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润的指挥下，跨国资本推动建立了一个全球金融体系，它们在全球范围迅速流动，使盛世更兴旺，使乱世更动荡。当前，美国主导的这个体系成为恶棍的避难所，就像一个米诺陶诺斯怪兽，不断吸收着别国人民的劳动剩余和资金。
凭什么环游世界
菲利亚·福格，伦敦改良俱乐部会员，凡尔纳《80天环游地球》的主人公。
有一天，福格和他的朋友下了一个2万英镑的赌注：80天内环游地球。
1872年10月2日，福格带着自己的仆人和全部身家，匆匆走上了这场环球之旅。在这个没有飞机、高铁的年代，80天环游地球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在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笔下，主人公一路狂奔，闹出不少笑话，但最终赢了这场赌局，还抱得了美人归，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福格凭什么能够说走就走，在80天里绕着地球兜一圈？
首先，他得有一定的原始积累。
整个旅程最核心的要素莫过于钱。从船票、车票、住宿，到买大象、保释、罚款、购买船只，整个旅程下来，他花费约2万英镑。如果按黄金比价计算，2万英镑约合今天5000万元人民币，按购买力计算，则相当于7500万元人民币。
福格是一位英国财主，除了2万英镑钞票，他在伦敦巴林银行还有2万英镑存款，他开的支票总是凭票即付。那么，他的财产是怎么来的？福格见过大世面，处事沉稳，在横跨大西洋的时候，担当起了船长的职责，指挥若定。可以推测，福格早年经历丰富，带领商船做过大生意，这也是他打赌的底气所在。
19世纪70年代，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制造业占全世界32%，站在世界之巅。
其次，福格所使用的英镑钞票能够得到全世界认可。
19世纪，黄金是世界硬通货。1821年，英国确立金本位制，每1英镑含7.32238克纯金。按纯金计算，2万英镑重约146公斤。福格和他的仆人如果扛着接近150公斤黄金环游地球，恐怕还没到苏伊士运河，就已经累死在路上。
幸运的是，福格是个英国人。数百年来，英镑同黄金的汇率都很稳定，英镑纸钞通行全球。1872年，英国确立国际金本位体系，英镑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货币。在那时，美国费城的一家连锁杂货店要给来自中国的茶叶付款，只需指示伦敦的银行家把英镑汇到中国出口商的账户即可。
19世纪70年代，英国也是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环游的第一站苏伊士运河，1869年开通，为英国去亚洲节省航程8000多公里。接下来的孟买、加尔各答、新加坡等地区，都是英国殖民地，通行英国法律。中国上海和日本横滨，也有英租界或英国人居留地。美国旧金山和纽约，大量移民来自英国，官方语言是英语。
正因如此，福格抓一把英镑钞票，就可以畅通无阻。法国作家凡尔纳很清楚，在那个时代，只有英国人才能做到80天环游地球。
再次，在福格周游世界之时，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初露峥嵘。
这次旅行最重要的中转站苏伊士运河，是一家由法国资本主导的运河公司开凿的，他们为了筹集资金，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黎、伦敦、莫斯科等地发行了大量证券。1875年，英国迫使埃及出售运河股票，取得了苏伊士运河公司44%的股份。
从苏伊士渡过红海、印度洋，到布林迪西、孟买，福格乘坐的是一艘叫蒙古号的商船，隶属英国东方半岛轮船公司。这是一家由英国皇家特许的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多元化航运集团，公司发行了大量股票、债券，雄厚的资本使得公司不仅可以建造快速、高大的蒸汽轮船，也能够在通往印度、中国、日本的沿线战略要地建立煤炭加气站、码头、储存和维修基地。
从孟买到加尔各答，从旧金山到纽约，福格乘坐的是火车。在印度，铁路基本由英国修建。在美国，横穿北美的太平洋铁路，主要资金也来自英国资本市场。英国1/3左右的海外投资在美国，而这些投资约一半被投到了铁路上。
最后，福格时代的伦敦，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金融中心。
伦敦作为全球金融界的霸主，所提供的不只是一流的货币。
福格的存款放在巴林兄弟银行，这家银行创建于1763年，是当时英国第二大私人银行（第一是罗柴斯尔德银行），其分支机构和产业投资遍布全球。1872年，伦敦金融从业人员超过17万人，行业细分几乎和今天没什么两样。对于福格这种大财主，巴林兄弟会为他量身定做各种金融服务。
福格一离开伦敦，一只名叫“菲利亚·福格”的股票就在交易所出现了，《每日电讯》《泰晤士报》等20多种有声望的报纸对其进行新闻追踪。显然，这只股票对市场消息十分敏感，当一篇发表在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上的论文认为福格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时候，福格股价立刻下挫，直到发行价的1%。
这种敏锐的价格发现机制，正是伦敦成为当时世界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伦敦证券交易所、波罗的海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
在伦敦，专业化的金融体系也随时为国际资本市场注入能量。在伦交所，1873年证券名义价值约23亿英镑，其中外国政府和公司占30%—40%。在世界全部资本输出中，英国占到50%以上的份额。就像当时《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伦敦通常更关心墨西哥、加拿大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英国内部的事情。
