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在七年级到八年级的暑假，我给儿子安排了十周补习。每周一小时数学，一小时英语。听起来量不大，实际还挺充实的。每次课程过后老师都要留作业，完成作业往往就要一天时间。一对一补习经常遇到家长有事，需要临时调整课时。我属于坚决按既定方针办的模范家长，但其他家长调整时间就会涉及我。我当然也可以不配合，那么学校就有可能给我换老师，我自然还是觉得跟住一个老师最好。这样一来，上课加做作业加临时调整时间，整个暑假基本上都在围绕着补习运转。
一晃十个星期就过去了。模拟考试表明，我儿子的成绩提高到80%左右。老师建议立即考试，但我还是不满意。既然ISEE算分数是把同年级的孩子放在一起比较，那么越晚考越有利。我给他报了12月1日的考试。我的如意算盘是：从9月开始，随着学校的正规学习，到12月份水平还能自然提高一点。
另一方面，我又从网上给他买了两种习题集。我给他规定了进度，每天做若干页，计划到10月底做完这两套书，然后再用一个月把错题全部做一遍。错题本是我应付考试的一大利器。我女儿的整个高中时代，我都在苦口婆心地向她普及错题本的重要性，但她始终不买账。我儿子不像我女儿那么逆反。我让他找一个本，把做错的题抄下来，他点头如捣蒜，答应得十分痛快。到了10月底，我提出要检查他的错题本，他居然做出一副茫然的表情。原来他是另一种形式的逆反：虚心接受，坚决不做。但这难不倒我，我当即从亚马逊上又买了一套新书，再把第一套书上做错的题在第二套书上标出来。
感恩节长周末，我让他每天早晨起床就做一套真题。这也是我当年考托福和GRE的经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以便将生物钟调成考试模式。他前两天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我一度有些失望。从第四天开始出现了质变，成绩大幅度提高。问他的感受，他说以前不习惯三个小时不休息连续答题，现在逐渐习惯了。我激动地说：这就对了，这就是训练的目的。当年我考试时，连写名字、填考号都要反复练习，力图精确到秒。
ISEE考试分为四部分：词汇、阅读、数量推理和数学成就。词汇和阅读比较好理解。数量推理有点像奥数，虽不涉及高深的数学知识，但题目出得比较绕。数学成就则涵盖高中三年的数学内容，题目比较直来直去。我感觉这样设计的用意，是要区分出高智商的学生和补习多的学生。
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在四部分的表现分别是：93%、77%、94%、97%。虽然总成绩还算过得去，但我略微有点失望。词汇比阅读考得好，数学成就比数量推理考得好，都是因为前者补习见效更快。
好多年前我在《时代》周刊上读过一篇封面文章，文中提到人有三大盲目自信。一个是“我的孩子是天才”，一个是“我能长寿”，还有一个我死活想不起来。为什么能记住前两条呢？因为在看完那篇文章后不久，我就有过清晰的失望的记忆，验证了文章关于盲目的说法。如今我还剩一个自信，这个自信是实事求是的，只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生活的善意与敌意
在上一代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下一代的人生起点已经悄然改变。子女站在父母的肩膀上，并不心存感激。
在我上大学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享有的迁徙自由少得可怜。记得那时规定：大学毕业后如果为国家工作不满六年，出国留学需交培养费（大学毕业生一万元，研究生二万二千元）。要知道，那时“万元户”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我的一个同学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凑到“赎身费”后仰天长叹：“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因为这段经历，我后来看到王昭阳的《与故土一拍两散》时不免一笑。
在那样的氛围下，我想当然地把行走天下看作一种特权。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歌是崔健的《假行僧》：“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我有这千山和万水……”，以及齐豫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远方代表着理性，只有见多识广才有可能战胜偏居一隅带来的愚昧。远方也代表着个体自我的确立：一个人上路，把家庭、社区加给你的集体自我抛在身后。
我们家从2005年开始了移民的旅程。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们去过新西兰、加拿大、美国，然后再次回到中国。和我的愿望相反，我女儿并不为自己能够行万里路而感到自豪，反倒会为经常与朋友分手而焦虑。她曾在一篇“个人陈述”中写过一段话：“每一次，当我刚刚融入环境，我妈就要把我扯走，就像撕下一块创可贴。”
