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秩序进行扫荡，为以后社会发展和进步开辟了道路。就像工业需要资本支持，革命也需要资本无微不至的哺育。但是，革命有价，这种代价不仅包括经济成本，还有生命成本。
榜样的力量
1815年5月24日清晨，歌德从魏玛出发。诗人这次是去度假。
他乘坐的马车经过埃尔富特、哥达，驶向埃森纳赫，直达富耳达。
这段距离不到300公里，今天开车可能只需两三个小时，可在当时却要经过至少7个国家：魏玛、普鲁士、埃尔富特、哥达、黑森选帝侯国、法兰克福自由市和拿骚公国。幸运的是，歌德当时担任魏玛的内阁大臣，不用交各种过路税。
最麻烦的事情是每经过一个地方，要使用不同的货币。
莱茵的古尔登、吕贝克的旧马克、北部的塔勒、中部杜卡特和金路易等，还有名为先令、芬尼、克莱采的小硬币，除了精于此道的银行家，没人搞得清。
1828年，老年歌德说出了他的心愿：我梦想有一天，帝国全境的塔勒和格罗申可以拥有相同的价值；我梦想有一天，我可以不用打开行李箱就可以在所有36个国家里畅行无阻。
当时的德国四分五裂，封建农奴制仍占统治地位，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在那里，任何一个小国国君都掌握着对其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甚至可以像在席勒的名剧《阴谋与爱情》中那样，把他们成千上万地出卖给别的国家当炮灰。
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旧制度已经“锁死”！
理论上，制度应该有足够的“弹性”，能及时响应时代发展需要。但当存在足够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后，制度就会越来越“刚性”，甚至锁死。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如果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100年后，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大生产要满足6个条件：正式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上的自由交易、企业家对所有的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经济生活的商业化、法律的可计算（可预测）的裁决和审判、用于生产的理性的机器技术。这6个方面相互关系、相互促进。
所幸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启蒙运动已经瓜熟蒂落。
霍布斯说，国家是人们根据社会契约创造的，君权是民授而非神授；洛克认为，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财产权都是天赋人权；孟德斯鸠提出了世人熟知的“三权分立”理论，认为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应该分开，由不同的机构掌握，三权互相平衡，互相制约。
才华横溢的伏尔泰则处处闪耀人性的光芒。他痛骂天主教会，称教皇为“两足禽兽”。他宣称人人生而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倡导君主立宪。卢梭的思想则激进一些，他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思想的武器已经准备妥当，接下来就是实践者们的舞台。
第一个是美国。为了给他们的“暴力抗税”运动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起草了《独立宣言》，把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名人名言一锅脍。如果没有这篇宣言，没有这些催人奋进的词汇，美国的独立战争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暴力运动，跟革命沾不上边儿。历史的长河中，战争、起义、叛乱数不胜数，“革命”却寥寥无几，因为并不是每一场战争都有灵魂。
第二个实验室是法国。法国大革命也起源于一场“抗税”运动，他们模仿美国革命，起草了一个《人权宣言》，也宣扬人人平等，追求自由民主。不幸的是，法国革命渐渐失控，领袖变成嗜血魔头。“民主”不再是权利的保障，而成了专制的温床。当“自由”肆无忌惮地挥舞着屠刀时，革命成了恐怖的代名词。
两者革命时间差不多，当时被称为姐妹革命。它们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它们为此后欧洲乃至世界的革命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榜样、框架、观念和语汇。
亨廷顿认为，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在此之前，人类的暴力行为总是新瓶装旧酒，打倒一个王朝后，另一个没什么两样的新王朝取而代之。但在这两次革命之后，政治现代性开始了。人类开辟了新的进步之路，自由平等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和衡量事物的标准。回到旧世界的道路被阻断，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能成功地重建前朝，恢复革命前的状态。