在凡尔纳的笔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资本主义旗开得胜。
这张全球资本网络以英国为核心，以英镑和金本位为纽带，国际贸易、投资和移民都比较自由，各大洲的公司、矿山、农场和种植园的业主都为全球市场而生产，利用来自全世界的资本和劳动力。这是最接近古典理想的全球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普遍的经济开放，恪守金本位制，尽可能少地干预全球或本国市场。
由此形成的经济秩序，创造了意想不到的财富，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增长。
这个俱乐部欣欣向荣，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它的理由。
金镣铐
资本周游全球，总要以一定的货币单位结算。印钞是世界上利润最高的生意。基辛格曾说：“谁掌握了货币铸造权，谁就掌握了世界。”
500年来，围绕国际货币主导权，各个大国展开激烈的角逐。
16-17世纪，西班牙殖民地秘鲁、墨西哥生产的白银主宰全球的交易。这些银币抓住了全世界人的目光，也引来了无数加勒比海盗。为保护银币安全转运，西班牙人建造了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和最广阔的安全体系。
但商人喜欢在本地交易时使用银币，而在国际贸易中使用贵重的金币。
18世纪初，牛顿爵士使英国货币标准化，迈出金本位第一步。
在那时候，不论是英国及其殖民地，还是法、德，大多数国家既用金币，也用银币，普遍实行复本位制。复本位制有一个致命弱点，即法定铸造比价难以同国际市场上金银实际价值长期保持一致，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实际流通中，往往最终还是一种货币：银贱则银充斥市场，金贱则金充斥市场。
1821年，英国通过《金本位法案》，正式启动金本位制。
随着英国的强大，以金为基准的英镑成为世界货币。19世纪40年代美国加州地区、澳大利亚的淘金热，南非、阿拉斯加（当时属于俄国）等地接连发现金矿，为金本位奠定了基础。
充足的金币使全球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1873-1900年，银价跌掉一半。德、美、日等大多数工业国家相继过渡到金本位。1905年，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墨西哥采用金本位制，西班牙比索走入历史。1905年后，全世界只有中国，仍在固守白银本位。
在金本位制度下，所有重要货币都按固定汇率直接兑换成黄金，这种可预测性有利于世界贸易、贷款、投资、移民和支付。从1870年到1913年，由于没有太多管制，资本在各国快速流动，国际金融和世界贸易被金本位史无前例地编织在一起，这是一段美好的黄金岁月。
然而，黄金产量却跟不上商品生产的速度，通货紧缩如影随形。
从1873年到1896年，英国物价下降了22%，美国下跌了32%，其他国家跌落得更厉害。尤其是进入世界贸易的商品，例如小麦、铜和煤，价格分别下跌了59%、58%和57%，农民、矿产主和劳工成为这场全球化的输家。
持续不断的经济萧条，重新激起了富国生产者寻求殖民市场的欲望。而那些认为自己是输家的国家，金本位代表可恶的英国强权。经济竞争、殖民争夺、联盟冲突、民族情绪，最终将全世界拉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纷纷中止金本位。4年后战争结束，英国因欠下巨额债务，越来越无力维持英镑和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周期性的紧缩和萧条触发全球性金融恐慌，它时而像逐渐散开的墨汁，时而又快如闪电。
刻板的金本位制成为众矢之的。凯恩斯把金本位称作“黄金镣铐”，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制度。他警告，如果英国一意孤行，经济只会更加恶劣。凯恩斯的拥趸艾肯格林在他的《金镣铐》中认为：金本位把不稳定从美国传导到世界各地，扩大了原来不稳定的冲击面，是妨碍决策者遏制金融恐慌的束缚。只要放弃金本位，复苏是可能的。
1931年7月，德国宣布停止偿付外债，实行外汇管制，禁止黄金交易和输出。两个月后，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限制黄金出口，允许货币贬值。一些以英镑为基础实行金汇兑本位的国家，如印度、埃及等均跟随。凯恩斯赞许地注视英国放弃金本位，认为这是最受颂扬的事件。
恪守金本位的美国四面楚歌。1933年4月，罗斯福上台，宣布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在摆脱金本位束缚后，美国终于可以扩大货币供应，使经济进入正轨。在美元贬值后一年，美联储将货币基准扩大12%，到1937年货币供应量提高了50%。货币增多提高了商品价格，逆转了通货紧缩。
亚当·斯密以来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学不管用了，大家都在自寻出路。
在德国，希特勒任命沙赫特担任经济部长，他反对金本位，建议脱离世界市场，进行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转向国内发展。像德国一样，许多东南欧国家——从葡萄牙到拉脱维亚、从罗马尼亚到希腊——都采取了闭关自守、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方法。许多半工业化国家接受了新的经济民族主义——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从日本到意大利，都强行实施令人望而却步的贸易保护，严控外国投资。
