贪婪的胃口。在绞死印加皇帝后，皮萨罗向库斯科进军。在那里，皮萨罗洗劫了太阳神庙，他们把金银器制成便于携带的形状——把全部金银财宝都投入熔炉，铸炼成金属锭。浩劫过后，印加文明不复存在。
1545年，一名印第安人在南美波托西偶然发现银矿，西班牙人蜂拥而至。
汹涌而出的白银令西班牙人狂喜。当时的秘鲁总督托勒多在波托西建立了皇家造币厂，他们把造好的银币装进集装箱，取道运到西班牙，或运到亚洲购买奢侈品。此时的波托西，是财富、荣誉和权力的象征，人口甚至比伦敦还多。银砖铺就的马路，装饰豪华的教堂、剧院，仅舞蹈学校就有14所。
因贵金属燃起贪婪之心，放纵挥霍和冒险，也导致悲惨和鲜血。在可供开采的三个世纪里，波托西的银矿消耗了800万条生命。
18世纪后，在墨西哥瓜纳华托，相似的故事重复上演。瓜纳华托有“世界银都”之誉，生产出来的花边鹰洋在中国市场上一度占据主要位置。其中，巴伦西亚银矿给股东们创造了高达33倍的惊人利润。在瓜纳华托，有眼花缭乱的庙宇、剧院、斗牛场和豪宅，还有在其他地方不曾出现的可怕的不平等。
印第安人携家带小被赶到矿山上，矿井随时都在吞噬着人和牲畜。用汞来提炼白银，使很多工人及家属都中汞毒：头发牙齿脱落，全身控制不住发抖。失去了劳动能力的工人会被矿主踢出门外，匍匐在地上乞讨，默默死去。
从1493年到1800年，全世界85%的白银和70%的黄金都出自美洲。
美洲的白银无处不在，从波士顿到哈瓦那，从塞维利亚到安特卫普，从亚历山大港到伊斯坦布尔，从澳门到广州，从长崎到马尼拉，全世界的商人们都在使用西班牙比索或里亚尔作为标准的贸易交换媒介。
贵金属周游世界，成为世界贸易的润滑剂，有力推动了全球产业的分工。
殖民地的贵金属为欧洲投资创造了条件，哺育了欧洲帝国和世界贸易的繁荣，让欧洲有能力张开双臂拥抱世界，但代价是盛产财富的南美洲迅速被掏空，跌入矿井黑暗深渊。
海地，哥伦布第一次登上美洲的地方，如今仍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地区。
波托西，这座穷国中的贫瘠山峰，现在连一点银渣都没有剩下。那些马蜂窝似的矿井口，放眼望去，就像吸血管一样扎在荒凉山坡上。
瓜纳华托，那些曾夺去数百万人生命的矿井，被联合国确认为世界遗产。许多游客去那里，只为看一眼矿井，品味一下几个世纪前的殖民风情。
如果说经济是肌体，金银是血脉。那么，拉丁美洲就是被切开的血管。
自从发现美洲大陆开始，这里的一切先是被转化为欧洲的资本，而后又转化为美国的资本，并在远离南美的权力中心积累、分配和运转。
美第奇的黄昏
对1453年的佛罗伦萨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并不算是一个坏消息。
此刻佛罗伦萨正面临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军事威胁。作为佛罗伦萨的实际控制人，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惊恐万分，精神几近崩溃，很快病倒了。
但不久后，形势急转直下。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威尼斯自身难保，那不勒斯也瞻前顾后，整个意大利都处在土耳其的威胁之中。在教皇号召下，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这几个死对头坐在谈判桌上，组成了“最神圣联盟”：对内保证意大利维持现状，对外共同抵御侵略者。
这个松散的合约拯救了佛罗伦萨，不久后科西莫奇迹般地痊愈了。
15世纪初，科西莫的父亲乔瓦尼凭借惊人的智慧，把圣殿骑士和其他先驱开创的事业正规化。作为美第奇的继承人，科西莫和他的父亲一样足智多谋。他以过人的精力和令人惊叹的才能，把家族的事业推向巅峰。
在“达蒂尼集团模式”基础上，科西莫将美第奇改造成了一家控股公司。
美第奇不是单一实体，而是合伙公司的组合体，全由一家“母”公司控制。每家分行或生产企业都是独立法律实体，有其自己的名称、资本、账簿和管理。这几家分行也会相互做生意，一家分行会向另一家分行收取佣金，好像两者都属于完全不同的公司。当两家分行合作时，会事先确定利润分成和风险共担。
图5-1 美第奇家族控股公司
美第奇银行的大部分资金并不是来自资本金，而是“定期存款”。他们的存款人既有神职人员，也有政治人物，对于不同存款，会给予从8%到10%不等的回报率。
可以说，当时美第奇家族已经能够提供现今银行的几乎全部业务。美第奇的最大客户，是罗马教皇。教皇是唯一能在欧洲所有角落征税的统治者。当收入源源不断从各地流入罗马时，这些货币五花八门，很多以信用形式存在；当教皇和他的代理人游历欧洲时，也不想用褡裢或鞍囊携带现金。教廷需要一个专门机构帮其理财，为其征收税金、接收转移税款、兑换货币、提供贷款。
罗马是资本的聚集地。在早期，作为教廷的财产总管，美第奇罗马分行创造的利润一度高达家族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后期虽有所下降，但也达30%。
