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暖化的世界
让适应气候变化而设的投资项目具有吸引力，同时评估金融市场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
我一直在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实现零排放的目标，以及为什么需要很多创新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但创新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前文讲的那些绿色产品，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足够大的规模，才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人，无论收入水平如何，都已经在遭受某种气候变化的影响。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适应不断暖化的世界。随着海平面和冲积平原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把家和企业安在哪里。我们需要强化电网建设，需要加固海港和桥梁。我们需要种植更多的红树林（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红树林，请继续往下看），需要改进风暴早期预警系统。
我会在本章后面的部分讨论这些问题。现在，我要讲的是那些我最先想到的、会在气候灾难中遭受最大痛苦的人以及最需要帮助的人。在电网、海港或桥梁方面，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忧虑。他们是我在开展全球健康及发展工作中遇到的低收入群体，同时也是气候变化中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他们的故事反映了同时对抗贫困和气候变化的复杂性。
比如，2009年，我去肯尼亚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调查对象是耕地面积少于4英亩的农民，或者用开发领域的术语来讲——小农。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塔拉姆一家——拉班·塔拉姆、米丽娅姆·塔拉姆以及他们的3个孩子。我去参观过他们的农场（见图9–1[1]）：沿着肯尼亚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埃尔多雷特郊外的一条土路出发，走几英里就到。塔拉姆一家并没有多少钱，除了几间带茅草屋顶的圆形泥屋和一个畜棚，几无其他财产。他们的农场面积约为2英亩，比一个棒球场还小。然而，就是这一小片土地吸引了方圆几英里的数百名农民前来参观和学习。
拉班和米丽娅姆在他们家大门口迎接我，然后跟我讲起了他们的故事。两年前，他们还是从事自给农业的小农户，同大多数邻居一样，他们家也曾处于赤贫状态。他们种植玉米和蔬菜，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拿到集市上去卖。拉班还会外出打零工，以维持一家的基本生活。为增加收入，他买来一头奶牛。这对夫妇一天挤两次牛奶，早上挤的牛奶卖给当地的商人，换取一些现金，但数额不多；晚上挤的牛奶留着给全家人喝。总共算下来，这头奶牛每天可以产3升奶，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五口之家，每天卖出和喝掉的牛奶还不足1加仑。
图9-1
注：2009年，我在肯尼亚卡比耶特的一处农场见到了农场主人米丽娅姆·塔拉姆和拉班·塔拉姆，他们有一个非常棒的成功故事，但气候变化可能毁掉他们已经取得的所有成果。
在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塔拉姆一家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他们现在有4头奶牛，每天可产奶26升，其中20升出售、6升自用。这些奶牛每天可以给他们带来近4美元的收入，在肯尼亚这一地区，这样的收入水平足够他们重建房子、种植专用于出口的菠萝，也足够他们供孩子上学。
他们说，生活之所以好转，是因为附近新开了一家牛奶冷却厂。塔拉姆一家及周边的农民可以把他们挤的牛奶卖给这家工厂，这家工厂则通过冷却设备将牛奶冷却存储后运送到全国各地，从而让牛奶卖出更好的价格。此外，这家工厂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着培训基地的角色。当地的奶农可以来这里学习养殖技术，了解怎样饲养更健康、更高产的牲畜，怎样给奶牛接种疫苗，以及怎样对牛奶进行污染检测以确保产品卖出好价钱，等等。如果牛奶不符合标准，他们还会获得关于提升质量的建议。
在肯尼亚，也就是塔拉姆一家生活的这个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全世界有5亿个小农农场，约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2]尽管从业人口庞大，但由小农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非常少，因为他们根本没钱使用那么多涉及化石燃料的产品和服务。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而言，一个肯尼亚人仅相当于一个美国人的1/56[3]，肯尼亚农村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少。
但如果你记得第六章中讲到的牛的问题，你就会立刻意识到这里的困境：塔拉姆一家买了更多的牛，而牛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过其他牲畜。
