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女儿眉飞色舞地表示“逃学日”在美国学生中十分主流。“曾经有一个学校规定：参加了‘逃学日’的学生不许参加毕业典礼。于是这些学生的家长们就在学校旁边的公园里，为孩子们自费举办了一场毕业典礼。结果，分会场的典礼热烈喜庆，主会场的典礼冷冷清清。”
一刹那间，我对北美生活的记忆复活了。虽然我不相信她所谓的“逃学日”的主流地位，但我相信这里会有宽容孩子逃学的家长存在，尽管他们都不在我的朋友圈里，因为这些人有99.99%的可能性跟我不属于同一个族裔。
但是他们存在，这就足够让我苦恼了。我不赞成他们的理念，他们不关心我对他们赞成与否。他们的孩子会影响我的孩子，而我对此无可奈何。他们才是我的对立面。
今天怎样做“少数”
我女儿曾经有一个发现：不论我们移民到哪儿，总是“少数中的少数”。在温哥华，我们虽然是华人，但不是华人中的多数——香港人，所以就成了“少数中的少数”；搬到加州的尔湾后，我们发现这个城市里的韩裔是“亚裔中的多数”，于是我们再一次成了“少数中的少数”。
主流人群如果跟“少数”打交道，必定是跟“少数中的多数”有更多的接触机会，于是就会想当然地以为所有的“少数”都和“少数中的多数”一样。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这不会给我带来困扰。我不介意在公共图书馆里有白人老太太向我请教泡菜的做法。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逸事才好呢，要不然我拿什么写微博、发微信呀？
但如果事关升学，我就会非常在意了。
今年元旦前后，我女儿打算考SSAT（用于报考北美私立中学的标准化考试）。考前一个月，她做了一套模拟题，得分相当高，但离满分还有距离。我对她说：“你该制订一个计划，把分数突击提高一下。”她表示不解：分数还能突击提高？
“当然能啦！”我很有经验地指出，“比如你现在词汇量已经很大了，只要再背几百个单词，就能在词汇这一项上冲刺满分了。想当年我考GRE的时候，英语比你烂多了，我是生生地把题库背下来一多半，考了2000多分呢！”
她眼中流露出震惊和不屑，就像听说我以前当过小偷：“我觉得这很荒谬，毫无必要。”
我说：“其实我对于SSAT并不在意，因为我知道你本来只想通过考试了解一下自己的真实水平。但我刚才讲的那一套，你将来为申请大学而考SAT时，可一定要照着做。”
她说：“SAT我也要考出真实水平，也不会特意准备。”
我说：“但是，你只有考得比真实水平还要高，才能体现出真实水平。”
她问为什么。我说：“就因为你是亚裔。亚裔的行为特征就是针对考试进行专门的准备，所以“常春藤”学校有内定原则，亚裔SAT分数要减去140分。”
她问：“你的话当真？”
当然只是推测。“常春藤”即使有这条原则也不会告诉你。不过这并非空穴来风。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证据，是两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Thomas Espenshade（托马斯·埃斯彭席德）和Alexandria Radford（亚历山德里娅·雷德福）出版于2009年的书《种族不再隔离，但尚未平等》。书中对1997年八所“精英”大学的录取数据做了分析，其中一项内容便是比较种族因素与SAT分数的关系。结论是：亚裔申请者在SAT分数上要接受140分的惩罚。
关于SAT本身，作者的结论无可辩驳，只是有人指出：这并不能证明“常春藤”在录取时对亚裔有分数歧视，因为决定录取与否的因素还有很多，如体育成绩、父母是否为“常春藤”校友等。可这不更说明：如果一个考生体育成绩不好，家里在美国又无甚根基，那他/她唯一能把握的因素，就是在SAT上考出令人目眩的高分？而同时具备这些不利因素与有利因素的考生，当然是亚裔居多。
近些年来，随着亚裔日益融入美国社会，亚裔考生也在与时俱进，全面发展——艺术成绩，体育成绩，社会活动，去非洲探险，去山区扶贫，你就数吧。“常春藤”要求什么，我们就能做到什么。然而，在与时俱进的背后，亚裔有一个恒久不变的行为特征，那就是：集个人之全部精力，集全家之全部资源，参与升学竞争。至少，亚裔中的多数是这样的。
我敢说，“常春藤”一定是发现了这一点，从而做出判断：只要是亚裔，不管什么成绩，先打点折扣。这很可能不公正。可是，我们能怎么办？
我对我女儿说：“我们在移民过程中经历那么多次‘少数中的少数’，我都不在意。唯有这次，我希望你能做个‘少数中的多数’，像个亚裔参与竞争。”
但她仍然坚持说：“如果明知多数人的选择是不合理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加入？我们为什么还要令这种不合理的倾向越发恶化？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改变这个世界？”
我只能说：“我很高兴听到你有改变世界的志向。如果在了解前因后果之后，你还这样打算，我不会反对。因为，如果你能坚持做少数中的少数，做到极致，就是实现了独一无二的自我，你自己快乐，世界也会因为拥有更多的独特自我而更加美好。
“但是，我希望你是真的为了改变世界的偏见而选择放弃做‘少数中的多数’，而非因为懒得努力，或心怀侥幸。如是后者，那就毫无独特可言。无论哪个种族、哪个时代，一面得过且过，一面又不快乐的人，总是‘多数中的多数’。”