然而，1453年以后，特别是随着科西莫的去世，美第奇开始衰落。
在罗马，君士坦丁堡陷落带来最直接影响是教廷税收减少。债务危机令教皇不得不打起美第奇的主意，想夺回欧洲最赚钱的明矾生意。矛盾爆发后，教皇支持佛罗伦萨帕齐家族刺杀美第奇的继承人洛伦佐，并查封美第奇银行在罗马的财产，拒绝偿还教皇圣库欠美第奇的债务。
在东方，1463-1479年，威尼斯和土耳其不断发生战争。虽然佛罗伦萨保持中立，但遭受的扰乱和贸易中断不亚于交战国。经济萧条沉重打击着佛罗伦萨的银行机构。1422年，意大利银行数量多达72家；到1470年，减少到33家；1494年时，只剩不到6家（德鲁弗，2019）。此时的美第奇，也已经处于破产边缘。大部分分行关停，就连罗马分行也在退却，因为资金被教皇圣库深度套牢。
缺乏投资机会，是这一时期意大利商业资本主义的重要弱点。
长期以来，美第奇银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它的资金，不但没有被高效益地进行投资，反而主要用于教廷的铺张浪费或国王的军事战役。也因此，美第奇银行的钱被浪费之后，将很难失而复得。
在君士坦丁堡风雨飘摇之际，许多拜占庭的希腊学者逃到意大利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带来了大量古希腊时期的图书和文献资料。这些手稿几乎涵盖所有主题，从哲学到数学、从炼金术到占星术，包括哥伦布用于航海的地球经纬学说。许多小孩开始被教授古希腊语，能够用希腊语交流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表现。
当时的美第奇，正在为投资大伤脑筋。把钱花在收藏上成为理所当然。手稿的流入，让美第奇家族进一步扩大藏书馆，据说他们拥有超过1万册的古籍手稿。美第奇历代掌舵者也十分热衷举办各类活动，支持学者对这些手稿进行研究和创作。也因为美第奇的慷慨资助，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多那太罗、吉贝尔蒂、波提切利等一批艺术家崛起，为佛罗伦萨、意大利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瑰宝。
一段时间后，佛罗伦萨的人们把这场变化，说成是古代学问的重生。
19世纪后，人们开始把“重生”概念化为“文艺复兴”，并成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标志。而美第奇家族，正是这场文艺复兴背后的“天使投资人”。
1492年4月8日，美第奇继承人洛伦佐逝世。此后，美第奇仍是商业巨头，但美第奇银行的事业再也没有恢复。
洛伦佐死后六个月，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历史的罗盘开始转向。
美第奇家族及其控制的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一样，都缺位于大航海时代。他们没有进行太多的创新，并面向平民、新兴资产阶级开展金融业务，他们注定会被更加积极地迎接新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抛在后面。
但是，美第奇支持下的文艺复兴，却为人类历史的又一次转变奠定了基础。
热那亚时代
佛罗伦萨的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艺术的气息。
威尼斯狭窄的水面上，倒映的恢宏建筑见证了这个骄傲领主的无上荣耀。
相比之下，热那亚实在乏善可陈，除了哥伦布，近代史上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当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倾力资助文化艺术，建造规模庞大的城堡时，当威尼斯一代代执政官把海外掠夺的财宝用来装饰圣马可大教堂时，热那亚却把资金投在了远离意大利的里斯本、安特卫普，押注在驶向美洲、亚洲的三桅帆船上。
为什么热那亚的资本宁愿选择远方和风险，而不是建设自己的家园？
热那亚只是一道贫瘠的山丘，向来易攻难守：敌人从北面进攻，就能势如破竹地直达城市制高点；只要敌人在制高点架起大炮，整个城市便只能坐以待毙。
在13-14世纪的贸易扩张中，热那亚的贵族曾像威尼斯一样，梦想建立自己的军事帝国。为此，热那亚和威尼斯在地中海上进行了四次大决战。但在1378-1381年的基奥贾战争中，热那亚耗尽了所有力气。当眼神恍惚、骨瘦如柴的热那亚守军跌跌撞撞出来投降时，热那亚就决定放弃成为一个军事帝国。
