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视察途中，袁庚趁机向邓小平提起心中深藏已久的话题。
邓小平同志随之作了肯定的答复：“对。”
深南大道2012号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那一年的深圳，远没有今天那么耀眼。
虽然是个特区，但1988年深圳GDP只有广州的36%，排在佛山之后。当时的深圳，华为刚刚创办，主要业务是代理销售交换机。马化腾还在念中学，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也刚成立，只有万科完成了股份制改造。那时候的深圳，主要以“三来一补”、承接产业转移为主，谈不上什么技术含量和自主创新。
但那年的深圳资本市场，已经呼之欲出。
1988年底，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44岁的禹国刚担任其中的专家小组组长，开始着手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禹国刚带领专家小组翻译了200多万字的境外资料，编成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这本书绘就了深交所和资本市场的蓝图。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业，当天只有深安达一只股票，共成交五笔。
深交所刚成立时，采用的还是口头唱报和上板竞价的手工交易方式。但到1992年，深交所就推出了自动撮合系统，逐步实现委托、撮合、清算、交割的全流程电脑化、无纸化。在1993年的会员大会上，禹国刚激情澎湃地向会员阐述了深交所中长期战略目标：将深交所建设成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辐射能力较强的、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亚太地区一流的证券交易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后，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实现了二战后美国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开创了以新经济为标志的崭新时代。
在中国大陆，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姓资姓社”的争议障碍逐渐解除。当市场经济的浪潮扑面而来，欢呼与喧嚣，眺望与迷惘，前行与阵痛，也一起骤然降临。
这时候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在深圳，1994年开始停止审批“三来一补”等项目。在1996年的“八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将深圳打造为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区域制造业生产基地，深圳开始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当新世纪快要来临的时候，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办。
马化腾拿着改了6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跑遍了会馆，推销QQ、推销腾讯，最终引起了IDG和盈科数码的重视，拿到第一笔风投资金。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交所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创业板。
十年磨一剑，直到2009年10月，创业板才正式启动。创业板以贯彻落实自主创新国家战略、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为使命，成立十年来，公司数量已超过800家，其中超过九成为高新技术企业。伴随创业板快速发展，我国创投机构管理资本量也从2009年末的1605亿元增长至2018年末的2.4万亿元，居世界第二。创业板作为风投的重要退出渠道，有效实现了创新与资本的良性循环。
通过创业板的建设，科技创新也镌刻进了深圳和深交所的每一个细胞。在深圳，以深交所为核心，也逐渐汇聚成了一个由股权投融资、证券承销、第三方服务等组成的创新资本生态体系。深圳活跃的创投机构超过5000家，管理资产规模达1.5万亿元。深圳不再是一个小渔村，它正在成为中国硅谷。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增速换挡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目标和要求。
改革开放4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在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之间的转移。当前，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如何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技术和产业的更新换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能否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科技创新的角逐，本质是创新资本形成效率的竞争。
2014年初，深交所搬家，新的地址是深南大道2012号，这里是原高交会馆旧址。新时代，新形势，新挑战，深交所也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新使命。
如何发挥交易所的核心枢纽作用，引导各类资本源源不断流向科技创新领域，促成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2020年8月，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顺利落地，深交所服务科技创新再次出发。在深交所最新的发展战略中，愿景是成为“优质的创新资本中心，世界一流的交易所”。
尾章 未来之路
在技术周期的黄昏时节，会有两种力量同时聚集。一方面，长久建立的产业面临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痛苦，并伴随经济社会政治的困境。另一方面，当传统技术范式所开拓的利润耗竭，资本会变得越来越愿意尝试新出现的富有吸引力的事物，并愿意去承担由此所带来的风险，这将推动新一轮技术高潮涌现。
至暗时刻