就塔拉姆一家而言，他们的做法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很多贫困农民在赚了钱之后都会投资高价值的资产，比如购买鸡、山羊和奶牛，因为这些动物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而且通过卖奶、卖蛋还可以获得额外的现金收入。这是明智的决定，任何关心脱贫行动的人都不会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问题难就难在这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做的事情会导致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这就是我们需要创新的原因，即帮助贫困人口在不加剧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
一个极其不公的残酷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基本没有做任何导致气候变化的事情，其所承受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却最大。对美国和欧洲地区相对富裕的农民来说，气候变化带给他们的只是一些麻烦，而对非洲和亚洲地区的低收入农民来说，气候变化的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旱灾和洪灾的发生会越来越频繁，农作物绝收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牲畜可吃的少了，产的肉和奶也就少了；空气和土壤失去了水分，植物赖以生存的水也就少了。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数千万英亩的农田将处于严重干旱状态。各种农作物害虫泛滥成灾，因为它们要寻找更适于生存的环境。农作物生长季也会变得越来越短，如果升温4摄氏度，那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生长季会缩短20%，乃至更多。
当你苦苦挣扎在生存边缘时，这当中的任何一个变化都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你没有任何积蓄，而种植的农作物又全部死了，那么你没有钱再买多余的种子，等待你的将是一条绝路。再者，这些问题都会导致粮食价格上涨，使得穷人更难以承受。受气候变化影响，数亿人将面临物价飙升的挑战，而在他们的总收入中，原本就有超过一半花在了食物上面。
随着食物越来越匮乏，富裕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本来就已存在的巨大鸿沟将进一步拉大。目前，就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而言，乍得是芬兰的50多倍。受日趋严重的食物短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孩子将无法获得成长期所需的全部营养，这将导致其身体的抵抗力下降，他们就更有可能死于腹泻、疟疾或肺炎。研究发现，受升温影响，到21世纪末，因高温天气死亡的人数每年可能多达1 000万（大致相当于现在每年死于各种传染病的人数总和），其中大多数集中在贫困国家。而在贫困国家侥幸活下来的儿童则更有可能罹患发育障碍类疾病，也就是说，身体或智力无法得到充分发育。
因此，气候变化对贫困国家造成的最糟糕的影响是降低其国民健康水平，使得国民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营养不良率和死亡率上升。所以，我们需要向极端贫困人口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改善健康状况。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我们需要提高营养不良儿童的生存率。这意味着要改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加强疟疾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以及继续为腹泻和肺炎等疾病提供疫苗。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但我们知道怎么做好这些事情。比如，作为一个疫苗项目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2000年以来已经挽救了1 300万人的生命，这堪称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4]（为这项全球事业提供捐助是盖茨基金会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我们不能让气候变化打乱这一进程。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加快进程，为其他疾病研发疫苗，比如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并让每个需要疫苗的人都能够接种。
其次，我们还需要从源头着力降低儿童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随着人口的增长，全球贫困地区的食物需求量可能会增加一倍，乃至两倍。所以，我们需要帮助贫困农民种植更多的粮食——即便是在旱灾和洪灾来袭的时候。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将在下一节做进一步论述。
我跟富裕国家负责监督对外援助预算的人打过很多交道，他们之中一些非常好心的人甚至曾告诉我：“我们过去资助疫苗，而现在需要建立气候敏感型援助预算。”他们这番话的意思是要帮助非洲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
