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国共两党为了反抗压迫、争夺政权、发展经济，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资本动员。他们上下求索，也曾透支过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时间价值被重新发现，资本和科技的紧密融合，终于带来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革命路上没钱不行
1909年前后，是孙中山先生一生中最煎熬的日子。
从1907年5月到1908年5月，孙中山在粤、桂、滇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革命声势震动全国，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孙中山往返于广东、越南河内、新加坡等地，但经费越来越难筹集。
日本、越南、港英当局，都先后应清政府要求，下令禁止孙中山入境。
在各类筹款活动中，孙中山不得不一次次地求人帮助。为了取得洪门支持，他做了“洪棍”[15]。在新加坡，有人讥笑他是“孙大炮”，意思是只会耍“嘴炮”，他淡然一笑：我是革命的大炮。
最令孙中山感到心力交瘁的，是党内的诬陷。陶成章、章太炎以七省同志名义，写了一份《孙文罪状》，掀起规模宏大倒孙风潮。
倒孙运动虽没有什么威胁，却给他的筹款工作增加了困难。
1909年5月，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前往欧美，主要任务是筹集军饷。
在巴黎，孙中山想劝说法国资本家给一些贷款，却没有想到，法国新成立的内阁坚决反对。很无奈，满怀希望的孙中山，首次筹借外债遂告失败。
1909年11月，孙中山抵达纽约。他企图说服美国政界、财经界给予援助。即使他一再承诺如果建立新政府，即给予若干铁路建筑权、数种工商专营权、各类海关征税权等，仍没有获得分毫贷款。
到了12月份，孙中山不得不把眼光投向海外华人华侨。事实证明，华侨才是真正的革命之母。
1910年初，从美国旧金山到加拿大温哥华，孙中山在华侨中广泛游说。孙中山印制了面额10、100、1000美元的债券。许诺建立民国后，这种债券将成为法定货币，并将按等级给予投资者特殊荣誉和利益：购100元者，保证公民资格；购1000元者，享有经营企事业优先权；这样依次递升到100万元，可获得公园冠名权并树立雕像。这次孙中山筹得了相当于15万港币的资金，意外之余，也令他大受鼓舞。
4月28日孙中山抵达芝加哥，他很快得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
孙中山认为，广州起义失败“其原因皆金钱不足”，因此，孙中山加紧在华侨中募款。在同盟会芝加哥分会负责人梅乔林的建议下，孙中山决定设立“革命公司”，发行股票1万股，每股100美元，凡认购者即为同盟会会员，等革命成功后，股金加倍偿还。为此，孙中山还亲自撰写了《革命公司缘起》。孙中山认为，经费的筹集和接济，关系到革命的“事之成败，功之迟速”。
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孙中山就开始尝试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为革命筹集资金。从1895年的“中国商务公会股票”，到1917年护法运动中的“军事内国公债”，孙中山主导发行过10余次革命证券。
“革命证券”的发行，有效解决了革命“筹资难”问题，推动了民主革命进程。
表16-1 孙中山发行革命证券一览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
收到胜利消息后，孙中山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踏上去往欧洲的征途，试图向列强提出贷款要求。然而，他再次被无情拒绝。
面对财政困难，革命政府束手无策。他们翘首以盼，希望孙中山能够早点回国。除了他的声望，革命政府还把他当成“财神爷”。孙中山深有体会地说，“中外各报都传言我带了巨资回国”。事实上，他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上海。
在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后，孙中山首先面对的就是“库藏如洗”。
旧的税收体系被打破，新的税收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许多征税权不是被地方势力控制，就是被帝国列强把控，临时政府根本插不进手。
万般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好再次向列强低头，通过外债度过财政危机。
当时许多国家并不认为临时政府有偿债能力，诸多借款活动均告失败。不得已临时政府只好把沪杭甬铁路、汉冶萍公司和招商局作为抵押，向怀有极大野心的日本垄断集团借款。1912年初，临时政府向日本财团借款折合约1015万元。
表16-2 南京临时政府举借外债一览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也挖空心思发行公债，但最终只筹得173万元。
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三个月里，其财政收入1387万元，支出1549万元，基本入不敷出。更为严重还不只是赤字，是临时政府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借外债占2/3以上。
由于缺乏现款，临时政府的改组没有获得任何进展。
