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国债体系的支持下，英国赢得了海外霸权，通过大量的特许公司，英国强力主导全球贸易网络，调度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的经济过程。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通向工业革命的第一步。
凛冬过后
美国HBO电视台有部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曾风靡全球。
剧中，维斯特洛大陆的形状酷似左右翻转的大不列颠岛。在第八季中，最令观众牵肠挂肚的是北境之王雪诺和龙母丹妮莉丝的感情纠葛。随着雪诺身份的曝光，他成为铁王座第一继承人，与龙母发生直接冲突。为此，小恶魔提利昂和洋葱骑士戴佛斯商量，让雪诺和龙母“二王共治”。
在英国历史上，夫妻“二王共治”是有先例的，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17世纪最后20年里，英国信仰新教的资产阶级和信仰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688年6月，托利党人运用议会权力，向荷兰执政、信奉新教的奥兰治亲王威廉发出邀请，请他从天主教手中拯救英国。
威廉的妻子玛丽公主是詹姆斯二世的长女，也信奉新教。
考虑三个月后，威廉和玛丽决定接受邀请。1688年11月，威廉抵达英国。詹姆斯二世向来重视儿女情长，却不得不面对女儿女婿背叛的情形。不久后，心力交瘁的詹姆斯二世带着小儿子逃亡法国。
1689年2月，英国议会两院达成一致，王位由荷兰执政威廉亲王和玛丽公主共同继承。威廉称“威廉三世”，玛丽称“玛丽二世”。
在就任王位的同时，他们一起签署了一份法案，叫《权利法案》。
法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国王不得干涉法律；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人民有佩带武器以自卫的权利；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穷人的茅屋再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为了合法化这套体制，洛克受命写了《政府论》。洛克大量使用了商业领域中契约、委托等字眼，认为主权在民，主权不能转移给任何人或任何职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对洛克思想的普遍接受，终结了专制主义在英国的威胁，加速了政府代议制的发展。1720年代，英国出现了第一届由首相领导的内阁。
在威廉和玛丽的共治下，荷兰的银行家、金融从业者纷纷拥入英国，为英国金融烙下了深刻的荷兰基因：开放金融市场，利用债券筹集财政支出，利用股票、期货、期权等刺激投机，为食利阶层安排年金和养老金，组建一个为财政政策服务的中央银行……光荣革命释放了英国人在金融方面的想象力。
追随威廉的脚步，在此后约一个多世纪，大量荷兰资本陆续进入英国。
作为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十分擅长政府融资，与投资人关系也十分密切，这对英国国债制度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荷兰利息较低，而利息超过5%的英国国债非常具有吸引力。最重要的是，荷兰人认为，英国国债与绝对君主的私债不同，不但以税款做担保，而且得到了议会认可和保障，较为安全可靠。
1739年，荷兰人持有的英国国债超过1400万英镑，占英国长期国债1/3。1758年，荷兰人掌握了英国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1/3的股份。1688年以后将近一个世纪，在英国与荷兰的霸权争夺中，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荷兰将自己的剩余资金转移到了利益最大化的投资场所——英国，而英国则凭借荷兰人的投资，得以与法国进行全球竞争。
以英国国债为媒介的共生关系，使得两国霸权更替能够和平进行。
凛冬将至，这是《权力的游戏》中反复点睛的一句台词。整个17世纪，欧洲仍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持续将近一个世纪的小冰期让整个北半球瑟瑟发抖。但这个17世纪，有太多的变化：意大利不再是经济和政治中心；德意志陷入了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法国绝对君主制的胜利，没有带来经济进步。
