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周而复始的贫困陷阱中，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必须具备临界最小资本积累的条件，必须形成一种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实现创新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否则无法打破贫困均衡陷阱，实现边际收益递增。
两个怡和
初中有一篇课文，叫《制台见洋人》。
制台是清朝最大的地方官，是正二品，管好几个省的军事、民政。制台见到洋人，就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十足的奴才相。
但在鸦片战争前，可不是这样的，大到乾隆皇帝，小到县官商官，在洋人面前是要端足天朝架子的。在他们眼里，洋人就是一群来讨饭吃的“蛮夷”。
1823年初春，英国商人威廉·渣甸来到广州，打算接管一家英国私人贸易公司。在广州这个地盘，他迫不及待想要拜会的，不是两广总督阮元，也不是广东巡抚陈中孚，而是他的偶像、怡和行掌门人、大清首富伍秉鉴。
渣甸第一次见伍秉鉴的时候，心里的忐忑不亚于制台见洋人。
在十三行的公堂上，渣甸看到一幅地图，这幅地图名叫“皇朝山海万国朝贡图”。在地图上，位于中央的正是大清帝国，面积几乎占了整个世界的二分之一，周围零零散散地分布着英格兰、西班牙、美国等弹丸之国。地图两边配了一副对联：四海连天万国恭顺觐朝贡，九州动地皇恩浩荡赐贸易。
渣甸看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正恍惚间，只见一位身穿官服的小老头从内堂走了出来。没错，他就是怡和行的老板、十三行行首伍秉鉴。小老头尖嘴猴腮，留着两撮小胡子。伍先生这副尊容，令渣甸一时难以将他和大清首富、贸易领袖联系起来。
谈完正事后，渣甸多了一句嘴，他说：“伍老先生，这幅世界地图不对啊，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我改天送您老一个地球仪吧。”
伍秉鉴脸色立刻煞白，急忙摆摆手：“渣先生你可千万别啊，会要人命的。”
伍秉鉴想到的，是乾隆年间，也是一个洋人，也在这个地方，面见的也是行首——那个行首名叫陈焘洋。对这幅地图，当时这个洋人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并送了一个地球仪给陈焘洋，想改变一下清朝臣民的错误观念。
那可是个稀罕物啊。陈焘洋自己没舍得用，打算献给乾隆。
这可能是世界上拍得最惨的一个马屁了。当时，满朝文武都以中国为世界中心，拒绝接受任何地理新概念。内务府将地球仪献给乾隆帝后，乾隆与一干朝廷重臣勃然大怒。这是什么玩意，这是欺君辱国，意欲颠覆天朝上国的中央地位。陈焘洋差点被满门抄斩，他的儿子陈寿山也冤死狱中。
每每想到这些，伍首富就胆战心惊，晚上经常彻夜难眠。
伍秉鉴虽然富可敌国，但他十分清楚，他的所有财产，都是朝廷的恩赐。
当时朝廷制定的是“一口通商”政策，只有广州才能干外贸。朝廷是不可能直接去做生意的，于是，就产生了“以商代官”的十三行制度。
广州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垄断性，是伍秉鉴能成为大清首富的客观基础。
对此，伍秉鉴很有自知之明。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表态，怡和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一切都得益于皇上的政策和朝廷的支持。怡和行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朝廷给的。如果皇上需要，怡和行随时可以上交国家。伍秉鉴遇神就拜，生怕少拜一个。神拜多了，自有满天神佛庇佑。靠着这种觉悟，伍秉鉴的生意越做越大。
1834年，伍秉鉴站在了世界财富之巅，他的财产累积到了2600万银圆。当时，美国首富的身家不过区区700万。
与此同时，伍秉鉴的不安全感也达到了顶峰。
这年刚好发生了“律劳卑事件”，中、英两国在虎门擦枪走火，干了一架。伍秉鉴心都吊到了嗓子眼，他知道，不管哪个国家输赢，都没有怡和行什么好处。无奈之下，伍秉鉴决定买两份“保险”，消除后顾之忧。
一是，伍秉鉴花巨资捐了个三品顶戴。这样，他就是朝廷命官了。
二是，伍秉鉴决定搞一家保险公司，为他的怡和行留个后路。当然，这家保险公司不能打中国的招牌，否则，谁保谁还不一定呢。
1835年，伍秉鉴纠结了一批广州商人，由他的小粉丝——宝顺洋行的合伙人颠地出面，成立了“于仁洋面保安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在现代史上，于仁洋面是第一家允许华商附股的西方企业。但其实，这家挂着洋旗号的保险公司，是广东省城商人纠合本银共同创设的。
近代史上，一提到附股、买办，人们就觉得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产物。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一些华商担当洋人狗腿子，唯洋是从，敲骨吸髓，欺压善良朴素的老百姓。真实的历史并不全是这样。许多披着“洋皮”的外资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实是中国人，站台面的洋鬼子才是高级打工仔。
