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资本主义的保护和支持下，英国开始重组全球产业和劳动分工。新的利润空间点燃了阿克莱特、瓦特、博尔顿等一批年轻企业家、发明家的想象力。最终，资本和技术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推动了持续而且广阔的经济增长。
普利高津的世界
1768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问世。但是，到19世纪20年代，热机的效率一直只有3%—5%，有超过95%的热量都无谓地损失掉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蒸汽机效率的损失呢？起初，工程师们觉得是蒸汽机运转过程中摩擦、漏气等消耗了热量。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功可以完全转化为热。但法国工程师卡诺发现，除了机械损失，更多的热量是因为热交换（从高温到低温）而失去。直到今天，发动机的热效率仍只有30%左右。
这意味着，热永远不可能完全转化为机械能，世界上不存在永动机。
在此基础上，德国物理学家克罗修斯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热总是从高温物体转向低温物体。也就是说，能量只能向不可逆的衰减方向转化，从而表现出功能紊乱，无序性增加，最后出现“热平衡”。
克罗修斯对这种无序性提出了一种度量单位：熵。封闭系统总会向着熵增（无序）的方向发展，从有序不可逆地走向无序。克罗修斯还认为，宇宙将朝着死寂的平衡状态发展。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提出，就在西方引起了一阵骚乱，他们中的一些人惊呼：历史在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末日。
可是，至少在地球上，生物是在不断进化的，人类文明也不断升级。
克罗修斯的理论和达尔文生物演化是矛盾的。
1969年，普利高津发表《结构、耗散和生命》，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普利高津发现，在各种不可逆的现象中，还存在着类似生物演化的可逆现象，存在着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对称平衡到对称破缺的进化。
普利高津认为，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在从平衡态到近平衡态再到远离平衡态推进的过程中，当到达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区域时，一旦系统的某个参量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通过涨落，系统就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的状态。
比如地球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太阳，得以远离“死寂”的平衡态。
在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在耗散过程中不断引入负熵流，把系统原本的无序转变为有序。
这个自组织的过程，被定义为耗散结构理论。
这个有序结构，一般来说必须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系统必须开放。孤立系统的熵不可能减少。二是远离平衡态。开放系统在外界作用下离开平衡态。三是非线性相互作用。子系统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推动涌现出新的性质。四是涨落。随机的小涨落有可能迅速放大，使系统发生跃迁，从而形成耗散结构。
因为耗散结构理论，普利高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值得注意的是，普利高津看出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相互接近的趋势。
他发现物理现象与社会现象有一些共同性，例如不稳定性、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逆性，都包含涨落，都能产生自组织过程，形成新的有序结构。
耗散结构理论不仅应用在自然科学，也广泛应用在社会研究领域。
1981年，美国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书《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将熵概念从自然研究的范畴推演和移植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国内，把耗散结构理论应用得最成功的，是任正非和华为。
