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资本主义的全盛时代，这是启蒙和理性的时代，富者纵欲狂欢，贫者苦遭折磨，旧制度与新制度、希望和停滞交相辉映。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喧哗和骚动、变革和扩张中，欧洲走向现代世界权力的中心，开启了史无前例的世俗化，攻城略地的传统帝国思维，逐渐被以贸易为核心的商业帝国思维取代，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资本主义比任何宗教都要深入人心。
饕餮盛宴
1789年，巴黎人民攻占了巴士底狱，欧洲开始了新一轮的动荡岁月。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本以为帮助北美独立可以狠狠敲打一下英国，为自己老爹在“七年战争”中受过的委屈出口气，却因此欠下了一屁股债。当他企图向贵族、第三等级加税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下，大革命日益血腥，最终走向暴政和专制。随后，拿破仑放任铁蹄蹂躏整个欧洲，让帝国的野蛮力量彻底埋葬革命的人性光芒。
但对于手握重金的欧洲资本家来说，革命和战争却是一场饕餮盛宴。无休止的动荡和战争，创造了一个金融家前所未有的冒险天堂。
首先是马利特、霍廷等瑞士银行家族，他们深入法国大革命的总后方。
法国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在罗马教廷的高利贷法案下，金融行业并不发达。路易十六的财政支出十分依赖荷兰、瑞士、意大利等新教国际银行体系。
大革命过程中，在瑞士银行家族的推动下，放贷收取高额利息合法化。
通过承销政府债券、供应军队物资、买卖教会土地、投机法国货币、贴现本国汇票等手段，法国逐渐形成了以瑞士银行家族为核心的“高特银行圈子”。
他们支持拿破仑上台，为此获得了慷慨的回报。
拿破仑授权“高特银行家”建立了法国第一家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并将法国金融命脉交到他们手里。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高特银行家们却稳坐钓鱼台，垄断了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会席位。
其次是英国巴林家族，通过法国战后赔款晋升为欧洲“第六强权”。
1815年，法国战败，拿破仑被流放。根据《维也纳和约》，法国必须支付7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在5年中承担15万反法联军在法国的费用。
复辟的波旁王室不得不寻求巴林家族的帮助，以期早日打发这些外国强权。
在巴林银行的斡旋和带动下，英国等欧洲大财阀、对王室不信任的法国财团等纷纷购买和支持法国公债。巴林家族顺利完成了承销任务，分3期为法国政府筹得3.15亿法郎，狂赚72万英镑，政治地位如日中天。
法国首相黎赛留感叹，欧洲有六大强权，英、法、俄、奥、普和巴林家族。
再次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犹太家族，他们最终成国际金融市场的霸主。
对内森·罗斯柴尔德来说，革命带来的一系列战乱简直是天赐良机。当时，面对来自法国的军事威胁，英国发行了大量国债，从1793-1815年增加了3倍，达到7.45亿英镑，是英国GNP的两倍多。投资者对这场战争缺乏信心，面值100英镑、收益率3%的统一公债价格，一度跌破50英镑。
凭借强大的间谍和通信网络，内森提前知道了英荷联军在滑铁卢战胜的消息，并大量购入英国公债。有人估计，凭借这一次投机，算上购买力、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内森的纯利润在今天价值超过6亿英镑。
大革命的投资回报不仅在交易所，还有战后重建。漫长的反法战争，欧洲各国无不打得民穷财尽，急需大量资金恢复国民经济。虽然法国赔款生意被巴林银行抢去了，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未气馁，他们先后与普鲁士（1818年）、奥地利（1820年）、俄国（1822年）、德意志公国等达成了巨额债券合同，将这些权倾一时的“神圣同盟”纳入自己的金融网络。
随着拿破仑的星光逐渐黯淡和消失，罗斯柴尔德家族冉冉升起。
在日益国际化的伦敦债券市场，罗斯柴尔德家族扮演着主导角色。据估计，1815-1859年，他们设立的伦敦分行发行了14种不同的主权债券，面值总计约4300万英镑，是伦敦所有银行发行的债券总数的一半多。除了英国政府债券，他们还出售法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那不勒斯、巴西、比利时的债券，他们甚至帮助英国把苏伊士运河买了下来。
债券发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生意，他们同时是套汇商、黄金交易商和私人银行家，也是房地产、土地、矿山、铁路和大量企业的投资人。
尽管19世纪初各国经济危机频现，但他们发行的证券没一家出现违约。