2020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全球。这是1918年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紧接着，美联储两次紧急降息至零利率，推出前所未有的2万亿美元大规模QE计划。在全球范围内，交通运输、住宿旅游、文化娱乐等行业几乎停摆，整个工业供应链体系几近断裂，金融危机来势汹汹，新一轮经济萧条几乎扑面而来。
这是全球经济金融的至暗时刻。
但疫情只是导火索，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技术周期已经接近尾部，新的增长点还没有找到，资本形成正再次遭遇边际收益递减魔咒。一位叫作卢娜的作者说，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停滞的困境远超我们的想象。
2011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在《大停滞》中断言，人们已经摘完“所有低垂的果实”。这些果实，包括数百年来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巨大的人口教育红利，同样包括科技创新。二战后，抗生素、电视机、电脑、核电站、航空航天、互联网等相继面世，那些定义了现代世界的东西，大部分都已经完成。
2013年，《自然》发表了一篇悲观的文章《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灭绝》，“天才就像命运多舛的渡渡鸟一样灭绝了。”新理论越来越难提出，伟大创新寥若晨星。近60年来，再无获得共识的伟大化学、物理学理论问世，再无激动人心的科学理论得到验证，再无发明创造可用“灯塔”来形容。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也没有一个突破性产品诞生，那些被人鼓吹的大数据，更像商业手段。
2016年，美国经济学戈登提到，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技术革命已接近尾声。“曾经我们想要能飞的汽车，今天我们得到的只是能输入140个字母的推特。”一切只是消费主义的表面繁华，信息大爆炸后，人类的命运打了个结。互联网科技龙头盘踞各大交易所市值前10名位置，但这些高科技公司也相继出现创造力枯竭的迹象，越来越难以找到获利丰厚的投资项目。
半导体领域，受摩尔定律影响，技术改进难度加大，但预期收益却在下降，2019年销售额同比下降12.1%。在通信领域，随着4G用户渗透率上升，通信市场饱和，我国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只增长0.8%，美国为3.8%。在消费电子领域，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出货量已连续多年下滑，2019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下滑约7.5%。在互联网领域，2019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同比仅增长3.36%。
与此同时，企业实际利润开始原地踏步。天风证券宋雪涛认为：美国企业总利润停留在2014年的水平，企业利润占GDP比例停留在2005年的水平。
许多科技企业只好投向金融化，通过回购推高自己的股票价格。
肆虐的风雨之后，科技的停滞远超想象，我们正冲入一段幽暗的隧道。
直到新冠疫情拉开了债务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大幕。
走向边际递增
1986年，罗默曾在《政治经济学》上发表文章《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
从亚当·斯密开始，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熊彼特、哈罗德、索罗……一代代经济学人都一致认为，技术是重要因素。可他们都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即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完全由经济系统外部确定并输入系统的变量，它只对系统产生影响而不受系统的影响。这些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角度认识到，资本投入的增加引起了产出的增长，但他们也承认，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
但罗默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对持续的增长进行解释。他认为，不同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递减性，“知识”作为一种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当这种要素投入生产时，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在罗默的视野中，技术进步是内生的，也就是说，存在资本和技术进步相互促进的机制，国家必须以对设备投资的同样方式对待知识投资，构建资本投资与技术创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罗默的理论颠覆了传统经济学中的边际收益递减，他站在了凯恩斯肩膀上。
2018年，罗默因为该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回顾5000年人类的资本形成史，从凯恩斯到罗默，结合当下技术周期的演化，避免边际收益递减后崩溃的根本方法，是打造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体系。不断有新的资本累积起来，不断优化资本形成渠道，不断推动新的增长点迭代出现，让人们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这个耗散结构体系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1）建立边际递减思维。资本无论投向何方，不管是农业、商业，还是军队征服、革命战争、远航贸易，抑或某种技术范式，都逃离不了边际收益递减的魔咒。没有任何一种模式可以一劳永逸，必须时刻树立边际递减的忧患意识。
（2）开放的意义重大。以开放的姿态承认并接受不确定性，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是耗散结构体系从无序到有序的第一步。许多创新只有通过外国的直接投资或对外国人的开放才能获得，许多知识缘于自由获取和利用。从荷兰、英国，到美国，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边际收益递增的重要基础，而其中，移民往往是最具创新力的群体。