在任正非的华为管理哲学中，不断提及耗散结构理论。任正非曾说：“华为成功的奥秘，就是我们很好地应用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耗散结构理论，不断地加温，又不断地耗散，只有这样，华为才能保持20多年的战斗力。”
人类经济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同样也受到“熵增定律”的影响。
从两河流域到黄河两岸，从古罗马到中世纪，人类饱受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困扰，见证了一个个“从有序到无序”的近平衡过程。
直到1500年以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系统。
通过美洲的白银和种植园，欧洲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建立了高效的资本形成渠道，把资本投向一个个产业、一项项科技，产生了一系列连锁效应，逐步远离平衡态，并在19世纪实现“突变”，使人类社会摆脱原始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增长方式，跃迁到了一个新的文明。
来了就是英国人
1701年，英国文学家笛福写了一首讽刺诗，诗名叫《地道的英国人》：“挪威海盗、丹麦海盗，到处都有他们的红发后裔，加入诺曼法国人复合繁殖，你们地道的英国人就此产生。”在笛福看来，“地道的英国人”是个虚幻的理念。他说，英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度，并不存在英国“种族”。
笛福对当时英国的看法，与今日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
自诺曼人抵达英国以来，移民如潮水般涌入，这些移民绝不是最好的。笛福的隐喻比“美国是熔炉”的说法更加惊悚：他把英国比作一只便壶、一座化粪池，所有污水流到这里并融合在一起。
但是，英国有悠久的传统欢迎那些向往呼吸自由空气的疲惫、贫困的民众。
那些被邻国驱逐的人士，不论信仰、过去的罪行，都可以在英国找到庇护所。这些人野心勃勃、自力更生、不受约束，嚣张且好争论，他们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
在笛福看来，血统不能造就一个英国人，但共享的价值观可以。
这个社会最具竞争力的特征，就是开放。
16世纪，荷兰移民给英国带来了新型纺织和排水工艺。17世纪，追随威廉三世的脚步，荷兰大量资本进入英国。那些遭受迫害的犹太人，那些因国家宗教环境恶化的法国新教徒，都纷纷移居英国，其中有高比例的专业贸易和金融工作者。18世纪后，英国人周游世界，所能获取的信息、技术和财富更加广阔。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所有人都明白自身的位置，大家都按约定的习俗、道德和法律相互监督和巩固。但在一个开放社会，个人意志和思想会蔓延开来，传统和一致性被打破，求新、求变、求自治成为人性中的本能。
资本主义正是开放社会的产物，也是其原动力。
19世纪头10年的英国，他们的开放尤其体现在伦敦金融城。
海外贸易的扩张，给这座市带来无限的商机。许多商人和银行家纷纷到伦敦“安营扎寨”，而伦敦几乎照单全收。就像笛福在他的诗里描述的：古老和出身在这里多余无用，厚颜无耻和金钱成就了贵族。来了就是英国人。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商人银行家，在伦敦金融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797年，德国汉堡的施罗德家族把一些年轻的成员派到伦敦。起初主要从事糖的贸易，后来涉及票据业务。1840年后，施罗德成为伦敦城重要的商业银行之一。直到今天，施罗德集团仍是全球最大的上市资产管理公司之一。
1798年，法兰克福的内森·罗斯柴尔德来到曼彻斯特，起先从事棉花业务。1806年，内森开始把精力越来越多地转向银行，并负责管理英国政府的资金。伦敦市场所扮演的角色，使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欧洲金融业的主力军。
在历史上，创造开放社会所付出的努力大多付诸东流。
古希腊就有从开放社会转向暴政统治的明显趋势。而古罗马最终也走向帝国主义。在中世纪的欧洲，除了威尼斯、热那亚等少数几个地方，大部分区域都是一个封闭、寂静的系统。中国古代王朝也有类似从开明走向封锁的过程。
每一个共和国里，都有一个恺撒。每一个元老院里，都有一个苏拉[8]。
反动势力用传统宗教和价值观作为武器，奋力扼杀开放社会。
近代英国开放社会的经验十分珍贵。美国学者沃尔特在《上帝与黄金》中写道：更早的年代，开放社会犹如罕见又极其娇弱的花朵，短暂绽放，迅速凋零，但自英国之后，至少在一些特定地方，开放社会如同耐寒的四季常青植物，年年绽放，而且似乎对枯萎病开始具有一定的免疫力。
工业革命故事的核心
在英国曼彻斯特南面16公里，有个著名景点，叫阔里班克纺纱厂。