从美国的诞生，到一战结束，人类世界被此起彼伏的“革命”笼罩。
英国、西班牙的殖民地，法国的旧制度，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日本的幕府统治，还有中国、伊朗、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及德国的君主政体……
不过，就像工业需要资本的支持，革命也需要资本无微不至的哺育。
生于独立革命
1776年10月27日，71岁的富兰克林登上开往法国的船，身份是学者。
此时的富兰克林已经享有盛誉，他的电学理论得到广泛认可，他的《穷人理查德生活指南》在欧洲一版再版，他的肖像被商人印在窗帘上、衣服上、餐具上……富兰克林的马车一进巴黎，就受到人们的夹道欢迎。
但他并不是来开派对的，富兰克林带有华盛顿的秘密使命。
当时，美国已经公开宣布要和英国决裂，在莱克星顿放了枪，在费城签了《独立宣言》，在长岛进行了殊死搏斗，但革命闹着闹着就没钱了。
富兰克林此行的真正目的，就是为美国革命求取援助。那时的美洲，全是自由散漫的新移民，没有中央政府，没有受过训练的军人，没有全国级别的税收财政机构，更没有一个可供筹措资金的金融体系。华盛顿和他领导的大陆议会知道，金钱是战争的神经，也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大陆议会所能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发行名为“大陆元”的纸币。欧洲国家都使用金银币，即使有纸币，也是以兑换券的形式流通，以金银为保障，价值稳定。但大陆元纯粹就是一张纸，没有任何金银做后盾。这种“钱”从印刷机上拿下来的那一秒钟起就开始贬值，早上的一块钱到下午成了三毛，第二天一觉醒来就一文不值了。为了控制物价，一些州想到了限定物价的办法，但严重打击了市场交易。华盛顿将军气急败坏，甚至下令逮捕那些不接受大陆元的人。
大陆议会认识到，必须减少大陆元的发行，并使融资工具多样化。
1778年10月，他们决定发行债券，叫“大陆债”。首期500万元，为三年期，利率4%（后为6%），由美国各州承销。这是美国第一批国债，即全部13个殖民地的共同债务。大陆议会还设计了一期1000万元的彩票，奖品就是大陆债。大陆债的利息用大陆元支付，对公众来说，这和抢劫没什么两样。
起初，大陆债的销售十分缓慢，主要靠人们的爱国热情。直到议会发现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即利用外国盟友的基金。
1777年初，富兰克林在法国的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路易十六不但愿意提供一笔200万利弗尔的无息贷款，还同意为大陆债支付利息，汇率固定为1元兑5利弗尔。与用大陆元支付大陆债的利息相比，利弗尔更具吸引力，这极大提高了大陆债的信誉。为此，大陆议会开始发行“大陆汇票”，面值从12元、18元到1200元不等，持票人可凭大陆汇票领取利弗尔硬币作为利息。
但是，法国的硬币在巴黎。这意味着，每一张大陆汇票都要寄给美国在巴黎的委员会，然后才能按票面上的数额收取大陆债的到期利息。介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许多投资者根本没有足够的信心和资金把汇票送到不熟悉的委员们手里，然后等待硬币漂洋过海回到北美。
完成这个任务的，是美国的第一批证券经纪人。为了使大陆债的发行更具吸引力，大陆议会组织了一批和欧洲有商业接触的商人，让他们担当起经纪人的角色。这些人很快发现了大陆汇票中隐藏的利润，他们以足够盈利的贴现率在美国购买大陆汇票，再倒卖给欧洲商人。于是，大陆汇票的二手交易市场，一夜之间从北美各个城乡咖啡馆中兴盛起来。
一个有组织的证券市场悄无声息地诞生了。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美英签订《巴黎和约》，美国正式宣告独立。
但是美国的国家信用也跌到谷底，利率6%的大陆债每1元的价格仅为5到35分。最重要的是，美国欠了一屁股债，法国和西班牙的军队还在纽约港，不还钱不走。国会门口聚集着一群债民，他们兜里还揣着当年大陆议会打的白条。
整理战时债务的重任落到了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身上。
汉密尔顿努力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以保证国家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二是以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包括战时累积的债务；三是按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式建立中央银行，以代替政府管理财政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1791年，美国银行进行IPO。股份认购者可以用黄金支付购买价的25%，剩下的规定用美国政府债券支付。这样一来，不仅银行有了充足储备金，国债需求也大涨。一石二鸟的计划看起来很美好，募股活动一开始，就实现了超额认购。对该银行的投机活动随之开始，短短几个月内，股价就从25美元涨到300美元。
汉密尔顿有个手下叫杜尔，当得知需要国债才能买到美国银行股票的消息后，他开始着手囤积国债，杜尔大搞定期合约之类的交易，向土豪朋友借债，逢人便开白条。与此同时，刚刚开业的美国银行增加了信贷规模，大量票据涌进交易和投资的各种渠道，市场上的短期交易和远期合同数量喷涌而出。