华商附股并不是为了“傍大款”，而是找一个法律更加健全、实力更加雄厚的国家，躲避国内经常遭遇的横征暴敛。在一个皇权可以随意猎杀私权的环境中，这身“洋皮”就等于一层铠甲，可以远离许多“红顶子”“蓝顶子”的盘剥。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839年3月，林则徐来了，他的任务是禁烟。
伍秉鉴的怡和行并没有参与鸦片贸易，但与伍秉鉴关系密切的洋人，如英商颠地、渣甸，美商福布斯，都是鸦片贩子。朝廷和洋人剑拔弩张，夹在中间的伍秉鉴尴尬、难受、无所适从。对伍秉鉴的立场，林则徐感到非常失望，一气之下，革了伍秉鉴的三品职衔，并套上锁链，把他关到了广州衙门的地牢。
1839年5月，在严峻的形势下，于仁洋面保安行撤到了澳门。
一个小小的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抵抗愤怒的国家机器。
伍秉鉴面子尽失，斯文扫地。什么三品顶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权势；什么保险公司，关键时刻也无法保全自己的产业甚至生命。
当林则徐在虎门点火销烟时，伍秉鉴嗅到了战争的气息。
他已经无路可走，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所有商业利益，与朝廷站在一起。怡和行出钱出力，修建堡垒、建造战船，打算与英军决一死战。然而，在刚刚经受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坚船利炮面前，大清精心构筑的锁国堤坝，不过一堵薄薄的纸墙，被侵略者一戳就破。
最后，还是伍家出面前往调停。伍秉鉴的儿子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讨价还价。英军索要600万银圆赔款，伍氏怡和出了110万。
但是，这仍洗刷不掉伍家“汉奸”“勾结洋商”的滚滚骂名。
战后，香港被强行租借，清朝国门大开，“一口通商”变成了“五口通商”，广州十三行的外贸垄断权一去不复返，怡和行的辉煌将成历史。
阴郁萧条的广州城内，风烛残年的伍秉鉴静静地躺在椅子上，他的内心彷徨、惆怅。在战争的暴风骤雨中，无论他做什么，都摆脱不了衰败的命运。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伍秉鉴说，如果经得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想移居美国。1843年9月，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褒贬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享年74岁。
此后的怡和行，和大清帝国一样风雨飘摇。
1863年12月，伍绍荣逝世后，怡和行的生意一落千丈，彻底销声匿迹。
当伍秉鉴的怡和行无影无踪时，渣甸的怡和洋行则声名鹊起。
1832年，狡猾的渣甸在给他的洋行Jardine Matheson取中文名的时候，为了让名字更加响亮些，他盗用了伍家“怡和行”老字号的名称，简单粗暴地就叫“怡和洋行”。那时候没有商标法，渣甸也是伍家的座上客，伍秉鉴不好撕破脸，也拿他没办法。渣甸的最初目的，不过是想打个擦边球，借用一下“怡和”这个招牌和伍氏家族的势力，为自己贴金。
鸦片战争后，渣甸离开怡和洋行，回到英国参政、养老。但渣甸万万没有想到，在几代经理人的经营下，怡和洋行最后竟成了“洋行之王”。
今天，香港铜锣湾仍有一条街道以“怡和”为名。
在2020年的世界500强中，怡和集团排名第301位。不管创始人在不在，不管经理人是否更换，也不管公司业务是什么，世界风云怎么变幻，渣甸的怡和洋行总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伍氏怡和灰飞烟灭。又是什么样的土壤，能让渣氏怡和穿越180多年的风风雨雨，成为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两个怡和，却是两种命运。这个问题令人深思。
风起长江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广州贸易垄断地位丧失。
洋行纷纷把总部从广州搬到上海，其中就有一家名叫旗昌的洋行。旗昌原名普金斯洋行，后来破产重整，改名为旗昌。在旗昌50万美元的初始资本中，有不少于30万美元来自伍秉鉴的伍氏怡和。所谓伍世旗昌，寓意五世其昌，拍的正是伍老爷子的马屁。
1860年，太平天国和曾国藩的湘军正在长江流域打得难解难分。
长江航线上的船只，不是被官军抢，就是被长毛劫，风险成本急剧上升。
从上海到汉口一趟，货运单程每吨25两，客运单程每人75两。一条船往返一次的运费收入，就可以覆盖船价成本。
可一旦碰上洋人船只，清军和太平军都会网开一面。
当时，上海旗昌洋行的大班叫金能亨。人如其名，金能亨喜欢抛头露面，游走在两国政商之间，万事亨通，如鱼得水。
金能亨联合几个华商买办，租了一条叫威廉麦特号的船，挂上美国国旗，跑了一趟汉口。往返下来，去掉租船费用，净赚1万多两银子。
英国人早就看到了商机，在英国舰队护航下，已经跑了好几个来回。