（3）资本的原始积累十分重要。许多穷国常年忙于战乱、复仇，或者只进行低水平的农业劳动，或者闭关锁国，或者对资本流动采取严格的政治管束，那么，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就不可能有资本积累起来，也就不可能有足够资本投入到经济生产领域。没有投入，物质资本中蕴涵的先进技术也不能实现，就业机会减少，最终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甚至崩溃。
（4）资本形成的核心机制是价格发现。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后来的伦敦、纽约，敏锐的价格发现机制是这些世界金融中心的基础。判断资本市场功能是否完善，不是看股指涨跌，更不能看交易量和换手率，而是风险定价的准确、有效和专业。只有定价准确、合理，资本才能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
（5）警惕复杂化，提高治理能力。对复杂化的投资，总是会在达到一个边界后，不可避免地产生边际收益递减，并进入一个崩溃性日渐增强的阶段。复杂化曾让金融巨头能够随心所欲获取大量利益，但也带来信息不对称、决策失误、道德风险，产生系统性风险，最终让整个经济社会付出沉重代价。警惕复杂化的另一层含义是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经济调控的灵活和精准程度。
（6）引导资本投向科技进步、教育研发、产业升级。无论是蒸汽机的发明和铁路的推广运用，还是电气技术的崛起，以及原子能、航天技术、生物工程、互联网等的快速发展，每一项科技成果的大规模运用，都离不开资本的先导和催化。科技进步是迭代递进的，效率呈指数上升。当一种类型的科技产业出现边际递减，另一种迭代科技又会推生新的超额利润区域。
不畏将来
2020年初，在逐渐显现的衰退威胁中，全球经济迎来“黑暗开局”。
技术周期、金融周期尾部叠加，“黑天鹅”乱飞，“灰犀牛”乱撞。
至暗时刻，全球大变局快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
熊彼特认为，当经济周期从景气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
因此，每一次萧条都孕育着新技术革新的可能。
经济技术周期的黄昏时节，按照佩蕾丝的观点，会有两种力量同时聚集。
一方面，在某些以往增长最快、获利颇高的部门，资本边际收益开始达到增长极限。越来越多的资本从景况不佳的经济中流出，却发现市场能够获得丰厚回报的机会日益减少，从而成为“闲置资金”。长久建立的产业面临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痛苦，并伴随经济社会政治的困境。
另一方面，当传统技术范式所开拓的利润耗竭，金融资本受到压力并开始寻求其他有利可图的或是令人兴奋的事物，并且愿意去承担由此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不仅包括投向遥远的国家和地区，也包括投向重大技术创新。前者可能会产生债务危机，而后者则将推动新一轮技术高潮的涌现。
20世纪90世纪年代的时候，比尔·盖茨写了一本书叫《未来之路》。
在这本书中，盖茨试图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认为未来之路不是由沙、石、泥土等构成，而是由信息构成。正如盖茨所预见的，信息数据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关键生产要素。
今天，人们又在想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未来之路”。
有人总结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26项代表性技术，大部分（11项）还处于实验阶段，比如人造器官、超导材料等；部分（6项）进入中试阶段（正式投产前的试验）；还有部分（9项）则已进入早期应用阶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在一些人看来，未来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但这些道路将由什么铺就，通向何方，又能走多远，没有人知道。
表尾章-1 新一轮科技革命代表性技术进展（何超，2020）
资料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新轮科技革命下企业融资特点》
全球科技创新的角逐，本质是创新资本形成效率的竞争。近年，为了适应科技企业的发展，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各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层次、产品服务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成熟市场都在积极利用最新技术成果，纷纷通过建立股权众筹、社交交易、双重股权、直接上市、私人市场、设立多套上市标准等方式，提高对科创企业的包容度，提升创新资本形成效率。
适应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和需求，资本组织形式必将发生巨变。互联网金融热潮已过，当年疯狂的P2P现在死了，留下一地鸡毛。数字货币来势汹汹，有人把它当成新的共识和信仰，有人却认为这只不过是个骗局。挂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名词的金融科技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其中有创新，也有泡沫。但正如熊彼特所认为的，“泡沫通常发生在新产业或新技术出现的初期”。
过去10年，世界上的所有政府和银行，都在疯狂地印钞票，盼望科学家和工程师能够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设法想出能够力挽狂澜的创世发明或重大发现。
如果实验室的脚步跟不上泡沫破灭的速度，经济前景就会令人十分担忧。
这是我们有生之年亲历的惊险一幕，也是通往未来的必经之路。
伏尔泰说：“不确定让人不舒服，可确定又是荒谬的。”至暗时刻，就像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的诗句所述：请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即使压力如影如魅，也要怒斥，也要在抗争中憧憬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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