当汉密尔顿意识到泡沫存在，开始紧缩信贷后，危机骤然而至。
杜尔破产了，并被逮进了监狱。整个市场因恐慌而停滞。
这次恐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一个强制机制，来保证像杜尔这样的人的偿债能力。1792年4月，纽约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除非证券真正归卖者所有，否则禁止定期交易。与此同时，为了增强市场流动性，汉密尔顿建议，将那些有偿付能力的经纪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新的交易体系，该体系由纽约银行和美国财政部担保。1792年5月17日，24名经纪人在纽约一棵梧桐树下签了一份协议，梧桐树俱乐部成立。
梧桐树俱乐部的成员相互认识且相互信赖，清除了有严重缺陷的参与人。新的证券体系恢复了市场的信心。一个月后，市场开始重新发挥作用。1817年，这个组织改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局。
在汉密尔顿的努力下，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和繁荣。1794年，美国已在欧洲市场获得最高信用等级。那些熟悉风险的资本家和投机者已经厉兵秣马、跃跃欲试，他们准备好了为这个市场提供充足的资本和流动性，开启光辉的增长历程。
成于南北战争
1860年11月，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六个星期后，南卡罗来纳州宣布脱离联邦。远在华盛顿的林肯焦虑万分，体重几天减少了40磅。
在1861年之前的好几年里，这个国家一直在金融萧条中挣扎。危机如此深重，以致联邦政府不得不派部队进驻纽约，以防暴民闯入国库分库。在南方诸州脱离联邦后，北方金融体系并没有准备好打一场大规模的内战。政府信用水平跌到谷底，联邦债务超过7000万美元，国库甚至没钱支付国会议员的薪水。
1861年7月，林肯向国会建议，他需要至少40万士兵和4亿美元。
林肯不仅需要一名联邦军总司令，他还需要一名得力的财政部长。林肯千挑万选出的财政部长叫萨蒙·蔡斯。蔡斯并不是一个伟大的银行家，也不熟悉发放贷款和管理日常融资。但蔡斯拥有天生的战略本能，他十分清楚，在严峻形势下，为了满足内战的资金需求，他应该做些什么。
第一个办法是增加税种，提高税收。战时税收的范围十分广泛，股票经纪商要支付50美元许可费，股票交易的收入要缴纳1/20税收，银行支票、汇票要付印花税，业务活动要收取毛收入税。个人所得税也第一次被列为课税对象，600-5000美元缴纳5%，5000美元以上缴纳10%。据统计，大约21%的战争费用来源税收。1862年7月，财政部设立了“国内税收委员会办公室”，就是今天美国税收总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前身。
第二个办法是发行法定纸币。1861年12月，蔡斯建议创造一种“国家货币”，在所有商品交易中都必须接受。1862年2月《法定货币法案》通过，这种不记名无息票据因为出于防伪需要把票券背面设计成了绿色，很快被冠以“绿背钞票”的昵称。整个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共发行了4.5亿美元的“绿钞”，占战争费用融资的13%。议员谢尔曼说，自从通过了《法定货币法案》，我们就可以利用举国财富来镇压叛乱。
绿钞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通货膨胀，物价水平上涨到战前的180%。
接着是旷日持久的黄金投机。绿钞和黄金之间的比价随着战争形势变化而变化。人们发现，当北方军队取胜时，黄金的价格就下跌，当南方军取胜时，价格就上升。在纽交所认为黄金交易不够“爱国”，并宣布暂停交易后，大量场外交易平台兴起。为了在黄金上获利，许多黄金投机商押注北方军失利，因此受到广泛的谴责。林肯曾公开诅咒，“我希望这些魔头都被枪子儿射爆”。
有个叫皮尔庞特·摩根的25岁年轻人，在黄金投机中赚了约16万美元。
战后，黄金投机成为全国兴趣的焦点，美国财政部开始阶段性地干预黄金市场。黄金销售成为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一种机制。
第三个办法是发行债券。1861年，美国国债总额只有6480万美元，到1865年已经激增到约28亿美元，增长了42倍之多。有超过60%的战争费用来源于这些债券。
起初，国债的购买者寥寥无几。幸运的是，蔡斯找到了杰伊·库克。
一直以来，证券投资都是有钱人的游戏，政府债券一般都由银行家接盘。库克决定另辟蹊径，尝试向普通民众出售。
库克说服财政部，把债券单位降到每份50美元，以扩大投资者范围。
他还组织了一个2500人左右的承销团队，分赴美国北方和西部各州，深入每一个边远小山村，甚至跟随联邦军队进驻每个被攻克的南部州。为了有效管理如此庞大而分散的团队，库克把电报这种高科技引入到债券销售领域。
库克谙知顾客心理，他知道，这时候“爱国”才是最大卖点。库克在报纸上讲了很多故事，到处发传单、贴标语，告诉大家购买债券不仅是爱国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美国教授梅林达认为，库克的宣传活动在美国建立了新的民族主义，民众对联邦政府的认同达到了空前高度。
库克的“平民路线”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卖掉的债券超过14亿美元。