罗斯柴尔德家族事业蒸蒸日上。当内森在1836年去世的时候，其个人财富相当于英国国家收入的0.62%。1818-1852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5处分支机构总资产从180万英镑上升到950万英镑。法国作家威尔说：“欧洲被控制在一位巨人手中，这位巨人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它拥有很多银行作为仆从，政界商界的名流显贵是它的护卫和士卒，投机行为是它的掌中之剑。”
法国大革命大量消灭了贵族财产，却极大增加了资产阶级的财富。
大革命之后的动荡年代，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一大批银行家崛起，随后，他们将开始修铁路，盖工厂，造轮船，雇用男女员工开动机器。
罗斯柴尔德们一手缔造的这个国际金融秩序，还是一个来去自由的金融体系，投资者可以选择喜欢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哪里都能活下去，即使没有工作，也能靠他们便携的资产生活。当各种不同的精英聚集在一起，知识分子、科学家和社会当局像交易所一样高度集中，这意味着将会产生更大的变革。
在诗人海涅看来，罗斯柴尔德是与首相黎塞留、革命家罗伯斯庇尔相提并论的“推翻旧贵族统治的三大恐怖人物”。黎塞留摧毁了旧权力，罗伯斯庇尔消灭了旧势力的残余，而罗斯柴尔德为欧洲造出了新的社会精英。
从等级到阶级
在法国，许多投机分子凭借革命一夜显贵。
但与法国跌宕起伏的情节相比，英国的社会阶层的变化显得有些平淡无奇。
在1803年出现的一张英国18世纪名人表里，人们找不到一个工厂主或发明家的名字。在1830年前，大多数英国人也没觉得正在经历划时代的变革。
以罗伯特·皮尔家族为例，祖辈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直到1750年左右，第一个名叫罗伯特·皮尔的才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从议员、男爵，到大臣、首相，他们花了约100年的时间。
第一个皮尔起初只是一名印布工人，在他叔父的工厂里打工。皮尔注意追求各种新颖样式，具有很强的企业领导才能。很快他就成为合伙人，没几年就发了财。从1780年起，他几乎雇用了伯里的全体居民。1802年，受他指挥的人员约1.5万人，每年缴纳的消费税高达4万镑。
1790年，皮尔被选为了议会议员。他非常崇拜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并成为他的好朋友。1797年，在英国财政危机达到极点时，皮尔捐出1万镑，并号召身边的工厂主为国家贡献力量。皮尔还自己出钱装备8个连的志愿军，取名伯里忠义志愿军，以在必要时支援国家。
为了奖赏他，皮尔被封为准男爵，这是一个世袭的头衔。
在议会里，皮尔的作用并不重要，他只有很少的时间用在政治上。他必须赚更多的钱，把家族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他放弃自己的志向，把希望寄托在他儿子身上。在儿子很小的时候，皮尔就要求他为家乡服务。当儿子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通过自己私人关系，使他进入斯潘塞·珀西瓦尔政府担任次长。
他见证了儿子一连串伟大历程，1812年成为爱尔兰事务大臣，1820年任内务大臣，1828年成为下议院领袖，1834年出任首相。他的儿子就是保守党创始人、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首相——罗伯特·皮尔爵士。
老皮尔代表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被历史学家定义为工业资产阶级。组成这个群体的人员，出身五花八门，有剃头匠、牧羊人、锅匠，也有地主的儿子和作坊工场的主人。他们从各个行业汇聚大工业，就像流向新近发现的金矿一样。
蒸汽机制造商博尔顿和瓦特成了欧洲各国国王的座上宾；纺织工厂主阿克莱特的孙子是国会议员，孙女是大法官院副院长；斯特拉特也从事纺织行业，他的孙子成为议员、贝尔珀男爵和大学院长；陶器工厂主韦奇伍德儿子做了多塞特郡郡长。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以财富为主要标志的新精英阶层不断上升，1868-1886年间，内阁新人中有15名商人和专业人员，只有9名是地主贵族。这个阶层包括银行家、商人、实业家和投资人，他们中有的人有爵位，有的人没有，但生活方式大同小异，穿一样的衣服，喜欢莎士比亚，谈论亚当·斯密。他们在实际权势方面与土地贵族不相上下，也享有相等的名望和尊贵。
而那些不可一世的土地贵族发现，越来越多的庄园落入平民之手。为了保住地位，他们不得不和新富阶层通婚。英国两代马尔伯勒公爵都迎娶了百万富翁的女儿。1870-1914年间，英国超过100个贵族与美国富婆联姻。
通过1832、1867、1884年三次扩大选举，英国“贵族地主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不断被削弱。在19世纪结束前，专业化的地方政府逐渐取代了采邑和管家，选举产生的议会代替了贵族集团，法律上贵族和庶民已没有多少区别。
英国也逐渐树立了一种具有“绅士”风范的社交理想，起到了极好的社会融合作用，这是以往等级社会所欠缺的。
绅士成为超越社会阶层的教育理想，贵族越来越不重要。
贵族与其说是一种身份，不如说是一种精神气质：气定神闲，一言九鼎。