很快，孙中山决定的北伐被迫停止。孙中山承认，北伐“胜负之机，操于借款”。如果借不到钱，就如黄兴所说，“援滦兵可即日出发，惟苦于无饷无械不能多派”。张謇更直言不讳：“北伐紧急，财政竭蹶实在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由于财政困难，不仅北伐无法进行，四顾无援之下，孙中山只好妥协。
孙中山的一生都在为筹款奔波，但他将希望寄托在争取外援上。
一方面，革命只停留在反清和政权形式的更易上，任由地方势力和帝国列强攫取税款，断绝了临时政府的重要财源。另一方面，没有通过有效措施，把工人特别是广大基层农民群众动员起来，革命变成了无根之萍。
一场伟大的辛亥革命，至此宣告失败。
信交风潮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惧中病故。
这一年，孙中山已经50岁。他敏锐察觉到，帝制余孽仍十分嚣张，军阀割据也愈演愈烈。但他能作为的空间很小，因为手中没钱，革命力量非常薄弱。
在北京政府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后，他决定罢兵，不争政权。
孙中山急切地想通过举办实业来建设国家，为革命筹集资金。
1916年12月，在一位日本朋友建议下，孙中山联络了上海商界领袖虞洽卿，决定在上海开设交易所，试图以盈利所得偿付中华革命党债券的本息及实业建设所需巨额资金。他们挂起“通记”的牌号，对证券、棉花、棉纱、金银等行业进行了深入调研。1917年1月，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等八人附议，向北京呈请成立上海交易所。呈文写道：外国交易所反客为主，致使商业枢纽全为外人操纵，主权尽失。建立交易所的目的，是“助中国一盘实业之发展”。
不巧，北京张勋复辟，孙中山匆忙赴粤主持护法运动，随后被北京通缉。
1918年初，在张静江、蒋介石等人倡议下，筹备工作重新启动。
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举行开幕式。孙中山寄来了贺词，“倡盛实业，兴吾中华”。这是近代史上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开张伊始，生意兴旺，各种证券及花纱买卖平均每日可收取佣金2000余两。到年底，交易所半年盈利达50余万元，年收益率100%。交易所本身的股票也因此成为抢手货，每股票面为12元5角，不久高达60元以上。
交易所也招致不少反对声音。江苏议员黄申锡认为，这是“国中极大赌场”。
在交易所200个经纪人中，有个“茂新号”，股东包括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茂新号资本额3.5万元，分为35股，其中蒋介石4股。
起初两年，他们赚了至少超过800万元。
茂新号所赚的钱，一部分作为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资助孙中山护法革命，寄给了革命烈士的遗孤家眷；另一部分则供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在上海挥霍。那一年蒋介石日记中，随处可见“胡吃海嫖”。1920年岁末，蒋介石发现全年花费达七八千元，不禁在日记中自责：“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
如果日子就这样过，蒋介石会在“金灿灿”的大道上一路狂奔。
然而，命运还是在背后，用力地推了他一把。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巨额收益令人眼馋。1921年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上海面粉交易所等相继成立。这些交易所开业后成交量屡创纪录，股价飞涨。大利当前，各行各业都觉得交易所是个致富捷径，于是群起效仿，一时掀起设立交易所的热潮，大至金、棉、粮，小至竹、木、纸，大伙买空卖空、大力加杠杆。
当时，金融行业刚刚起步，全国银行不过80余家，总资本才5000余万元。但到1921年底，上海前后共有136家交易所设立，资本总额超过2亿元。同时，大量信托公司应运而生，资本总额达8000万元。这些信托公司和交易所一样，以自身股票充作交易所投机筹码，与交易所之间相互利用，火上浇油。
1922年初，上海春节前银根渐紧，期股交割无法如约完成，市场信用崩盘，接着股民恐慌，股票抛售，击鼓传花的游戏结束了。
挤兑潮汹涌而至，蒋介石的操盘手洪善强服毒殒命，几乎所有交易所停摆。
茂新、鼎新等蒋介石参股的经纪机构陆续倒闭。这次股灾让蒋介石负债60多万元，穷得连蒋经国的校服都付不起。蒋介石的债主都是上海青帮大佬，得罪不起。在虞洽卿的斡旋下，黑帮头子黄金荣帮蒋介石把债务扛了下来。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可能会给你打开另一扇窗。
发财大梦破碎后，蒋介石只得穿上军装，跟着孙中山一心一意干革命。
在交易所这段日子里，蒋介石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人结下深厚友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蒋介石集团核心。而经纪人这段经历，使蒋介石认识到证券市场的巨大魔力，这将成为他的重要财源。
黄金十年？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举行成立典礼。
上午9时，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陈果夫等人出席了仪式。在宣读定都宣言后，胡汉民发表演说，表示一致拥护蒋总司令。
但是，国民党各个派系间的混战还没有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是他们的眼中钉；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从1927年到1937年，内外战争没间断过一天。10年时间里，军费增加了近5倍，每年军费都占总岁出的近1/2。当税收搜刮不足，发债成为重要手段。
