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如果他们是独自承担责任，而不是集体作决定的话）都有畏惧风险的倾向。站在他们的立场，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如果做成某件事情最多会带给他们一笔奖金，但一旦失败就有可能让他们丢掉工作岗位，那他们干吗要冒这种风险呢？
在几乎所有公司的所有情况下，风险都大于可能的收益。如果你作为董事长抱怨你的员工缺少冒险精神，那你现在知道是为什么了——规避损失。
我们无法改变：恶比善更有影响力。我们对不利东西的反应要比对有利东西的反应敏感。走在大街上，一张凶恶的脸要比一张友善的脸更容易引起我们注意。恶行要比善行更久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当然也有例外：在事关我们自己的时候。
※ 34 社会性懈怠——团队为什么会使人懒惰
马克西米利安·林格尔曼是一位法国工程师。1913年，他对马拉车的效率进行调查。他发现：两匹马一起拉一驾马车，效率并非一匹马效率的双倍。这一结果令他意外，遂将他的调查延伸到人类。他让许多人一起拉一根绳子，测量每人释放出的力量。他发现两个人一起拉一根绳子，平均每人只投入其力量的93%，如果是3个人一起拉，每人只投入85%，8个人一起拉时就只剩下49%了。
除了心理学家，这个结果没让任何人感到意外。科学界称这一效应为社会性懈怠。它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团队中个人的效率无法直接看到，而是与团队融合在一起的。划桨手身上存在社会性懈怠，而接力赛运动员身上却没有，因为接力赛时每个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性懈怠是一种理性行为：
假如使出一半力就行，又不会引起注意，为什么要使出全力呢？一句话，社会性懈怠是一种我们让自己亏欠所有人的欺骗形式。这一欺骗大多不是故意的，而是不知不觉地发生的——就像马拉车一样。
一同拉一根绳子的人越多，个人的贡献就越低，这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它没有降到零。为什么不是完全懈怠？
因为零效率会引起注意——继而会带来后果，如被逐出群体或损坏名誉。我们能细腻地感觉到，懈怠到什么程度不会被看出来。
社会性懈怠不仅出现在体能效率方面，我们在精神上也会懈怠，比如开会的时候。团队越大，我们个人参与的程度就越小——一定大小的团队，当效率达到一个水平时，就不会继续下降了。此时一支团队有20人还是100人，再也无关紧要，它已达到了最大的懒惰度。
讲了这么多，应该讲清楚了。可是，团队比个人效率高，这种重复多年的观点又是从何而来呢？也许来自日本。30年前，日本人用他们的产品征服了全球市场。企业老板们仔细研究这场工业奇迹，发现日本工厂是以团队为组织的。人们于是复制了这一模式，但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在日本很管用的东西，在美国和欧洲就不一定有用。在日本，如果团队由尽可能多的各种专业人员组成会更好。这很有意思，因为在这种团队里个人的效率可以归功于这些专家。
社会性懈怠的效果很有趣。在团队里我们不仅会克制我们的效率，还会克制我们的责任。谁也不想对成绩差负责。纽伦堡的纳粹审判就是一个鲜明例子，每个董事会或管理团队里都较少有提出异议的人员。大家都躲在团队决议背后，专业术语称之为责任扩散效应。
出于同样的原因，团队有甘冒比个人更大风险的倾向。人们称这一效应为风险分摊。事实证明，团队讨论会导致作出比人们独自作决定时更冒险的决定。因为大家都会想：“一旦出事，不是我一个人承担责任。”在涉及巨额资金的公司和养老保险机构的战略团队里，或在团队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的军队里，风险分摊的想法都是危险的。
结论：人们在团队里的行为不同于单独一人的时候（否则就不存在团队了）。可以通过尽可能彰显个人效率，来缓和团队的弊病。
※ 35 指数增长——一张对折的纸为什么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将一张纸从中间对折，再对折，一直对折下去。对折50次后它会有多厚呢？在你继续阅读之前，请写下你的答案。
再看第二个问题。你可以选择：（1）在接下来的30天里我每给你1000欧元；（2）在接下来的30天里我第一天给你1欧分，第二天2欧分，第三天4欧分，第四天8欧分，以此类推。请你决定：选（1）还是选（2）？
你作出决定了吗？如果我们假设，一张纸的厚度为0.1毫米，那么对折50次之后它的厚度就是一亿千米。这相当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使用计算器很容易计算出来。第二个问题选（2）是更合适的，虽然答案（1）听上去更诱人。如果你选（1），30天后你会挣到3万欧元，而（2）是1000多万欧元。
