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看电视并不像今时今日一般享受，因为内容十分有限。同一部片子，周一刚在《佳片剧场》播出，周二又出现在《好片回放》里。大量重复的观影经验在小马丁身上产生了奇妙的效果，令他对电影的内容与形式烂熟于心。上学后，老师一给大家讲故事，他就一幅接一幅地画出场景，且坚持按照1:1.33的长宽比构图。用视觉形象思考和表达，自然而然成为他的习惯。
那时我的孩子还小，我对于教育还跃跃欲试。看到这里，我就开始动脑筋了。这个故事是不是告诉我们：家长没必要限制孩子接触视听设备？现在娱乐行业这么发达，需要大量的人才去创造内容。如果不让孩子从小消费内容，长大后怎么能创造内容呢？
且慢，就在同一本书里，还有一个截然相反的例子。马丁·斯科塞斯的成名作是《出租车司机》，这部电影的编剧保罗·施瑞德的人生则是另一种奇葩。保罗的父母是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该教派本来就有比较多清规戒律，而保罗的父母又是特别虔诚、严格的那一款，以至于保罗18岁之前没看过一场电影！从小受到严格教育的保罗长大后却酗酒，依赖药物，沉湎于春宫画……1972年夏天，既失业又离婚的保罗，人生跌到了谷底。在最绝望的时候，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形象如同一头猛兽，一下子从他脑海里蹿了出来。他只用了区区10天，就写成了《出租车司机》的初稿。
这样也可以啊？“一万小时”理论呢？
也许，《出租车司机》的成功关键并不是遵循了剧本写作的某某法则，而是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当这个人物带有自传性时，用于积累失败生活的“一万小时”就相当于别人用于技术训练的“一万小时”。反正有马丁·斯科塞斯负责把文字呈现在银幕上，保罗的经验不足并不是电影成功的障碍。
所以，关键是要找到对的合作伙伴？要扩展孩子的社交圈？要提高孩子的情商？
一晃10年过去了。想到当年的心理活动，我不禁哑然失笑。为教育焦虑了这么多年，回头来看，我在教育上几乎无所作为。倒不是说我的孩子们一无是处，平心而论，他们也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只是那些闪光之处并非来自我的有意栽培。
那么，是不是说世界上不存在教育这回事呢？还真不是。所谓教育，从定义上说，是把甲方的信仰、理念、愿景、知识、经验等等灌输到乙方的头脑中去。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是甲方，孩子是乙方。在我看来，家庭教育中存在三种甲乙方关系。
第一种是成功的关系：甲乙双方互相成就。乙方并不痛苦，甲方也没有牺牲自己。这种成功的例子，我身边还真有几个。
第二种是痛苦的关系：甲方拼命想让乙方成为自己理想的人。绝大多数家庭都处在这种关系之中，只是焦虑的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关系中的甲方有一个特点，就是认为教育是有秘诀的。他们期待找到真正的经验，并且加以复制。问题是：成功的教育经验能不能复制？我认为，如果成功的经验是真的，至少值得聆听，能不能复制是另外一回事。要警惕的是伪经验。所谓伪经验，就是乙方的成功是偶然的，和甲方的努力没有关系。
有一本叫《魔鬼经济学》的书，致力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书中有一章节，叫作“怎样才算完美父母”，列出了家庭教育中与学生的成绩高度相关（包括正负两方面）的八个因素，以及与学习成绩无关的八个因素。比如：学生家里有很多藏书，这与学生取得好成绩正相关；父母每天都给孩子阅读，这与学生成绩完全无关。所谓相关与否，只是统计数字显示出的结果，不涉及对因果关系的探讨。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会不会有人看到这里，赶紧跑到书店买一车书拉回家呢？
我也曾经热衷于做个有效的甲方，却失败了，于是退而求其次，接受了第三种关系：甲乙双方各自独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多年来关注教育，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区别经验的真伪。但即使看到真正的经验，我也多半一笑置之，因为我深知教育不是模仿成功的甲方就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与其花时间做甲方，不如花时间做自己。在孩子的智力能够领会的范围，身教倒可能会无心插柳。别看保罗·施瑞德18岁前没看过电影，说不定他父母经常晚上偷偷出去看电影呢。
隔靴搔痒的演讲