1927年5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不到半个月，即以江海关附税为担保，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月息7厘，期限30个月，用途为“充国民政府临时军需之用”。从此，公债成为南京政府除税收之外的最大财源。在约10年时间里，按千家驹的统计，南京国民政府共发行各类公债55种，总额超过约26亿元，同期还借入外债约8000万美元。
这些公债大部分由银行承销，他们也是国民政府最大的债权人。银行既把公债当作投资，也作为纸币发行的储备金。购买公债的还有钱庄、工商企业、民营公司和个人公民等。
1927年，国民党军队刚进入上海时，强制富商购买公债的情形时有发生。如果承销者稍有勉强，就会遭到黑社会暗算。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因对库券摊派有所迟疑，蒋介石马上授意查封其产业。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先施老板欧炳光等都遭遇过各种威胁。正是通过强制手段，国民政府才勉强推销出早期几笔公债。
但从1928年起，公债逐渐成为金融市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
因为许多公债是折扣出售，而债券偿还仍以票面价值计算，所以实际收益较高，1929年1月为12.44%，1930年1月为18.66%，1931年9月20.9%（潘国琪，2003）。当时银行定期存款年息6%—9%，商业贷款10%—20%。公债收益不仅高于存贷款，也高于几家著名企业的红利：中国银行7%，商务印书馆7.5%。
蒋介石很清楚，必须有一个流动性高、规模大的二级市场，公债发行才能成为长久之计。这个重任落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等机构的身上。
随着发行、交易机制的完善，上海及全国各地的交易所，纷纷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公债上。1927年公债成交量约2.4亿元，到1931年已达39亿元，为全部公债发行额的3倍以上。人们购买债券，不仅为了利息收入，更是追求买卖差价。
在茅盾小说《子夜》中，从银行职员、钱庄跑腿、工厂老板、大学教授，到交际花、达官贵人、金融巨头，无不在交易所进行公债投机。一位叫冯云卿的地主，不惜利用自己17岁的女儿施美人计，到“公债魔王”赵伯韬那里刺探消息，可因为女儿不懂空头、多头等金融知识，导致冯云卿误解意思而倾家荡产。
公债也彻底改变了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上海资本家吸收了国民政府约1/2到2/3的公债。由此，国民政府不仅弥补了财政亏空，也把这些大资本家拉上了“贼船”，获得了维持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20世纪30年代初，有价证券已占当时银行总资产15%以上，而银行收益至少1/3和政府有关。当各个银行的保险柜里塞满了政府债券时，银行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命运与南京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
尽管战争阴影挥之不去，但国民政府仍迎来了“黄金十年”。
根据孙迪的研究，在约10亿元经济建设公债中，超过50%投到了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有44%投到了金融领域，还有约1%投到了电气电力、丝织纺织等实业。罗斯基估计，1931-1936年间年均固定投资30亿元，总量超过国内总产出的10%，而且其中84%资金来源于国内自身资本积累。
跟随中央军的扩张步伐，各省联络公路、纵贯南北铁路相继开工。
到1937年7月，已构筑起一张贯穿大半个中国的公路网和两条纵贯南北的铁路网，总里程分别超过12万公里和8000公里。交通加快了信息传播，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降低了流通成本，也促进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力。
这段时间，中国的确经历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工业化：
上海市的发电量已超过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和伯明翰。
纺织工业产出是1920年的3倍，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纺织品生产国之一。
从1912-1936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4%，高于日本的6.6%。
许多人觉得，近代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罗斯基等人认为，在抗日战争前数十年，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进步，在1918-1936年间，全国人均产出和消费都有持续增长，总产出增长率约38%—42%，人均产出增长率约22%—24%。
1937年，中国出现了北平、上海、天津等人口过百万的大型城市。
然而，在这“黄金十年”当中，中国农村却陷入了“总崩溃”。