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线性增长，但我们对指数（或按百分比计算的）增长没有感觉。为什么？因为过去的进化没有让我们为此作好准备。我们祖先的经验大多是线性的。谁花费双倍的时间采摘，谁就会带回家双倍的莓果；谁同时将两只猛犸而不是一只驱逐到地渊上方，谁有肉吃的时间就会是双倍。石器时代几乎没有人遇到过指数增长的例子，但今天不同。
有一位政治家说：“交通事故的数量每年递增7%。”老实说，我们无法直观地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因此，请你使用一个窍门：计算倍增时间。请用数字70除以增长的百分比。在上述情况下，倍增时间为70÷7=10（年）。于是这位政治家的意思是：“交通事故的数量每10年翻一倍。”这相当令人警惕。
另一个例子：“物价上涨5%。”任何人听到这种说法，心里都会想：“不严重，5%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们迅速计算一下倍增时间：70÷5=14（年）。14年后1欧元的价值只剩下了一半——对于所有有储蓄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件坏事。
假设你是一位新闻记者，接到一个统计，你所在城市登记在册的狗的数量逐年增长10%。你会给你的文章取个什么样的标题呢？肯定不是“养狗许可证数量每年上升10%”，这没人会理会。而是：“养狗成灾：仅仅7年，狗屎翻倍！”
没有什么按百分比计算的东西，会一直增长——大多数政治家、经济学家和记者也会忘记这一点。每个指数增长到一定程度都会达到一个极限。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几天后就会覆盖整个地球。但它们消耗的氧气和糖分会多于新输送的，这很快就会阻止总数的增长。
古波斯人早就知道，我们的大脑难以应付按百分比计算的增长。下列童话就是证明：有一位机灵的大臣，送给国王一张棋盘。国王问他：“请你告诉我，我能怎么报答你。”大臣回答：“尊敬的陛下，我只要您将棋盘上放满米就行。请在第一格放进1粒米，在随后的每一格始终放上翻倍的数量。也就是在第二格放2粒，第三格放4粒，以此类推。”国王深感意外：“你的愿望如此简单，真叫人惊讶。”实际上这是多少米呢？国王以为一小袋就够了，实际上却比地球上所有的米还多。
结论：当事关增长率时，请不要相信你的感觉。你的感觉是没有用的——请你承认这一点。真正有助于你的是计算器，或者，在增长率小时，就使用计算倍增时间的诀窍。
※ 36 赢家的诅咒——你愿意为100欧元支付多少钱？
20世纪50年代的得克萨斯，有一块地在拍卖，有10家石油公司参与竞拍。每家公司都估计了这块地含有多少石油，价值多少美元。最低估计是1000万美元，最高为1亿美元。拍卖时出价越高，退出竞价的公司就越多，最终由出价最高的公司成交——看起来它赢了。
赢家的诅咒是指：拍卖的赢家大多是事实上的输家。行业分析师们发现，常在油田拍卖中胜出的赢家，都系统性地支付过多，并在多年后因此破产。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人们对油田价值的估计在1000万~1亿美元之间摆动，那么油田的真实价值有可能是中间的某个数。拍卖时的最高报价经常是系统性地过高——除非出价者拥有信息优势。当年在得克萨斯成交的公司并没有信息优势，所以所谓的赢家实际上赢得的是一场皮洛士胜利①。
今天的“油田拍卖”在哪儿呢？无所不在。从易购网到团购网——价格是由拍卖确定的。围绕移动无线频道的供应商竞争，让电信公司濒临崩溃。机场通过拍卖出租它们的货架。如果阿尔迪超市想引进一种新洗涤剂，它会向5个供货商索要报价，这与拍卖没有区别——带有赢家的诅咒的危险。
如今，互联网使“日常生活的拍卖化”也影响到了工匠们。例如我的房子需要重刷涂料，我没有给卢塞恩最优秀的粉刷工打电话，而是将这个需求发布到了互联网上。在网上，有3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参与竞争这份工作。我出于怜悯没有接受最低的报价——为这位可怜的粉刷工避免了赢家的诅咒。
上市是被支付了过高价格的拍卖。当公司购买其他公司时——所谓的企业并购——主要就是赢家的诅咒在插手。所有的公司并购都在不止一半地毁灭价值，这意味着，购买它们一点儿也不值得。
那我们什么会沦为赢家的诅咒的受害者呢？一方面，因为一种货物的真实价值是不确定的。出价方越多，报价过高的概率就越大。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想排挤竞争对手。一位朋友有家生产微天线的工厂。他给我讲了苹果公司为iPhone（苹果手机）组织的毁灭性报价竞争。人人都想成为苹果公司的“正式供货商”——不管谁最终成交，肯定都会损失钱财。