在苏联，在社会和经济大规模的动荡中，斯大林建立起独特的社会主义。与世界其他陷于失业和发展停滞的国家相比，这种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1928-1937年，苏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57%[12]。20世纪40年代，苏联的钢铁产量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一跃进入工业强国前列。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苏联几乎完全与世界其他地区处于经济隔绝状态。
在美国，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歌高奏，社会民主成为选择。20世纪30年代中期，许多左翼政党在工人、农民的支持下掌了权，他们开始执行更多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扩充社会保障计划，增加政府支出。与德国法西斯、苏联社会主义不一样，在美国、瑞典等工业国家，劳工、农场主和进步资本家相互联合，用新的社会民主取代自由放任，调控宏观经济，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
1939年，金本位已经凋零，国际贸易和投资停滞不前，各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和公司设置了大量壁垒，欧洲和日本的制造商、农场主与世界市场隔绝。
新的国际货币秩序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片混乱当中，阴霾四合，乌云盖顶，全世界再次滑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开启了又一趟地狱之行。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
1944年，二战尾声，盟军各国终于可以腾出时间，考虑战后国际金融秩序。
7月1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一列火车缓缓驶入，大批衣着光鲜的外国人拥了下来。长久以来，这个小镇寂静无声。现在，一辆辆军车把一些重要人物和他们的顾问送到这里，这群顾问中很多人，以后将成为首相、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
一场著名的国际货币会议即将召开。与会代表来自44个国家，总数超过700人。还有470多家新闻媒体，数百名会务人员，他们只能在饭店周边安顿。
为了这场会议，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怀特已经筹划了两年半。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美国军事实力和生产能力远超过当时任何一个国家，拥有世界上约3/4的黄金储备。相比之下，英国日薄西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一战前夕的29%飙升至二战结束的240%。凯恩斯也承认，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控制地球1/4领土和人口的国家正面临着一场“金融敦刻尔克”。
在布雷顿森林，英国全权代表凯恩斯享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他参加一场又一场的酒会，急切的美国记者团则紧紧抓住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
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新观点令人瞩目，也备受指责，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抨击，堪比20年前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物理学的颠覆。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以无人匹敌的机智与自信辩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本质是货币经济，就业、收入、消费、投资、利率与货币供求之间相互依存，货币数量的变动会对实体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现代西方的货币理论正是沿着凯恩斯开辟的道路，把货币数量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作为货币分析的核心，并顺应政府干预需要而发展起来。
凯恩斯把自己的这些洞见应用到了全球货币体系的设计当中。
他提议，成立“国际清算联盟”，设立一种叫“班科”的超国家主权货币。凯恩斯计划的目的，是尽可能保留业已破产的大不列颠在历史上享有的帝国特权。他觉得，凭借自己的声望和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说服怀特和美国政府，将自己的计划融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
