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得意地说：“所以我就是有多动症。”过了两天，她说光是走路还不够，手上还必须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她决定织毛衣，然后拉着我去商场给她买毛线。现在，她听课的时候脚上踩着走步机，手上织着毛衣，看来还是重症。我说这能学得好吗？她说比以前效率还高。从前去上课只是为了满足考勤要求，人坐在课堂里，心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现在没有人监管，听网课时想干啥就干啥，反而精力集中，听一遍全会了。再加上所有课外活动和实验室工作都停了，于是这学期她选了6门课，是上大学以来选课最多的一个学期。要是2020年秋天还这样继续上“电大”，估计她能提前一年毕业。
股市试水记
3月中旬，儿子从学校回来，郑重其事地提出向我借钱。他历年的压岁钱都存在我的账户上，我一直劝他消费，但他的消费意愿总是很低，以至于我觉得男孩实在好养，每年买两次衣服就行了。夏天短打扮，冬天长打扮，一个牌子买6件不同颜色的即可。现在，儿子终于要消费了，我好奇地问：“你要买啥？”
“买点股票。你听说股市熔断了吗？”
我当然听说了，朋友圈到处都在议论，想不听都不行。
看我犹豫不决，他又说：“你不是总问我将来打算干什么吗？我已经想好了，炒股票。”
“真的？”我有点兴趣了。“你为什么想炒股票呢？”他说：“我在网上进行了一个心理测试，发现我有两个特征：第一，喜欢钱；第二，什么都不爱，除了宅家看电脑。测试给出的结果是，我应该炒股票。”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我儿子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理想。从我女儿身上，我看到了理想的重要性。在9年级以前，我女儿都没有主动学习过。每次我批评她，她就翻着白眼说：“我将来去麦当劳打工，已经学得够多了。”10年级前的暑假，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想当医生。从那以后，她就开始自己设计选课，自己决定上哪个大学，自己找机会跟教授做实验，摇身一变成了“别人家的孩子”。掐指一算，如果以我女儿为镜，我儿子的质变应该发生在2020年8月。没想到，现在提前了5个月。
有理想是好事，于是我当场拍板：除了他的自有资金748美元，又借给他4252美元，凑成5000美元，给他开了户。
投身股市的第一晚，他美滋滋地告诉我：“已经赚了1200美元。”
“股市不是还在跌吗？你怎么赚钱了？”
原来他买的不是股票，而是买的看涨还是看跌期权。我感觉有些不靠谱。还没学会走路，怎么就开始跑步了呢？他给我解释：买个股不也是判断涨跌吗？道理是一样的。听着似乎有理，但我还是劝他赶紧卖了。我有一种劳动人民朴素的价值观：到手的钱才是钱。我说你先卖了，把利润留在一边，然后重新买进，就好比重新出发一样。这样不好吗？他说行。但我们住在美国西部，股票交易所在纽约，有三小时时差。第二天早上，等他起床，纽约那边股市已经上涨了，错过了最佳的抛出机会。
他说不要紧，股市还会跌的。没想到，第三天、第四天，股市持续上涨。到了第五天，他的信心动摇了，决定割肉。他刚一抛出，股市再次熔断。这么一折腾，5000美元本金损失了一半。
别看刚一入市赚1200美元轻而易举，等到赔了钱，再想把钱赚回来，就千难万难。过了两周，我问他还剩多少钱，他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我想，还是不问了吧，说不定哪天就给我一个惊喜。又过了两周，看他每天下午默默从自己房间里出来，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厨房，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地坐下吃饭，举手投足像极了网络上描写的“股民综合征”，我愈发不敢问了。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回忆起他小时候的趣事，如何跟姐姐比赛玩游戏，屡战屡败，输给姐姐很多钱。我说：“你明明赢不了你姐姐，还非要跟她比，好像你就是想给她送钱。”“你想说明什么？”他警惕地问我。我说：“我想说明你不爱钱。”“不对，说明股市被人操纵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举了个很不恰当的例子。当年姐姐为了赢他，确实耍了手段。姐姐还骗他说：“我之所以能赢你，是因为我在制造游戏的公司里工作，掌握内部资料。”那时，他6岁，对此深信不疑。多年以后他才明白，游戏公司不可能雇用童工。