1694年12月，凛冬就要过去的时候，玛丽女王染上了天花。临死前，玛丽请求威廉带领英国继续前行。威廉痛不欲生，他伤心欲绝地晕倒在玛丽床边。在玛丽去世后，威廉拒绝续弦，孑然一身地统领英国，直到1702年去世。
1700年以后，随着北半球寒潮的消退，英国的春天终于到来。
荷兰曾经雄霸一时，但最终只有英国率先实现了现代经济转型。
这时候的欧洲，正逐渐走向现代世界权力的中心。这是启蒙和理性的时代，是旧制度和新制度交织的时代，也是进步、希望和有着无限未来的时代。
国家的信用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
战争也可以说是债券之父。
1688年光荣革命后，荷兰奥兰治公爵威廉当上了英国国王。但国王的位子还没有坐热，法国路易十四就宣战了，英国被迫卷入了长达9年的战争。
在此之前，英国曾大量举债，但都是短期借款，利息很高。国家付息不按期，还本更不准时，经常需要借新债还旧债。根据新的《权利法案》，国王课税必须得到议会同意，税收额度、期限以及皇室的花费，也依赖议会。
1692年12月10日，议会表明，对法国的战争支出是必要的，但希望以对民众最不会造成负担的方法来提供。在议会的授权下，为筹集更多的战争资本，威廉三世以荷兰金融市场为模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创新。
长期以来，在欧洲，债券都是领主、城邦、国王筹集战争费用的重要工具。这些债券很多是以土地收益为担保，即以发行年金型债券的形式进行。在荷兰，为了方便公债买卖，甚至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阿姆斯特丹银行。那些风险低、流动性较好的年金型公债，成为富裕市民的重要投资产品。16世纪后期，荷兰人已经有了为家人、晚年购买永久年金的习惯。
威廉三世来自荷兰，对这套债券体制烂熟于心。以酒税为抵押，英国发行了一系列终身年金，年息10%以上；以盐税为抵押，发行彩票国债，除了可每年获得10%的红利外，还能中奖；以土地税为抵押，发行了国库证券，这些国库券可用于缴纳税款；以吨位税及新物品税为担保，建立英格兰银行，开辟市民储蓄渠道。
光荣革命后的126年时间里，英国有一半时间在和法国打架。每次战争期间国债陡增，战争间歇整理国债。整理国债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税收偿付，另一种则是延长债务期限，抓住利率降低的时机续借。一旦进行低息续借，利息支出就会减少，作为担保的税款将出现盈余。1717年，首相沃尔波尔以这些盈余创立了历史上最早的减债基金，这个基金除了偿债，还被用来支付新发国债的利息。
1749年，首相佩勒姆进行大量低息续借活动，一些税收担保项目统一归入减债基金。同时，他还将各种国债统合为年利率3%的无还款期限国债，统一公债就这样诞生了，那些作为新国债付息担保的新税收全部归入减债基金。
从此，国债利率和税目一对一的关系瓦解，虚拟的国家信用成为担保工具。
表7-1 1688-1815年英国的战时支出和收入（单位：英镑）
资料来源：《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
开始的时候，英国公众对债券这些新花样并没有好感。
笛福曾激烈批评，国债可能会挤占经济和贸易等自然信贷的发展空间。他十分留恋过往没有债券的时光，他说，那时候没有欺诈、股票投机、彩票、公债、年金，没有人购买海军债券和公共安全债券，没有国库券在市面上流通，王国的全部资金投入商品流通的大河，没有任何力量使它偏离正常流向。持相似看法的甚至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认为，靠发行国债弥补政府支出，等于将工商资本挪用于非生产性用途，这种浪费对国民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国债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许多人都担心全面破产。1750年，大卫·休谟警告，将来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国家。许多人批评，议会批准国债初衷是为了减轻国民负担，但事实上，每笔债款都迫使国家开征新税。