2017年6月，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受邀前往儿子的初中出席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他没有祝福孩子们一帆风顺，前程似锦，反而希望学生们遭遇不幸、失败、孤独等心理挫折。这个演讲引发了美国媒体的追捧，全美广播公司称赞他“颠覆了传统”，《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这是罗伯茨大法官“本年度最好的作品”。《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扯得更远，称这“应该让特朗普耳朵发烫”。该演讲在中国亦得到病毒式传播，我所在的每一个与教育相关的微信群都有人加导语转发。
大法官到底说了什么呢？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希望你们被不公对待，如此你们才知道公平正义的重要；我希望你们遭遇背叛，如此才知道忠诚的重要；我希望你们孤独，如此你们才会珍惜友谊……”请注意：他用的都是将来时。也就是说，他的希望隐含着一个前提：你们这些孩子过得太顺利了！
我认为，正是这言外之意在精英家长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这类家长普遍认为自己给孩子创造了很高的起点，已经替他们预先克服了人生道路上的根本障碍。孩子是泡在了蜜罐里，站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们都自以为是优秀的家长，比自己的父母更开明、更公正、更有爱心。于是，他们觉得有必要忠告孩子：等你长大了，可就没人惯着你了。
然而，这肯定与孩子们的感受不符。任何一个人成长到青春期，都已经或多或少有过挫折体验：一篇作业自己觉得应该得A，老师偏就给B——“不公正”；跟同学说的知心话，转眼就被传播得尽人皆知——“被背叛”；作为家里的老大，看到父母围着弟弟妹妹转——“被无视”。至于孤独，更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只要一个人成长到生活能自理的阶段，谁都不可能没体会过孤独。对一个孩子说，“我希望以后你多点挫折”，实际上是变相地表扬自己，这只能招来孩子的反感。
我女儿马上就要申请大学了，她总是抱怨申请文书没法写，因为在我转发给她的范文里，很多人的家庭生活都非常戏剧化。比如有个学生写：父母开的餐厅经营困难，雇不起人手，他必须每天凌晨开车去进货，然后才能赶去学校；另一个学生说：父亲是酒鬼，一喝醉就打人，令全家生活在恐惧之中。我女儿说：“你看，咱们家存在很大差距。”这种矫情实在让我气愤：“难道家境殷实，家庭关系正常也成了缺点？”“对不起，”她说，“咱们家如果超级有钱，能给哈佛捐个几千万，我也不介意。”这下我彻底无言以对。
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立足点为圆心画个圈，以此为舞台出演自己的角色；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来思考幸福与不幸，衡量成功与失败。这就是人性。作为家长，首先应该承认它的存在，同时意识到：这不是人性中应该发扬的部分，而是人性中应该克服的局限。
正是从这个意义讲，我认为大法官的演讲是隔靴搔痒。孩子们在十几年的人生中，想必经历过老师、家长给予的不公正；尝到过被信任的同学背叛的滋味；体会过基于种族、性别、出身等等的歧视。完全无视他们的自我感受，就无法真正触及他们的心灵。但作为美国首席大法官，又不该仅仅对孩子们表达廉价的同情和理解，而是要引导他们摆脱自我这把标尺，以历史为标尺，以更广大的世界为标尺，来思考如何定义真理和正义。
如果一个人不扭转以自我为中心看世界的方式，他即使遭遇不公，也不一定会激发出对公正的追求，反而可能促使他把这份不公加倍还给社会；他即使遭遇背叛，也不一定会珍惜忠诚，反而可能会把忠诚看作愚蠢，把背叛当成常态；当他被对手哂笑，为他充电的未必是体育精神，反倒可能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
罗伯茨法官想必在法庭上见识过偏见的各种表现。试问：哪一个案件判决之后，原告被告会携手欢呼“正义终于得到了实现”？总有一方觉得正义的天平向另一方倾斜了，而法律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以公众的感觉去校正自我的感觉。
有一次我女儿告诉我，她有一份作业明明交给老师了，但老师说没收到，给了她零分。我问她为什么不向校长投诉，她说没必要，因为另一次她上课讲话，老师威胁要扣她的课堂表现分数，但下课后老师把这事忘了。她的结论是：有时亏有时赚，总体来说并无遭遇显著的不公正。
我感到非常意外：原来她只有在和我争论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显著的自我中心。看来，这是她对我的自我中心的反弹。我越是强调我给她创造的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越是要打击我：我怎么觉得比上不足、比下多余呢？
正道、歪道与术
我儿子从9岁开始学国际象棋。起初一直进步，两年以后等级分停滞不前。等级分是通过比赛得来的。儿子所在的棋校有资格举办积分赛，每周末他都可以去下几盘。在棋校下棋，对手是同学，互相比较了解，心理上没有恐惧感，所以成绩与实际水平接近，按正常节奏缓慢上升。
每隔一两个月，他会去参加一次比赛，会遇到来自本州、外州乃至全球的对手。一到大型比赛，他的成绩就开始往下掉。好不容易在棋校积攒的分，有时一次就被打掉100分。