眼瞅着他脸色越来越阴沉，越来越愤怒，我开始担心他怀疑社会、怀疑人生。突然有一天，他一脸轻松地走出房间，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我的4000多美元打了水漂。考虑到他心情不好，我并没有催他还钱。过了几天，他主动问我：“你去年夏天送我去数学夏令营花了多少钱？”我说：“大概4000美元左右吧。”他说：“你借给我炒股的钱，就当送我去了夏令营，行不行？”我想也有道理。我们中国有个“交学费”的说法，为失败付出的代价，都可以在账目上走“学费”一栏。“但是，你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问。他说：“我学到了不能炒股。”我觉得这个教训也挺宝贵，于是就答应了他不用还钱。
但是，我女儿不同意，要求弟弟必须把4000美元挣回来。他已经15岁了，可以去麦当劳打工。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体力劳动者大量失业，最低工资类的工作机会也极其难找。我跟女儿商量：能不能免除他的债务？但是，我女儿指出，这段经历可以让他写出很好的大学申请作文。姐姐把开头都替他想好了：“我曾经用一个月的时间赔掉了4000美元，又用一个夏天挣了回来。”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头。
B
那些年，我们为学才艺吵过的架
我女儿的同学们要做一项公益活动——为阅读障碍患者募捐。上个月，家长们在微信群里号召大家踊跃参加募捐演出，我劝她也去，她摇头说：“我又没才艺。”“才艺”这个词又踩到了我的痛脚。她小的时候，可是什么都学过一阵呢。学过一年以上的，就有钢琴、围棋、体操、游泳、垒球和冰球，一年以下的我都数不清了，只能说包括但不限于吉他、画画、网球、扬琴和声乐。
之所以悉数半途而废，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不得要领。我总是先用不近人情的严格，迅速让她失去兴趣。一旦她表示厌倦，我又开始信奉尊重个性的原则。就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直到有一天发现已经没的可学了。
那些年，我们为学才艺而吵过的架，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相当的负能量。久而久之，她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认定自己缺少才华。我又不想让她“自暴自弃”，于是经常滥加鼓励，比如我会指着她的涂鸦大呼小叫：“画得多好啊！”这时她眼里就会闪过一丝警觉：“你又想让我上美术班了？”
记得她11岁那年，我们还正式谈过一次。那时候她已经懂事多了，也觉得女孩子会弹钢琴挺好的，但是又担心起步太晚，跟学龄前儿童一起去考初级很尴尬。我立刻表示：“只要你想学，考不考级无所谓。”但我又想：不考级，我怎么知道你学成什么样啊？于是不由自主地添了一句：“决心一旦下定，就必须坚持到18岁。”
她赶紧说：“还是算了吧。”我说：“要不，你就跟我学写作吧。”不需添置固定资产，不需到外面聘请老师。门槛低，退出机制也比较明确。
这当然是玩笑。写作是学校里的一门功课，有老师教就够了。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学校选了几个人参加征文比赛，其中有她。因为不是作业，老师不管批改，我于是自告奋勇提出要帮她看看，看完之后还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修改意见。她改完一遍我还不满意，还要教导她：“好文章是一遍遍改出来的。”
第二天放学回家，我问她：“交给老师了吗？”她说：“忘带了。”我挺生气。第三天，她又忘带了。第四天我亲眼看她把作文放进书包里，但那天——据她说——老师没来。我知道我又把事情搞砸了。从此以后，写作上的事我也不闻不问了。
一晃又是两年过去了。前几天，我们谈起申请大学的事，她也意识到缺乏课外活动是她的短板。我说：“第一，现在想学什么都不晚；第二，如果实在不愿意学，只好扬长避短，比如参与年鉴、校刊的工作。”她立刻说：“哦，这个我行。”口气还挺淡定，令我欣慰。
然后我想，这里面一定有我的功劳。证据就是，每次我对她的语言能力表示赞赏时，我先生就会眉头紧皱：“你怎么又把孩子往那条道上引？”
谁都禁不住夸，但我真心不曾刻意用夸来引导她。我要是有那本事，我一定首选把她夸成工程师、教授、医生、律师、CEO（排名不分先后）。真实情况是：低情商家长如我，到目前为止没能实现一个主动教育的目标。好在我们的互动中一直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在语言方面我能享受发现的乐趣，而她常能提供这样的乐趣。
记得她9岁的一个晚上，她告诉我她要在睡前做一件事，且连用了4个英文词来形容这件事。经解释，我才明白这是“大吃大喝”的不同说法。这件事我跟很多朋友讲过，当然用的是调侃的语气：“我们家那熊孩子呀，连睡觉前下楼吃块饼干，都能给描述成宴饮之乐。”
她一定能听出我对她语言能力的赞赏是真实的、具体的、暂时超越了功利的，绝对不同于虚伪地、抽象地、司马昭之心地夸她画得好。