伴随工业革命的进程和新富阶级的上升，工人阶级几乎同时出现。当资本家、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在议会中指点江山的时候，工人、女工和童工却靠着辛勤的劳动，为整个新兴的工业社会垒砌基石。许多工人遭遇到各种机器事故，居住在阴暗潮湿的窝棚中，饱受传染病的威胁和感染。他们没有机会学习专业知识，像农奴固定在领地上那样，被长年累月地束缚在机械上。
刚开始，工人把自己痛苦的原因归咎于机器。
阿克赖特的兰开夏工厂遭到过猛烈攻击，韦奇伍德也亲身经历了博尔顿工人骚乱，皮尔在阿尔萨姆开设的印花织品厂的机器被扔到河里。
与那些银行家、工厂主发财后顺利进入权力阶层相比，英国工会的发展要艰难得多。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制定《结社法》，以压制民间社会团体。1825年，新的《结社法》终于承认工会合法性，但绝大部分行动都失败了。
工会领导逐渐认识到，没有政治行动，工联主义很难成功。
直到19世纪末，英国职工大会才决定成立一个协调机构，以方便工人阶级在选举中采取联合行动。1900年，英国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1906年改称工党。1924年1月，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组成英国历史上首届工党政府。
马克思曾说，蒸汽机是个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在19世纪的宏大叙事中，一个已经存在1000多年的欧洲封建等级社会，正在逐渐转变为一个阶级社会或市民社会。
这资本主义的全盛时代，是启蒙和理性的时代。富者纵欲狂欢，贫者苦遭折磨。旧制度与新制度、希望和停滞交相辉映，在喧哗和骚动、变革和扩张中，欧洲一步步走向现代世界权力的中心。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资本来到人间
18-19世纪政治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两个不同集团：一个集中在伦敦，以商业和金融为基础，代表是罗斯柴尔德、巴林家族等。一个集中在北部地区如曼彻斯特，以制造业为基础，他们中的代表包括阿克莱特、皮尔家族等。
在1750年前，资本主要致力于宗教、国家和商业。他们为上帝的事业而忙碌，他们为国王开疆拓土，他们为大型特许公司贴身服务。
资本不仅是罪恶的渊薮，是爱欲的伊甸园，也是文明之花绽放的肥沃土壤。
1750年以后，资本也开始同时为工业服务。
18世纪晚期，纺织业是最赚钱的高科技行业。在英国北部地区，棉花抽纱、纺织以及染色工艺的急速机械化，经济生活正在发生空前、彻底的变革。
尽管这时的工业化只是区域性的，似乎也只局限在棉花产业，以至于英国统计和税务部门还没有重视。但它的影响却十分广阔，从欧洲、美洲，到古老的印度，都充斥价廉物美的英国纺织品——围巾、手帕、花布以及薄棉布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内森·罗斯柴尔德来到了英国，
他在伦敦只待了几个月，就北上去到了曼彻斯特。
在这个刚刚兴起的工业城市，内森深刻感受到了英国的经济活力，并很快发现了纺织行业的盈利点——（布料）原材料、染色以及制造。他不但收购制成品，还给纺织厂提供原材料和染料。很快，他就赚得了6万英镑。
与此同时，他也深刻体会到了工业生产的金融痛点。
他跟他的合伙人诉苦：“我发出货物后，两个月后才能得到一张在3个月后兑现的票据……我或许在五六个月后才能拿到我的钱……得到订单很容易，但得到货款却并不那么容易。”其实，工业革命早期棉纺业的增长，正是受益于这种90天周转的公开信用证。这种票据可以转让，也可以在付出一定成本的基础上即时兑现。为此，内森经常因为利息、保费与伦敦银行家发生争执。
压力使得内森经营出现了多样化。1801年，他从博尔顿和瓦特公司购买了一台蒸汽纺织机，决定自己生产布料。1805年，他朋友一起，进一步延伸产业链，不但订购布料，而且还订购靛青，买卖珍珠、玳瑁以及象牙。
不久，内森开始集中精力，关注自己生意带来的各种金融信用交易。
他经常一家银行一家银行地跑，以选择更好的贷款以及贴现率好的票据，他与众多伦敦银行家有生意上的往来，包括莱昂·西蒙，戈德斯米德，同时与欧洲大陆的银行家也有来往，最著名的包括帕里什公司和施罗德兄弟。
最终，与他的父亲一样，逐渐从一个商人转变成一个商人银行家。
1815年，内森曾在英法战争的投机上一举成名。尽管内森后来的主要精力放在金融投机和交易上，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工业产业遍布所有领域。
当铁路兴起的时候，内森对这种新玩意持怀疑态度，以致当他认识到其中的商机时，已经太晚了。不过，内森并没有墨守成规。当英国铁路线取得初次成功后，内森开始急切建议罗斯柴尔德家族深度介入铁路事务。
英国的机会虽然已经丧失，但欧洲还有大片的土地需要铁路的贯穿。
内森把“铁路大王”的称号，留给了他的弟弟詹姆斯·罗斯柴尔德。
如果说赫德森是英国的铁路大王，詹姆斯就是欧洲大陆的铁路大王。从塞纳河畔的凡尔赛铁路开始，詹姆斯建成了遍布欧洲的铁路网，北至法国、比利时，南至西班牙，东到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
