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一步建议说：“你可以让他到咱家来，我可以去接他。”她表示对方不能到我家来，只能她到对方学校去。因为这个作业的内容除了采访，还要对社群生活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她不仅要观察他一个人，还要观察他与其他人之间的互动，而这个互动必须发生在该社群的自然生态环境里。我心里十分不爽：该社群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就是乱哄哄的男生宿舍吗？
但我说不出进一步的反对意见，于是她开始了微信联系。只听得她那边传来此伏彼起的来信提醒，叮叮咚咚，真是声声刺耳，步步惊心。过了一会儿，她郁闷地过来说：对方听说采访过程还要录像，要求先给他发一份标准的知情同意书，他要让所有出镜的同学签字。我心中暗乐：看来这人倒像真是从美国来留学的呢。至于那种同意书，我从前在加拿大学拍纪录片时还真见过一个标准格式的。但我两手一摊，做出无奈表情：“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真是太麻烦了，”女儿也觉得这人有点事多，“要不就算了吧。”我欣然赞同。要在以前，我肯定要对她的缺乏毅力、知难而退提出严肃批评，现在我却由衷感到：懂得知难而退也是蛮可爱的。
我建议她研究小时工群体。我说：“这个群体很有研究价值，而且在咱家干活儿的小赵就属于这个群体。”但她表现出了畏难情绪，因为她一向听不懂小赵说话。女儿其实能听懂很多中文，但只能听标准的中文，听不懂口语化表达。我们俩说话经常有歧义，比如一次她挑剔弟弟的行为，我嫌她啰唆：“你管他呢！”她当即愣在那里，一脸困惑：“你到底是要我管他还是不管他？”
小赵说话比我还口语，再加上口音，故而语言的障碍应该比找不到知情同意书的障碍更大。再说，知情同意书真有那么难找吗？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又或者跟老师汇报一声……
但是，世界上有一种情境叫作“援助陷阱”。这个词起源于经济、慈善、外交领域，描述的是有些贫困国家或地区，拿到的援助越多，越是难以摆脱贫困。在我们这个案例里，我不断向她承诺援助：“语言问题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帮你翻译。”再加上她原本就有拖延症，于是一个小小的知情同意书竟然真成了拦路虎。这期间我估计她也努力找过其他合适的采访对象，但在北京找一个全部说英语的社群并不容易，何况老妈的“援助陷阱”又一直在招手：“朝仓跳下去了，堂塔也跳下去了……”
最终，我女儿也跳下去了。
采访那天，我应邀担任翻译。我实际做的，不是在中英之间转换，而是在中中之间对接。比如女儿问小赵：“你父母是做什么职业的？”小赵说：“父母都种地啊。”我便解释：她的意思是“父母是农民”。再比如女儿问：“你觉得你父母有没有性别歧视？”我就给翻译成：“你父母有没有重男轻女？”
有那么一瞬间，我自我感觉颇为良好，觉得自己能在各群体之间沟通无障碍，简直是社会栋梁。正飘飘然，忽听女儿说：“我想约个时间去你家看看。”我心里立刻叫起来：不行！我知道小赵住在一个城中村里。在我的想象中，城中村的环境比起留学生宿舍楼来，其危险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我们就是要研究该社群在自然生态环境里的人际互动啊！
算了吧，你们能研究什么呀？不就是一份作业吗？赶紧对付完得了。
但转念一想，我发现我的思维也陷得很深。从一开始我就把学校教育与真实生活对立了起来，但教育的目的之一，也许就是要打通藩篱。我想起几天前我在家长群里批评美国教育，说一些学生利用暑假去非洲等落后地区做义工，纯属富裕阶层为上名校搞出来的投机行为。但现在反观我对孩子的百般阻挠，充分说明人能朝自己的舒适区域之外跨出一小步，哪怕是为了投机，都是极为不容易的。
“好吧，我陪你去。”我再次表示提供援助，同时心里万分紧张：他们村里野狗多吗？
围观群众的作用
在教育的问题上，有人认为父母应该是主角，也有人认为孩子应该是主角。我则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答案，最好还是抛弃主配之争，将教育看作互动。
在我与儿子的互动过程中，围观群众的作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量。对，我说的就是我女儿。我女儿的围观等级很高，经常变成直接参与。按说男孩和女孩的兴趣爱好是截然不同的，但我女儿在10岁之前，一旦发现弟弟喜欢玩什么，就会主动钻研攻略，努力成为弟弟的噩梦。记得我儿子有一段时间怎么也无法在一种电子游戏里战胜姐姐，为此十分苦恼。忽然有一天，他如释重负地告诉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不过姐姐吗？因为她就在制造那个游戏的公司里上班。”我说：“她骗你呢。”儿子轻蔑地说：“这是秘密，你当然不可能知道。”