外国旁观者也对英国的债台高筑感到不可思议，一有机会就加以嘲讽，认为这是国力虚弱的信号。1739年，法国人杜布歇骑士说，英国将被6000万英镑的债务压垮。1771年，荷兰人塞里奥恩也觉得，英国受到国债巨大的威胁。
这些通情达理的观察家偏偏都被打脸了，国债成为英国兴起的重要原因。
当英国需要钱的时候，国债可以立刻筹集到巨款。1771年，伊萨克·品托写道，国债的利息准时偿付，不容违约，债款由议会保证还本，这一切确立了英国的信誉，因而借到的款项之大令欧洲惊诧不已。他认为，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便是国债政策的结果，而法国的羸弱就在于它的信贷组织不完善。
一直要等到18世纪末，英国国债的优越性才逐渐为世人公认。
1782年4月，西法联军和英国在直布罗陀暴发海战。英军能够守住阵地，是以充足的后勤保障为先决条件的。当时，许多欧洲人都认为英国处境困难，简直没有出路，但英国政府发行300万英镑的国债，认购数量竟达500万。英国政府只要向伦敦四五家大公司打个招呼，钱就来了。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要使经济保持在充分就业和繁荣的水平上，必须由政府通过有补充作用的财政活动来扩大有效需求，因此要实行赤字政策，大量增发国债。从凯恩斯开始，现代经济学开始普遍认识到国债的作用，国债不仅可弥补赤字、扩大需求、刺激增长，还是干预经济、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杠杆。
国债，不仅代表国家的信用，也是国民经济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工具。
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
1694年，在长达几年的战争后，英国发现自己接近破产。
威廉三世绞尽脑汁从“所有愿意借贷的人”那里借款。几乎是在无计可施的境地下，他们建立了英格兰银行。
当时，人们对国家银行相当恐惧，有好几份建议都被否决。1694年4月25日，经过艰难的谈判，议会终于答应为英格兰银行提供特许。条件是，英格兰银行公开募集到120万英镑的资本金后，全部借给政府。相应地，政府每年向该银行支付8%的利息和4000英镑的管理费，利息将由“轮船吨数税、酒类税收和关税”担保。同时，议会赋予该银行12年内发行不超过资本金的记名支票的特权。这种支票可背书转让，起到了银行券的作用。为了守住这个特权，英格兰银行此后一直响应政府低息续借的要求。而这些支票，后来发展成为无息银行券，也就是钞票，即后来的英镑纸币。
英格兰银行并非最早的银行。很早以前，伦敦的金匠就已经接受客户存放金银，并将部分借出，以收取利息。金匠接受存放金银的收据，像钞票一样在市场上流通。可是金匠贷款利率很高，常常在20%—30%之间，不仅侵蚀了工商业利润，就连国王也深受其苦。
刚开始，与这些私人银行类似，英格兰银行并不是一家中央银行。央行的概念，在17世纪还不存在。
除了规模大一些，背景雄厚一些，与国王和政府的关系亲密一些，英格兰银行的业务和其他私人银行没什么区别，主要经营金银买卖与商业期票贴现，发行银行券。1742年，英格兰银行采用本票没有利息的独特形式发行银行券，交易双方不需要拥有支票账户，就可进行收付款。至此，英格兰银行的现代体制逐渐确立：银行内部和银行间的交易不再需要现金；部分准备金；发行货币。
从创办起，英格兰银行就主宰着英国的票据市场。英格兰银行为其储户和其认可的客户提供优惠短期票据贴现，贴现率约为5%。1773年，伦敦银行业的票据交易所成立。伦敦40多名出纳几乎经办了全国所有的付款手续，他们每天晚上聚会，交易各自拥有的商业期票。当然，这些发明早在16世纪的皮亚琴察交易会就已经成熟。但不同的是，古老的大型交易会往往要一年或几年才举行一次，而伦敦的冲账会议每天都在举行。
同时，英格兰银行逐渐开发出了公共职能。
1720年的南海泡沫中，英格兰银行伸出了援助之手，筹集了300万英镑贷给竞争对手南海公司，并将自己377万英镑的政府债按固定价格转化为南海股票。在英格兰银行进行股票认购时，人们将此戏称为“支持公共信用”。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西欧大批公司和银行破产，伦敦深受其累。为此，英格兰银行通过降低贴现率、为储户提供现金、发行银行券等手段，缓解货币短缺，恢复公众信心。这些贴现和银行券，成为许多公司、银行的最后依靠。
18世纪，英格兰银行已经充当了最终借款人角色。大家开始觉得，英格兰银行是可以信任的，英语中也产生了“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as safe as the Bank of England）的谚语。