他告诉我：在这些大型比赛上，很多人的等级分都不能反映他们的真实水平。比如，有些人住在偏远地区，家附近没有能组织积分赛的学校，不能每周都下。他们虽然积分低，可是水平并不低，输给他们很正常。我觉得有道理，既然如此，你应该也能战胜积分比你高的对手呀？他说不能，“因为我每周都打积分赛，我的积分是实打实的，积分低就说明水平低”。
总之，他输给谁都是合理的。从前年到眼下，整整两年，他的积分一直在1000到1200之间徘徊。他也上课，也做战术作业，也在网上下模拟棋，该做的都做了。连我这个陪学陪练的，都能明显感觉到他的水平在提高，但就是比赛不赢，积分不涨。
美国的比赛是按积分分组的，比如400分以下一组，400分到800分一组，800分到1200分一组，依次类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同龄人都升组了，更年轻的棋手升上来，成了我儿子的战友，我儿子则成了“钉子户”。
曾经在一个大型比赛上见到一位好久不见的熟人，对方的孩子和我儿子同龄，她喜滋滋地告诉我，她儿子已经进了1400分以上组。“你的小孩在哪个组？”她问。我臊眉耷眼地说：“还原地踏步呢。”她想安慰我，又找不出什么话说，正好看见我儿子这组步入赛场，于是指着我儿子说：“他长得可真高啊！”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我儿子已经13岁了，还在跟10岁左右的并肩战斗，可不是显得鹤立鸡群？
当年我儿子开始学棋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只问耕耘，不问成绩。但是眼瞅着他原地踏步，我开始怀疑，即使我不问成绩，他是不是也难以耕耘下去？跟越来越年轻的选手在一起比赛，心里是什么滋味？再过两年长得像一个成人那么高，还好意思跟小学生比赛吗？
我观察了他一阵，发现他特别惧怕比自己积分低的人。因为算分的原则是：输给积分比自己高的人降分少，输给积分比自己低的人降分多。根据他自己的理论，积分低不等于水平低，有可能是因为下棋少，所以他遇见积分比自己低的对手，就先把对方想象成世外高人。越怕什么越来什么，结果还真就输了。
我有时候想：干脆咱就不参加大型比赛了，就一辈子在棋校下，棋校现在也有好几个2000多分的选手呢。可是又一想：图什么呀？运动的目的是模拟真实的生活。孩子年龄小的时候，不能直接参加真实的生活，所以通过运动来提前熟悉真实生活的逻辑。儿子现在的问题就是惧怕未知的世界，要想克服这种心理，就得让他更多地走出去。
有一次我们去北加州比赛，两天六盘棋他只赢了一盘。开车去机场的路上，他告诉我虽然输了很多棋，但积分不见得下降很多，因为他说服一个棋手放弃了成绩。我很惊讶怎么还有这种操作。他说他跟对方讲道理：“你总是不参加比赛，一出来比赛就造成别人成绩急剧下跌，这不公平。”这种歪理竟然把对方说服了。他们的比赛是在一个大型体育馆里，有几百人参加。比赛结束后，如果两人一起悄悄退场，裁判根本注意不到。
我说：“在我看来，对方本来比赛就少，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来校正自己偏低的积分，你还破坏他的机会，这不是更不公平？”我还说：“下棋是技战术的较量，棋盘以外的招数都叫歪门邪道。”
另外一次，他听说上年纪的人听不到更高频率的声音，有些商场会用高频噪音驱散半夜三更聚集在门前的年轻人。他就想：我能不能找到一种13岁以上听不到的高频噪音，到比赛时干扰比我年龄更小的选手呢？我又给他讲了一遍“正道”与“歪道”的区别：“好好提高技战术水平，是正道；你琢磨的那些都是歪道。”他也不否认，但就是嬉皮笑脸。我不禁担心，仿佛已经看到了他未来在真实世界里解决问题的模式。转念一想：好歹提前暴露了问题。幸亏学了下棋，而且不赢。
前几天又一次大型比赛，教练深知他的心理问题，把他安排到了1200分以上组。既然本组所有选手都比他积分高，输了是应该的，赢了就是赚的。结果五盘两胜，头一次实现了在大型比赛中的积分提升。回家的路上，我说：“你的教练做得太对了。”他问：“这是正道还是歪道？”我说：“这是术。”
对早教，我们在谈什么？
互联网时代，小事随时变大事。对，我说的是内地儿童在香港街头便溺这件事。
在美国或加拿大，父母在为孩子报名入幼儿园前都要填一个问卷，上面的问题涵盖了有关孩子生活习惯的各方面，其中一项就是孩子有否经过potty training（就是“便溺训练”，也有叫toilet training的）。如果没有，上幼儿园时就必须穿着纸尿裤。在西方，育儿观念流派众多，父母们也难免有各种站队，所以幼儿园里的孩子直到四五岁还穿着纸尿裤的大有人在。但无论流派如何，大家均公认儿童只能有两种便溺方式：经过训练的，摘掉纸尿裤；没训练的，穿着纸尿裤。不存在随地大小便这一选项。
公共游泳池也是如此。凡没经过便溺训练的孩子，进游泳池必须穿戴防水纸尿裤。这就只能靠父母自觉了，因为没有权威机构可给孩子颁发证书。不自觉的人时而有之。一次，我们正在游泳，忽然室内拉响警报。大家以为地震了，纷纷连滚带爬地从池子里逃了出来，却见两个救生员手执长竿冲到池边，将长竿插入水中奋力捞取。原来是一个小孩儿在池中大便了。随后广播里传来通知：游泳池今天关闭，需要全池换水。我们只好悻悻地更衣回家。
