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偶然发生的友谊并不必然是真正的友谊。亚倍·鲍那有言：“人们因为找不到一个知己，即聊以几个朋友来自慰。”真正的友谊必需经过更严格的选择。蒙丹之于鲍哀茜不但友爱，而且尊重，敬仰。他认出他具有卓越优异的心魂，使他能一心相许。一切男人，一切女子，对于所敬重的人可并不都能如是依恋。有的对于人家的优点感到嫉妒，不想仿效高贵性格底美德，而只注意于吹毛求疵。另有一般，因为怕自己经不起太明澈的心魂的批判，故宁愿和较为宽容的人厮混。
“凡是尚未憎恶人类的人，凡相信人群中还散处着若干伟大的灵魂，若干领袖的人才，若干可爱的心灵，而孜孜不倦地去寻访，且在访着之先便已爱着这些人的人，才配享受友谊。”
对于鲍那氏这种重视心理作用的见解，我愿附加一点。为使人能温柔地爱恋一个人起见，在这被爱者所有的优点之外更加上若干可爱的弱点亦非无益。人们不能彻底爱一个不能有时报以微笑的人。在绝对的完美之中，颇有多少不近人情的成分，令人精神上心灵上感到沮丧。他能令人由钦佩而尊敬，可不能获得友谊，因为他令人丧气，令人胆怯。一个伟大的人物，因为具有某种怪癖而使他近于人情，使我们感到宽弛，这是我们永远感激的。
我们对于友谊之诞生的意见，概括起来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一盼，一言，会显示出灵魂与性格的相投。一种可喜的强制，或一种坚决的意志更使这初生的同情逐渐长成以至确定。我们可以到达心心相印的地步的相契，胜于在精神上与外人相契的程度，可远过于骨肉至亲。这是友谊最初的雏形。
此刻，我愿更确切地推究一下，在这伟大的情操，——有时竟和最美的爱情相捋的友谊，和更凡俗而不完全的“狎习”之间，究有什么区别。
拉·洛希夫谷说：“所谓友谊，只是一种集团，只是利益的互助调节，礼仪的交换，总而言之，只是自尊心永远想占便宜的交易。”拉·洛希夫谷真是苛刻，或至少他爱自以为苛刻，但他在此所描写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正不是友谊。交易么？不，友谊永远不能成为一种交易；相反，它需求最彻底的无利害观念。凡是用得到我们时来寻找我们，而在我们替他尽过了力后便不理我们的人，我们从来不当作朋友看待的。
固然，耍发觉利害关系不常是容易的事，因为擅长此种交易的人，手段是很巧妙的。“对于B君夫妇你亲热些罢……”丈夫说。——“为什么？”妻子答道，“他们非常可厌，你又用不到他们……”——“你真不聪明，丈夫说；当他回任部长时我便需要他们了，这是早晚间事，而他对于在野时人家对他的好意更为感动。”——“不错，妻子表示十分敬佩的说，这显得更有交情。”——的确“这显得更有交情”，但决不是友谊。在一切社会中，两个能够互相效劳的人有这种交易亦是很自然的。大家互相尊敬，但互相顾忌的时候更多。大家周旋得很好。大家都记着帐：“他的勋章，我将颁给他，但他的报纸会让我安静。”
友谊是没有这种计算的。益非两个朋友不能且不该在有机会时互相效劳，但他们对于这种行为，做得那么自然，事后大家都忘掉了，或即使不忘掉，也从不看作重要。你们当记得拉·风丹纳贫困时，一个朋友请他住到他家里去，他答道：“好，我去。”一个人是不应当怀疑朋友的。为人效劳之后，当避免觉得虚荣的快感。人的天性，常在看到别人的弱点时，感觉到自己的力强，在最真诚的怜悯之中，更混入一种不可言喻的温情。苛刻的拉·洛夫希谷又言：“在我们最好的友人的厄运之中，我们总找到若干并不可厌的成分莫利亚克在《外省》一书中说，我们很愿帮助不幸者，但不喜欢他们依旧保存着客厅里的座钟。”
“只要你还是幸福的时光，你可有许多朋友，如果时代变了，你将孤独。”不，我们决不会在灾患中孤独的。那时不但恶人要表示幸灾乐祸，而那些当初因为你很幸福而不敢亲近你的其他的不幸者，此时亦会走向你，因为你亦遭了不幸，他们觉得与你更迫近了。可怜的雪莱，在还未成名时，较之煊赫一世的拜仑朋友更多。必得要有高尚的心魂，方能做一个共安乐的朋友而心中毫不存着利害观念。
因此，无利害观念成为朋友的要素之一，能够帮助人的朋友，应当猜透对方的思虑，在他尚未开口之前就助他。“从趣味和尊敬方面去看待朋友是甜蜜的；但从利害方面去交给他们便显得难堪；这无疑是干求了。”那么，当他们需要我们尽力时，我们预先料到他们的需要而免得他们请求了罢。财富与权力，其唯一的、真实的可爱处，或许即在我们能运用它们来使人喜欢这一点上。