时至今日，我对才艺也看得比较开了。如果时间能倒流，我一定会在她刚入门时态度更柔和一些，在她遇到瓶颈时态度更强硬些，而不是恰恰反过来。因为我现在意识到：学才艺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那项技能，更重要的是为了体验并实现“坚持”这一概念。如果我们当初能在前述十几个项目中好歹挑一个，坚持到现在，一来能收获一项技能，二来也能培养习惯塑造性格。而没有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完成能力，是我现在对她最大的担心。
前几天，由募捐演出谈到才艺问题，我问她：“假如时间倒流，你觉得你能坚持哪一个项目呢？”她说：“当然是体操。当年我要接着练，是你不让。”
我不让？怎么可能？她言之凿凿地说：“你说我将来会长到一米七五，学体操没前途。”
我有那么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吗？但话说回来，这逻辑倒真挺像我的。除非，她已学会塑造典型人物典型性格了。
被拉黑的经历
我很晚才会用微信。装上微信后用通讯录一搜索，发现我女儿也在，于是向她发出邀请。人家一回不理我，两回不理我，三回、四回……直到有次她需要一份资料，我表示只能用微信发，这才给自己争到名分。好友是加了，我却看不到她的朋友圈。请教达人，得知我被拉黑了。“怎么拉黑呢？”达人演示给我看：“先找到对方名字，在‘朋友圈权限’下选择‘不让他（她）看我的朋友圈’。”微信小白如梦方醒，当下便举一反三地把我爸拉黑了。
2013年底，我带着女儿去台湾旅游。出境后我只给自己的手机开通了数据漫游，于是她就经常借我的手机登录微信。12月31日晚看焰火表演时，我俩争相发朋友圈，手机频繁换手，于是就有一次她用过后忘记退出。当我拿着自己的手机，发现进入的是她的微信账号时，邪念顿时像烟花一样绚烂绽放。我不动声色地背过身去，颤抖着手指在通信录里找我的名字，手指轻轻一划，四两拨千斤，把自己从小黑屋中解放了出来。
仅仅过了几分钟，她就想出一个新主意：“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设一个热点，这样我就不需要借你的手机了。”我说：“我不会呀。”她二话不说，拿过我的手机自己动手。热点设好了，从此我们各玩各的，互不干扰。我暗自庆幸：这就叫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那次旅游的后半程，我感觉良好。每当她提起一个同学的名字，或者说起学校发生的一件事情，我眼前就能出现一张清晰的图画，再也没有那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了。现在我不仅知道她愿意告诉我的部分，也知道她不愿意告诉我的部分。两部分一拼凑，一综合，一对比，再一分析……知己知彼的感觉真爽！
依稀记得川端康成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山这边的花儿一辈子想知道的就是山那边的花儿在想什么。川端先生把情报工作者的心理描写得多么准确啊！然而，知道得多了未必就好。回到北京，我女儿重新投入学校生活，我的无边烦恼便开始了。比如说，今天期末考试，早上一起床，却看到她凌晨4点发的朋友圈，而且谈的根本不是学习。心里很生气，表面上还得不动声色地问：“你昨晚几点睡的？”“12点！”好啊，现在说瞎话都不眨眼了。
期末成绩单拿回家，有几项成绩不理想。我小心翼翼地批评几句，自己感觉话说得十分温和，一转身却发现人家在朋友圈上咆哮：“我妈要逼死我！”天哪，这要是在美国，这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话不就成了“呈堂证供”了吗？这孩子的妈妈该是何等的恶魔才能让孩子口出此言呀！
最恐怖的一回是她在朋友圈宣布她要离家出走，吓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隔一会儿就推门看看人到底走了没有。结果人家睡得好好的，第二天日上三竿还没有起床。午饭做好了，谁去叫姐姐起床吃饭呢？我们一致决定派弟弟去。弟弟装模作样地在姐姐门口站了片刻，然后就一个人回来了。我问：“你是怎么叫姐姐的呢？”弟弟答：“给她发了条微信。”
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有次我先生在我们家内部微信圈转了个智力测试，什么“9道全对就是天才”之类。我回复说：“咱家娃早就做过了，是天才没错。”发完我觉得不妥，立删，但还是被她看到了，微信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做过？”“我用的是虚拟语气，中文也有虚拟语气”，说瞎话不眨眼的功夫我也有。她当时可能正忙，没有追问，晚上回家便一脸诡异地要看我的手机。我早有准备，事先已经在“朋友圈权限”里将设置改成“不看他（她）的朋友圈”，侥幸过关。
她竟然没有怀疑问题出在她自己的设置里，我既庆幸又惭愧，更想在技术上有所提高，于是再次请教达人。达人指点说：有一项功能叫“撤回”。我这才明白“删除”只是针对自己的手机而已。