这里每天有大量游客参观，因为它不仅有保存完好的庭院，还有恢宏的工业历史。参观者可以沿着河岸游览，千百年来，水流冲刷周边环境，形成了一条约100英尺深的峡谷。纺纱厂现在仍生产布匹，让参观者认识水流如何产生力量驱动纺纱机。车间里身穿工作服的导游带你时光倒流，一睹工人的苦难生活。
纺纱厂四周是田野、房屋和教堂，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想象曾经发生的一切。
1784年，塞缪尔·格雷格在溪流岸边，建立了这座小型纺纱厂。
这里没有高大的银行、交易所，也没有西装笔挺的经纪人，很长一段时间里，纺纱厂采用并不是高大上的蒸汽机技术，而是简陋的水车。工人来自附近的村庄、孤儿院。格雷格抛弃了人力，使用湍急水流驱动纺纱机，他和他的同行以极快的速度提高人类古老行业的生产效率，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工业时代。
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在繁华的都市，而是在这幽静的峡谷里。
犹如硅谷一样，在18世纪末，曼彻斯特周边田园诗般的起伏山丘和丰富水流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工业——棉纺织业的温床。追随格雷格的脚步，曼彻斯特周边35英里的地带布满工厂，乡镇变为城市，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进入工厂。
在我们的印象中，蒸汽机一经瓦特改良，就在资本的驱使下大量应用。
但伦敦大学教授克拉夫特却认为，如果没有蒸汽机，工业革命还是会发生。1830年前，蒸汽机产生1马力的成本，要远高于水力产生1马力的成本。直到新式涡炉的改良，对煤的利用效率提高，蒸汽机才在产业界显现竞争力。
在棉纺行业，19世纪20年代的绝大部分工厂的动力来源仍是水力。
当时格雷格的创业行为，只是一个偏远山区的个人创业事件。
他从亲戚朋友那里筹集了3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50万美元）。这笔资金用不着惊动银行，也不用麻烦交易所，只需动用一点人际关系。格雷格工厂员工有差不多一半是价格低廉的童工，产品主要销往欧洲、俄罗斯和美国。通过对成本和市场的把控，阔里班克年回报约18%，相当于英国国债的4倍。
不是蒸汽技术，也不是规模巨大的金融资本，到底是什么引领工业革命？
哈佛大学贝克特认为，工业革命故事的核心是：战争资本主义。通过战争资本主义，英国主宰了西欧这个耗散体系，保证开放系统引进的是“负熵”——有序的源泉。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称为重商资本主义时代，但“战争资本主义”这个说法更好地表达了其野蛮性与暴力性，以及它与欧洲扩张的密切联系。
贝克特认为，战争资本主义繁荣于战场而非工厂，战争资本主义不是机械化的，而是土地和劳动力密集型的，基于对非洲、美洲、亚洲土地和劳动力的暴力掠夺。通过这些掠夺，欧洲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新知识。奴隶制、殖民控制、军事化贸易和大量土地的攫取，是新型的工业资本主义破土而出的沃土。
而格雷格的阔里班克纺纱厂，正处在这个全球网络之中。他们的原料来自利物浦的商人亲戚，而这些棉花源于美洲大陆的种植园。他们的制作技术来自于亚洲，特别是来自印度。他们的大部分产品将离开英国前往其他地方，例如用于西非海岸的奴隶贸易，或者卖给欧洲大陆，抑或运到印度、中国换取茶叶。
格雷格能充分利用这些全球网络，是因为英国商人持续地控制了它们。
他们清楚地知道，正是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影响和力量，赋予了他们远超过法兰克福、加尔各答和里约热内卢的商人和工匠的巨大优势。
刚开始的时候，格雷格及其同行制作的布料质量，根本无法与亚洲、美洲和非洲的纺纱作坊相提并论。但是，通过贸易保护，他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然后，在市场的引领下，他们不断改进技术，很快成为棉花帝国的中心支柱。
在18世纪，纺织100磅原棉，人工需要5万小时。1790年，凭借有100支纱锭的“骡机”，纺纱工需要1000小时。1795年，在水力纺纱机的帮助下，英国纺纱工仅需要300小时。1825年后，利用罗伯特的自动“骡机”，时间缩短为135小时。仅仅在30年中，生产力提高了370倍。
1780年前，印度棉布更便宜，质量更好。但此后，英国制造商崭露头角，开始在欧洲、美洲市场上与印度棉布竞争。1830年后，他们的产品进入印度，并很快打垮了印度本地的制造商。
从曼彻斯特乡村间的地方性火花开始，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出现了。
正确的创业姿势
1732年12月23日，阿克莱特出生在一个有着13个孩子的家庭。