然而，在一个注定由美元主导的战后世界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怀特十分仰慕凯恩斯的学识，他的国内经济观点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但在与凯恩斯的谈判中，怀特咄咄逼人、寸步不让。事实上，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布雷顿森林草案的95%。所以，英国代表是否参会，来了以后怎么谈判，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即使有伟大的凯恩斯加持，英国政府在华盛顿的“乞讨行动”，注定将日益绝望、一败涂地。
怀特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他战胜了来自英国的天才对手：
（1）美元与黄金挂钩。每一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黄金。
（2）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
（3）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可在1%的幅度内波动。若波动幅度超过1%，各国政府有义务通过干预维持汇率稳定。
布雷顿森林会议还产生了两个伴生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帮助众多国家进行战后重建，向他们提供长期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维系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汇率制度。
作为补偿，美国向英国政府提供了价值37.5亿美元，年息2%的长期贷款，以帮助延缓战争期间欠下的债务。英国政府直到2006年才将该贷款还清。
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启了英国霸权彻底崩溃的序幕。
怀特摇身一变成了美国英雄，他帮助美国从二战谋取到了最大利益。
早在1894年，美国GDP就已超越英国，但直到二战后，美元才取代英镑，美国才真正成为超级大国。在半个世纪时间里，美国一直韬光养晦，承担最少的全球责任，赚取最大的全球利益，极力避免本土卷入战争，闷声发大财。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下，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活力逐渐恢复。
一个离岸金融市场形成了。冷战背景下，苏联、东欧国家和美国关系紧张，他们不敢把用于进口的美元储备存放在纽约，转而存在欧洲的大银行里，其中多数放在伦敦。于是伦敦首先开始了以欧洲美元为主的外币交易，欧洲美元市场蓬勃发展。在这个市场，货币交易和资本流动基本不受境内法规限制。
资本流动的主角，不再是国际贷款、各类证券，而是直接投资（FDI）。1870-1914年，英国FDI仅占10%。1950年，美国FDI是对外贷款等间接投资的两倍，1970年为四倍；1950年美国在欧洲、日本的FDI约20亿美元，1973年为410亿美元。FDI不仅给外国带去了资金，还有新技术、新营销和新管理。
国际资本流动虽然还受到诸多限制，但逐渐摆脱了经济民族主义。
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取得了重要成果：经济增长、失业下降和物价稳定。
战后25年时间里，日本产出增长了8倍，消除了与美国将近100年的差距。西欧虽然逊色一些，但从1948年到1964年，人均产出也翻了一番。1973年，全球21个世界主要工业国总产出12.1万亿美元，是1948年3倍多。
打开潘多拉之盒
1971年8月13日，尼克松和他的智囊悄悄离开华盛顿，去戴维营避暑。
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总统撰稿人萨菲尔问顾问斯坦：“我们要去开什么会？”斯坦隐晦地说：“这个周末可能是经济史上自1933年（罗斯福新政）以来最重要的时间了。”对经济问题没什么功底的萨菲尔追问：“我们打算关闭银行吗？”斯坦笑笑，解释道：“不大可能，但如果总统想要取消金本位的话，我是不会惊讶的。”
萨菲尔茅塞顿开。当时，在世界货币市场上，投资者正在抛售美元。
其中，法国最积极。越南战争使美国的财政赤字直线上升，法国不愿埋单。从1965年起，法国就开始将美元换成黄金。1971年，法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德的黄金大国。
美国要保卫美元，阻止黄金流失，就不得不提高利率、削减开支、限制工资和利润，这会驱使经济陷入衰退之中。没有一届政府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当时总统选举年快要来临，尼克松想起自己的政治生涯，尤其不愿收紧经济政策。
随着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产品已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从1965到1970年，美国公司收入下降了17%，工人收入下降2%。1971年，美国进口大于出口，首次出现贸易赤字。支持自由贸易的劳联-产联转而拥护保护主义。美元坚挺意味着美国产品昂贵，意味着美国制造商必须承受他国的竞争压力。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解释的，使用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会产生许多荒谬的结果。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这会导致美元不断在海外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比如和黄金挂钩），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就像特里芬所说，如果美国满足了世界的流动性需求，它就完蛋了；而如果不能满足，它也完蛋了。