你会为100欧元支付多少钱呢？请你想象一下，你和你的竞争对手被邀请参加这么一场拍卖。游戏规则是：谁出价最高，谁就能得到这张100欧元的钞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两位出价者都必须支付他们最后的报价。你会出到多高呢？在你看来，为这张100欧元的钞票支付20、30或40欧元都是值得的。你的竞争对手当然也是同样的看法。哪怕支付99欧元都是有意义的。现在你的竞争对手出到了100欧元。如果这是最高报价，他会以零利润结束，但你必须支付99欧元（你最后的出价）——没有回报。于是你会继续出价。出到110欧元时你肯定会损失10欧元，但你的竞争对手会损失109欧元（他最后的报价）。因此他也会继续出价。你会在哪里停止呢？你的竞争对手会在哪里停止呢？请你跟你的朋友们玩一次吧。
请你记住沃伦·巴菲特的建议：“千万不要参与拍卖。”做不到？你是在一个无法躲开拍卖的行业工作？那你就确定一个最高价，从中扣除20%支付赢家的诅咒效应。请你将这个数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坚决遵守它。
① 原指古希腊国王皮洛士公元前249 年以极大牺牲打败罗马军队。喻指付出极大代价而取得的胜利。——译者注
※ 37 基本特征谬误——千万别问一位作家他的小说是不是自传
你打开报纸，看到某位首席执行官因为业绩差不得不辞职。在体育版，你看到你心爱的球队因为某个运动员或某位教练成了冠军。在报刊编辑部有一条规矩：“每个故事都要有人物。”基本特征谬误是指，系统性地高估人的影响，在解释某些东西时低估情境因素。
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1967年做了以下试验：由一位演讲者向受试人员热情洋溢地作了一番支持卡斯特罗的演讲。受试人员被告知，演讲者的演讲是指派的，不代表他真正的政治观念，他只是在宣读一篇指定的文章。尽管如此，大多数听众还是认为，演讲反映了演讲者的观点，对演讲内容负有责任的是演讲者个人，而不是外在因素——指派他进行演讲的教授们。
尤其是在面对负面事件时，基本特征谬误会体现得更明显。我们将战争的“罪责”推给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的错，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萨拉热窝的行刺者的错。虽然战争是不可预见的事件，我们至今无法理解它的成因。
因此，我们总是先在企业老板身上寻找业务好坏的原因。
即使我们本该知道，领导才能对经济成功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普遍的经济形势和行业的影响力。有趣的是，在一个存在危机的行业里，首席执行官们常被撤换，而在朝阳行业里却很少发生这样的事。这种决定一点儿也不比更换足球俱乐部的教练的决定理智。
我经常去听音乐会；身为卢塞恩人我已经习惯了这座城市里的传统演奏会。场间休息时的话题几乎总是围绕着指挥或独奏家。除了首演，几乎从没谈过作曲家。为什么不谈？音乐的真正奇迹源于作曲——在一张白纸上创造出美妙的声音来。一首曲子与另一首曲子的区别要比一个诠释者与另一个诠释者的区别感人千倍。可我们不这样想。曲子与指挥或独奏家不一样，它是没有人物模样的作品。
身为作家，我遇到的基本特征谬误是这样的：在每次读者见面会上，我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的小说里有什么是自传性质的吗？”我真想对着在座的人大喊：“见鬼，我们要谈的可不是我，而是这本书，是书的文字、语言，是故事的可信性！”可惜我接受的教育不允许我这样发作。
另外，我们也必须理解基本特征谬误：极度关注他人源自我们过去的进化史，隶属于一个群体是生存所必需的，被排斥意味着死亡。繁殖、自卫和狩猎，大多是个体做不到的。我们需要别人协助。特立独行的人——其中肯定有一些——早就从基因池里消失了。因此我们才会这样过度地关注人。我们将90%的精力都用来关注人，只用10%的精力关注情境。
结论：不管戏剧多么让我们着迷，舞台上的人绝非孤立的，他们的表演离不开一个个情境。你若真想理解正在表演的戏剧，就请你不要只注重表演者，而是多关注他们的表演或舞蹈。
※ 38 错误的因果关系——你为什么不该相信仙鹤送子
赫布里底群岛位于苏格兰北部，对于岛上的居民来说，头发里的虱子是生存所必需的。一旦这些虱子离开它们的寄主，寄主就会生病、发烧。因此，为了驱走高烧，当地人会故意将虱子放进病人的头发中。表面看来，赫布里底群岛人是正确的：一旦虱子重新定居在头发里，病人的病情就好转了。
对一座城市的消防行动的调查证明，火灾损失与每次投入的消防人员的数量有关：动用的消防人员越多，火灾损失就越大。于是市长立即宣布停止招聘，削减了预算。
以上两则故事都出自《下蛋的狗》一书，它说明了因果的混淆。虱子离开寄主，是因为寄主发烧了——它们的脚烫得受不了。一旦寄主烧度减退，它们自然乐于返回。火势越大，投入的消防人员自然就越多，相反的逻辑当然是不成立的。