围绕英格兰银行，英国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多层次银行体系。
在伦敦和一些大中城市，有为数众多的私人银行。1807年伦敦约有23家私人银行，1820年这一数量增加到了100多家。广阔的乡村和城镇，还有多如牛毛的地方银行。1550年，英国地方银行只有十几家，1784年数量达120家，1820年为1600多家。这些地方银行多是依据经济需要而产生，往往只是一家企业中增设的“写字间”，主要业务是发行票证、贴现期票和发放贷款。这些临时客串的银行家来自各行各业，有磨坊主、铁匠，也有针织商人、采矿主等。
有人认为，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英格兰银行没有做多大贡献，因为许多资金都被用到了毫无生产意义的战争和纠纷当中。
事实上，银行长期和短期的信贷是推进这一时期工业化的重要力量。而英格兰银行正是这个体系的主轴。就像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之间有着复杂的资金往来一样，英格兰银行与广大私有银行、地方银行之间也有着广泛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资金不仅流向战场，也流向工商业。这些私人银行、地方银行的借款人，除了大量贸易商人，还有大量农场主、工厂主、矿产主和运河挖掘者。
一位名叫特鲁的经济学家认为，19世纪初，英国地方金融从业人员每增长10%，则企业增长12.66%。他还讨论了金融促进工业发展的机制，地方银行不仅促进了当地工业在所有产业中占比的提高，也有助于城市化和产业升级。
18世纪的英国，任何个人、企业，都不会把钱藏在家里，而是把钱存在银行。银行为其存户立账，并在信用账上支付其各项支出。闲置的钱被集中起来，银行当然不会让钱在保险柜中睡大觉，他们会把这些钱循环投入流通。
在英国，货币不再是16世纪西班牙人所理解的贵金属，货币是银行负债（存款和准备金）的总和。信用就是一笔钱，他们以各种票据或数字的方式，在市场上流通周转。以英格兰银行为核心的英国金融体系，接纳了源源不断的美洲贵金属，并把它们变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这种基础建立在债务人和债权人关系之上，并服务于越来越多的机构。
丰富的贵金属惩罚了西班牙，原因就是他们只是依靠安特卫普的短期现金，而未能开发出一套高效的资本形成系统。那些认为货币是信用而不是金属的国家，比如英国，站在了西班牙贵金属的肩膀上。
投机时代
1687年，一艘名叫詹姆斯和玛丽号帆船，经过9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终于从西印度群岛回到了伦敦附近格林尼治皇家造船所。
船舱打开之后，舱内的货物令专程从伦敦赶来的贵族们惊讶不已。银币和金块堆满了船舱。船长菲普斯头戴金缎带帽，项挂一条足有一米长的金链，大摇大摆地走向码头。官员们将宝藏一过秤：银币足有32吨重！还有无数珍宝。
这些财富来源于海地一艘西班牙沉船。除了敬献给国王，菲普斯和船员分了一部分，剩下近19万英镑都给了资助探险的合伙人，相当于100倍的股息。
这次探险轰动了英国，许多人想复制菲普斯的成功，途径是成立股份公司。早在16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创建了“公司职员有限责任制”。两年后，东印度公司借鉴荷兰的做法，建立了一个期限更为长久的“合同合资体制”，摈弃了每航行一次都要分配资本的制度，采用仅将盈利分配给股东的红利制度。通过这些改革，英国公司的“股份”第一次变身为可自由买卖的证券。
在英国，冒险是一项悠久的传统。菲普斯的成功，极大刺激了人们的欲望。
在此之后10年间，许多人纷纷“下海”。年轻的文学家笛福，在写出《鲁宾逊漂流记》之前，也决心海上冒险，尽管成功的可能性仅有万分之一。
从1688年开始，伴随光荣革命，冒险时代突然变成了投机时代。
这时的英国，农业连年丰收，对外贸易获利丰厚，来自荷兰和法国的移民，带来了新的技术和资金。各种稀奇古怪的公司纷纷出现。
有为数不少的寻宝公司和潜水设备公司，他们在泰晤士广场展示潜水设备，邀请有头有脸的人物来造势，设宴款待应约而至的投资者。有格陵兰鲸公司、纽芬兰鳕鱼公司等捕捞企业；有白纸蓝纸、亚麻织造、羽纱公司等制造公司；有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多巴哥等殖民贸易公司；有百万银行、孤儿银行等金融公司；还有铜矿、枪支弹药制造商、吸涡轮发动机厂商、凸光灯公司等……
