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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芫 当前章节:15367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20:26

儿子看见自己的朋友,就会擅离岗位。归队之后,他会开心地向我汇报:“阿曼小学毕业的时候还和我差不多高,两个月不见我已经比他高这么多了。”我问:“阿曼数学上哪个班?”“当然是正常班,”他有点不耐烦地说,“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们班考上数学快班的只有我一个男生。”

数学分班的情况是这样的:话说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区发了一个通知,初中数学要分快班和正常班。分到快班需要在四个条件中满足三个:在A考试里取得90分,在B考试里取得80分,有班主任的推荐,全年数学平均成绩为A。

儿子五年级才转来这个学区,错过了小学阶段一切进入资优班的机会。学区有两种专为资优儿童开设的项目,一个叫作GATE,姑且译为“天才与先修班”;另一个叫APPAS,姑且译成“为学术资优儿童开办的替代课程”。分班是在三年级进行的,我们没有赶上。现在终于等到了翻盘的机会,但我不知道A考试和B考试都考些什么。我向老师打听,却被老师教育了一番:“家长不要推得太紧。”我点头赔笑,心里后悔自投罗网。

5月下旬,儿子接到通知被分到快班。我非常兴奋:终于“资优”了。别看我没有帮上忙,但是我一直在焦虑。就为我的焦虑,儿子的奶奶和姥姥也把我狠夸了一番。儿子本人倒有点怀疑人生,因为他的好朋友全都分到正常班。你确定快班是好事?

忽然我发现一个熟人。他不是住城南吗?怎么也上这所初中?我吩咐儿子看摊,自己去打招呼:“你好!你们也搬来城北了?”朋友容光焕发地说:“我们没搬家。之所以舍近求远,是因为全学区只有这个初中有奥林匹克竞赛班。我儿子考上了。”

我目瞪口呆。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还有奥数班呢?莫非是从GATE或者APPAS里直接选拔出来的?难道真的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个打击太大了。最可恨的是此刻我正在做义工,说好的增强自信呢?

一个父亲带着又高又壮的儿子来到我面前。我一眼看出这孩子适合成人版中号,但父亲非要买儿童版小号。我劝他给孩子比一比。他把衣服往孩子身前一搭,衣服下缘刚到孩子肚脐眼。“真合适!”他满意地宣称。等他们走远,我忍不住抱怨:“这是什么眼神?”“很正常啊,”儿子说,“今天我看到了各种家长。有人愿意拔苗助长,就有人不接受孩子长大的事实。”

我觉得这个分析还算有质量,就当是种瓜得了豆吧。

和哈利·波特一起上学

那一年,我女儿9岁,我们还在加拿大。她突然提出不想再上学了,立志要去快餐店工作——做汉堡包为什么需要了解因纽特人的生活呢?就算当收银员,现有的数学能力也绰绰有余了。她最中意的岗位是负责驾车外带窗口,一边把食物递给眼前的顾客,一边接下一位顾客的订单,眼耳口手,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这是需要多任务管理技能的!这可不是人人都拥有的。她妈妈我就经常错过她的呼唤,还辩解说自己是在专心写作(或者炒菜);而她却觉得自己聪明得可以一心二用,看电视从来不耽误写作业。

我给她讲上学是多么重要,但她根本不听,因为双方不在一个话语系统里。再说,我内心深处也不怎么信那些道理。我自己又从学校学到了多少有用的东西呢?肯定是有收获的,但是,真需要那么多年吗?所有的科目设置都合理吗?这复杂的问题,我自己都想不明白。

但我不能把这一层说出来。突然想到《哈利·波特》系列,那是她喜欢看的,于是说:“哈利·波特也是要上学的。”

“魔法,一种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的学问与技能,也需要到学校去系统学习。魔咒课就相当于语言课;飞行课就是体育课;魔药课就是化学课;保护神奇生物课和草药课就是生物课;变形课和天文课约等于物理课;占卜课应该是……嗯,对了,算术占卜这一分支需要相当繁杂的数学计算呢。”

“还有魔法史课,那不就是你们现在学的社会研究吗?要当个好的魔法师,光掌握技能还是不够的,必须了解妖精造反的变迁以及中世纪为什么会焚烧女巫。以此类推,卖汉堡也要了解快餐发展史。你还应该知道,人们会因自己的饮食习惯而被命名。因纽特人讨厌被印第安人称作‘爱斯基摩人’,因为这有贬义,意为‘吃生肉的人’。他们称自己为Inuit,意为‘真正的人’。”

这番说辞还真起到了作用。我女儿把哈利·波特全七本通读了一遍,重点考察了霍格沃茨学校的学制。她告诉我:该校学制七年,接收11岁到18岁的学生。五年级学生需要接受普通巫师等级考试,七年级的毕业生必须通过终极巫师等级考试。

罗琳想得可真周到啊!