在无利害观念之外，互相尊敬似乎是友谊的另一要点。“真的么？”你会问。“然而，我颇有些朋友为我并不敬重而确很爱好的，敬与爱当然不同，且我对他们亦老实说我不敬重他们。”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尤其是不曾参透实际的思想。实在我们都有一般朋友，我们对他们常常说出难堪的真理，且没有这种真诚也算不得真正的友谊。但有些批评，在别人说来会使我们动怒而在朋友说来我们能够忍受，这原因岂非是我们知道在批评之外，他们在许多更重要的地方敬重我们么？所谓敬重，并非说他们觉得我们“有德”，也不是说他们认为我们聪明。这是更错杂的一种情操。把我们的优点和缺点都考量过了之后，他们才选择我们，且爱我们甚于他人。
唯有尊敬方能产生真诚，这是应当明白的要点。凡是爱我们，赞赏我们的人所加之于我们的，我们都能忍受；因为我们能接受他的责备而不丧失自信（万一丧失了这自信，我们便生活不下去）。著作家中间的美满的友谊，也就靠这种混合的情操维持。蒲伊莱对于弗罗贝作最严酷的批评，可不损伤他的尊严，因为他把弗罗贝当作大师，弗罗贝亦知道这点。但我们得提防另一种“真诚的朋友”，他们的真诚只使我们丧气，他们的顾虑只使我们提防人家说我们的坏话，而对于好的方面似乎聋子一般全听不见。也得提防多疑的朋友，我们对他的敬爱，他不能一次明白了便永远明白，也不懂得人生是艰辛的，人是受着意气支配的，他老是观察我们，把我们的情操、烦躁、脾气的表现都当作有意义的征象。多疑的人永远不能成为好朋友。友谊需要整个的信任：或全盘信任，或全盘不信任。如果要把信心不断地分析、校准、弥缝、恢复，那么，信心只能加増人生的爱的苦恼，而绝不能获得爱所产生的力量和帮助……但若信心误用了又怎样呢？也没有关系；我宁愿被一个虚伪的朋友欺弄而不愿猜疑一个真正的朋友。
毫无保留的信任是否亦含有倾诉全部心腹的意思？我想不如此不能算真正的友谊。我们说过，交友目的之一，在于把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情操在社会生活中回复原状。如果朋友所尊敬的不是我们实在的“我”，而是一个虚幻的“我”，那么这种尊敬于我们还有什么价值？只要两个人在谈话时找不到回忆的线索，谈话便继续不下去。只要你往深处探测，触到了心底的隐秘，它便会如泉水般飞涌出来。在枯索的谈话中忽然触及了这清新的内容，确是最大的愉快。只是，机密底倾吐不容易承当。要有极大的机警方能保守住别人的心腹之言。在谈话中，抉发大家所不知道的机密在人前炫耀，是很易发生的事。当自己的心底搜索不出什么时，人们会试把难得的秘闻来打动人。于是，人家的秘密被泄漏了，即使他实在并不想泄漏。
“没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说我们的话和在我们背后说的会相同。人与人间的相爱只建筑在相互的欺骗上面，假使每个人知道了朋友在他背后所说的话，便不会有多少友谊能够保持不破裂的了。”这是柏斯格的名言。
普罗斯德也说，我们之中，如有人能够看到自己在别人脑中的形象时定会惊异；我可补充一句说：即看到自己在爱他的人的脑中的形象时也要惶惑。因此，狡猾之辈不必撤谎，只要把真实的但是失检的言语重述一下，便足使美满的情操解体。
对于这种危险的补救方法，可列举如下：
一、有些心腹之言，其机密与危险的程度，只能对在职业上负有保守秘密之责的人倾吐，即是教士，医生，我愿再加上小说家，因为小说家能以化妆的形式用艺术来发泄，故在实生活中往往能谨守秘密；
二、对于报告某个朋友如何说他，某个朋友又如何说他的人，不论那些话足以使他难堪或使他与朋友失和，应该一律以极严厉的态度对付他。在这等情形中，最好的办法不是和说他如何如何的人（这些话往往是无从证实的）决裂，却与报告是非的人翻脸；
三、应当在无论何种的情形之下卫护你的朋友，这并非否认确切的事实，因为你的朋友不是圣者，他们有时能够犯极重大的过失；但你只须勇敢地说明你根本是敬重他的，这才是唯一的要着。我认识一个女子，有人在她面前攻击一个她引为知己的人时，简单地答道：“这是我的朋友，”便拒绝再谈下去。我认为这才是明智。
由此，我们归结到下列的重要观念，即友谊如爱情一样需要一种誓约。鲍那所下的定义即是如此：“友谊是我们对于一个人物的绝对的选择，他们的天性是我们选择的根据，我们一次爱了他，便永远爱他。”阿仑的定义亦极相似：“友谊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自由的幸福的许愿，把天然的同情衍为永远不变的和洽，超出情欲、利害、竞争和偶然之上。”
他又言：“且还需有始终不渝的决心。否则将太轻易了。”一个人翻阅他的友人名录将如看时钟一般，爱与不爱仿如感到冷热一般随便。实利主义的人说，我们的情操是一种事实。他们的友谊契约是这样订的：“当我是你的朋友时，我是你的朋友；这是趁着意气的事情，我不负任何责任。一天，也许是明朝，我会觉得你于我无异路人，那时我将告诉你。”无论何处，这种措辞总表示人们并不相爱。不，不，绝对没有条件，一朝结为朋友，便永远是朋友了。伦理家会说：“怎么？如果你的朋友做了恶事，下了狱，上了断头台，你还是爱他么？”是啊……看那史当达所描写的于利安的朋友，伏格，不是一直送他上断头台么？还有吉伯林的那首《千人中的一人》的诗：