南京政府10年间，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落，日用品价格飞涨，农民几乎陷入绝境。1934年《农情报告》指出，农民虽极端勤劳，却不得温饱，大多数为赤贫……与美国相比相差10倍收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死亡率全球最高，是美国死亡率2.5倍，也显著高于印度；从1931-1934年间，中国农业总产值下降了47%。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乡村社会却急剧衰退。傅葆琛写道：“城乡两区，一个迈进，一个落后，形成一种畸形的现象。”
1927年初，毛泽东考察了湖南5个县的农民运动。经过这次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这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等战略提供了支撑。1930年1月，在远离城市喧嚣的井冈山八角楼，借着微弱的灯光，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1937年的中国，绝望与希望并存。
烧钱的抗战
繁荣和现代化之路刚现微光，但这一局面很快被1937年7月的卢沟桥战火打破。
紧接着，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12月，南京被攻破。很快，江南各省也沦陷，沿江、沿海繁华富庶之区尽数落入日军之手。1938年底，日本已占领中国土地的1/3，农业基地的40%，工业基地的92%。
剩下的省市，除了四川稍好些，其他都是经济很落后的地区。
关税只剩不到10%，盐税下降到战前的一半，统税下降了七成。
与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相对应，是军事开支爆炸式增长。战前军费支出占预算38%，1937年起，逐渐高达70%以上，1945年达87.3%（梁发芾，2015）[16]。1939年6月，孔祥熙密报蒋介石，抗战一年半，财政支出约33亿元，收入只有7.6亿元。而全面抗战的8年中，收入平均不到支出的1/5，有的年度甚至只有1/10。
拿破仑曾说，对于战争，有三件重要的事，金钱，金钱，更多的金钱。对这个道理，民国政府了然于心。1938年3月，国民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提出战时经济政策。这些措施包括：调整税制，发展了3种新税：食盐战时附加税、货物税和直接税；实施专卖，决定对盐、糖、烟、酒、茶叶、火柴6种重要消费品实行专卖。此外，还有三个重要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发行公债。
但这时的公债，已逐渐失去了战前10年举足轻重的地位。
战前公债占财政赤字的比重约80%—90%，战时逐年下降，最低一年仅3.7%。与战前相比，10年以上的长期公债占比75%，有的甚至长达38年（潘国琪，2003）。遥遥无期的偿还时间使人们视购债如畏途。战争状态下，由于担心行市波动造成金融动荡，损害政府信誉，国民政府干脆以非常时期为由，反对交易所复业。
二级市场不复存在，公债只能在黑市以极低价格出售，流动性极差。
国民政府推销公债虽然不遗余力，但公债销售业绩却并不如意。从一开始的自由认购，到劝派并重，再到强制摊派，公债政策逐渐走上穷途末路。
第二个办法是海外援助。
孤立无援的中国很难进行持久战，海外援助也十分重要（杨格，2019）。
战时，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了约2.5亿美元、年息3%的贷款；美国借给了中国6.7亿美元，年息为4%；英国借给了中国2.3亿英镑，年息在1.5%—5%之间。这些借款是易货借款，即用中国钨、锑、锡、丝绸和茶叶等偿还。
美军还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的驼峰航线，在三年多时间里，向中国空运了超过70万吨物资。为此，美国损失近500架飞机，牺牲了1579名飞行员。
此外，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祖国的抗战捐款超过13亿元法币。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3/4。
第三个办法是发行钞票。
当穷尽一切手段，仍无法支付巨额战争费用时，只好大力开动印钞机。
1936年法币发行额12亿元，1941年151亿元。从1942年起，法币发行像一匹脱缰之马，当年为344亿元，到1945年达10319亿元（杨荫溥，1985）。
对于那些销售不出去的公债，也以“总预约券”形式抵押给银行，取得银行垫款。银行垫款事实上加剧通胀。马寅初称为“烟幕下的通胀”。
到日本投降前夕，战前1元法币只剩5毫，贬值了2000倍。战时通胀提供了财源，但它对政府信誉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
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中产阶级，使得有效管理几无可能。更严重的是，国民政府没有认识到通胀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通胀就像毒品一样，极易上瘾。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把枪口转向了共产党。为了支撑全面内战，他如法炮制大量印钞，3年时间里，货币发行量从约1万亿元，增加到600多万亿元（杨荫溥，1985）。1949年4月，上海物价上涨了6.3万倍。1937年4月能买3733石米的钱，到此时只能买一粒米。
红色证券