我推测：上述“肇事”儿童，和在香港街头便溺事件中的儿童一样，都是经过便溺训练的，所以家长选择不给他/她穿纸尿裤。然而，和任何一项技能一样，从初步掌握到稳定发挥，过程中偶尔会出现反复，家长对此应有预见。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对偶然的失误我们应充分谅解；但作为家长，首先还是应意识到己方的失误，检讨自己是否对孩子尽到了教养之责。
按照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在两三岁这个阶段，力比多（libido，精神分析术语）聚焦于对膀胱和排便运动的控制。此阶段的孩子遇到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按照规范来进行大小便。他们必须学习控制自己的身体，告别想怎么排泄就怎么排泄的日子，从而既能满足身体需要，又能适应社会约束。以我的育儿经验来看，这是一种相当高级的神经和心理活动，难度指数大于说话和走路。
记得我儿子两岁多的时候，控制排泄的准确率已高于90%。对于他的偶尔失误，我总认为这是他在思想上不够重视，就像我们常批评一个考试粗心的孩子时所说的：“你不是不会，你就是不专心。”对此，我采取了奖励法：“如果你到厕所去撒尿，你就能得到一根棒棒糖。”他听了深受鼓舞，觉得拿到这根糖如探囊取物。我也开始放心地陪他玩，觉得奖罚机制如此明确，不怕他不就范。不知玩了多久，忽见他一个激灵爬起来，人还没跑到厕所，裤子从上到下已湿透了。等我追上他，见他呆在原地，脸上带着深深的沮丧表情，嘴里吐字清晰地说：“这下就没有棒棒糖了。”一个两岁多的孩子，能说因果从句，能进行逻辑推理，还能对现实进行预判，但就是实现不了对小小几束肌肉的控制。可见便溺训练的难度有多大，所有的父母都应为孩子掌握了这一技能而感到骄傲。
弗洛伊德学派还认为，儿童成功进行便溺训练后，会油然产生成就感和自信心。反之，如果儿童有消极体验，日后就会形成两种极端的人格类型。所以，当我们谈论早教时，万不可只谈论语言能力和运动能力，而忽视了便溺训练。在我看来，前两项涉及智力开发，后一项涉及人格塑造。
文学巨匠马尔克斯的逝世，让《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迷宫中的将军》这两本书重新进入我的视野。记得当年我注意到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西蒙·玻利瓦尔，竟有同一个隐疾：便秘。不仅如此，作家在这两本书中借人物之口至少两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受便秘之苦，一类则不。”我一直想弄清作家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一直也没找到答案。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尔斯心中，便溺这种小事就能把人类分成两大集团。
在此次儿童街头便溺事件中，部分内地网民批评香港人太不宽容。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我女儿小时候，总是不肯好好梳头，每天都要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去上学。屡教不改之后，我就放弃了，心想：“随她去吧，反正头发乱也不损害别人。将来长大了，被同学一笑话，自然就会知道头发整洁是极好的。”果不其然，现在她每天早晨梳妆打扮的时间比我还长，以至我经常要提醒她：“不要那么在意外表，好吗？”
有些坏习惯，真得让别人笑话几次，伤了自尊，然后才会下决心改。我深信，经历这次风波，无论某些内地网友对香港人如何反感与愤怒，以后都会加强自律。这就是进步。
抓住语言学习的平衡点
记得女儿刚到加拿大时，过了很久还不喜欢说英语。有一次她让我给她倒杯牛奶，我说：“你用英语说，我就给你倒。”她想了想，一转身自己打开了冰箱。当时我很失望，怎么大半年都过去了，连这么简单的英文表达都不习惯呢？哪想到，两个星期后她开始使用英文，从此便势不可当。到这时我又开始担心她忘了中文，可惜为时已晚。如今回想起来，“倒牛奶”事件发生时，离她的语言平衡点已经只有一两个星期了。
我因此总结出语言学习的“50/50”理论：当你开始学外语的时候，外语和母语就像天平两边的砝码。随着外语学习的深入，总有一个时刻两边的砝码会达到平衡，这时只要再往外语那边加一点点重量，天平就会彻底倒向外语；反之亦然。
这是因为人都是懒惰的，都会下意识地用自己更习惯的语言来思考和表达。只要对一种语言更熟悉，哪怕只是一点点，人就会向这种语言倾斜。故我的“50/50”理论，其实可以归在“赢者通吃”理论门下。
我们后来回到中国住了三年。在这三年里，女儿始终没回到平衡点上，儿子倒是曾倒向过中文。今夏回到北美之后，儿子开始艰难地往回找平衡。现在英文没看出长进，但中文已在明显流失。前两天我批评他说：“你能不能在学习上多走点心呀？”他很不理解：“走心？这不是个坏事吗？”然后他模仿我的口气喊道：“不许走心！”我顺着他的动作和神情琢磨了好几秒，终于明白，他是把“走心”和“走神”混为一谈了。