我女儿小时候学过多种才艺，均以放弃告终。我从中总结出的教训，就是不能太急功近利，以至挫伤了孩子的兴趣。基于这种认识，我对儿子改变了策略：不再注重成绩，但求他能继续。然而这种策略招致了围观群众的强烈不满。自从儿子开始学习国际象棋，女儿就成了家里最关注棋界动态的人，时不时向弟弟通风报信：“听说了吗？10岁华裔少年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国家大师！你几岁了？”
我说：“你不要这样打击他。”女儿就说：“当年你就是这么打击我的。”我只好认错，同时也解释说：“总不能一错再错吧？”“可是公平何在呢？”女儿反问，“难道老大就注定是父母的试验品？”
儿子从2015年开始打积分赛，等级分在三个月内涨到800多，然后就再也不涨了。2016年初，他在棋校内部比赛中接连失利，一度对下棋失去了兴趣。3月份有一个地区性比赛，我们去年就报了名，但在比赛前一天，儿子突然说不想去了。在我无计可施之时，围观群众及时前来救场：“咱俩打个赌。你要是赢了，就泼我一桶冰水；我要是赢了，就泼你一桶冰水。”儿子立刻兴奋起来。经过讨价还价，两个人敲定了赌局的细节：弟弟在五盘比赛中赢三盘就算和姐姐打平，赢四盘算小胜，五盘为大胜；仅赢两盘为小输，仅赢一盘则为大输。小胜和小输都使用4升的桶，大胜和大输则使用12升的桶。
美国的少儿象棋通常分三个组别比赛：700分以下组、700分至1000分组和1000分以上组。儿子报名的时候还有800多分，但比赛当天我们一查对阵表，才发现他已经降到了700分以下组。儿子在这一组里很有优势，一口气连赢三盘。接下来就只剩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了：到底是4升还是12升？第四盘比赛开始了，我坐在等候区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伦理思考：要不要把真相告诉我女儿呢？毕竟他们两人设计赌局的时候，没考虑到降组的因素。降组之后，赢棋难度明显减小，以三盘划线对我女儿明显不公平。正想着，忽听得远处一阵“哇哇”大哭，哭声越来越近，俄顷，涕泗横流的儿子冲出人群，一头扎进我怀里。
“没关系，”我赶紧安慰他，“不要那么在乎输赢。”这时只见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女孩儿走了过来，怯怯地坐在我俩对面，慢声细语地对我儿子说：“其实你下得挺好的。”儿子越发羞愤难当，捶胸顿足、语无伦次地跟我解释，可惜我一句没听懂。不过我明白，这可不是简单的输不起。这是多年来遭到姐姐的压力，眼看复仇有望，结果又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新仇旧恨一齐涌上了心头。
过了好久他才平静下来，开始给我讲事情的原委。原来他不小心碰了一个棋子，而对方则坚持原则，认为他应该落子无悔。当然，这只是他自己的说法，也许他只是想悔棋而没有得逞。不管怎么说，这情节简直就是我家日常冲突的翻版：姐姐不断强调规则与公平，对总想倚小卖小、撒娇耍赖的弟弟来说，姐姐就是地狱。
虽然心情大受影响，儿子还是平了最后一盘，得到了第三名，捧回了平生第一座奖杯。我把儿子手捧奖杯开心大笑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引来姥爷姥姥纷纷点赞。姥爷还执着地追问细节：到底是哪个级别的比赛？是全国的还是国际的？我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对荣誉要看淡些，细节就不要问了。其实我发的照片是经过了剪裁的。如果全景呈现，姥爷姥姥一定会感到不解：为什么第一名身高会比咱家孩子低半头？为什么第二名貌似刚刚会走路？
最终我决定向女儿隐瞒儿子降组的事实，不过我也没有支持弟弟向姐姐泼冰水的诉求。我说：“虽然你赢了，但规则里没有提到和棋，所以无法确定桶的大小。”儿子央求说：“一只可乐瓶也不行吗？”我说：“不行，规则就是规则。”
尽管所得奖杯含金量极低，也没能如愿以偿给姐姐兜头一瓶冰水，但儿子却不再提放弃。围观群众的乱入与纷攘，成功地冲淡了连续输棋的悲情。一转眼，儿子在棋校里又待了三个月。
醉翁之意不在小号
我对女儿的才艺教育是完全失败的。从3岁到10岁，我给她报的才艺班不下10种，但她一个也没坚持下来。我认为失败的关键就在于那些项目都是我选的，她自己不喜欢。反面的例子也支持这个结论。当年她自己想学体操，但被我否定了。我认为她个子太高，学体操没前途。所以我们家至今都流行一种假设，就是有人的体操前途很可能被另一个人耽误了。
一转眼，儿子也该学点什么了。这次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沉住气。只要是正常人、正常社会认为算是一项才艺的，哪怕是斗蛐蛐，他自己想学我都给他报班。但儿子除了打电子游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后来竟发展到连“打”都省了，只剩下观摩。他最喜欢一个叫Minecraft的游戏，有些玩家拍了一些视频，演示自己玩的过程，儿子就迷上了看视频。打游戏好歹还能练个手眼协调呢，现在瞪眼看别人玩，还常突如其来乐得前仰后合。这样下去，该不会养成反社会人格吧？