热那亚资产阶级被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在国内被排挤，大量资本和娴熟的商业技巧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在国外被欺负，强敌环视，没有足够力量进行护航。最终，热那亚资本选择脱离不能提供保护和缺乏投资空间的热那亚国家，去往大西洋沿岸寻找新的“权力容器”。1396年，他们屈服于法兰西国王。1463年，他们唯米兰公爵马首是瞻。1492年后，跟随哥伦布的脚步，通过购买西班牙、葡萄牙等伊比利亚半岛的武装保护，热那亚重新获得了新的贸易网络和航线。
当威尼斯、佛罗伦萨不断收缩对外投资，热那亚却已经在北非、塞维利亚、里斯本和布鲁日站稳脚跟，他们成为哥伦布远航背后的风险投资人，他们出资推动西班牙和美洲之间颇费时日的交换，并提供海上保险服务。
在西班牙，1528年，热那亚人多利亚成为西班牙国王的海军将领。作为回报，热那亚人获准在西班牙本土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西班牙传统的羊毛、肥皂等主要工业品，西班牙的贸易航线，都被热那亚人垄断了。1551年，在安特卫普从事商业经营的93家意大利商号中，热那亚拥有37家，占了40%。葡萄牙对大西洋和亚洲航线的探索，奠定了其后几个世纪贸易网络的基础，但热那亚人几乎完全控制了里斯本的批发业务，实际上也掌握了由当地人经营的零售业。
更本质地看，西班牙、葡萄牙不过是16世纪初贸易扩张活动的执行者。
自16世纪20年代起，热那亚资本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系更加紧密。
当时，西班牙正在多条战线上作战，亟须金融支持。起初，德意志富格尔家族承担着这一任务，他们掌控了欧洲银矿。随着美洲白银涌入，富格尔家族逐渐衰落。热那亚顺理成章成为西班牙王室的救星，他们按10%的利息借钱给西班牙国王。美洲白银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登陆，然后以汇票方式在安特卫普、里昂购买货物，最后在皮亚琴察交易所汇兑、清算。皮亚琴察交易所处于热那亚资本控制之下，一旦发生争执，由热那亚元老院做最后裁决。
通过美洲白银，热那亚资本也把德意志白银和富格尔挤出欧洲市场。
通过皮亚琴察交易所，大量资金朝着热那亚的方向流去。
在西班牙马德里，热那亚商业巨头不过20来人，他们下面另有几千名热那亚商人，包括铺主、中间商和经销人。这些商人扎根在西班牙、葡萄牙经济的各个层面上，形成“国中之国”。尽管彼此有种种争执，但他们同气相求，互通姻好，每当王室对他们施加威胁时，他们便团结一致，共同抵御。
自1570年开始，热那亚又变成了世界“头等”强国。
西方有句古话：“黄金发源于美洲，活跃在西班牙，埋葬于热那亚。”
装着成箱银条的帆桨船大批来到热那亚，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这些金银或许并不全部属于热那亚，但热那亚拥有调动信贷的能力。他们的商人兼银行家通过白银买卖、黄金交易、汇兑往来操纵资金和信贷，主宰欧洲的支付和清账，左右着欧洲的全部财富。不过，热那亚资本以流动的形式，隐身在葡萄牙、西班牙等领土国家身后，隐藏在美洲的各类种植园里。
这种统治技术熟练，又不动声色，历史学家在很长时间里竟然毫无觉察。
不过，就像布罗代尔说的，热那亚“一切的一切”都是弄巧走险。
直到18世纪，热那亚的资本有一半以上都在世界各地流动，他们从事制造，但为的是别人，他们进行航海、贩运奴隶、种植甘蔗，也为的是别人。在别人家里，热那亚人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也遭到过灭顶之灾。
在1600年前后100年时间里，受哈布斯堡王朝影响，热那亚经历了不少于6次金融危机。但与这些凶险相比，热那亚商人总是灵活、机敏、见风使舵，当合作对象变得不堪重用，便断然抛弃，再设计一个新的。15世纪末，舍黑海而取大西洋，19世纪为实现自身利益促成意大利统一，热那亚的躯体虽然脆弱不堪，但却像一台灵敏的地震仪，不论世界上什么地方发生震动，它都跟着摇摆。
热那亚体系在15世纪开始建立，在16至17世纪这段时间里，热那亚成为了欧洲的保险箱，直到18世纪末，仍与英国、荷兰不相上下。
更重要的是，与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其他欧洲显赫的资本家族不同，他们和政治权力结盟，但却极力避免沦为政治附庸。
从热那亚开始，资本成为一股独立力量崛起于世界历史的舞台。
蝗虫和蜜蜂
18世纪初，一位名叫曼德维尔的荷兰医生写了本书《蜜蜂的寓言》。从那时起，资本主义最好的一面就被比作蜜蜂：一个勤奋的创造者。它象征着高度的合作，默默地生产，为许多人谋福利。
在曼德维尔的启发下，英国学者杰夫写了《蝗虫和蜜蜂》，认为资本具有两面性。资本在作为一群勤劳蜜蜂的同时，也是一群蝗虫，他们凭借贪婪残暴的军队，专门伤害无辜，肆意剥削，掠夺着一切事物。