一片坏消息中，偶尔也有惊喜。比如我意外得知她在《家长同意书》上伪造了我的签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作家俱乐部”。其实这个活动我一直劝她参加，她一直表示拒绝。现在我终于明白人家并非不求上进，只是不喜欢她妈妈对她的写作指手画脚。我靠着强大的意志力约束自己，才没有伸手点赞。
2014年夏天，她的手机丢了。换了新手机号之后，我的“地下工作”便告一段落。这次我没有再找机会解放自己。回顾这半年的偷看经历，我觉得其实还是不看更好。总体来说，孩子什么样，家长心里其实都有数。时时刻刻掌握其动态，无非是把一条直线放大了看，从而看出许多曲折，为自己增加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
当然，要达到这种认识层次，必须得经历一段偷看的峰回路转。
人生独立须正名
张爱玲说：“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我不禁对过去的好时光心驰神往。
我女儿的三个英文名字全是自己起的。3岁时在北京上双语幼儿园需要一个英文名，她自作主张要叫“苹果”（Apple）。一年后到了新西兰，有个同学的家长对我说：“这名字太美国了。”我这才知道当年有个美国明星给女儿起名叫“苹果”，新西兰人民大概不喜欢这种标新立异。
一年后我们去了加拿大，注册上学的时候她提出改叫萨斯基亚（Saskia）。原来在新西兰有一位叫萨斯基亚的同学，我女儿对她极其仰慕，人家却对我女儿不理不睬。如今换了新环境，怨念让她祭出终极杀招：你不理我，我自己做萨斯基亚。
但她逐渐发现这个名字不适合她。经常有人问：你怎么会叫这么个名字？你家是从哪儿来的？问的人多了，她上网一查，才知道萨斯基亚起源于荷兰，只在北欧小范围使用。再回想自己当年的偶像正版萨斯基亚，端的是北欧人的样貌。不过，偶尔也有人一见到她就热情地攀老乡，以为她也是从Saskatchewan（萨斯喀彻温，加拿大中西部的一个省）来的。
我女儿总结出的教训是：中国人的英文名既不能太大众，也不能太小众。四年后我们去美国，她趁机给自己起了第三个英文名：瓦妮莎（Vanessa）。
近年来，在北美生活的中国人越来越不在意英文名，因为多元文化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前，如果老外读不准中国名，我们觉得自己有问题；现在，如果中文发音令他们困惑，那是他们应该去勤学苦练。姚明就是姚明，如果粉丝大喊“要命”，那么是粉丝需要提高。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去年夏天我女儿突然提出，要把名字正式改成瓦妮莎。
在英语国家上学，报名表上一般列有几项：名（first name）、姓（last name）、中间名（middle name）、常用名（preferred name）。“名”和“姓”是法律认可的，“常用名”是课堂上使用的。这种情况在小学还不成问题，因为一个老师只教一个班。到了中学，一个老师教好几个班，学生再有两个名字，实在是添乱。我女儿的名是Yu，还有一位同学姓于（Yu），她俩的考试成绩常被张冠李戴。另外，Yu的发音有点像“你”（You）。有时老师想请“你”回答问题，全班同学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推诿。Yu同学说：再不改名，她就成全民公敌了。
我说：你想改就改吧，需要我做什么，我会配合。过了几天，她给我一份自己填好的表格让我签名，内容是我和我先生申请为我们的女儿改名。我说：“不是你自己要改吗？”她解释说：因为她还不到18岁，所以必须以父母名义去申请。我只好违心地签了。接下来“我”需要登报公示。当然报社是她自己联系的，我只需提供信用卡号码。一个多月后，法庭通知开庭日期。我和我先生必须在指定时间到庭，向法官表明我们莫须有的意愿。不巧的是，开庭前两周，我先生临时有事，无法出庭。Yu同学坚决不肯推迟开庭，因为她下个月要考驾照，她必须以瓦妮莎之名拥有人生中第一份驾照。我这才发现她的计划是环环相扣的，而我们此时只剩一个选择：聘请律师代表我先生出庭。我开始后悔当初装潇洒，以至一步步越陷越深。她却在这时煽动弟弟改名，理由是：“你看，改个名多麻烦，你要不趁这次机会和我一起改，将来等你想改名的时候，妈妈肯定让你等到18岁。”好在弟弟没有受其蛊惑。但我不得不说，她的预测相当准确。
请律师的过程倒是很简单，除了签支票的时候略感心疼。去年7月份的一天，Yu同学进了法庭；半小时后，瓦妮莎扬眉吐气地走了出来。秋季开学后，她表示：感觉好极了。每次老师喊瓦妮莎，她恨不得连答三声“到”。那么一种名副其实的感觉，那么一种对作品拥有著作权的感觉。我这才意识到她改名的复杂动机。我心中隐隐作痛，但是我没有流露。我自认为表现得大方得体，就像被误发了小金人的《爱乐之城》剧组。