这就是“特里芬悖论”。
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美元下跌10%。尼克松还加征了10%进口税，采用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以保护美国生产者。1973年，美元再次贬值10%，许多国家纷纷与美元脱钩，将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
美国贸易恢复了顺差，经济提速，失业减少，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陨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流传着一份讣告：布雷顿森林先生生于1944年新罕布什尔州，由于长期带病运作，在它诞生27年后自然去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固定汇率终结，国际资本获得了新的动力：直接投资由1986年的2.8万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9万亿美元；国际银行贷款从1973年的300多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5000亿美元；新发行的国际借券在从20世纪70年代数百亿美元增至1996年的6000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从1979年的30万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300万亿美元；国际资本在1960年只占全世界GDP的6%，在1995年是62%。
全球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顺势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从撒切尔夫人，到罗纳德·里根，他们自称供给学派的实践者，对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倒戈相向，主张把经济的控制权从政府转到市场，认为应通过减税等政策来提高生产者积极性，使他们能够降低产品价格，从而促进市场繁荣。
以放松管制为目标的金融自由化运动也在全球兴起。他们主张必须改革政府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放松对汇率、利率的管制，使汇率反映外汇供求，使利率反映资金供求，从而提高储蓄率，增强筹资功能，刺激经济增长。
经济资本全球化的潘多拉魔盒彻底打开，并很快席卷世界各国。
1985年，莱·特维提出，谁拒绝全球化，谁就会被抛到全球经济发展列车之下。1988年和1990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拆除了彼此间所有的贸易壁垒；1991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12国也取消了相互间的贸易藩篱……1988年，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光纤电话电缆启用，可以同时承载4万次通话。
全球经济金融以光速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此，大规模资本开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大进大出。
一个幽灵，一个资本的幽灵，开始在全世界到处游荡。它就像一只初生的牛犊，笨拙地左突右奔。利率、汇率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金融脆弱性增加。
世界动荡加剧，货币和金融危机频发，全球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失去国籍的企业
20世纪60年代，通用汽车美国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3%，站在世界之巅。
通用汽车使用的钢占全美钢产量10%以上，橡胶占25%以上，铝占6%左右，总产值是美国GDP的3%。通用汽车不只是四个轮子加一个引擎的产业，它还同国防航天密切相关。二战中，通用汽车是盟军军用品第一大生产企业。战后，它研制的坦克、军用运输车、导弹系统等，有力支持了美国的对外战争。
在美国经济的天平上，通用汽车举足轻重，它如果感冒，全美都要打喷嚏。
1966年，通用汽车一时滞销，道琼斯指数立刻下跌了15%。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通用汽车遭遇了巨大挑战。德国大众以闪电速度在美建立1000多个经销点，甲壳虫爬满美国公路。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石油价格上涨3倍，美国许多汽车因缺油、油贵而停驶。价廉、质优、省油的日本车大受欢迎，排着方阵登上美国口岸，又浩浩荡荡驶进美国城市乡村。
1974年，通用汽车在美国国内市场上的份额下降到42%。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通用汽车不得不把眼光再次投向世界市场。早在20世纪20年代，通用汽车就已经在英、德、日、澳等国开展并购，设立分公司。但当时通用汽车在海外13个国家的运营单位，均为全资子公司或全资附属机构。
多元政治社会很难容忍一个经济集团有太多主权色彩。
为此，通用汽车对它的海外政策进行了全面审查，着重修改了全资政策，出让部分股权，加强技术援助，以求能参加更多国外合作项目。平等、让利、共享成为通用汽车进军世界市场的口号，很多世界同行和当地政府向通用汽车打开了大门。在此基础上，通用汽车提出跨国经营的“客人哲学”：遵守所在国法律，尊重当地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尽最大力量为所在国目标和居民服务。