美国人也带着军舰和太平天国谈判，今后只要悬挂美国国旗或执有美国护照的船只，就可以在长江上无障碍通行。
中国的内河，中国的老百姓的船只没法航行，外国坚船利炮却畅通无阻。
一个大胆的设想在金能亨脑中形成：成立航运公司，专跑长江航运。金能亨兴冲冲地找到他的顶头上司旗昌洋行香港经理德拉诺，在他面前画了个大饼。德拉诺耐心听完，拍拍他肩膀：小金啊，你的想法很好，可旗昌洋行没钱了。
金能亨一脸蒙圈，为什么？德拉诺如实相告：广州伍氏家族快破产了，要求我们把贷款额和股本金退还给他，现在我们账上只有6万美元。金能亨郁闷了：德老大，英国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再晚我们连口汤都喝不上。德拉诺无奈耸耸肩，说：我可以私人友情赞助你一些，另外，你可以打着旗昌的招牌进行募资。
金能亨是个久经商场又胸怀抱负的人，此路不通，便另辟蹊径。
他还有两个选择。最传统的做法是这样：用自己的房产、妻妾做抵押，以年息10%向上海滩的外国银行借款。金能亨是个小白，根本没那么多的资产。另外，他也担心，万一项目失败，他就要破产滚回美国修铁路。
另外一种时髦做法是：把项目做成路演方案，把100万两资本金分成若干份额，出让其中90%的股份，拿到钱后去买船建码头，事成后大家每年按股分红。如果项目没成功，投资人的钱打水漂，金能亨自己也就少领几年工资。
金能亨权衡利弊后，决定采取第二种做法。他卖掉了自己在上海购置的房产，筹集了15万两。从旗昌洋行的华商买办那里，争取到了15万两左右。接下来，他发了个“朋友圈”。主要内容是：拟募资成立旗昌轮船股份公司，在长江上海至汉口间和沿海通商口岸之间开辟新航线，每年至少可以赚50万两银子，两年就可回本，三年就能发财。
今天，在旗昌轮船的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第一批股东的名字。
有个人投资者，顾丰新、陈竹坪、阿荣、阿开等等；有机构投资者，以商号名义投资，昌发、胡记、隆昌等；有外国投资者，比如义记洋行、公易洋行等至少15家。
短短数月，金能亨就筹集了100万两银子。在旗昌轮船的资本金中，有60%以上是由华商附股。其中，旗昌洋行的买办陈竹坪，在旗昌、琼记的轮运投资高达21.5万两。琼记的美国老板说，他是一个我们要向他磕头的人。
1862年3月27日，在黄浦江畔，旗昌轮船公司举办了开业典礼。大厅里，华洋商人欢聚一堂，共饮香槟，畅谈长江航运美好前景。金能亨穿着燕尾服，穿插在来宾之间，不时点头致谢，频频举杯欢呼。窗外不远的松江、虹桥，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喊杀声此起彼伏，清军和太平军正在决一死战。
与其他合伙性质的洋行不一样的是，旗昌轮船公司效仿欧美最新的股份制做法，将100万两资本金，划成了1000股相等的份额，每股1000两银子，每个出资者按出资份额获取公司利润。旗昌轮船的一切重大事务，也不像传统的洋行那样暗箱操作，而是由股东大会集体讨论决定。旗昌轮船还颁布了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建造和购买新的船只、增建基地，以及修缮费、扩建费、保险基金提存等重大事务，只有在股东大会上才能做出决定。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公司。金能亨不但改变了上海以至中国企业的传统结构，也间接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股票交易市场。
旗昌轮船成立后不久，公司股票就已经产生了市价。一些专门做股票生意的掮客，就像街边投机倒把的二道贩子，一下就冒了出来。从私人会所、洋行、外滩广场上的台阶，到热闹喧嚣的茶馆，股票市场悄无声息地诞生了。
看见“风口”的不只是旗昌轮船，还有怡和、宝顺、琼记、广隆等一批洋行。
与旗昌轮船类似，这些公司成立的轮船业务，大部分都由华商附股而成。
那也是一个有了风，猪都可以飞起来的时代。
一场价格战打响了。1863年底，旗昌轮船将汉口到上海的运费，降至每吨2两银子。这场血战一度让旗昌轮船陷入绝境。票面1000两的股票，骤然落到600两，最低甚至跌到了300两。打完价格战，旗昌轮船开始收拾残局，大举低价收购那些维持不下去的轮船公司。1866年6月，旗昌控制了长江整个货运业务的2/3。这年下半年，公司纯利达20余万两，股价节节攀升。
后来，旗昌轮船把股票面值拆细为每股100两，以方便市场流通。
马化腾说：“我如果看到风口，也会往那里挤，但我不是想在风口上起飞，而是给等风追风的人搭个梯子，准备个降落伞，让大家上得去下得来，或者卖望远镜，让大伙看得远一些。”
与那些等着风来、追着风走、风一停就摔下来的附股华商不一样，金能亨能够从微小事件中，感知时代变迁，他是个造风者，喜欢折腾而且坚持不懈。1864年1月，看到公司运营已完全走上轨道，金能亨卸去了公司经理职务，将旗昌轮船交给两个他亲手培养的年轻人去管理。
金能亨干吗去了？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金能亨又开了家扬子保险公司，任务是为长江上的航船进行保险。今天上海滩有座地标性建筑叫外滩26号，又名保险大楼，就是由扬子保险公司1918年投资兴建。直到1950年，扬子保险公司才正式结束在华业务。
第二件事，金能亨把手伸进了仓储、物流行业，把旗昌洋行旗下的金利源仓栈、码头开遍长江各个口岸。在上海，金利源码头曾是远东第一大码头。直到1951年，才改名为十六铺客运码头。