母语
某日，我在基本都是一代华裔移民的微信群里扔了颗炸弹：“最好不要逼孩子学中文。”顿时群情激愤，唾沫与板砖齐飞。
我只是不想逼他们学，并不是反对他们学。如果他们一睁眼就像嗷嗷待哺的小鸟一样叫喊：“我要学中文！”难道我会拒绝喂养？现实是：绝大多数孩子都不愿意学中文，而且，不是因为中文难学而产生的被动的不愿意，而是一听中文就警惕反感的进攻性的不愿意，是宁肯选西班牙语也不选中文的决绝。
我把那堆“砖头”细细考察一遍，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们不喜欢学中文的原因，其实就在父母身上、社区之内。我归纳了一下，群友们认为孩子必须学中文的理由有以下几条：
第一，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这显然不具备说服力。父母和子女之间就审美发生的争执从来没有赢家。孩子眼里的时尚，父母觉得像乞丐装。父母摇头晃脑沉浸在唐诗宋词的美妙境界里，孩子怀疑父母嗑药了。
第二，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这条更站不住脚，因为孩子有可能会问：“既然最难学的语言你们都能说得如此流利，为什么更容易学的英语反倒说得磕磕巴巴？”
第三，你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就算不会说中文，美国人也一样瞧不起你。首先，这不是事实。其次，就算是事实，会中文又如何能帮到孩子们呢？人家已经怀疑我是小偷了，我必须掌握滚水里夹钱包的技术，然后才能赢得他人的尊敬？
第四，美国文化什么都好，就是不提倡孝顺。要想让孩子孝顺你，必须让孩子学中文。这一条倒很实在，说出了很多父母真实的担忧。但这些父母心目中的孝顺都包括哪些表现呢？我有个同学，放弃自己在东部一帆风顺的事业，回到父母居住的西部，就为了能够每周两次探望住在养老院里的父母，并且在最重要的时刻能够及时出现在父母身边。这种既有关爱又有界限的关系是中国式父母所希望的吗？很可能不是。中国式父母要的是亲密无间、百依百顺，是“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将来我的一切也都是你的”。可是这跟学中文有什么关系吗？前两年我在国内的时候，经常会在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谁在说》这类谈话节目里，看到一家人为财产和赡养问题吵成一团。那些在节目里吵得热火朝天、剑拔弩张的嘉宾们，个个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第五，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连美国人都在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学习与研究不等于认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连食人族都有兴趣研究，这并不等于他们打算推广食人族文化。其次，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昨天美国重要，你们就移民到美国；今天中国重要，你们就要孩子学中文；如果明天忽然印度变得重要了，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以上理由就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答案，那就真不能怪孩子们不喜欢学中文了。在我看来，华裔移民二代不喜欢学中文，根源就在于他们被家庭和社区的蛮不讲理弄坏了胃口。家长希望孩子学习中文，却又竭力隐瞒自己的患得患失和扭曲纠结，于是顾左右而言他，讲不出一个像样的道理。比如什么是孝顺？孩子做到哪些就算孝顺？彼此的权利、义务都是什么？你如果想厘清概念，定量分析，对不起，家长们没兴趣。中国文化要的就是不清不楚，父母只要不乐意，随时可以给孩子扣上“不孝”的帽子，让孩子在语境里感受无形的压力。所以，孩子们不喜欢学中文，本质上就是想逃离中文语境；而父母之所以逼着孩子学中文，怕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甩出一顶“不孝”的帽子后，孩子们双手一摊，两眼一翻，轻轻松松地反问：“你说什么呢？”
有一段时间，我父母住在我家里。孩子们必须跟姥姥姥爷用中文沟通。我父母于是自豪地说：“只要我们在这里，他们的中文就不会丢。”但我总觉得特别滑稽，如果不是为了吃喝那点事，他们才不会吃力地说中文。我想起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是不打，他不管饭！”
很多华裔移民父母看到连扎克伯格都能用中文演讲，于是越发焦虑。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哪种文化的好处都没有得到。但我认为，扎克伯格和我们的孩子原本就不在同一本书里，不具有可比性。我从不否认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秀的成分，但既然置身于外，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二代移民尽可能多地体会到所处文化的优势。只有这样，到了第三代移民，才可能真正对中国文化产生学习研究的兴趣。
