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创新角逐的背后，本质是各国创新资本形成效率的竞争。在经济领域，只有新技术创造的新经济才能满足资本永不停歇、源源不竭的贪婪。资本是技术创新的发动机，也是创新扩散的播种机，资本既是起因，又是结果。
从曼彻斯特到硅谷
1810年，美国商人洛厄尔以养病为由前往英国。
洛厄尔此行有一个隐藏目的，就是学习引进英国先进纺织技术。
20年前，斯莱特冲破层层封锁，将水力棉纺机技术移植到美国，赢得了美国制造业之父的头衔。但英国纺织技术的王冠——蒸汽动力纺纱机，仍遥不可及。
许多美国人去往英国取经，但大部分都被英国海关扼杀了。
在英国游历期间，洛厄尔在曼彻斯特待了很长时间，目睹了蒸汽纺织厂的机器设备和管理方式。但他的异常举动被英国官方发现，并被重点关注。1812年，在返美的客轮上，洛厄尔被英国海军扣留，原因是涉嫌盗窃蒸汽动力纺织设计图。但英国海军并没找到证据，和斯莱特一样，他将图纸牢牢记在脑子里。抵达美国后，凭借惊人的记忆力，洛厄尔仿照并改进了蒸汽动力纺织机。
机器问题解决后，洛厄尔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本。
和水力纺织机相比，蒸汽动力纺织机需要更多资本。洛厄尔的自有资本只够建一个水力纺织工厂。在朋友阿普尔顿、帕特里克的支持下，洛厄尔创造性地采用股份制方式集资。1813年，洛厄尔筹集了40万美元，组建波士顿制造公司。
洛厄尔创造了历史，波士顿制造公司是美国历史上首个现代股份公司，这种集资方式将较大投资额化整为零，加快了投资速度，满足了社会化大生产需求。
当时，在《泡沫法案》的阴影下，英国对民间股份集资还畏首畏尾。
这种以股权为中心的制度创新机会，被美国人一把抓住了。
洛厄尔在沃塞尔姆建立了工厂。他强调人性化管理，主张对工人进行德智体教育，并开办学校，让工人孩子有学上。不幸的是，1817年洛厄尔英年早逝。
但洛厄尔的事业并没有中断。他建立的波士顿制造公司并不像合伙企业那样，因为创始人逝世而终结。从1822年起，波士顿制造公司的投资重心转向东切尔姆福德地区。为了纪念洛厄尔的伟大成就，波士顿商人一致同意将此地改名为“洛厄尔”。到1840年，波士顿制造公司已经拥有31家纺织工厂。
洛厄尔一跃成为全球纺织中心，被称为“美国的曼彻斯特”。
洛厄尔的纺织工业的繁荣见证了创新的典型扩散历程。
这条路线从英国开始，然后西欧（比利时、法国）、中欧（德国、奥地利）、东欧……但与法、德同时的还有美国。姜洪教授提出了一个疑问：这条创新扩散路线为什么不是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难道比利牛斯山太高吗？但阿尔卑斯山也不低。为什么不是在法国之后穿过地中海，去往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是地中海太宽了吗？那这些创新为什么又能横渡大西洋，到北美落地生根？
从1500年开始，西欧经历了漫长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浸染。
有限公司、债券市场和商业银行被发明出来，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带来了新思想、新制度，还带来了新阶层：企业家群体。当西班牙、葡萄牙把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富，用于维持王室贵族的奢侈生活时，英、美、法、德等地的企业家群体，则把这些金钱，通过日益完善复杂的资本工具，投向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希克斯教授考察英国的工业革命后就认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数在工业革命前早已有之，但业已存在的技术发明缺乏大规模资金以及长期资金的资本土壤，便不能使其从作坊阶段走向大规模的工业产业阶段，“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
按照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工业革命以来，约出现了五个技术周期。
每一轮周期大约40-60年。罗杰斯认为，创新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转化为大规模商业生产。这是勇敢者的游戏，既要克服既得利益者和世界观的压力，还要解决不断增长的资本需求问题。
第一轮技术周期，以纺织工业兴起为标志，时间是1770-1825年。
先行者们以合伙形式，在自己园子里“破土而出”，并沿着河流建立工厂。大量私人银行、乡村银行为工厂生产线建设提供了大额、长期、廉价资金。
第二轮技术周期以铁路、炼铁工业为标志，时间约为1825-1875年。
债券为大众投资者所接受，优先股广泛使用，股份制形式也满足了这一时代对巨额资金的需求。
第三轮技术周期是电气化和重工业化，时间是1875-1920年。
这时候的技术以霍夫曼的焦油化学、卡内基的酸性炼钢法、爱迪生的电气电力为杰出代表，巨型企业在“泰勒主义”下有序运转。金融资本一跃而起，成为主宰力量，现代投资银行和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股票市场在华尔街茁壮成长。