第三件事，他担任上海租界工部局总董（租界行政管理机构），深度参与了上海市政的规划建设，打造出了今天上海外滩的模样。
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蒸蒸日上，贸易前景广阔，许多商人提议，将外滩全部改造成停靠船只的码头。对此，金能亨坚决反对。他认为，航运业是低等附属行业，交易所、银行才是掌握商业的神经中枢，如果把外滩建成码头，噪音和埃尘将会吓跑了交易所、银行等机构，整个街道将变得漫天灰尘，乌烟瘴气。
1870年以后，在金能亨的推动下，外滩面貌迅速改变，以簇新的姿态开始出现在摄影作品和油画上，并逐渐成为上海的象征。
有人认为，金能亨是当之无愧的“上海外滩之父”。
“求富”歧途
1872年，大清难得有了和平的日子。同治帝新婚，全国一片喜气洋洋。
洋务运动已经搞了10年，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安庆军械所等一批军工厂相继建立。但战乱、灾荒、赔款，已使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
朝廷顽固派借机攻击洋务“糜费太重”，慈禧也疑虑重重。
李鸿章上了个《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正式提出“求富”方案。
在这个折子中，李大人给慈禧上了一堂形势分析课，他说，现在可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我们大清朝为什么老是挨打？原因是技不如人！
对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慈禧有切身体会。
李鸿章认为，搞军工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且听听我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求富”。李大人说，现在最赚钱的生意，莫过于轮船运输业，可都被洋人占了。所以，不仅要建造兵船，更要设立民用商业运输企业，把航运生意抢回来，以后还要建立煤矿、铁矿等企业。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赚出来的，我们要发行股票，我们要上市融资，我们要用富商们、买办们的钱去赚钱。
李鸿章慷慨陈词，说得慈禧两眼放光。
自1840年以来，清政府被迫开放国门已经超过30年，买办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职业。19世纪70年代初，在华外商企业已经超过350家，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20世纪初接近1万家。在帮助外商企业发财之余，买办们也在极短的时间内积聚了大量财富。美国学者郝延平认为，1842-1894年间，买办各种收入大约为5.3亿两，成为地主之外的精英阶层。但与地主不同，买办知道设立近代企业的重要性，并在实业投资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远见。
拿到同治帝的批文后，李鸿章开始了着手轮船招商局的筹备。1872年12月，李鸿章呈上《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由》（也被后人称为《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并附上了公司章程。用今天时髦的说法，《试办轮船招商局折》就是一个招股说明书。
股票发行人：轮船招商公局。
所有制形式：官商合办。户部从练饷局中抽20万串钱作本，鼓励民间参股。
发行对象：必须是华人华商。
发行股数：1000股，拟筹集100万两资本金。
每股发行价格：1000两。
募集资金用途：组建新式轮船企业，夺回国内航运市场。
利润分配方式：无论盈亏，股东每年都有1分的官利。这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官利”制度。派完息后，剩余利润按股分红。
重大合同：承运政府漕粮。
董事长：朱其昂，淞沪巨商，家族拥有上百艘沙船。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
首批混合所有制改造试点，慈禧首肯，皇帝督办，总理衙门背书，直隶总督亲自抓，政商大佬任掌门人。官商合办，独家特许经营，手握“轮船运漕”的政府合同，每年几十万两白银旱涝保收。不管亏损还是盈利，年固定股息10%。轮船使用蒸气动力，比起传统沙船，妥妥的产业升级，绝对高科技。
朱其昂兴高采烈地发了个“朋友圈”，令他感到失望的是，竟然无人点赞。
朱其昂只好挨个私信各位江浙大佬，请他们到他的新办公室喝茶。
茶叶贩子李振玉来了，没聊几句，就谈崩了。李振玉发现，在“官商合办”口号下，招商局就是个衙门，从后勤到业务，从管理到账房，都是官。
漕运大佬郁熙绳来了，打算友情赞助1万两。没过几天，有人告诉他，朝廷给的20万串制钱是高息贷款，不是入股，不为公司盈亏负责。而所谓“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意思就是要优先给朝廷办差。郁先生顿时蒙了。