我告诉他们：“请不要把资助疫苗的预算拿去生产电动车。在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中，非洲仅占2%的比例。你真正应该资助的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我们能帮助贫困人口适应气候变化的最好方法就是确保他们足够健康，确保他们能在气候变化中生存，并实现繁荣发展。”
你可能从未听说过CGIAR[5]，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组织大概是在10年前，那时我正着手研究贫困国家农民面临的问题。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在确保家庭，尤其是极端贫困家庭获取营养食物方面，没有哪个组织比CGIAR出力更多。在开展创新以帮助贫困农民适应未来气候变化方面，也没有哪个组织比它所处的位置更好。
CGIAR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研究组织，简单来讲，它致力于帮助培育更好的动植物基因。正是在墨西哥的一家CGIAR实验室，诺曼·博洛格（你可能还记得我在第六章讲过他）在小麦培育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进而引发了绿色革命。受博洛格启发，CGIAR的其他研究人员也成功培育出了高产抗病水稻，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组织在牲畜、土豆和玉米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帮助减轻了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同时改善了他们的营养水平。
很多人都不知道CGIAR，这的确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细想也不奇怪。首先，它的名称常被人误以为是“cigar”（雪茄），觉得它与烟草行业有关。（事实并非如此。）另外，CGIAR不是一个单一组织，而是由15个独立研究中心组成的网络，其中大多数都使用令人难以分辨的首字母缩略词来指代，它们包括CIFOR（国际林业研究中心）、ICARDA（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CIAT（国际热带农业中心）、ICRISAT（国际半干旱地区热带作物研究所）、IFPRI（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ITA（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ILRI（国际家畜研究所）、CIMMYT（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P（国际马铃薯中心）、IRRI（国际水稻研究所）、IWMI（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和ICRAF（世界混农林业中心）等。
尽管CGIAR偏爱“字母汤”[6]，但在为世界贫困农民培育新的气候智能型农作物和牲畜方面，它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最爱举的例子之一就是该组织研究人员培育的抗旱玉米。
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玉米产量低于世界其他地方，但那里有超过2亿个家庭靠种植这种农作物维持生计。天气越是反复无常，农民面临玉米减产的风险就越高，而在有些时候，甚至还会出现颗粒无收的情况。
为此，CGIAR的专家培育了数十种适于非洲不同地区种植的抗旱玉米新品种。起初，许多小农不敢尝试种植新品种。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苦苦挣扎在生存边缘，你也不会冒险种先前从未种过的种子，要是它们死了，那你就没有任何后路可退了。但在专家向当地农民和种子经销商说明了新品种的种种优势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改良的玉米品种。
很多家庭的生活由此发生改变。比如，在津巴布韦的干旱地区，相比于种植传统玉米品种，种植抗旱玉米后每公顷多收600多千克（即每英亩增产500多磅，足以维持一个六口之家9个月的生活）。对那些选择出售玉米的种植户来说，所获收入足够他们供孩子上学，也足以满足家庭其他需求。CGIAR的专家还致力于培育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的玉米品种，以及抗病、抗虫害或抗杂草的玉米品种。他们帮助当地农民把作物产量提高了30%，同时也在帮助他们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
CGIAR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玉米种植领域，在该组织的不懈努力下，新型抗旱水稻正在印度快速推广，因为受气候变化影响，即便是雨季，干旱期也越来越长。CGIAR还培育了一种绰号为“潜稻”（scuba rice）的水稻品种（见图9–2[7]）。正如该名称巧妙所示，这种水稻可以在水下存活长达两个星期。一般来说，洪灾时，水稻会把叶子伸展到水面之上；如果被淹没时间过长，它们就会在试图逃离水下环境的过程中耗尽能量，最终因能量枯竭而死。“潜稻”不存在这一问题，它们被植入了一种抗洪涝的基因——SUB1，因此在遭遇洪涝灾害时，它们会停止伸展叶子，进入休眠状态，直至洪水退去。
CGIAR的工作重点除了培育农作物新品种，其旗下科学家还开发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便于农民使用手机上的相机识别危害木薯（非洲的一种重要经济作物）的各种病虫害。他们还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利用无人机和地面传感器帮助农民确定农作物所需的浇水量和施肥量。