我们听了这些故事可能会会心地笑笑，但错误的因果关系几乎每天都将我们引入歧途。我们就以标题为例吧：“良好的员工激励会创造更高的企业利润。”果真如此吗？还是说员工们积极性更高，是因为公司经营得那么好？经济图书作者和顾问经常运用错误的——或至少是未经证实的——因果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最神圣的人非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莫属。他的不符合逻辑的表述赋予货币政策一种神秘的荣光，是它让这个国家保持在走向繁荣的可靠路径上。政治家、记者和商界领袖对格林斯潘顶礼膜拜，将其视为神。今天我们知道，那些评论家都是错误的因果关系的牺牲品。美国与中国的共生现象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要比货币政策重要得多。
说得极端点：美国的经济在当时发展得那么好，纯属格林斯潘走运。
再看另一个例子：科学家们发现，长期住院对病人有害。
这对所有医疗保险公司都是一个喜讯，投保人的住院时间尽可能缩短对它们有好处。可是，那些马上就可以出院的人，理所当然比那些必须长期住院的人更健康。但这并不是说长期住院就会导致不健康。
或者以这个标题为例：“科学证明：每天使用XYZ香波的女性，头发更浓密。”我们可以科学地证明这一联系，但这还是说明不了什么，更加说明不了是香波让她们的头发长得更浓密。同样可能是因为浓发女性喜欢使用XYZ香波（也许正因为那上面写着：“专门适用于浓发”）。
最近我看到有研究表明，家里书多的学生，学习成绩更好。这一研究导致家长们发疯似的买书。这是错误的因果关系的一个好例子。真相是：受过教育的家长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家长更重视孩子的教育。家长受过教育的家庭，通常要比家长没有受过教育的家庭里书多。关键不是书多书少，而是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遗传基因。
错误的因果关系的最好例子是出生率下降和德国的仙鹤配偶数量下降之间的联系。如果画出1965~1987年两条线的发展，它们几乎可以完美地重叠在一起。那么，真的是仙鹤送子吗？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纯属巧合的相互关系，肯定不是因果关系。
结论：相互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你要看仔细。有时两者之间因果恰恰相反，有时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因果关系——就像仙鹤和婴儿一样。
※ 39 光环效应——长相好的人为什么容易事业有成
硅谷的思科公司是新经济时代的宠儿。根据经济记者们的解释，它什么都做得对：最好的客户定位、完美的策略、招揽客户的手段非常巧妙、独特的企业文化、有魅力的首席执行官。2000年3月时，思科公司是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
2001年，思科公司的股票价值损失了80%，还是那些记者们却反过来指责企业存在正好相反的问题：糟糕的客户定位、策略不明确、招揽客户的手段不巧妙、没有魅力的首席执行官。事实上，无论策略还是首席执行官都没有更换，只是需求变少了——可这与思科公司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光环效应是指：我们让某一个方面照花了眼睛，并由此推及全貌。“Halo”一词与打招呼毫无关系，而是英语里代表“神圣光环”的词。在思科公司的例子里，光环效应特别明显：记者们让股价照花了眼睛，并由此推及公司的内部质量，而不去进行更仔细的研究。
光环效应的作用方式总是一样：我们由容易得到的或特别明显的因素，比如一家企业的经济发展形势，自动推论到更难查明的特性，比如管理质量或发展战略。于是，我们倾向于认为一家声誉良好的制造商的产品质量更好，虽然没有客观理由证明此事。而那些在某一个行业成功了的首席执行官们，人们就会认为他们在所有行业都会成功，哪怕是在私生活中他们也必须是模范。
心理学家爱德华·李·桑代克在近100年前发现了光环效应。如果某人的某一个方面（比如美貌、社会地位、年龄）造成了正面或负面的印象，那么它将“普照”其他的一切，从而过度影响其总体印象。美貌是得到研究最多的例子。几十项研究都证明，我们会自动认为漂亮的人更可爱、更诚实、更聪颖。事实也证明，有魅力的人更容易事业有成。光环效应在学校里就已经得到了证明：教师们会本能地给长相好的学生打出更高的分数。
广告业很擅长运用光环效应，相应地就有许多名人在广告中微笑。一位职业网球运动员为什么会是一位咖啡机专家，这从理性上是无法解释的，但这并不影响广告的成功。光环效应的“阴险之处”就在于它是无意识的。
当出身、性别或种族成为主要特征，普照一个人的其他所有特征时，这个效应就会造成不幸。你不必是种族分子或性别歧视分子，就会成为它的受害者。光环效应会模糊我们的视线，就像它使记者、教师和消费者们发昏一样。