这些购买了国债的家庭深知，一旦北方战败，他们的债券将一文不值。国债将北方命运和家庭捆绑在一起，使得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心甘情愿献身统一战争。
相比之下，南方政府拥有的融资手段要少得多。
过度征税遭到民众抵抗。在英国发行的棉花债券没有取得成功，由于缺乏有足够深度的金融市场，他们发行的债券卖得很惨。最后，南方不得不持续印钞，这使南方经济完全失控，战争结束时，南方通货膨胀率达到战前的9000%（戈登，2005）。
在北方，大量国债又催生了巨大交易需求，让金融市场发达起来。
1865年，华尔街交易量已达到了空前的60亿美元。很多经纪人每天可以赚取800-1000美元的佣金。在这种交易狂热中，经纪人中午都没时间回家吃饭。于是，快餐店第一次出现了，从此快餐成为城市商业文化的一部分。
当成千上万的战士在内战中死去的时候，华尔街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第五大道和中央公园每天都在举办各种盛大的活动，整个纽约充满各种丰盛的晚宴、隆重的招待会。美国历史学家戈登写道，“浮华世界不再是个梦想”，华尔街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第二大证券市场，仅次于伦敦。
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859年，有人在宾夕法尼亚开采到了石油。
趁着这一轮大牛市，为开发宾夕法尼亚州油田而成立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865年，专门的石油交易所在纽约成立。石油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对于如何利用还没有成熟想法，有人觉得主要用途将在医药或化妆品方面。
繁荣的华尔街，已经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做好了一切准备。在这次战争中，林肯亲自起草了《解放黑奴宣言》，这为即将到来的大工业生产提供充足劳动力。
1864年11月，林肯再次当选为总统。这时的蔡斯已经心生去意，但林肯并不希望他辞职，遂提名他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以示对他的认可。
货币大革命
直插云霄的山峰，连绵不断的山脉，陈年的积雪闪闪发光。
望着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拿破仑陷入了沉思。2000多年前，汉尼拔曾带领3万名将士翻越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北部，成就战神的威名。他很想效仿这位伟大的将军，带令他的士兵跨越隘口，从敌人的薄弱处寻找机会。
但拿破仑并不是个冲动的统帅，他思前想后，难以决定。
1796年，法国已经濒临崩溃，所有的希望都落在拿破仑身上。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是抗税，革命成功后，革命者自然不想再承担更多捐税。但是，新政府要运转，军队要补给，许多旧债要偿还，国库却空空如也。最终，革命政府把饥渴的目光落在被驱逐的贵族和教士的财产上，以此做抵押发行纸币。纸币被指定在一定土地上，所以被为“指券”。起初，指券约定年利5%，政府也向人们保证，当指券涉及的土地出卖后，有关指券将被收回。
但是，谁又敢买这些土地呢？万一旧势力打回来，岂不是都化为乌有？
革命政府的希望落空了，土地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售出。
1790年9月29日，指券变成了不再含有利息的纸币。随后，在约4年的时间，这种指券发行了200亿利弗尔。到1796年，指券流通价值只剩其面额的1%。恶性通胀笼罩法国，很多人拒绝使用纸币，又开始用贵金属进行交易。
革命政府手足无措，先是制定了限价法案，接着用断头台来强迫人们使用指券。他们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入土中，任由政府破产、经济停滞、暴乱不断。
从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开始，国王亲属、贵族、教士，革命家丹东、罗伯斯庇尔……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被送上断头台，巴黎沉陷在鲜血之中。
经济急速倒退，货币贬值的速度越来越快，人民信心完全崩溃。
1796年3月，26岁的拿破仑被任命为法兰西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
这时候，拿破仑的士兵已经得不到任何军饷，连吃饭都成问题。只有当拿破仑的军队在沙场上节节胜利，有钱来填补空虚的国库后，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拿破仑数次击败意大利奥军，成为法兰西的英雄。
肆意抢劫掠夺到的金币让法国人获取了巨大的战争红利。
要不是抢掠战利品来填补空虚的国库，革命政府早就崩溃。
1799年11月，在一些银行家的支持下，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1800年初，为了高效征税和发行国债，他开始着手创建法兰西银行。但拿破仑十分清楚，法国信用体系千疮百孔，拯救法国的唯一办法只有战争。他说，通过战争我才恢复了财政，古罗马不正是这样获得了世界财富的吗？