当我们聊起这些年的足迹时，我女儿会用颇为沧桑的语调细数自己转过多少个学校，又会用极其羡慕的口气谈到她班上有些出生在加拿大的同学最远就到过几十公里外的白石镇，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等我有了孩子，孩子18岁以前绝对不搬家。”
北岛有一篇文章《古老的敌意》，灵感来自里尔克的《安魂曲》：“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古老的敌意”这个表述，成为我看待亲子关系的一个视角，尽管我对“敌意”的理解也许与诗人们相去甚远。
生活的善意，就是父母竟然能够为孩子创造出父母心目中的理想生活；生活的敌意，就是在上一代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下一代的人生起点已经悄然改变，子女站在父母的肩膀上，并不心存感激。做父母的不必抱怨，只需要理解：这就是生活的“古老的敌意”。
我曾经关注过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Shigehiro Oishi（大石茂弘）。在2010年发表于美国心理学会主办的《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Oishi及合作者公布了一项长达10年、访问对象多达7108位成年美国人的追踪调查。作者的结论是：在童年时代频繁搬家的孩子，长大后幸福感相对较低。
这并不让我吃惊，但也不让我满意。影响一个人幸福感的因素应该不止一个，遗传因素就不应被忽视。医学界认为人体内一种名为“5-HTT”的基因就与情绪密切相关，这种基因变体的不同长短组合能影响生活的快乐程度。假设一对父母的基因里就有不快乐的成分，这对父母一方面经常搬家以追求更快乐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把基因传给了子女，那么子女成年后体现出较低的幸福感，到底应该归罪于哪个因素呢？
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部分美国人频繁迁徙的现实。当迁徙不再成为问题，迁徙的焦虑就成了问题。
除了上述有争议的结论，Shigehiro Oishi（大石茂弘）教授还有很多靠谱的结论，比如他总结出频繁搬家的人比起基本不搬家的人，在消费上更倾向于选择连锁品牌。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2013年春天，我女儿偶然提起，当年我们路过美加边境时，曾经在一家小店里吃过一种叫作“阿尔弗雷多鸡肉饼”的比萨。回忆往事时，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告诉我：要是有朝一日能再吃一次那款鸡肉饼，她一定能感受到极大的幸福。
碰巧那年夏天飞洛杉矶的机票特别贵，我于是设计了这样一条路线：从北京坐飞机到温哥华，从温哥华开车到西雅图，再从西雅图坐飞机去洛杉矶。该行程的亮点就在于：我们可以重访那个边陲小镇。
就这样，我们从温哥华一路向南，经过白石镇（我女儿那位加拿大同学到过最远的地方）也不停留，径直来到美加边境上那个叫Blaine（布莱恩）的小镇。在我们不断漂泊的人生中，刻意去体会与一个特定地方独一无二的联系是多么宝贵的经验啊！当女儿心满意足地享受着来之不易的“阿尔弗雷多鸡肉饼”时，我在柜台一角发现了一张宣传单：“我们接受加盟。”
2014年春天我独自一人去温哥华时，毫不意外地发现该品牌在温市已至少开了两家店。生活的善意与敌意，伴着我们一路前行。
饿饿饿，曲项向天歌
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送她去上中文学校。那个学校使用的教材，已经在努力贴近海外生活场景，但仍然有些表达让从小在海外长大的孩子难以理解。比如，有篇课文写到某个已故的中国领导人去看望华侨，老华侨感动得泣不成声。小华侨们读到这里则感觉莫名其妙。那个学校教中文的老师对自己所教科目也怀有极大的自豪。我们报名的时候，老师一再责怪我来晚了：“怎么这么大才开始学中文呢？”她高高在上地打量了一下未开化的野蛮小孩，目光中充满怜悯。在我的百般威逼利诱下，女儿勉强坚持了一年，后来说什么也不去了。她说中文老师喜欢“pisses me off”，大概意思就是老师总说让人扫兴的话，从教材到教法，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格上的不平等。
就这样，女儿放弃了正规的中文学习。我对此多少觉得遗憾。不过虽然读写不行，她的听说能力还保持着，尤其是听力。这是因为我的英语口语始终不过关。我们家的日常沟通总是孩子们对我说英语，我对孩子们说汉语。我们彼此都能听懂对方，又都用自己最熟练的语言来表达。
加州高中毕业的要求之一，就是修满三年外语课。我女儿高中的世界语言部，有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汉语、日语、拉丁语等等。我觉得这是个学中文的好机会。公立学校的教材都是由州指定的专家审定，老师也都是在美国受过教育并拿到教师资格，应该不会像业余中文学校的老师那样。但我女儿说，学校教中文的老师不欢迎华裔学生来选中文课。老师认为华裔本来就有中文基础，选中文课就是为了混学分，所以华裔在他的课上很难得“A”。我觉得这种想法没有道理，像我女儿这样从小在海外长大的，中文水平十分有限，和非华裔的孩子能有多大差别呢？
