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成为压倒LTCM的最后一根稻草。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宣布债务违约，全球市场暴跌。短短150天，LTCM资产净值下降了90%，仅余5亿美元。随后，LTCM被美林、高盛等组成的银团接管，天才们被迫交出控制权。
巴菲特说，投资并非智力游戏，智商160的人并不一定能击败130的人。
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LTCM代表的仅仅是高智商的诈骗，有毒的金融产品和有毒的经济学理论狼狈为奸，它的倒闭只是2008年更大崩溃的预演。
米诺陶诺斯怪兽
在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有一只牛头人身的怪兽叫米诺陶诺斯。
这头被诅咒的邪恶生物非常残暴。为此，克里特国王米诺斯不得不建造一座迷宫将其困在里面。当时，克里特与雅典之间正发生争战。为了解除雅典的灾难，雅典人向克里特求和，答应每九年送七对童男童女到克里特进贡。米诺斯在接到童男童女后，会下令把他们关进迷宫，供怪兽米诺陶诺斯享用。
在第三次进贡的时候，雅典英雄忒修斯破解了迷宫，杀死了这只怪物。
这是忒修斯一生中最伟大的功绩之一。
在当时，克里特在爱琴海区域享有经济和政治霸权，像雅典这样的城邦必须例行进贡以示臣服，进贡的方式就包括向米诺陶诺斯敬献童男童女，他们的牺牲能够带来宝贵的和平，可以暂时支撑并维持一个不稳定的均衡。
1971年1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亚速尔群岛碰面。
蓬皮杜在他的驱逐舰上滑稽地向尼克松认错，并恳求尼克松重新构建基于最新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尼克松不为所动。希腊经济学家瓦鲁法克斯认为，一个新的难以驾驭的野兽——全球米诺陶诺斯取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位置。
这头米诺陶诺斯，就是美国双赤字，它成为全球经济恐怖平衡的动力机制。
1971年，美国出现自1893年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同时，因为对越战争，财政也产生赤字。“双赤字”首次出现。从此，除克林顿政府时期稍有缓解外，无论是里根、布什父子，还是奥巴马、特朗普，美国“双赤字”问题持续存在，且不断恶化。贸易差额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盈余，到2018年为7712亿美元贸易赤字。财政赤字从1981年的784亿美元，到2019年，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
谁来供养这头怪兽，为美国“双赤字”买单？很简单：其他国家和地区。
从刚开始是欧洲各国，到后来是日本，今天则主要是中国。
一方面，美国长期保持一个“消费驱动型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世界主要盈余经济体不断向美国供应商品，赚取美元。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热衷减税，且兴师动众在全球布兵，公共支出激增。为了融资，美国发行了大量国债。有意思的是，其他国家在向美国提供商品的同时，也很乐于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产品。这些盈余经济体从美国赚得的利润，70%又回到了美国，回到了华尔街。
世界商品和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如同麦加朝圣。
购买美国金融产品也是美国政府唯一欢迎的对美投资方式。一旦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以前是日本）试图收购美国实物资产时，它毫不犹豫地说不。
美国经济的“双赤字”像金庸《笑傲江湖》里任我行的吸星大法，他马不停蹄地运转了几十年，不断吸收着别国人民的劳动剩余和资金。
雅典人向克里特岛的米诺陶诺斯进贡童男童女，是迫于怪兽国王的军事力量。
全球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自愿为美国“双赤字”提供商品和资本？
因为美元的霸权地位。国际贸易中，不管有没有美国公司参与，主要商品销售主要以美元计价。每笔交易，都导致对美元的额外需求。通过为石油、矿产、粮食等商品定价，美元成为国际市场中的“美国商品”。有一个笑话说：在世界上的商店里，能看到意大利造的鞋子，中国造的衣服，也能看到德、日造的汽车，但却怎么也找不到美国货，后来再仔细寻找，我们发现了美元。
在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美国金融市场产品创新不断，大量股票、债券以及在利率、汇率基础上产生的金融衍生，使美国金融市场变成一个极具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帝国。这个帝国不仅具有其他区域难以匹敌的流动性，还有极高的投资效率。这不仅吸引了大量全球投资者，也吸引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上市企业，他们借此分享全球财富增长红利。
华尔街不仅买卖公司所有权，帮助企业融资，它还会把银行、技术等稀奇古怪的资产，转变成某种容易转换成货币或分散风险的形式，帮助它们定价，使它们更具流动性，提高配置效率。华尔街是个人、企业甚至整个经济体预期未来的焦点，各类资产价格每日波动，传递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期待或恐惧。