又到了报税季节。填税表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向税务局申报Yu已经变成了瓦妮莎。我的结论是没必要，因为我还没有给她改护照。至于改护照的事，当然要留给她自己18岁后去处理，而到了那时，Yu也不再需要作为家属出现在我的税表上。仅需两年，瓦妮莎就将另立门户，独步江湖。没什么比这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孩子只是父母生活中的过客。
“个人陈述”风波
我女儿非常独立，上高中后一切与选课、标准化考试有关的事情都是自己做主。十一年级结束前，我和她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马上你就要申请大学了。我呢，别的都不会，就写文章还熟练一点。你写个人陈述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帮帮你？”
那是6月的一个下午，明媚的加州阳光透过半开半合的百叶窗照进客厅。我把手放在胸前，真诚而深情。我女儿心一软就答应了。我趁热打铁，要求她暑假期间每周六交一稿，待我给她提了意见之后，下周六再拿一稿出来。如此一稿一稿地改下去，直到暑假结束。
暑假第一周去东部参观大学，舟车劳顿，周六必须睡懒觉。第二周我出差，她答应我不欺负弟弟。自我克制是非常消耗精力的，周六得用来恢复元气。事不过三，第三个周六中午一过，我就问她要草稿，并提醒她已经承诺过。她大言不惭地说：“我后悔了。”我的认知边界顿时得到了无情的拓展。原来我那些话术要起到作用，必须有一个前提：对方是有信用的人。
她干脆坦率地说：其实就是不想让你看。我只好表示我可以不看，但她一定要在暑假里写好。要写三稿。她答应了。
放弃了审稿权，我还是有点不甘心。朋友鼓励我说：其实我女儿也很反叛，但是我坚持唠叨，往往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还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觉得有道理。有一天，趁她心情好，就问她想不想知道我写过些什么。她表示有兴趣。我就说：“我的专栏里曾经写过你给自己改名字的故事。你的三个英文名字都是自己给自己起的。你现在的名字‘瓦妮莎’是你自己走法律程序改的。我觉得这都体现出了你的自我驱动，对自我身份的寻找。”
她挺高兴，表示没想到自己还挺了不起的。我说：“其实你的个人陈述就可以写这个故事。”她的脸立刻挂了下来，说：“你怎么跟个消极进攻的推销员似的！”好吧，推销失败。
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说要坦白一件事，还要求我无论如何都不要责怪她。我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反复保证，只求她快说。她说当年在北京，跟一个同学去看电影，抽了烟，浑身都是烟味，为了销毁证据，就把外套脱了扔在垃圾箱里。但是忘了钱包也在外套里，只好跟同学借了两元钱，在深冬的寒风中乘地铁回家——那时候北京的地铁还是两元钱随便坐。
接下来她开始抖包袱了：“你觉得我的个人陈述写这件事行吗？”我的直觉是不行。但人家毕竟想到征求我的意见，我若是否定得太彻底，这扇门就永远关上了。我说：“写这个故事对你的形象可能有负面作用。当然如果写得特别好，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个水平，也许有奇效。这里有一条很微妙的红线，最好让专家把把关。”她说行。
于是“专家”盼望着，盼望着，一直到开学也没盼来第一稿。不过我还是有底牌的。我记得她八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内容是关于多次搬家给她带来的分离焦虑与适应新环境的困难。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无意中流露出：“实在写不出，就把那篇作文拿出来稍加改动。”她立刻激烈反对，理由是：“那篇作文出卖了自己的痛苦经验，很可耻，请你立刻把它从硬盘中抹去。”
为什么不能出卖自己的痛苦经验呢？想了很久，终于明白这就是能否成为职业作家的一条红线。她在八年级课堂上偶然的软弱导致了真情流露，事后不免汗颜。我当年在同样的条件下，意外发现出卖自己的痛苦能达到自我净化的奇效，于是逐渐变成暴露狂。不过，话说回来，大学要找的人才很可能真不是我这样的。我还是不要假充内行了吧。
开学后的一天，她高兴地告诉我：今天课堂上要写一篇关于身份认同的作文，临时来不及构思，就写了改名字的故事。反正这些事都是现成的。没想到，获得老师、同学一致好评。
我释然。看来种子到底还是种下了。不过，等我读完她的文章后，却发现文中有一个令我十分忧虑的细节：她因为超速被警察拦下后，镇定地递上驾照。“你叫瓦妮莎？”警察问。“是！这是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她骄傲地回答。
我问：“你不会把这篇文章当成个人陈述吧？”她反问：“不是你建议我写这个主题吗？”我说：“但是超速这个细节不是事实啊！”她说：“可是效果好啊。一听到这里，全班同学立刻都精神了。”我眼前一黑，仿佛看到招生官将这份申请扔进了垃圾箱。