行业涵盖矿业、打捞、农业、纺织、机械、外贸、基础设施和金融。
早在1623年，英国就已颁布《垄断法》，发明家可以从专利中获得排他性收益。但这个法案并没有很快发挥作用。直到这时，借助资本市场的东风，专利权才开始大放异彩。比如一家生产捕鼠器的公司，声称可以把所有老鼠引诱进去。在取得专利前，股价是15英镑，在取得专利后，价格立刻上涨至60英镑。
人们乐观地相信，不仅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新奇装置能够改变世界，通过持有他们的股份，自己也将参与这样的伟大时刻。
资本和创新、知识产权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英国，公司不只是由一群商人控制的排他性贸易特权企业，而是多元投资者共同组织的企业。
有个叫霍顿的商人发现了其中的商机，他出版了一本《促进农商文汇》的双周刊，定期向投资者提供各家公司的股市行情。1694年，霍顿列出的股票数量增加到了57支。他为认购者免费提供东印度之类大公司的每周价格，而要获取小型公司的行情，则需要付出一定费用。
霍顿还在他的小册子中兼职做起了投资者教育的工作。他告诉投资者在哪里找到经纪商，如何根据消息定价，什么是优先认股权和期货（当时称定期交易），怎样利用卖出选择权作为对冲和保值措施，以防价格下跌。霍顿凭借他的经验告诉投资者，小公司股价容易被操纵，因为有人结成股票炒作同盟。
股价操纵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就连庞大的东印度公司也是目标之一。当时东印度公司总裁名叫查尔德，作为公司大股东，他通过制造假新闻、低买高卖的方法，累积了大量财富。为此，查尔德获得了“肮脏至极的贪财鬼”的称号。
但对市场来说，往往投机的人越多，股票的流动性越好。
起初，人们选择在高大上的皇家交易所进行交易。皇家交易所是一家以商品为主的交易场所，品种包括瓷器、茶叶、谷物、锡等现货，还包括政府债券、商品期货合约等。当然，也包括这些上不了台面的公司股票。
当时的股票交易并不美好。撮合协商的过程往往非常激烈甚至动用武力。一名经纪人刚举手示意卖出，马上手就被另一名经纪人握住，粗鲁的动作使得他们双手通红。一笔交易的达成，往往伴随尖叫、辱骂、推搡。
更糟糕的是，股票经纪的名声很差，他们被认为是一种虚伪的骗术。
因为交易过程过于粗鲁、吵闹，不久，股票经纪人被赶出了皇家交易所。他们只好找寻别的地方，刚开始，他们在伦敦柴思胡同的露天广场交易，这是个农贸市场。伴随肉摊菜贩们的吆喝，各种消息飞短流长，股价涨涨跌跌。
人们实在无法忍受腐烂肉菜的臭味，于是躲进路边的咖啡馆。
这家名叫乔纳森的咖啡馆很善于招徕生意，他们在墙上的小黑板上刊登股市行情，悬挂各类寻找股票、买家的广告。
在这个咖啡馆，随便抓一个人，他都会给你讲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新技术公司上市、股票大涨、成交量创纪录，衍生品交易和信贷扩张，谣言和欺诈泛滥，菜鸟争相入场……但同时，他会告诉你，他打算趁乱大赚一笔。
咖啡馆里最常见的行为，就是为公共和私人事件打赌。
战争何时会爆发？威廉国王还能活多久？大雨还会继续下吗？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一个月后会涨还是跌？刚刚远航的帆船能否顺利返航？……各种事件都能成为商人下注的标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完全出于无聊或贪婪，而是希望借此对冲经营风险。17世纪90年代，股票经纪人也开始熟练地承揽各种保险，从拦路抢劫险、市场交易险到妇女贞操险，无所不有。
1695年的时候，股份公司只拥有英国财富的1.3%。1720年南海泡沫破灭时，这一比例已经增长到了13%。
人们通常认为，工业革命兴起于英国，始于18世纪末。但其实，工业革命的条件早在18世纪20年代就已经具备，包括机械化技术、创新氛围、产权保护制度和灵活的资本。
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加尔文教的理性、清醒、节制和俭朴。但事实上，新的金融世界弥漫着赌博心理。这个大旋涡的中心，正是经纪人在炒股、下注，股份公司和投机博彩天然地融为一体。
当然，随着概率论的进步，人们期望把风险关进笼子。不过就像人类总是无法预测未来，人们对风险的衡量和定价，仍旧保持着巨大的非理性特征。
股市的投机性，切合了冒险和创业的风险需求。凯恩斯说，股市和股份公司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资本组织形式，是因为这两者吸纳了赌场的要素。