我必须出手了。我给他报了游泳班。他抗议说：“你答应过让我自己选项目，为什么现在说话不算数？”我说：“游泳是生存技能，不算才艺。”学完自由泳后，他的问题又来了：“你不是说游泳是生存技能吗？逃生难道还需要四种姿势？”
转机终于来了。7岁时，他主动提出学吹小号。我小时候有段时间天天听人说“孔老二是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所以理性上明白各种乐器都是平等的，感情上却对吹奏乐评分不高。但人家好不容易要学点什么，我必须抓住机会。结果我还真找出两条理由说服自己。第一，以后还要回北美，钢琴搬来搬去不方便；第二，学钢琴的人多，很难脱颖而出，而学小号可以参加乐队，好歹算一项课外活动。理由想好，我给他交了一笔钱，购置小号兼交学费，然后就坐等他成才了。
学期结束，他把小号带回家，我才发现他连一支曲子都没学会。我批评他，他委屈地说：“你吹一个试试。”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小号和钢琴是不一样的。钢琴一按就能出声儿，小号却是不经过一定训练根本连响声儿都吹不出来。我儿子说：“没想到吹小号这么难。”
那当初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的一个好朋友在学校报了小号课外班。朋友每天下了文化课，就到另外一个教室去上小号课。我儿子好奇，想跟着人家到另一个教室去串门儿。
“不管当初为了什么，这也是你自己选的，”我郑重指出，“选了就不能后悔。而且，演艺界这种佳话多了去了：陪着朋友去考试，结果朋友没考上，自己倒考上了。你有可能对小号特别热爱，特别擅长，只是你自己现在还不知道。”儿子无言以对，只能坚持。
新学期开始，我专门给他找了一个老师。老师说：“回家要练，每天半小时。”但我们经常不练。请注意主语：不是“他”没练，是“我们”没练。
我不知道是怎么把自己搁进去的，好像特自然。每次老师听儿子吹得不好，就会严肃地问：“这星期练得不多吧？”这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更换主语：“是，老师，对不起，我们练得不够。”然后儿子就瞟我一眼。可我还能怎么说呢？我总不能指着8岁的孩子跟老师说：“都是他不好，他自己不练。”
我这才意识到，我从女儿的失败中汲取到的教训是不全面的。要选择一项孩子喜欢的项目固然重要，但孩子的爱又常不靠谱。所谓“喜欢”，只是引他入门的一个理由，或至少能让你确信他不讨厌这个项目。剩下的，就是坚持。坚持每晚7点钟开练，就这么简单。
这首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挑战。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在规定时间内做规定的事。写作至今也快20年了，我从来也没形成一个可持续遵守的工作习惯。如今凭空让我改变，简直就是让鸟学游泳、鱼学飞翔，实在是扭曲人格、违背天性。但事已至此，我也别无选择。
我和儿子之间的持久战正式拉开帷幕。每晚7点，我家客厅里时而传出高声叫喊，时而传出低声哭泣，夹杂着破碎的、颤抖的、偶尔刺耳的管乐声（不学不知道，管乐声要是刺耳，起码说明吹奏者是花了力气的，没有糊弄）。
女儿非常享受看我们的笑话。一天，她忍不住问：“你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用？”我说：“你没发现吗？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他现在接受了每晚7点练吹号的事实。我认为：甭管小号吹成什么样，养成一个不假思索例行公事的习惯也是好的。”然后，我想了想，决定告诉她一个秘密，一个真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看我，为什么产量这么低？因为我每天花大量时间思考：写吗？不写吗？”
女儿说：“祝你好运。”她没有祝弟弟好运，而是祝我好运，我认为她已经听懂了。
自私的基因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已满一年，整体二孩的放开也许近在咫尺。作为先行一步的人，家有俩孩的日子到底过得怎样呢？曾和一个也生了二孩的女朋友交流心得，她的反应是大呼上当：“当初有人跟我说：一只羊是养，一群羊也是养，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说得太对了，养孩子比养羊麻烦多了。孩子们不光要吃喝拉撒，还需要关注。当父母的注意力分配不均时——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分配得恰到好处——孩子之间的斗争就开始了。于是1＋1的工作量就大于2了。
前些天，我贸然混进去的一个读书群里有人推荐了一本书，名叫：《超越竞争的手足关系：怎样帮助你的孩子和谐相处从而使你自己也能活下来》。从书名就可看出，生二孩的挑战将是相当严峻的。