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他从小就给理发师当学徒。1750年，他学徒期满，成为一名标准的“洗剪吹”。在40岁前，他大字不识一箩筐。但阿克莱特不是一个满足现状的人。作为理发师，他发现假发是一门好生意。为此，他走遍英国收购头发，改进假发工艺。这门生意为阿克莱特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18世纪60年代中期，阿克莱特开始着手从事新的行业。
在旅行过程中，他接触了许多刚起步的新兴产业，他敏锐地觉察到，纺织业是一项朝阳产业。今天创业者常用“刚需、高频、痛点”来判断一个项目的好坏，在18世纪中期，棉纺织业全部具备。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棉布自古就有长久的刚需。棉织品也具有广阔市场，从西欧到东欧，从非洲到美洲，从中国到印度。但令英国商人感到痛苦的是，纺织效率和质量一直难以提高，印度棉织品处于领先地位，充斥世界各地。
但阿克莱特坚信，自己能够研制出效率更高的机械纺车，打败印度的竞争。在钟表师的帮助下，阿克莱特经过整理、组合、借鉴，“发明”了精纺机和水力纺纱机。他的机器一问世，立刻成为首选。这些机器产出的纱线更坚韧耐用。
在此之前，纺织机主要安置在家里，只要省吃俭用点儿就可以置办一台。
但水力纺纱机完全不同，它需要更多的能量，因此必须集中在工厂，采用规模化的集中生产方式，资本成为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
正是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使得格雷格在阔里班克的工厂成为可能。
尽管阿克莱特的假发生意让他过上了宽裕的生活，但如何让自己的“发明”产业化，他的这点家底显得捉襟见肘，他甚至连专利申请费都付不起。
1768年，阿克莱特来到诺丁汉，找到自己的两位远亲——商人斯莫利和索恩利——并取得了他们的经济支持。他们签署了一个简单的协议，约定合资经营。但在专利证书下来的时候，他们的资金就用尽了。阿克莱特只好去寻求更大的金主——诺丁汉银行家奈特兄弟，并通过奈特兄弟，接触到了资本雄厚、商业经验丰富、技术能力高超的针织商尼德和斯特拉特。
在尼德和斯特拉特支持下，阿克莱特在克罗姆福德建立了水力纺纱厂。
这个高达五层的矩形砌筑建筑，由木质横梁和树桩支撑，厂房长宽高的配合和窗户的布置，以及宽敞且完整的内部空间，在英国建筑上史无先例。
表8-1 阿克莱特投资设立的纺织工厂
当初始资本盈利后，阿克莱特开始不断地进行利润回投。
由于水力工厂对水力资源的绝对要求，使得工厂在规模上受到限制。因此，阿克莱特扩张的表现并非扩大工厂规模，而是在不同地方建立更多工厂。
为了寻找合适的河流，他的足迹遍布德比郡、约克郡、兰开郡等。
显然，仅靠前期工厂利润，不足以建立这些新厂。
阿克莱特最令人惊异的才能，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找到新的合伙人，并巧妙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又限制他们的权利。
在他的合伙人中，有亲戚，有商业经验丰富的企业家，还有不少新兴贵族。
阿布莱特的角色，其实更像一个产品经理人，擅长整合和发现机会。
1780年后，多项指控认为他不是水力纺纱机等几项重要专利的原创者。
1785年，官司打到了英国高等法院。英国高等法院最终认定，托马斯·海斯才是水力纺纱机的真正发明人。海斯才是一个天生的发明家，简单、凭本能干活、一离开自己的作坊便不知所措。虽然好几次想创业，但由于缺乏资本和经商才能而失败。但他十分满足于自己大企业工程师的地位。有证据表明，他不仅是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人，也是双轴、多轴纺纱机等发明的原创者。
而阿布莱特的纺纱机，则是一个诸多专利的大杂烩。
除了海斯的一系列关键发明外，进料器是约翰·利斯在1772年发明的，曲柄梳棉机是哈格里夫斯发明的，梳棉机和丹尼尔·伯恩的机器几乎一样，圆锥形的轴承箱早在1759年就被本杰明·巴特勒所使用。
1785年6月，陪审团宣告阿克莱特的专利权无效。
阿克莱特并没有因为这样一点小事就畏首畏尾。虽然失去了专利权，但他还是英国最富有的纱厂主，他的工厂是整个英国数量最多的、最大的和组织得最好的。他继续不断地在英国各地创建新纱厂，采用新设备。他的工业生涯是从诺丁汉开始，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他第一次试验使用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1786年，他被封为爵士。在1792年去世时，他留下的遗产高达50万镑。
这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史无前例的成功。
阿克莱特虽然不是这些发明物的发明人，但却是首先懂得利用它们并把它们组成一个系统的人。正是他，率领世界经济从家庭作坊走向规模宏大的机械工厂。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所有工厂，都按照他的工厂样式建造。