千人中之一人，苏罗门说，会支撑我们胜于兄弟。
这样的人，我们去寻访罢，即是二十年也算不得苦，如果能够寻到，二十年的苦还是极微。
九百九十九人是没决断的，所见于我们的仍与世俗天异。
但千人中之一人却爱他的朋友，即在大众在朋友门育怒吼的时候。
礼物与欢乐，效劳与许愿……我们决非交给他这些。
九百九十九人批判我们，依着我们的财富或光荣。
是啊……噢，我的儿子！如你能找到他，你可远涉重洋，不用胆怯，
因为千人中之一人会跳下水来教你，
会和你一同淹溺，如他救你不起。
如果你用了他的钱，他难得想起，
如果他用尽了你的，亦非为恨你，
明天他仍会到你家里谈天，没有一些怨艾的气，
九百九十九个伪友，金啊银啊，一天到晚挂在口边，但千人中之一人，决不把他所选的人绐恶神做牺牲。
他的权利由你承受，你的过失由他担负，
你的声音是他的声音，他的屋檐是你的住家。
不论他在剔处有理无理，我愿你，噢，我的儿子，将他维护。
九百九十九个俗人，见你倒运见你可笑即刻逃避，
但千人中之一人，和你一同退到绞台旁边，也许还要往前。
这是一千个男人中的一个，……亦是一千个女子中的一个，有没有呢？我们且来辨别两种情形：女人和女人的友谊，男人和女人的友谊。
女人之能互相成为朋友，是稍加观察便可证明的。但可注意一点：青年女子的友谊往往是真正的激情，比着青年男子的友谊更多波折，而且对抗敌人的共谋性质与秘密协定的成分，也较男子友谊为多。所谓敌人是没有一定的，往往是家庭；有时是另一组少女；有时是男子，她们常把所有的男子当作敌对的异族，认为全体女子应当联合一致去对付。这种共谋为协助行为，我想是因为她们较弱之故，也因为长久以来被社会约束过严之故。十九世纪时，一个少女的最亲切的思想，在家庭里几乎一些也不能说。她需要一个知己。巴尔扎克的《两个少妇的回忆录》即是一例。
如果结婚的结果很好，婚姻便把少女间的友谊斩断了，至少在一时间内是如此。两种同等强烈的情操是不能同时并存的。如果婚姻失败，心腹者便重新担任她的角色。共谋的事情又出现了，不复是对抗家庭而是对抗丈夫了。不少女子终生忠于反抗男子群的女子连锁关系。这连锁关系是坚固的，除非到了她们争夺同一男子的关头。眼见一个女友和自己也极愿爰恋的男子过着幸福的生活时，若要能够忍受而毫无妄念，真需要伟大的精神和对于自己的幸福确有自信才行。有些女子，当然因为情意终较为低弱之故，往往在这等情景中禁不住有立刻破坏他们，取而代之的念头。这时候，她们的追逐男子，已非为男子本身，而是为反抗另—个女人。这种情操的变幻，使女子在一个爱情作用并不占据如何重要位置的社会里较易缔结友谊。美国的情形便是如此。在美国，男子对于女子远不如欧洲人那么关切。爱的角逐在美国人生活中占着次要的位置，故女子们缔结友谊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是智识和心灵都有极高价值的女子，当然能够缔结美满的友谊。拉斐德夫人和赛维尼夫人便是好例，她们从青年到老死，友谊从未发生过破裂，情爱亦未稍减。她们中偶有争论，亦不过为辩论两者之间谁更爱谁的问题而已。赛维尼夫人的女儿，格里南夫人，因此非常嫉妒。在一般情形中，家庭对于过分热烈的友情总是妒忌的。这也很易了解。朋友是一个与家庭敌对的心腹，不问这朋友是男性或女性。在结婚时女人使丈夫与朋友失和是屡见不鲜的事。只是，如我们在论及婚姻问题时所说的那样，有一种纯粹男性典型的谈话，只吸引男人而几乎使所有的女子感到厌倦，且这无异是对于友谊的奇特的播弄。自有戏剧作家以来，凡是做丈夫的能和妻子的情人发生友谊这一回事，总是讽刺的好题目。这是滑稽的么？无疑的，在这两个男人之间，比着情人与情妇之间，可谈的东西较多。他们诚心相交，且情人与情妇的关系往往亦是因为有丈夫在面前方才维系着的。一朝丈夫不愿继续担任居间者的角色时，或出外远行或竟离婚了时，一对情人的关系也立刻破灭了。
于是，我们便遇到难题了：男女之间的友谊是不是可能的？能否和男子间最美满的友谊具有同样的性质？一般的意见往往是否定的。人家说：在这等交际中怎会没有性的成分？假如竟是没有，难道女人（即是最不风骚的)不觉得多少受着男子的慑服么？一个男子，若在女子旁边过着友谊情境中所能有的自由生活而从不感到有何欲念，亦是反乎常态的事；在这等情形中，情欲的机能会自动发生作用。
且为了要征服女子之故，男人不真诚了。嫉妒的成分也渗入了；它把精神沟通所不可或缺的宁静清明的心地扰乱了。友谊，需要信任，需要两人的思想、回忆、希望之趋于一致。在爱情中，取悦之念替代了信任心。思想与回忆经过了狂乱与怯弱的热情的渗滤。友谊生于安全、幽密与细腻熨贴之中；爱情则生存于强力、快感与恐怖之中。“朋友的失态，即情节重大亦易原谅，恋人的不贞，即事属细微亦难宽恕。”友谊的价值在于自由自在的放任；爱情却充满着揣惴焉唯恐失其所爱的恐惧。谁会在狂热的激情中顾虑到谅解、宽容与灵智的调和呢？唯有不爱或现已不爱的人才是如此。