1800年6月，拿破仑再次站在了阿尔卑斯山前。
这次，他终于下定决心，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突袭皮埃特平原。
拿破仑做了一次动员：“战士们，我知道你们现在吃不饱，穿不暖。法兰西需要你们，却不能为你们解决温饱，这令人遗憾。你们的宽容和勇敢，值得褒奖。为此，我要带领各位到最富有的平原那里去。你们将看到繁荣的城镇，那里物产丰富。相信你们会在那里得到想要的荣誉和财富。”
图11-1 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雅克-路易·大卫作）
当拿破仑出人意料地驰骋在平原上时，意大利奥军开始兵败如山倒。
拿破仑终于可以数钱数到抽筋了。
在皮亚琴察，拿破仑向帕尔马公爵勒索了200万法郎和大量粮食军马；在米兰，拿破仑征收了2000万法郎的特别税款，掠夺了大量艺术品；在西沙尔平，拿破仑得到了1.6亿法郎军需，并要求每年支付3300万法郎；在威斯特伐利亚，拿破仑要求他们变卖国家资产，向金融家举债2亿法郎；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每年有1亿法郎的税收源源不断地流向法国；在西班牙，1809年，西班牙总共提供3.5亿法郎，并且每月还要提供2400万—3000万法郎的军费，为了给法国人钱，西班牙甚至向法国借债1.26亿法郎；在摩德纳公国、托斯卡纳公国、罗马教皇国，拿破仑勒索了1亿法郎……
从1799年到1814年，有价值7.55亿法郎的金银流入法国；大量掠夺过来的财富不仅用作军费，还被法国用来稳定货币信用体系；1811年以后，这些钱还用来发放贷款以促进法国的经济发展。
法国终于摆脱了大革命带来的经济萧条，财政收支保持盈余。
不过，就像古罗马的军事征服一样，拿破仑的征战也终于踢到了铁板。那两块铁板，一个是英国，一个是俄罗斯。1812年，法国正式对俄罗斯宣战。但俄罗斯的背后，还有强大的英国。英国人凭借有力的信用体系，向俄罗斯承诺，每出10万士兵就资助125万英镑。俄罗斯的寒冬，成为拿破仑前进的最大阻力。法军不是战死就是冻死，57万大军只有不到3万人回到法国。
1814年4月，拿破仑宣布无条件投降，法兰西第一帝国灭亡。
但吊诡的是，俄罗斯是1812年战争的胜利者，但战后却成为被影响和改造的一方。在法国驻扎的俄国军官和士兵，他们在法国看到的，却是自由、富足的社会氛围，这与俄罗斯的专制闭塞境况形成强烈反差。那些接受新思想的贵族军官和知识分子，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早一代革命者。1825年12月，俄国“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他们就自认为是“1812年的产儿”。
若要说什么才是最厉害的武器，不是拿破仑的军队，而是自由平等的思想。
拿破仑的帝国梦虽然失败了，但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拿破仑法典》的精髓要义，却开始在欧洲大地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
小拿破仑的社会主义
1823年3月9日，在法国巴黎一个破落的院落里，一位老人将手枪瞄准自己的头颅，连扣了7次扳机，唯一命中的一发子弹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
老人却没有死去，在医生的抢救下，他居然活了下来。这位纠结而折腾的自杀者，就是法国大思想家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称他的思想体系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并以继承了他的思想而为荣。
圣西门出身大贵族家庭，族谱能上溯到法国开国之君查理大帝。但这位爵爷却从不走寻常路。他远渡大西洋，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他主动放弃贵族身份，投身革命洪流。他醉心于设计一种人人平等的新制度——他将之称为“社会主义”。他将自己的万贯家财投入其中，遭到的却是奚落和嘲讽。耗尽心血后圣西门发现这个世界仍然黑白颠倒，于是他选择了举枪自尽。
虽然圣西门设想的“没有特权、人人劳动、按计划发展”社会被认为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但他因此而建立的工业理论却是脚踏实地的“实业兴国”。
圣西门死后，一大批追随者将他的思想付诸实践。
其中不仅包括银行家佩雷尔兄弟，还包括后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圣西门和他的追随者认为，要在法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尤其是要发展铁路、航运、运河和大型工业企业，就必须建立大量股份有限公司，更大范围地调动和组织全国资本财富，为经济建设融资，让人民群众通过股息、分红等形式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国强民富、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环。
在实业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圣西门也提出了他在金融领域的创新构想，就是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成立股份制的投资银行，以取代传统的私人银行模式，更有力推动工业进步。