与此同时，一些嗅觉灵敏和有前瞻性的金融资本被分配到了实验室。
19世纪70年代，德国合成染料企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批工业实验室。1876年，爱迪生开创有组织的技术研究先河。1890年起，通用电气、杜邦公司、贝尔纷纷建立起了实验室，大批专业研究所诞生……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发掘技术潜在效率，并加速将其引入生产领域。
第四轮技术周期是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的时代，时间约1920-1975年。
在美国，以分工和专业化基础的刚性生产模式兴起，消费金融应运而生。
第五轮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成为社会基础设施，时间是1975年至今。
硅谷成为经济引擎，大量资本从美国东岸来到西岸，摇身一变成为标准化的风投基金，不断催生崭新的产业：半导体、计算机、软件、互联网……为了适应这些新产业的新需求，创业板市场建立，A、B股结构再次出现。
在信息技术引领下，人们的资产组合也在发生巨变，基金业崛起，高频交易、跨期套利等改变了人们的投资理念，证券化将一切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
表15-1历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发展阶段
资本在为技术创新提供持续动力的同时，也被改变得面目全非。
从曼彻斯特到硅谷，无论在哪一轮技术周期，资本市场都是组织和制度创新最活跃的领域。创新已成为资本的组成部分，两者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
经营风险的生意
一下飞机，年轻的分析师阿瑟·洛克就被旧金山温和宜人的气候吸引了。
旧金山冬季温和多雨，夏季干热，全年介于十几到二十几摄氏度。这种地中海气候，据说全球只有2%的地方能如此幸运。1955年，“晶体管之父”肖克利从东海岸贝尔实验室辞职，重归故里西海岸旧金山帕洛阿图，建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全年阳光明媚，实在令人难以抗拒。
但洛克此行并不是度假，而是去干一件不太见得光的事。
一个月前，洛克所在的斯通投资公司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来自肖克利实验室一群半导体科学家。他们自称长期受到肖克利的“虐待”，难以忍受其飞扬跋扈的管理方式，打算寻找雇主另立门户，“如果能找到合适赞助商，我们可以同时带来总数约30人的高级人才和一支出色的辅助员工队伍”。
洛克对这些人的聪明才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了解到半导体的商业潜力。洛克代表公司向众人提了个不同寻常的建议，由团队成员建立自己的公司，而不是寻找集体雇佣。斯通公司负责融资，作为回报，他们要求得到新公司部分股权。
洛克的建议使整个团队大吃一惊。
这些科学家一直生活在科研环境而不是企业环境下，他们从未想过要创建自己的公司。当时，也几乎没有科学家或工程师自己建立新的商业企业。
但是，他们觉得从职业发展角度，这个建议极具吸引力。
在接下来的筹资过程中，洛克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他联系了超过30多家潜在公司，但都被委婉拒绝。
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没有产品的公司，还是一个没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团队。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家军需承包商仙童摄影公司对半导体表示了强烈兴趣，并愿意打破常规。在洛克的周旋下，斯通公司代表团队同仙童摄影进行协商，签订了西海岸首批风险集资协议。协议规定，仙童摄影筹资建立仙童半导体公司，为其提供一年半的运营贷款——138万美元。斯通公司、8位科学家共同拥有这家新公司。协议规定，如果新公司取得成功，仙童摄影有权在2年后以300万美元或者在8年后以500万美元对之进行收购。
1957年10月，8位创始人离开肖克利，成立仙童半导体。
肖克利对8人的离开怒不可遏，称8人为“叛徒”。这8个人是：罗伯茨、克莱纳、赫尔尼、摩尔、拉斯特、格里尼克、布兰克和诺伊斯。
1958年初夏，仙童半导体向IBM交出了第一批产品。也在这一年，美国通过《小企业投资法案》，为风投公司扫清了法律障碍。当年，仙童半导体销售量为50万美元，到1960年，增长到2100万美元。
仙童半导体连续开发了平面工艺和集成电路，确定了硅芯片工业的产品、工艺和制造体系，使得高可靠性电子系统成为可能。
通过为仙童半导体筹集资金，洛克确信，温暖的旧金山圣塔克拉拉谷有一股吸引资金的巨大力量。在他看来，“钱虽然在东岸，但硅谷蕴藏着商机”。
1961年，在忍受了四年的夜间飞行后，洛克决定搬到加利福尼亚。