我说:这相当于你们要考两次FST(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针对小学四年级和七年级学生设立的两次全省统考)。

当然,哈利·波特并不能完全解决我女儿的问题。她的学校生活仍磕磕绊绊,时常会与系统产生摩擦,她依然坚守着去快餐店打工的理想,她就是觉得站在驾车外带窗口是件很酷的事。不过,她偶尔也会对大学产生好感。有一次她说:牛津大学应该很漂亮,听说电影里的霍格沃茨学校是在那里取的景。另一次,她说:耶鲁大学想必不错,据说扮演赫敏的演员去了那里上学。

如今,她13岁,我们回到中国两年了。上个月,她为学校的“领导力”课程写了一篇题为《恐惧》的发言稿。文章谈道:有些同学因为担心被拒绝而不敢申请加入俱乐部。“我们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她劝道,“我们真正应该恐惧的,是失去证明自己的机会,并进而失去进入一个好大学的机会。”

这段话让我十分意外。第一反应是高兴:多年祥林嫂式的唠叨,还真的管用了,“上大学”竟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她的话语系统。第二反应是失望:以不能进入一个好大学为人生的恐惧,这格局也太小了吧?不错,我以前劝她留在学校,但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让一个9岁的孩子去走自己的路。我希望她能在系统内顺利成长,取得多数人认可的成功。但是,我又不愿意看到她被系统完全驯服。

我对她说:“嗨,你知道吗?人们不必去魔法学校也能学到魔法哎!”

她表示不信。她花了半天时间上网搜索关于魔法学校的信息,找到两本先于《哈利·波特》的书,一本的故事发生在罗马帝国时代,即使有魔法学校,想必也是私塾性质的;另一本写了一个有魔法天才的女孩子,在申请入学时被拒绝,此后的故事便和魔法学校再无关系。

她承认魔法学校不是从来就有的。

我说:“中国有个作家叫鲁迅,他曾经说过:“从来如此,便对吗?何况魔法学校并非从来就有。”

她说:“你想说什么?”

我说:“其实上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像鲁迅或者J.K.罗琳那样,创造出些能够影响人类生活或心灵的东西。当然,能考个好大学也还是挺不错的。”

她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寻找阿拉斯加

我女儿很爱读书,要是她能多读些名著就更好了。记得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她曾想要一本《暮光之城》(关于吸血鬼的类型小说),我趁机要求她搭配几本名著。到了书店,我发现名著都特别便宜(没有版权费),又适逢打折,连厚厚的《远大前程》也只要3.99元一本。买四本名著的钱才够买一本《暮光之城》。店员每扫描一本我选的书,都要皮笑肉不笑地嘀咕一声:“啊,经典”,“啊,经典”……终于扫到“通俗”了,他眼睛一亮,仿佛发现我们还算有品位,声音也像抹了蜜糖一样:“哦,这本书非常流行!”

另一次,我们去看电影《小屁孩日记》。“小屁孩”的妈妈不希望孩子们总看漫画书,于是郑重宣布:“我们要读些经典!”这台词不是很对头吗?偏偏演员对此做了喜剧化处理。想象一下宋丹丹在《我爱我家》里对圆圆说:“我们要读些经典!”对,就是那效果。在小观众们会心的哄笑声中,我女儿得意扬扬地飞了我一眼。

我跟学校老师谈到自己的忧虑,老师的解释是,小孩子该读与他们年龄相符的书。老师还说,孩子们到高中阶段就会被要求读经典,不仅有古典名著《王子复仇记》《傲慢与偏见》等等,还有当代经典比如雪莉·杰克逊的《摸彩》。这倒着实让我有些吃惊,我知道《摸彩》的时候都已经40多岁了。但是话说回来,张爱玲8岁就读了《红楼梦》,我8岁就读过《欧阳海之歌》呢。作为中国人,让我理解“书要与年龄相符”的观念还是有些难度的。

上个月,我女儿在读一本叫作《寻找阿拉斯加》的小说。她强烈推荐我看,我勉强翻了几页,然后就批评说:“你看,主人公迈尔斯很反感父亲不让他在书上标注。可他父亲动机何在呢?他附庸风雅,把书当摆设?他记忆力特别好,不标注也能过目不忘?对此书里没有任何交代。这不是文学的写法。作者只是塑造了一个牢骚满腹的16岁男孩,想用这种廉价的手段换取中学生读者的认同。”

她不满地说:“你就不能多看几页然后再发言?”