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大量涉足采矿业。从19世纪30年代兼并西班牙阿尔马登汞矿开始，罗斯柴尔德在矿业方面布局不断扩张，包括黄金、铜、钻石、宝石和石油矿业。与他们最初的金融业务一样，他们的矿业也是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从非洲的南非到亚洲的缅甸，从美国的蒙大拿到阿塞拜疆的巴库。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所说，罗斯柴尔德是工业时代真正的“孩子”。
在这跨越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不列颠的资本形成总额增长了约89%，资本形成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投资的份额持续下降，从18世纪60年代的33%下降到19世纪50年代的12%。工商业部门的份额则从20%上升到36%。其中，工业机器设备的投资额增加了20倍。
表9-1 1761-1860年英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单位：百万英镑）
数据来源：《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表格数据以不变价格估算。
棉纺业的机械化并不需要大量的固定资本费用，家庭融资就可以勉强应付。
但随之而来的扩张，特别是铁路、汽轮及公用设施的创新发展，单个企业则极少能够负担，通常需要资本市场大力支持。这就要求新的资本组织方式，比如更加自由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解放
当今世界，人的一生会在很多地方待过，但大部分人接触最多的场所，恐怕就是一种叫作“公司”的虚拟框架。
公司不但是谋生手段，也是许多人展现才华的场所。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公司”自古就无所不在。事实上，在最近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公司才开始遍及世界。在公司大规模出现前，大部分资源都控制在国家、宗教、贵族、官僚和地方势力手中，个体很难有可自由支配的财产。
但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的解放之路，却漫长而且艰辛。从中世纪达蒂尼集团，到阿克莱特、瓦特、皮尔的工厂，都采用一种叫作合伙的融资方式。从事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额并不大，几个有钱的老板合计一下就能盖座新厂房。至于有限责任，反倒被视为缺点，因为它会降低合伙业主的承诺。皮尔就认为，除非由关心公司的合伙人负责，否则工厂没人管得动。
但无限责任限制了企业的筹资能力。更重要的是，合伙是一种脆弱的组织。一旦合伙人或继承人死得不是时候，这家企业就会面临毁灭的风险。在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中，父亲董贝一去世，企业立刻就沦为各种流氓觊觎的对象。
16、17世纪，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商业组织是一种叫“特许公司”的机构。
东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弗吉尼亚公司及许多运河公司，都由皇家特许，在某方面拥有垄断特权。这些公司组织复杂，雇员很多，部分股东负有限责任，股票可转让交易，寿命也长得出奇，是权贵夺取新世界财富的暴力机器。
但是，对公司授予特许垄断权一直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那些满载士兵与枪械的特许公司，也日益迷失于自身的权势，与大工业时代所需求的自由贸易渐行越远。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后期已经演变成一家以殖民地税收为主要收入的“帝国中的帝国”。在自由主义的批评声浪中，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独占权被取消。此后，它的地位一落千丈，军队被解散，人事权被剥夺，并在1874年特许权到期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深处。
随着特许权的寿终正寝，公司逐渐走向自由市场的海洋。在英国，1720年《泡沫法案》作为一项重商主义残余，曾试图排除竞争，巩固权贵利益。1825年，恼人的《泡沫法案》被废除，因为政府无法监督越来越多的未注册企业。关键的改变在于铁路，他们需要大笔资金。1830年，第一条客运铁路建成通车，到了1840年，英国已经铺设了3200公里的铁轨。数百条铁路网都由特许公司建成，每一条都要由国会法案通过，这让国会不厌其烦。
从1840年起，英国政客终于决定对乱七八糟的公司法做一番革新。
1844年，贸易局局长格莱斯顿推动《股份公司法》，允许公司不用取得特许状，只要简单地登记注册即可。但它并未纳入“有限责任”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许多英国人对“有限责任”深恶痛绝，认为有限责任会把风险转嫁给供应商、消费者和债权人，会吸引一些差劲的人去从商。