意外一课
有一天，我闲来无事上网查查房价，结果在一个房地产论坛发现一个长帖，题目叫“南加州的外国投资者”，副标题是“尔湾80%的房子被中国人买走了”。尔湾是南加州一个中型城市，人口有25万左右。最近几年，很多中国新移民选择在尔湾定居，街上的亚洲面孔明显增多。但如果说80%的房子都卖给了中国人，我又觉得难以置信。我把文章读了一遍，觉得这是一篇印象式的文章，并无有力数据支撑作者的论点。
不过，文章下面的评论非常有意思。有人说：“我去过售楼处，售楼小姐几乎不会说英文。”另一个人说：“宣传册上印的幸福家庭照片，十个有九个是亚洲家庭。”还有人说：“每套房子都有一间‘丈母娘套房’，如果不是给中国人准备的就怪了。”看到这里我就乐了，而且几乎被说服了。
这时一个叫“阿利克斯”的人抱怨说：“中国人会把美国全部买下，白人在美国只能向下流动。我爷爷那辈是上中产，我父母是中产，我虽是穷人，但好歹还能租得起房子。我的孩子就只能以捡垃圾为生了，所以我干脆不要孩子。”
立刻有人站出来对“阿利克斯”进行批评教育。一个叫“尼米什”的人写道：“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喜欢几代同堂，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他们之所以购买力凶猛，是因为他们把几代人的财富凝聚在一起，房子也会传给下一代。我觉得这是文化。”
一个叫“学监”的人说：“为什么移民家庭有向上的动力？因为他们新来乍到，必须要挣得多花得少，省下钱供孩子读书。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你这种千禧年一代，已经完全变成了懒惰的美国人，不愿意为养孩子做出牺牲。”
“阿利克斯”不服气：“第一，我并不是好吃懒做的人。我在夏威夷长大。上高中的时候，我想找个看孩子的工作来挣零花钱都找不到。那些有钱的亚裔邻居都不愿意雇白人，而家境比我好的白人又不多。第二，我也上过大学，正经是学STEM的！可是现在白人在高科技公司就是弱势群体，产出必须比亚洲人多好几倍，才能让老板相信你不是在混日子。”
这话招来新一轮反驳。“尼米什”说：“为什么亚裔邻居不敢让你看孩子？因为恋童癖和性犯罪者以白人居多。尔湾有40%的亚洲人，可是尔湾的犯罪率几乎为零。”
我猜这些人都是亚裔。“尼米什”可能是印度人，而“学监”是东亚人。眼看作为白人的“阿利克斯”已经势单力孤了，“学监”忽然话锋一转：“其实我不讨厌中国人，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就是美国人，我讨厌的是来自中国的热钱。”此言一出，立刻获得广泛共鸣。大家纷纷掉转枪口，一致对外。
一个叫“JNS”的人说：“我一点都不否认外国文化有优秀的一面，比如勤奋工作，自我驱动。但是我们面临的最根本的困难还是工作岗位的缺乏。如果工厂流水线还在美国的国土上，如果一个装配工还能挣到每小时40块钱，我们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医生或者程序员。我们需要制造业提供的岗位。”各种点赞。
这时有人提问：“特朗普倒是说可以把苹果搬回美国来生产。可是一台苹果多卖70元，你们能接受吗？”
有人说：“我能接受。想当年，我们就是为了买几条便宜裤子，才导致今天失去了房子。真不划算。”
又有人说：“我就是在尔湾出生的。记得小时候看到橘子树被砍掉，地上建起一片新屋，当时多么高兴啊！满心以为这里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乐土。哪能想到若干年后自己要搬到安娜罕去，售楼处里反倒是成群结队的外国人。”
当天晚上，我“艾特”了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希望听听她的想法。她很不屑地说：“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美国是市场经济，有人买是因为有人卖。”
我觉得她说得也挺在理。
又过了两天，我从机场回家打了一辆Uber。跟司机闲聊得知，他也是在尔湾长大的，而且他的父母住得离我家不远。他目前和女朋友一起住在安娜罕。“我妈妈让我上大学，可是我不爱读书。现在如果没有10万年薪根本不可能住在尔湾。”他的语调很轻松，并没有网站上那几个人的冲天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不自在，好像是我把他从尔湾赶走了。
回到家，我跟女儿聊起这事，问她怎么看。她的回答倒挺干脆：“知道啦，我要是考不上大学，你就不让我在家里住了。”
其实我还真没想那么远。这倒也是一个意外收获。
无知无畏的好处
春暖花开的时候，住在美国加州橙郡尔湾市的人们忽然得知，橙郡政府要在尔湾市大公园旁搭建一个流浪人群定居点，将本郡200多无家可归者迁到这里。