关于这，人家很可拿实例来回答我们。在文学史上，在普通的历史上，尽有男女之间的最纯粹的友谊。不错，但这些情形可以归纳到三种不完全的虚幻的类别中去。
第一类是弱者的雏形的爱，因为没有勇气，故逗留在情操圈内。普罗斯德着力描写过这些缺乏强力的男子，被女人立刻本能地窥破了隐衷，相当敬重他们，让他们和她作伴。对于这般传奇式的人，她们亦能说几句温柔的话，有若干无邪的举动。她们称之为她们的朋友，但她们终于为了情人而牺牲他们。你们可以想起卢梭，姚贝，亚米哀等的女友。
有时，女子也可能是一个传奇式的人；在这情形中，可以形成恋爱式的友谊。最显著的例是雷加弥爱夫人的历史。但这些蒙上了爱的面具的友谊亦是暗淡得可怜。
第二类是老年人想从友谊中寻求慰藉，因为他们已过了恋爱的年龄。老年是最适合男女缔结友谊的时期。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已不复为男人或女人了。卖弄风情啊，嫉妒啊，于他们只存留着若干回忆与抽象的观念而已。但这正足以使纯粹精神的友谊具有多少惆怅难禁的韵味。
有时，两个朋友中只有一个是老年人；于是情形便困难了。但我们亦可懂得，在已退隐的曾经放浪过的青年们中间（如拜仑与曼蒲纳夫人），在彻悟的老年人和少妇之间（如曼蒲纳勋爵与维多利亚王后），很可有美满的友谊。不过，两人中年纪较长的一个，总不免感到对方太冷淡的苦痛。实在这种关系也不配称为友谊，因为一方面是可怜的恋爱，另一方面是虽有感情却很落寞。
在第三种周圈内，另有一种甜蜜而单调的情绪，即是那些过去的恋人，并未失和而从爱情转变到友谊中去的。在一切男女友谊中，这一种是最自然的了。性的高潮已经平息，但回忆永远保留着整个的结合，两个人并非陌生的。过去的情操，使他们避免嫉妒与卖弄风情的可怕的后果；他们此刻可在另一方式中自由合作，以往的相互的认识更令他们超越寻常的友谊水准。但即在这等场合，我们认为，就是男女间的友谊是可能的话，亦含有与纯粹友谊全然不同的骚乱的情操。
以上是伦理学家对于“杂有爱的成分的友谊”的攻击。要为之辩护亦非不可能。以欲念去衡量男女关系实是非常狭隘的思想。男女间智识的交换不但是可能，甚至比男人与男人之间更易成功。歌德曾谓：“当一个少女爱学习，一个青年男子爱教授时，两个青年的友谊是一件美事。”人家或者可以说，这处女的好奇心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欲念化妆成智识。但又有什么要紧，如果这欲念能使刺激思想，能消灭虚荣心！在男女之间，合作与钦佩，比着竞争更为自然。在这种结合中，女人可毫无痛苦地扮演她的二重角色，她给予男人一种精神的力，一种勇气，为男人在没有女友时从来不能有的。
如果这样的智识上的友谊，把两个青年一直引向婚姻的路上，也许即是有热情的力而无热情的变幻的爱情了。共同的作业賦与夫妇生活以稳定的原素；它把危险的幻梦消灭了，使想象的活动变得有规律了，因为大家有了工作，空闲的时间便减少。我们曾描写过，不少幸福的婚姻，事实上，在数年之后已变成了真正的友谊，凡友谊中最美的形式如尊敬，如精神沟通，都具备了。
即在结婚以外，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互相成为可靠的可贵的心腹也绝非不可能。但在他们之中，友谊永不会就此代替了爱情。英国小说家洛朗斯有一封写给一个女子的奇怪的残酷的信。这女子向他要求缔结一种精神上的友谊，洛朗斯答道：“男女间的友谊，若要把它当作基本情操，则是不可能的……不，我不要你的友谊，在你尚未感到一种完全的情操，尚未感到你的两种倾向（灵与肉的）融和一致的时候，我不要如你所有的友谊般那种局部的情操。”
洛朗斯说得有理，他的论题值得加以引申。我和他一样相信，一种单纯的友谊，灵智的或情感的，决不是女人生活中的基本情操。女人受到的肉体的影响，远过于她们自己所想象的程度。凡她们在生理上爱好的人，在她们一生永远占着首位，且在此爱人要求的时候，她一定能把精神友谊最完满的男友为之牺牲。
一个女子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令情感的友谊扮演性感的角色，莫过于以卖弄风情的手段对待一个男友，把她的思想来隐蔽她的欲念。一个男子若听任女子如是摆布，那是更危险。凡幸福的爱情中所有对于自己的确信，在此绝找不到。梵莱梨有言：“爱情的真价值，在能增强一个人全部的生命力。”纯粹属于灵的友谊，若实际上只是爱的幻影时，反能减弱生命力。男子已迫近“爱的征服”，但猜透其不可能，故不禁怀疑自己，觉得自己无用。洛朗斯还说：“我拒绝此种微妙的友谊，因为它能损害我人格的完整。”