就这样，我女儿选了西班牙语。学校开放日那天，我去旁听了西班牙语课。西班牙语老师给家长演示浸入式教学，整节课上连说带唱，上蹿下跳，让我深深觉得教西班牙语是个力气活儿。奇怪的是，下了课后我感觉能量倍增，仿佛得到了西班牙语的加持。我估计，即使受过美国教育的中文老师也达不到西班牙语老师的课堂效果。中文本身就不是热情奔放的语言。
我女儿还利用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暑假去社区大学修西班牙语。社区大学的暑期课是密集型的，两个暑假下来，她已经修完了西班牙语4，超出了高中毕业所要求的西班牙语3。按课程描述，她应该已经能够在西班牙语国家工作生活了。加州的搬家、装修、清洁、园艺等行业有大量的西班牙语裔从业人员，有几次我专门把女儿找来，希望这个双语人才能帮我与西班牙语裔人士沟通。结果发现她的西班牙语能力十分有限。我开始怀疑她成绩单上的“A”的含金量。莫非西班牙语老师也是对混学分的西班牙语裔十分严格，对非西班牙语裔学生照顾有加？
高中最后一年，我女儿听说上大学后还要再修一年外语课，但如果考过AP外语就可以免修，于是她打算考一门AP外语。她已经学到了西班牙语4，按道理说考AP西班牙语是顺理成章的，但她翻了翻试题，觉得没有把握。正在苦恼中，有一天看到自己的美国同学在复习AP中文，她这个从没系统学过中文的人，居然能给美国同学辅导，于是她决定考AP中文。
我听说她要考AP中文，差点笑出了声。就她那中文水平，也就相当于国内小学三年级吧！没想到AP成绩出来，她居然得了满分5分。我实在感到难以置信。后来我找了张试卷看，才明白她这5分是怎么来的。首先，试卷全文都是有注音的，简体字版有汉语拼音，繁体字版有台湾式注音。这就解决了我女儿不能读写的问题。其次，考试的内容很多都涉及日常生活。比如有一道考量词的选择题，题目是：“你有一（）领带”，答案是：“A.张，B.条，C.头，D.个”。作为在中国家庭长大的孩子，就算从未正规学过中文，也知道领带的单位是“tiao”。
我不得不感叹耳濡目染的力量。如果没有一个说中文的老妈，要想知道描述领带的量词就只能背单词。再回想她高中的中文老师，方觉得他对华裔学生的逆向歧视也不无道理。同时，我也感叹从无到有学习另一种文化的难度。如我女儿这般热爱西班牙语，在社区大学的西班牙语4都拿了“A”，最终还是赶不上中文。
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教过他几首唐诗，但他一转身就跟姐姐用英语吐槽，说唐诗多么不讲道理。我曾经也为儿子的中文水平而忧虑，但是有了女儿的榜样，我就有了底气，知道他最终也逃不脱拿中文当第二语言的命运。不久前的一个周末，刚过上午11点他就要吃午饭，当时我正忙着别的事，就说：“你不是早上9点刚吃过吗？现在怎么可能饿呢？”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服我，一着急就仰起脖子说：“饿饿饿，曲项向天歌。”
中等偏上，何处安放
时光飞逝，我女儿在美国上高中已经一年了。她去的学校被当地人昵称为“油泥”高中，因为校名里含有“Uni”这个词根。“油泥”也算牛校，该校2015年约600名毕业生中，6名考取哈佛，70名考取伯克利。曾有朋友劝我：“油泥”竞争激烈，不容易脱颖而出。但竞争激烈和我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喜欢的是向下“攀比”。从小到大，我常听她谈论一位坐在她旁边的女孩。我不知道这女孩姓甚名谁，只知道她考试成绩永远比我女儿差两分，而她妈妈总是为她骄傲。鉴于此，我认为我女儿不适用“鸡头凤尾”原则，只适用“水涨船高”原则。
在美国高中，同一门课（限主科）往往分若干种难度。“油泥”的主科只有两种难度，一种叫作荣誉课（或AP课），另一种叫作大学预备课。通俗点说就是快班和慢班。我女儿入学时是十年级。她的数学和美国历史选了快班，英语和生物选了慢班。
开学不久，我女儿就告诉我数学很吃力，想转到慢班去。我让她再坚持一下，但她说不知道怎么坚持，课本都看得懂，题目也会做，唯独考试成绩上不去。我觉得匪夷所思。有段时间，每逢周末我就把她叫到我的工作室里，我们俩背对背学习，确保她把教材上的题目全都做一遍。此外，我们也请过家教，上过“公文”，但都不能在短时间内提高成绩。她反复告诉我：老师的讲课内容和教材没关系，考试题目和作业也没关系。我虽然不理解，但确实既看到了她的努力，也看到了努力的无效，只好相信提高成绩的唯一方法就是转去慢班。
我女儿对慢班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她发现慢班的学习有章可循。首先，授课的内容书上都有；其次，老师会一遍遍地重复。另外，老师还会花很多时间叮嘱一些细节，比如“作业上要写名字”。在慢班生存的最大挑战是克服无聊，故即使在慢班想维持好成绩也并非轻而易举，虽然需要的是另外的功夫。