立刻就有朋友拉我进入抗议此事的华人微信群。我稍一犹豫，500人的群就已经满员了。一番周折，我终于挤进了第三群。我们在市政府前举行了第一次抗议，此次行动得到了英文媒体的报道。配图是一张照片，一位华人举着“No homeless in Irvine”（尔湾不欢迎无家可归者）的标语。有识之士指出：记者是在故意挑事呢。华人打出了很多口号，他偏挑了个“政治”不正确的。我们这才知道这个口号有问题。无家可归者是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不包容的人是右翼分子，离纳粹仅有一步之遥。
很多华人都不在意“政治”正确不正确，但我有点在意，因为我一向支持平权运动，同情LGBT，自以为是响当当的左派。可是，如果真有200多个流浪汉在尔湾街头晃荡，说什么也不让人放心。只要有家有业，谁都想市容整洁，谁都不愿意儿童游乐场旁边搭起花花绿绿的帐篷，晒出内衣内裤，满地是注射针头……但怎么抗议才算“政治”正确呢？
其实，美国已经有比较完善的救济制度了，肯接受帮助的人都不至于流浪。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都看过吧？那就是典型的收容所如何运作的例子。收容所是有规矩的，每天早上8点人必须离开，晚上7点才能回来。本郡这200多个无家可归者，就是不想受最基本约束的铁杆自由派，连洗澡、剪指甲之类的管理措施在他们看来都是不人性化的，为此宁肯露宿街头。他们在桑塔安纳市的一条干河床里安营扎寨，在这个三不管地带逐渐形成了一个帐篷城。
去年南加州暴发肝炎，据说始作俑者就是圣地亚哥的帐篷城居民。今年橙郡政府不敢大意，决定将他们从干河床里赶走。立刻有公益律师替他们状告橙郡政府：“美国是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人民有流浪的权利。”法官判决说：“政府可以干涉人民的流浪，但必须做好安置。如果不让他们在干河床搭帐篷，就得提供替代地点。”橙郡政府打开地图，发现在尔湾市还有一块属于郡政府的飞地，于是大笔一挥：把这块地划给流浪汉吧。
了解了来龙去脉，我们就把口号定为“No tent city”（尔湾不欢迎帐篷城）。我们对无家可归人士没有意见，也不反对尔湾市政府给他们建收容所，甚至廉租房。我们反对的只是在这里搭帐篷。当然我们心知肚明：我们提供的地方如果有门有窗，人家流浪汉还不稀罕来呢。
不过我也有疑虑：是不是咱华人的弯弯绕太多了？听说一批尔湾市民在Facebook（脸书）上建了个抗议群，各族裔人士都有，我立刻加入了。看到那么多姓库克、温莎、纽曼的也反对帐篷城，我感到放心很多。
于是就到了去郡政府抗议的日子。到达现场一看，白黄棕黑各种肤色都有，心情更加轻松。公开辩论开始了，我们发现了不利的信息。多年前橙郡政府想在这块地上盖饭店和购物中心，给郡里赚点零花钱，但尔湾市反对，据分析是担心与自己的市属商业地产产生冲突，只不过用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政府的地必须用于福利事业。代表流浪汉的律师前来与我们辩论，说：“你们市政府曾经在2003年答应……”我们深知英语不是强项，加上已经意识到理亏，于是齐声高呼：“No tent city!”翻来覆去就这一句，对方律师只能做个鬼脸败下阵来。
一个印度小哥带头喊：“All of our kids,deserve better”（孩子们应该有更安全的生活），但他把“all of our kids”喊成“啊拉哇克兹”，我们也不计较，跟着他喊“啊拉哇克兹……”。小哥累了，换上一位印度大叔，口音更重，我们听不懂，无法配合。我方派出代表前往印度人阵营，代表回来笑弯了腰，断断续续复述出：“Four is enough！”（四个收容所足够了）
我这才意识到，今天参加抗议的大多都是第一代移民。现场大约有40%是华裔，40%是印裔，20%是白人。这个比例反映的不是尔湾市的人口结构，而是最近五年来的新移民结构。如果跟那几个摇旗呐喊的白人交谈，会发现他们八成是刚从俄罗斯来的。
回到家，我对女儿说：“你是从小在北美长大的，我们管你这种人叫‘假洋鬼子’。根据定义，你显然比我更理解真洋鬼子。我想听听你对帐篷城的看法。”“假洋鬼子”沉吟半晌，说出了肺腑之言：“要是投票，我肯定反对。但要让我去示威，还真有点喊不出来。”原来是这样。估计那些在Facebook上写得一手流利英文的库克、温莎和纽曼们也是这么想的。“等到保卫家园的运动取得成功，你们可得感谢我们这些无知无畏的新移民呢。”我幽怨地想。
我是种族主义者吗？
前段时间，有个中国人在法国餐馆吐痰，而餐馆老板表示理解：“这不是中国人的错，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中国网民炮轰，称其“文化不同论”暗指全中国人都喜欢吐痰。
我也觉得这个法国人的想法不对头。20世纪70年代我刚识字时，就看到墙上用石灰水刷的标语：“不要随地吐痰！”40年过去了，标语的措辞温柔了许多，变成：“温馨提示：请您不要随地吐痰。”可见中国文化从不包容随地吐痰的行为。
不过，一个刚接触中国人的法国人，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就是随地吐痰的，再见到一个不巧又是，于是他使用不完全归纳推理法，得出“中国人爱随地吐痰”的结论，不也很自然吗？当然，作为并不具备这种恶习的中国人，我们会认为他的结论是刻板印象，并感到深受伤害。