洛克离开了纽约，在旧金山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他先后直接或间接投资了科学数据、泰利达、英特尔……他还因为欣赏乔布斯的口才和活力，而成为苹果公司的第一个投资者……洛克的事业财运兴旺，从1961到1968年，他总共筹集500万美元，为他的投资人赚回1亿美元。
洛克不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但却是第一批吃螃蟹者。
沿着洛克的脚步，越来越多的东岸投资家搬到了西岸。在东海岸，金钱就是力量，金钱主导是商业上无须阐明的假设，“在波士顿，创业者穿戴整齐准时赴约来精诚打动投资者”。可是，西海岸不是这样玩的，真正的宝石是手握未来的企业家，而资金就是一种辅助物品。
根据协议，8人的股份被收购，但他们并没闲着，而是开始了新的“叛逆之道”。1961年，赫尔尼、罗伯茨和拉斯特创办了Teledyne。1962年，克莱纳创办了Edex以及后来著名的风投公司KPCB。1968年，诺伊斯带着摩尔建立了IT巨头英特尔。布兰克成了一名投资家和创业顾问。8人中唯一没有从商的是格里尼克，他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教授，并在1975年出版了《集成电路》。
从仙童开始，创新创业的基因镌刻进了硅谷的每一个细胞。
20世纪60年代，在洛克、戴维斯、克莱纳、钱伯斯等人的推动下，风投领域进行了一场无声的革命，他们为风险投资建立了一套行业标准，包括普通合伙、有限合伙、出资比例、薪酬体系、管理费率等。他们每个月都在旧金山大学城举办例会，交流信息。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从旧金山搬到了今天的沙山路。
表15-2 美国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和所投企业
资料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企业融资特点》
因为得天独厚的环境，沙山路很快就成了西海岸的“华尔街”。
高风险的投资事业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并在近代探险中发扬光大。在过去数百年里，从瓦特到爱迪生，创业者不得不依赖于他们的亲人、朋友、当地商人以及一些敢于为有风险的事业做出贡献的富翁。
但20世纪60年代开始，风险投资从个人爱好或富人副业，转变为一个行业。
为获取比股票、利息更高的收益，各类银行、养老基金、大学基金、保险公司、富人中产等纷纷加入进来，这些资金雄厚的风险资本成为“风险投资家的培训基地”。伴随产业发展的步伐，今天风险资本行业已经遍及全球。
风险投资总是和高科技联系在一起，从半导体、生物技术、个人计算机，到互联网、人工智能，风险资本成为20世纪下半叶技术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商业银行能干什么？
20世纪80年代初的硅谷，有许多影响深远的大事正在发生。
电子邮件诞生了，随后Internet起步；苹果上市了，市值为创纪录的13亿美元；IBM推出了个人电脑，采用微软系统……但对于比尔·彼格斯坦夫和罗伯特·梅德亚里斯来说，这一切似乎都和他们没有关系。这两位失意的高级管理人员，一到晚上就凑到一起玩一种叫德州扑克的纸牌。虽然他们也意识到，一场全新的高科技革命正在发生，但那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
沙山路的风险投资公司已经够多了，他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优势。
某天晚上，这几个哥们突然悟出一些道理，就像玩扑克一样，只要尽可能地了解对手，做好资金管理，就可以长期盈利。
自淘金热以来，旧金山就是美国西部的金融中心。人民银行家贾尼尼的小额信贷就是从这里走向全美。但为何这些银行几乎没有注意到硅谷正在发生的革命？银行一直专注支票账户、现金管理以及信用证、融资租赁，却不愿意和创业企业打交道。银行的特质是规避风险，而这与硅谷冒险的作风格格不入。
彼格斯坦夫和梅德亚里斯决定填补这个市场空白。
1983年，硅谷银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硅谷银行刚成立的时候，除了给新兴增长企业贷款，主营的仍是传统服务。但随着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金融脱媒现象日益严重，商业银行举步维艰。从1980年末开始，硅谷银行逐渐把业务对象调整为技术和增长型公司。为此，他们开始加强与硅谷的合作，彻底革新产品和服务。
“技术创新的中心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硅谷银行与风投、科技企业之间，不是简单的服务关系，而是一种强关系的连接（relationship）。
硅谷银行没有银行柜台，不吸收公众存款，其资金主要来源于贷款客户及风投机构。由于客户必须将资金存放在硅谷银行，银行可以有效对客户资金流向和资金利用情况进行监控，还可以分析客户公司运行情况，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而风投机构的存款多为活期账户，资金成本较低，有利于提高息差收益。