记得我怀着老二的时候，一次带老大去游乐场玩。那天她突然像得了人来疯，拉着小朋友的家长叫妈。回家路上我问她：“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管别人叫妈？”她反问：“为什么一个妈可以有很多孩子，一个孩子却只能有一个妈呢？”老二还在胎中，挑战就已开始。
好好的世界，突然被一个新成员打破了平衡，这种不理解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老二会不会好一些呢？毕竟他/她一落草，面对的就是家里已有兄/姊的既成现实。
我女儿满12岁后，按（加拿大）法律可以在家看弟弟了。偶尔我外出，家里又没大人，我就委托她看弟弟，按小时付工资。这下轮到老二不平衡了，因为姐姐这笔钱挣得太容易了：“你让她看我，可她什么都没做。”我心想：“起码在拿工资的时段里，姐姐不会欺负你呀，所以这笔钱就是保护费。”但凭什么姐姐能挣保护费呢？因为先来后到？“你什么时候再生一个孩子啊？”老二期待地问。得知我不打算再生了，他悲愤地说：“那我就永远挣不到看孩子的钱了？这可真不公平！”
2014年夏天儿子参加了一个网球夏令营，第一天回家后得意地跟我讲：“今天我给大家解决了思想问题。”原来老师把孩子分成两组进行比赛，另外一组有个女孩子比别人都大一岁，身材更高，发球力量更大。儿子所在组就有孩子抱怨分组不公。儿子于是现身说法：“世界上本就没有公平这回事，你要是生活在我们家你就懂了。”
这说法真是让我深受打击，原来我们家是台不公正发生器。
话说回来，该如何摆平子女间的竞争呢？前面提到的书里有很多具体的建议，不过我只能表达相见恨晚之憾。经过9年的摩擦，我家孩子的愤怒和不满已升华了，现在他们嘴里常冒出“命运”这样的大词，尽管他们在小事上远未放弃斗争。他们必须要了解：“你究竟为什么要生他/她？”
究竟为什么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理性的解释，有些说得出口，有些说不出口，但我总觉得没有一种说法能真正搔到我的痒处，让我自己也由衷信服，直到万能的微信群再次给出了答案。有群友推荐了另一本书《自私的基因》。这本书将进化论解释到了基因的层次，它的核心思想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体而是基因。换句话说就是：不是个体要进行繁殖，而是基因要通过个体的繁殖来得到延续。所以，亲爱的小孩，你爸你妈只不过是替基因做了复制自身的工具罢了。不知各位父母听了这个解释怎么想？感觉好了还是更差了？
这本书里还有一个观点，是从基因的角度解释“利他行为”：两个个体携带的基因越相似，就越有可能互相帮助，共渡难关。基因的自私，反而会导致个体做出无私的选择。
记得在加州的时候，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发生了一场4级左右的地震。那天晚上女儿声称要在客厅里睡觉，因为那里更容易跑出去。她一边像蚂蚁搬家似的把被子、枕头等东西往客厅运，一边问我：“弟弟怎么办？”我有些不以为意，觉得这种纸板一样的房子即使震塌了也没什么危险，于是胡乱回答说：“你就别管他了，自己跑出去就行。”但她不肯罢休，追在我身后不停地聒噪：“你竟然不知道他是个懒虫吗？就算地震了也不可能把他叫醒。肯定要咱俩把他抬出去。到时候咱俩谁抬他的头？谁抓他的脚？”我当时十分意外，因为那段时间这俩人常为一点小事就闹得鸡犬不宁。
现在想来，这就是自私的基因在起作用啊！
萨特说，他在生活中了解的一切，似乎都早已经从书里读到了。从小博学的人就是牛。我的过程则正相反：读书常发生在生活之后。我在生活中了解的一切，似乎事后总能从书中得到印证。
“推己”与“推娃”
作为一个又有事业心又有“推娃”心的母亲，我经常感觉两种心不可得兼。这种无能为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我缺乏时间管理能力。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我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情，必须先处理完这件，才能开始另一件。
2018年，当我快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税务局的来信。我不敢打开信件，因为一旦打开就必须面对。我知道延误处理税务问题会招致罚款，但我就是无法分心。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语气严厉：“你偷税漏税，已经犯法。”想到那封没有打开的信，我对这个电话信以为真，于是诚恳地向对方道歉解释，信誓旦旦地说放下电话就去处理。结果对方说：“那你立即把罚款打给我们吧，否则让警察去抓你。”我这才意识到对方是骗子。因为就凭我那点收入，即便漏税也就是千八百块钱，绝对不至于浪费警力来抓我。即便经历过这么一场虚惊，我也没能立即着手处理税务问题。非要等到长篇小说完成，我才有心力把那封信打开——原来是我税交多了，税务局返还给我一张支票。