图9-2 一片种植“潜稻”的农田
注：作为新培育的水稻品种，“潜稻”一次最长可在水下生存两个星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因为洪灾将越来越频繁地爆发。
贫困农民需要更多类似的进步技术，但要提供这些服务，CGIAR和其他农业研究机构需要更多的资金。农业研究长期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加大对CGIAR的资助，从而使它帮助更多的农民，正是全球适应委员会[8]的主要建议之一——该委员会由我本人、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共同领导。[9]毫无疑问，我认为这样的钱花得值：就CGIAR的研究而言，每1美元的投入会产生大约6美元的收益。即便是沃伦·巴菲特，对这种回报率的投资也会举双手赞成，况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能拯救生命。
除了帮助小农提高农作物收成，全球适应委员会还提出了3项与农业相关的建议。
第一，帮助农民应对越来越恶劣的天气带来的风险。比如，政府可以帮助农民种植更多种类的农作物，饲养更多种类的牲畜，这样即便某个领域出了问题，他们的生活也不会陷入困顿。政府还应该探索如何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与天气相关的农业保险，帮助农民挽回相关损失。
第二，重点关注最弱势的群体。虽然妇女并不是唯一的弱势群体，但她们是最大的弱势群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文化上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等，农村女性的处境比男性更艰难。比如，她们可能无法获得土地权，无法获得用水的平等权利，无法获得购买肥料的资金，甚至无法获得天气预报信息。所以，我们需要推动女性财产权的实现，并为她们提供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技术建议，等等。这些做法的回报是巨大的：联合国下属某机构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女性能够获得和男性一样多的资源，那么在同等的土地上，她们能多收获20%~30%的粮食，从而使全世界饥饿人口减少12%~17%。[10]
第三，将气候变化纳入政策决策。用于帮助农民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非常少：2014—2016年，政府花在农业部门的5 000亿美元资金中，只有极小一部分被用于减缓气候变化对贫困人口的冲击。政府应该拿出相关政策和激励措施，帮助农民在种植更多粮食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概括来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富裕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要负最主要的责任。极端贫困人口所负的责任最小，但其所受的冲击最大。他们理应得到世界的帮助，也需要得到世界的帮助，而且是比现在更多的帮助。
* * *
我在过去20年里开展了一系列与全球贫困相关的工作。在此过程中，我深入了解了贫困农民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气候变化将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因为我痴迷于植物育种背后的科学。
然而，直到最近，我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到适应气候变化这幅拼图的其他拼块上，比如城市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或生态系统会受到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深入了解得益于我刚才提到的全球适应委员会，以及我在该委员会所从事的工作。以下是我从科学、公共政策和产业等领域的数十位专家那里获取的一些洞见，它们或许可以帮助你了解我们该如何适应一个不断暖化的世界。
大致来说，你可以把适应气候变化分为三个阶段来考虑。
第一阶段是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相关措施包括建设气候适应型建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保护湿地并将其作为防洪屏障，以及在必要的时候鼓励人们永久迁离已不适于居住的地区。
第二阶段是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工作。我们需要不断改进天气预报和预警系统，以便更好地掌握风暴的相关消息。而在灾难爆发时，我们需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应急救援队伍，以及处理临时疏散工作的应急体系。
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灾难发生后的恢复期。我们需要为流离失所的人制订服务计划，比如医疗保健和教育计划；为各收入阶层的人提供灾后重建保险，同时设立建筑标准，确保灾后重建设施比先前的设施更能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
以下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四大要点。