男女友谊这错杂的问题至少可有两种解决。第一种是友谊与爱情的混合，即男女间的关系是灵肉双方的。第二种是各有均衡的性生活的男女友谊。这样，已经获得满足的女子，不会再暗暗地把友谊转向不完全的爱情方面去。洛朗斯又说：“要，就要完全的，整个的，不要这分裂的，虚伪的情操，所有的男子都憎厌这个，我亦如此。问题在于觅取你的完整的人格。惟如此，我和你的友谊才是可能，才有衷心的亲切之感。”既然身为男子与女子，若在生活中忘记了肉体的作用，始终是件疯狂的行为。
此刻我们只要研究友谊的一种上层形式了，即是宗师与信徒的关系。刚才我们曾附带提及，尽情的倾诉秘密不是常常可能的，因为友谊如爱情一般，主动的是人类，是容易犯过的。故人类中最幽密最深刻的分子往往倾向于没有那么脆弱的结合，倾向于一个无人格性的朋友，对于这样的人，他才能更完满更安全的信赖。
我们说过，为抚慰若干痛苦与回忆起见，把那些痛苦与回忆“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回复一下”是必要的。大多数的男女心中都有灵与肉的冲突。他们知道在社会的立场上不应该感到某种欲念，但事实上他们确感到了。人类靠着文明与社会，把可怕的天然力驯服了，但已给锁住的恶魔尚在牢笼中怒吼，它们的动作使我们惶惑迷乱。我们口里尽管背诵着法律，心里终不大愿意遵守。
不少男女，唯有在一个良心指导者底高尚的、无人格性的友谊中，方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超人的知己。对于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唯有医生中一般对于他们的职业具有崇高的观念之士能够尽几分力。医生以毫无成见的客观精神谛听着一个人的忏悔，即骇人听闻的忏悔亦不能摇动他的客观，使人能尽情倾诉也就靠着这一点。杨格医生曾谓：“我绝非说我们永远不该批判那些向我们乞援的人的行为。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医生要援助一个人，他首先应当从这个人的本来面目上去观察。”我可补充一句说，医生，应当是一个艺术家而运用哲学家与小说家的方法去了解他的病人。一个伟大的医生不但把肉体来治疗精神，还把精神去治疗肉体。他亦是一个真正的精神上的朋友。
对于某些读者，小说家亦能成为不相识的朋友，使他们自己拯救自己。一个男子或女子自以为恶魔，他因想着自己感有那么罪恶那么非人的情操而自苦不已。突然，在读着一部美妙的小说时，他发见和他相似的人物。他安慰了，平静了；他不复孤独了。他的情操“在社会生活上回复了”，因为另一个人也有他那种情操。托尔斯泰和史当达书中的主人翁援助了不知多少青年，使他们渡过难关。
有时，一个人把他思想的趋向，完全交付给一个他认为比他高强的人的思想。他表示倾折；他不愿辩论了；那么，他不独得了一个朋友，且有了一个宗师。我可和你们谈论此种情操，因为我曾把哲学家阿仑当作宗师。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于一切问题我都和他思想相同么？绝然不是。我们热情贯注的对象是不同的，而且在不少重要问题上我和他意见不一致。但我继续受他思想的滋养，以好意的先见接受它的滋养。因为在一切对于主义的领悟中，有着信仰的成分。选择你们思想上的宗师罢，但你一次选定之后，在驳斥他们之前，先当试着去了解他们。因为在精神友谊中如在别的友谊中一样，没有忠诚是不济事的。
靠着忠诚，你能与伟大的心灵为伴，有如一个精神上的家庭。前天，人家和我讲起一个格勒诺勃尔地方的一个木商，他是蒙丹的友人；他出外旅行时，从来不忘随身带着他的宗师的一册书。我们也知道夏多勃里安、史当达等死后的友人。不要犹疑，去培植这种亲切的友谊罢，即是到狂热的程度亦是无妨。伟大的心灵会带你到一个崇高的境界，在那里你将发现你心灵中最美最善的部分。为要和柏拉图、柏斯格辈亲接起见，最深沉的人亦卸下他们的面具。诵读一册好书是不断的对话，书讲着，我们的灵魂答着。
有时，我们所选的宗师并非作家哲学家，而是一个行动者。在他周围，环绕着一群在他命令之下工作着的朋友。这些工作上的友谊是美满的；丝毫不涉嫉妒，因为大家目标相同。他们是幸福的，因为行动使友谊充实了，不令卑劣的情操有发展的机会。晚上，大家相聚，互相报告日间的成绩。大家参与同一的希望；大家得分担同样的艰难。在军官和工程师集团中，在李渥蒂和罗斯福周围，都可看到此种友谊。在此，“领袖”既不是以威力也不是以恐惧来统治；他在他的方式中亦是一个朋友，有时是很细腻的朋友，他是大家公认而且尊敬的倡导者，是这美满的友谊集团的中心。