刚开始的时候，硅谷银行主要服务增长期和成熟期的高科技企业。
硅谷银行为他们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比如，根据创业公司的资产，为可收回账款提供贷款。硅谷银行还开发了大量现金管理业务，以使企业家可以安心经营公司，而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在公司现金流上。
硅谷银行也是美国唯一一家向未盈利公司提供贷款的银行。
同时，硅谷银行还为私募股权和风投基金提供贷款服务。
表15-2 硅谷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资料来源：《这里改变世界：硅谷成功创新之谜》（中信出版社，2013年）
后来，硅谷银行最重要的贷款产品逐渐变为创业贷款，市场占有率超过50%。
很多人问：“为什么硅谷银行能控制坏账率？”
硅谷银行接受专利技术作为抵押担保。除了获取利息收入，他们还设定认股期权，在企业公开上市或被收购时可以选择行权。硅谷银行还为创业企业提供多元化的增值服务，深度参与到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过程当中。
长期以来，硅谷银行客户主要集中在软件与互联网、硬件、生命科学与医疗三大行业。对于这些新设立、成长快但风险高的中小企业，硅谷银行采取的模式是投贷联动，贷款对象是接受过风投机构A轮或A+轮企业。
有人这样总结硅谷银行和一般商业银行的区别：
如果你确认拿到红杉的500万美元融资，然后你管银行要100万贷款。一般的商业银行会问你：红杉是谁？而硅谷银行会告诉你，100万美元已经打到了你账户上。
正是凭借这种与风险投资、创业企业的紧密合作和联系，硅谷银行逐渐成为一家关注创新领域的多样化金融服务商。今天，硅谷银行的业务范围早已突破传统商业贷款，涵盖证券投资、财务顾问、市场分析等各个领域。他们站在了创新创业的最前沿，并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1993年起，硅谷银行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是17.5%，而同期美国银行平均回报率是12.5%左右。
大象的华尔兹
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现代计算机ENIAC诞生。
ENIAC占地面积约170平方米，能够重新编程，每秒执行的运算速度，是手工计算的20万倍。
IBM总裁老沃森的儿子小沃森看到这个庞然大物时，立刻就被吸引了。
小沃森试图说服他的父亲启动计算机研发项目，但当老沃森看到科研小组的模型和预算时，他犹豫了。研发成本之昂贵，对IBM来说简直难以承受。这个真空管和电子零配件装成的巨大机器，吱嘎作响，丑陋难看，听起来像满满一屋子的人在织布。老沃森很怀疑这些机器的市场，他甚至断言：世界对计算机的需求大约只有5部。为此，父子俩经常发生争吵。
但老沃森还是妥协了，他已经70多岁，没有太多精力掌控全局。
1949年小沃森在当上副总裁后，把研发费用从3%提高到9%。小沃森招聘了超过4000名意气风发的青年工程师，还与麻省理工结成战略联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IBM收到了海军实验室的一笔订单：一台高速电子计算机。1950年，IBM长期欠款有8500万美元，而当年净利润只有3700万美元。这个军用电子计算机是IBM的一次大型冒险行为，仅设计和制造样机就需要花费300万美元，整个计划成本超过1200万美元。
为此，老沃森彻夜难眠，他害怕自己一生心血被无法无天的儿子糟蹋了。
1952年4月，IBM正式推出适用于军事领域的IBM701“国防计算机”。
除了军事用途，这款计算机还能批量应用到适合消费者需求的商用过程。“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盛赞这是“对人类极端智慧的贡献”。1956年，IBM占领了计算机行业约70%的市场，老沃森终于可以放心地把总裁职位交给小沃森。
IBM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科技巨头的革新和成长，就好像要指挥一头笨重的大象灵巧地跳起华尔兹。除了领导者的战略眼光，还有两个重要因素：政府支持和研发投入。
政府是科技进步的最大风险投资者。
高科技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个受益于技术军转民的最佳示范。
从长远看，IBM的发展与政府、军方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IBM与计算机相关的销售额超过一半来自两个军方合同：一个是B-52轰炸机的制导计算机，另一个是海军项目“半自动地面环境探测系统”（SAGE）。在整个50年代，仅SAGE就给IBM带来超过5亿美元的销售额。
在美国，政府不仅是公司规则制定者、产品购买者，也是早期系统开发的资助者。在大学计算机项目中，接受政府资助的占70%；电子工程的最初动力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军事需求；超级计算机的主要用户是军队、安全局和核武器实验室；第一批硅晶体管用户是空军及导弹系统，第一批集成电路用户是宇航局；互联网源于美国国防先进研究项目署，万维网则由欧洲粒子实验室发明……