在19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但毛泽东并没有多大话语权，从上海赶过来的博古、张闻天才是党和军队的核心。
尽管面临不少窘迫，毛泽东仍专心致力于经济社会等工作。
从1930年开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数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2年6月，苏区政府决定，向工农群众募集革命战争短期公债60万元，年息为1分，半年还本付息。为了号召工农群众购买公债，苏维埃政府发出布告，公债不但有利息，能按期偿还，还能买卖、抵押、缴纳租税，与其他财产有同等价值与信用，“大家踊跃购买公债，即是积极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
1932年10月，苏区政府又发行了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为了节省印刷费用，这一期部分公债还采取了“旧票新用”的做法，即在已经兑付回收的第一期公债背面加盖“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印章”，再次发行。第二期公债从发行之日起仅半个月，就销售出去128万元，超出发行计划。
1933年7月，苏区政府决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利息6厘，5年偿还，其中100万“供给革命战争经费”。同年8月，在中央苏区南部17个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做了重要报告（该报告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改名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他认为，那些以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从事经济建设的意见是不对的，“要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
遗憾的是，1933年9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后，红军开始长征。这一期经济建设公债大部分并未按时偿还。
1953年12月，中央财政委员会发出通知，对革命战争时期未进行偿还的各类公债，开始收兑偿还。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根据地公债的偿还问题仍未完全解决。198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通知，对过期公债券继续进行偿付。
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共发行了70多项公债。
这些公债种类多样，既有革命公债、救国公债，也有经济建设公债、救灾公债，还有稳定市场秩序的金融公债、应付通胀的折实公债、适应小农经济的实物公债、用于土地改革的土地公债等。公债一般都允许买卖、抵押或者是作为他种现款的担保品之用，但不能当作货币使用。不过，可能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根据地，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过有组织的债券二级流通市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发行了少数股票。
股票的发行主体主要是银行。闽西工农银行、湘赣工农银行等都曾采取股份制形式，公开发行股票。以闽西工农银行为例，将20万资本金分拆成20万股，每股1元，以大洋为单位，除发动群众踊跃购买外，还要求各机关工作人员、合作社、粮食调剂局等按收入购买。股票采用无记名式，分1股、5股、10股这3种。银行赢利的20%做公积金，20%奖励工作人员，60%归股东按股分红。
当然，为了维护稳定，严格限制了股票交易和继承。闽西工农银行股票就明确规定，不得在市面流通买卖。
根据地各类股票虽然名为“股票”，持股人也享有一些股东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按股分红，但在持股数量和表决权上有许多限制，普遍存在同股不同权现象；股票收益不仅包括盈余分红，还包括具有固定收益性质的股息；股东有退股的权利，发行主体也可以主动退还股金。这些“红色股票”，其实具有很强的债性。
“红色证券”虽然不完全符合现代金融对债券、股票的定义，但适应了当时根据地小农社会经济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严酷战争环境下进行的金融创新。这些资本形成方式有力缓解了根据地财政压力，在支援革命战争的同时，为根据地经济、民生建设提供了资金，为团结群众，打破敌人封锁奠定了基础。
解放总动员
抗战结束以后，日军败退，东北一片空白。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东北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85%，跃居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是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
得东北者得天下。国共两党都明白这个道理。
