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该看到，中央确定的8％左右的增长目标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是为我国经济发展确定的努力方向，不完全等同于最后的实际值。最后的实际值比8％高一点或低一点，都属于这个目标的范围之内。
实现“保八”目标的底气何在？
阳春三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围绕“世界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与改革”展开了探讨。与会很多代表认为，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在2009年预期实现GDP增长8％的经济体，在金融危机的寒冬中将率先复苏。为什么大家都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实现“保八”目标的底气究竟何在呢？
首先，在很短时间内就连续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刚刚显露出来的时候，中央就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立足于扩大内需，出台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大规模增加政府投入，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大范围实施产业重振规划，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大力度推进科技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增强发展后劲；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城乡就业，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此外，还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减免税费超过5000亿元，多次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实施“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摩托车、汽车下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和“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等刺激消费政策。这一系列重要举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既应对危机又着眼长远，是一套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组合拳”，体现了党和政府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积极因素不断增多，总体形势企稳向好。这种积极变化，突出表现为“四个一”："一个回升"，即生产增速稳步回升，GDP同比增长7.1%；"一个加快"，即国内需求增长加快，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 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个推进"，即经济结构积极推进；"一个改善"，即民生继续得到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实际增长分别为11. 2%、8.1%。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快的。正如有的国外学者说的：在发达经济体进入负增长、新兴经济体增长也普遍放缓的前景下，中国经济的表现足以提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信心。
第三，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可能迸一步加深带来的更大困难，我国政府还储备了充足的"弹药"。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做了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预留了政策空间。如果金融危机迸一歩加剧，对中国影晌迸一步加大，我国政府可以随时推出新的剌激经济方案。有的专家分祈，目前我国累计国债余额仅占GDP比重20%左右.国际上，财政赤字风险的“警戒线”是国债余额占GDP的60%，这说明我国负债率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在扩大支出方面还有一定操作空间和回旋余地。也有的学者分析，我国有数额庞大的居民储蓄，必要时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存贷款利率和购房、购车等税率，进一步扩大补贴政策的实施范围，刺激社会消费。还有的学者分析，对纺织服装、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出口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和制度优势，有日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有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全国上下促进科学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有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发奋图强的伟大精神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基本保障。
为什么既要保增长又要保民生、保稳定？
保增长，是2009年全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人们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的简称。实际上，围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今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集中中起来可以概括为"三保"，即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因而，对保增长的理解要避免简单化，要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这三个方面来完整地理解和贯彻今年党和国家工作的主题。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三者相铺相成、相互促迸。保增长是基础，保民生是目的，保稳定是前提，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不可能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民生的改善，就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真诚拥护，保增长、保稳定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保增长、保民生就无从进行。只有把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有机统一起来，在做好保增长各项工作的同时，迸一歩改善民生、巩固社会和谐稳定，才能成功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要坚持把保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给群众生活造成许多不利影响，增加了改善民生的压力。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高度关注民生。今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始终把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快落实和完善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各项政策措施……各级党委和政府对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都作出了安排，制定了具体措施。从中央财政安排来看，今年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亿元。随着这些措施的贯彻落实，人民群众在保增长中将得到更多实惠。
要切实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硬任务。当前我国仍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的时期，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下岗职工、失业农民工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劳资纠纷、合同纠纷等新矛盾不断产生，严重暴力犯罪上升，社会治安出现不少新情况，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和艰巨。必须把保稳定作为第一责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要及时掌握社情民意，把工作做在前头，把功夫用在平时，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认真听取群众的利益诉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依法及时合理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积极疏导、有效处置热点问题，坚决防止把个体矛盾演变成群体矛盾、小事情发展成大事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面对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只要全国人民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把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我们一定能够变挑战为动力，迎来满目春光，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应对危机的根本之道
——为什么强调保增长要靠科学发展
鄂尔多斯市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一个资源型城市。党的十六大以来，鄂尔多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模式，一跃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能源市场需求下降、价格下跌的重重困难，鄂尔多斯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加快淘汰电石、铁合金、焦炭等落后产能，提升产业层次，开工建设国内首家煤间接液化项目等38项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快速健康发展。2009年第一季度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60．4亿元，同比增长20．3％，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4．2％。鄂尔多斯的发展实践生动地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在给我们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调整和优化结构的机遇。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化“危”为“机”，推动经济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为什么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科学发展?