这就像一个每日计票的大型投票所，没有一个国家或公司胆敢忽略它。
这样的服务当然不可能是免费午餐，这是霸权红利，也是制度红利。
当然，这一切背后，是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正如美国西点军校一位教官对学员所说，“只要有人敢挑衅美元地位，就是我们出手的时候”。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全球盈余再循环机制。将近50年来，这头全球米诺陶诺斯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它的贸易赤字将世界工业产品从20世纪70年代的泥泞中拉出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德国、日本、中国这些国家，从中获得了看得见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扩张；它的财政赤字，和华尔街一起，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核心枢纽，它们一起为需要资金的企业和国家提供援助。
美国以开放的姿态，有选择地从全世界吸纳入才、商品、资金、信息。然后，在美国体内，通过一套定价机制，把这些资源进行重新整合、配置，不断增强自身体质。资本既是一群勤劳的蜜蜂，也是一群残暴的蝗虫。
作为一个整体，当2008年这头米诺陶诺斯受伤时，全世界立刻陷入泥潭。
吸星大法有一个巨大缺点，就是吸来的内力是别人的，容易发生反噬。
美国“双赤字”引发了全球经济金融动荡和不平等，潜在致命伤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权利义务不对称。在充满重重迷雾的全球经济中，谁才是勇敢的忒修斯，谁才能带领大家走出迷宫，杀死这头残暴嗜血的米诺陶诺斯，开启新时代？
危险的三合一
1997年6月的泰国曼谷，灿烂的阳光普照，夕隆大街旁高挺的椰子树在微风中摇曳，长约1公里的银行大楼连成一片，大厦门前行人熙攘。
曼谷，这个“增长王国”的心脏，正在享受从未有过的经济繁荣。
10多年来，泰国经济保持年6%的增长率。一方面，泰铢紧盯美元汇率，随着美元一起贬值，制造业出口量直线上升。1986-1994年，泰国制造业出口年增长30%，占总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81%。另一方面，泰国很早就开放了资本项目，全世界亿万美元潮水般涌入。各种大型工程蜂拥上马，股票、房地产一路高歌，高消费之风全国盛行，泰国政府则在谋划将曼谷打造成亚洲金融中心。
一时泰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奇迹”，被许多发展中国家仰望。
当泰国怡然自得地享受举世赞誉时，一只巨大的“灰犀牛”正狂奔而来。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便宜的工业产品涌进欧美日等国。在欧洲，东欧国家逐渐从剧变中恢复元气，大量产品出口西欧。与此同时，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一年之内目标利率从3%增加到6%，许多资金回流美国，推动美元走高，美元开始从贬值转向持续升值。
紧盯美元的泰铢跟随美元不断走强，出口面临巨大压力。
曾经，大量资本从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美国转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在全球范围内循环流转。但当全球化的边际收益锐减，这些翻云覆雨的美元就会选择撤离，带着盆满钵满的利润回到它们的母体——美国。这些高利润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以及未受保护的生态环境。
1997年泰国出口增长为0，贸易逆差从1994年的89亿美元提高到1996年的163亿美元，分别占当年GDP的6.4%和9.1%，远超国际警戒线。
泰国政府决定有所作为，举全国之力维持稳定繁荣。
加拿大经济学家蒙代尔有一套进退维谷的定理，各国在三件普遍心仪的事情中——资本流动、稳定的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最多只能做到两件。如果一个国家允许货币自由流动，而该国又将货币与另一国货币捆在一起，就会像采用另一国的货币一样，必须接受另一国的货币政策，包括利率、准备金等。
这是个危险的三合一，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实践中，在维系固定汇率体系的努力失败后，各国央行会选择将汇率交给市场，而自主运用利率工具调节国内就业、通胀和经济增长。
在维持资本流动的情形下，泰国当时的想法是，既紧盯美元，保货币稳定，守住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底线，又要独立的货币政策，保投资，保增长，保资产价格。为了留住国内短期资本，泰国不断提高利率水平。1996年，利率高达13.25%，远高于美国的5%—6%。高利率抑制了投资消费的需求，加速经济衰退。也因为高利率，企业被迫向国际金融市场寻求低息资本，扩大外债规模。1997年，泰国外债达到9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0%，其中60%为短期外债。
就在这个时刻，一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泰国。
1997年初，索罗斯在读完一份研报后，决定出手。他认为泰铢被严重高估，紧盯美元的政策不可持续。几个回合后，1997年7月，泰国几乎耗尽了所有外汇储备，不得不宣布放弃维系了13年的主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对泰铢实行浮动汇率。消息传出，泰铢对美元下跌18%，之后总共贬值了60%。