阿克莱特有着实业家的非凡才能，有着灵巧、坚忍和敢于冒险的奇妙气质。他是企业的发起人、生产的组织者，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企业家，他代表一个社会阶级和一种经济制度。就像做手机的都爱盯着乔布斯，做电商的都盯着马云，在当时，所有的眼睛都盯在阿克莱特身上。阿克莱特知道这回事，也愿意做这种热忱事业和无限抱负的榜样。他不停地工作，亲自监督旗下的许多工厂，他永远在路上，甚至坐在四轮马车上，也在不停地思考和规划。
阿克莱特的远景计划非常宏伟，他说，如果我能活得相当久，那我就能富有到可以把国债还清。他是那个时代英国清教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代表。
瓦特的天使投资人
在蒸汽机时代以前，科学和技术像两条平行的河流，它们井水不犯河水。
科学是阳春白雪，高高在上地躲在象牙塔中孤芳自赏。牛顿、哥白尼、莱布尼茨……他们的研究并不会直接对现实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欧洲人辛苦劳作，竭力维持基本生存，有闲暇思考的一小部分人往往专注解释宗教。
技术则是下里巴人，源于职业经验，终于实际需要。在纺织业中，那些伟大的发明家很多都不识字。哈格里夫斯、海斯是木工，克朗普顿生于赤贫，阿克莱特是个剃头匠。他们的洞察力来自日复一日的实践经验和改善效率的现实需求。
但詹姆斯·瓦特不一样，他不是一般的发明家，他是科学和技术的对接者。
1736年，瓦特出生于苏格兰的格陵诺克，他的祖父、父亲、叔叔在当地都是有名的数学家、仪器制造家和商人。他家的墙上，除了挂着上帝和国王的画像，还挂着微积分发明者牛顿和对数发明者内皮尔的画像。
绝不是某些书中书写的那样，瓦特看到水在茶壶里沸腾，就一下子发现了蒸汽的力量。而是在苏格兰格拉斯大学从事仪器制造的时候，瓦特结识了学校教授罗比逊和布莱克。他们将蒸汽机技术和相关知识介绍给了瓦特。
在瓦特之前，有一种笨重而效率低的纽科门蒸汽机已经运行了50年，其间很多能工巧匠试图改进它，但都没有成功。而瓦特的做法正好相反，为了对旧时的蒸汽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系统学习了数学、力学、化学和热力学，做了很多实验。在1761年左右，他使用帕平的蒸煮器对蒸汽压力进行系统试验。在1763年左右，他一边修理物理课需要用到的纽科门蒸汽机模型，一边观察它的运转，并对它做了系统评论。为什么力会消失？为什么大量热量被耗费？为了解答这些问题，瓦特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试验、演算、画图……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冷凝器和气缸被分开，蒸汽的压力而不是气压成为动力……一系列改良纷至沓来。瓦特和其他基于经验的发明家不一样的是，他既掌握细节又掌握整体，他并不满足于阐明原理，而是把原理贯彻应用。
从蒸汽机开始，产业革命的经验时代便被科学时代所代替。这也是为什么瓦特会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不是阿克莱特或克朗普顿。当然，发明是一回事，如何让发明物应用起来却是另一回事。
要制造精密的汽缸、活塞、齿轮，要培养熟练的工人，这一切都需要资本。许多伟大创造，直到发明人死后多年才发展起来。1765年，瓦特几乎要完全放弃蒸汽机的研究，因为他负担不了高昂的研究费用。他不但没有财产，还债台高筑，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去一家运河公司兼职测量员和绘图员。
但瓦特是幸运的，他生在一个工业勃兴的时代，他遇见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罗巴克。罗巴克是一名开采煤矿的企业家，他十分清楚瓦特蒸汽机的重要意义。两人一拍即合，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罗巴克负责偿付1000镑瓦特的债务，并提供必要资金资助瓦特完成改良蒸汽机的研究并在工业上推广运用，罗巴克可获得利润的2/3。这份合同开辟了一个时代，使得蒸汽机走出实验室。
瓦特总是迟疑、犹豫和不自信，他需要有人鼓励和激励他。罗巴克热情地扮演了这个角色。1769年，瓦特第一架蒸汽机在爱丁堡艰难落地。然而，1773年，还没等到更先进的蒸汽机出台，罗巴克就破产了。
幸运的是，瓦特遇见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索霍的五金商人博尔顿。罗巴克将合同转让给了博尔顿。1774年5月，跟随金内尔馆的机器[9]，瓦特也去索霍定居了。在博尔顿所培养的熟练工人的协助下，1774年底蒸汽机终于能够正常运转。但在盈利之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预计全部费用至少要达到1万英镑。要知道，这笔费用足够在当时修建三座规模宏大的水力纺纱厂。
投入越来越大，盈利却遥遥无期。