当初我也曾立下志向，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中英文同等水平的人。如今虽然失败了，但我总结出一个规律，跟大家纸上谈兵。我认为要想让孩子的母语与外语同样好，就要抓住其两种语言的平衡点，务必在平衡点上施加影响，令平衡永不被打破。
话说回来，我不认为我的失败是永久的。当今世界，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山不转水转，不定什么时候孩子们又转回来了。
前些天遇到一个文友，他拿出自己24岁时写的英文小说给我看。我看后感到很震惊，没想到他那么年轻英文就那么好了。之所以震惊，是因为我头脑里有个固定模式，以为像他这样在高科技企业工作的华人，都是大学毕业才出国，出国前只学过考试英语。但文友解释说：他18岁就到美国上学，18岁到24岁之间几乎没见过中国人，写这篇小说时是他英文最好的时候。“从那以后，身边的中国人逐渐增多，上至发科研经费的老板，下到指导的学生。现在再让我写，反而写不出这么地道的英文了。”
看来“50/50”不仅适用于描述内部平衡，也同样适用于描述外部平衡。如果周围环境中母语使用者超过一定比例，使用外语的必要性自然会下降。关键是：这个比例到底是多大？我认为还应该是50%。我的推论是这样的：假设你在异国他乡迷了路，你周围的人有51%会讲你的母语，你自然不会特意调动“外语细胞”去向那49%的人问路。
这些年在北美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不会英文也生活得越来越容易，但长久以来，这种容易只局限于消费层面。当你想花钱时，不会英语没关系，商家会争相雇佣会说中文的人来帮你解决困难。但如果你想挣钱，你就得主动去讲对方的语言。所以，从生存角度考虑，如果一个地区的中国人超过了50%，这里的中国人就不需再学英语了。当你的顾客中有51%的人能讲母语，又何必“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地去服务那49%的人呢？
更何况，那49%的人因为得不到良好的服务，会感到各种不方便而主动搬走，结果这地方的人更不需要学习英语了。我在加拿大生活过的列治文市，很可能已经成为这样的地方。这些年来我每次去那里，都能从视觉上感到中国人越来越多。查阅人口统计发现，这座城市2011年的总人口为18.9万，中国人为9.1万，已经很接近50%的比例了。我的理论是否成立，就看2016年的人口统计结果了。
物理环境的影响虽然很大，虚拟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前些天我在聚会中见到一位女士。她自我介绍是在中国读完研究生才来美国的，但我感觉她说话像是ABC（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她解释说，自从20世纪90年代她到美国后，20年里几乎没用过中文。但最近3年由于微信的流行，她被昔日的同学、朋友慢慢找到，被拉进各种微信群。现在她的中文阅读功力已经全部恢复，口语正在逐渐恢复中。我告诉她我的“50/50”理论，并嘱咐她密切观察自己何时实现“50%”的突破。
别迷恋情商，它只是传说
一个人问将军：“又聪明又勤快的人能胜任哪个岗位？”将军说：“副官。”“又笨又懒呢？”“士兵。”“又笨又勤快呢？”将军思考了一下说：“拉出去毙了吧。”
我从来都把这个笑话当真理听，而把关于“情商”的种种讨论当笑话听。据说“情商”这概念进入大众视野是因为丹尼尔·戈尔曼的畅销书《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Emotional Intelligence，直译为情感智力），而情感智力到目前为止都无法测量，所以属伪科学无疑。那么，情感智力存在吗？相信它存在的人认为，它包含自我意识、自律、同理心几个方面，在自我管理与人际关系两个领域内起作用。
可我觉得，所谓情感智力，其实就是智力加上价值观。
先说自我管理。如今很多家长都把情商挂在嘴上，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仅聪明，而且有毅力、能自律、会坚持。这难道不对吗？我觉得不是不对，而是不对劲。此典故出自我女儿。她经常说我的英语发音不是不对，而是不对劲，当然她的言外之意是不对劲比不对还难纠正。
人做事的动力从哪儿来？我认为归根结底来自智力和价值观。一个人足够聪明，既能认识自己又能认识规律，成功的把握大，自然就有毅力、能自律、会坚持。有些人只有见到99%的成功率才肯抛洒1%的汗水，但只要他智力足够高，买哪股涨哪股，即便他的毅力只够敲一下键盘的，他也一定是金钱上的赢家。反过来说，如果成功把握不大，那么你的坚持是来自信念，虽九死而犹未悔——比如在鸡蛋与石头之间，你选择站在鸡蛋一边。做家长的，切忌把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囫囵吞枣地传授给孩子，在自己都看不清的未来面前盲目让孩子坚持，失败了也给不出合理的解释，这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我认识一个成年人，从小被教育“不抛弃不放弃”，长大后无力分辨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什么时候该“一条道走到黑”，结果陷入抑郁。