当时，欧洲金融体系的操盘手，主要是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私人银行。这些私人银行的经营决策都严格控制在合伙人手里。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通过定期修改和更新合伙协议，掌控家族商业活动以及日益庞大的利润分配。他们还恪守“族内通婚”的规则，以防止家族资产被外人染指。
1848年，法国再次爆发革命，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总统。他是拿破仑的侄子和继承人，人称小拿破仑。1852年，他通过政变成为法国皇帝，成为拿破仑三世。作为圣西门的狂热信徒，小拿破仑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执政之前，他撰写了《论消灭贫困》，展现出极高的理论水平。
小拿破仑一当上皇帝，首先就是支持另一个圣西门门徒、银行家佩雷尔建立一家股份制投资银行。1852年，工业信贷银行成立，初始资本2000万（后来到6000万）法郎，其中佩雷尔家族只占约29%。这家银行的商业模式，就是出售股份、债券给公众筹集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购买它希望发展的新兴工业企业股票。
马克思曾激烈讽刺这种模式是“赌博欺诈制度”，但在当时，却是一个伟大的金融制度创新，能够迅速为工业化提供资本和信贷。
工业信贷银行一炮打响。它每股500法郎的股票以1100法郎开盘，在1856年3月，交易价格达1900法郎。通过从市场上募集的资金，佩雷尔家族分享到了法国市场的繁荣。佩雷尔建立起庞大的铁路、不动产、外贸、保险公司，深度参与了巴黎的市政工程建设，重整了运输、食盐、煤气工业等。
在英国，工业革命依靠的是私人创业家，而在法国，驱动力则是股份银行。这些股份银行出现后，金融资本与工业就开始相互融合、渗透、成为一体。
在这种模式下，银行家从过去自有资金的放贷者变成了公共资金的管理者。
在佩雷尔的带头下，按照股份制模式组建工业银行的潮流风靡一时。
起初，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这种新的资本组织方式并不感冒，他们采取一切手段扼杀股份银行的出现。但他们很快发现，即便打得过佩雷尔，还有千千万万的佩雷尔涌现。罗斯柴尔德那套代理人体系日益落伍。他们发现，股份合作向“能人”提供了开放的事业前景，要想留住有能力的员工，变得越来越困难。
19世纪70年代，罗斯柴尔德的新任继承人埃德蒙·罗斯柴尔德审时度势，开始着手打造自己版本的股份制银行——巴黎巴银行。
在德国，1854年出现了达姆施塔特工商银行，后来又创建德意志银行。
在日本，涩泽荣一在参观完巴黎世博会，回到日本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和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国立银行和日本株式会社。
在美国，大发战争财的摩根模仿佩雷尔兄弟打造了摩根公司。
不负圣西门期望，在金融发动机的驱动下，法国工业革命一日千里。
从1850年到1870年左右，法国铁路总长度增加了5倍，货运量增长10倍，船舶总吨位增加了9倍，法国工业总产值从1850年的60亿法郎增加到1870年的120亿法郎，工业水平紧跟英国，稳居世界第二。
到了1869年，仅巴黎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市值就达到330亿法郎。
马克思也承认，如果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恐怕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通过股份公司转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小拿破仑接手的是一个手握木犁的法国，留下的却是一个用钢铁与水泥的法国。
雨果在《小拿破仑》中骂他是独夫民贼，马克思觉得小拿破仑是个平庸小人。但这并不是全部，正是在小拿破仑的治理下，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与英国平起平坐的世界经济强国，实现了大革命以来法国梦寐以求的经济增长。
贫困的革命家
在无比拮据中，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燕妮，走进了1848年。
新年的庆祝舞会还没结束，马克思就投入了他繁忙的工作当中，为刚成立不到半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政治纲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的字迹付诸笔尖时，字迹十分潦草，燕妮则耐心地把丈夫对资产阶级的控诉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誊写下来。