总而言之，快班与慢班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像我女儿这种水平的，在快班就有些吃力，在慢班就学不到东西。我后来才明白：越是有名的公校，快班与慢班的差距就越大，因为各校的慢班水平都差不多。但这时后悔也晚了，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重新调整。十年级的下学期，我女儿的数学换到了慢班，生物换到了快班。通过一升一降，她总结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老师对学生的预期不同。在快班，老师认为学生们将来都要当工程师、医生、律师，所以教学时天马行空，高开高走；而在慢班，老师假定学生们都是未来的泥瓦匠、电工、护士，所以教学时紧扣教材，联系实际。“最重要的，”她说，“在慢班，老师假定每个学生随时都能拿出一张多动症或者阅读障碍的诊断证明，所以对我们态度特别好；而在快班，老师认为我们都有能力调节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能做出这样的发现也挺难得。由此我反省自己：不论我自以为对美国多么了解，我的思考仍然经常从中国经验出发。当我看到“油泥”的升学数据时，我立刻就想到了我自己毕业的重点高中。在那里，每个人都一心高考，心无旁骛；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年级中的名次和定位。于是我才会有这样的预判：我女儿只要在“油泥”排名“中等偏上”，就能混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但“油泥”的学生却是各式各样的。不论有多少人被哈佛录取，总有人连大学都不想上。我想象里的“中等偏上”，在现实中很难安放。
过了一段时间，本地朋友问我：“你女儿适应得怎么样？”我把她的发现告诉大家。没想到的是，一些在本地生活了多年的华人都感到非常惊奇。原来他们的孩子从小到大都在各种天才班就读，压根儿不知道慢班是什么样。
前几天，我女儿得意地告诉我：这学期她的七门课全都能得A。我向她表示了祝贺。然后她画蛇添足地感慨了一番，大意是她现在开始感觉高处不胜寒了。我忍无可忍，只好向她指出：“你那七门课里有两门是慢班的课，我很多朋友的孩子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慢班。”但转念一想，我觉得那样的孩子恐怕将来也会遇到问题。能一辈子留在象牙塔里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即使上了名校，毕业后也还是要从事一份具体的工作。如果从小只会跟学霸打交道，从不知道学渣是什么样的，未来又如何能顺利应付这个多样化的世界呢？
反正，再有人说“油泥”的竞争比别处激烈，我就会补充说：是的，但“油泥”也有比别处更深的撕裂。
女儿的“美国梦”
有个朋友的儿子立志要当医生，可是在美国四年大学之后却并没有考医学院。朋友痛心疾首地说：“在美国，要是家里没人当医生，连个考医学院的入场券都拿不到！”当我女儿在十年级宣布想学医的时候，我想起了朋友的话，于是警告她：“咱家可没人学医。”我女儿说：“你准备学费就好。”
朋友的儿子没考上医学院，是因为他在大四之前没能满足500小时的义工要求。500小时听起来并不多，但你不能在临考前每天做8小时，连做2个月零3天。你必须把这500小时分散在几年里，以此来表明你具备读医所需要的马拉松般的耐力。其实这在美国医学预科生里是常识，是并非只有医生才知道的行业秘密。但朋友的儿子是从中国高中毕业才去美国读大学的，思维还是中国式的，以为学医最大的障碍是那个MCAT考试，没把义工当回事。等到了报考医学院的时候，才知道义工是一项硬要求，缺了这项经验连申请表都不能填。
我女儿是知道这些内情的，但她的问题是找不到开放给中学生的义工职位。每次周边的医院开放义工申请，她都趴在电脑前守着。但每次申请一开放，名额迅速被抢光。我分析这是因为我们住在华人聚集区，而华人的孩子想学医的太多了。
我有个朋友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有年夏天她在朋友圈发了她儿子在医院做义工的照片。我问她：“你儿子也要学医？”她说：“他才不学医呢。”我听了特别痛心：“他不学医去医院做义工干什么？把名额留给学医的人好不好？”她说：“可是我在医院工作呀，难道让我专门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做义工？”说得也有道理。同时我也开始怀疑，本地那些名额真的是在网上被迅速抢光的？会不会也有很多是被家长带去上班的？
转眼我女儿就到了十二年级。3月底，她拿到加州大学几个分校的录取，其中有伯克利。但她不想去伯克利，一来那里学霸太多，不容易拿到好的GPA，对于考医学院不利；二来也是最重要的，她判断在伯克利也不容易找到做义工的机会。旧金山湾区也是著名的华人聚集区，况且旁边还有斯坦福大学，必然也是僧多粥少。她看中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第一，那里的居民比较多样化；第二，大学周围有三所大型医院；第三，方圆5公里以内就这么一所像样的大学。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但是以找义工为准则选一所次一等的学校，我实在是心有不甘。