第一，城市需要改变发展方式。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而且这个比例在未来几年还会上升。城市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三。在扩张过程中，许多高速发展的城市最终会将建筑工地扩张到冲积平原、林地和湿地上，而这些地方原本是用于调节水资源的：洪涝时排水，干旱时蓄水。
所有城市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海滨城市遭遇的问题最严重。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和风暴潮的加剧，数亿人可能要被迫离开家园。到21世纪中叶，气候变化每年给全球海滨城市造成的损失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仅仅说这会加重大多数城市原本就面临的问题，比如贫困、无家可归、医疗保健和教育，那显然是轻描淡写了。
气候适应型城市是什么样的呢？城市规划者需要掌握最新的气候风险数据和基于计算机模型预测的气候变化影响数据。（当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许多城市的领导者甚至连标示哪些地区最易遭受洪水袭击的基础地图都没有。）在掌握了这些最新信息之后，他们就可以在相关方面做出更好的决策，比如如何规划居民区和工业中心，如何建设或扩建防波堤，如何保护城市免受日趋猛烈的风暴的袭击，如何强化雨水排水系统，以及如何建设高水位码头平台以使其免受不断上涨的潮汐的侵袭，等等。
来看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如果你准备在本地河上建一座桥，那么桥面高度应该规划为12英尺还是18英尺？从短期看，建一座更高的桥的建筑成本也更高，但如果你知道未来10年极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洪水，那么建更高的桥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肯定宁愿建高成本的桥一次，也不愿意建两次低成本的桥。
这还不仅仅是翻新和改建城市已有基础设施的问题，气候变化还会迫使我们全面考虑城市的新需求。如果城市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而很多人又无力负担空调费用，那么它就需要建立“降温中心”——供居民避暑的设施。不幸的是，使用空调越多，温室气体排放就越多，而这也是我在第八章讲的突破性制冷技术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
第二，我们应该强化自然防御体系。森林有蓄水和调节水的功能；湿地可以防止洪水，又可以为农民和城市提供水资源；珊瑚礁是海滨社区赖以生存的鱼类的栖息地。但这些以及其他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防御体系正在迅速消失，仅2018年一年，遭破坏的原始森林就近900万英亩，而如果全球升温幅度达到2摄氏度——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地球上的大多数珊瑚礁都将会退化、消失。
从另外的角度看，恢复生态系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回报。通过恢复森林和水域等生态环境，世界最大规模城市的水务部门每年合计可节省8.9亿美元。在这方面，很多国家已经走在了前面：在尼日尔，农民发起的一项植树造林活动不仅提高了农作物收成、增加了森林覆盖率，还将妇女拾柴的时间从原来的每天3小时减少到30分钟；中国已经把大约四分之一的陆地划为关键自然资产，并将在这些地区优先推进保育和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墨西哥对境内三分之一的河流流域实施了保护措施，以确保4 500万人口的用水需求。
如果我们能够以此为榜样，提高人们对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识，帮助更多的国家行动起来，那么我们将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防御体系中获益。
这里还有一项更容易获取的成果，具体来说就是红树林。红树是一种适应咸水环境的低矮树种，生长在海岸线一带，它们可以帮助减缓风暴潮的冲击，阻止沿海洪灾，并保护鱼类栖息地（见图9–3[11]）。总之，红树林每年可帮助全球避免800亿美元的洪灾损失；在其他方面，它们也可以帮助我们节省数十亿美元。种植红树林远比修建防波堤便宜，而且这些树木可以改善水质。这是一项非常棒的投资。
图9-3 红树林
第三，全球饮用水的需求量将超过供应量。随着湖泊和地下蓄水层的不断缩小或被污染，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饮用水将越来越困难。全球大多数特大城市都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如果再不改变，那么到21世纪中叶，每月至少有一次无法获得足够饮用水的人数将会增加三分之一以上，超过50亿。
在这方面，技术带来了一些希望。我们已经掌握了使海水析出盐从而把它转化为饮用水的方法，但这个过程需要大量能量，因为你需要把海水从海洋运到海水淡化厂，再把淡化处理后的饮用水送到需要的人手中。（这也就是说，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能源问题：只要有足够便宜的清洁能源，我们可以生产出足以满足每个人需求的饮用水。）
在我密切关注的技术中，有一种是从空气中提取水，我觉得这个想法很聪明。这基本上就是一台配有先进过滤系统的太阳能除湿机，之所以配有过滤系统，是为了避免你喝到空气中的污染物。目前，这种装置已经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但其售价高达数千美元，对贫困群体来说实在是太贵了，然而在水资源短缺问题上，贫困群体是受冲击最严重的群体。