政府是高科技的第一个客户，战争则是其第一个应用领域。
研发投入是企业锻造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20世纪50年代末，IBM的地位受到挑战。比如，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数据公司，出人意料地造出了CDC6600巨型机。这让IBM深感威胁。20世纪60年代，小沃森再次豪赌，高额投资研发新型计算机：IBMS/360。IBMS/360总共花费52.5亿美元，超过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工程”。但也是这款产品，让IBM再次称霸世界。
在IBM，研发一直都处于不可撼动的地位，这是IBM数次华丽转身的资本。
是不是研发投入越多越好？就像所有投资一样，研发也会遭遇边际递减。
20世纪90年代，IBM变得停滞不前。经过仔细分析，IBM发现在研发费用、研发损失和产品上市时间等方面远落后于业界最高水平。IBM研发占总收入12%，业界最高水平为6%。IBM研发损失是26%，而业界最高水平为3.3%。
1993年，郭士纳担任IBM总裁。他在大量裁员后，实施了一套名为“集成产品开发”（IPD）的研究管理体系，彻底摧毁旧有生产模式，从流程重组和产品重整等方面缩短产品上市时间、提高开发效率。IPD实施3年后，IBM研发费用从12%减少到6%，研发损失费用从26%减少到6%，产品上市时间大大缩减。
1994年底，IBM获得了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赢利：30亿美元。
为实现技术领先，除了自主研发，还有一条路：技术并购。
为了使IBM这只大象重新跳舞，郭士纳进行了许多大规模并购。1995年斥资35亿美元收购莲花软件，2002年收购普华永道的咨询部门和瑞理软件公司。2001年，IBM在技术界仅次于微软，名列世界500强前十。
2002年郭士纳离职时，IBM已从废墟上再度崛起，重现昔日辉煌。
沿着郭士纳指明的方向，在这之后20年里，并购重组成为IBM主基调。2000-2009年，IBM共收购了35家公司，仅次于思科（48家），高于微软（30家）和谷歌（17家）。2010年起，IBM收购范围转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仅大数据领域就超过30家，包括智能软件Cognos和统计软件SPSS。
但2020年，在世界500强的榜单上，IBM仍滑落到了118位。
大象能否再次起舞？
2019年7月，IBM以340亿美元巨资收购小红帽。面对亚马逊、微软、阿里巴巴等强劲对手，IBM选择开源技术一哥小红帽作为自己的杀手锏。这是IBM史上最大规模的收购，也是“百年老店”IBM为自己转型进行的又一笔豪赌。
技术英雄站上舞台
1995年春，佩奇遇见谢尔盖，两人一见如故。
那年佩奇22岁，谢尔盖21岁。沐浴在加州温暖的阳光下，两人争论起来，火花四溅。不吵不相识，智力角逐很快演变成长久的友谊。
与佩奇不一样，谢尔盖出生在莫斯科，是个不折不扣一代移民。谢尔盖的父亲曾在苏联担任统计官员，移民美国后成为一名数学教授。
就像历史上的伦敦、纽约一样，硅谷以开放胸怀收留各方人员。它的作用范围，不仅是加州4000万人，也不仅是美国3.3亿人，而是全球70亿人。
硅谷成功的第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系统。
在硅谷新创办的高科技公司中，超过50%公司创始人中至少有一位移民。
人们总觉得，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创新精神的群体。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项重要发明来自地域广袤的传统地区。从19世纪发明电话的贝尔，到杨致远和谢尔盖，再到特斯拉的马斯克，都是第一代移民。
风险投资非常愿意把钱交给移民，因为他们有改变自己地位的强烈愿望。
硅谷的多元文化，也使这些创业公司一开始就十分国际化。
1996年，佩奇和谢尔盖同时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为了完成论文，他们合作开发一个叫作BackRub的搜索引擎。这个搜索引擎在斯坦福大学的服务器上运行了一年多，最终因为占用太多宽带而引起校方不满。1997年，他们将BackRub更名为Google，代表10的100次方，意蕴无穷无尽的信息。
硅谷成功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处在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网络中。
斯坦福、加大伯克利、加大旧金山、圣何塞……这些大学培养了大批工程和科学人才，为硅谷的那些大型公司和初创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燃料”。
风险投资家德雷帕说，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
