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加拿大的公立教育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除贫富分化的作用。假设社会上没有私立学校，没有课外补习班，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理想状态下，公立教育将帮助每个人按自己的天赋选择工作，从而实现重新分配社会地位和财富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完全把孩子交给公立教育，我女儿便很可能实现她的理想：到麦当劳的驾车外带窗口去工作。
我对土生加拿大人在数学上表现出的笨拙有了新的理解。
就拿超市收银员来说吧。我刚到加拿大时，购物总是喜欢把零钱先花出去。比如应付10.26元，我可能会拿出一张20元钞票，外加0.26元硬币。我以为这样找钱更容易，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很多收银员都不能应付这种局面。仔细观察了几次，我发现是工作程序完全废掉了她们的心算能力。如果我给收银员20元，她只需要在收银机上敲两个数字。当机器自动显示出应找钱“9.74”后，收银员便从早已分类放好的零钱里取出相应的数目。“20.26”却要她多敲三个键，这就增加了出错的概率。接下来机器会显示出一个完美的“10”，这反而会打乱她的心理节奏，令她在慌乱中“砰”地关上钱箱。如此一来，要想从钱箱里取出应找给我的10块钱，就必须把主管叫过来。
中国的收银员则喜欢问顾客：“您有零钱吗？”若是顾客懒得找，对方还会执着地提示：“3分也没有吗？1毛也行啊！”其实，中加两国收银机的功能差不多，但中国收银员的心算能力并没因此而泯灭。
加拿大人一旦当上了收银员，就对制度和机器完全信赖，久而久之，计算能力自然退化了。中国人则不然，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令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放弃计算。我大胆估计：加拿大的社会流动性之所以居于北欧国家之后而不是之前，是因吸收了一些前来搅局的、不按规则出牌的移民。
知行合一的真精英
《纽约时报》专职作家汉娜·琼斯在2016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描述了自己和女儿两代人的择校经历，让我看到了真精英的风采。
汉娜是“70后”，出身于黑人劳工家庭。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自1954年“布朗案”后就被法律禁止了，但种族融合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居住在黑人区的孩子也不方便特意转到以白人为主的学校去。20世纪70年代，一些地方政府主动为种族融合提供便利。汉娜所在的学区便专门拨出一笔经费，每天发班车接载自愿到白人区上学的黑人学童。于是汉娜和姐姐每天坐校车一小时前往城市另外一端的学校。
种族融合举措在20世纪80年代初见成效。教育部的一项调查表明：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在阅读测验中的分数差距，在1988年时已经比1971年降低了一半。201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长期追踪研究也表明：小时候在种族融合学校就读的黑人，长大后收入更高，犯罪率更低，寿命也更长。汉娜认为自己便是种族融合的受益者，如果小时候不曾择校，她很难想象自己能升入大学，并成为作家。
5年前，汉娜·琼斯得到《纽约时报》的工作，带着丈夫和1岁的女儿搬到纽约布鲁克林区。她发现学校区内竟然还有一所貌似专为非裔和拉丁裔开办的学校。她将其称为“种族再隔离学校”。美国的公立学校总体来说是就近入学，但也并非严格地将住址与学校一一对应。同一学校区内往往有数所学校，学区内的孩子都有权利申请，只有当学校学位不足的时候，该校才会优先接纳地址对应的家庭。汉娜家附近有两所小学，一所师资强、设施新，学生基本来自中产及以上家庭；另一所破破烂烂，学生基本来自贫困家庭。没有人硬性规定谁应该上哪所学校，只是家境好的学生都会优先选择好学校，家境差的则自动前往差学校，而贫困家庭又碰巧以非裔或拉丁裔居多。
美国的公立学校从政府获得的经费是与学生人数成正比的，在某些州，如果贫困学生达到一定比例，政府拨款还会翻倍。也就是说，好学校和差学校的区别基本都是由家长和学生造成的。如果家境贫困，家长为谋生疲于奔命，自然不可能有精力关心学校建设，一些严重依赖家长捐款的文体活动也就不可能搞得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再隔离”现象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感觉，并非仅仅是基于肤色的歧视。
汉娜发现，穷爸妈们其实并不想把孩子送进好学校，也不欢迎富裕家庭的孩子到差学校就读，因为他们担心学校会被富人操纵。别看现在学校不咋地，可咱们穷人有话语权。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族裔的中产阶级，当年曾经受益于种族融合措施，如今却对以少数族裔为主的学校避之唯恐不及，也让汉娜深感痛心。
她认为，“种族再隔离”并非由法律造成，而是由个体的选择造成，因此也只能通过个体的选择来实现改变。于是，到了女儿上学的年龄，她把女儿送到了那所以少数族裔为主的学校。她和丈夫并非把孩子往学校一送就完事，而是投入大量精力于学校建设中。他们加入了家长教师联合会，为学校筹款，在外出旅行中担任志愿者……