4月初，她得知圣地亚哥一所医院开放了义工申请，但要求申请人满18岁，还必须是本地居民。当时我女儿离18岁还差4个月，离前往圣地亚哥去住校还差5个月，但她判断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这时老生已经快放假了，新生还没来上学，申请者一定少。她不再犹豫，当即决定去圣地亚哥大学，从而获得了一个有ucsd.edu后缀的电邮地址。她用这个电邮地址发了一封浑水摸鱼的申请。这招还真管用，6月份她接到录取通知。
然而这还不是快乐结尾。首次义工集训之后每人领到一份教材，负责人要求他们在自学之后，给医院打电话约时间面试。可我女儿打了三次电话都没人接，后两次她留了录音，却也始终没接到回电。
就在这时，西雅图的那位朋友在朋友圈里贴出她儿子在医院做“影子”的照片。话说做义工其实还只是第一步。做义工期间，你要找一个肯带徒弟的医生。500小时以后，你再跟在这个医生后面当助手，这叫“影子计划”。我问朋友：“你儿子不学医为什么要去做‘影子’？”她说：“他天天在医院待着，喜欢上学医了。”
朋友安慰我说：“你女儿实在找不到义工机会，我帮你问问看。我也有同事去了加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备选方案，但我暂时还不想插手。当初我就是因为反感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局面才离开中国。要是在美国连个做义工的机会都被“二代”垄断，那“美国梦”就真的是一个谎言了。
但我也提醒女儿：“医院为什么不回你电话？会不会他们通过关系已经招到足够的人？你不能被动等电话，你得去一趟。”女儿半信半疑，第二天自己开车去了圣地亚哥。回来后她笑话我疑神疑鬼，说其实就是医院的官僚系统没拿这当回事。既然她本人送上门，人家何乐不为，当场面试、排班、发工作服。
掐指一算：每周4小时，一年200小时，两年半满足义工要求；再做一年“影子”，满打满算三年半，正好考MCAT。和第一个朋友的儿子比，我女儿算是赶趟；和第二个朋友的儿子比，我女儿只是勉强。“美国梦”还是有的，只是比起这个名词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比起那个有才华就横溢的菲茨杰拉德时代，难于实现了许多。但只要肯于接受体制的调理，“白手起家”的人还是能获得一张下半场竞争的门票。
性教育风波
201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健康青年法案》。2018年，加州又通过一个修正案，要求本州所有的公立学校都要提供“医疗上准确”、“内容上客观公正”以及“与年龄相符”的性教育课程。
听起来都是好词，就是看不到教材真容。教育部门把课本遮盖得严严实实，但家长们还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搞到了几页，并在网上公布。传开之后，很多家长都表示无法接受，认为这几页太露骨太猥琐。从2018到2019，不断有积极分子家长组织各种抗议、罢课活动，要求对性教育教材进行大幅修订。
我却觉得，新教材把性描述得太无趣。为了满足“医疗上准确”这一条法律要求，性教材把性行为分解成一系列动作，并给每一步的心理感受都安上一个“医疗上准确”的形容词，从而把性行为高度程式化，宛如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的表演一样滑稽。
家长们意见最大的，是新教材里三句话不离LGBT（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性别认定障碍者等）。其实，只要标榜“客观公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一次，我对儿子说：“将来你要有了女朋友……”话没说完，女儿就义正词严地打断我：“以及男朋友。”我说：“没必要随便说一句话都面面俱到吧？”但女儿却认为：“如果你不提男朋友，就是在束缚他，让他以为只存在一男一女的可能性。”在左派小将的坚持下，我们家日常说话都带斜杠。对儿子说话是：“将来你要有了女朋友/男朋友”，对女儿是“将来你要有了男朋友/女朋友”。
说实话，把“客观公正”搞得这么草木皆兵，我也觉得过分了。在我看来，“客观公正”是一种包容的精神。当有突破你自己认知边界的事情发生时，不要大惊小怪、急于否认，而是要耐心地了解、理解和倾听。但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公正”，已经发展到日常说话必须谨小慎微，漏掉一种可能性都是不客观公正，就有形式主义之嫌了。
总的来说，我对加州新版性教育课程不以为然，但对于家长们的愤怒也不以为然。遇到某些家长招呼大家去抗议、罢课，我则以“今天天气哈哈哈”答复，既没有热烈响应，也没有积极阻止。
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准备先把儿子送去学校，然后自己去北加州开会。出门前，儿子习惯性地查了一下自己的邮件，意外发现很多同学都决定今天罢课不上学，于是他表示自己也不打算去上学了，“我们要对学校的性教育课程进行抗议”。