1946年4月底，东北四平保卫战正式打响，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终因寡不敌众撤离。在经历前期的艰难防守后，东北民主联军很快进入战略反攻。在1947年秋季攻势中，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了东北大部分地区。紧接着，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在一个个战役中被消灭殆尽。
决定胜负的不仅是战场上的较量，更是交战双方经济实力的抗衡。
为什么拥有雄厚财力、美国援助的国民党政权，仓促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而凭借广大农村根据地，既无财富又少外援的中国共产党，居然越打越强？
解放战争开始后，为了争取胜利，必须增加收入，动员更多老百姓参军。1946年5月，就在四平保卫战的胶着时刻，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这是一次“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配第曾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谁能快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能掌握先机。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民受压制的命运，并让广大农民获得了政治地位。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为保卫自己的政权而战。在1948年下半年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时，有上百万的农村青年踊跃参军，成为解放军的骨干力量。更有几百万农民参加了各种支前活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流汗流血。
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地区掀起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
当时农村生产力极其低下，生产工具严重不足，青壮年都当兵去了，剩下的基本是老弱妇孺。中共七大号召，要把我党合作社经验和制度在解放区尽量推广。合作社不仅是组织农民生产、改善军民生活的一种形式，也是一个强大的动员工具。1949年，全部解放区共有各类合作社30000余个，社员达3000万人。通过合作社，共产党把自己的命运和广大基层农民紧紧联结在一起。
合作社种类多样，除了生产、供销合作社，还有信用、粮食合作社等。为了防止被少数人控制，一般要求一人持股总额不得超过10股，并规定无论股份多少，表决权以“一权为限”。合作社设有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审查委员会等。
这种以劳动合作为基础，吸收股份制的做法，是劳动和资本联合的新形式。
这些政策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在东北，一个大生产热潮在广阔的平原上开展起来。尽管1948年春天发生了自然灾害，但东北解放区农业仍然增产12%。
在掀起农业生产热潮的同时，中共也非常重视保护和发展城乡工商业。
在合作社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私营资本也被有效利用起来。
1946年11月，中共合江省委[17]在《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决议》中提出，要大量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到三个月，吸收游资接近5亿元，31个行业如化工、罐头、皮鞋、机械等纷纷恢复生产，税收增加，有力支持了前方作战。
194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遣了一批经济干部，带着部分资金去往大连。他们接收了大量日本遗留工厂，创建了关东实业公司。他们学习苏联计划管理经验，统一调度资金、供销和人事，对生产经营进行了严密分工。1948年，关东实业产值617亿元，是1947年的5倍，拥有造船、纺织、化工、煤炭、皮革、汽修等37个企业，为战争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刘统，2004）。
与此同时，一大批军工企业在东北拔地而起。1947年底，毛泽东电示林彪和东北局，要求东北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支援全国作战。1947年11月，东北就已建立完整的军工产业链。在计划经济的管理优势下，1948年的产能为手榴弹200万个，子弹2000万发，迫击炮50万发，六〇炮弹50万发，山炮40万发。
能打赢国民党的美式飞机大炮，依靠的绝不仅仅是“小米加步枪”。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超强动员能力，是国民党所无法比拟的。
当解放区经济逐渐稳定、人民热烈支前、工商业恢复生机的时候，国统区却物价飞涨、社会动荡、腐化横行，人民对国民党的经济改革完全丧失信心。英国作家肖特写道，毛泽东依靠的是“群众的集体意志”，即民心所向。
当1948年底大决战来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集体意志”的坚强领导者。
继续革命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文章激情澎湃地写道：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革命的步伐。
