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吴晓波所认为的，中国现代化并不是一场迟到的运动。19世纪60年代，当清政府决定搞洋务运动时，美国还在打内战，种族歧视普遍存在，全美钢铁产量不足100万吨。德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完成统一，工业基础并不见得比上海好多少。日本与中国更是惊人相似，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几乎同时拉开帷幕。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文明的发源地，“偶像包袱”很重，当改革派想采用蒸汽机技术改进货币铸造时，反对派说坏了规矩；当改革派想修铁路时，一帮翰林写折子大喊说会破坏大清风水。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出现过中国那样的轴心文明时代，历来都靠外来文明丰富和发展自己，什么好用学什么。结果，在对待“欧风美雨”上，清王朝往往抗拒多于融合，而日本则表现得更加包容。正是这个原因，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要容易和顺利许多。
这种“偶像包袱”，在诺斯看来，叫路径依赖，在阿瑟看来，叫“锁死”。
18世纪时，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对中国也有过这样描述，他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可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处于静止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为此，英国学者伊懋可提出了一个“高水平陷阱”的假说，认为中国初始人口较多，导致劳动力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降低，同时因为人口膨胀，使得没有足够的剩余资本去发展工业化。
这是一个封闭、锁死的社会，很难产生制度的跃升和持续的经济增长。
按照普利高津的理论，在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贫困陷阱中，必须建立一个开放体系，必须具备临界最小资本积累的条件，必须形成一种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实现创新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否则无法打破均衡陷阱，实现边际收益递增。正如莱宾斯坦在他的《经济落后与增长》中所认为的，发展中国家要打破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必须首先保证足够高的投资率，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这个投资率水平即“临界最小努力”，没有这个最小努力，就难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
首先，清政府虽然打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却没有形成必要的资本积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朝就成了白银净出口国，1830-1840年，白银净流出约1亿两，这使这个白银帝国陷入了无止境的经济萧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后，清朝的货币、金融和财政主权丧失殆尽，连年战乱和大量战争赔款不但掏空了清政府的国库，也把老百姓仅有剩余所得榨得一干二净。
其次，清政府虽然建了许多军工企业、商办企业，却始终没有建立一个高效的资本形成渠道。“官督商办”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成为权贵的盛宴。银行体系千呼万唤出不来，传统金融沦为权力、外资的附庸。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像传统中国的历代王朝一样，清政府收入仍然严重依赖农业税、盐税和关税。对改革抱有的敌意和戒心，也使统治集团对新生事物的投资“欲拒还迎”。
最后，清政府最终走向了历史中国王朝覆灭的老路，把资本投在复杂却又没有产出的官僚军队体系中。国防开支的增加，造成了国内农业、工商业和福利开支的捉襟见肘。比如，那些负责管理河务的衙门，因为难以与军队争夺资金，而不得不关门大吉了，大量年久失修的水利和防洪设施变得不堪其用。据统计，军队的开销一度占到了政府预算的75%。那些启动和参与改革的官僚阶层，成为最大的获利阶层，盛宣怀、李鸿章等家族都因此富甲一时。
曾经与欧洲相当（或更高）的人均生活水平，在19世纪下半叶经历了迅速的下降，到19世纪末，中国成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仅为英国人均收入的1/30。
1911年，在一场不大不小的金融风潮中，清政府终于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