我经常觉得自己所受教育不够全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擅长多任务同时处理。从上初中起，我的人生就只有一个目标：考试。不考试的日子可以过得比较松弛，临到考试就必须临阵磨枪。现在我生活在北美，而北美的教育体制对于平时成绩和标准化考试成绩同等重视。平时成绩由每一份作业、每一次随堂测验组成，它体现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负责精神。偏偏我的两个孩子都继承了我平时的松弛，虽然他们的考试成绩都还不错，但平时不认真对待作业，所以总成绩并不高。我有时候想，他们倒是适合那种“一考定终身”的体制。
我儿子在7年级考上了数学快班，但7年级毕业时，数学才得了C。他的C是怎么得的呢？老师每次作业的满分是4分：如果卷面整洁就能得1分，如果把题目抄下来又能得1分，还有1分，我忘了具体内容。总之，正确性只占1分。我儿子的作业要么笔迹很乱，要么写了答案忘了抄题。所以，他的作业最高得过3分（75%），经常得2分（50%）。
7年级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了问题。我向他强调每次作业都要认真完成的重要性，还每天晚上检查他的作业，只要他写得不够整洁，就让他重抄，没抄题目也让他补上。这样紧盯了一段时间，情况有所改善。但这时我的长篇小说发展到了一个关键阶段，我必须全力以赴。其实，每天检查他的作业最多也就需要10分钟，但这需要消耗心理能量，而我连打开税务局来信的心理能量都没有。就这样，等我有惊无险地战胜了骗子，圆满地给长篇小说收了尾，再意外地存了支票，儿子的7年级就到了尾声。就在我的检查缺位的日子里，儿子的作业成绩稳定地摇摆于2分与3分之间。一个星期之后就要期末考试了，就算他考100分也无法使总分回到80分以上，而80分是升班的标准。最终，我儿子失去了在快班学习的资格。
我为此非常自责，觉得都是因为我不能兼顾，才导致儿子被打回普通班。我先生安慰我说：“你起码还是有事业心的，父母的事业心一定会对孩子有正面影响。”他的意思是，我虽然没能有效“推娃”，但好歹是因为事业耽误了“推娃”，不是因为跳广场舞、打麻将。
意外收获是，孩子们都很热心支持我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我一旦专心工作，就不会再有精力去纠缠他们。
有一次，儿子的西班牙语老师让学生们周末去看一个西班牙文化展览。不过老师又嘱咐，如果家长工作忙的话就算了。我儿子充满期待地问我：“你这个周末工作一定很忙吧？”我说：“不算太忙。我刚写完一个长篇小说，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他听了有点失望：“你什么时候才开始写下一个长篇小说呢？我怎么才能帮你呢？”那一瞬间，我觉得他还是很真诚的。我知道他的真实目的是想多玩会儿游戏，但不管怎么说，我的工作已经进入了他的话语体系，“工作”这个概念已经在他心中建立起了合法性。想到这一点，我心中略感安慰。于是，我便用“了解西班牙文化也有助于我的工作”挫败了他的雕虫小技。
前几天，因为要参加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活动，我不能带儿子去上象棋课。他喜笑颜开：“你读书会上的朋友们一定能给你很大的帮助，你千万不能缺席。我的象棋课完全可以牺牲。”我说：“你少来，我还不了解你？不去上课正合你意。”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出门的时候，他说：“祝你开心！祝你好运！”我听了，感觉很温暖。虽然他的快乐有一半来源于能逃掉一节课，但也有一半是真诚地祝福我。虽然我不能全心“推娃”，但孩子们能理解工作的重要性，家人之间能有真诚的祝福，这也算是收获吧。
丹尼斯早餐
几个月前，我儿子炒股失败，欠了我4000多美金。我要求他打工还钱。可是现在失业率高企，青壮年找工作尚且不易，更有最低工资法保护，压价竞争也有下限，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15岁男孩，怎么能让老板舍得付出每小时12美元的工资？
最终，我让他学做饭，每做一顿饭挣10美元。
以往我让他做事，他都要先抵抗一阵。暑假开始，我让他学SAT，他说：“等我申请大学时，SAT就取消了。”为了证明他说得不对，我用了2天时间四处打听，他也就多了2天无所事事。他从实践中发现，第一反应说No（不）总是不亏。但是，我一提做饭，他竟然立刻就答应了，连我都觉得是个奇迹。
儿子学做的第一个菜是烧豆腐。我在一旁口述，指导他一步步从冰箱里找到豆腐，把豆腐从塑料盒里倒出来，切成块，放进油锅里，翻炒，加调料，装盘。
我指着桌上的菜对我女儿说：“你弟弟烧的豆腐。”
“一看就是他烧的。”的确，豆腐捣得有点碎，像豆腐酱。但味道应该一样吧？女儿尝了一口，说：“味道也不如你烧的好。”
“这怎么可能？”我儿子说，“调料全是按照妈妈的指示放的。”
“可能撒盐的手势不同吧。”我女儿说。