以前我们说过要使一个广大的社会得以生存，必得由它的原始细胞组成，这原始细胞先是夫妇，终而是家庭。在一个肉体中，不但有结膜的、上皮的纤维，且也有神经系的、更锻杂的、有相互连带关系的细胞，同样，我们的社会，应当看作首先是由家庭形成的，而这些家庭又相互连系起来，有些便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因了友谊或钦佩产生一种更错杂的结合。这样，在肉的爱情这紧张的关系之上，灵的爱更织上一层轻巧的纬，虽更纤弱，但人类社会非它不能生存。现在，你们也许能窥探到这爱慕与信任底美妙的组织了，它有忠诚的维护，它是整个文明的基础。
论政治机构与经济机构
婚姻与家庭，虽然有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究还是相当稳定的制度。反之，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则是摇摇不定的了。本能原有必然适应的自动性，在此亦给过于新奇的情景弄迷糊了。我们这个时代，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可以在几十天内使风尚与贸易为之骚乱。人类感着贫穷的痛苦。他们缺少米麦，缺少衣服，没有住屋，没有交通。许多新奇的力量发现之后，使人类得有以少数劳作获得大量生产的方法。这种征服应该是幸福的因素了。但社会只能极迟缓地驾驭他们的新增力量。因了精神和意志特别衰弱之故，我们在充实的仓廪之前活活饿死，在阒无人居的空屋前面活活冻死。我们知道生产；可不知分配。我们所造所铸的货币把我们欺妄了，束缚了。有如在小车时代建造的木桥给运货汽车压坍了一样，我们为简单社会设计的政治制度，担当不起新经济的重负，得重造的了。
但若相信这再造的大业可以很快地完成的话，便犯了又危险又幼稚的大错误了。几个夜晚可以草成一个计划，但要多少年的经验、修改、痛苦，才能改造一个社会。没有一个人类的头脑，能把种种问题的无穷的底蕴窥测周到；更没有人能预料到答案与前途。一八二五年时，当欧罗巴处在和今日同样可怖的危难中奋斗，当暴动的工人捣毁机器的时候，亦无法预料到五十年后欧洲所达到的平衡状态是怎样一会事。那时所能预料的，一个麦考莱所能预言的，只是此种平衡状态必能觅得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抱着同样的信念。人类的历史没有完呢，它才开始。接着近百年来科学发现而来的，定将是因科学发现而成为必要的社会改革。但这脱胎换骨的适应，将很迟缓。我们且试作初步的准备，先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形势。
一
现代国家，不论是何种政制，专制也好，寡头政治也好，孟德斯鸠所研究的民主政治也好，其特点是经济作用到了统治一切的程度。凡是往昔由私人经济担当的种种任务，今日都由国家担负了。我们得追究这权力是怎样转移的。
自由经济的世界，如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兰西还能看到的，是由乡村的坚实的机构促成的。那时，在全地球，在无数的企业中，锒行、农庄、商号、小店，人们到处在追求财富。他们追求时并无什么全盘的计划，但这千千万万的人的情欲、需求、冒失底总和，居然把平衡状态随时维持住了。不景气的巨潮并非没有，它亦和今日一样带着大批的灾祸而俱来：失业、破产、倾家，但巨潮的猛烈之势很快有了挽救之方。每个企业的领袖，研究着以前的不景气潮起伏之势，参考着自己和长一辈人的回忆，憧得从前物价曾低落到使人人可以毫无顾虑地购买的程度。在法国为数最多的家庭旧企业中，人们对于这些周期的风浪并不十分害怕。船在大海中把得很稳，亦并不装载过于沉重的资本。在那时代经营家庭工业的人看来，向银行借款是一桩罪恶。如果遭到了这种灾祸，便把家庭生活极力紧缩，直到漏巵填塞了为止。事业的需要胜过人类的需要，或说得准确些，是人和事业合为一体，必须事业繁荣，人类方得幸福。那时代，一个人对于事业的忠诚，竟带着一种神秘色彩，也即是这一点造成了事业的势力与光华。事业的忠诚和职业上的荣誉，是当时法国最普遍的美德。
里昂、罗贝、诺尔曼堤各处的大店主，从没想到和同业联合起来以消灭竞争，更未想到在经济恐慌时要依赖国家救济。竞争者即是敌人，如果他在社交中——那时也很少——遇到他们，他说话亦很勉强，很留神。和州长部长的关系，也不过在罢工时请求他们保护工厂而已。反之，国家亦难得注意经济问题。党派之分野，多半是为思想，很少为利害关系。经济生活自有个人的反应支持着，这些反应，因为直接受制于极单纯的本能之故，自会应运而生。
多数重要的事业，都由此社会的自然生活承担着。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大半的工业城中，法国专门教育是由那些义务教员借着公共场所组织成的。互助协会的会长与司库只是中等阶级的人，他们于星期日到会工作，计算帐目，可毫无报酬；这样，他们使国家不费一钱得有社会保险组织，虽然不完全，但是自动的，诚实的，可靠的。在英国与美国，私人建设在国家生活上所占的地位更为重要。大学有着自己的财产，医院亦是独立的。