通用汽车逐渐脱离了它的国籍，它变成了一个“国际通用”。
从20世纪70年代起，通用汽车先后与日本五十铃、日本铃木、韩国大宇、瑞典萨博等合资生产销售，在西班牙、委内瑞拉等设立合资公司。通用汽车也很快认识到，21世纪拥有最大潜力的市场是中国。1996年，通用汽车宣布与中国上汽合资。2004年，通用汽车岌岌可危，所幸的是，中国市场业绩增长了27%，创下纪录。
通用汽车的这种企业结构，被称为“M型组织”，即通过分权趋向的多部门结构，使企业经营活动更好地适宜分散化市场的要求。
沿着通用汽车开创的国际化模式，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走向世界。跨国公司数量大幅增加，2001年达6.3万家，是1980年的4倍多。跨国公司资产规模迅速膨胀，1909年世界最大跨国公司美国钢铁，资产18亿美元；1990年，世界最大跨国公司是通用汽车，资产高达1800亿美元，是当时新加坡GDP的4倍，真正富可敌国。
跨国企业的扩张不再是单纯的横向发展，而是纵向一体化、复合一体化。
比如，通用汽车在全球范围之内，运用各种方式，将上游初级产品供应、下游最终销售整合在同一企业内部，以控制竞争，削弱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跨国企业的特殊优势，就是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建立起一种内部市场，将涉及多个经济主体之间交易转移到一个企业内部来进行，从而节约交易成本。
纵向一体化使企业内部运作更具计划性，是商业组织形式的一次“聚变”。
阿瑞吉教授认为，美国引领了这次企业组织变革，打造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企业，实现了“交易成内部化”。这也是美国崛起的秘密武器。
在通用汽车的带领下，诸多国家卷入世界市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个国际分工与专业化协作体系加速形成，世界成为一个大工厂。
1991年，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海外机构所生产销售的金额约6万亿美元，首次超过当年世界商品出口额，人类社会从国际贸易时代进入国际生产时代。
在跨国公司推动下，国际分工与专业化协作的程度越来越高。
原来，只是不同行业之间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20世纪80年代以后，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产品、同一件产品的各种零件也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
整个地球俨然成了一个大工厂，“人类已进入组装世界”。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对通用汽车旗下豪车品牌庞蒂亚克的生产环节进行报道：庞蒂亚克设计在德国完成，发动机为澳大利亚制造，轮胎及电气设备制造商在韩国，无线电设备由新加坡提供，车身板材是日本制造，美国只提供变速器，最后的组装在韩国完成，然后销往世界各国，包括运回美国本土。
1996年，美国《财富》提到：“这些公司……，它们早已消除了国界。”
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跨国企业出现，它们凌驾在民族国家之上。
早期的跨国公司是一种科层等级鲜明的组织结构，母、子公司之间从属关系很强。但随着复合一体化战略的推行，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发展成为以各成员公司为结点的网络系统，母公司逐渐失去了管理和决策的核心地位。
简单以母公司国籍或总部来判定跨国公司身份，越来越不合时宜。
跨国公司不再有祖国。生产经营活动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金融体系的结构转换。在利润的指挥棒下，跨国企业受到跨国资本管理阶层的精密控制，按资本的逻辑行事，“它们不受任何国家权威的支配，即使在最强大的国家”。
资本主义世界的活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主权国家政治权力的控制。
这些跨国公司把生产和服务过程进行分解，将投资场所、生产场地、纳税地点、居住地点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公司领导人可以工作生活在最优美的地方，纳最低标准的税；他们把岗位出口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承担义务更少的地方，使各个国家、地区之间彼此相互竞争；他们可以讨价还价，甚至敲诈勒索，用各种手段逼迫民族国家在贷款利率、补贴补助、劳动立法等方面做出让步。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活动，而民族国家的调控空间仅限于本国领土范围。跨国公司的涌现，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货币和利率主权。
恶棍的避难所
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英、法五国财政部长达成“广场协议”。
协议的核心内容是让美元有计划、有秩序地贬值。“广场协议”之后，五国央行联手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引发全世界投机者跟风。以日元为例，一年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235:1上升到120:1，1992年达到了80:1的高位。