虽然从1775年起，瓦特和博尔顿就卖出了第一台机器，但日子仍捉襟见肘。
1778-1780年，博尔顿在变卖一部分财产后，不得不寻找其他合伙人的帮助。1781年，博尔顿和瓦特一度无法偿还圣诞节到期的债务和支付工人的工资。1782年，瓦特欠了银行一屁股债，为此忧心忡忡。他忧愁地写信给合伙人：“如果他们同意放弃对我未来企业上的各种债权，我几乎想把我现在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交给他们，把我的命运再交给上帝去处理。”
与瓦特沮丧、悲观的性情相比，博尔顿总是充满信心，并付出所有。
就在山穷水尽之时，瓦特发明了“圆周运动”，蒸汽机的用途无限增多，不但可以用来锻压，铸造五金和硬币，还可以发动鼓风机、滚轧机和汽锤，推动面粉磨、麦芽磨、燧石磨……在纺织业，蒸汽机起初只是水力机的辅助工具。1785年，鲁宾逊纱厂第一个脱离水力而完全使用蒸汽机，之后越来越多的纺纱工厂主从索霍买回机器。就这样，瓦特的机器开始在各处代替水力发动机。
从此，工厂不再沿水流而建，而是集中起来形成巨大黝黑的工业城市。
1786年，人们在曼彻斯特只能看到一个烟囱，即阿克莱特的纺纱厂。15年后，曼彻斯特已经有了50个纱厂，大多数都拥有蒸汽机。在这个分工明确的产业集群内部，专业知识、生产技能、市场信息不断累积、流通，形成了一个个相互学习的整体，使集群内的企业时刻保持创新动力。
蒸汽机直接改变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也改变了英国的历史命运。
1785年后，瓦特和博尔顿终于清偿了所有债务，并获取丰厚利润。
罗巴克与博尔顿生动诠释了企业家的创新意识与冒险精神。对这两位生命中的贵人，也是他的天使投资人，瓦特从不吝啬他的溢美之词。在罗巴克生命的最后岁月，瓦特写道：“我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成功，大部分应当归功于他的友好鼓励，他对科学发现的关心，他的深邃认识。”对于博尔顿，瓦特回忆道：“在事业上，能够弥补我容易失望和失去自信的缺点之人，就是乐天的博尔顿……世人之所以能够广受蒸汽机的恩惠，全要归功于博尔顿费心的经营和高明的远见。”
千里长河一旦开
要想富，先修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大航海时代，英国商业贸易快速发展，人口逐渐集中，城市越来越大。棉衣可以自己织，土豆可以自己种，房子可以自己垒，但饭用什么煮？总不能家家户户砍树烧柴吧？所幸的是，英国煤炭资源丰富。
不过，煤是一种沉重的货物，出产自偏僻的矿山上。刚开始，人们把煤放在马背上，但运费极高。1677年，一位曾游历荷兰的商人亚兰汤写了一本书，在书中，他十分羡慕荷兰无比活跃的运河，他认为，足以保证国家兴盛的办法中，发展内河航行占着第一位。但因为缺乏资金，亚兰汤只能挖些小沟小渠。
直到1759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向议会申请，以私人方式开凿运河。这条运河长约30英里，费时3年，总花费约30万英镑，起点是曼彻斯特西北部的沃斯利，那里有公爵的煤矿，终点是西南部的朗科恩，那里有新建的纺织厂。
在工程技术上，布里奇沃特运河在完全独立于江河之外，修建了水闸、蓄水池、高架桥，并直达煤矿井下，被誉为世界最伟大的人工奇迹之一。
1761年，运河通航后，曼彻斯特的煤价下跌了一半。
运河修建费用高昂，动辄达百万英镑，例如大联运运河耗资180万英镑。在当时，一家小型工厂的建设费用不过1500英镑，即便像蒸汽机这样划时代的重要发明，研发生产费用也不过1万英镑。
显然，挖掘运河不是几个投资人弄个合伙就可以完成的。即便像布里奇沃特公爵那样的巨富显贵，也非常吃力。
古代中国，隋炀帝在修筑京杭大运河时，主要通过强制方式征用民力（徭役）。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实施这些运河工程时，通常采用政府拨款、国外贷款等方式。例如荷、法、德等国，均由国家承担主要建设费用并负责修缮。而俄国则主要向国外贷款并组织建设。耐人寻味的是，英国基本依赖本国私人企业筹措资金，政府和银行投资只占小部分。
《泡沫法案》通过后，英国股份公司发展停滞过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时候，伴随“运河热”，在议会的授权下，大量股份公司再次涌现。
在约30年时间里，新修运河超过2000英里，股票筹资约2000万英镑。
从兰开夏到伦敦，从南威尔士到苏格兰，整个大不列颠的地面上都开出了四通八达的航路。大量技术人才参与进来，在1768年从福思河至克莱德河的运河挖掘中，有个测量员的名字就叫詹姆斯·瓦特。
瓦特和他的合伙人博尔顿十分清楚航路的扩张对他们工业发展的意义。
狭窄和割裂的国内市场，终于就要毫无阻碍地彼此通连起来了。1776年，亚当·斯密写道，由于水运方便，开辟了一个更为广大的市场。在那些大小长短不一的运河上，人们可以看到各种产品，柴郡的盐、东英吉利的谷类、斯塔福德的陶器、威根和纽卡斯尔的煤、塞文河上游的生铁、伯明翰的熟铁和熟铜。在运输商品中，占最前列的是煤。1758-1803年间，提交国会的165项运河法案中，有90项是为煤矿服务的，47项为铁、铜和铅等。