相比之下，美国各州为了吸引投资，都在纷纷放松对公司的管控。1830年，马州议会决定，不从事公共建设的公司也可以享有有限责任。1837年，康州更进一步允许大部分行业的公司不需特别法令，就可成为股份有限公司。
这种州与州之间的竞争，后来被称为“逐低竞赛”。
英国不得不面对的是，大量公司选择用脚投票。英国贸易局承认：“公司对有限责任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致许多公司到法国或美国寻求设立。”
推动有限责任的重任，落在贸易局副局长罗伯特·洛伊的肩上。
洛伊生于1811年，是个视力极弱的白化病患者，一度被认为没法上学。但他不仅读完了大学，还当选了国会议员、贸易局副局长，并在56岁时成为英国财政大臣。对于自由市场的优点，或是公司不受政府控制的好处，罗伯特·洛伊没有丝毫怀疑。他宣称，成立股份公司是一项特权，我们希望能把它变成一种平等权利。他四处演讲、游说，鼓动议员、公众和媒体支持他的理论。
洛伊讲道：“我的目的不是催促实施有限责任制，而是在为人的自由而辩——在不受国家的干涉下，人们可以自己选择跟谁合作以及怎样合作……不实施有限责任制度，或许会避免一个坏方案的出现，但却会扼杀九十九个好方案的诞生。要允许它们都有机会诞生，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给司法机构武装足够的权力以遏制奢侈和欺骗行为，可以将公司从可能卷入的毁灭中拯救出来。”
1856年，英国正式确认有限责任制度。只需要7个人签1份组织章程，登记营业处所，对外自称“itd.”即可。自那之后，英国人创办公司不必由国家特许授权，而且一旦公司破产，股东也不再承担除了自己股份之外的责任。
洛伊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公司之父”。
此后几年，约有2.5万家有限责任公司在英国各地注册成立。许多公司成立不久就倒闭了，也引发了许多诉讼和纠纷，但有限公司的历史就此展开。
相比特许公司和合伙企业，自由公司具有更强的资源整合和适应能力，也为人民在经济上提供了更多选择。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公司是自由社会形成的前提，“这个新的法人组织……它是几百年来首见的自治机构，是一个在社会之中建立权力中心，却又能独立于民族国家、中央政府之外的机构。”
融资工具的变迁
股份虽然是公司最初始的融资工具，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公司股份更多是在商人间发行和流通，与后来面向大众的普通股有极大区别。
历史上，债券先于普通股而被大众投资者所接受。
19世纪公司面向大众融资时，往往面临经济不确定、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股票常常被认为是一种高风险的投机工具，大众更愿意认购有固定回报的债券，且要求发行人提供担保，如在铁路资产上设定抵押权等。
1849年，纽约及伊利铁路公司发行第二期债券，抵押物不仅包括公司现有的全部财产，还包括未来财产，比如日后取得的租金、收入与利润等。
19世纪20年代，可转换债券出现。经州议会授权，1826年由特别法案设立的莫霍克-哈德逊铁路发行不超过25万美元的抵押债券，持有人可以在两年内按面值转成股份。1865年，伊利铁路公司尝试发行无担保可转债，总额100万美元。
与大众对风险的认知相呼应，当时铁路公司发起人几乎完全是利用发债来募集资金，而把股票当作未来取得利润的来源。
由于债务构成了铁路筹集资金的主流方式，这也导致铁路公司杠杆过高。
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和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大量高杠杆的铁路公司因竞争压力而陷入破产境地。铁路公司破产重整的过程也是债务工具创新的过程，收入债券（income bond）、实物支付债券、浮动利率债券、可赎回债券、可参与债券、永久债券等相继面世。此外，为了解决传统债券融资的困境，增加吸引力，某些新债务工具如无担保债券、零息债券、附认股权的债券创设出来。
19世纪上半期，优先股开始被广泛使用。
优先股是一种混合证券，兼有债券与股票的某些特征，如保证支付固定比率的股息，还可以分享剩下的红利，但通常意味着放弃投票权。
在英国，推动优先股流行的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当时政府规定铁路公司的债务不得超过其资本的1/3；避免发行新股融资稀释现有股东的控制权；缓解公司破产压力。对于缺乏信息的外部投资者来说，由于优先股有固定收益，因此它比普通股更容易定价。一个足以证明当时优先股的重要性的事实是：1849年，英国铁路公司资本结构中股本的66%是优先股。
在美国，最早的优先股实践是马里兰州1836年对巴尔的摩等一批铁路公司的出资。对于认购的股份，马里兰州索要6%的固定收益。1871年，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公司设立时利用优先股来募集资金，目的是保持原有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在当时，普通股附带的投票权经常引发铁路公司间的收购大战，如范德比尔特、古尔德对伊利铁路的争夺，摩根、希夫对北太平洋铁路的较量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众普通股才逐渐流行起来。