光环效应偶然也会产生美丽的后果——至少短期内是美好的。你曾经爱得昏天暗地过吗？那你就会知道，一道光环能照耀得有多强。你所崇拜的人会显得非常完美：魅力出众、智慧、讨喜、心肠好。即使你的朋友指出他存在明显缺点，你也只会认为那是一种可爱的怪僻。
结论：光环效应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到真实的特征。因此你要看仔细。请你排除醒目的特征。世界级交响乐队就是这么选择队员的，他们让选手在一块幕布后面演奏，通过这样做来避免性别、种族或外貌影响他们的评价。我衷心地建议经济记者们，不要靠季度数据来评价一家公司（这已经有股市解决了），而要更深入地挖掘下去。这样挖掘出的东西，并不总是漂亮的，但有时很有教益。
※ 40 替代途径——恭喜你赢了俄罗斯轮盘赌
你与一位俄罗斯寡头政治执政者相约在你所在城市郊外的一座森林里见面。那位执政者随身带有：一只箱子和一把左轮手枪。他的箱子里塞得满满的，全是欧元——总共1000万，齐刷刷的新票子。左轮手枪的枪膛里只有一颗子弹，另外5个弹膛是空的。“有兴趣玩俄罗斯轮盘赌吗？”那位执政者问道，“你只要按一下，这只箱子连同里面的东西就归你所有了。”你开始思考：1000万欧元会深刻影响你的生活——不再工作！你终于可以收藏赛车而不是邮票了。
假设你接受挑战，将枪口对着你的太阳穴，按下扳机。你听到轻轻的一声“咔嚓”，感觉肾上腺在你的体内奔涌。没有子弹射出，你活了下来，拿走钱，在法兰克福最漂亮的城区建起一座超大的别墅，你的邻居们非常嫉妒你。
这些邻居中有一位是个大名鼎鼎的律师，他的房子现在被你的别墅比下去了。他每天工作12小时，一年工作300天。他的小时工资很可观，但也很常见：每小时600欧元。一句话，他每年可以净存50万欧元。你偶尔会站在你的院子里向他打招呼、微笑，你在示意：他必须工作20年，才赶得上你。
假设20年后你勤快的邻居真的积累了1000万欧元。他的别墅建在了你的别墅旁边。一位记者经过这里，就居住区“更富裕的”居民作了一篇采访报道。他评论了室内建筑和花园的精致。不过他不知道你俩之间的关键区别：藏在每个1000万欧元背后的风险。要知道这一点必须了解替代途径——在这一点上，不仅是记者们，我们所有人都不擅长。
什么是替代途径？替代途径是指，所有同样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事情。在俄罗斯轮盘赌上，我们有4种替代途径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得到1000万欧元的收益），你死去的可能性占1/5——与前4种达到的结果有着巨大的区别。在律师的例子中，不同替代途径能达到的结果的区别则要小得多。他在一座村庄里也许每小时只挣200欧元，在汉堡市中心和大银行的委托中也许每小时能挣800欧元。可与你不同，没有什么替代途径会让律师丢失他的财产甚至生命。
替代途径是无形的，因此我们很少会想到它们。任何玩垃圾债券、期权和信用违约互换，挣到数百万欧元的人，都不该忘记，他同时有一堆危险的替代途径，它们会直接将他拖进毁灭。在这么大风险下获得的1000万欧元，价值远不及通过数年的辛苦劳动挣到的1000万欧元。不管会计怎样声称1000万欧元就是1000万欧元。
有一回共用晚宴时，纳西姆·塔勒布建议扔硬币决定由谁埋单。结果他赢了。这情形令我不舒服，因为他是来瑞士做客的。我说：“下回由我埋单，不管是在这儿还是在纽约。”他思考了一会儿，说：“考虑到替代途径，你其实已经支付了这顿晚宴的一半了。”
结论：风险从来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因此，请你时刻考虑你有什么样的替代途径。比起你通过无惊险的平凡途径（比如从事律师、牙医、滑雪教练、飞行员或企业顾问的辛苦工作）获得的成功，别拿通过冒险的替代途径获得的成功太当真。蒙田怎么说来着：“我的生命充满不幸——这些不幸大多没有发生。”
※ 41 预测的错觉——水晶球如何歪曲了你的目光
“两年内朝鲜将发生政权更替。”“阿根廷的葡萄酒不久将比法国的更受欢迎。”“欧元即将瓦解。”“10年后人人可以去太空散步。”“15年后将不再有原料。”
专家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预测轰炸我们。这些预测有多可靠呢？直到几年前都没有人花时间验证过它们的准确性。后来菲利普·泰特洛克来了。
这位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分析了总共284位专家在10年内所作的82361个预言。结果，预测的准确性几乎不及你询问一台随机数字生成器。事实证明，最糟的预测家恰恰是那些媒体关注度最高的专家，尤其是世界灭亡预言家，其中又以瓦解论的代表为最——我们还一直在等待加拿大、尼日利亚、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比利时和欧盟的瓦解呢（奇怪的是没有专家想到过黎巴嫩）。
