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年轻的洲际交易所（2000年成立）以82亿美元收购纽交所集团。
纽交所仍然屹立在华尔街，但它再也没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大到不能倒
提到华尔街，总让人想起风流倜傥、飞扬跋扈的莱昂那多。
他饰演的“华尔街之狼”交织着金钱、欲望和贪婪，深入人心。
电影只是电影。百年华尔街的主宰绝不是这些奶油小生，而是高盛、花旗、摩根这些古老的名字。他们操控价值上百亿美元的大宗并购，他们直接影响总统和美联储的决策，他们的CEO换个岗位就是财政部长、SEC主席……
他们曾经有个共同的名字：投资银行。
大萧条导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要求，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J.P.摩根被肢解为摩根大通（商业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高盛、雷曼选择了他们擅长的投行业务，花旗则继续在商业银行领域狂飙突进。
20世纪60年代，随着401K计划[13]的实施，基金、保险等各种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上形成了巨大力量。20世纪70年代，证券化金融工具迅速流行。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来势汹汹，利率上限的Q条款被取消，利率彻底市场化，415条款加快了证券发行的程序，银行跨州经营限制被打破……
时代不断变化，一杯威士忌、一根雪茄加上个人魅力主宰的时代即将过去，投资银行更加专业化、技术化、数量化的时代来临了。
投资银行开始向交易型的金融服务商转变，大力开发商品、衍生品和资管业务。他们将触角伸到了世界每个角落，分享全球发展红利。他们放弃了近百年的合伙人制度，成为公众公司。他们化身为“门口的野蛮人”，利用垃圾债券和杠杆收购大展宏图。他们熟练地将各种金融业务联动起来，从中获取高额顾问、利息、承销等费用，同时利用信息优势翻云覆雨。
金钱永不眠、贪婪是好的……这是一个黄金遍地的时代。
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发现自己成为世界各地的宠儿，几乎无所不能：从兼并收购到资产管理，从财务咨询到证券清算，从承销发行到资金借贷，从权益产品到固定收益产品，从大宗商品到衍生品……
当投资银行成为宠儿时，一旁的商业银行却饱受金融脱媒的煎熬。大量贷款客户涌入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收益偏好选择不同的共同基金、私募股权、大宗商品、高净值个人服务……
可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两边都在迅速枯萎。
为了绕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藩篱，大型商业银行纷纷转型成为控股公司，由下设的证券机构主理投行业务。1968年，花旗就成立了控股母公司，并开始涉足投行业务，1998年，花旗收购了旅行者，一跃成为全球投行榜首。1989年，J.P.摩根重返阔别半个世纪的投资银行业，2000年合并大通曼哈顿银行，成为最大的金融控股公司——摩根大通。
在克林顿主导下，1999年美国通过《现代金融服务法》，长达半个世纪的分业经营才落下帷幕，全能银行再也没有法律障碍。
从此，华尔街的金融巨头在“大到不能倒”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就像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所主张的，这些巨头的CEO颇像旧时代的地主，只不过他们不控制劳工，而是掌握了现代经济中更加重要的资源的使用权：资本和信息。他们成了地球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那批人。皮凯蒂发现，18世纪时农地价值相当于全部资本的2/3，而21世纪的资本迥然不同，房产、商业和金融资本占到了90%以上。
比起硅谷巨头或石油沙皇，金融家才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真正主人。
以这些金融巨头为中心，保险、基金、衍生品、房地产、结构性投资工具、商业票据渠道……像俄罗斯套娃那样合到一起。这些连接千丝万缕，银行风险经理都难以理解，更别提让银行领导及时领会。高盛合伙人詹斯勒说，庞大复杂的金融机构的总裁们知道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项目吗？那是不可能的。