我答应多看几页,不过却一直拖到春节。我总是把不得不看的书留到飞机上。

看到大约五分之一的时候,我对这书的抵触情绪就消失了。

在这本书里,寄宿学校的生态基本是这样的:学生们对于学习还是认真的,对于GPA也十分在意。比起《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主人公,这些孩子颇为认同主流世界对他们的期待,也并不在本质上叛逆,他们只是强烈地想尝试成年人暂时不允许他们涉足的事情:抽烟、喝酒、性,偶尔还有毒品。

而他们出轨的动力,大多是源于同伴的压力。在作者笔下,这些孩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融入”,如何不被同伴视为异类。青春期的孩子总有各样的躁动,有自己的秘密标准,喜欢用自己躁动的感官去嗅出同类。在13岁至18岁间,越是大人眼中优秀的孩子,越是在两个世界、两种标准之间备受煎熬。作者将这一点描写得入情入理。

书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叫阿拉斯加的女孩。她是奖学金学生,功课很好,阅读量惊人,最喜欢的书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一本当代经典!)她古灵精怪,鬼点子特多,既能在考试前帮大家补习解析几何,又总有办法搞到烟酒,在学生中深受欢迎。迈尔斯对阿拉斯加产生了好感。有一晚,醉酒后的阿拉斯加在迈尔斯的帮助下开车溜出了校园,不幸遭遇车祸身亡。

阿拉斯加死后,迈尔斯顿感生活从此不同。以前他有多在意融入她的世界,现在就对失去她有多痛苦。他开始反思友谊的真义,对于自己没能阻止阿拉斯加醉驾追悔莫及。有人劝他通过吸毒来摆脱痛苦,迈尔斯拒绝了。他意识到毒品不是答案。结尾部分,几个小伙伴鼓起勇气,决定开车重走一遍阿拉斯加的死亡之路。

他们带着复杂的心情经过出事地点。“于是‘噗’的一下,我们超越了她死亡的瞬间。我们通过了她没能通过的那个点。我们看到了她没能看到的沥青路面。我们没有死。我们没有死!我们还在呼吸,我们还在哭,现在我们减速,并回右道。”

看到这一段,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了。把一个孩子养大多不容易啊!名著总在那里,孩子却只有安全地度过青春期,才有机会去读。

我对我女儿说:“这书写得真好啊!你看,阿拉斯加死后,迈尔斯特别痛苦。他本来跟父母疏于联系,这时却情不自禁地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我的朋友死了。’他的父亲则说:‘那她父母一定难过死了。’这样不动声色地描写两代人的疏离,正是文学的写法啊!”

少年版收藏游戏

前几年住在中国时,我和女儿每年夏天都会来美国。其间,购物是必不可少的活动。有些东西一带回来就发现没用,却已无法退货了。2015年我们搬回美国,我女儿便把十几件从没穿过的衣服装进了行李箱。据她说,美国有一个收藏网站,只要是还带着标签的衣服,不管过了多少年,都可能会有人买。

到了美国,女儿的生意就开张了:注册用户,把自己的库存拍照上传,坐等买家出价。结果当天就卖出了一件,虽然售价是进价的一半,但盘活了库存,也算意外之喜。成交后她就催我带她去邮局,说这是第一单,必须及时发货,以便积累好评。

那个网站使用美国邮政的自助服务。用户每做成一笔生意,网站都自动生成一张运单,客户只要选择相应的标准包装袋,贴上运单,就能直接交寄。然而实际操作中有个小问题:标准运费是按照重量划分成几个不同档次的,这就要求客户自觉选择相对应的包装袋。离我家最近的邮局偏偏没有自助服务,就算你一切都按照自助的要求去做了,也得排队将包裹亲手递交给工作人员。随着生意的展开,我对她毫无规律地要求去邮局表示不耐烦,宣布一周只能固定去邮局两次。过了几天,我们发现几公里外一个邮局有自助服务,于是愉快地把贴好运单的包裹直接放进一个大箱子,扬长而去。

女儿分析说:第一个邮局是在大学区,客户以大学生为主。很多新来的大学生不懂规则,乱贴乱寄,工作人员只好把自动服务取消。第二个邮局是在办公区,客户以上班族为主,对规则相对熟悉,工作人员相应也就比较放松。我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她的分析相当有理,很佩服她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但同时也郑重指出:“希望你能把这种钻研精神放到正事上。”她满口应承:“放心吧,我知道正事是什么。我这不是在自学AP(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经济学呢吗?这些活动都能增加我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

过了一段时间,我家邮箱开始出现美国邮政标准邮费包裹。原来她不仅卖出,而且买入。我开始正式表达忧虑:“你做生意的初衷不是为了消化库存吗?为什么还要不断进货呢?”她说她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有时看到标价低于价值的拍卖品,她就忍不住要买下来,打算过一段时间再卖出获利。结果还真的获了利!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看她实在太得意了,必须打压一下,于是苦口婆心地劝导说:“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上面,你现在还年轻,要有鸿鹄之志。”她则流利地安慰我:“放心吧,我以后绝对不会以此谋生的。”我将信将疑,她趁机说服我带她到银行开卡,以便把从网站上赚到的钱转到自己的卡里。