1748年，乔纳森咖啡馆毁于火灾。1年后，伦敦一些股票经纪人募资重建。1773年，这群经纪人在乔纳森咖啡馆开会，决定成立一个更加正式的机构。后来，他们搬进了一栋有交易室和咖啡屋的建筑，并把这座大楼命名为“证券交易所”。
两次大危机的比较
18世纪，英法争雄是世界历史的核心问题。
因为持续不断的战争，英国和法国当时都欠下了大量债务。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美洲新大陆，期望通过开发新大陆，解决债务如山的问题。
在英国，在时任财务大臣罗伯特·哈利等人的推动下，成立了以贩卖黑奴为主要业务的南海公司。
起初，南海公司的目的是接管英国国债。即把政府的战争债务转换为容易兑换、低利息的长期证券（股票）。为了鼓励持有人将名下资产转换为公司股票，必须拉高公司股票价格，让投资者获得流动性溢价。
在法国，在金融天才约翰·劳鼓吹下，成立了开发美洲的密西西比公司。与南海公司类似，密西西比公司的目的，也是通过公开募股将国债转换为股份，以减少政府债务，开发美洲的未来财富。密西西比公司的商业垄断期限是25年，公司资金为1亿利弗尔，每股定价500利弗尔。
但约翰·劳走得更远。为了刺激市场投资，他进行了大量制度创新。
先是成立了皇家银行，主要任务是发行纸币。这些纸币不但可以用来交税，还可以用来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然后，与其他著名泡沫中的故事如出一辙，约翰·劳还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在遥不可及的密西西比，可以用最廉价的小商品换来整船整船的黄金白银，还有大量肥沃的土地可供种植……
在约1年的时间里，密西西比公司股票从500利弗尔疯涨到20000利弗尔。股票持有者沉醉在大洋彼岸那个人间天堂的美好幻想中，法国政府的债务危机似乎迎刃而解，巴黎的工商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这一切令海峡对岸的英国同行羡慕不已。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竞相模仿约翰·劳的做法，不但允许分期付款，还通过股票抵押的方式发放大量贷款。同时，他们也用殖民地的金银矿藏和迅速致富的美梦来引诱投资者。
不同的是，南海公司从来没有像约翰·劳控制皇家银行那样控制英格兰银行。南海公司必须与英格兰银行进行竞争，并在国会与反对派较量。
南海公司也无法像约翰·劳那样垄断股票和信贷市场。
在1720年，伦敦有将近190家新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这些新公司就像泡沫一样如同过眼烟云，有的只成立两个星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公司五花八门，有镇压海盗的公司，有治疗性病的公司，还有制造永动轮的公司……
表7-2 英国南海泡沫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公司
为了寻求更多的资本注入，不让这些新公司抢夺有限的资金，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推动通过了著名的《泡沫法案》，规定在权责不明的情况下建立新公司是非法行为。立法者并不打算扑灭投机者的气焰，但《泡沫法案》却意外达到了。
在法国密西西比泡沫破灭后不到两个月，南海公司的股票也像山崩一样跌落，借钱炒股的人陷入绝望，许多投资者破产。
《泡沫法案》也扼杀了资本市场调动资金推动创新的能力。
法案颁布后，新股发行遇冷，企业未经许可不得宣称有限责任——一种皇室特许权。著名学者斯考特就认为，法案延迟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但南海泡沫带来的破坏，要远低于法国密西西比泡沫。从起点到高点，密西西比公司上涨了接近20倍，而南海公司不到10倍。
当伦敦股票价格回落时，除了《泡沫法案》规定的公司外，金融系统并没有遭到持续破坏。在英格兰银行的帮助下，南海公司依然存在，政府债务转化有序进行，国外投资者也没有转移出去，普通民众基本未受影响，而那190家异想天开的公司，有4家活了下来，其中就包括皇家交易保险公司和伦敦保险公司。
1721年，英国破产商家的数量并没有继续增加，经济很快复苏了。