阿克莱特的纺织技术，瓦特的蒸汽机科学，正是沿着这些新航路，走向更广阔的空间。而在航路网密集的几个地区，近代工业的大都市不断扩展。
英国运河时代（1761-1835年）与工业革命的严丝合缝绝非偶然。
如果说煤是工业革命的燃料，那运河就是工业革命的生命线。事实上，之后历次工业革命每一次跃升，都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密不可分。铁路推动了蒸汽机的普及和应用；20世纪初贯通全美的高速公路网、大量的发电站和输电网络，奠定汽车、电力产业繁荣的基础；1993年美国开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推动半导体、软件等进入新阶段，互联网高速发展。
也因此，彭慕兰把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归功于唾手可得的煤炭。
运河像后来的铁路一样，发生了生产过剩的现象。
首批修建的运河产生了惊人的投资回报率，带来了巨大的红利，股价一再飙涨。它们也让公众变得异常兴奋，仿佛它们具有彻底改造旧世界的潜力。
18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蒸汽机的普及，煤炭的需求量空前增长。接着是普遍的运河投机。短短两三年时间里，议会通过了50多个运河法案。报纸上充斥着激动人心的广告和股价，最流行的广告词是：愿幸运之流让你穿金戴银。认购会议在工地、客栈甚至教堂举行，运河公司职员、客栈老板成为经纪人，他们成立的“航运办事处”，很容易让人想起17世纪30年代的郁金香社团。
1893年，运河股价格暴跌，投机热潮戛然而止。前期运河都是当地土地所有者和商人因市场需要而修建，目的明确。而后期很多运河修建则比较盲目，回报率惨不忍睹。19世纪初，运河总体投资回报率已从狂热前的50%下降到了5%左右。在这波“运河热”中，与历史上的所有投机一样，腐败、诈骗和寡廉鲜耻再次重演一遍，草率的企业和盲众的投资者因此破产。
然而，正是在这个投机狂热的阶段，人们开始探索所有可能的道路。
1802年，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式获得英国政府批准，告别咖啡馆时代，交易品种除了政府债券、东印度公司股票外，还有种类繁多的运河股票。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隋炀帝竭尽民力开挖大运河，结果招来身死国灭，但祸在当代，利在千秋。法、德、英等国倾尽财力修筑河道，政府债台高筑，进展却十分缓慢。只有英国，通过复兴股票筹资的方式，很快调动了大量闲置资金投入运河。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许多运河公司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优先股等方式吸引投资者。这些集资方式，将在日后铁路建设中大放异彩。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棉纺工业产量增加了10倍，炼铁工业产量增加了4倍。1860-1834年，英国经济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约105%，年均1.5%。
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增长率并不十分突出。
1920年至今，美国每年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2%，日本为2.7%。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均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约为6%。
但是，在年均人口增长1%的背景下，人均产值在70的时间里持续增长，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1760年以前，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如果将时间回溯几十年或者更久，经济增长往往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因为有限的经济增长很快会被快速增长的人口淹没。1798年，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指出，人口增长呈指数级增长，要远超过食物供给量的增长速度，这一威胁将人类置于维持生存的最低生活水平之上。但这个理论并不完全正确，比如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却偏偏在于“人口红利”。
人口只是表象。根本问题在于，人口变化有没有带来新的资本累积，有没有推动新增长点迭代出现，有没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他们愿不愿意相信未来。