我这才想起是有这么回事。我一直以为，反对性教育课程的都是保守派家长，怎么现在变成学生主动罢课了？于是，我问：“你为什么要对学校的性教育课程进行抗议呢？”
“我们不要性。学校要对我们进行性教育，所以我们要抗议。”儿子一本正经地说。我瞬间明白了这里面的逻辑链条：某个家长反对性教育课程，不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学，这个孩子把信息传给其他孩子，在传播中信息走了样。
“得了吧，”我说，“你就是想找个借口不上学。”
“嘿嘿。”儿子嬉皮笑脸地承认了。
我急着出发，就没有深究，答应了他不去上学。事后，我越想越觉得，这件事不能这么不了了之。我深深感到性教育是一个阵地，你不去占领，乱七八糟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像我以前那样模棱两可的态度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于是，我在百忙之中大量搜集信息，把与加州性教育新教材相关的文章都看了一遍，最后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加州的性教育新教材利大于弊。加州性教育的主旨，是教导学生如何在两性关系中负起责任。具体落实到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如何保证身体健康，这包括如何避孕，如何防止性病、艾滋病；另一个就是性交往（男女/男男/女女）中的性准许。
说到性准许，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不行就是不行”（No means no）。但其实加州已经在2014年签署法案，正式将性准许定义为“行才是行”（Yes means yes）。这样就把性准许的责任交给了双方。只有在双方都明确表示“行”的前提下发生的性行为，日后才不会发生争议与纠纷。看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和朋友们在微信群里聊天，谈到我儿子找借口不上学，还声称“不要性”，我问大家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个朋友批评我太软弱。如果是她，她就会说：“性和性教育是两回事。你不要性，是你的事，赶紧给我上学接受性教育去。”我觉得这个回答太彪悍了，立马照方抓药，把熊孩子赶去上学了。
冰球场边“八卦”忙
我女儿练冰球的时候，我喜欢站在场外听家长们“八卦”。有一次，一位叫威廉的家长忽然问我：“你女儿为什么选择旅行冰球（travel hockey）？”这是我头一次听到这概念，于是反问：“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威廉说，很多人选择本地冰球（house hockey），也就是只在本市进行训练和比赛。旅行冰球经常需要到外地去比赛，最大的缺点就是费钱。本赛季这支球队已经去了纽约、芝加哥、圣何塞，听说马上还要去阿拉斯加。威廉不太想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说，当初我女儿在网上搜索“女子冰球俱乐部”，结果显示大洛杉矶地区只有两家，我们就选了离家近的。我对去阿拉斯加也不感兴趣，那会耽误上学的。
威廉说，你搜索“女子冰球”，出来的结果肯定都是旅行冰球。因为本地只有两支女子队，没法打比赛。他往场上看了两眼，又说：“不过，我看你女儿的程度，也打不了本地冰球。本地冰球是男女混合比赛，风格十分粗野。”
我有点不服气：粗野又怎样？不是有规则管着吗？
威廉于是口若悬河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解各种犯规窍门，最后总结道：“简单说吧，那些混蛋参加体育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能合法打人。”他的口气并非愤怒谴责，反而透露出一种亲昵，我不禁想，可能他年轻时也是这样一个“混蛋”。
我问：“你女儿打过本地冰球吗？”他骄傲地说：“从6岁就开始打。”然后他叹了口气：“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在体力上与男孩子差别越来越大，吃了不少亏。她又不想放弃，我只好把她转到旅行冰球来。”
威廉在仓库开叉车，我曾听他与其他家长讨论过医疗保险、工会等问题。把点滴信息串起来，我估计他可能在经济上有些压力，无奈女儿确实喜欢打球，只好咬牙坚持。说不定他女儿也是不打球就打架的性格，必须用体育运动来发泄过剩的精力。
队里有两位守门员，其中一位的母亲叫玛丽。玛丽家住圣地亚哥，距冰场两个小时车程。了解了旅行冰球之后，我一转身就现学现卖地问玛丽：“你女儿为什么要打旅行冰球呢？”
玛丽说：“只有旅行冰球才有全国联赛，只有参加全国联赛才能被大学选中。”我心中一喜：瞧见没有，美国人也有为上大学绞尽脑汁的！玛丽又告诉我：“我们所属的西太平洋赛区目前只有四支球队。我们赛区是全国水平最低，竞争最不激烈的。只要我们取得第二，就能参加全国比赛。就算到时候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也算在国家级比赛上露了脸。”