其实,我如果坚决反对,也还是有办法制止她的,但我自己也有一种好奇,总想知道事情究竟会向哪里发展。

又过了一段时间,女儿告诉我:生意开始难做了。大概是因为她逐渐建立起了善于低价买入的知名度,有些卖家便对她的询价反应谨慎,生怕一不留神走了宝。别看这网站的基本用户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所涉及的交易额每笔均在50美元左右,其背后的逻辑与那些大手笔的鉴宝、收藏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感恩节大促销时我带她去购物。她在商场转了一圈,东瞧西看,竟然什么都没买。从前,只要是她想要的东西,不管多贵,她都会理直气壮地跟我要。如今,几十块钱的东西,她也会考虑半天。我问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会省钱了,她白了我一眼说:“挣钱多不容易呀!”这回答还真是让我感到些许震撼。想不到这种小打小闹的少年版收藏游戏,竟然也能让孩子窥到真实生活之一斑。当然了,她体会到的局部艰难离生活的全景还差得很远。最起码,我每次开车带她寄包裹,还从来没收过手续费呢。

离圣诞节还有一个月,女儿告诉我:她的机会来了。相当一批人在低价出售存货。有些人需要给家人、朋友购买礼物,有些人则想给自己买些实用的东西。人人都缺现金,就她手里有300多块钱可以动用。我趁机给她讲了“现金为王”的道理。她点头说:“有点意思。你还知道些什么?都告诉我吧。”我只好尴尬地说:“这是我仅有的经济学知识。”

有一条我百说不厌,那就是:人要有鸿鹄之志。于是,我们俩现在的对话常像说相声。记得姜昆有一个相声,讽刺“文革”时人们一说话就要引用毛主席语录。商店店员和顾客说话都是这样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找你钱。”她现在为了避免听我说教也经常这样表达:“我这个胸怀大志的人——今天又挣了三块钱。”

剃还是不剃,这是一个问题

从小,我就记得每年春节前妈妈都要带弟弟去理发,因为“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对小孩来说,押韵的都是真理,对此我深信不疑。但这个真理到我儿子这儿却不管用了,因为haircut(剃头)和uncle(舅舅)不押韵。我儿子本来就反感理发,对于无端在春节前增加一次理发更加抗拒。其实,我根本不相信儿子的头发会威胁到我弟弟的生命,我认为我父母也并不相信,但每年春节前,只要我传给他们一张照片,证明我儿子正在理发店里受罪,我父母就会很高兴。

我女儿曾经在十一年级学过世界史,其中有一章讲古代文明。有一天,她告诉我:“今天我们学了‘康fish’。”我顺着发音联想了一下:“你们学的是Confucius(孔夫子)?”她得意地说:“你看,我发音还不错吧?你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我朋友维多利亚的妈妈就没听出来,因为维多利亚把Confucius发成了confusion(困惑)。”把孔夫子听成“困惑”,这是一个老笑话了,我当年在美国大学当助教的时候就听过。孔夫子对美国学生来说肯定是个千年困惑。据女儿说,连老师似乎都不大懂,教到中国文化这一节就带着大家读了遍教科书,然后宣布下课。

我还是很关心她学到了什么,于是问:“孔夫子说了啥?”她说:“说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人和人之间有哪几种关系?”她掰着手指头数:“父子、夫妻、朋友、兄弟,还有一种是啥来着?”我提醒她:“君臣?”她恍然大悟:“对了,就这种最变态,所以我总是记不住。其他还好,只是不怎么健康。”“怎么不健康了?”“年轻的对年老的要尊敬、服从,妻子对丈夫要尊敬、服从。这还不算不健康吗?”我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绝对。你也可以理解成,孔夫子只是要求人们按照角色的伦理规范来出演这些角色。美国不是也有那么多讲养育的书吗?美国人也认为做父母就要像个做父母的样子。这些书,就是在阐述对于父母的角色要求,提供如何做父母的建议。”

她说:“要照你这么理解,那中国文化就和全天下的文化没有区别了。可要是那样,中国文化还有什么可学的?”我反问:“那你觉得中国文化有哪些值得学的呢?”她说:“我觉得中国文化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中国文化中合理的部分可以忽略,因为其他文化也有。只有不合理的部分才值得学。”

她所说的“学”,并不是以遵守为目的的学,而是以了解、研究为目的的学。她的话要是让汉学家们听到了,肯定鼻子都气歪了:“我们皓首穷经研究的,难道都是不合理的部分?”这时我儿子帮腔说:“‘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这个肯定是中国特色。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哪种语言中‘剃头’和‘舅舅’是押韵的。”我对于语言也没有研究,也不能把各种主要语言都考察一遍,所以只好在心里翻个白眼。

前几天新闻里谈到,一位明星把孩子送进一家研习国学的学校。明星的妻子谈到学国学的好处时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她的孩子去完洗手间都会主动洗手,因为他们从《弟子规》里学到了“便溺回,辄净手”。我听到这个例子,就想起了我女儿以前的不完全论述——中国文化里凡是合理的,在其他文化里都找得到。的确是这样,从没读过《弟子规》的西方人也知道上完厕所要洗手。