说到刻板印象，几乎每个种族的人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在网上搜索与种族相关的刻板印象，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吐槽。有的充满敌意和贬损，比如“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美国人都是胖子”“英国人都是势利眼”“墨西哥人都是非法移民”；有的虽无敌意，但让人哭笑不得，比如“黑人都爱听嘻哈乐”“亚洲人数学好”“加拿大人都会打冰球”“澳大利亚人骑袋鼠旅行”。说到中国人，排名第一的刻板印象倒并不是随地吐痰，而是“什么都吃”，以至于一个中国人反驳说：“最讨厌这一条，好像我们阿猫阿狗都不放过。我是中国人，可是我爱吃比萨。”
记得我女儿在加拿大上小学二年级时，老师曾提醒我：“她还不会背乘法口诀呢。”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认识的一些加拿大学生直到五年级都还不会背呢。老师解释说：“班上的中国学生都会背，我就是让你知道一下。”这算是逆向刻板印象：当发现你不像中国人的时候，对你进行善意提醒。
我作为中国人，既不随地吐痰，也不吃蛇鼠猫狗，数学也不够好。我不喜欢被贴上标签批量处理。不过，每次我女儿交到新朋友，我的第一反应总是打听对方的种族。“是中国人吗？”“怎么了？”“没事儿，随便问问。”“随便问问为什么不问别的？干脆直说吧，你到底对哪个种族有偏见？”于是我指天发誓说自己绝没有任何偏见。可我女儿不相信：“你要是没偏见，干吗总关心人家是哪族人呢？”
说得也是。我于是警惕起来，赶紧自查自纠。我会不会是个种族主义者呢？网络版“牛津词典”给出的解释是：“种族主义，名词，相信同一种族中的所有个体都具备某些共同特征，并且相信因这些共同特征而使得某一种族高于（或低于）另一种族。”从定义来看，我觉得我还算安全，因为我只是有些刻板印象而已。
为什么不能彻底打消呢？扪心自问，我觉得还是因为刻板印象能提高效率。它可以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帮人迅速形成判断。比如前方是黑人区，你是绕道走呢，还是穿过去呢？
不过我自信我不会发展成种族主义者，因为“政治正确”的观念已深入我心。如果世界上存在吃土豆和吃牛肉两个种族，我绝对不会指着吃肉族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吃肉还是吃草，在我看来只是文化多样性。
话说回来，那个法国餐馆老板也只是说了“文化不同”而已，为什么我听起来会不那么舒服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这是因为“文化不同”的说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承认多元文化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它起到了强化刻板印象的作用。
如此说来，我虽然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我离种族主义者的距离比我自己想象的要近。
中国文化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我不喜欢被别人贴标签，也要尽量克制不给别人贴标签。其实刻板印象就是先入为主，它在有血有肉的具体人物面前总是不堪一击的。但问题就在于它已经先入为主了，所以会为我们接近陌生人的努力制造障碍。
好在我们有文艺。在人类战胜偏见的道路上，往往会有一部文艺作品充当开路先锋，让受众在不知不觉间接受“这一个”，从而意识到刻板印象的不道德。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非《汤姆叔叔的小屋》莫属。而对我来说，帮助我战胜对同性恋偏见的就是《断背山》。
我女儿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小猪，快跑》，回家后就想养小猪当宠物，因为“猪不能当宠物”的刻板印象已经被打破了。我劝她说：可以抱一只小猪回来养，但一定要找到电影里的“那一只”。
“谁给你的胆子！”
瑞典环保小斗士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在联合国的发言成了名句：“谁给你的胆子！”（How dare you!）
可又是谁给她的胆子去罢课？我不反对她的立场和观点，我只是反对她的手段。如何减碳，基本是一个取舍的问题。究竟要发展还是要环保，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说服大家，以便在人类之间取得共识。而要做到这些，需对问题有长时间的深入研究，所以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学生还是得好好上学。
我儿子说：“不罢课怎么能引起大人的注意？”
那倒是真的。16岁的孩子讲不出什么完整的科学道理，只好以情动人。环境问题确实有时间性。在问题讨论清楚之前，我们的确得假定有些负面影响不可逆，而且受伤害的是下一代——万一等你们大人讨论清楚，地球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家园了，那不就晚了吗？这也是格蕾塔揭竿而起的逻辑。她不是讲道理说服你，她是直接诉诸感官，让你热血上头——“救救孩子”。