我听得心花怒放，顿时将玛丽引为知己。
玛丽也有惹众怒的时候。她喜欢在家长们闲聊的时候抬高自己的女儿，贬低另外一个守门员。她这样做有她的道理。据她说，全国就那么几所大学有女子冰球，每支队只需要两个守门员。而她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另一位守门员已经满16岁，每次自己开车来训练，缺乏亲友团的场外支持。玛丽喜欢翻来覆去地说：“我女儿第一年打旅行冰球，虽然经验不足，但才华横溢。那个女孩都打了三年旅行冰球了，表现只能算一般。”
下次训练时，两个守门员各守一个球门。威廉的女儿打出了好几个妙球。玛丽的女儿失球则比另一个守门员多，玛丽很不开心。威廉安慰玛丽说：“其实秘密在球杆上。今天我女儿用了我的古董球杆，那可是我轻易不舍得拿出来用的。”
我赶紧问：“你在哪里买的？贵不贵？”威廉说：“你买不到的，那是我一个小伙伴的杰作。”原来球杆的弧度是有讲究的，越弯曲就越容易把球从冰面上铲起来。但也不是你想弯成勺子就能弯成勺子，冰联技术委员会对球杆的弧度有规定。威廉这支球杆的厉害之处就是被手工弯成了冰联允许的最大弧度。
我问：“你的小伙伴这么厉害，靠卖球杆也能发财吧？”威廉摇摇头：“他19岁就死了。酒驾。”然后陷入了长长的沉默。
写这些，是因为我想到了另一个话题。我在和朋友们聊天时，经常会被问：“美国人究竟是怎样教育孩子的？”这时我往往会张口结舌，感到难以做出概括性的回答。为了更好地应对，我也会上网查一些《美国人教育孩子的N条法则》之类的文章。我不能说这些文章写得不对，但我总是感觉这些文章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如果和现实生活对照，我感觉玛丽倒挺像文章里描述的中国式家长；而威廉呢，如果给他拔高一下，或许能符合那些以人为本、因势利导的正面家长的形象。
分班记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师联盟（下称“教联”）于2014年6月开始全面罢工。他们与省府的劳资谈判在整个漫长的夏季都未取得进展，9月初双方谈判再度破裂后，加拿大国家级电视台环球新闻报道了两场家长集会。一场集会的主要参加者是印度裔家长，他们打出了相对中立的标语，如“公平交易”；另一场则以华裔家长为主，对教联采取了一边倒的指责态度，打出了“不许教联用孩子做人质”“支持政府”等标语。
如今劳资双方的争议获得了解决，部分华人家长又表示：由于自己在罢工中谴责教联，担心复课后孩子会在学校遭到老师报复。
这让我想起我刚来加拿大时跟老师打交道的一段往事。
我女儿6岁半来加拿大之前，已在中国上了半年小学，所以她甫一上学，就感受到了中、加老师在表面上的差距。据她说，加拿大老师特别和蔼，做什么事都跟学生商量，绝不会命令加呵斥。见她适应得快，我也就放心了。加拿大学校除了放假多，其他看上去都挺美。那段时间我每天接送孩子都只到校门口，连教学楼都不进。
一个多月后，我偶然遇到了她的老师克里先生，就顺便问了一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克里先生沉吟了一下说：“她写字不够工整，我跟她提过很多次，希望她能写得再工整些。”
我把克里先生的话转达给我女儿。女儿说：“克里先生从来没要求过我啊！他只是问：‘你能不能写得更整齐一点呢？’”我说：“那就是要求。”她说：“不可能，要求应该这么说：‘你给我写整齐一点！’”
我被她逗笑了。其实我不该笑，我一笑，她就觉得我是欣赏她。第二天放学她主动说：“今天克里先生问我：‘为什么你不能写得更整齐一点呢？’我回答：‘因为我不愿意啊！’”
我跟她解释：“这就是一种表达要求的方式。他不是真的在问你为什么没做到。”
但女儿的理由是：既然他使用这种句式，就表明这里有商量的余地，否则他为什么不问：“你是干什么吃的？”
好吧，我承认我也不懂，我也是新移民。
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大事。除了被我主动问到，克里先生也没向我专门投诉过。女儿每天上学都高高兴兴，显然跟大家处得不错。
暑假之后她升入了二年级。开学第一天，她沉着脸回家，告诉我她被分到一个一、二年级混合班去了。加拿大很多学校规模都很小。我女儿所在的学校有七个年级，一共才十个班，所以不能保证每个班里都是同一年级的孩子，但校长一再表示，即使在混合班里，老师也是按照不同年级的教学要求分别授课的。当然这种话只能听听就算了，不能当真。
从学习的角度看，我倒不是很在意她被分到混合班，因为她的英语，尤其是读写水平，比同龄孩子就要差些。但一个星期过去了，她的情绪越来越差，我只好到学校去实地考察。原来整个混合班就只有两个来自二年级的学生。除了我女儿，另一个属于需要特殊照顾的学生。我女儿的个子跟同龄人比都算是高的，如此一来，如果该班正在上体育课，整个操场上最抢眼的就是一个鹤立鸡群的女孩，外加一个身后跟着个专属生活老师的需要特殊照顾的学生。难怪我女儿蔫头耷脑呢，自信心绝对受打击啊！
我去问克里先生分班原则，克里先生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我从侧面打听到这个混合班的老师是新来的，于是我猜测克里先生是把一个包袱甩给了不明情况的新老师。