再一想,中国文化提倡的“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按《尔雅》的定义:“善事父母为孝”,那就跟西方文化也没什么区别,因为西方文化也不提倡打爹骂娘。只有当你强调“百行孝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才是在坚持独特的中国传统。

眼瞅着春节又到了。到底要不要坚持让我儿子去理发呢?毕竟中文是我的母语,“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的铿锵韵律,对我的心灵还是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于是我上网搜索,想看看这个说法的来源是什么。网上解释说:当年满人入侵中国后,强行推广一种新发型,而汉人坚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反抗剃头而发动了若干起义,均被残酷镇压。汉人为了找回自尊心,就挑了正月来抗拒剃头,并编出“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的伪传统,而满人居然信了。还有人说“死舅”谐音“思旧”,此乃暗地里表达对明朝的忠心,而满人中文修养不足,竟然也没识破。

这么说,“正月不剃头”纯属无稽之谈。我心里有了谱,但为了我父母开心,我还是会要求儿子理发。如果没有一张外孙子哭丧着脸坐在理发店里的照片,我父母心里就会不踏实。今年我这样做我儿子的思想工作:“将来你姐有了孩子,给他们剃头的事,包在我身上。”我儿子想象未来外甥或外甥女鬼哭狼嚎被扭着去剃头,终于开心地笑了。

我们身边的伯德小姐

有个朋友向我强烈推荐电影《伯德小姐》。她读过我的文章,知道我女儿给自己改名字的故事。而在这部电影中,主人公克里斯汀也不喜欢父母给起的名字,坚持要叫自己“伯德小姐”。伯德是“鸟”的音译,克里斯汀希望自己像一只鸟,当然是鲲鹏类,不是燕雀类。

住在加州的克里斯汀一心要去东部上私立大学。但家中拮据,母亲希望克里斯汀上公立加州大学,好享受低廉的学费。父亲以前在高科技行业工作,目前失业在家;哥哥于伯克利数学系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超市做收银员。当心仪的男同学问克里斯汀住在哪里时,她回答:“The wrong side of the tracks.”这是一个常用语,字面意思是“铁轨的错的一边”,引申义则是贫民区。

有次男孩去克里斯汀家接她赴宴,心无城府地与她父母攀谈说:“克里斯汀总说她住在铁轨错的一边,你们猜怎么着?来你们家的路上还真的要穿过一条铁路呢。”说者无意,听着有心,克里斯汀母亲的脸当即阴沉下来。女儿对母亲辛苦工作独自支撑家庭的努力全无感恩,这让母亲深受伤害。影片结尾,父亲说服母亲,把房子重新做了抵押,帮助克里斯汀实现梦想。然而母女间的裂缝无法弥补,以至于母亲开车送克里斯汀去机场时,都不肯停车陪她进候机楼,只是冷冷地说:“这里停车费很贵。”

我是带着理解自己生活的愿望去看这部电影的,结果发现除了改名字,这部电影里的母女矛盾与我家的母女矛盾几无相似。我家的核心矛盾恰恰完全相反:母亲一心希望女儿上个好大学,完全不需要她操心学费。我家的情况并非个别,亚裔家长通常都会无条件支持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即使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然而我们仍然有可能遭遇克里斯汀母亲的困境——感动的只是自己。

《伯德小姐》上映后,包括《时代》周刊在内的主流报刊均好评如潮。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一篇言辞犀利的影评,最初发表在一份地区性报纸上,后在网上得到广泛传播,题目是《伯德小姐表现出令人瞩目的白人的平庸》。作者是一位来自东南亚的移民,对伯德小姐的自我中心很不以为然。在她看来,白人在美国社会中已经占尽了一切便宜,他们如果还有失落,那就是缺钱。

我认为这个评论缺乏公正,因为个体艺术家没有为全人类代言的义务。艺术家只要忠实地描述出自己的困境,就算尽到了自己对读者、观众的一份责任。然而,这篇评论也的确尖锐地指出了其他评论都有意无意忽视掉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部电影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它描写了这一代白人青年成长中体会到的独特的隐痛——家庭经济地位的下降。

《伯德小姐》的故事发生在2002年,那正是中国刚刚加入WTO、美国社会的经济版图开始重新排列的年份。克里斯汀一家都受过高等教育,既不笨也不懒,也没做错过什么,但就是在经济上渐渐陷入劣势,以至于母亲不得不斤斤计较,无力支持女儿的“诗与远方”。电影没有探讨这种经济地位的下降是由于全球化的冲击,还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冲击,那不是它的任务;它只是把这窘迫的经济状况作为伯德小姐成长的背景来描写。然而这种背景,却并不只属于伯德小姐自己,它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后。

作为享受了全球化红利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子女教育上几乎不计算经济成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孩子,将来一旦踏入社会,又如何与他们周围的“伯德小姐们”相处?我对此并没有答案,只是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与讨论。我曾在一个新移民家长群里推荐《伯德小姐》,但大家显然对此不感兴趣。“伯德小姐”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关注美国大学在录取中是否暗地里给华裔制订了配额。这是华裔心目中唯一有关社会公正的议题。