而对于法国来说，不但股民遭到巨大损失，几代人的财富付之一炬，所有民众都被剧烈的通胀笼罩。国家信用受到重挫，财政危机雪上加霜。王权基本仅能维持生计，不断从一个失败的改革走向另一个失败，直到彻底垮台。像皇家银行等金融机构，他们导致了泡沫，最终也与泡沫同归于尽。
约翰·劳的短暂统治震撼了一切，却一无所获。
为了阻止股价暴跌，法国政府想尽了办法。先是禁止使用金银等贵金属支付，后来又规定股票法定价格为900里拉。眼看禁令无效后，法国政府干脆下令不准股票在路边和公共场所交易，只能局限于许可经纪商之间。
基于对泡沫的恐惧和顾虑，1724年，法国建立巴黎交易所，这是全球首家官方交易所，规定只有经过许可的经纪人才能在这里交易。由于许可经纪人数量较少，而且必须遵守许多限制，于是，一个被称为“场外经纪人”（Coulisse）的非官方群体在皇宫附近发展起来。但法令禁止许可经纪人在交易所之外的地方交易，也不得与场外合作。这样的结果是，巴黎证券市场被严格地一分为二。
英国学者米切认为，法国政府在1724年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行动，并没有在全球证券市场方面迈出重要一步，而只是一项旨在防止投机活动进一步爆发的限制性措施，它使巴黎失去了深度和广阔的证券市场。
随着18世纪时间的推进，英格兰在世界经济体中的金融中心地位逐步提高，而法国的国土和人口数倍于英国，地位却在不断下降。
很明显，英国金融体制的抗风险能力更强，也更有韧性。
从密西西比到南海公司，投机泡沫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组成部分。
也是从约翰·劳的纸币开始，现代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诞生。
纵观这些投机狂潮，每场狂热背后，都踩着相似的步伐。危机总是存在一个宽松的货币市场和金融创新环境。信用创造就像轻浮的少女，经常不请自来，又不辞而别。而人们也总是过度相信未来，相信新的产业会很快致富。
投机永远不会改变，因为贪婪、恐惧、跟风和赌博心理普遍存在。
但除此之外，投机还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渴望自由，颠覆权威，打破常规和不平等。历史上，所有的投机狂欢，总是和自然、社会、人生的转折点联系在一起，抑或毁灭和崩溃，抑或复兴和重生。
重商帝国
1492年，哥伦布在美洲登陆，这是重塑全球联系的第一个重大事件。但直到1607年，英国才在美洲勉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即弗吉尼亚。
1497年，达·伽马经好望角驶入印度卡利卡特港，这是第二个重大事件。但直到1600年，英国特许建立东印度公司，才从亚洲贸易中分得一杯羹。
在1650年前，荷兰的公债发行和证券交易已经司空见惯。
但这时的伦敦，还没有一家正规银行。在议会与保皇派的内战中（17世纪40年代），商人开始把钱存到金店。后来，金店老板成为银行家，并开始发行票据。
17世纪80年代，英国仍处在世界边缘。相比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在全球贸易秩序中，英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但从1688年起，通过持续的“金融革命”，英国成为“重商帝国”，开始掌控全球贸易秩序。
出口贸易刺激着已有工业；进口则引起新工业的产生。商业扩张往往先于并决定工业进步。在那时，如果没有商业活动走在前头，工业发展几无可能。
重商主义追求的贵金属，但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教训是，商业的关键在于航运和保护航运的能力，在于独占殖民地作为商品销售市场及原料供应地。
支撑英国这一政策的代表，一个是英格兰银行，另一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但都共同指向伊丽莎白时代所梦想的目标，即赢得海权、掌控海上贸易，主宰世界秩序。
历史长河的全景画卷中，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一朵朵前赴后继的浪花。
首先，通过以英格兰银行为代表的国债体系，英国赢得了海外霸权。
在强大的资本形成能力的支持下，英国踩上了别人的肩膀。
第一个是西班牙。1588年，英国舰队在大西洋上一举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
第二个是荷兰。1651年英国颁布《航海条例》，随后通过三次英荷战争，牢牢控制了英吉利海峡。1688年后，英荷两国形成经济联盟。英国全面引进了荷兰的公债、股票、银行和财政制度，荷兰储蓄也源源不断流向英国。