就像古罗马当初用武力征服地中海世界一样，15世纪以来，欧洲也在全面复兴古罗马的战争机器和奴隶制度。1492年，哥伦布在美洲登陆，这一旅程引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掠夺。1518年，科尔特斯攻击了阿兹特克帝国。16世纪中，葡萄牙攫取了今天的巴西。1605年，法国占领了魁北克。1607年，英国在今天北美的弗吉尼亚成功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随后不断扩张。
除了强占大量土地，他们还搬走了这片大陆上的所有黄金和白银。
殖民者还发明了新的致富路径：开辟种植园，种植甘蔗、水稻、烟草和蓝草（用以制作靛蓝染料的植物）等。由于印第安人几乎灭绝，殖民者只好把非洲奴隶贩运到美洲，起初数以千计，后来数以百万计。约300年时间里，超过800万奴隶从非洲被贩运到美洲。
欧洲人的贸易网络横跨亚洲、非洲和美洲，靠的并不是价廉物美的商品，而是武力。由于那些国家实力尚弱，导致全副武装四处扩张的资本家成为欧洲人主宰新世界的标志，他们的坚船利炮见证了资本主义的血腥原始积累。
依靠掠夺富裕强大起来的欧洲人，将世界分为内、外两个区域。“内”包括母国法律、体制和习俗，有着国家维持的秩序；“外”则受帝国支配，原住民被屠戮，资源遭到掠夺，而遥远的欧洲国家几乎不当回事。在这里，领主超越国家，暴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私人行动者通过军队和武力重塑市场。
为了支持这些掠夺机器的运转，欧洲的金融复杂程度不断加深。
货币市场的精细程度显著增长。1520年，教皇宣布年金不违反高利贷法。年金开始成为欧洲重要信贷来源。人们可以将他们的土地永久抵押，并让后代继承；一个贷款人可以向政府一次性借出一笔钱，然后每年领取年金。在热那亚，1600年应付年金达392吨白银。在法国，年金销售额一度达到王室收入的15倍[4]。
现代银行体系集中亮相。为了支持远航贸易和殖民，专业的贷款行出现。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开创了支票账户和直接转账过户。一个商人付款给另一个商人，只需安排在他账户扣款并相应记入对方账户即可，而不用涉及现实有形货币。但这个系统要求接近100%的贵金属储备。165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成立，他们引入了“部分准备金”做法，存款为其负债，贷款则为其资产。
对于商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汇票的普及。就像航海不能没有水一样，做生意不能没有汇票。精明的商人学会了从汇票中获利，因为处理汇票需要时间，如果这段时间出现汇率波动，其中一方就可能得到一笔合法收益。到1650年，汇票已经成为复杂多边商业支付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适应大航海时代的需求，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海上借贷有了新的发展，创立了以对货物的留置权或以船舶本身的股份作为担保的冒险借贷。与此同时，包括保险业、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等一系列制度被创造出来，这些制度成为工业革命前资本市场的建筑构件，并将在以后的工业融资中发挥巨大作用。
贸易和金融的繁荣也需要新闻和消息的润滑。富格尔家族在几大商业中心都设有代理人，他们的手抄报涵盖全世界的信息，从美洲到亚洲，从国王加冕到街头犯罪，从商品价格到外汇汇率，应有尽有。
围绕这些金融技术和贸易中心，交易所诞生了。
1531年，安特卫普交易所开业，主要功能是买卖汇票。1565年，英国商人格雷哈姆创立皇家交易所，除了交易大宗商品、奢侈品外，还交易票据、债券、汇率等金融工具。1585年，为协商制定统一的外汇汇率，法兰克福的货币经纪商建立了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交易所位于集市广场的凉廊，威尼斯的交易所位于里亚尔托广场，而热那亚则控制着皮亚琴察交易会。
当太阳照耀在欧洲一小块地区时，积极进取的欧洲人正在努力将多中心的世界纳入其轨道，为此，他们发明了一系列资本工具和方法，使他们能够调动土地、劳动力和市场。在建构现代世界基础的同时，欧洲人通过掠夺也引发了深重的灾难，比如血腥的屠杀，令人胆寒的经济危机，以及巨大的不平等。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谁会胜出，是蝗虫还是蜜蜂，是掠夺者还是创造者？
斟满毒酒的金杯