在该方法变得足够廉价之前，我们需要采取更切合实际的行动：通过激励政策降低用水需求，同时加大努力提升供水能力。这包括从废水回收利用到按需灌溉（一种灌溉系统，它既能大幅减少用水量又能提高农民的收成）在内的一切措施。
第四，我们需要引入新的资金，用以资助适应气候变化项目。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外援助——当然我们也需要国外援助资金，而是公共资金怎样才能吸引私人投资者，并让他们支持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这里有一个我们需要克服的问题：人们先期支付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但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可能都无法获得经济回报。比如，你现在可以采取防洪措施保护自己的企业，但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你所在的地区可能都不会出现重大洪涝灾害，你的防洪投入不会产生有利可图的现金流，客户也不会因你的防洪投入（比如你采取了措施，确保污水不会在洪灾期间倒灌进地下室）而为你的产品支付额外费用。如此一来，银行也就不愿意为你的项目发放贷款，而即便发放贷款，也会向你收取高额利息。总之，你必须自己消化一些成本，结果可能就是你直接放弃了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把这个例子扩延到整个城市、整个州或整个国家，你就知道为什么公共部门必须在为适应气候变化项目提供融资以及吸引私人部门的投资方面发挥作用了。我们需要把这类项目变成一项有吸引力的投资。
这首先需要公共和私人金融市场把气候变化风险纳入考虑范围，并对这些风险进行相应定价。一些政府和企业已经在评估项目的气候风险，事实上，所有政府和企业都应该这样做。政府还可以在适应领域投入更多资源，并为未来的投资数额设定目标，同时制定政策，消除私人投资者所面临的一些风险。在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回报日趋清晰后，私人投资应该会有所增长。
你可能想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我们不可能为这个世界所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贴上一个价格标签，但我所在的全球适应委员会列出了5个关键领域的花费情况（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建设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提高农作物产量，管理水资源和保护红树林），并发现在2020—2030年投入1.8万亿美元，将产生超过7万亿美元的收益。换言之，在10年的时间里，投入全球GDP的0.2%，将产生近4倍的投资回报。
你可以用一些可能会发生的坏事来测算这些收益：因用水权而发生冲突，旱灾或洪灾导致农民绝收，城市因飓风而被破坏，以及因气候变化而逃难，等等。你也可以用一些一定会发生的好事来测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所需的营养，家庭摆脱了贫困并成功加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以及即便全球温度越来越高，企业、城市和国家依然实现了繁荣发展。
无论你采用哪种测算方法，经济上的回报都是很明显的，从道德上看也是如此。在过去25年里，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减少——从1990年占全世界人口比例的36%降到2015年的10%，毋庸置疑，新冠肺炎疫情严重阻碍了这一发展进程。[12]但与之相比，气候变化更甚，它可能会使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增加13%。
作为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责任者，我们应该帮助世界上的其他人渡过危机。这是我们欠他们的。
* * *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这里还有一个需要多加关注的问题：我们要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气候科学家已经确定了很多可显著加快气候变化速度的引爆点，比如，洋底含有大量甲烷的冰状晶体结构开始变得不稳定并最终喷发。在较短的时间内，灾难可能就会蔓延全球，使得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而全球温度越高，我们就越有可能触发引爆点。
如果有迹象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朝着某一个引爆点迈进，那么你将会听到一系列大胆甚至疯狂的想法，而这一切都可以归到一门名为“地球工程学”的学科下。这些方法尚未得到证实，还会引发棘手的伦理问题。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值得研究和讨论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大把时间进行研究和讨论。
地球工程是一个尖端的、“在紧急情况下打碎玻璃”式的工具，其基本理念是对地球上的海洋或大气层采取干预措施，对其进行临时改变，从而达到降低全球温度的目的。这些改变并不是为了免除我们的减排责任，而是为我们采取共同行动赢得时间。
近年来，我资助了一些与地球工程学相关的研究项目（与我支持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相比，这些资助可以说微不足道）。在地球工程学领域，大多数方法都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要抵消我们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所导致的升温，就需要把照射到地球的阳光量减少约1%。[13]