我们再拆解一下情商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体现。戈尔曼有个TED［TED是技术（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演讲，专门谈同理心。他首先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证明同理心的存在：人的大脑里负责产生同理心的细胞叫镜像神经元。两个人的镜像神经元被同时激活，他们就会产生共鸣；如果一个人有需求，另一个就乐意提供帮助。他还举了个杀人犯的例子：一位心理学家去监狱采访一个智商高达160的杀人犯：“当你杀自己的祖父母时，你如何下得去手？”罪犯说：“我把头脑里负责同理心的那一部分关闭了。”戈尔曼的结论是：光有智商而没有同理心是万万不行的。
戈尔曼的解读在我看来就很不对劲。如果这个杀人犯真能随心所欲地开合自己的镜像神经元，那就说明这种功夫是高智商者的专利。像我这种智商120左右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关闭同理心的，就像腿上没有功夫无法飞檐走壁一样。
这个罪犯的问题出在价值观上，而不是同理心，因为（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同理心是想有就可以有的。同理，你如果在宴会上看到一个“领导夹菜他转桌”的人，这人要么是故意给领导难堪（价值观问题），要么是镜像神经元功能障碍（智力问题）。如果笼统称之为“情商低”，那等于什么都没说清。
有些人说到人际关系能力，经常把它庸俗化为“要做事先做人”，甚至把它全盘矮化为“溜须拍马走后门”的能力。但即便如此，在我看来，这种能力的有无也是取决于价值观（你愿意通过这条路成功吗？）和智商（可不要“马屁拍到马腿上”哦！）的。还有人认为自私就是情商低，但我认为自私是价值观，能否有效地自私则取决于智商。比如我要不要帮助你，我帮得成还是帮不成，帮成了之后能否获得回报，这完全是一门精算课，考的其实是智商；世界上有一些人，明知有蛇也选择做“农夫”，这就近乎圣人了。不过在我目光所及，真正被世人称作圣人的，也都是心理成熟智力超群的人，否则就是“傻瓜吉姆佩尔”。
将来我的孩子有了喜欢的人，我要给他们讲汉娜·阿伦特的“承诺”与“宽恕”（请原谅我把政治哲学理论庸俗化到恋爱领域）。承诺，就是不以对方是否爱你为前提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否则你就会在犹豫权衡中失去自我；宽恕，是充分理解对方的不确定性，给对方背叛的权力，并不因对方的背叛而贬低自己的承诺。我觉得这比似是而非的“情商”论高贵多了，不过，高贵又是什么？
当然，这只是个备用方案，用来弥补智力之不足。如果他们的镜像神经元只在遇到正确的对象时才擦出小火花，我还用得着操这个心吗？
韩寒见证教育从不合理走向更不合理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2000年。在那之前，我已写了10年左右，发表了七八篇中短篇。在一条循序渐进的文学之路上，我们这一拨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正在以“新生代”之名崭露头角。看上去挺好，但世纪之交，以卫慧为代表的“70后”作家以加速度登上文坛，轻易地缩短了10年距离。《三重门》也是出版于2000年，作者韩寒比卫慧一代还“令人发指”，居然是个“80后”！
前几天看到有人说：“质疑韩寒的多是文坛中人，自己混不出来，所以对韩寒羡慕嫉妒恨。”这话还真很难反驳。一边是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辛苦写作十数年，终于出个长篇，能卖两万本已然可喜可贺；另一边是高中肄业，被复旦中文系破格录取人家都不屑上，处女作便是长篇，一个月就卖100万本。能不羡慕嫉妒吗？坦率说，绝对是有的。
像我这样一个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但又总是与最好有一定差距的人，其实很愿意相信天才的存在。中国式的教育，充满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从小我们就对这种逻辑耳熟能详：你其实很有潜力，可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你废寝忘食，总算从前二十进入前十了，大人们却总能给你指出新的目标。你觉得你尽了全力？不可能啊，你还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嘛！
从这种教育思想里走出来的孩子，心里总是没有成就感，总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而且一事无成的原因在自己，是自己没有尽全力，是自己贪玩、贪图享受。这种负面情绪发展到一定程度，也需要发泄和反弹，于是我特别愿意看到天降奇才的叛逆不羁和脱颖而出。
天才，我所不是也；叛逆，我所不能也。天才的存在，一方面可以解除自己必须无限努力的精神压力；另一方面否定了教育体制，替我报了一箭之仇。所以，我愿意相信天才的存在。何况，文学史上不可思议的天才也不止韩寒一个，张爱玲也算一个。也没见谁这么质疑张爱玲嘛！