我默默地回到电脑前，开始构思一部伟大的作品：“一年以后，面对被众多名校拒绝的后果，瓦妮莎同学将会回想起，母亲指导她写作文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多么好的开头，除了似曾相识。
供给与需求的喜剧
我女儿是个有很多想法的孩子，想法一多，总会有一定比例蒙对。这本来很正常，但因为我曾经预设自己永远正确，于是这些例外就被她铭记在心，反复引用，无限放大，时常令我深受打击。一旦在争论中山穷水尽，我就会赌气撂挑子：“我再也不管你了。”我女儿则说：“但愿这回是真的。”
进入12月，随着大学报考截止期临近，报考工作只剩写“个人陈述”一项，我更加频繁地上演“撂挑子又反悔”的戏码。后来，我决心进行供给侧改革，宣布：每天下午5点到7点是我和你讨论作文的时间。我每天只能抽出两个小时管闲事，多一分钟也不行。改革实行后，每天下午5点我就把自己的工作收起来，专心钓鱼，愿者上钩。当然这意味着我也要对自己进行情绪管理，起码在这两个小时之内不能发火。
如此过了一个星期，进展还算顺利。有一天，我儿子恰在下午7点到厨房来找吃的。一听我的脚步声，立刻脚底抹油，溜得无影无踪。我把他喊回来：“你做了什么错事？”他一脸无辜：他发现我最近一从书房出来，就找岔子发脾气，所以要躲我远点。
每个高中生在申请学校的时候，都有一张长长的名单，里面包括三类学校：reach school（高不可攀的学校）、match school（门当户对的学校）和safety school（备胎学校）。12月下旬放寒假，我们计划回中国一个星期。考虑到网络等问题，我们打算在回国前把所有的申请工作都做完。然而直到上飞机前，我女儿只完成了后两种学校的申请。
“我不想申reach school了。”她在机场她宣布，“反正也考不上。”我劝她：“那也不一定。你也有很多优点。”然后我开始列举她的优点，她开始逐一反驳。说着说着我俩又对立起来，只不过这次争论的标的跟以前完全相反。我觉得这简直太荒谬了，气得再一次撂挑子：“好吧，你一无是处。我不再管了。”她说：“你能不能说话算数一次？”
坐在飞机上，除了睡觉，我一直都在想：还要不要再催她呢？内心深处，我并不特别在意这些reach school，因为我也认为她被录取的可能性很小。可是，人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吗？哪怕成功的概率不高。我知道有一个学校她非常喜欢，换了我，如果连试都不试，我是会后悔的。可惜这属于价值观问题，没有什么道理好讲。这么多年我都没能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她，现在临阵磨枪恐怕也来不及了。可是以往那么多次都大言不惭地反悔了，再多一次又如何？
在中国的几天，我发现她也并不轻松。只要有时间，她也会拿出电脑，作势要写。我则照样在北京时间下午5点到7点之间摆出开门营业的架势，可惜门庭冷落，始终没有接到业务。
回到加州，已是2017年最后一天了。12月31日午夜12点是申请截止时间。以往我逛宜家，经常会在降价商品上面看到一条横幅，上书“Now,or never！（即刻，或永不！）”今晚12点就是分界线。不，对我们家来说，是傍晚7点。5点一过，我在书房正襟危坐，严阵以待。墙上的挂钟一秒一秒地前进，仿佛我的内心在不停呼喊：“Now!Now!”时间无情地快进，7点，“never”终于降临。我脚步沉重地走出书房，带着沉痛和惋惜，上街散步去也。
走上大街，我忽然发现自己的焦虑全都消失了。说到我女儿的未来，我其实并不特别担心。她有自己喜欢的学科，也有自己的职业规划，要实现这些目标，并不一定非要上某个特定的大学不可。可是我为什么现在才认识到这些呢？她不是一直在对我这样说吗？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以往的焦虑，其实并不是担心她的前途，而是在担心自己供给得不够。如今一切都结束了，再做什么也没用了，我才终于看清了这一点。
一觉醒来是元旦，我带着万水千山已走过的心情，连走路都好像踩着音符。到了下午，我女儿忍不住了，说：“你在judge我！”“judge”通常意味着对某人有看法，但是又藏在心里不说。在西方政治正确的语境下，这都成了不可取的，所以我们一般都声称自己对任何人毫无褒贬，不仅嘴上不说，而且心里也不想。
“我judge你？呵呵。”
但她坚称如此，最后气哼哼地说：“好吧，你赢了。我去写。”
原来，有些学校截止期是12月31日，有些是1月1日，被我一律简化成12月31日了。要是按照潜意识的学说，我肯定是故意要提前获得顿悟，解脱自己。想到还要再跟她纠缠两个小时，我有种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沮丧。下午5点一到，她就拿着作文来找我。我真诚地劝道：“我相信你的能力，直接上传吧。”但她就是不放心，非要让我再看一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因盛情难却而提供了几处修改意见。