“预言未来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一无所知的人，另一种是不知道他们自己一无所知的人。”哈佛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写道，从而招致他的同行们的憎恨。基金管理人彼得·林奇讲得更加傲慢：“美国有6万多个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他们当中有许多被聘请来预测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他们的预测只要先后两次准确，他们就会成为百万富翁。但就我所知，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还只是普通职员。”这是10年前的事。今天美国雇用的经济学家的数目有可能是10年前的3倍，但依然无人能准确地预测出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
问题是：专家不必为错误预测付出代价——无论是以金钱损失还是以失去好名声的形式。换句话说，社会给了这些人不受约束的预测的权利。他们预测错误时没有“坏处”，但如果预测正确，就会获得关注、咨询委托和出版机会等“好处”。
由于这种预测的代价为零，我们正经历一场真正的预言膨胀。
于是，越来越多的预言纯属巧合地猜中的概率就会上升。理想的情况是，强迫预测家们付钱给一个“预测基金”——比如每个预测1000欧元，如果预测正确，专家就可以将他的钱连同利息一起拿回；如果预测不正确，这笔钱就交给一个慈善基金会。
什么可以预测，什么不可以预测呢？比如我在预测我一年内的体重变化时误差就不会太大。而一件事情越复杂、时间跨度越长，其未来的发展变化就越多。气候变暖、油价或汇率的走势几乎是不可以预测的。发明则是完全不可能预测的。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有幸获得什么技术，它们此刻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结论：请你对预测持批评态度。我为此训练出了一种条件反射——我会对每个预测报以一笑，以此去除它的装腔作势，随后我会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这位专家的预测有何约束机制？假如他是雇员，如果他不断出错，他会失去他的工作吗？
或者他只是一个自封的预测大师，靠图书和报告增加他的收入？第二，这位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有多高？他在过去5年里作过多少预测？其中有多少应验了，有多少落空了？我希望媒体在发布所有预测时，一同公布被误以为是大师的人们的成绩证明。
最后，我要引用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一句话：“我不作预言。我从没做过，我永远不会做。”
※ 42 关联谬误——有说服力的故事为什么会误导人
克劳斯今年35岁，大学里主修哲学，自高中以来就致力于研究第三世界的课题。大学毕业后他在西非的红十字会工作了两年，然后在日内瓦的红十字会总部工作了3年，在那里被晋升为部门负责人。随后他读完MBA，就“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撰写了他的博士论文。问题：下列情况哪种可能性更大：
（1）克劳斯在一家大银行工作；（2）克劳斯在一家大银行工作，在那里负责银行内部的第三世界基金会。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思考，你就会选（2）。可惜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因为答案（2）不仅包括克劳斯在一家大银行工作，而且还满足另外一个条件。但是，既是银行家同时又为一家银行内部的第三世界基金会工作的人的数量只是银行工作人员的一小部分。所以答案（1）的可能性更大。你也许还是觉得答案（2）更有可能，这就是关联谬误效应。这一思维错误，至今没有德语的对应词汇，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对此曾经作过研究。
我们为什么会掉进关联谬误的陷阱呢？因为我们会直觉地理解“和谐的”或“可信的”故事。我们将克劳斯的故事描绘得越有说服力、越感人，我们犯这一思维错误的危险就越大。
如果我这么问你，克劳斯今年35岁，下列情况哪种可能性更大：（1）克劳斯在一家银行工作；（2）克劳斯在法兰克福的一家银行工作，工作地点在银行第24层的57号办公室。现在你应该不会上当了。