复杂化让金融巨头能够随心所欲锁定大量利益。但复杂化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决策失误、道德风险，也将金融业务和系统性风险紧紧绑在一起。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雷曼成为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美国政府组织了一个由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为首的救援小组。在保尔森的斡旋下，雷曼CEO富尔德四处求救……当所有买家都收手后，保尔森面临两个抉择，要么放任雷曼倒闭，要么政府接手。保尔森的选择是雷曼倒闭。保尔森牵强地解释说，雷曼没有提供充足担保，美联储无法援助。
2008年9月15日，全美第四大投行、拥有2.8万员工的雷曼宣布破产。
刚开始，媒体对政府不救助雷曼，还持肯定态度。但很快，事件开始重创信贷市场，股市暴跌，海啸来袭。
好莱坞电影《大而不倒》还原了这个场景。电影中，保尔森络绎不绝地接到各种紧急电话，华尔街大佬们抱怨雷曼倒闭让自己岌岌可危，法国财长指责保尔森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GE董事长的电话尤为刺耳：雷曼破产令GE出现资金困难，如果连GE都没法正常运营，美国所有生意都不要做了。
华尔街已经绑架了美国政府和民众。保尔森努力为这次绑架做了斗争，让雷曼倒闭，结果整个金融体系立刻风雨飘摇。很显然，他决不能再允许其他任何一家巨头倒下。保尔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市场再也经不起像雷曼倒闭那样的打击了。
在雷曼宣布破产后一个月，白宫宣布救市措施，其中包括动用2500亿美元购买银行股份。美国银行，250亿美元；花旗集团，250亿美元；高盛，100亿美元；摩根大通，25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100亿美元；道富，100亿美元；富国银行，250亿美元……也是在美联储提供的安全垫下，美林、贝尔斯登分别被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收购。
这些金融大鳄把整个美国经济都拉下水了，但还得给他们注资。
与此同时，美国国际集团（AIG）因为给各种金融产品提供保险而站在风口浪尖。在电影《大而不倒》中，保尔森的一番情绪激动的话解释了什么才叫“大到不能倒”：我们早上乘坐的班机是从AIG租赁的，市中心的建设是AIG承接的，8100万份寿险保单、账面价值1.9兆亿元，上百亿教师退休金，AIG的资产到处都是，你想要大而不倒？就是这个了。
如果AIG破产，整个金融系统全部完蛋。
鉴于AIG这种“大而不倒”的地位，美国政府向AIG进行了三轮注资，金额合计1823亿美元，最终持股92%，成为AIG最大股东。
没有得到政府救助的雷曼CEO富尔德，默默地在电视机前看着保尔森救这个救那个，说出了他在这部电影里的最后一句话：Motherfucker！
乡下人的悲歌
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届总统。
第二天，一本名叫《乡下人的悲歌》的书，冲上亚马逊销售总榜第一名，《纽约时报》对这本书的推荐语是：读懂特朗普为什么能赢。
这本书的作者叫J.D.万斯，从小生长在贫穷的白人群体中。但幸运的是，万斯高中毕业后加入海军陆战队，退役后上了耶鲁大学，接着在硅谷上班，过上了“拥有漂亮妻子，良好工作，有保障收入”的体面生活。
这看起来是一个励志故事，但万斯只不过是乌鸦变凤凰的少数个案。他的大多数亲人、儿时朋友，仍旧摆脱不了贫穷和困顿——他们的祖先曾在美国南方当奴工；后来又当佃农、煤矿工人；在较近年代里，他们成了机械工和工厂工人。在美国，“他们是乡下人、乡巴佬，或者是白色垃圾”。
万斯书写的地理坐标，叫米德尔敦，美国著名的“铁锈地带”。
这里曾因水利便利、矿产丰富而成为重工业中心。20世纪80年代，米德尔敦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市中心：购物场、餐馆、酒吧、杂货店……一应俱全。然而，随着钢铁产业的没落，工厂被废弃，机器布满铁锈，市中心沦为废墟，商店寥寥无几……
但是，万斯写道，如果你想找发薪日贷款商，米德尔敦市中心肯定有。
所谓发薪日贷款，是一种时间短、担保低、利息高、发资快的小额贷款。放贷者通常每次预付给借款者100-500美元。而借款者会签署一张远期支票给放贷者作为回报，其中包含贷款本金和申请费用，两周后放贷者将支票兑换。其中贷款申请费，可视为一种利息费，一般每100美元申请费为15美元。
发薪日贷款被称为“掠食的鲨鱼”，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去尝试。
但在万斯所处的世界，这都司空见惯。“我们无度地消费，……我们购买大屏幕电视和iPad。我们的孩子穿着高档衣服。但这一切都是靠着高利息的信用卡和发薪日贷款。我们花钱去购买不需要的房屋，然后再把房屋抵押掉换钱，最后宣布破产，等到我们清醒过来，已经不得不离开住得满是垃圾的房屋。”
当地议会曾讨论要控制发薪日贷款时，万斯却并不赞成。
万斯认为，发薪日贷款是他们唯一选择，否则他们连一个圣诞节都没法过。
《乡下人的悲歌》的背后是深陷贫困和借贷中的美国中下阶层。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工人工资水平增长陷于停滞，严重滞后于生产率的进步。在一般工人工资停滞的同时，收入不平等加剧。1980年，美国最富1%家庭占总收入约10%，到2007年达到23.5%，与1929年大萧条时期几无差异。