佩奇和谢尔盖的网站越来越受欢迎，这表明它可以商业化。
1998年8月，SUN公司的联合创办者贝托谢姆给这个尚不存在的公司开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为了兑现这张支票，佩奇和谢尔盖申请注册了一家公司，取名为Google（谷歌）。有记录表明，他俩当时还想回学校完成博士学位。他们先后联系了Excite、雅虎，希望以100万美元价格出售谷歌，但都遭到了拒绝。
1999年6月，红杉和KPCB决定向谷歌提供2500万美元风投。这被证明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回报最高的投资。在2007年时，其价值已超过400亿美元。
硅谷成功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建立了一套创新支持生态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为创业家提供资金、服务和咨询，帮助企业家成长的创投机构，是其中的“基石组织”。
硅谷以创新闻名于世，但其实硅谷的原创发明很少。硅谷没有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互联网、浏览器、搜索引擎、社交网站、智能电话……生物科技和绿色科技也并非出自硅谷。硅谷所起的作用，是使这些技术“迅速传播”。硅谷有着独特的、近乎魔鬼般的嗅觉，能迅速理解一项发明对于社会的颠覆前景，并从中挣到大钱。
硅谷文化的内核，是宽容失败，这使硅谷更善于科技培育和产业转化。
2000年以后，互联网泡沫破灭，裁员和破产席卷硅谷。
当很多竞争对手深陷困境时，谷歌趁机延揽人才。很多技术天才从其他地方赶来，与两位创始人一道工作。佩奇和谢尔盖慷慨给予了他们大量股票期权。
硅谷成功的第四个关键因素，是建立了一套以股票期权为代表的激励机制。
在硅谷，股票期权被视为首选货币，是员工奋力拼搏的催化剂。
2001年，谷歌开始盈利，第一笔盈利的收入达到了700万美元。
对于硅谷大多数企业家来说，IPO是最终梦想。他们可以沉浸在聚光灯下，用美元衡量自身价值。佩奇和谢尔盖也深知，从接受风投那天起，上市就不可避免。他们有责任让天使投资人、员工把所持股份变成现金，也有义务为风投公司的投资者实现收益。
在硅谷，律师、会计师和投资银行家的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创业公司IPO。但这些机构也饱受非议。KPCB创始人珀金斯就说：“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恶魔。”
既然上市不可避免，佩奇和谢尔盖就想按自己的规则来。长期以来，投资银行牢牢控制着IPO的整个过程。他们为公司股票定价，决定哪些投资者能够买到股票，并从中收取高额服务费，一般高达融资额的7%。华尔街还会故意压低IPO的价格，然后让优选客户在上市第一天就抛售股票并从中获利。佩奇和谢尔盖知道很多丑闻，有的不道德，有的违法，满是邪恶。
两人非常反感投行在收费上的垄断，也不愿卷入这种腐败堕落的体系。
在提交给美国SEC的股票声明中，谷歌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发行方式。整个上市过程，被称为高科技版本的“荷兰式竞拍”。谷歌先设定一个价格范围，根据在线收集潜在投资者的出价，计算能把所有股票都卖出的最低价格（结算价），等于或高于结算价的标单，一律按结算价得到配股。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投资者都可以有同等机会购入一些股份，没有人因为出身或人际关系被排除在外。
这是典型的谷歌方式，就像他们宣称的“不作恶”一样。
2004年8月19日，谷歌在纳斯达克以每股85美元完成IPO，筹集到16.7亿美元。负责上市的两家公司——瑞士信贷和摩根士丹利拿到的佣金不到通常的一半。这种发行方式帮助谷歌公平分配股票，牢牢把握住了主导权。
这是强势资本第一次向科技英雄俯首称臣。佩奇和谢尔盖打破了投行垄断，赢得了饱受投行压迫的企业家的尊重。人们猜测，这次公开募股是否预示着技术公司新时代的开始？从此，技术型企业家站到资本市场舞台的中央！
纳斯达克崛起
20世纪70年代初，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塑造了今天的华尔街。
首先是固定佣金制的终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机构投资者崛起，他们四处寻求较低的佣金比率。1975年5月，实施了近200年的固定佣金制寿终正寝。这个无可避免的结果，产生了残酷无情的赤膊竞争。客户必须得到随叫随到的待遇、最好的研究、持续不断的跟进服务。现在，许多美国券商已实行零佣金制度。
其次是全美市场体系的建立。美国资本市场是一个多类型、多交易中心的市场体系。1975年，美国国会下令建立全美市场体系（NMS），将美国的各个证券交易所和第三市场都连接起来。NMS意图建立一个全美范围的证券交易报价市场，提高竞争性和透明性，以使投资者能以最好的价格买卖股票。
比浮动佣金和NMS更重要的，是纳斯达克市场的诞生、崛起。