宣言的开篇直击人心：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描述了资产阶级犯下的罪行，认为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把家庭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就在《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印刷出版时，欧洲大陆的大革命开始了。1848年初，持续的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点燃了民众积蓄已久的不满和愤怒。数周内，欢呼声响彻欧洲各国首都，看似不可战胜的统治者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从西西里、瑞士、意大利、法国到德意志，整个欧洲被人民革命笼罩。
2月24日，法国菲利普国王宣布退位，乔装逃往英国。
巴黎起义的消息令马克思和恩格斯欢欣鼓舞。马克思把母亲的6000法郎遗产捐了出来，购买了手枪、匕首等武器。3月初，他决定去巴黎。在巴黎，诗人海尔维格接受了法国新政府的支持，建立了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计划通过战斗建立共和制度。对此，马克思表示反对，认为军团会被打败，但他却被斥为胆小鬼和叛徒。海尔维格举行了光彩夺目的阅兵式，然后浩浩荡荡向德国进发。25天后，他的军队全军覆没。
马克思认为，德意志最需要的是被唤醒，是宣传者，而不是战斗者。
马克思觉得，历史发展是缓慢的，在无产阶级统治到来之前必须经历资产阶级的统治——无论这多么令人沮丧。特别是在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依靠双手劳动的人虽然数目庞大，但毫无组织，也未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因此，要实现无产阶级的终极目标，首先要支持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
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在普鲁士科隆首刊，定位为民主派机关报。尽管缺乏资金，又人手不足，但马克思仍然努力地经营这份报纸。在科隆的大街小巷，在为数众多的小酒店里，他们到处张贴五颜六色的海报和订阅单。不过，真正吸引读者的，是《新莱茵报》大胆无畏的内容。报纸的发行量快速增长，订阅人数增加到了5000人，成为当时阅读人数最多的报纸之一。
但很快，因为马克思批评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一些商人股东便抛弃了他。
恩格斯曾回忆，马克思写了一篇文章向革命者致敬，《新莱茵报》最后一些资产阶级股东也离他们而去，他们只得另寻资助。
马克思发现，在革命取得一些成果后，资产阶级就变得日趋保守。
刚刚掌权的民主派很快认为，敌人不是来自社会上层，而是下层。在巴黎，上位的资产阶级掉转矛头残酷镇压了工人的“六月起义”。在普鲁士，刚刚有点小权的资产阶级，则通过模糊的措辞剥夺下层的投票权，他们只想做经济问题上的革命派，而不想成为政治和社会上的革命派。
马克思深刻感觉到，6月斗争后，他们得到是更多的是不信任和恐惧。
1848年9月，《新莱茵报》被查禁了一段时间，报纸已经难以为继。
仅剩的几个愿意资助的股东看到，报纸的编辑人员中有好多个逃犯，更加不再愿意出资。燕妮不得不从公寓搬到脏兮兮、散发油墨和雪茄味的编辑部，并负责报社的各项杂事，处理像恩格斯一样逃亡战友的需求。
1849年3月，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宪法，拒绝统一德意志，革命彻底失败。
愤恨的马克思离开科隆，到德意志其他地方去为报纸筹款。
从这一天起，马克思正式断绝了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走出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一步。这一年来，他目睹了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说好了支持工人，却一次次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而出卖工人。马克思受够了他们，他断然退出了莱茵省民主联盟，不再寻求资产阶级的资助，也不再向他们妥协。
他太需要钱了，在报纸上的开支，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但他又不善于要钱，三个星期后他回到科隆，比他离开时还穷。
坏消息不止于此，他的驱逐令下来了。
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发行了最后一期，卖出2万份。这一期从头到尾充满反政府的言论，同时劝告科隆人民不要造反，因为他们会失败。事实正是如此，政府军已经开始清除反抗力量，欧洲的君主们再次坐稳了王位。
6月9日，马克思抵达巴黎。整个夏天，他都在想挣钱的办法。他请求魏德迈能不能找些钱，自己已经一文不名，妻子的首饰都当掉了。他向恩格斯求助：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吧，我已经陷入经济困境。他找到出版商列凯斯，询问能否为一本还没撰写的著作预支稿酬。他写信给拉萨尔，以近乎乞求的态度寻求他的经济帮助，以便搬离法国。
1849年8月26日，马克思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潮湿寒冷的伦敦。
维多利亚统治下的伦敦，慷慨、开明，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在漆黑翻滚的水域上，伦敦犹如一座灯塔，给遭遇不幸的人提供避难之所。风雨如晦中，尽管伦敦为他们打开了迎客之门，却没有拿出任何待客之物，他们无比饥饿。