无限公司的发达，成为近代经济生活中第二阶段的特点，但亦和第一阶段的若干重要原素同时并存。股份公司使没有资产的人亦能集合资本去购买近代技术所需的价值日昂的机器。它使下层民众亦能参加大企业。但它所优惠的只是无数庞大的事业，到处都是股东而没有负责的领袖。
不久，因股票的发行、购买、转让而产生的利益，竟超过了工厂、矿产与一切实在的事业。商业变成抽象的买卖，和人类困苦艰难的作为更无丝毫关连。实业家、商人、农夫，在一生所能积聚的财产，一向是被他们的工作与监督的力量限制着的，至此，商业组合，股票转让，笔尖一挥所能挣得的钱财变成没有限制的了。应当看一看数宇。在美国，二百家公司共同支配着六百万万美金，合九千万法郎，等于全国财富总额百分之三十四，而这二百家公司的行政人员和参与种种会议的人还不满一千。据最近调查，证明这些人中至少有一部分丝毫不顾他们所管理着的企业的利益。他们以自己的证券做投机事业，操纵着贷借对照表以减少股东的利益，造出虚伪的亏损以逃避法律规定的税则。在他们前面，一个中等人士如果想作一些小小的投资时，便毫无力量，毫无凭借。慕索里尼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企业，从百万转到亿兆的时候，已变成妖魔般的东西了。企业规模之巨大，超过了人的能力：以前是精神控制着物质，此刻是物质控制着精神了。原是正常的生理状态现在变为病理状态了。”
特别是大战以来，尤其在美国德国，经济世界显得如一个神话似的，云端里的世界，全给几个妖魔统治着。自然的反应因企业集中而消灭了。获利的欲念胜过了职业上的荣誉观念。有些地方，国家试着保护生产；有些地方，试着限制生产；投机家因愚昧之故，竭力把经济危机延宕着不让它爆发，不知这更增强了爆发时的猛烈之势。本能，在从前是颇有力量的，此刻亦失掉功用。假如你把一群海狸迁居到图书馆里去，它们只能把书籍来筑堤，这种堤是毫无用处的。同样，俭约的人拚命积聚钱财，而纸钞却在他手中渐渐解体，化为乌有。社会尽管牵伸着做出若干动作，表示它还有“垂死之生”，但在受害最烈的地方，麻痹的症候已蔓延到巨灵的全部关节中去。
若果大企业的主持者能够谨慎将事，能够保持规律，则自然反应的缺乏亦不致如是牵动大局。人们可以假定一种由自然的经济领袖统治的经济。领袖中明智之辈即曾探求过此种经济的法则。但其余大多数人，赋有封建思想，宁愿战斗，不爱安全。即以美囯而论，垣街的主人翁听让大众投入一九三零年的金价高潮中去，既不制止，亦不警告。他们却在谣言之上加上谣言。他们漫无限制的贷款给外国，毫不研究归还的可能性。他们使购买国结合起来，使自己的放款无法收回，把买主变成了竞争者。他们甚至不曾清查克莱葛的帐目。罗斯福总统的一个顾问，曾谓美国最迫切的需要之一，乃是创立一所银行家学校。
当那些妖魔自认无法阻止他们的魔宫崩圯时，他们，他们的职工和主顾，自然而然齐向国家求援。是国家应当运用权力保护他们，使人家定他们的货，设立机关安插他们，操纵货币以结束经济恐慌，以公家的组织代替私人制度。第三阶段，乞援于国家的阶段，因大众的需求和资本家的卸职而临到了。
在此种历程之初，在盂德斯鸠甚至巴尔扎克的时代，大家所处的社会还是有机体的有生命的。无数的细胞、农村、小铺子、小工厂，互易有无，互相生养，构成了这个社会层次分明的经纬。某几个集团担任了较为错杂的事业，如保险、教育、慈善等。这一切又构成了国家，国家无异一个有生命的躯体的头脑。但头脑不能统治细胞在肉体内发生的内部化学作用，故国家亦不懂事业的内部化学作用；在社会诸原素间，在此社会与异国的人民间，国家只是联络一切的媒介。
在此历程之末，大部分的社会细胞解体了，窒息了，向头脑与神经系统要求代行职务。在法国，病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农业社会，手工艺社会，商业社会，依旧生存着；然而试把国家在一九三四年所负的责任与一八三四年的作一比较，便知在我国亦如他处一样，政府这机器变得十二分繁复了，凡是从前遇到艰难时代由独立组织承当的工作，现在都压在政府肩上。它能不能胜任呢？
二
一切团体行动必需有一个领袖。不论是为战败一个敌人或为铺设一条路轨，人类本能都昭示出应当服从一个人的命令。但一个不知规律的领袖，对于一切个人的幸福与安全，都是一种危险。因此，威权与自由两种似乎矛盾的需要，便发生了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的争执。民众随着情势之变迁，依违于两者之间。他们需要完成什么艰难的事业时，便倾向于威权；一俟事业告成，又换了自由的口号。