在美国，普通股的流行与19世纪末的第一次并购浪潮联系在一起。
这些通过并购产生的巨型工业公司，将大量的普通股倾泻到资本市场，培育了第一代的公众投资者。当时，人们已经可以清晰分辨公众公司股东与闭锁公司股东、传统合伙人之间的区别。而且，越来越多的普通股持有人将自身定位为证券持有人，目的是获得投资收益，而不是参与公司决策经营。
随着股东从企业所有者向投资者身份变化，在普通股内部出现了A类股、B类股等不同类别的设计，各自带有不同的表决权或者现金流权利，以满足企业家、管理层或者特定群体的需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管理股”的出现，它通常派发给主导巨型公司的发起人、银行家或者并购交易中核心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人，这些人以少量出资获得对公司股份结构中最大份额的表决权，从而形成“管理层控制”或“银行家控制”的双层股权结构。
成立于1864年的美国道奇兄弟，其资本结构就包括优先股与普通股，全部优先股与80%的普通股都没有选举董事的权利，而迪林·里德公司拥有25万股有投票权的普通股，总投资额虽不足225万美元，却能绝对控制这家大公司。
无表决权普通股的出现，在当时引发了完全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评价。
有人认为，这会导致公众股东遭到不公平的剥削。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禁止无投票权普通股上市交易，实施“一股一票”的监管政策。直到1985年，纽交所才开始不再对新公司IPO适用“一股一票”要求，以便利大批采用A、B股结构（通常带有1:10的投票权安排）的新型高科技公司上市。
十年轮回
19世纪初的英国约克郡，高山密林、平原古堡，一派田园风光。
沿着逶迤婉转的河流，间或有几座高大的工厂，发出嘈杂的嗡嗡声。
很快，瓦特的蒸汽机打破了千百年来慢腾腾的生活节奏。1825年9月27日，一条冒着白烟的长龙从斯托克顿出发，最初的时速只有4.5公里，后来达到24公里。蒸汽火车横空出世，从此世界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快。
当内森·罗斯柴尔德还在犹豫要不要投资这种庞然大物时，赫德森已经准备大干一场。赫德森做过约克的市长，在了解“机车之父”斯蒂芬森的铁路计划后，赫德森大喊，“让所有铁路都通到约克来”。
1844年，英国经济形势实在是一片大好，利率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农业连年丰收，铁路的建造成本不断下降，铁路收入迅速增长。三大铁路公司的分红都高达10%，是当时利率的4倍。
赫德森嗅到了发财的气息。他建立了约克及中北部地区铁路公司，不断收购兼并。1844年冬，他控制的铁路超过1000英里，占当时营运铁路的1/3。这些铁轨价格不断上涨，为他赢得了“铁路大王”的绰号。
当时，搞一条铁路的过程并不复杂。只需当地几个显要人物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刊登认股广告，雇用工程师勘测线路，最后向议会提出申请。议会一般不会故意为难，因为许多议员本身就参与铁路投机。1845-1847年，总共有600份铁路方案得到批准，总线路长达1.4万公里。
一旦公司完成临时注册，他们会发行一种股票认购凭证，认购者只需先支付总价款的1/10，余款等到铁路开始修建时才会“催交”。问题在于，许多投资者根本没有能力全额支付这些认购费用。比如有两兄弟认购了价值3.7万英镑的股票，后来发现他们生活在贫民窟，目的只是转手高价卖掉这些凭证。
汇兑银行助长了这种投机，因为它们为铁路股票提供质押贷款。在1845年的上半年里，所有打新者都赚到了差价。有些铁路公司的认购凭证转手便可获利500%，抵押贷款利息高达80%。
从格拉斯哥、爱丁堡，到伯明翰，许多小市镇都为铁路股票成立了交易所。
在整个忙乱的夏季，赫德森的声望如日中天。他参与的每一项计划，股价都会大涨。媒体记录他的行踪，贵族们巴结他，他还当选了国会议员。
随着铁路修建的展开，铁路公司开始催交股票认购余款。因为担心黄金储备减少，英格兰银行把利率提高0.5个百分点，升至3%。尽管调升幅度不大，但却暗示了铁路盛宴的终结。
随后，认购凭证的溢价蒸发，铁路股“雪崩”的传言一个接一个。
坏消息顺着铁路迅速从伦敦传到了各地交易所，一夜之间，股市就从空前活跃转变为近乎绝望的萧条。当投机者试图撤销认购申请时，铁路公司当然不会同意。在整个英格兰，诉讼大量增加，家庭四分五裂，监狱人满为患。
铁路投机导致资金大量流出正常商业渠道，造成资金短缺。在约两年时间里，英格兰银行利率从1845年2%提高到了1847年10月的10%，整个实体经济终于感受到铁路投机带来的严重后果。
1847年10月17日，伦敦“恐怖周”开始了。黄金价格大涨，公债价格急跌，利物浦皇家银行倒闭，不久又有三家股份银行破产。周末，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已经严重不足，只剩不到50万英镑黄金和150万英镑纸币，若再挤兑，它将被迫关门。首相及时出手挽救了英格兰银行，但英国经济仍大受影响。