在土耳其，有一个外号“撒盐哥”的厨师，因为极具表演性的撒盐手势而成为网红，以至餐厅爆火。后来，他把餐馆开到了迈阿密和纽约，但美国食客普遍认为他的餐厅食物味道普通却价格昂贵。我们曾经讨论过撒盐哥的餐厅值不值得去品尝，最终由我一锤定音——不值。然而，贫穷真的有可能限制我的想象力。
孩子们默默思考，默默咀嚼。也许撒盐的手势真的会造成味道的区别？也许还有比撒盐的手势更神秘、更深刻的原因，造成了妈妈的料理好过儿子的料理？我不说话，任他们思绪万千。真正的原因，我自己心知肚明。我做菜的时候，因为对味道没有把握，所以放调料总是先从一点点放起，尝一尝，不够咸，就再加点盐，不够甜，就再加点糖。我永远记不住什么调料应该加多少克。但是，在指导我儿子做菜的时候，我不想让他看出我心中没谱。我要表现得胸有成竹，举重若轻。我站在他旁边语气肯定地说：“现在加盐。好，就这么多。再加点糖，行，够了。”其实我并不知道够不够，当然差得也不会太多。但就这么左差一点、右差一点，出来的成品就失之千里了。
师傅自己经验不足，但是这个秘密不能让徒弟知道。一来二去，我儿子就丧失了信心。什么都是按照妈妈的指导，结果在姐姐看来却总是不够好，神秘的差距实在让人沮丧。
终于有一天，他说不想做中餐了，要做法式吐司。他就自己上网查吐司的做法，又因为他已经从我这里接受了基本的训练——鸡蛋在哪儿，盐在哪儿，怎么开火，怎么往锅里放油……于是，他很快就独立做出了一盘吐司。我一看，油汪汪的，像是油浸面包，但他说挺香的。第二天，油放得正好，但是盐又放多了。第三天，第四天……总之，不出一个星期，他就做出了一盘合格的吐司。我想起《克莱默夫妇》里父子俩做吐司的镜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男人学烹饪的入门课应该是做吐司。
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姐姐的首肯。我女儿评价说：“你这个吐司做得和丹尼斯差不多。”
丹尼斯是个平价连锁简餐店。在路上旅行的时候，我们经常去丹尼斯吃饭。我儿子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第二天做出了一盘完整的丹尼斯早餐：一张圆盘从中心划分出三等份，每份120度角，分别摆着两片等腰直角三角形吐司，一堆炒鸡蛋，外加几根香肠，跟丹尼斯菜单上的图片几乎一模一样。
从此，我家采取了跟丹尼斯一样的经营模式：24小时供应早餐。有时快到晚饭时间，我走进厨房，想做一顿中餐，他就会凑过来，眼巴巴地看着我，一副技痒难耐的表情。我说：“你来做丹尼斯早餐？”他说好，虽然一口答应，却站着不动。我心下疑惑，只好离开厨房。我前脚刚走，他立马就开冰箱拿鸡蛋。我这才明白，已经到了一个厨房不容两个厨师的阶段了。
夏天已近尾声，开学的日子就在眼前。由于加州疫情没有得到缓解，州长要求学校继续采取网课模式。我儿子听说上网课很高兴，这样他就有机会向同学们展示厨艺了。想象一下，课间休息的时候，别人都去吃饼干吃薯片，他却端着一盘丹尼斯早餐回到镜头前。“幸福度排在全国学生第99个百分位（幸福度高于99%的学生）。”他无限憧憬地说。
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向他表达过我的梦想：“你要是SAT能考到第99个百分位（成绩高于99%的考生）该多好啊！”如今，我的梦想轻松实现一半。
是时候得个3分了
我女儿想当医生，我的一些当医生的朋友都很不以为然。当医生又苦又累，还经常被病人埋怨，所以他们的孩子都不想子承父（母）业。这可真是巧了，我女儿也不想当作家。
现在回想起来，这多半和我的过度热心有关。因为我自以为懂写作，所以在她的所有功课中，我对写作最勇于发言。但写作的好坏往往又是主观的：哪个词更准确，应该用长句还是短句，不像科学问题那样不容质疑。她经常对我的指导不服气，而我又欠缺说服的技巧，喜欢以势压人，最后总是不欢而散。
她小学4年级的时候曾经在课上写了一篇不错的作文，受到老师赏识。老师让她回家好好改一遍，然后投稿参加作文比赛。闻听此讯，我情绪高涨，感觉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一口气指出七八处需要改进的地方。经过一番斗争，她按照我的意思改了，却并没有把新稿交给老师。一晃就过了截止日期，老师想起这件事，问我为什么没有交稿。我以为她粗心大意，就把她骂了一顿。过了好几年，她感觉已经没有危险了，这才告诉我实话，原来她是故意不交稿的。她想的是：万一得了奖，妈妈就会上瘾，就会要求她多写，然后麻烦就会没完没了。这次错过截止日期，顶多挨一次骂，但能换来永久和平。
大概是和我的争执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她总是表示讨厌写作。美国高中的英文写作其实非常套路化。高中写作练习的主要目的，是为未来的学术写作打下基础，而学术写作的模板就是著名的五段式论文（Five-Paragraph Essay）。每一个美国高中生，都会在高中4年被要求写出无数的五段式论文。在一个典型的五段式论文里，每一个段落的结构都是固定的，比如第一段落由3句话组成，不能多也不能少。反过来说，你的作文里只要出现这么3句话，哪怕论点荒诞不经，老师也不能给你扣分。所以，当她高中写作分数不高的时候，我就反复向她强调：五段式论文的评分标准和科学课的评分标准差不多，老师能做的就是数数，看你是不是把该写的都写出来了。但她实际写起来总是丢三落四，不是这里少了一个连接词，就是那里忘了把分论点重述一遍。而且，根据她的一面之词，老师的评分标准和对学生的印象相关。同样的疏漏，如果老师认为这个学生态度还是认真的，就扣分少；如果认为那个学生态度有问题，就多扣几分。又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所有她遇上的老师都认为她态度有问题。