1949年10月1日早晨，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耀在北京的天安门的城楼上。
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革命仍没有结束。
在广大农村，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大部分地主被彻底打倒，但一场更大的合作社运动悄然掀起。从1952年到1958年，一场以土地公有化、生产合作化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狂飙突进。在这场合作化运动中，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乃至观念形态，继土改之后再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在所有制形式上，土地私有制土崩瓦解，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土地最终成为“集体所有物”，被纳入到了合作社统一经营的范畴。
在生产方式方面，合作化运动试图对农业生产实行类似企业般的精细化分工和管理，农民不再有权安排自身的生产地点、劳作时间及生产内容。
在分配方式方面，合作化运动中的“工分制”改变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所劳与所得有了变化，种什么、种得好不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获取工分额。
在广大城市，1952年以后，私营钱庄全部停业，私营银行、企业分步骤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国家对私营企业逐步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确立。
1956年1月，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上海举行20万人的盛大游行，敲锣打鼓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有资本家代表说：“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
1966年9月起，资本家定息停付，公私合营完全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在金融领域，证券大楼早已被查封。军管会为保护人民利益，采取断然措施，把投机奸商一网打尽。1952年天津证券交易所并入天津投资公司，北京交易所也停业。
1950年到1958年，中国大陆先后发行了6次公债，连本带息总额48.2亿元。这些公债只能还本付息，不能买卖和转让。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还向苏联借款14.06亿卢布。这些内债和外债分别于1968年和1965年还清。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
从1957年到1976年，举国上下不断掀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高潮。
这场运动以取消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为起点，延伸到“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最后发展为“树下搂把叶叶，地里捡把茬茬，都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韭菜，割不解决问题，必须斩草除根”。
大规模的运动席卷全国，老百姓无一例外都参与其中。
在一个极度落后的社会体制中，革命以打破旧制度、旧阶层为己任，总是畅快淋漓、激动人心。但如果革命异化成为目的，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后来反思，“文化大革命”走到极端，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吃的大亏。
重新发现时间的价值
1974年4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这是邓小平首次去美国。在纽约，邓小平只停留一周多，日程排得很满。
4月13日，星期六，阳光很好。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征求邓小平意见：“要到纽约什么地方看看吗？比如双子大厦、自由女神、大都会博物馆……”邓小平对这些地方没有兴趣，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华尔街。”
唐明照提醒他：“周末华尔街的交易所、银行全休息，没有人啊！”
邓小平的回答很干脆：“没有人也可以看看么。”
1974年，在那时中国人眼里，华尔街是反动的金融寡头大本营，是罪恶之源。第一次到美国，仅有一次观光机会，邓小平却执意要去看华尔街，这让唐明照有些错愕。唐明照避开警卫，陪同邓小平到华尔街去转了一圈。
当天邓小平话不多，只是简单说了几句，“美国这个国家历史不长，对它的发展我们要好好研究”。对此，《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这样评价，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他具有一种寻找实力的真正来源并理解这种来源的本能”。
1978年，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国家工作重心再次回到了经济建设上。