由于日元升值来势凶猛，日本经济实力和雄心受到了严重打击。
在美元贬值过程中，日本出口竞争力削弱，大量工厂不得不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担忧日元升值导致经济萧条，日本在1年多时间里连续下调5次利率，并大幅放水，此举导致日本国内出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狂潮。泡沫破灭后，日本由此开始了“失去的十年”，长期在低迷局面中徘徊。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惊天大阴谋。
尽管将日本“失去的十年”完全归咎于“广场协议”很牵强，但“广场协议”却是美国放的一把火。美元对日元汇率的持续贬值，日本并非不想干预，而是没有能力干预。
在当时的国际离岸市场上，日本政府资源实在有限。
相对于国际市场巨大交易额来说，日本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极其有限，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从1986年3月到1987年1月，日本银行在货币市场上注入了160亿美元。但在离岸市场上，每天外汇交易达6000亿美元（2018年日均交易额6万亿美元）。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这个全球化的离岸市场就开始茁壮生长。
1973年，在欧洲美元的范式基础上，形成了石油美元。沿着大致相似的路径，又相继出现了亚洲美元、欧洲英镑、欧洲日元等。除了货币市场，还存在一个期限在1年以上涉及非居民交易的外汇资金借贷市场，包括离岸银行信贷市场、国际辛迪加贷款市场和离岸债券市场等。离岸金融从根本上突破了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依附国际贸易中心的传统模式，引发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散化。在这个市场，利率、汇率很大程度由市场决定，许多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参与其中。
大量货币在发行国的境外流通，国际金融资本似乎摆脱了国界的约束。
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已经开始热切讨论“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
从大前研一《无国界的世界》，到里斯顿《主权的黄昏》，书店里商业书籍的标题耸人听闻。他们看到，没有祖国、四处流动的金融资本是经济生活全球化最突出表现，它与民族国家金融系统共栖共存，构成世界金融市场的二元结构。
全球货币与证券交易把整个地球变成个大赌场，片刻不停，日夜不息。每天清晨，东京交易所开门营业，接着是香港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然后是欧洲的交易所——包括法兰克福与伦敦，最后是纽约交易所。这是一个永不停顿的循环过程，每天交易总额几乎是所有各国中央银行货币储备的两倍。
这个离岸金融市场，是一个投机者的天堂。这里几乎没有法律方面的麻烦，不存在当局监管，也没有存款准备金制度，他们自由地按他们所认为的风险开展业务。这里进入门槛很低，任何个人电脑用户都可以通过路透、彭博、Telerate等资讯服务终端来获得当前数据，迅速参与其中。
离岸市场似乎是一个独立王国，很少有国家能够撼动。但美国除外。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黄金-美元汇兑本位制终结，但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手段的地位被保留下来，实际上导致了纯美元本位制的确立，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重要性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这一地位赋予了美国政府和美国资本在世界货币生产方面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
虽然美国难以使用一贯的宏观调控方法来“管控”离岸市场，但却肯定能够深刻地影响它。一国汇率每年常有40%—50%的波动，远甚于经济基本面。是什么驱动这种变化呢？去查一查路透或彭博的资讯服务，就会发现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政策、政府官员尤其是美国官员，他们驱动了这些变化。
长期以来，“政治范式”而非经济基本面变成了影响汇率的主要力量。20世纪80年代，当里根呼吁“通过强势的美元建立强大的美国”时，美元开始走强。当詹姆斯·贝克主张强势美元是国家丧失竞争力、造成贸易赤字的原因时，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在“广场协议”后的一年里下挫了将近50%。
有人说，离岸金融市场是恶棍的避难所。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离岸中心、保密天堂等，进行偷漏税、洗钱等违法犯罪行动。还有大量投机资本，则在离岸市场虎视眈眈的寻找“猎物”，通过做空捕食来填饱肚子。
但是，离岸金融市场最大的恶棍不是别人，正是美国。面对经济不景气，当美国政客发现拿不出有效的政策时，他们就会挥舞美元这面旗帜，让美元升值或贬值，诉诸爱国主义情感来煽动民众情绪，获取选票。正如约翰逊所写的，采用这样的方式激起的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元贬值，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带来了很大的竞争优势，保障了美国相对成本的突然好转。