可汗学院的小小奇迹
2017年，儿子进入了初中，学校以课余活动丰富而著称，最火的科学奥林匹克队，经常打入全国决赛。我一打听，发现选拔考试在小学毕业前就举行过了。我问儿子为什么没参加选拔，他说看了复习提纲，内容全不懂。我立即指出：“不懂才要学嘛！”
过了几天，数学老师要组建数学竞赛队，儿子报了名。有天放学我去接他，发现他一脸焦虑，东张西望。原来选拔考试的时间就在今天放学后，他怕我接不到他会着急，所以没去参加考试。我让他赶紧去考场，一会儿他垂头丧气地走回来，说已经太晚了，老师跟他说明年见。我把他好一顿埋怨：“老师肯定提前通知了，为什么你对自己的事这么不上心？”
不久，电脑老师要组建机器人队。此时儿子已经看出他非得参加一个队不可，而这已经是七年级的最后一个机会了。参加了说明会之后，他感觉自己没戏，因为来报名的都是已经有基础的。老师让每人在家里写一段程序，考试时把自己的程序拿到模拟机器人上去运行。我鼓励他自学，他却说必须先付费购买那种程序。我于是果断地购买了一年的使用权，却怎么也无法把程序安装在我的电脑上。我担心电脑上的宝贵资料被他折腾没了，于是再次果断出手，购买了一部新电脑。这次成功下载了，也成功安装了，但就是运行不了。关于电脑我只有两招，第一招叫作“买新的”，第二招叫作“重启”。现在第一招已经使过了，第二招已经使过了无数次，我就黔驴技穷了。
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儿子一直在网站上查看“常见问题解答”，每看到一个解决方案，就问我：“试试行吗？”仿佛他仍然相信我比他懂得多。其实我连方案都听不懂，只能硬着头皮说“行”，期待瞎猫能够撞上死耗子。
周末很快过去了，程序还是没能运行。眼瞅着周三的选拔无法参加了，儿子感到十分抱歉，因为他让我花了这么多冤枉钱。其实我的内心更加崩溃，因为我意识到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要想拔苗助长一个偏理科的孩子，我这个文科生实在是力不从心。好几次我都想建议他：“实在不行就还是跟我学写小说吧。”
周日晚，我貌似镇定地建议儿子：“你起码要通知老师你不去考试了。”儿子百般推托：“用不着吧？老师不会在意的。”我看出他不好意思跟老师承认自己连程序都不会运行，于是便越俎代庖给老师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解释了我们的处境。第二天收到老师的回信，老师感谢我想得周到，并且“希望明年有机会能和克里斯一起工作”。我把老师的回信展示给儿子，顺便对他进行了一番铿锵有力的礼仪教育。
转眼七年级就快到了尾声。儿子学校的科学奥林匹克队再次夺得了南加州第一。与此同时，因为八年级学生即将升入高中，需要补充几名新队员。这一次不用我提醒，儿子主动报了名。复习提纲仍然和去年一样充满了不懂的内容。去年我大言不惭地说：“不懂才需要学嘛！”今年他真想学了，我可怎么办呢？
我看了一下提纲，基本上涵盖了高中一年的物理课和化学课。我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位补习老师，在两周之内把所有知识点给他讲一遍。望着儿子期待的目光，我想出了一个因地制宜的办法：“让你姐姐给你补习，好不好？这些知识都是她刚刚学过的，还都新鲜着呢。”儿子说：“我还是去可汗学院（Khan Academy）自学吧。”
我心里多少有点失望，看来他还是没有背水一战的决心。他想的肯定是跟可汗学院学习，大不了就半途而废呗。这总比跟姐姐学习要有更多的自主性——姐姐有时会过于热心，过于诲人不倦，满屋子追着弟弟流动授课。
就这样，儿子注册了可汗学院的账号。第一天，我坐在一边旁听，发现可汗学院的课程设计的确非常合理。比如物理，它把高中物理分成几大块，每块内又有若干知识点，每个视频讲一个知识点，长度为五到八分钟。简洁易学，循序渐进。儿子学得非常专注。学完一个知识点，立刻就点开下一集，好像迫不及待看连续剧似的。如果一天没学完一块知识，就像听故事没听到结尾一样难受。督学一天，我基本上有了谱，就放心让儿子自学了。
此前我一直认为，网络课堂只适合于有自觉性的学生。但我发现可汗学院的厉害之处在于，只要你有一点点自觉性，它能在不知不觉中把你的自觉性放大。更难能可贵的是，可汗学院是免费的。据说它的创始人曾经拒绝了风投，坚持做免费教育。
儿子如愿进入了科学奥林匹克队，我给了他200美元奖金。他激动地表示要把这笔钱捐给可汗学院。我说：“那我就直接在网上捐了。”正要按下确认键，儿子已经冷静下来，要求给自己留100美元，理由是：“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多少也算点数。”
苦闷的“公文”