有种观点为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因为掠夺了拉美国家的白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古罗马把地中海沿岸搜刮了无数遍，仍只是个农业帝国，为什么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劫掠了欧亚大陆，却什么也没有留下？
至少从1500至1700年间，掠夺对欧洲的改变十分有限，甚至有害。
据美国学者汉密尔顿的统计，除去走私出来的白银，从1503年到1660年，有大约185吨黄金和1.6万吨白银运到了西班牙塞维利亚港，超过当时全欧洲白银储备总量的3倍。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令哈布斯堡王朝觉得全仗上帝眷顾，变得无限膨胀。
依靠这些沾满血腥的白银，西班牙建立了一支拥有150多艘战舰、3000余门大炮、数以万计士兵的强大海上舰队，号称“无敌舰队”。
鼎盛时期，西班牙统治的领地遍布各大洲，包括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荷兰、意大利大部分、匈牙利、半个美洲、菲律宾等。另外，分布在西非、东非、印度及马六甲海峡和中国澳门沿海地区的贸易港口，也处在西班牙管辖范围内。
他们充当着世界老大，四处开辟战场，甚至在整个欧洲追捕魔鬼[5]。
西班牙要干的事情太多。从亚洲、非洲到美洲，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到处都需要驻军保护。常常一个仗还没打完，另一个仗又开始了。今天刚与法国签订停战协议，第二天又与土耳其开战了。经常在几个地方同时开打，皇帝几乎没有下马的时间。在16、17世纪，西班牙总共只有46年是和平时期，尤其是1618到1678年，西班牙只有3年是和平的。
16世纪末之后，就像当初古罗马一样，掠夺资本主义的边际收益急剧下滑。
为了应付扩张，西班牙把整个王朝都抵押出去了。整船的白银还没来得及靠岸，就被划到了热那亚、德国、荷兰等资本家的账上。西班牙的债权人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有计划地掏空了塞维利亚交易所的金库。大约1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美洲白银大量涌入，西班牙财政却先后6次宣布破产。1627年西班牙再一次破产，热那亚资本一看势头不对，开始计划退出西班牙财政体系。
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西班牙终于踢到了铁板。1588年，在与英国的海战中，西班牙无敌舰队遭到了灭顶之灾。17世纪初，荷兰发生革命，而派去镇压的西班牙军队竟然叛变了。1640年，西班牙参与了欧洲三十年战争，不幸战败。在此期间，西班牙统治下的葡萄牙、加泰罗尼亚、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都出现了严重叛乱。特别是葡萄牙的独立，连带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地也失去了。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挖掘，美洲白银的产量开始下降。1626年后，美洲白银的产量开始下降，原因可能是劳动力稀缺。往来于新世界的白银网络，也变得像老旧的供水管道——英国、荷兰的走私者到处寻找漏缝搞破坏。海盗也不让人省心，1628年，荷兰人劫走了西班牙庞大的运宝船，使西班牙损失约1000万金币。腐败，特别是殖民地官员的腐败，也在侵蚀帝国的机体。
西班牙贫瘠的庄园国度里，工业一诞生就死亡了。那些富余的资本并没有投到工业、贸易发展中去，而是用来修建宫殿，购买土地、爵位和珠宝首饰。布鲁塞尔的挂毯，佛罗伦萨的锦缎，米兰的武器以及法国的红酒，充斥着西班牙市场。在通往大洋彼岸西班牙属地的航海贸易中，西班牙控制不到5%。西班牙的工业品连本国都顾及不了，又怎么能满足殖民地的需要？
在欧洲历史上，西班牙就像一个“黄金漏斗”，贵金属来了，然后永远地离开了。17世纪时，有人说，西班牙就像一张嘴，它进食，咬碎，嚼烂，立即送到了其他器官，除了一瞬即逝的味觉，或者偶然挂在牙齿上的碎屑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大庄园和世袭制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蒙昧主义和宿命论照样存在。繁盛只是昙花一现，财富从未真正属于过西班牙。
伴随17世纪全球气候骤变，欧洲粮食大幅减产，西班牙彻底衰落。
在1700年哈布斯堡政权结束的时候，西班牙已经全面破产。
长期的失业，荒芜的庄园，混乱的货币，一塌糊涂的工业，失败的战争，空空如也的国库，中央政府在各省的权力也所剩无几。