我向我女儿推荐《伯德小姐》,她不仅看了,而且还联系了实际。她正打算参加一项辩论赛,但她的搭档向父母要报名费却被拒绝了,理由是“你从来没得过奖”。我女儿本来想:不才30元钱吗?我跟我妈妈要60元,给咱俩都报上名。看完这个电影,她对对方父母的立场有了理解,于是她打算和搭档一起制订一个训练计划,以此说服对方父母:这次我们有取胜的准备和决心。

我听了很开心,再次感叹艺术的力量。不过,我女儿反问我:“我也一直没得过奖,你为什么从来都不拒绝给我报名呢?”我只好说:“因为我的脑子一直都在铁轨的错的一边。”

又钻了个套圈

在美国考医学院,好比杂技团的狗熊钻套圈。医学院为申请者设置了一个又一个套圈:完成规定预科课程并得到高GPA、MCAT(医学院入学考试)考试获得高分、足够的义工小时数、实验室工作经历……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医院协会故意让医生供不应求,从而令医生成为高薪且有保障的职业。这种说法未经证实,但医生越供不应求,这个职业就越稳定,想当医生的人就越多,医学院就越难考。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医学院扩大招生,但人家美国医院协会要开会调研,科学决策,盲目扩大招生会导致医生质量下降。

我女儿想考医学院。大学一年级结束时,她做到了GPA4.0,找到了做义工的地方。MCAT考试虽然不易,但毕竟那个套圈的高度和窄度是明摆着的。对她来说,较难掌控的是积累实验室工作经历。因为这份实验经历必须有含金量,而且最好能在本科期间发一篇论文,哪怕你是第十八作者。低年级学生一般都要从刷试管做起,等熬到大三,就可以跟着教授做项目,但这些教授都不是医学院的教授。

美国医学院没有本科,美国医院协会只是划定了十几门本科阶段的必学课程。理论上,即使你的专业是英语文学,只要在英文系专业课之外再完成那十几门医学预科课程,你也有资格报考医学院。但实际上,有志于考医学院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大多学习化学和生物。因为这两个专业的毕业要求,与医学预科要求的十几门课程高度重合。一个化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寻找实验机会时,面对的就是本专业的教授,教授在选人时会假定你将来要跟他读博士做科研。如果你告诉他,我其实想上医学院,跟你做科研的目的是积累考医学院的资格,那么教授就不会录取你。

我女儿认为找实验室工作必须趁早。因为教授好不容易培养一个人,如果刚做一年就考医学院去了,他当然会恼火。如果能干三年,教授就会觉得值了。再说大一的时候想做科研,到了大四想考医学院,教授也能理解,毕竟人的想法会随时间改变。可是你大一时去实验室应聘,教授能让你干什么呢?当然只会让你刷试管。

女儿仔细研究了招聘信息,发现了一个带薪职位。既然有薪水,那一定不是刷试管。她给教授写邮件:“我对你要招聘的职位很感兴趣,可是我的身份不允许我挣工资,你认为我能申请吗?”教授大概是产生了好奇心,回信说:“你为什么不能挣工资?你到我实验室来一趟,讲讲你的故事吧。”

到了实验室,我女儿告诉教授:“我妈妈拿着工作签证待在美国。她本人能工作,家属不能工作。如果我有独立的国际学生签证就能在校内工作了,可她嫌麻烦,不让我独立。”教授听了非常同情,顺便问了一些专业问题,发现她虽然才上大一,却已经积累了相当于大学三年的学分(中学时选了很多AP课),于是当场录取了她。

这所学校的海洋系世界闻名。2019年夏天,系里弄了一大池子水,搞了个人工模拟海洋。如此大规模的模拟海洋不多见,于是100多位科学家济济一堂,围绕着这池水做各种实验。我女儿跟随的A教授也设计了个实验,安排给女儿的工作就是每天早晨去池子里舀一杯水,然后过滤什么,分离什么,保存什么,最后得出一个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结论。实验开始后两个星期,一个从外国来的B教授(A教授的朋友)找到我女儿,问她还能不能再做一份工作。这时已是暑假,留下的人都有事做,没工作的人也已经回家了。B教授突然有了个新设想,需要有人每天多舀一杯水,然后过滤、分离,保存另外一些东西。我女儿的工作就是每天把水舀回来,放在实验设备上,然后等结果。等待的过程中,她完全可以再做些别的事,于是她答应下来。这个不要钱的劳动力太好用了。A教授过意不去,就给她申请了一笔奖学金。钱不多,名头非常响亮,叫“院长科研杰出奖学金”。申请医学院的时候,把得奖经历写在简历里,效果比挣工资还好。又过了几个星期,B教授对她说:“等这个实验出了结果我就要回国了,所以你得替我去10月份的学术会议做报告。”幸福来得太突然,简历里又多一项。

我热烈祝贺她又征服了一个套圈,离医学院越来越近了。但凡事都有副作用,暑假快结束时,她兴奋地给我打电话:“原来做科研也挺容易!”她以前想做医生,是认为医生的职业生涯有保障,而做科研前途莫测,有可能皓首穷经之后,幡然醒悟:当初的设计根本就错了。经过这个夏天,她开始发现科研界也不是那么难混:“要不我干脆跟A教授读博做科学家吧?”