1847年秋，英国许多铁路线建设已经停工，大批工人被解雇。到1852年，从事铁路建设的工人数目只有1847年的1/5。紧接着就是冶金、机器制造业的萧条，铁价下跌一半，接近半数的炼铁炉停产，衰退中的棉纺织业雪上加霜，约两成的棉纺工厂完全停业，70%以上的工人遭受失业或半失业的打击。
英国的危机很快传递到其他国家。法国工业生产总共下降了50%。
1848年，革命浪潮再次席卷欧洲大陆。
在1848年的变革之年里，铁路大王赫德森也逐渐陷入了绝境。1849年，赫德森遭到了各种指控：内幕交易，关联交易，侵占资金，挪用公款，贿赂国会……赫德森曾是铁路狂热的支持者，如今大部分时间却在躲债。他不但失去了议会的席位，还因欠债被捕。在约克郡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与一群小偷、赌徒、杀人犯关押在一起。他满头白发、眉头紧锁、一身落魄，似乎隐含无数心事。当他在1871年去世时，他曾经百万英镑的身家只剩200英镑。
这场席卷英国和欧洲大陆经济危机，只是19世纪频繁危机的一个缩影。格奥尔格·伯内诗说，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导致工厂、无产阶级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且为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创造了先决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观察到，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生产过剩和周期性危机，使全体欧洲陷入无止境的萧条和绝望的泥潭。
但熊彼特却发现，危机还有另外一面，投机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一旦创新已被普遍接受并产生稳定的回报，投机就会让位给投资。”
1855年，英国铁路总长超过8000英里，居于世界首位，是法德的7倍。
英国历史学家钱塞勒觉得，虽然危机连续不断，但修建铁路给50多万人提供了工作和饭碗，这个数字等于英国所有工厂的用工总和。有了铁路，人员、原料和制成品的运输更快也更便宜，“铁路狂热相当于一次从中产阶级投机者到贫困劳工的收入转移，同时还为英国建立了现代工业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
自由的枷锁
1763年，亚当·斯密跟随巴克卢公爵前往欧洲大陆。
在法国，斯密见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其中包括伏尔泰、魁奈、杜尔哥、内穆尔等领军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支持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些思想的深刻影响之下，斯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撰写《国富论》。
在斯密生活的年代，英国政府主要推行一种叫“重商主义”的国策。重商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尽可能拥有贵金属，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搞建设、军备和对外扩张。为此，重商主义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保证贸易顺差。重商主义将战争视为国家追逐金银的正当理由，就像贝克特所说，其本质是一种战争资本主义。
18世纪末，机器的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一批工业资本家从底层崛起。
他们成为地方受尊重的人，与土地贵族平起平坐，并逐步占领议会，有的还当上了大臣、首相。这样一个阶层快速变化的时代，如果人们还用传统贵族视角看，低贱之人上位，上等人不得不从事下九流的商业，这无疑是一个堕落、畸变、妄人横行、礼崩乐坏的社会。斯密提供了一种新理论，他阐述了分工协作对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认为财富并不只由土地和贵金属创造，还由劳动创造。
18世纪末，英国从缺乏资源变成缺乏市场，急切盼望各国打开国门。
成长起来的英国工业生产能力需要更广阔的市场，而特许公司所享有的垄断特权成为英国工业资本扩张的一种限制。重商主义政策同样如此——英国资本已经强大到不需要它的保护。斯密提出了一个全球贸易战略：自由贸易。他认为，英国虽可以通过贸易保护、武力征服，来保持商业垄断地位，但选择自由贸易，英国可以赚更多的钱。只有让其他国家富裕起来，才能更多购买英国产品。
18世纪末，不少人仍相信“贪财乃万恶之源”，财富常与罪恶紧密关联。
但斯密认为，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在于希望增加个人利润的自私心理。但是，这种“利己”行为通过“看不见的手”也能“利他”。斯密还推翻了传统上认为财富与道德彼此对立的概念。斯密强调，利润增加时，地主或织工就会雇用更多助手，而不是把钱全部藏得死死的。人会变得富有不是因为剥削邻居，而是因为通过投资让整块大饼变大。随着大饼变大，人人都能受益。