可是，孩子难道不应该好好上学吗？
我已经记不起第一次注意格蕾塔是在什么时候了。我上网去查，发现她发起罢课已经有18个月了。一开始只有她一个人，每周五拿个牌子到议会门前去示威。后来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她就从瑞典走向欧洲，又从欧洲走向全球。
纽约有个叫西耶的环保小积极分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我听说‘为了气候变化而罢课’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实在太强大了。我极其渴望成为行动中的一员。她16岁，我也16岁。她能做这么了不起的事情去改变世界，这不禁让我想到——我也行。”
不去上学有那么了不起吗？这事儿有什么难度吗？罢课还罢成小英雄了，这在给年轻人传递什么样的信号？
罢课能在学生中间获得广泛拥护，表明这是一群从小拥有特权但浑然不觉的孩子。我儿子一直认为上学是他对我所尽的义务。记得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转学到新学校，开学时校长广播请新同学吃冰激凌。有个新同学将信将疑，觉得怎么可能有这等好事？我儿子说：“这算什么？你知道加州最低工资每小时多少钱吗？咱们一天在学校至少待7小时，吃个冰激凌算什么？”其他家长觉得这是个笑话，于是告诉了我。我这才明白：原来他把我送他去上学看成送他去做童工。
我给儿子讲高玉宝的故事，讲高玉宝发出过“我要读书”的灵魂呐喊。我说：“读书是权利，但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享受不到这种权利。我的底线就是不能罢课，搞环保可以用业余时间去搞。比如说，你现在每天晚上写完作业都要打会儿游戏，你可以把游戏戒掉，每天写完作业就拿个牌子去大街上站着，劝人们别开车。你看这个主意好不好？”
他说：“挺好的。等我考虑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2019年9月20日，是全球学生环保积极分子商定的集体罢课日。我儿子的学校也有一些学生要参与。现在环保是政治正确的事情，校长也不敢禁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校长给学生规定了时间：允许他们利用午餐外加一节课的时间，也就是中午12点15分至下午1点40分之间，到学校附近的购物中心去举一个多小时牌子。
校长给家长发信说：“学校支持学生表明立场，并就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发声。这是成为全球公民的关键部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求他们考虑自己行动的后果，并尊重他们作为学生和社区成员的义务。为了保护学生安全，我要求他们必须得到家长/监护人的许可。如果您的孩子计划参与，而您也支持他们，那我们就让他们尽可能安全和有建设性地参与吧。”
至于如何保护学生安全，校长提出：家长必须到学校办公室申请，拿到请假单后带孩子出校园，把请假单交给门口的保安。学生去示威的时候，家长要和任课老师联系，了解作业安排和可能错过的考试。等学生示威回来，家长再去考勤办公室销假。
我觉得校长的信写得太好了。我把这封信给儿子看，特意指出这句“尊重他们作为学生和社区成员的义务”。出乎我的意料，儿子看了这封信后立刻打消了参加示威的念头。他对校长的话并无感觉，只是觉得罢课还得由家长领出领进，太不酷了。
10月14日是美国的“哥伦布日”，纪念哥伦布1492年首次到达美洲。进入21世纪后，由于对哥伦布的重新评价，美国一些州已经不再把哥伦布日当作法定假日，但有些社区还在照常庆祝。哥伦布日就成了各单位各行其是的日子。这一天放假也不奇怪，上班也不能要加班费。我儿子的学校这一天照常上学，他就有些不开心，放学回家后表示不写作业。“哥伦布对原住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我要抗议。”他说。我真想怒喝一声：“谁给你的胆子！”但转念一想，这种抗议我也会，于是两手一摊：“哥伦布这么坏，我也不想做饭了。”
私立学校赶考记
自从2015年搬到南加州尔湾后，我就成了美国的税务居民。尔湾有很优秀的公立学校系统，而公立教育靠纳税人支持，所以我当然要享受公立学校的服务。但几年下来，每当涉及如何公平分配资源的争论时，我的虚伪就会暴露出来。我自诩自由派，理论上非常关心公平正义，愿意照顾弱势群体，但一旦资源真向弱势群体倾斜了，我又感觉自己受了亏待。这样的天人交战让我厌倦，等女儿高中毕业后，我就打算让儿子报考私立学校。他当然不愿意，这意味着他得再一次与朋友分离。但我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如果他考上私立学校，我就给他买一个新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为了新电脑，儿子报考了一所我看中的私立学校。然而，年初发榜，他被放在了等待名单上。我认为他的问题还是GPA太低。美国的选拔体制不仅要求学生有学术水平，还要求他们日复一日地完成功课，这就是GPA的意义所在。我家两个孩子GPA都不高，但标准化考试成绩还可以，我曾经开玩笑说：“你俩倒是适合‘一考定终身’的体制。”