资料来源：《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
图14-3 美国最富1%家庭收入占总收入比例
从更长、更广的时空维度来看，这种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皮凯蒂的研究表明，在可以观察到的300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在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开始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年前大8倍（皮凯蒂，2014）。
在这个不断增长的蛋糕中，资本拿走的收益太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
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个人储蓄的崩溃和负债的增加。
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早期，美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10%左右，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一比率已经接近于零，个别年份甚至为负。
就像万斯所描述的，节俭没有什么用，我们花钱大手大脚，假装自己属于上流阶层。这些工人和工薪阶层通过金融市场的消费信贷和住房信贷维持生活水准，满足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方面的需求，而金融机构则从中抽取可观利润。
除了各种各样的消费信贷，美国还发明了一种叫次级抵押贷款的工具。
联邦政府向银行施压，必须为所在社区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有效银行服务。
次级抵押贷款主要发放给了美国工薪阶层中较贫困的部分，其利率是浮动的。2001年，次级贷在按揭中还不足5%，2007年超过13%。从2001年起，房利美和房地美开始购买次级抵押贷款，并将其证券化。起初，在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下，工薪阶层还贷压力还比较小，但从2003年至2007年，联邦利率从1.13%提高到5.02%。于是，次贷违约率迅速上升，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这次金融危机对股市和实体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也是在这次危机中，通用汽车不得不通过破产保护的方式自救。自救方式之一，是大量关闭工厂和裁员。
简斯维尔，这座存在过80余年的汽车城市，至暗时刻不期而至。
2008年12月23日，圣诞节前两天，通用汽车最悠久的装配线——简斯维尔工厂走到了最后一刻。大门挂上了锁，工厂一片漆黑，9000多名员工失业。
随着工厂的关闭，简尔维斯立刻出现了数家贷款营业网点。这些高利贷机构，接受工人们抵押的半个月后的工资单，提前支付现金，但是利息常常高达60%左右。一夜之间，这个生意开始繁荣起来。
从米德尔敦到简斯维尔，在美国历史上，有许多地区靠一个产业兴起，然后又随着产业迁移而衰落，大部分底层劳工的命运就像一叶扁舟，随波逐流。
在美国财政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同时，美国家庭也陷入债务模式。
债务，是这个金融帝国的生命之源。
经济学家格赫拉姆·拉扬在他的著作《断层线》中说，信贷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对抗社会地位下降的深层恐惧的手段，“让他们吃信贷吧”，很好地总结经济崩溃之前对狂热年代的赞颂。从此，这个债务和信贷的“气球”[14]就从未离开。
大债危机
与权势熏天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相比，49岁的约翰·保尔森不值一提。
2005年，约翰·保尔森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已近尾声。他管理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基金公司，出差坐经济舱，调研坐最后排，向上市公司提问时毕恭毕敬，相比华尔街的青年才俊和格林尼治的对冲基金大佬，他显得默默无闻。
房地产金融欣欣向荣，交易员们都在用高性能计算机模型来做决策……当整个华尔街都在讨论房地产和MBS时，保尔森却还在做保守的并购生意。