在新的资本主义教条里，“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用于提高产量”。
资本主义正是由此而来。甚至可以说，正是斯密“发明”了资本主义。没有他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摆在你面前，你也视而不见、认不出来。斯密的观点让当时的人们恍然大悟、脑洞大开。斯密以后，英国乃至世界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思想解放过程。
攻城略地的传统帝国思维，逐渐被以贸易为核心的商业帝国思维取代。
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特权被废除。1834年《济贫法》规定，国内劳动力受市场定价机制控制。1844年，成立公司不用再取得国会特许状，只要简单地登记注册就能成为法人组织。同一年的《皮尔银行法》规定，货币流通严格受金本位自我调节机制的控制。1846年《谷物法》废除，标志倾向英国贵族的关税时代结束，1849年《航海法》废除，自由贸易原则被彻底认可。1852年，议会发表一项声明，称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
与斯密的伟大学说相比，这一时期的宗教没有引起人们多大注意，似乎也不再值得深入探讨。19世纪中期，欧洲开启了史无前例的世俗化，《圣经》中的许多说法被证伪，无神论也不再新鲜，让大众不信上帝并非难事。上帝不但丢掉了饭碗，还遭到了持续不断的猛烈攻击。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大获全胜，比任何宗教都要深入人心。
资本主义成功后，不但控制人的身体，也开始控制人的思想。
起初，资本只关心经济如何运作。很快，资本形成了一套伦理，告诉政治应该怎么运行、法律应该禁止什么、孩子应该怎么教育、问题应该如何思考。资本不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还成为一种控制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这种方式逐渐形成了一个总体化控制框架，其他事物开始适应这种控制结构。今天，当我谈到如何促进津巴布韦的正义时，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滔滔不绝地告诉你，那里需要稳定的民主、蓬勃的经济、健全的中产、自由的企业等等。
当利润成为无上目标，就很难受到其他伦理道德的制衡。
在追求自由价值时，向来不排斥诉诸强制、暴力手段。宗教杀害数百万人，原因是仇恨、信仰，而资本主义运行过程中的压榨、剥削，则是因为那些买了股票的股东、管理公司的经理、精打细算的企业家，他们把所有的精力和目标专注在“成长”和“利润”上。自由也被系统地用来为殖民主义辩护。他们暗地里支持颠覆他国，他们广泛监视公民信息，他们发动各种战争……全都是以捍卫自由的名义。自由提供一张许可证，使政府得以运用种种压制手段。
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就如奥威尔《1984》中的名句，“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在资本来到世间后，出现了更高层次的权力——资本权力。
马克思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超越宗教、国家，资本逻辑成为支配当代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
工业是瘟神
1837年，英国国王威廉四世去世，他的侄女维多利亚继承王位。
当时，女王只有18岁。就像朝气蓬勃的女王一样，英国也充满生机和活力。
尽管每隔十年，总有扰人的周期性危机，但英国仍获得空前发展。在女王30岁（1850年）时，英国工业产出比100年前增加了7倍，五金、棉花和铁的产量占世界的一半。英国人均收入是法国的1.5倍，是德国的2.5倍。这个记录令人震惊，而且接下来30年，英国继续保持每年3%的增长水平。
这是一个富庶的且愈来愈富的时代。在这种伟大时代，举办一场国际展览会，让世界一起来称赞英国的工业成就，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主意？
1851年5月1日，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在伦敦水晶宫开幕。超过10万件展品中，有一半来自英国，另一半来自其他国家。五花八门的产品令人咋舌，但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英国本国那些眼花缭乱的工程奇迹：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纺织棉花的自动走锭精纺机；700马力的船用发动机；重31吨的光彩夺目的机车；能够举起1144吨的水压机；各式各样的抽水机、起重机和压力机；隧道、桥梁和汽船的模型；还有不计其数的蒸汽机，这是机器神殿中的至尊之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