她的满口科学术语我几乎全听不懂,只能最后小心翼翼地提醒她,别忘初心。

生意初体验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有学霸朋友吗?”他不懂什么是学霸。我解释说,就是聪明、勤奋、取得的成就到了非人的地步,以至于让别人产生沮丧情绪的人。我儿子反问:“我为什么要跟这种人交朋友呢?”我说:“万一将来你要开公司呢?技术难题还得找学霸来解决。”没想到这话他真听进去了,因为他也会为前途担心。初中毕业典礼那天,他拉着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男孩过来找我:“你放心吧,我已经跟戴维(David)说好了。将来他开公司想找劳动力,可以来找我。”我问:“戴维本身就是学霸,他为什么需要你呢?”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便宜呀。”

漫长的暑假开始了,戴维居然真要创业了,而且还拉了我儿子入伙。我听说他要做服务器,就想到一间大房子,里面立着一排排的柜子,无数个指示灯在闪烁。“你们哪儿有资本做服务器啊?”我儿子解释说:就是在网络上提供一个虚拟空间,供多人一起玩Minecraft(我的世界)。儿子确实喜欢和朋友一起玩游戏,边玩边在线讨论,以至于我经常以为他的房间里有十几个人。“但这样的服务器想必已经有很多了,你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他信心满满地说:“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无政府主义,我们允许玩家毁坏别人的建筑物。”听起来倒是有点新颖。

戴维是创始人,他拉了几个同学一起干。所有人都是志愿者,未来可以无限免费玩游戏。无限玩游戏让我有些担心,但转念一想:初中毕业的小孩哪儿那么容易就创业成功?再说,起码眼下他们确实是在做开发。晚上和我儿子一起散步,听到他嘴里时不时冒出“调试”“插件”“访问级别”之类的单词,我心里感到十分安慰,虽然完全不懂它们连起来是什么意思。

过了两个星期,他们的网站真上线了。几个创业元老都被封为管理员。又过了几天,听说几个管理员集体哗变。原来戴维的无政府主义设想让管理员无权可使,大家做得不爽。戴维只好改变初衷,增加管理员的权限。有一天晚上散步,我问儿子网站运行得怎样。他眉飞色舞地说:“做管理员真是太爽了!”“怎么个爽法?”“有权力呀!”“有权力又怎么样?”“可以滥用呀!”

暑假过到一半,戴维的父母要带他回韩国看望爷爷奶奶。戴维已经走了好几天,一直杳无音讯。终于有一天,他在线上露面了。原来出发前,他的父母决定不让他带自己的个人电脑。如果有上网需要,可以使用家长的电脑。他们一家住在酒店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戴维即使能接触到电脑,也根本不能玩游戏。他只有趁着到舅舅家做客的时候溜到表弟的房间,才能跟美国的小伙伴打一声招呼。戴维不在的时候,几个管理员已经在运营中发现了网站架构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但他们无法修改,因为密码在戴维的个人电脑里,他自己也没记住。傍晚散步时,我儿子愁容满面地说:“现在面临两难选择,网站要么关闭,要么带病运行。”他神情肃穆,仿佛到了生死关头。

经过慎重思考,戴维决定把网站关闭一段时间。他给管理员们布置了新任务——做市场,就是到各论坛去发帖,向网友们描述今秋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服务器盛大登场。我儿子忠实地执行了任务,每天勤奋发帖、参与讨论、“煽风点火”。某天我自言自语:“怎么才能多卖两本书呢?”儿子立刻说:“去Reddit(红迪网)上发帖。”我其实申请过Reddit账号,但它的政策很苛刻,必须先评论别人,积累了一定分数才有资格发帖。我到现在还没攒够发帖的分。儿子得意地说:“我的分早就够了。我替你发。”Reddit有很多分论坛,儿子一直泡在游戏论坛上,虽然段位已经相当高了,但游戏论坛的人能对文学书有兴趣吗?他说当然能,主要看你怎么措辞。后来他发了一个很有武侠小说味道的帖子,大意是他这个武林高手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了一本无名作者的书,翻开一看:哇,好有趣啊!我看了哭笑不得。这也太不符合事实了,我的书就在自家车库里,还有两大箱呢。