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做到这一点。方法之一是在大气上层散布极细颗粒物——颗粒物的直径仅为百万分之几英寸。科学家知道，这些颗粒物可以散射阳光，从而起降温的作用，因为他们见过这种情况的发生：超级火山在爆发时，也会喷射类似的颗粒物，并会显著降低全球温度。
地球工程的另一个方法涉及提高云层亮度。因为阳光在照射云层顶部时会被散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云层亮度来散射更多的阳光，从而达到降低地球温度的目的，比如使用盐雾使云层散射更多阳光。实际上，这并不需要大规模提高云层亮度。要减少1%的入射阳光，我们只需要把覆盖地球面积10%的云层提高10%的亮度即可。
除此之外，地球工程学领域还有其他降低全球温度的方法，它们在3个方面存在共同之处：第一，与所应对问题的规模相比，这些方法相对便宜，其前期投入成本不到100亿美元，而且运营费用极低；第二，对云层的影响会持续一周左右，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启动或停用，不用担心造成长期影响；第三，这些方法可能会面临各种技术问题，但在它们必定面临的政治障碍面前，这些问题显得不值一提。
一些评论人士抨击地球工程是就地球开展的大规模实验，然而正如地球工程的支持者所指出的，我们早已经在地球上开展了类似的大规模实验——排放巨量的温室气体。
平心而论，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地球工程在地方层面的潜在影响。这是一个合理关切，我们甚至在考虑在现实世界中开展大规模地球工程实验之前，就应该就此展开多方面的研究。另外，由于大气层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行决定进行地球工程实验。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达成一些共识。
目前，我们很难想象世界各国能在人为设定地球温度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里，要想在降低全球温度的同时避免经济严重受损，地球工程是我们唯一已知的方式。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陷入别无选择的境地。我们最好从现在就开始，为那一天做好全面的准备。
[1] 图片来源：©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Frederic Courbet.
[2] Max Roser, Our World in Data website, ourworldindata.org.
[3] World Bank, www.data.worldbank.org.
[4] GAVI, www.gavi.org.
[5] CGIAR成立时的名称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onsultative Group for Interna 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这下你该知道为什么它一开始就是这个缩写了。
[6] “字母汤”是西方常见的一道菜，是用字母形状的意面煮的汤。此处指代这些组织都是用缩写字母表示的。——编者注
[7] 图片来源：From the photo coll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 tute (IRRI), Los Banos, Laguna, Philippines.
[8] 全球适应委员会受34名专员和19个召集国的指导，其中专员为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科学界的领导者，召集国则代表了世界各个地区。一个由研究和顾问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为该委员会提供支持。全球适应中心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管理该委员会。
[9]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 Adapt Now: A Global Call for Leadership on Climate Resilienc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Sept. 2019, gca.org.
[10]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Women in Agriculture, 2010–2011, www.fao.org.
[11] 图片来源：Mazur Travel via Shutterstock.
[12] World Bank, “Decline of Global Extreme Poverty Continues but Has Slowed,”www.worldbank.org.
[13] 我们来看一下计算方法：以年为单位，地球吸收的太阳热量约为每平方米240瓦特。现在大气中的碳平均每平方米可吸收约2瓦特的热量。如此一来，我们就需要减少2/240的太阳热量，约合0.83%。不过，由于云层会因太阳地球工程而发生适应性调整，所以我们实际上要减少更多的太阳热量，即1%左右的入射阳光。如果大气中的碳含量增加一倍，那么每平方米将吸收约4瓦特的热量，这样我们就需要减少约2%的太阳热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