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西班牙对自由市场、自由劳动力的限制，在拉美国家建立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至今仍阴魂不散。
17世纪时，已经有人把这些矿物财富比喻成斟满毒酒的金杯。
英国政治思想家哈林顿写道：哥伦布曾向我们的先王献上黄金，幸好他并未轻信，而另一位君主（西班牙国王）饮下了这杯毒酒，害了他自己的人民。西班牙外交官法哈多也认为，上帝特意将贵金属掩埋在土地中，让人们使用贵金属的数量不会超过商业用途的需求，“无限的财富——比如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矿藏中的金银——都是‘蠢人金’（Fool's Gold），并不能改变旧世界任何东西”。
为什么没有崩溃？
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都处于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中。
1500年，巴黎市场上1塞提埃[6]小麦只需1利弗尔（法国古代货币单位）左右，1600年为8.65利弗尔，1650年涨到了18利弗尔。这场“价格革命”的涨幅放到今天可能不算什么。但在金属货币的时代，欧洲从罗马帝国时代直到15世纪，上千年来物价都超级稳定。突如其来的通胀令整个欧洲猝不及防，一场财富再分配的游戏悄然展开。
首先遭殃的是封建领主。拜千年不变的物价所赐，封建领主跟佃户的契约经常一订就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他们的租金收入大大贬值。
然后是佃户。封建领主可不是待宰的羔羊，他们会想方设法提高资产收益，开征新税，向佃户分派新的负担。
接着是工场手艺人。物价上涨导致了广泛的工资调整，但这些调整根本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于是，欧洲工人的生活水平普遍处于下降状态。
受益于价格革命的，是那些新兴商人阶层。借由新大陆的金银，商人们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批发商、贸易商、金融商等一跃成为富裕阶层。
繁荣和困顿、希望和失望相互映照，这种矛盾现象笼罩着整个16、17世纪。
尽管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但物价只是逐年上涨，通胀并没有到完全失控的地步，欧洲的经济社会体系并未崩溃。
这并不是欧洲各国君主们的功劳，他们得感谢遥远的中国。16世纪的中国，正处在明王朝的统治之下，白银是主要货币。由于人口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必须确保充足的白银供应。
美洲的白银刚好填补了这个缺口。刚开始，前往欧洲的货船会绕过非洲南端的尖角，穿越印度洋抵达广东。1571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马尼拉城后，他们的船只开始直接横渡太平洋，用美洲的白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产品。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则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间接转入中国。
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了3万吨白银，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7000吨到10000吨。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1/4到1/3。
但欧洲几乎没有生产出任何中国需要的产品，大量白银流入后，就如同泥牛入海，如水赴壑。明清时期的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白银黑洞”。
要是没有中国的白银需求，欧洲会走上和罗马帝国相似的道路，通货膨胀，经济混乱，人们会丧失对未来的信任，美洲的矿业会停止运作，整个美洲的殖民计划也会功亏一篑。
多亏中国的这道安全阀，欧洲的白银时代才没有变成一场灾难。
对欧洲来说，美洲白银带来的后果并非全是坏事。在美洲白银润滑下，欧洲主导了全世界的贸易秩序，率先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开放耗散体系。
而这，将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