韩寒以博客扬名立万时，我正在加拿大。那时我常上的一个海外中文网站，对韩寒博文几乎是每篇必转。韩寒对“钓鱼”执法、抵制日货、网站侵犯作家版权等问题的评点都与我不谋而合。在我看来，韩寒的观点其实也属于常识范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对常识的强调也不可或缺。同样是讲常识，如果是我来讲，肯定是平铺直叙，没人爱听。但韩寒有才华，嬉笑怒骂着一说，大家（包括我在内）就觉得有意思。我一直认为韩寒是“60后”的思想底子，“80后”的语言风格。能在思想与语言上跨越20年，也很不容易。那位博主就算不叫韩寒叫“张三”，我也一样追捧他。
但是，慢着，如果那些博客的作者其实是我的大学同学“张三”，不是那个阳光帅气穿皮衣的赛车小伙儿，我还会稀罕他吗？扪心自问，恐怕很难，最多也就是有限度的肯定：“咱班那个‘张三’啊，写小说没写出名堂，教书多年没评上教授，现在整博客去了。还别说，倒是挺好看。”造星还是有用的。将各种光环集于一身，还是能产生“1加1大于2”的效果的。
再说我经常上的那个海外网站，有个论坛主题叫“推娃爬藤”。“爬藤”，就是让孩子考进“常春藤”各校。在海外华人中，让孩子“爬藤”是一件跨越地域、超越党派、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各路虎妈在网站分享推娃经验，展示推娃成果，令我得出一个印象：牛娃全是虎妈的作品。虎妈们不仅要与自家孩子斗智斗勇，还要运筹帷幄，调动各路外部资源。我不禁疑惑：现如今，还有不需要推动的原生态牛娃吗？答：看你怎么定义了。今日之世界，父母如果只是出钱出力车接车送风雨无阻地带孩子去上才艺班，这样的孩子已经可以宣称是自我奋斗的楷模了。
生活啊，要不要这么步步紧逼？我的自我还没实现呢。
这时候再看韩寒，就有了新的感慨。你看人家韩少，多让父母省心，一边开车挣钱养家，一边捎带着写点文章就做了意见领袖。从前，在相信自我奋斗的时代，韩寒的天才让我原谅自己；待一路走进拼爹的时代，韩寒的天才再一次让我原谅自己。韩寒生逢其时，见证了我们的教育（不仅是中国教育）从不合理走向更不合理。
2012年，韩寒被质疑，我心里一下子就有了尘埃落定回到常识的感觉。但幻想被打破的结果，却是现实的不合理显得越发牢固。看看周围，哪个升学、获奖（不仅是国内奖）的孩子背后没有凝聚着全家的努力甚至猫腻？我们找不到如何解套的答案，下一个慰藉失败心灵的天才又在哪里？
学习是一件卑微的事
儿子学国际象棋时9岁了。虽说学习是一生的事，但报班时才发现，现在的很多孩子都在上小学前就开始学棋。家长们普遍认为，最好在小学前就能成为三级棋士；也有大胆的家长认为，如果孩子在上小学前能展露出学棋天分，就可以考虑走专业道路，连上学都省了。就这样，某天，某棋院最低年龄组闯入了一头9岁的“黔之驴”。第一次组内对弈，没一个孩子愿跟我儿子下棋，因为对这个“庞然大物”“莫相知”。在我的一再鼓励下，有人开始“稍出近之”；几盘棋下来，大家开始“觉无异能者”；几次课下来，我儿子终于被断定为“技止此耳”。
上星期的课上，老师讲龙形防御。老师用的是启发式教学，每走完一步都要问大家：“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儿子一反平时的低调，举手发言十分积极，以至手带动身体，整个人都快站起来了。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下了课，见他依然沉浸在高视阔步的感觉里，我就提醒他：“那个你以前学过。”他立刻大声抗议：“可我早就忘了！”忘了有什么值得自豪的？自己当场琢磨出来的就比通过学习得来的感觉更好？我十分不解。
然后我想到女儿的一件往事。当年女儿学体操，某一期课程结束前，老师特意把家长请来，让孩子们向家长展示学到的东西。老师话音刚落，孩子们就四下散去，只有女儿一动不动。我问：“你为什么站着不动？”她说：“我什么都没学到。”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你起码学了侧手翻呀！”她说：“那不是学的，那是我本来就会的。”
本来就会？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我交了好几百学费呢！在当时，我只觉得这是女儿“各色”性格的表现。但如今，儿子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各色”。儿子和女儿在很多方面的表现截然相反，竟会在这件事上殊途同归——羞于承认学习。推理可知，这很可能跟家庭环境有关。不过，我自己从来都是以学习为荣的，所以即使需要在家庭内部深究，也可以考虑把我爸妈择出去。也就是说，断裂只发生在我这一代和下一代之间。
我必须承认：谈论学习时，我实际上谈论的是没有乐趣的苦学。比如女儿考SAT，在没有复习的情况下，单词部分能得600多分。这个成绩应该还是可以的。但考试怎么能不复习呢？单词怎么能不背呢？所以，我在肯定她的真实水平之余，必定要加一句：“你还得背单词啊！”然后我就给她讲我当年如何背单词考GRE的事迹，最后再给她网购几本著名培训学校编辑的单词书……去年我意识到儿子拼写太差，就找出一本少儿英语词典：来，来，来，咱们花几个月时间把它背下来……