1938年，为了给场外市场提供监管指导（纽交所、美交所已内置监管职能部门），美国国会创立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那时候，优质公司在纽交所上市交易，这是一个上市标准相当严格的市场。次优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交易，准入条件要低一些。而那些在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进入标准就更加宽松了。
很多规模较小的公司，特别是那些刚刚成立不久的科技型创业企业，在公开发行后往往得依附场外市场一段时间，然后才有资格到那两个主要交易所之一上市交易。在场外市场，股票做市商一般会在前一天准备好报价，然后交给美国国家报价机构（National Quotation Bureau），报价机构再把报价印在粉红色的单子上发布出去。
所以，这种“场外市场”又被称为粉单市场。
问题在于，粉单是在不同时间里收集，又在不同时间里印出来，等到经纪人或投资者拿到粉单时，报价已经旧了。为了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己做主，为场外市场建了一个庞大的、专门收集和处理市场零散报价，然后再向市场发布统一股票报价信息的计算机和通信网络系统。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系统很快得到认可，一个全新的市场茁壮成长起来。
报价系统刚推出的时候，参与报价的证券数量有2300多只。第二年，纳斯达克交易量超过22亿股，接近当年纽交所成交量的一半。1975年，纳斯达克顺势推出了第一套上市标准，对挂牌公司的总资产、股本及资本公积、公众持股数、股东数及做市商数量提出了要求。从此，纳斯达克将自己与场外市场区别开，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上市场所。1975年底，纳斯达克共有上市公司2598家。
传统交易所将交易活动集中在交易大厅，采用每只股票由一个专家负责的股票拍卖机制。而纳斯达克的股票交易则发生在两个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做市商之间，通过电话或租用的通信线路来完成交易。相对交易大厅模式，纳斯达克是一个开放型的虚拟证券市场，特别适合于不同风险的市场参与者。
这时候的纳斯达克，已经成长为美国第二大证券市场。
纳斯达克在设立时，并没有专门针对新兴产业和高成长性中小企业这一概念，但他们设立的上市条件，正好适合于这类公司。而且，那些科技型创业公司如英特尔、思科、微软、苹果等，天生就认为与纳斯达克基因契合。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像纽交所那样的市场，人们站在交易席位旁，相互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会比计算机支持的系统更有效率，计算机是可以24小时不停运转的。
为了让科技公司更容易上市，纳斯达克取消了公司必须盈利的规定。
当纳斯达克的交易量迅速增加时，纽交所开始警觉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两家交易所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竞争。
为了抢夺上市资源，纽交所主席亲自上门推广。从1990到2003年，共有680家上市公司选择离开纳斯达克，转到纽交所挂牌交易。这些公司离开纳斯达克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公司成长起来之后，就希望到融资能力更强的市场上进行二次融资；二是寻求股票价格稳定性更好的市场，相比电子交易，纽交所的专家制度更利于市场稳定，比如在1987年股灾中，纳斯达克因为价格骤降而系统崩溃，而纽交所则通过稳定市场赢得了投资者认可；三是希望降低股票交易成本，20世纪90年代初，纳斯达克的股票交易成本一度是纽交所的两倍。
从1990年开始，纳斯达克开始着力塑造品牌形象，改进交易制度，提高定价效率，激活流动性，以保留那些已经成长起来的上市公司。纳斯达克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效果，一些优质公司留了下来。例如，微软、甲骨文、戴尔、英特尔等。如今，纳斯达克已形成全球精选、全球市场、资本市场、私募市场等板块体系，多达10余套上市标准，契合各个行业、发展阶段企业的多样化需求。
与纽交所相比，纳斯达克的高技术特征日益明显。
1971年，信息技术行业在纳斯达克数量、营收、净利润、市值占比为14.85%、14.18%、11.77%、14.93%，2019年这一占比分别为18.42%、44.62%、65.32%、60.12%。在纳斯达克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多数市场份额位列第一甚至垄断，如英特尔垄断高端CPU领域，微软垄断PC操作系统，ASML垄断高端光刻机市场，谷歌和脸书几乎分别垄断了除中国外的搜索、社交市场等。
表15-3 纳斯达克各行业占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企业融资特点》