这种转变的例子很多，封建制度与君主集权都是从封建以前的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虽然也有苛求，它究竟被人民接受了，因为在那时代，它代表民众的救星。一俟社会秩序回复之时，要求更大的正谊的欲念，又使人类向法律向君王向议会请求保障了。封建制度并非以强力勒令愤懑的民众遵守的制度。在未被憎恨之前，它亦受人祝祷过来。愤懑是从成功中产生的。故在十八世纪时，专制政你最初获得信任，继而被怀疑，终于酿成革命。法律是为生人制订的；它和人类同时演化，同时生长，同时死灭。
一个国家的形式，若能把行动的威力，尊重私人生活的态度，改换失时的制度以适应新环境的机能等，熔冶得愈完满，其生命也愈持久。如英国那样孕育、转变的君主立宪，在一八六零年左右，确能适合上述的三重理想。它尊重法律，同时亦顾及个人的幸福。那时，它很稳定，因为在民众愤懑时，它具有保护安全的活塞。
在政治上如在经济上一样，一种健全的机构应当有自然的反应。如十九世纪时限制选举与议会制的君主制度中，财政的活塞似乎是切实有效的。选民是纳税人。纳税人自己监督着岁出，遇岁出过巨便立予制止。但那种制度究竟不完全，因为没有大众的代表。这些大众，在那时唯有借了暴动与叛乱来作宣泄愤懑的活塞。于是，在法国是一场革命，在英国是一种妥协，把普选制确定了。这种制度，在很久的时期内使一切公民幻想着真的获有参政权了。以普选选出的议会不啻一个“常设的反叛机关”；代表着国家真实的力量，有拳有枪，使大众不必再在街上揎拳攘臂，亲自出马了。
在相当时间内，这种机构运用得很顺利；以后，有如永远不能避免的那样，种种冲突使它越出了常轨。这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一、机械的发明，不独改变了经济制度，且把国家警卫力的性质也变易了。维持秩序的方法，集团的力量，与科学发见，人类信念同时改变了，以至制度的优劣，须视变化无定的媒介物而定。在浑身盔甲的骑士显得不可伤害，坚固的城堡显得不可侵犯的时候，唯有封建制度能够维持秩序。射击火器与炮弹的发明，使君主专制代替了诸侯分霸，以后更由大众来推翻君主政体。威尔斯在今日预言，种种新式武器、飞机、铁甲车等，使一般优秀的技术家具有制服大众的能力，将来可以重新形成骑士制。更加上广播思想的方法（电影，无线电），能使一个党魁或政府领袖在公共集会以外向群众宣达意旨，几乎如在古代共和邦中一样的容易。
二、普选与国家膨胀混合起来，产生了财政上的愚民政治。今日监督国家支出的，已不是以议员为代表的纳税人，而是享受利益的人了。“无代表，不纳税，”曾经是英国德谟克拉西的第一句口号，亦是使议会制普遍化的公式。我们则无代表的纳税人与不纳税的代表兼而有之了，因为缴付最重的赋税的是少数人，大多数的选民是不纳直接税的。于是最安全的活塞之一给闭塞了。在选举能够直接确定纳税问题时，纳税人的自然反应是有效的。故一个小县，一个小社会里的行政，往往管理得很好。一朝由一种陌生的，遥远的政权来分配恤金与俸给时，街上的平民便看不到纳税与权益之间有何关连了。国家预算与收入，尽量膨胀，超过了一切合理的界限。国家把借以为生的社会吞噬了。纳税人失去了天然的政治自卫力，不是反抗便是逃避。
三、腐化是与人类天性同等古老的一种罪恶，但在自由经济中，便不容易侵入组成真实社会的小组织。各人主持着自己的事业，利益与道德是融和一致的。定购机器的实业家，采办货物的商人，在他们自己的买卖中是不取佣金的。反之，国家或大公司的定货或补助金，若其支配权落在一般不负责任的领袖手里时，腐败的弊病即不能免，因为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受着委托的公众利益是分得很清的。最诚实的人能抵御物质的诱惑，但法律是不应当为诚实的人订立的啊。再若舆论这活塞能自由发挥功能，危险也就小得多，但舆论正是那些以欺妄获利的人造成的。民众很少枇评精神，故少数活动分子，不必如何操心，即很易操纵他们。富人们，受着愚民政策的威胁时，便把他们的天然武器、金钱来自卫。现代的玛希阿凡教这些富翁在利益之上蒙上一副“善人德性”的面具。如柏拉图所描写过的一般，民主政治自然而然演化成金钱政治。
四、政权的混乱把鉴别力，生活力，监督力的最后原素也消灭了。以理论言，在一个议会制的政府中，人民选择代表；代表选择执行政权的领袖，即那些统治国家的阁员，而舆论更以所选出的两院来间接监督阁员。但事实上，代表们由于一种无可克制的习惯，很快成为麻木不仁的职业者，他们以各种要求来代替他们的监督，阁员们，受着干求的压迫，又被议会和许多常设委员会弄得疲于奔命，唯有努力延长自己的局面，而非治理国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