又过了几天,我儿子让我帮他在网上付50元钱。原来他们几个创业元老为了能一起玩游戏,就集体转到另一个收费服务器上去了。戴维不想让父母替他付钱,就让我儿子给他在网上用信用卡付款,等他回美国后再还给我儿子现金。按我儿子的个体经验,戴维此行肯定会从姑姑舅舅那里拿到不少红包。他不担心戴维没有支付能力,连还钱的时间地点都约好了——8月24日下午6点麦当劳门口。

春天,儿子报考了一所私立学校,但被放在了候补名单上。7月底,学校突然发了录取通知,新学校8月19日就开学了。因此我们在戴维回美国之前,就匆忙搬到了新学校所在的城市。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去学校接儿子,见他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怅然若失地说:“戴维还欠我50块钱。”

我劝他别急,等戴维的公司上市再说吧。

“电大”二三事

新冠肺炎疫情开启了远程教学的时代,朋友圈里流传一个笑话:原本考上了“藤校”,结果上了个“电大”。我想,藤校的“电大”也应该比其他的“电大”教学质量好,虽然藤校“电大”肯定不如藤校面授好。

儿子的学校改成网络教学的第一天早晨,我发现都已经7点50了,儿子还没起床,于是就去敲他的房门:“上课了!”隔着门,他气哼哼地说:“9点才上课呢。”

我很不理解。网络教学无非是把课堂搬到网上,照理说,时间表应该和走读相同,况且老师们都不用到学校来,不存在交通问题,怎么反而上学时间还推迟了?第二天,都8点50了,也没看到我儿子起床。我一边在心里说“相信孩子”,一边抱了堆脏衣服走到我儿子房间隔壁的洗衣房。我用力开关洗衣机门,再选强力档,让洗衣机轰隆作响了好一阵,才见他从房间里姗姗走出。我说:“你怎么还磨磨蹭蹭的,上课晚了吧?”没想到,他镇定地答:“今天10点上课。”

我去请教其他家长,大家都说现在的课程表很怪。有的日子是9点上课,有的日子是10点。因为每人选课不一样,所以上课时间也不一样。他们虽然不能肯定我儿子没有迟到,但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人像过去那样8点上课。

我只好问我儿子:“你们现在为什么那么晚上课呀?”他拿出课程表指给我看:“这是我们以前的课程表。除了上课之外,还有班会、全校大会、自习、自由小组讨论、与课任老师谈话、与辅导员谈话、演讲辩论兴趣小组、电影制作兴趣小组,如今这些都没有了。从前这些活动穿插在一天之内,现在学校尽量把授课时间集中到一起,体现在时间表上,就是上课时间全部推迟,有的日子是9点,有的日子是10点。”

后来竟然还有一天是11点上课。

也就是说,从前到学校上学,从早8点到下午3点,除了学习知识之外,还有很多时间花在交流和动手上。改成网络教学后,交流和动手的内容全都取消了,只剩下灌输知识和考试。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大”肯定不如面授。

在我女儿这边,网络教学倒是显出了优势。这还要从两年前说起。她刚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专门打电话问我要她的多动症诊断书。我反问这是什么。她说记得上小学时,曾经有个老师很烦她,要求我带她去看医生。我想起来了,的确有个老师建议我带她去看多动症,但我判断那个老师是想凭着诊断把我女儿分到特殊教育班去,可在我看来,那个特殊教育班是“弱智班”,而我认为她的问题不是智力弱,而是精力过于充沛。一般人在考试的时候,如果前一天没睡好或者头痛感冒,都会影响成绩。但我多次发现,我女儿如果早晨上学的时候蔫蔫的,当天考试反而成绩好。这样的孩子送到特殊教育班不就毁了吗?她听了我的解释,哈哈大笑说:“这就是典型的多动症,你当年真应该带我去看医生。”我问她何出此言,她说大学有规定:多动症学生考试时能多获得半个小时答题时间。我说你又不需要那半个小时。她说其实谁也不真正需要,但是很多同学都让家长翻箱倒柜找当年的诊断书,他们觉得考试时到一个专门的小屋子去考,感觉与众不同。我说:“那实在对不起了,没有。”

学校改成网络授课之后,我女儿从宿舍搬回家。她要求买个走步机。我想,如今不能出门了,但锻炼还是要坚持,于是就网购了一个。这是一种小型走步机,相当于健身房使用的跑步机下面的平板部分。噪音小,功能低,不能快跑,只能快走。我们俩本来各有一块手表,可以记录每天行走的步数,互相挑战。她上学的时候,每天要在各个教学楼间穿梭,所以周一到周五总是她赢。现在,她待在家里上网课,一上午没出房间,居然走了1万步。我猜她用走步机作弊了,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但她坚持说是本人亲自走的。“你哪儿来的时间?”“我一边听课一边走路呀。”“这也行?”“当然行了。”她还建议我买个站立式书桌,下面也放个走步机,一边写作,一边锻炼。我觉得匪夷所思。我做事必须专心,写作是写作,走路是走路,一心怎么能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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