这里的公立初中分成三个学期。我鼓励儿子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认真对待每一次作业和考试，如果3月底第二个学期结束时他的GPA有所上升，我就再拿着他的新成绩去找学校谈。他嘴上答应了，实际并没做到，第二学期的GPA并没提高多少。
我觉得没希望了，只好转向一所教会高中。虽然教会高中也是私立的，但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精英高中。教会高中主要注重培养人格，学术方面不算全面。一般来说，它们的艺术教育非常好，文科还可以，理科相对较弱。别的不说，它们的生物课肯定不教进化论。
我跟儿子提了一下教会高中，他有些迟疑。他对教会高中的印象是，人人一本正经，穿整齐划一的校服，早晨读经，饭前祷告。好在每个学校都有开放日，我说服他去试读一天，并答应尊重他的感受，如果实在不喜欢，我也不会强迫他报考。到了试读日，一进大门，我们就看到大厅里站满了人，我一下子就傻了。据我所知，教会高中要求不高，只要交费，基本就能上，怎么现在教会高中也这么火？本来以为难点在于说服我儿子，没想到再一次面临双向选择。
把孩子送进去后，我和一个家长聊天，问他为什么选择私立高中。他说主要是反感公立教育的自由化倾向，尤其反对性教育。虽然尔湾的公立教育不错，他的家庭也并不富裕，但他说即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孩子送到相对保守的教会学校来。
我看着大厅里乌泱乌泱的人，不禁紧张起来，但愿儿子不至于连不教进化论的高中都考不上。我放学时接他，却发现他一脸轻松。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挺好，这让我有点吃惊。再问具体怎么好，他说就是一个正常高中而已，正常的就是好的。我有点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回家以后，我偷听到他给朋友打电话：“一开始我还挺害怕的，觉得到了这个学校就得一本正经，等到了吃饭时间，才发现他们也是花样骂人，跟咱们没啥两样，哈哈哈。”
既然他不反对，我就给他填了表，交了报名费，再把成绩单交上去，然后就到了面试。看来这学校的唯一门槛就是面试。我对面试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家人都不信教，没有宗教方面的知识。教会高中并不要求学生入学之前就信教，但它希望至少未来能影响你，所以最好不要问挑战性的问题：“你们生物课不教进化论，我怎么考AP呀？”当然也不能说：“我觉得你们学校不错，是正常高中。”面试时，老师问他：“你觉得离上帝更近有什么好处？”我儿子说：“我觉得离上帝更近能让学习更专注。”我觉得这个回答比我想象的要好。看来一天的试读有收获，我儿子也学到了怎么表现得一本正经。
6月，教会高中来了录取通知，我们高高兴兴地去学校买校服。到了学校商店，才发现校服没有想象的那么整齐划一。衬衫分白色和蓝色，裤子有卡其色和蓝色，衬衫还分长袖和短袖，带领子和不带领子。我们精心选择，保证排列组合一周不重样。
7月底，学校辅导员通知我儿子去考数学，以便决定分班。儿子刚进考场，我就接到他的第一志愿高中的电话，通知他被录取了。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高兴，因为我已对这所教会高中付出了金钱和精力，也有了些感情，所以，我犹豫着推脱说：“一会儿跟孩子商量一下吧。”没想到跟儿子一说，他干脆利落地表示当然要去，理由是：“你答应考上私立高中就给我买个电脑。”其实教会高中也算考上的，毕竟面试也是一关。但我们的第一志愿高中确实是有更为烦琐的选拔过程，还让我们经历了如坐过山车一般的失望与等待，所以更值一个新电脑的价钱。
既然这样，我就想办法去退校服吧。
转学，给人生多一个选择
远隔重洋，旁观了高考冒名顶替案的揭露、调查和处理。有人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但是，付出十几年人生之后讨还的正义还是太迟了。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高考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筛选机制。一考定终身，从此，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狱。