她说：“我的态度问题就是，我认为写作的评分是主观的。”
当年她选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标准就是对通识教育要求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是令她比较满意的学校了，但也还是要修2个学期的写作课。这2个学期的写作课就成了她的心病。通常写作应该在大一就修完，这样才能不耽误今后专业课的论文写作。但她第一学期选了写作课，然后又退掉了。美国有个由学生给老师打分的网站叫“Rate My Professors”（大学教授口碑网），她从网站上查到这学期教写作的教授打分很严，只有10%的人能得A，于是就想下学期再碰碰运气。到了下学期，她又从网站上查到一些谣传，于是又把已经选的写作课退掉了。大一结束的时候，她所有的功课都得了A。有同学问她怎么做到的，她谦虚地说：“这都是因为我没选写作课。”有了来之不易的GPA4.0，她更不敢选写作课了，她认为一旦选了写作课，就将和GPA4.0告别。
一转眼大学已经上了一半，她开始后悔没能尽早选修写作课。因为据说在报考医学院的时候，招生官会考察一个学生GPA的发展趋势。如果由低向高，说明这个学生有潜力；如果由高向低，说明这个学生“江河日下”。她想，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到了大四再选写作课。因为通常学生在大三结束的暑假报考医学院，这时候大四的成绩还没出来，GPA还是4.0。我说这太危险了，万一遇上意外，比如课程时间冲突，导致大四时无法选修写作课，从而影响毕业怎么办？我还说：“你既然认为写作的评分是主观的，说不定你就是运气好，碰上一个喜欢你的老师呢。”
“可是我不会写作呀！”她说，“我就是怎么也写不好。写作又不像其他学科，有一个确定的努力方向。”
当时我就震惊了。以前，她总说写作的评分是主观的，隐含的前提是她自己的好文章总是得不到赏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已经接受了自己不会写作的判断。在那一刻，我感到深深的后悔。我想到她小学四年级那篇无疾而终的作文。如果我当年能潇洒地冷眼旁观，可能现在的她就不会这样了。
前几天，她忽然告诉我她打算提前一年毕业，这学期选了7门课。“写作呢？”“已经选了。”“你没查查教授是哪位？要求严不严？”“管不了这么多了，再不选就影响我的毕业计划了。”停了一下，她又大义凛然地说：“是时候得个3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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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不参加毕业舞会？
美国的高中毕业舞会是美国高中毕业生的一件大事——至少我一直是这么听说的。高中毕业舞会有一个专门的词：Prom，足以彰显这项活动的重要性。据说，Prom是promenade的缩写，后者指的是集体舞蹈中男女舞伴手拉手出场的一瞬间。
从我女儿上高一开始，每年5月份，一旦朋友圈里开始有人议论如何筹备高中舞会，我就格外留神。到哪里给男孩子租燕尾服？到哪里给女孩子买裙子？据说女孩子还要给男伴买别在燕尾服翻领上的花，男孩子要给女伴买套在手腕上的花……这么多繁文缛节，我能记得住吗？
盼望着，盼望着，我女儿要高中毕业了。在过去四年里，她表现出久经考验的独立性，一切事都自己安排，只在最后付款时跟我要一下信用卡。4月某个周六下午，她说和同学约好去买跳舞穿的礼服。我立刻捕捉到信号：“是Prom穿的？”她想了想说：“就算是吧。”我忽略了“就算”，只听到“是”，热切地说：“那你肯定需要钱吧？”她说：“你要提供赞助，我也不反对。”我心想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当下给了她300块钱，还怕给少了，因为印象里礼服都很贵的。但她说300块钱够了，她平时的衣服没有超过50块钱的。唉，贫穷限制了她的想象力。
晚上她提着两个购物袋回到家。我说：“快穿上给我看看。”她说：“累死了，不想穿。”我说：“那好吧，我不急。”然后我问：“还需要我准备什么？”她说：“什么都不需要了。”我心想：和我掌握的信息有很大缺口啊。再一想，我女儿不会搞错的。等她休息好了，该让我付什么钱她不会客气的。