阜康商号实际控制人胡雪岩也来了。胡雪岩屁股还没坐下，就直接质问：朱老板，那20万制钱是军饷吧？万一打仗没钱了，你敢不还？
很快，整个上海滩都知道江浙三大佬拒绝入股的消息。那些本来有心购买的商人，也都纷纷反悔。精明能干的朱董事长，使出了全身解数，招股年余，却无人过问。
不换思路就换人，李鸿章把眼光投向了广东唐廷枢。唐廷枢虽出身贫寒，但上过新式学堂，做过海关职员，干过怡和洋行买办，对各种国际贸易、海关法例、公司运作等耳熟能详。更重要的是，唐廷枢有丰富的股票承销经验。香港火烛保险行近50%的股份是由他推销的。英商北清轮船公司1/3的股票是他搞定的。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有300股也是他操持的。
上过山、留过洋、做过高管，还吃苦耐劳，有战略视野，又有专业能力，这无疑是一份完美的大型企业集团CEO履历。
1873年，李鸿章正式发出邀请函，请怡和总买办唐廷枢主持轮船招商局。唐廷枢知道，如何在恶劣的政商环境下保证民营股东的利益，是把股票销售出去的前提。在天津与李鸿章谈判时，唐廷枢提条件了，主张采取职业经理人制度，将官股定位为监督权，将盈利作为第一要务，而不是替朝廷当差。唐廷枢舌战帝国勋臣，最终逆转了改革路线，将企业支配权下放到商人手中。
唐廷枢身先士卒，在第1期100万两股本中，他认购了约8万两。他的好朋友宝顺买办徐润，认购24万两。他的老乡太古买办郑观应也相继加入进来。他的哥哥唐廷植、弟弟唐廷庚等，纷纷努力奔走，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不到半年时间，唐廷枢招得47.6万两，基本完成招股任务。
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代表的广东商帮也牢牢掌控了轮船招商局。6名商董中，5名为广东人。各级分支机构，主事者也以广东人居多。
商人第一次成为国家改革的先锋，将现代商业基因植入古老帝国的血脉。
在唐廷枢主持下，招商局经受住了外国公司的价格战。实力雄厚的旗昌轮船在这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不得不将所有轮船、码头、栈房，由招商局议价222万两全盘承受。这中国企业第一次通过竞争兼并一家外国企业。
19世纪80年代初，招商局争取到了东南亚、美洲华人投资，还开辟了远洋航线，实力日益雄厚。1873-1883年，轮船招商局获利白银约300万两，航运收入慢慢超过了怡和、太古。开办之初，招商局股价仅为票面价值的四五折，但到1882年6月，原价100两的股票已涨至近250两。
赚了钱的招商局投资创造了无数个中国第一：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条专用电话线、第一家大型煤矿开采企业、第一家保税仓栈、第一机器纺织企业、第一家银行、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
当招商局日渐获利后，越来越多的官员眼红了，嚷着要收回招商局所有权。
1883年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现代金融危机，很多商人损失惨重，有人检举唐廷枢、徐润挪用局款。1885年，趁着唐廷枢赴美考察航运业的机会，李鸿章和他的秘书盛宣怀接管了招商局，并罢免唐廷枢、徐润。盛宣怀当上督办后，拟定了新的用人、理财章程，以削弱民营股东权利。绕了一个大圈，招商局又回到了原点，变回了一家官办企业，政治权力重新取代了商业竞争。
招商局不是第一起“国进民退”，越来越多的官督商办企业变成了官办企业。一旦发生财政危机，清政府可以要求这些企业履行“报效”责任。1899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刚毅南下“彻查”招商局，将“历年收支底册……一并彻查”，规定“除股商官利外，所有盈余之款均著酌定成数提充公用”，从此，企业报效成为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招商局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在约19年的时间里，招商局有据可查的报效额就有168万余两，相当于资本总额的42%以上。
当初，唐、徐、郑三人告别优厚洋行生涯，雄心勃勃加入招商局，期望为朝廷效力。但他们三人此后的遭遇却令人唏嘘。1892年，唐廷枢逝世，“身后萧条，子嗣靡依”。徐润被赶出招商局后，历经磨难，1911年逝世时所积财富不过万两。隐居多年写下《盛世危言》的郑观应逝世于1922年，家财也十分有限。
相比之下，盛宣怀却官至从一品、邮传部尚书，成为大清末代首富。
1884年，就在盛宣怀密谋夺权招商局，日本发生了一件事情，明治政府将当时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几乎与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以1日元的象征价格出售给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就是后来的三菱株式会社。