能不能让高考不那么惨烈呢？在这方面，我觉得北美的大学转学机制可以借鉴。如果你在一所大学学习了一年，发现自己很轻松就能拿到好成绩，那么你在大二的时候，可以向难度大的学校再次发起冲击。一旦被录取，从大三开始你就可以搬到心仪的校园去就读了。转学制度的存在，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缓冲的空间，就算你没能一步到位，也可以一步上一个台阶。让金子发光是一种正义。让被埋没的金子发光，是另一个版本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就是转学制度的受益者。他18岁那年从南非来到加拿大，身无分文。打了两年零工之后，他进入了加拿大的女王大学。众所周知，报考美国的好大学要有出众的GPA、标准化考试成绩，还要有各种竞赛成绩、社会活动记录。全职上学的孩子都忙得不亦乐乎，更何况马斯克当时还要打工养活自己，根本无法准备这套材料，只能申请手续简便的加拿大公立大学。另外，女王大学经济实惠，加拿大居民现在也只需要交每年6000加元的学费。在女王大学读了两年物理之后，马斯克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奖学金，转学到宾大。
宾大还有一位著名的转学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每当特朗普在推特上拼错单词，网上就有人问：“这家伙不也是藤校毕业生吗？”有人说：“他不是原配，他是转学生。他的SAT成绩到现在都是国家机密。”“那他为什么能转学呢？”“第一，他的爸爸认识人；第二，他的爸爸认识人；第三，他的爸爸认识人。”可见，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灵活的制度给有才华有能力的学生提供了上升通道，也为富人们走后门提供了便利。
2018年，我女儿中学毕业。在加州大学各个分校之中，她最中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却偏偏没被录取。当然，她也被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藤校拒绝了，但她都没有特别难过，只在UCLA发榜那天哭了，因为她最好的朋友被录取了。我说：“UCLA录取1万多名学生，而你认识其中的一个，为什么认识这一个会使你更痛苦呢？”她说：“因为是好朋友，所以要祝贺她，但又不是真的为她高兴。从现在到毕业还有3个月，天天要假装，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当时，我就向她指出：“如果你特别想上UCLA，可以现在去社区大学，2年后转学。”
我为什么给她指这条路呢？先拿数据说话。以UCLA2019年秋季的录取情况来说，新生申请人数是111306人，录取13747名，录取率约为12.4%；转学生申请人数是24105人，录取5202名，录取率约为22%。转学生的录取率远高于新生录取率。转学生都是从哪儿来的呢？94%来自加州的社区大学。
我们当时居住在南加州尔湾市。离我家最近的社区大学是尔湾谷社区大学（IVC）。根据学校官网提供的数据：在IVC学习两年，GPA达到3.5以上，就是IVC的荣誉学生，而IVC的荣誉学生申请UCLA的录取率是70%。我们到美国的时候，我女儿已经上10年级了，落下了一些正常美国学生9年级就应该学的课，所以，她利用两年暑假分别在IVC选了数学和西班牙语课程。她亲身感知到IVC的教学难度不高，拿A比她在高中拿A还容易。
听了我的分析，我女儿承认，如果这辈子想得到一个UCLA的毕业证，先上社区大学是一条可行的路。走这条路只有一个负面因素：前两年需要住家走读，跟上高中没差别。最终，她还是去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
那么，能不能从UCSD转学去UCLA呢？可能性极小。转学制度的初衷，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加州培养更多四年制大学生。利用社区大学提供大学前两年的基础课程，再允许优秀的学生转到加州大学各分校去，加州的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因此提高了将近40%。而UCSD和UCLA都是四年制大学，这种转学得不到政策的支持。我女儿是学化学的，该有的化学课UCSD都有。除非她突然发现自己想学习跳印第安传统舞蹈，而只有UCLA有民族舞专业，那才有可能转到UCLA去。
转眼两年过去了，社区大学那边传来了好消息：我女儿的两个中学同学，当年选择了去IVC，现在已经被UCLA录取了。我说：“咱们不稀罕。你用两年时间进入了UCSD教授的实验室，而社区大学没有实验室。”“我才不羡慕他们呢，”她沮丧地说，“可他们也不羡慕我。”唉，这确实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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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是模仿成功的甲方
很多年前我翻译过一本关于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书。那并不是一本传记，只是在分析传主的创作时，顺便提了一下他的成长背景。马丁·斯科塞斯出生在纽约治安很差的下东区，从小患有哮喘病。他的父母很为难：一个身体孱弱的小男孩如何在好勇斗狠的街区平安长大？思考良久，他们决定买台电视。那可是1948年，斯科塞斯家是整条街第一个拥有电视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