人们惊恐地瞪大眼睛，隐约感觉有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尽管夕隆大街的大厦外观无甚变化，但纽约标准普尔公司已经发出“讣告”，泰国8家大型金融企业被列入特别观察名单。随后，泰国宣布暂时关闭50多家金融机构。银行破产、房价下跌，泰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一夜间被薅了羊毛。
但这只贪得无厌的巨手并没有就此罢休，它又如同幽灵般伸向了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截至8月中下旬，菲律宾比索贬值11%，印尼卢比贬值8%，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5%，新加坡元贬值1.5%。
东南亚各国损失的财富累计相加达数百亿美元之巨。
从此，泰国放弃了成为一个强国的幻想，安安静静地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整个东南亚悄悄回到了他们历史上的样子，不再奢望什么奇迹。
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是20世纪90年代众多危机中的一个缩影。从1992年开始，类似的三合一困境，从一个大陆传染到另一个大陆。
1992年，与德国马克挂钩的欧盟成员国，被迫接受极高利率和经济衰退。为了避免数百万人失业，大多数欧洲政府选择让货币贬值。
1994年，坚挺的墨西哥比索令其产品挤不进北美市场，推动其提高利率，以使资金留在国内。最后的结局是，墨西哥不得不放任货币贬值。
1999年，阿根廷也面临同样的残酷选择：要么坚持下去，但代价是广泛的破产和失业；要么通过货币贬值来挽救经济，但代价是大规模金融货币危机。
俄罗斯、巴西、土耳其、阿根廷等等，都曾遭受过类似折磨。全球市场上大量投机资本则虎视眈眈，四处寻找要害，把别人的痛苦和危机变成其盛宴和狂欢。遗憾的是，那些国家大部分努力和抵抗都付之一炬，多年经济增长毁于一旦，投资者受损，失业率上升，贫困增加，社会体系脆弱性加重。
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因放弃了本国货币独立性而备受痛苦。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国际金融市场，蒙代尔的这个左右为难的“三合一”困境，就像一把利剑一样悬在货币从属国头上：要么放弃对本国货币政策的控制，要么放弃货币稳定。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不是理论，而是血腥的现实。
金融全球化的状况突出地说明了国际经济一体化进退维谷的窘境。
资本在全球迅速流动，使盛世更兴旺，也使乱世更动荡。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当这些货币从属国在危机中浴火重生的时候，那些回到美国的海量资本，推动了美国新一轮的互联网革命，美国再次充满生机。
通向富有的屏障
1994年底，保罗·克鲁格曼发表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对东亚长期持续高增长提出质疑。不久前，芝加哥商学院阿尔文·扬对快速增长的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进行计算，结论是“四小龙”的增长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而很少源于技术进步。他发现新加坡年技术进步率仅0.2%。对此，克鲁格曼认为，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一样，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有形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驱动，而不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但克鲁格曼也指出，日本和中国是例外。“日本无可置疑地在技术上赶了上来”。如果以1978年为基期，中国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也占很大比重。
20世纪5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索罗就指出，如果我们进行更多的设备投资、拥有更多的劳动力，产出将会不断增长，但这种要素投入不可避免会遭遇边际收益递减，比如在劳动力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一味增加机器设备，一开始机器稀缺时增长率会很高，但当机器数量相对工人数量变得富余时，增长率会下降，直至增长率下降为零。也因此，高储蓄不能维持经济增长。
所以，索罗“震惊”地告诉人们，“投资并非经济长期增长之源”。
那么什么才是？索罗的结论是：技术变化。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可以使得工人生产出更多、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1987年，索罗因为这个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索罗的理论基础上，克鲁格曼认为，由于依靠资本投入增加驱动经济增长存在着边际递减规律这样一个自然限度，东亚地区不可能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他断定，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观点没有理论依据。