日本政府认为，政府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在明治政府的扶持下，日本开启了工业化的过程，人们发疯般地设立种种股份公司。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本国公司总数约4600家，其中股份公司2583家，而在此时的清朝，股份公司数寥寥无几。1899年，日本颁布了新商法，公司设立方式从许可主义变为准则主义，允许股份公司自由转让、发行无记名股、优先股。
吴晓波在他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认为，招商局事件后，洋务派官僚与新兴企业家阶层的“蜜月期”就此结束。此后，洋务官僚为工业企业筹集资金变得更加困难。民间资本的失望，使得洋务派的投资手笔越来越小。
李鸿章曾说，招商局是他办洋务的最得意之作。但在大清的权力游戏场中，他辛苦浇灌的求富之瓜，却长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畸形之豆。
办个银行有多难
1844年，盛宣怀出生在江苏常州武进县一个官宦世家。
盛宣怀的爷爷是举人，父亲是进士，家世虽不算显赫，却也交谊广阔、家道殷富。1866年，盛宣怀考上秀才。但在接下来的举人考试中，他却屡试不第。痛苦之余，盛宣怀决定放弃科举，在他父亲的举荐下，做了李鸿章的秘书。
盛宣怀出生的那一年，上海开埠。第二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从丽如开始，在接下来约50年时间里，英、法、德、俄、日五国先后在中国开设了15家银行。这些银行一到中国，就开始发行钞票、吸收存款。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白银资本流失，中国货币主权荡然无存。
与国外股份制银行相比，国内担当类似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票号、钱庄。
票号、钱庄的组织形式都是陈旧落后无限责任合伙，二者分工又有不同。
票号的主要客户是政府机构、达官显贵，他们替皇上办差，帮助政府代办捐纳、解缴税款、借垫军饷、筹措外债、代理金库等。普通商人、老百姓的小额存款，票号是看不起的。至于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票号是不屑参与的。
钱庄则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一种典型的普惠金融服务。但是，钱庄组织财务制度混乱，而且规模较小，大额款项一般都要向外国银行、票号拆借，抗风险能力极差。清末大大小小约十次金融风潮，每次都有大批钱庄倒闭。
盛宣怀是个很有洞察力的实业家，他对票号、钱庄存在的问题十分清楚。很早之前他就看过魏源的《海国图志》，对其中的“国立银局”印象深刻。他还偷偷读了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对他提到的“兴银行”十分认可。
1876年，在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期间，他的同事唐廷枢曾向他提出“荣康银行计划”，声称召集资本200万元，先收一半。但最后不了了之。
这些努力一个接一个失败了，盛宣怀都看在眼里。
1885年，怡和洋行怂恿李鸿章向朝廷建议“延请西人为之经办官设银行”，业务包括钞票发行、官款存放汇兑等。李鸿章让盛宣怀起草了一个计划书。可是，计划还没有递到慈禧这里，就被户部斥为“阳借代为谋利之名，阴为包揽并吞之计，居心叵测，祸国害民”。户部尚书崇绮甚至表示“官可罢，此议断不可行”。
在许多满汉大臣的反对下，计划很快偃旗息鼓。
不久，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在台湾也提出了类似计划，也未获得支持。
接下来的1887年，一个更大的银行计划出现了。
美国商人米建威提出创办“中美合办华美银行”。银行资本初定为1000万元，中美各半。在李鸿章安排下，由盛宣怀牵头，认真研究了米建威草拟的银行章程，拟定了《华美绅商集股设立中国官银行草议》二十二条。核心内容是吸引美国资本5000万元，中美商董共同管理，共同铸造银圆、发行纸币，并十分强调“所有华美各员董悉听北洋商宪节制”。
这次李鸿章吸取教训，没有大张旗鼓地向朝廷打报告，而是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策略，企图等到“生米煮成熟饭”后再倒逼上层承认。
但他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以翁同龢为首的北京清流派[10]很快知道了。
当时翁同龢的知识结构，不是程朱理学、三纲五常，就是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对银行、公司、股票之类基本没有认识，更视铁路、电报为西洋怪物。
对这个中美合办银行，翁同龢自然十分仇视，他带着80多名御史分别上奏、联名上书，群起攻击李鸿章想和美国一起开银行是目无君上、越俎代谋，赴美集资更是丧心病狂、卖国求利。在他们看来，大清与外国国情不同，“开办银行，流弊兹多”，至于中美合办，更是“利归他人，害遗中国”。
很快，慈禧电令李鸿章停止筹办活动。