我女儿在加拿大上小学的时候，直到六年级才学三位数的乘除法，老师也不强调大量练习，所以她到六年级还背不全9以内的乘法口诀。不过，当时我也没有危机感，觉得北美的数学教育要求低，可也并没有妨碍他们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创新领先世界。这种教育体系也许是有道理的吧？到了十年级，女儿开始感觉数学吃力。她说老师讲的她都懂，解题方法也会，但就是速度慢，别人花半小时能做完的，她得做俩小时。我拿过作业一看，发现其实就是她小学阶段基础没打好。比如，运算过程中出现一个625开方，她看不出这就是25，全程带着根号运算，当然要花更长时间。最关键的是，费了洪荒之力之后还算错了。因为这挫折，她给自己贴上了数学不好的标签。如今在大学里主修化学，但也要学习三门数学课。她在选课前做了很多侦察工作，重点摸清哪个老师给步骤分。因为她的答案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没有简化的分数，所以数学成绩严重仰仗老师的价值观。
当我女儿感觉数学吃力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大量练习是必不可少的。那时我儿子才五年级，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赶紧带他去了一家以大量练习为特色的补习机构Kumon。Kumon的正式中译是“公文”，但很多中国学生按照发音都叫它“苦闷”。这是一家成立于1958年的日本教育机构，后来通过特许经营推广到50多个国家。“公文”把数学知识分成21个阶段：最低一级从数数开始，最高一级到微积分。每一阶段都有一本厚厚的习题册。没有固定的授课时间，学生来了就直接做题。接待厅里有一排大书架，上面按照学生姓名字母顺序摆放着每个人的习题册。学生找到自己的习题册后，就进到大厅里随便找一张圆桌开始做题。一张圆桌有好几个学生，老师轮流照看。
我儿子开始去的时候，市里只有两家“公文”学校，都属于一个姓崔的韩裔女老板。崔太太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营，业务熟练得惊人。她认识每一个学生，记得住每道题的答案。她还有一个绝活儿：反书。学生坐在她的对面，她用笔写下解题步骤，她写下的字从学生的角度看是正的，但从她的角度看是上下颠倒的。
每天两页习题是最低要求。如果家长要求每天做四页，他们也同意。如果家长要求得再多，他们就会劝你：别把孩子弄烦了。即便如此，很多孩子都反感“公文”。因为如果你有道题做错了，下次回课时，他们会把你上次做错的一整页再发给你重做，哪怕只错了一道题。有段时间，我儿子有几道题怎么也做不对，每次去回课，拿到的都是上次做过的作业，他说都快要做吐了。但即便这样，他也还是做错。这实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你不是声称答案都背下来了吗？难道背错了？”
我们签的是一年的合同。每年续约时，崔太太就找我们谈一次话。我当然是坚决表示要续约，儿子则百般推托。崔太太就静静地听我儿子说原因。等他说完，她就问：“你每天真的要用半小时吗？”然后，她拿出一页习题来，当场让儿子做。我相信一定是她业务太熟练了，所以精心挑选出一页我儿子15分钟就能做完的。等他做完，崔太太再给他讲一遍，往往还能指出更简单的做法，还能再节约5分钟。“你瞧，崔太太用反书做题都只用了10分钟，你却要花半小时？”儿子哑口无言，只能再“苦闷”一年。
不久前，我们的一年合约又到期了。这次，儿子知道反抗无效，就全程保持沉默。我一边愉快地写支票，崔太太一边笑眯眯地夸我儿子：“我感觉你比以前成熟了。”我儿子觉得应该有所回馈，就说：“谢谢，‘公文’对我帮助很大。”崔太太立刻抓住机会：“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你能不能到Google Review（谷歌评论）上给我们一个好评？”儿子顿时忸怩起来。崔太太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儿子，含笑不语。
出门之后，儿子不好意思地说：“我给他们写过一个差评。”
我问他写了什么。他说：“‘公文’是一种通过反复练习让你恨上数学的有效实践。教室里充满孩子们痛苦的尖叫，能让人的智商下降10个百分点。”我赶紧问：是实名的吗？儿子说记不住了。但我想一定是实名的，因为只要是用自己的电脑进入谷歌就自动登录账号。除非他刻意用化名，可那样的话他一定会记住。再想到崔太太惊人的记忆力以及那意味深长的笑，我赶紧叮嘱儿子：一到家就把那条差评删了吧。
进一步想，崔太太为什么开始重视起网络评价了？肯定是因为本市开了第三家“公文”学校，而那家店不属于她。从前，不管孩子们怎么喊“苦闷”，只要家长认准就行。现在家长们也有了更多选择，于是这些熊孩子也得罪不起了。
陷阱
大约一个月前，女儿忽然说：“人文课有项作业，要学生们选择一个‘社群’进行研究。”我问：“你选的谁？”她说：“一个在美术学院学习的美国留学生。”“怎么认识的？”“坐地铁的时候。”
我心里很吃惊：都到了在地铁上跟人搭讪的年纪了。但我装出很“理中客”的样子说：“其实选择留学生群体挺合适的，因为你的作业需要用英文写，如果采访对象讲英语，你就会节省很多整理采访记录的时间。”她频频点头，认为我很理解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