纳斯达克的成功，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始重视创业板市场。例如，韩国1995年成立了科斯达克，英国1995年成立了AIM，香港1999年设立了创业板等。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真正改变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竞争格局的，不是彼此间的你争我夺，而是互联网。2000年开始，建立交易场所的技术门槛越来越低，新兴的ECN电子交易网络迅速发展，而后另类交易平台、暗池交易、新型证券交易所大量兴起，纳斯达克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传统交易平台。今天，新一轮技术革命已经起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也在深刻改变着交易所行业的组织形态、业务模式，交易所的功能和边界也在被重新定义。
大浪淘沙
1995年8月9日，网景公司IPO。
这一天被认为是互联网繁荣的开端之日，也是资本市场的一个转折点。
这家投资仅1700万美元、开业16个月以来从未有过任何盈利的浏览器公司，上市首日市值就突破了20亿美元，当年年底超过200亿美元。网景的免费浏览器使信息共享成为现实，让整整一代人沉浸在“万维网”当中。
现在的互联网思维，很大程度上由网景缔造。
对于许多关注现金流和盈利状况的投资公司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分析都会认为网景价格太荒唐了。但网景之后，再没有人以利润率来衡量一家科技公司，人们开始谈论用户数和点击量，谈论网络效应。网景IPO告诉人们，投资者对使用新技术重塑世界的新公司充满信心，他们也愿意为此承担风险。
科技股以高昂的价格告诉人们，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正在进行。
个人电脑和在线交流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并创造了新的休闲方式。越来越多的信息、图文通过互联网传播，人们希望得到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更快的上网速度、更多的配套软件，也催生电子商务等新的交易方式。
华尔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20世纪90年代，道琼斯指数上涨了5倍，纳斯达克指数也从1990年的不足500点上涨到2000年的5700点，上涨了11倍。
20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处于世界历史上财富创造的最辉煌时期。
在1988年《福布斯》美国财富榜上，沃尔玛创始人沃尔顿以67亿美元名列第一，入榜门槛2.25亿美元。沃尔顿成功的秘诀在于革命性地使用计算机记录、管理库存。到2000年，《福布斯》排行榜最低门槛是7.25亿美元。盖茨以630亿美元名列第一，这几乎是12年前美国首富资产的10倍。
更重要的是，这些富人大部分是白手起家。
在2000年的《福布斯》财富400强中，约2/3的富豪是从一无所有打拼进了排行榜，而只有19%的富豪是靠继承遗产上榜。
2000年3月，科技股泡沫开始破灭，纳指时而大幅下挫，时而小幅调整。随后“9·11”恐袭使泡沫雪上加霜。2002年10月10日，纳指跌至1108点。
伴随互联网概念股的估值回归，网景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
从1998年起，微软IE浏览器诞生后，网景市场占有率迅速下滑。随后，网景被美国在线收购，后又成为时代华纳的一部分。2003年7月，网景被时代华纳解散，网景的标志也从办公大楼中被去除。
网景已死，但WWW仍然活着。大量公司追随网景的脚步，背靠风险投资努力向前。这些公司不断改进技术，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质量。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企业倒下，但无数企业仍前仆后继地补上。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说法，这种“创造性”毁灭正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1990-2000年间，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两市共有IPO公司6507家，但截至2019年底，仍然存续的公司仅1180家，存续率18%。仅1999-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期间，就有超过30%的公司退市。科技公司的淘汰率更高，1999-2001年间，有899家科技公司IPO，到2019年底，这批公司仍然还在交易所交易的仅61只股票，存续率为7%（潘妙丽，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