这年春天，中央出台了规划，8年内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投资规模相当于前28年的总和。
可是，资金和技术从哪里来？
1978年6月，邓小平阐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的紧迫性。7月，在国务院务虚会上，邓小平提出，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金。领导层逐步统一了思想，决定放手利用外资，借钱搞建设。
1979年下半年，财政部增设了“债务处”。11月，比利时贷款3亿法郎，用于河南平顶山电站项目；随后科威特贷款4亿元，支持厦门修建机场。从1992年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银行最大借款国。这些外债成为我国水利热电、铁路港口、石化冶金等3000多个项目建设的重要保障。
几乎同时，面对巨额财政赤字，内债发行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借鉴20世纪50年代公债基础上，1981年中国发行了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10年还本付息，年息4厘，自发行第6年起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
当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
这给债券发行带来极大困难。不少人反映，“不知道还能不能在活着时拿到本息”。除非强制摊派，当时国库券柜台销售几乎“完全失败”。
1988年4月开始，财政部在全国7个大城市试点，允许国债买卖，让老百姓手里的国库券得以提前兑现。1991年，放开城市扩大至400个城市。
由于不同城市间国库券价格存在差异，“黑市”应运而生。
著名的散户投资者“杨百万”就是在低价地区收国库券，然后到高价地区抛售获利。
1990年，刚刚成立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决定利用最新科技手段做一个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STAQ系统开通后，游走在各个城市间的票贩子急剧减少。
从此，国债走上了快速发展历程。2019年底，国债余额已达16.65万亿元。
图16-1 改革开放以来国债数量和国债余额
在现代经济学上，国债收益率（特别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又被称为无风险收益率，是市场其他资产价格的定价基础。国债收益率往往也是经济增长的领先指标，比如收益率下降被认为是一国经济衰退的象征。
可以这么说，国债是一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尽管资本市场大步向前，但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停过。
货币作为社会生产资本，数年后会增殖，这被称为货币的时间价值。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观念并不被广泛认可。1982年，樊民在《经济研究》上认为，运用货币的现值观念，有助于正确评价投资效果，王隆昌在《金融研究》撰文，资本化的货币时间价值，这是货币的第六职能。很快，他们的观点遭到批驳，有人认为“货币时间价值”是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掩盖了剥削关系，是一种荒谬、反动的理论。还有人认为，货币的时间价值不宜引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场争论持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但在会计实务领域，“货币时间价值”早已大量应用，比如复利值、现值的计算等。国内会计领域的学者、刊物，无不认为货币具有时间价值，认为在会计管理领域应该引入货币时间价值，以指导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时间有价值，未来才有希望。
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蛇口建设总指挥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一次袁庚代表政府去香港买一栋大楼，约定在星期五下午2点预付定金2000万港元。办手续时，卖主将汽车停在门外没有熄火，一等交易完成，立即带着支票跳上汽车直奔银行。原来接下来是周末，如果当天下午3点前不能将支票交给银行，就要损失近3万元利息。
这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让袁庚脑海中萌发了“时间就是金钱”口号。
1981年，袁庚把这句口号写在一个红色广告牌上，竖在蛇口工业区。这块牌子很快引发震动，各种非议接踵而来，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为了大局着想，袁庚只好暂时把牌子拆下来。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同志视察蛇口。在此前一天，袁庚要求工程公司连夜做出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架在蛇口一个醒目的地方。这句口号究竟是对是错？他想从邓小平口中得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