华美银行计划的流产，令李鸿章扼腕叹息：“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无成。良用喟叹。”在这个古老帝国，干实事的往往抵不住旁观者几句风凉话。身在局中的李鸿章感同身受，他曾抨击这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清流派：“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他们想借此崭露头角，却导致银行计划因言废事。
相比之下，日本现代银行制度的建立则要顺利许多。
1880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创立，主要以国际汇兑为业务。从成立开始，横滨正金银行就与英资银行进行了激烈竞争，并以低利融资的优势，从外国手中获得了日本邮船、三菱合资、美孚石油等客户。
1882年，以比利时银行为范本，日本建立了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并很快发行了日本银行兑换券，履行专管国库、国债业务的职能。几乎一夜之间，日本就建立了接近当时世界最先进国家的中央银行制度。1890年，日本发生金融恐慌，日本银行通过向普通银行发放贷款，充当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与此同时，专门提供长期产业资金的劝业银行、农工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出现。到1900年，以证券流通及外资引入为目的日本兴业银行设立，主要业务包括：以国债、地方债、公司债为抵押的贷款，及相关保管、信托。
有人惋惜，如果1887年清政府批准成立华美银行，有3亿美元存款，北洋舰队可以购买更多、更先进的铁甲军舰，甲午战争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历史没有如果，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国人这才逐渐惊醒。
首先是翁同龢。他再也不敢坐井观天，视洋人玩意为奇技淫巧。
1895年5月，盛宣怀向翁同龢提出开办银行，他一再强调，银行不仅可以吸引华商大贾的资金，以全方位促进铁路等建设，更重要的是可以抵制国际资本独揽中国银行权。盛宣怀在给光绪帝的《自强大计折》中写道：“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他也分析了现代银行相比票号、钱庄的优越性，认为银行应该官助商办，合天下之商力，以办天下之银行，通过“国家任保护”，保证“权利无旁忧”。
在翁同龢的支持下，盛宣怀终于冲破了列强、官员、御史的重重阻挠。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不过，清朝的中央银行——户部银行，却要晚到1904年才成立。
失控的昭信
1898年1月22日，农历新年，但紫禁城却没有多少喜庆的气氛。
当天，京城天气开始还不错，不久便发生了日全食。稍微迷信的人，见此情景定会心有戚戚。4年前（1894年）的4月，也发生过日食。不久甲午战争爆发。结果清政府失败了，不仅丢了台湾，还要分4次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为了偿还日本赔款，大清帝国不得不向英、法、俄、德及怡和、汇丰、瑞记国家和财团借款。为此，清政府连海关都抵押出去了。
转眼之间，第四次赔款期限将于当年6月到期。
光绪帝这个年过得很不爽快。1898年1月30日，大年初九，一个雪花曼舞的早晨，大清御前会议规模空前，凡京城三品以上官员及六品翰林院编修都来了，就连病入膏肓的恭亲王奕䜣，也被几个五大三粗的八旗兵丁抬进了午门。
光绪帝连问群臣数次“怎么办”，朝堂上仍然一片沉寂。
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臣有一个办法”。光绪定睛一看，是詹事府左中允、翰林院编修黄思永。黄思永是庚辰科状元，光绪对他是有印象的。黄思永快速从袖筒里摸出一份奏折《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黄思永建议，发行自强股票，筹集民间资本。具体发行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官为民倡，通过行政权力和道德压力，强迫官员带头认购，按品级、地方经济状况、家庭财力区别摊派。二是听民自愿，即鼓励绅商士民认购股票，但不强迫。光绪听后，立即传旨“着户部速议具奏”。
这个所谓的自强股票，其实就是公债，为什么偏偏要称作“股票”？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在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曾以“息借商款”名义发行了一次公债，主要对象是“官绅商民”。但那次公债发行导致“威吓刑驱，多方逼抑”，不到半年即停止了。在大清朝，公债这一新生事物还没出生，就信誉扫地。
这次清政府企图改头换面，以“股票”名义行债券发行之实。
为了取信于民，还取了个名字叫“昭信”，意思是皇天大信、可昭日月。“昭信股票”章程规定，20年还清，以年利5厘计息，遇闰年不加增，前10年还息不还本，后10年本息并还，本还则息减。章程还强调，商号、官员承销可获得相应津贴、奖励，股票也可抵押，可售卖。
但令光绪没想到的是，昭信股票发行成绩不大，却差点颠覆了整个王朝。