在伦敦，马克思经常被各种各样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有时候非常失落，因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益。尽管如此，在恩格斯的资助下，马克思初心不改，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资本论》。
金与铁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被迫远走他乡，属于俾斯麦的时代降临。
在这次革命浪潮中，容克大地主出身的俾斯麦坚定成为一名保皇党人，他认为，德国的统一进程必须依靠强大的君主制度，民主只会导致软弱涣散。
俾斯麦的言行，深得国王的欢心。1851年，他被任命为德意志邦联大使。
在法兰克福，36岁的俾斯麦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座上宾。对于这位政治新星，罗斯柴尔德家族极尽讨好，不仅安排了豪华别墅，还经常请他到家中做客。1859年3月，在俾斯麦前往俄国出任大使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向他推荐了一位可靠的银行家，以帮助他打理自己的私人财务。
这位银行家就是格森·布雷施劳德。和罗斯柴尔德一样，布雷施劳德家族也是犹太人。起初，格森只是帮助俾斯麦收缴薪水，充当转账代理人，打理家庭花销，为俾斯麦的投资出谋划策，在俾斯麦周转困难时为他提供无息贷款。
1862年9月，俾斯麦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首相兼外交大臣。
在议会下院的演讲中，俾斯麦认为，像统一这种重大问题，不是议论和多数人投票就能解决的，而是要通过一场斗争，一场铁和血的斗争来解决。
“铁血”成为俾斯麦的施政纲领，但是光有铁血远远不够，还要有金银。
第一场战争是普丹战争。
只有打赢了丹麦，才能完成北境的统一，削弱国内自由派的反对声音。
但是，正如俾斯麦所料，议会否决了俾斯麦1200万塔勒的战争预算。
俾斯麦只好绕过议会，转向欧洲那些一手遮天的大银行家。在格森的周旋下，俾斯麦最终以4.5%的年息，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手中拿到了大笔资金。普丹战争中总开销为2250万塔勒，有超过3/4的经费是通过贷款方式借来的。
1864年4月，普鲁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争融资过程中，格森的出色表现赢得了俾斯麦的赞赏。从此，他不再只是一个私人理财专家，他还是俾斯麦首相的金融顾问。
第二场战争是普奥战争。
普丹战争结束后，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统一的拦路石。
最让俾斯麦心力交瘁的仍是钱的问题。普丹战争使普鲁士元气大伤，多年的财政盈余灰飞烟灭。议会一如既往地全部否决了俾斯麦的所有预算，并宣布政府未经议会批准，无权动用国库资金，否则就是违宪。
愤怒之余，俾斯麦又只能另寻他途。这时候，格森提出了一个方案，将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
因为奥地利从中作梗，科隆-明登铁路的售卖融资过程一波三折。但格森最终还是不辱使命，在战争爆发的最后关头，成功向私人财团以合理价格出售了相关权利和股份，获得1400万塔勒的补偿。正是这笔钱，让普鲁士军队能够在战场上坚持7个星期，最终在萨多瓦战役中打败奥地利军队。萨多瓦会战是军事上的奇迹，更是财政上的奇迹，俾斯麦在没有加税的情况下筹集到了军费。
至此，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的北部和中部。经过这场战争，格森开始获得重用，并活跃于德国政坛。
第三场战争是普法战争。
普鲁士的崛起，令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十分恐惧和担忧。
拿破仑三世千方百计阻挠普鲁士统一德国南部巴登、黑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四个邦。俾斯麦清楚，要想完统一大业，必须打败不可一世的法兰西。
对俾斯麦来说，普奥战争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获得了相当的财政自由。普鲁士议会已经不再对俾斯麦的统一大业抱有任何怀疑。
1870年7月，普鲁士主导的北德意志邦联批准了1.2亿塔勒的战争信用。
在格森的游说和组织下，罗斯柴尔德、奥本海默等在内的多家银行为普鲁士承销了价值为6000万塔勒的债券。当巴黎被包围后，格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失去了联系，他便联合其他银行吃掉了另外6000万塔勒的债券承销生意。
当法国的债券在国际市场上无人问津的时候，普鲁士的债券成为抢手货。
庞大的战争经费源源不断地流向普鲁士大军，普军势如破竹。9月1日，在色当战役中，拿破仑三世投降被俘。3天后，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拿破仑三世的统治。9月20日，普军攻破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