保尔森的老同学佩莱格尼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两次被解雇，两次离婚，几无积蓄，年届五十找不到工作，只好哀求保尔森赏碗饭吃。保尔森“大方”地给了佩莱格尼一个初级分析师的职位，这让他感激涕零。佩莱格尼每天起早贪黑，跟比他小20岁的同事一起，在格子间里做着分析和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佩莱格尼很快有了惊人的发现。
他的第一个发现是：自1975年以来剔除通胀的美国房价指数。1975年到2000年间，剔除通胀因素后，房价年度增长1.4%。但是接下来的5年，却以每年高于7%的幅度增长。因此，美国房价只有缩水40%才能同历史趋势吻合。而且，佩莱格尼还发现，历史上每次房价下跌，都会跌破趋势线。
他的第二个发现是：做多次级债券CDS。直接卖空房市，根本不可能。但CDS却是个完美工具。当时，房市一片大好，谁也不相信会发生违约，因此，给次级贷款保险的CDS十分便宜，只需要每年交纳1%保费即可。计算的结果激动人心，即使加上佣金，一年最多只亏8%，但却可赚1200%。
佩莱格尼在走廊里拦下了保尔森，向老同学推荐CDS，做空美国房地产。
保尔森被他的主意吸引了，立刻马不停蹄地开始筹资。
基于“房价存在40%泡沫”的判断，保尔森制定了交易策略，以12倍杠杆，做空CDO和ABX指数（次贷衍生债券综合指数），做多CDS。
本杰明说，世界上的麻醉物，最危险的当属低息贷款和超额信用。
2001年，受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恐袭影响，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将利率从6.5%一路降到1%。大幅降息刺激了借贷，尤其是家庭部门。
得益于日益宽松的货币政策，2000-2006年房价上涨了80%。
人们疯狂进入房地产市场，每年购房家庭比例几乎达到8%（一般约4%）。
一边是狂热买房，另一边则是狂热地为买房者提供资金。银行愿意提供更高额度，也愿意冒险，在提供抵押贷款前，不再要求收入证明，并大力推销初始利率极低（后期会上升）的浮动利率。这类次级贷款占了20%的市场份额。
银行一点儿也不用担心这类资产的流动性，因为他们很快将资产打包，以MBS的形式卖给了房地美、房利美等，然后改头换面变成了CDO+CDS，成为金融市场的宠儿。对于承销这些产品的投行CEO来说，他们在乎的是年底的分红和奖金，为此，他们将杠杆加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雷曼的杠杆是31倍，贝尔斯登的杠杆是27倍。万一破产怎么办？在他们看来，自己已经“大到不能倒”。
同时，外国资金大量涌入，参与泡沫。这部分资金很多来源于新兴经济体，比如中投就持有“两房”债券，香港也有不少投资者购买了雷曼迷你债。
强劲的资本流入，使美国公民能够得到借款，维持超出自身收入的消费水平。2006年，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已从2000年的85%上升到120%。
其中，债务增幅最大的，是位于最底层1/5的低收入群体。
历史上的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由众多平静支流汇聚而成的灾难。就像这个次贷危机，导致的因素纷繁复杂：货币政策、衍生品、道德风险、全球化……
但灾难的源头，仍是资本收益的边际递减。
不论是投向房地产，还是投向复杂的衍生品，总是会遇到魔鬼。
（1）随着资本成本升高，预期利润率降低。2004年起，美联储逐步加息，从1%提高到了2006年的超过5%。（2）系统复杂化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也加大了系统性风险。金融系统的复杂化和金融巨头大而不能倒，导致信息不对称、决策失误、道德风险……也意味着金融冲击能通过关联部门迅速向全球转移。（3）在大量资金的加持下，房地产开发出现相对产能过剩。从1995年到2005年，美国新的单位住宅建筑量翻了一番。
以保尔森为代表的“大空头”，只不过顺手推了一把。2009年初，全球各大银行及其他公司损失近3万亿美元，股市投资商损失近30万亿美元。华尔街五大投行无一幸存，不是破产、被收购，就是被迫转型。极度混乱后，美国政府被迫出台了一系列救市措施，接管两房和保险商AIG。
保尔森虽没有任何房市和次贷投资背景，却脱颖而出。
他是皇帝新衣里那个戳破谎言的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在了前面，利润之巨令人眩晕。保尔森公司前后盈利约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人口千万的国家的GDP总和。他个人收入将近40亿美元，接近一家中等规模的上市公司。他的老同学佩莱格尼也华丽转身，2007年奖金高达1.75亿美元。
当然，保尔森也背负了骂名，他的利润满是血腥味。
电影《大空头》的主角迈克尔·巴瑞，是第一个发现CDS这台末日机器引擎缺陷的人，也曾准备大举进入。但最后，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原因是查理·芒格跟他说：房地产市场崩溃，最终是政府买单，做空CDS赚的是纳税人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