在1500年前，无论世界哪个角落，经济增长总是周期性崩溃。绝大部分努力都没有摆脱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而是在近平衡区不断陷入无序的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没有革命式的变迁，也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螺旋式演进和上升。
暗夜之中，许多小女孩穿过阴森的树林，最后大部分成为饿狼的腹中之物。
18世纪后，人类摆脱了边际收益递减后的崩溃常态，远离平衡，探索出新的规律性。
1760-1830年，在英国经济人均产值的增长量中，有2/3以上都应归功于生产力的提高。诸如棉纺机、动力织布机、钢铁捣练机和蒸汽机等一系列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那么，为何18世纪晚期英国技术进步会如此之快？
这个谜题让一代代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皓首穷经。宗教解放、先进教育、煤炭资源、企业精神、统一市场、专利制度、民主协商……这些因素也都曾纳入研究范畴。但没有哪项单独因素，可以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所有这些单独条件都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相似，在英国工业化之初，能够压倒潜在对手的有利条件之中，没有一个条件是绝对突出的。
但是，能够将种种有利条件合在一起的，却只有英国。
因为各种有利因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让英国成为人类历史中一座光辉灿烂的星座。
其中，资本和科技的互动无疑是其中的最核心的要素。
1500年后，在哥伦布等航海先驱的引领下，欧洲通过战争、掠夺和贸易，建立了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开放系统。在美洲，西班牙获得了大量贵金属和殖民地，跨出了远离平衡区的第一步。但西班牙并没有走多远，就把接力棒交给了荷兰。在美洲贵金属的基础上，荷兰打造了更加高效的资本形成渠道和价格发现机制，极大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但小小的荷兰只是把资本投向远航，投向香料和奴隶贸易。但荷兰只是转运业者，它把东印度、西印度两个殖民地的产物，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金属，把东方的宝贵纺织品，运送到各个目的地。
与荷兰不同，英国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商业体系。从18世纪开始，在战争资本主义的保护和支持下，英国开始重组全球产业和劳动分工。站在了西班牙、荷兰的肩膀上，开放的英国获得了大量来自全球的资本、人才和技术。1730年起，在全球市场的刺激下，英国工业技术迎来了第一轮大变革。蒸汽机的发明，则彻底打开了机械化的大门。可能实现的新设计、产品和利润空间点燃了一批批年轻企业家的想象。为了支持不断增长的贸易流，公路、桥梁、港口和运河网络迅速扩建。工业革命也给农业、服务业带来了未曾料想的技术进步。
与原始农业、商业、征服等不一样的是，科技进步是迭代递进的，效率呈指数上升。当一种类型的科技产业出现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另一种迭代科技又会催生新的增长点，产生新的超额利润区域。最终，形成了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所说的“远离平衡态”，出现边际收益递增。
在这一系列远离平衡态的艰难历程中，蒸汽机的发明和产业化，是人类突破平衡态的一个关键阈值。作为人类“钻木取火”以来最伟大的发明，蒸汽机这个参量的出现，是人类工业进程中的第一个“巨涨落”。
此后的世界，不断表现出新的特质，持续而且广阔的经济增长成为常态。
哈佛大学教授兰德斯把工业革命比喻成“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就像夏娃偷尝了善恶树上的果实，就像普罗米修斯盗取了火种，世界从此迥然不同。神话总是警示我们，对知识的攫取是危险之举，但人们总是按捺不住求知的欲望，而且一旦知晓，就再也不会遗忘。
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科技进步，成为数千年以来人类智力发展的巅峰，可也成了善与恶角逐的巨大力量，时刻伴随社会和道德的阵痛。托克维尔说，在英国这个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野蛮的状态。
没有人知道，人类能否安然度过这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