通过“广场协议”，美国的贸易收支也一度回到了顺差状态。
许多日本企业如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家电企业和电子产业，纷纷转往美国生产，美国通用汽车等三大汽车公司得以苟延残喘。
大前研一很遗憾地说，签署“广场协议”，等于是拱手将货币主导权让给了美国。历史上，从纺织品谈判到汽车、电子和半导体磋商，凡是两国之间发生的贸易摩擦，没有一次是以日本胜利告终，“日方按照美国要求，步步退让”。
但日本对美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并未改观。那些传统企业也没有因此东山再起。
国际赌金者
1774年，荷兰亚伯拉罕银行公司发行了一种富有创意的金融证券，证券年化收益率为4%，它包含各种各样的债权，有丹麦和维也纳的银行债券，有俄罗斯、瑞典的政府债券，有西班牙和法国的运河债券，还有英国殖民地债券等。
这些配置的国际化程度令人惊讶，完美诠释了“多则优”的理念。
金融学家哥特·罗文霍斯特在《价值起源》一书中认为，这正是现代共同基金（公募基金）起源。
不过，世界上第一只正式的开放式基金，却是英国政府1868年批准的“海外及殖民地政府信托”（F&C），它首次明确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这家信托持有的投资组合，大部分是高收益的国际债券，它们来自美国、埃及、意大利、秘鲁、西班牙、俄罗斯、奥地利、土耳其、巴西等，收益率在5%—15%不等。F&C基金的整体表现虽滞后于市场，但它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稳定性。
1909年，伦敦一名叫作洛温菲尔德的经纪人写了本名为《投资：一门精密科学》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投资的地域分布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一个投资组合应当包括来自世界上不同经济区的不同有价证券，包括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北欧、南欧、俄国、中国和印度。他写道，同一区域的债券总是受相同事件的影响，趋于同时变动，因此，不能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
因为信息、成本等各种因素，投资者都普遍存在“本国偏好”。
但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要维持最优组合，就必须配置国际资本工具。一份研究表明，如果投资者仅持有美国股票资产，随着组合中股票数目的增加，风险会从80%下降到27%左右，此后不管股票数目怎么增加，风险也无法下降，这部分无法降低的风险就是美国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但如果不断加入部分国际股票，风险会一直下降到11.7%左右（奚君羊，2013）。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各国投资者很少投资国外资本市场。
随着外汇市场的开放和资本管制的放松，国际证券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渠道越来越多，比如国际共同基金、国家基金，还有世界股票基准份额、互联互通等。而且，不必总是把资金转移到国外，才能购买外国资本工具，许多在美国交易的外国股票，都以美国存托凭证（ADR）的形式存在。
相比股票，许多规模宏大的机构投资者更热衷债券特别是公债工具。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机构投资者总金额资产中约38%为各国国债工具，因为这些国债既稳定可靠，又能够通过二级市场保证所需要的流动性。
正如IMF所说，固定收益市场是“金融全球化市场的基石”。
在诸多国际赌金者中，最负盛名的先驱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这家公司是由所罗门固定收益主管梅里韦瑟在1993年建立，公司团队可谓强大：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理大师——斯科尔斯和默顿；美联储前副主席穆林斯；不少来自常青藤的天才教授、博士，他们建立了一套数量分析模型。
LTCM的投资策略，就是利用多元市场中的价格差异赚钱。他们不仅关注美国债券，也把大量资金押注到了德国、意大利等欧洲金融市场，还涉足俄罗斯、亚洲、巴西等新兴市场。他们通过电脑编制数学模型，将历史数据、市场信息等结合在一起，通过连续而精密的计算得到不同金融工具间正常的历史差价，然后与现实差价进行比较。问题在于，这个价差太窄了。就算LTCM猜对了，收益率也极低，经常是万分之几。怎么办？通过不断加杠杆把赌局做大。
1997年8月，LTCM的杠杆比率为19:1。在国际金融市场风平浪静的岁月里，LTCM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94年LTCM收益率为28%，1995年高达59%。1996年共赚了21亿美元，这个只有100多名雇员的公司，比麦当劳、迪士尼和耐克赚的还多。夏普教授疑惑不解：你们的风险在哪里？斯科尔斯也挠头：没有人看到风险。确实，按照计算，像东南亚金融危机这种“黑天鹅”，10亿年都不会爆发一次。
1997年7月，泰国引发金融海啸，多米诺骨牌纷纷倒下。
尽管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但1997年LTCM的收益率仍达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