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你看看哪种可能性更大：（1）法兰克福机场关闭了，航班被取消了；（2）法兰克福机场因天气恶劣关闭了，航班被取消了。这回你肯定能答对：答案（1）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答案（2）必须满足另外一个条件，也就是恶劣天气。机场也可能是由于炸弹威胁、意外事故或罢工关闭的。只是面对“可信的故事”我们不会想到这些事，至少，当我们——像你现在这样——对它们不敏感的时候。请你与你的朋友们做做这个测试。你会看到，大多数人都会选答案（2）。
就连专家们也会犯关联谬误。在1982年的一次关于未来石油消耗形势研究大会上，专业人员被分成了两组。丹尼尔·卡尼曼向A组这样预测：“1983年石油消耗会下降30%。”他向B组这样预测：“1983年油价飙升会导致石油消耗下降30%。”受试者必须说出他们认为这种预测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结果一目了然：B组比A组更相信卡尼曼向他们所作的预测。
卡尼曼由此认为，存在两种思维：一种是直觉、机械、直接的思维；另一种是有意识、理性、缓慢、有逻辑性的思维。
只可惜早在有意识的思维开始之前，直觉思维就得出了结论。
比如，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组织对世贸中心进行袭击之后，我想要购买一份旅行保险。一家聪明的公司利用关联谬误，提供一种专门的“恐怖主义保险”。虽然其他保险公司当时也提供各种意外保障（其中包括恐怖主义袭击），我还是选择了这个专门的保险。最愚蠢的是，我甚至愿意支付比一份普通旅行保险更多的钱来购买这个专门的保险，而普通旅行保险其实也覆盖了这种情况。
结论：请你忘记“左半脑和右半脑”的说法吧，更重要的是直觉思维和有意识的思维之间的区别。直觉思维偏好可信的故事，作重要决定时不顺从它们对你是有好处的。
※ 43 框架效应——言为心声
同样的事情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例如你可以说：“嗨，垃圾桶满了！”或者：“宝贝，你要是能赶紧倒掉垃圾桶，那就太好了。”言为心声，同样的内容，换个不同的说法，效果完全不同。心理学里称之为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是指：视表达方式的不同，我们会对同样的事情做出不同的反应。丹尼尔·卡尼曼于2002年荣获了诺贝尔奖。
20世纪80年代，他与他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一起进行了一次调查。他们拿出了两种消灭瘟疫的方案以供选择。在600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选择方案A能救200人的性命；选择方案B则有1/3的可能让600人全部获救，有2/3的可能谁也救不了。被问者多数选方案A——自然依据的是这条原则：手中的麻雀胜过屋顶的鸽子。有意思的是，当换了种说法之后：选择方案A会死400人；选择方案B则有1/3的可能无人会死，有2/3的可能600人全都会死，现在选方案A的人只剩下一小部分了，绝大多数人都选方案B。刚好与第一次调查相反。根据表达方式的不同——救命或者死亡——被问者对同样的事实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再看另一个例子，研究人员拿出两种肉：99%无脂的和1%含脂的。被问者都认为第一种肉更健康，虽然两种肉其实是一样的。即使是在98%无脂的和1%含脂的肉之间进行选择时，大多数被问者还是会选第一种肉——即使事实上它含有的脂肪是第二种肉的两倍。
美化是框架效应特别喜欢采用的方式之一。股价下跌被称为“回调”。支付过高的收购价被称作“善意”。我们在每堂管理学课上都会学到，问题不是“问题”，而是“机会”。一位被开除的经理是某个“开始新生活”的人。一名阵亡的士兵——不管是因为倒霉或愚蠢导致他死去的——是个“战争英雄”。大屠杀是“种族清洗”。成功的迫降，比如迫降在纽约的哈得孙河上，被欢呼为“飞行的胜利”。（如果不迫降就不是胜利吗？）
你仔细观看过某种金融产品的宣传小册子吗——比如，一种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上面常印有该金融产品近几年的表现。会回溯多少年呢？会一直回溯到可以形成一个尽可能漂亮的上升曲线。这也是框架效应。还有，同样一块面包，会被说成是基督“象征性的”或“真实的”躯体，成为一种信仰。16世纪就发生过这种事。
如果我们只关注整体的一个方面或少数方面，我们也是在顺从框架效应的规则。比如，在购买一辆二手车时我们的注意力会集中在行驶里程上，而忽视了发动机、刹车装置和内饰的状况。因此我们的购买决定会受到行驶里程的影响。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全面观察所有方面。换成另一个框架，我们也许会作出不同的决定。
作家们会有意识地使用框架效应。因为如果按照时间顺序，一步步描写出谋杀过程，侦探小说就会很无聊。那将不是侦探小说，而是纪实作品。虽然最后都是讲述了整个故事，但合理地利用框架效应才让故事更加吸引人。