当然我的判断也许只是小人之心。具体原因倒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解决问题。于是我找校长要求换班。既然大家都只能说冠冕堂皇的话，我便收集了女儿一个星期的课堂作业，又附上暑假期间她写的作文，目的是论证混合班的教学程度远低于她的实际水平。然后我又说了些新生活对新移民如何构成挑战之类的话，还表决心今后一定全力配合学校工作。
一个星期后，校长通知我，把我女儿调整到一个二、三年级混合班去了。我实在是喜出望外，同时再一次小人之心地猜测：克里先生该是有多讨厌我女儿啊！他一定是绝不同意她回到自己的班上。
说回这次教师罢工，一边倒谴责教联的华裔家长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事已至此，倒不必担心复课后老师给华裔孩子“穿小鞋”。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虽然在原则许可范围内，老师的个人好恶能产生一定影响力，但北美老师的“自由量裁权”其实有限，职业精神也往往高于华裔家长的预期，做不了太出格的事儿。
逃学日
2015年6月份我们到了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去学校注册。然后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失语状态。在中国时，教育是我最关心的话题，而中国的教育有那么多问题可以批评，有那么多常识需要重复，要想吐槽，可以一天到晚合不上嘴。可现在，我们暂时离开了这些，美国又正在放暑假，不能给我新的刺激。
直到一天与一个朋友久别重逢。朋友带着孩子在美国读书整整一年。回顾过去一年的经历，她感触最深的是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去年学了大半年加州历史。她说：“美国小学生能在课堂上学到很多历史细节与场景，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设计啊！”
我说：“我的观察和你完全一样，但结论跟你不同。美国学校的历史教育基本上是小学学本州历史，初中学美国史，高中学世界史。当然也有在小学高年级教一些简单的世界史，然后到初中、高中重复教学、加深难度的例子，但总的设计原则不外乎由近及远、由具体而抽象。所以作为加州居民，在小学了解一下淘金用什么工具、淘洗金沙的步骤等等，只能说很正常。”
朋友不甘心承认美国教育只是“正常”而已，强调说：“可我就是觉得他们了不起，他们竟然敢于把历史细节教给孩子。”我说：“这有什么不敢的呢？人在小的时候只能理解周围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随着年龄增长，视野逐渐超越，思维逐步抽象，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认知顺序。想想我小时候，连天津历史都没学过，我们老师就敢让我们背历史唯物主义，那才叫胆儿大呢！”
朋友终于被逗笑了。我又讲起我在国内列席过的某剧院的创作动员会。领导在会上鼓励大家多多创作儿童题材的戏剧作品，我随口问了一句：“针对哪个年龄段的？”领导答：“我们观众的年龄跨度是很大的，从3岁到12岁都可以。”我表示：“3岁和12岁的孩子在理解力上应该有很大差别吧？”领导说：“你们不要太保守，不要低估我们的孩子。孩子们的理解力其实超越我们大人的想象。”领导的回答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朋友的思想终于被我统一了。这一晚上我们吐槽愉快，相谈甚欢，彼此的友谊得到进一步加深。但到了第二天，我发现又陷入了痛苦的失语状态。没有对立面的日子真是难过。我的一切立论，都必须建立在对足够近、足够具体的观点的反驳之上。我怎么就无法主动思考一些宏大的、抽象的、建设性的题目呢？以美国标准来说，大概我的心智还停留在小学吧？
由于住得离学校近，我和女儿常晚上去学校散步。美国的公立学校没有围墙，当然建筑是上了锁的。我们在校园里寻找没拉窗帘的房间，往里窥探。在这看似平静、正常的布局结构之下，究竟会隐藏着哪些令我意外的、不利的局面呢？
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女儿忽然问我：“你听说过毕业班逃学日吗？”
我立刻警觉起来：“这是什么？”
女儿解释说：就是毕业班学生集体逃学一天，这是一个流行于加拿大和美国很多高中的传统。“其实，毕业班学生借故不上学是很常见的，因为大学已经申请好了，马上就要毕业了。但‘逃学日’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这必须是事先张扬的公然逃学。即使那天不巧生了病，也得把病假条藏起来，以逃学的理由待在家里。”
我表示难以置信。我参加了好几个家长微信群，群里的主流话题从来都是如何进藤校。就算有什么“逃学日”，我同学、朋友的孩子都绝不可能参加。这种事情绝对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