一是挤占了民族工业资本。许多银号、钱庄因此倒闭。这与日本明治政府向工商业者借贷的“殖产兴业”方针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是恶化了官场正常秩序。公债发行本是一种经济行为，但朝廷却将其视为对各级官员忠君爱国的一次检验，并对报效官员[11]给予行政或荣誉上的奖励。梁启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昭信股票这种公债，实则是公开卖官。
三是加剧了基层社会矛盾。虽然朝廷一再强调不准苛捐摊派，但类似事件却层出不穷，四川、山东等地将股票计亩摊派、按户强制，造成恶劣影响。
四是破坏了华洋势力平衡。昭信股票发行中的勒索摊派，使许多中国商号改头换面变成洋商洋号，而一些老百姓则干脆改信耶稣、天主，“以图一日之安枕”。洋教势力的急剧壮大，激化了教会和地方势力的矛盾。
1898年5月，四川发生起义，口号是顺清灭洋、除教安民。
戏剧性的是，昭信股票在起义、招抚讲和、对外谈判的过程中，不断被各个方面的人士所提起、诠释。余栋臣在起义檄文中，明确提出废除昭信股票，认为这是苛政。而四川总督企图把昭信股票纳入地方财政，拿着卖股票的银子剿杀余栋臣，还用昭信股票抵押给法国人作为赔款，在当地不断引起民怨。1898年9月，光绪以任意苛派、肆意扰民为由，谕令全国停止发行。
至此，光绪资本救国的梦想彻底破灭，清王朝的公信力丧失殆尽。
1900年，黄思永因屡次上疏请求变法而被捕入狱。抓着牢门的圆木，他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主意，最后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呢？
1904年，梁启超在《中国国债史》中发人深省地写道：（中国自古无国债）“盖公债与立宪政体有切密之关系，愈文明之国，其负担之公债愈多之，信其政府使然也。中国之政体，民视政府如仇敌，如盗贼，其不能得公债于国内也。”
西方国家发行国债，一般都会由专业银行、经纪人来承销，并在二级市场交易流转。但在当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非常落后，通商银行刚成立，由于缺乏专业的经纪队伍，公债只好由官僚机构承销，最后演变为摊派。至于交易场所，当时还处在原始的“茶会时代”，公债流通渠道有限，难以转售获利，购买公债的积极性自然不高。
梁启超深刻认识到了公债流通制度落后制约了公债发行，为此，他提出，应成立“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作为公债交易的专业流通场所。
李约瑟难题
1942年11月，李约瑟从伦敦出发，长途旅行四个月，由昆明辗转抵达陪都重庆。在接下来4年时间里，李约瑟先后在中国做了11次的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他形容自己就像一个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及各种化学药物分送给隐蔽在西部的、条件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
正是对中国科技的近距离观察，引发了他一系列的思考。他认为，16世纪前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超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后的欧洲？1963年，李约瑟将此转换成了一个经济学问题，认为要解释这个问题，最好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
一时间，中外学界掀起了一股“李约瑟难题”热。有人认为是中央集权导致资本主义无法生长。有人认为中国自古对产权缺乏保护。有人觉得中国没有瓦特这样的科技英雄。有人认为中国人缺乏科学思维。还有人强调与中国一马平川的地理环境有关。但没有一种解答是无懈可击的。
事实上，“李约瑟难题”本身并不严谨。虽然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但它包纳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或者来自古希腊古罗马，或者来自阿拉伯，或者来自中国和印度。用欧洲人的思维模式、环境特征来抹杀近代科学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方法。
19世纪50年代，全世界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只有英国。当时，大清帝国和日本、德意志、美国等基本上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与其追问“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倒不如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当美、德、日等国，像江河一样奔向现代文明的汪洋大海时，中国却挣扎在周而复始的贫困陷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