结论：你要意识到，没有框架效应，你什么也不能描述，每个事实——不管你是从一位朋友那儿听到的，还是在一份严肃的报刊上读到的——都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本章也不例外。
※ 44 行动偏误——为什么不行动光等待是种痛苦
足球运动员罚点球，有1/3的概率是射向球门中央，1/3的概率射向左边，1/3的概率射向右边。守门员会怎么办？他们或者扑向左，或者扑向右。反正他们很少待在中间——虽然有1/3的球会射向那里。这是为什么？因为扑向错误的一侧要比傻瓜似的呆立原地，看着球从左边或右边飞过去好看得多，看起来也没那么难堪。这就是行动偏误：即使毫无用处，也要采取行动。
这篇足球研究论文来自以色列研究人员巴尔·艾利，他分析了100例点球的情形。可会发生行动偏误的不仅是守门员。
在一家夜总会门外，一群年轻人吵吵嚷嚷，狂打手势。那情形看上去像是要爆发一场野蛮的斗殴。年轻警察在老警察的陪伴下停下脚步，远远地观察事态的发展，等候一旦出现伤者就插手干预。如果身边没有经验丰富的警察，情形就不同了：过分热心的年轻警察会受行动偏误控制，也就是说，他们会立即出手干预。来自英国的研究说明，如果警察耐心等候，受伤者比（年轻）警察过早干预的情形要少。
特别是在遇到新情形或不明情形时，就会发生行动偏误。
许多投资者表现得都像夜总会门外没有经验的年轻警察那样：
他们还不能正确分析股市的活动，就采取过激行动。这当然不值得。沃伦·巴菲特这样表述：“在投资时，行动与成绩没有相互关系。”
行动偏误常出现在最有教养的圈子里。例如医生遇到一位病相不明的病人时，他是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开药，还是应该耐心观察一段时间？面对这种情况，他倾向于选择马上采取行动。我们不应该怪他这么做是出于经济考虑——让他这么做的原因完全是行动偏误。
为什么会有行动偏误？在一个狩猎采野果的环境中，行动比思考价值大得多。在过去，闪电式反应关乎生死存亡，思考则可能会致命。如果我们的祖先看到森林边缘出现一个看上去像是剑齿虎的影子，他们不会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坐到一块石头上，去进行分类学思考。他们会逃跑，而且是拔腿就跑。我们全都是这些迅速反应者的后代，他们宁可不必要地多逃跑一次。但我们今天的世界与过去不同——与行动相比，今天的世界奖励深刻的思考。这一转向让我们很难适应。
如果花时间等待刚好让你作出了正确决定，你得不到荣誉、得不到勋章、得不到刻有你名字的雕像。相反，如果你表现果断、行动敏捷，形势好转了（哪怕纯属偶然），那么，你就大有机会受到祝贺或成为年度最佳员工。社会更喜欢下意识的行动，而不喜欢有意义的等待。
结论：在不明情形下我们会产生要做点什么的冲动，随便什么——不管它有没有帮助。之后我们会感觉好受些，虽然其实什么也没有好转——事实甚至往往正好相反。因此，如果情况不明，请你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直到你能更好地分析形势。
你要克制自己。“人类的全部不幸就是他们不能安静地待在他们的房间里。”帕斯卡尔就曾经这么写道，在他的书房里。
※ 45 不作为偏误——为什么你不是答案就是问题
有两名登山者。第一个人掉进了一个冰川缝隙里，你本来可以帮助他、营救他，但你没有这么做，结果他死了。你将第二个人主动推进冰川缝隙，不久后第二个人也死了。这两种行为哪种更严重呢？理性地看，这两种行为同样应该遭到谴责，无论是放弃不救还是主动谋杀——两者的结果都是死亡。但某种感觉告诉我们，放弃不救不如后者严重。这种思维错误人们称为不作为偏误。不作为偏误总是出现在无论放弃还是行动都会带来损害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放弃，因为这样引起的损害主观看来更无害。
假设你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面临着是否要批准将一种药品用于垂死病人的决定。这种药品的副作用很强，它会当场杀死20%的病人，但能短期挽救80%的人的性命。你会怎么决定？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思考，你会禁止审批通过。你感觉当场将20%的病人送去西天的药物要比本来能够抢救80%的病人但没有施救的事实更严重。这是一个荒唐的决定，但符合不作为偏误。假设你知道不作为偏误，你以理智和道德的名义决定批准这种药品，如果第一个病人用药后死去了，会发生什么事呢？媒体会大呼小叫，你就会丢了工作。作为官员或政客，你要认真对待民众中的不作为偏误——保护自己，对你有利。
司法判决表明，这一“道德扭曲”在我们体内是多么根深蒂固。主动的死亡援助，哪怕它符合垂死者的口头愿望，在德国和瑞士也是要受罚的，而故意放弃维持生命的措施是不受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