第三个是法国，这也是最强大的对手。法国人口是英国的4倍，在大西洋和地中海都拥有很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从1688年开始，英、法两国围绕欧洲的土地、同盟、市场和外围地区（美洲、西非和印度），以及其中的供给品（奴隶、蔗糖、皮毛、海军补给）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
1713年，英国把直布罗陀、米诺卡、圣克利斯托夫、纽芬兰及其渔场、赫德森湾以及法属加拿大的前哨地点新斯科舍据为己有。1763年巴黎条约——查塔姆首相所领导的大海战的胜利结果——使英国占领整个加拿大，大部分的西印度群岛，以及欧洲各国垂涎三尺的对象——印度。这样，战争与外交帮助英国取得了大量殖民地和海外霸权，并为此后掌控全球商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出路。
其次，通过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特许公司，强力主导全球贸易网络。
在1689年前，英格兰只有15个大型股份公司，总资本约90万镑。到1695年，合股公司增至150个，共拥有资本430万镑。
这些公司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海外贸易。
一个是大西洋三角贸易。装载武器、纤维制品等物品的船只，从英国港口出发，沿着大西洋南下，到达非洲西海岸后，用这些物品交换黑人奴隶。随后，装满黑奴的船只横穿大西洋，到达中南美洲和北美洲之后，将黑奴卖给种植园主和金属矿主。然后，船只载满新世界贵金属、棉花或蔗糖，回到英国的港口。
一个是对印度的征服。18世纪中，趁着莫卧儿帝国的衰落，英国东印度公司大幅扩张其军事力量，通过普拉西战役和后几年的战争，彻底征服印度。到18世纪60年代，公司控制印度地方的税收很快超过了贸易额，成为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从1813年起，公司的商业收入就已经微不足道了。
大西洋三角贸易网络和对印度的征服，一起构成了英国殖民帝国的基石。
凭借武力，英国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贸易网络。重商主义把帝国力量投射到世界上遥远的角落；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得远距离输送货物成为可能；法律制度的发展给予遥远地区的投资以某种安全保障……1500年，欧洲国家控制着全球7%的地区；到1775年，欧洲国家控制着全球35%的地区，而其中，英国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处在一个中心位置。
与亚、非统治者和商人不一样，英国还具有掌控全球产业网络的能力。
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亚洲的纺织技术更高超，产品质优价廉。在许多观察者的眼里，印度、中国就像一座坟墓，金银在那消耗殆尽，只进不出，“榨干了英国和欧洲的全部贮备”。但亚洲的纺织技术的这种优势很快丧失了。
英国通过调度亚、非、美、欧的经济过程，不但吸收了大量外国储蓄，轻易窃取远东的纺织技术，还设立了一系列障碍阻止外国商品进口。彭慕兰指出，17、18世纪时，英国的纺织业靠着差不多100%关税保护，避免了廉价的印度纺织品的进口冲击。直到成为全世界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英国才拆掉这些壁垒。即使在19世纪末自由贸易的鼎盛期，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仍然是自由贸易的禁区，多种工业品的市场基本上只准英国人插足。
英国的坚船利炮到处掠夺土地和劳动力，赶走竞争者。一波一波的劳力和土地的掠夺浪潮，见证了资本主义非自由的起源。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诞生时就带着鲜血和污迹，它是暴力和压迫的产物。从18世纪起，全副武装的英国资本家开始重塑世界产业分工。当时人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是通向工业革命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