等啊等啊，又过了不知几个星期。某个星期六下午，只见她把裙子穿上，高跟鞋换上，挥挥手对我说：“我走了啊！”我一看她身上的黑色连衣裙，明显是为舞会买的，就问：“你去Prom？”她说：“也可以这么说。”我再次忽略了她模棱两可的语气，一味回想着自己道听途说来的繁文缛节。就是今天？不是都要有个男伴？不是还要男伴租个加长豪华车来把女伴接走？我可是看过好多电影呢。往往在这种电影里，女孩都有个洋相百出的老妈，追着孩子们非要给人家拍照。我还准备当一回被人嫌弃的老妈呢。我还在意识流中，女儿已经穿着我赞助的300块钱的裙子，拎着自己的20块钱的小包，一扭一扭地上了车，一脚油门就出了车道上了大路。
现在都流行女孩自己开车去Prom了？Me too（我也是）运动的结果？
又过了两天，我实在忍不住了，跟她要照片。她拿出手机，照片虽多，但统共只有四个女孩子。所有照片都是她们四个人各种组合，各种勾肩搭背，而且背景也不像舞厅，像是在大街上。我说：“这是Prom？”她说：“这是Prom，又不是Prom。”
我说：“到底是还是不是？”
原来，她们几个人决定不参加学校组织的Prom，而是几个朋友一起去吃饭，逛购物中心，跳舞。这项活动和官方Prom发生在同一时间，但又不是官方组织的正规的Prom。
我有点失落。这样的照片我怎么发朋友圈呢？我如何向朋友们解释她不去参加舞会呢？我问：“你不去参加Prom，是不是因为没有男朋友？”她说：“我和维多利亚的确是没有男朋友，但是马兹有男朋友，这些照片就是马兹的男朋友给我们拍的。桑德拉是另外一个故事。她是学校里的舞蹈明星，想邀请她的人太多了，她觉得很烦，早早宣布不参加Prom。”看来这四个人各有各的原因，一时还很难概括。
又过了几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说儿子没有参加舞会，评论里另一个朋友也说儿子没参加。我回家赶紧问女儿：“是不是现在流行不参加Prom？是不是不参加特别酷，反潮流？”
她说：“我们就是不想去，觉得跟那些人反正也不熟。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不是挺好的吗？”
看到我失望的表情，她又问：“你是不是后悔赞助我了？”
我说：“是的。你必须深挖一下思想动机，七步之内如果给出一个能让我写篇专栏的答案，我就不要你还钱了。”
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她果然展现出七步之才：“你可以写这是社交媒体流行的结果。从前如果买了漂亮的裙子却不去Prom，那就没人看得见。现在我们就算不去，照片往ins（照片墙）上一贴，大家纷纷点赞，效果是一样的。我感觉我们并没有缺席。”
我再去《牛津词典》查了一下promenade，注意到这一条解释：“take a leisurely public walk,ride or drive so as to meet or be seen by others”（在公开场所散步，乘马车或开车，以便结交他人或为他人所瞩目）。我觉得可以采纳她的答案。如果说传统的Prom是高中生正式步入社会前的一次亮相，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想要“为他人所瞩目”，自拍就可以了。
陪儿子应战ISEE
我打算让儿子报考私立高中。女儿毕业的公立高中，从升学结果来看，比绝大多数私立高中都要好。但我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还是想让儿子走另一条道路。
报考私立学校要有一个标准化考试。目前美国私立学校采纳的标准化考试有SSAT（美国中学入学考试）和ISEE（独立学校入学考试）。前者偏重文科，后者不偏不倚。我儿子比较偏理科，他想报考的学校碰巧指定学生考ISEE。
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国家长，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找补习学校。我家附近有一个商业中心，四周一圈两层小楼，每栋楼门口都挂着一个闪亮的招牌。这里的补习机构大多是亚洲人办的。考ISEE的人比较少，我找来找去，只找到一家白人办的能提供一对一补习的学校。
课前先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我儿子的水平大约在70%，即比过去三年内同年级70%的考生都要高。老师认为他基础不错，补习20个小时就够了。我怀疑，20个小时能做什么？老师说：一般私立学校60%以上就能录取。我心想：“你们的标准也太低了吧。”我们中国人不考到99%都不好意思发朋友圈。老师安慰我说：“他的词汇量挺大的，相当于十一年级的水平。”这倒让我很惊讶，因为我知道他不爱读书，不读书怎么会有词汇量呢？难道他是个天才？赶紧向孩儿爸汇报一下：“咱儿子可能是个天才。”孩儿爸说：“要淡定，再观察一阵。”我说：“还观察什么呀？不读书就有词汇量，必须是生而知之。”孩儿爸说：“哪有什么生而知之？我从小就爱说大人话，大人总是很惊讶，其实就是他们说话时我偷听来着。”你看，天才还没确诊呢，已经有人要邀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