而且，我特别自豪的是：我是那种颇能以身作则的家长。为了实现自己能用英文写作的理想，我至今还在背、背、背……这些，孩子们都是看在眼里的。不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怎么现在榜样都不管用了呢？
原因很可能在于，他们受了西方教育的影响。想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一件事。儿子在美国上一年级时，某次我去学校当义工，进校门时正遇到老师带着孩子们往户外走。我随口问了一句：“你们去哪儿？”老师笑眯眯地说：“我们去工作。”我有点诧异：“你们要去做什么？”老师自豪地说：“加减法。”
我当时很可能“嘿嘿”笑了几声，心想：老师你真幽默。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那未必是幽默，老师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加减法不是知识，而是问题，需要孩子们凭借自己的工作去解决。老师每天的工作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带领孩子们去工作，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这也可以叫学习的话，这是一种假装知识不存在的学习，假装不学习的学习。
我估计我家孩子就是在学校与家长的反差之下，对学习产生了超乎一般的反感。因为按照我倡导的方法，孩子们肯定一学习就觉得自己特卑微。
话说回来，按西方教育理念，12年不间断地培养出来的孩子，就不会自信受挫吗？比如：到了十一年级，你再怎么努力工作也解决不了一个解析几何问题，可你的同学已解决了微积分。你懂或不懂，微积分就在那里……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即使在西方教育理念下长大的孩子，也会经历一段对个人能力幻灭的黑暗时刻，我只是不知道究竟何时以及具体怎样。对此，我准备加以密切观察。我希望我的孩子能逐渐摆脱家长强加的对“学习”的负面联想，以及西方学校教育赋予的对“工作”的盲目乐观，最终能像笛卡儿那样叹息：“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无知。”
教育的公平在哪儿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感觉土生土长的普通加拿大人数学很差。某次我送儿子去一个按小时收费的托儿机构。工作人员先是扳着手指数出从早7点到下午3点为8个小时，再拿出计算器按8乘5，然后告诉我收费40元。
几乎每个新移民都能举出类似的例子。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这里的公立教育不行。但是又有人问：这里不是也有工程师、医生、律师、科学家吗？偶然一次，我听了一位家长的分析。这位家长的观点是：加拿大公立教育体系虽行之有效，却并不是我们华人想要的效果。
她的论点是：加拿大政府刻意用公立教育把人分成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两大阵营。
以卑诗省为例，该省的义务教育系统里没有初中。小学为学前班至七年级，高中为八至十二年级。小学阶段，一个班只有一个老师，负责英语、数学、社会研究、电脑、音乐等一切课程。这样的老师不可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最大的可能就是一个什么都会点的孩子王。
一到中学，各科的教学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以数学为例，很多八年级学生连四则运算还不够熟练，这时却必须毫无过渡地进入规范的数学学习。跟得上进度的，循着“代数1”—“代数2”—“几何”—“微积分”一路向上，直至“AP数学”。跟不上的就慢慢来，有些孩子到高中毕业才学完“几何”，不足的学分可以通过木工课、缝纫课、电工课等等来弥补。
这位家长的结论是：加拿大公立教育是刻意设计成这样的。只有少数天资聪颖的学生才能跨越小学与中学间的断裂。
我不知道“刻意”论是否成立，但我暗下决心：要在女儿升入中学前系统检查一下她的数学水平，然后查漏补缺。不巧的是，我们在她六年级半时回到了中国，搬家的忙乱让我把这件事忘得很彻底。现在她已经升上了八年级，数学正在学“代数1”。她在概念理解、逻辑思维上没有问题，就是计算不熟练。有时答案中会出现让强迫症患者看了抓狂的“根号256”。“这怎么能是最终答案呢？”我忍不住问。她则一脸无辜地反问：“可我又能做什么呢？”唉，连我这个文科生都知道那是16啊！随后我突然意识到：到底还是中招了。
偶然的机会，我读了一篇社会学论文，文中给出了研究社会流动性的一种方法。具体来说，在流动性最好的社会里，如果父母的收入属于总人口中最低的20%，那么子女有20%的可能原地不动，有20%的可能进入最高的20%，还有60%的可能居于中层。代际的社会流动性越高，则这个社会越公平。以这种方法来衡量，社会流动性高的国家都是福利国家。其中挪威、瑞典和丹麦居于三强，加拿大紧随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