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及其前景的观点，被中国学者称为克鲁格曼命题。
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了“失去的十年”，尽管技术仍有进步，但与美国的差距日益悬殊。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大量外资撤离，东南亚诸国已经完全褪去“增长奇迹”的外衣。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中国香港已经成为资本输出中心，依靠金融服务保持较高收入水平，中国台湾、韩国虽取得了一定技术成就，但也不可避免面临优势产业衰退的危机。
在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运动中，有三个国家获利最大。一个是美国，美国资本家获得了巨额利益，但中下阶层的劳动者却难以从中分享。一个是德国，依靠欧洲一体化，德国工业占据了大部分欧洲市场。另外一个是中国，也是唯一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近几年高技术产品比重有所增加。但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获得可持续的创新能力，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
克鲁格曼命题其实不仅适用于东亚，也适用于印度、拉美、非洲……
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最富裕的20%人口吸引了92%的证券投资、79%的FDI；而最贫困的20%人口仅吸引了0.1%的证券投资、0.7%的FDI。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穷国相对富国来说，存在一些劣势，比如政治不稳定、富国的掠夺、权贵腐败、攫取性制度和掠夺风险等。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认为，如果穷国收益率足够大，足以抵消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卢卡斯，2005）。而且很多时候，资本并不是没有流向穷国，只是它们在攫取利益后又回到了母国。
为什么一些国家的资本形成被迫中断？为什么资本没有持续从富国流向穷国？为什么那些曾经被资本热烈拥抱过的地方，一场危机后就一地鸡毛？
第一，没有资本积累和投入，就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许多穷国常年陷于战乱、复仇，或者只进行低水平的农业劳动，或者闭关锁国，或者对资本的累积和流动采取严格的政治管束，那么，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不可能有资本积累起来，也就不可能有足够资本投入到经济生产领域。没有投入，物质资本的积累就会受影响，物质资本中蕴涵的先进技术也不能实现，就业机会减少，最终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甚至崩溃。就像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中所探讨的，贫困是因为其经济中存在若干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力量”，“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第二，资本市场不完全，价格失灵，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在苏联，资本积累的主体是国家的计划部门，资本积累的手段是国家动员、自上而下，资本形成的过程也不会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利润不是目标，股东不用担心风险，技术选择全由计划人员掌握。这种政治动员的方式初期能够立竿见影，但随着经济系统的复杂化，由于缺乏有效的价格信号，极有可能造成资源错配，导致增长的低效率。同样问题，也出现在许多伊斯兰国家，由于宗教的原因，这些国家普遍缺乏有效的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增长动能不足。
第三，技术发展落后，增长点难以为继，投资机会逐渐萎缩。最典型的例子是拉美国家，1900年时阿根廷人均GDP水平约相当于美国的70%，智利约相当于美国的54%，但到了2019年，两国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6%。20世纪3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相继走向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但工业科技含量不高，企业创新动力较弱，研发投入长期偏低，阿根廷、智利的研发强度不足0.6%，而日本已突破3%，韩国更是超过4%，中国也在2%以上。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1960年以来，拉美和韩国人均GDP上的巨大差异，绝大多数都能够被技术进步所解释。
从泰国到拉美，从马来西亚到墨西哥，短暂的繁荣总是被投机资本掏空。
如果说贪婪的国际投机资本是罪魁祸首，那么，增长的低质量才是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