半年前，汉娜撰写的《在种族隔离的城市为女儿择校》发表于《纽约时报》，引起广泛回响，至今余音缭绕。2017年1月，国立电台为汉娜·琼斯做了一个40多分钟的专访。相比起半年前的文章，此次汉娜花了更多篇幅回应质疑。这是因为，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有批评者认为，汉娜是不合格的母亲，出于自己左派知识分子的理念而牺牲了女儿的前途。
对此，汉娜回应说，她不认为自己的女儿吃了亏，因为她真心相信，公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成为更好的公民，懂得人生而平等的真谛。她认为女儿在目前这所学校里受到的正是这样的教育。她特别不能理解有些人的虚伪，一方面高呼平等，一方面说“这学校对我女儿来说不够好”。既然连精英们都觉得那所学校不够好，为什么别人应该把孩子送进去？
2016年美国大选，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越了种族之争、党派之争，变成了民众与精英的对决。民众普遍感到难以信任精英，认为他们全是说一套做一套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攫取了政府、金融机构、跨国公司，乃至工会的权力，以谋一己之私。在这个时候重读汉娜的择校故事，让我看到了现实中依然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存在着知行合一的真精英。
成长是成长者自己的旅程
几天前路过香港，专门去影院看了《少年时代》。电影很长，160多分钟，但非常精彩。
我总是无法免俗，要从成功学的角度解读一部好电影。在我看来，电影要叫好又叫座，需既有一个噱头，又有意味深长的内容。《少年时代》的噱头就是拍摄时间长达12年，小演员从7岁演到19岁。但是，拍了12年只不过是个好点子，未必是好电影。你即使没有亲自观影，也可以给这个巧妙构思点赞。我如果只能把这一点传达给其他潜在观众，就会有一种失败感，因为我不过是花钱买票印证了一遍别人的宣传。我必须要有独特的体验，一种非亲历便不能获得的情感激荡，才会觉得值回票价。尽管我向别人转述时，为了图省事还是要使用“12年”，但我心里知道，我获得的比这多得多。
在“成长电影”这一类型里，我还有一部特别钟爱的，叫作《跳出我天地》。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矿工大罢工时期，父亲罢工，学校停课，小男孩比利只能去拳击班消磨时间。社区活动中心的一楼，被征用来给罢工工人提供后勤，拳击班便和芭蕾舞班一起挤在二楼上课。两个班的性别界限本是泾渭分明，要是没有罢工，比利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学舞蹈是怎么回事。但现在，那边音乐一响，这边比利就魂飞魄散，在拳击台上找不着北。比利从此放弃拳击，把爸爸给他的学费偷偷交给了舞蹈老师。接下来，他受到其他孩子的嘲笑，爸爸发现真相后也暴怒，但比利最终坚持了下来。电影结尾，时间跃进十余年。已显老态的父亲坐着火车来到伦敦，手拿地图找到一家剧院，坐进观众席。舞台后台，一个身形矫健、筋肉分明的背影，穿着芭蕾舞装，一路逆光走来。大幕拉开，成年比利转过头来，朝观众一笑。
那可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那是一种向世界宣布自我设计得到实现的妖媚。可惜我没法用一个关键词把这种感受转达清楚。我推荐它的时候总得先说上一大篇话，才能抵达这个回眸一笑。此片在2001年得到三项奥斯卡提名，应该说还是叫了好，但在叫座方面，显然比《少年时代》逊色。
还是从成功学的角度，我想到了另一部成长电影，讲述一个怀孕女中学生的冒险经历。她跟父母闹翻后离家出走，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包括被一个高度限制人身自由的慈善组织收留，等等。这电影也有一个噱头，就是在冒险旅程的各个阶段里，由不同的演员出演同一个主角。演员之间的相貌、年龄甚至肤色都差异极大，以至每一个段落转换之后，我都要花好几分钟来脑补情节，确认谁是谁。噱头之外，也有非常精彩的段落。比如，父亲得知女儿怀孕后，先是站在女儿门外温和地说：“把门打开吧，我们好好谈谈，一家人有话好好说。”然后呢，要么是词穷，要么就是把这一套说完就算尽了义务，父亲的语速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直至演变成大声咒骂、暴力踹门。整个场景一气呵成，十分震撼。
但我忘了这部电影的名字。用了很多搜索条件在网上查找，未果。当我用“几个不同的演员扮演同一个角色”查找时，不仅没查到，而且居然弹出了《少年时代》。可见这不是一个成功的噱头，辩识度并不高；虽然也能成为谈论点，但无法唤起更深刻的认同。想象这个故事能发生在你、我、他每个人身上，那又怎么样呢？再看《跳出我天地》，假如也一年一年地拍，是不是就能叫好又叫座呢？想象一个从小爱跳芭蕾舞的小男孩，在银幕上个子逐渐长高，声带变粗，圆脸渐渐拉长……回眸一笑。
也许这样一来，回眸一笑的效果反倒要大打折扣呢。
于是，我不得不承认，“12年”不是一个脱离主题而存在的噱头，它本身就是导演对成长的看法。看看这12年里发生了什么：小男孩的母亲上学读书再婚离婚，父亲从不靠谱的艺术青年变成安分守己的居家男人，一个又一个继父来了又去，姐姐在斗争中与其共存……在这一切噪音、干扰之下，小男孩静悄悄地长大了——对了，干扰，我想到的就是这个词。成长是成长者自己的旅程，是最自然、最普通、最不可抗拒的过程。围绕着成长者的一切人物关系（特别是父母）都是背景，最多是互动，一不留神就会成为干扰。不是只有成为社会大舞台上的主角才叫成长，也不是必须要经历过惊世骇俗的反叛才叫成长。成长最基本的定义就是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
其实，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