当然，国际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影响，尤其是给出口行业和外向型企业集中的地区带来了较大的冲击。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出口连续下降，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经济增长大幅度放慢前行的步伐。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国际金融危机惹的祸，但细细分析，根源还是出在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不够深入，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比如，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但是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约60％，其中一些沿海地区甚至达到100％，当外部需求急剧萎缩时就会引发国内经济增长下滑。“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自身结构存在的问题相碰头”，产生叠加效应，影响无疑更为严重。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好似一面“反光镜”，照出了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不足。
更进一步来看，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多困难，但是如果我们头脑清醒、措施得当，也会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契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从短期来看，是要把其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从长远来看，则是要推动我国科学发展迈上新台阶，为今后发展打下更好基础。因而，科学发展不仅不能因危机而受阻、暂缓，而更是应对危机的根本之道。当前，我们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既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应急之举，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长远之策。
最后，国际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本反面教材，暴露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和高度负债的经济运行方式不可持续，监管不力、放任金融市场自由泛滥……这些都与我们提倡的科学发展是根本对立的，也反衬了我们推动科学发展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清楚地昭示我们，只有科学发展才是正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之道。
为什么说保增长与科学发展并不矛盾?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受其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已成为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迅速扭转这种趋势已成为当务之急。200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提出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积极行动，保增长成为各地各部门的“头等大事”和“重中之重”，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地方也有不同做法。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保增长是首要任务，环保“硬杠杠”可以适当软一软，土地“紧箍咒”可以适当松一松，项目“严审批”可以适当宽一宽，固投“节能关”可以适当缓一缓……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保增长的艰巨性，是不是必须要在生态环境、耕地保护、资源能源等其他方面作出牺牲，是不是真的可以不要科学发展了?
应该承认，面临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提出保增长首先是强调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推进现代化进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全面小康，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但是这与科学发展并不矛盾。科学发展并不是不讲发展速度，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越是在经济发展遇到较大困难时，越是能体现出发展的重要性，越是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因此，保增长正是科学发展的题中之义，两者对发展的认识是一致的。
从根本上说，要真正实现保增长的目标，离不开科学发展。如果保增长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要求，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等为代价追求当前增长，也许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所发展，但是算长远“经济账”，它抵消不了“资源账”、“环境账”和“政治账”，这样的增长是无法长期持续的，最后就会变成“不增长”。讲科学发展，并不是不要上项目，而是要做好综合评估，扎扎实实推进对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有利的项目，
对于那些高耗能、高排放的项目，哪怕一时能提高经济增速，也坚决不能上。也就是说，保增长保的应该是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可持续的增长、推进产业升级转型的增长。
总之，保增长与科学发展是不矛盾的，更不是对立的。只有不断加深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才能全面把握保增长的要求；同样，只有在实践中把保增长切实建立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才是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如何在实践中把保增长和科学发展更好地统一起来?
春暧人间，万物萌苏。进入2009年春季，我国经济出现企稳回暧势头：投资、信贷增长加快，居民消费“牛”气渐足，一些领域下行趋势有所遏制，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这些都说明中央保增长的政策效应已经显现，也进一步提振了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全年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信心。
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回升的态势还不稳定，回升格局还不平衡，当前经济面临的矛盾和困难仍然很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任务，就是自觉地用中央精神统一思想、指导行动，把保增长同科学发展更好地统一起来，化“危”为“机”，既顺利渡过眼前的难关，又为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要做到化“危”为“机”，在思想认识上必须有新提高。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要结合全党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的理解。要运用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认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认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影响，深入分析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更好地研究确定应对危机的途径、办法和举措。要做到化“危”为“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必须有硬措施。越是在加大力度保增长的时候，越要重视提高发展质量，重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要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按照国家关于汽车、钢铁、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现代物流等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严格落实节能减排指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要做到化“危”为“机”，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必须有真动作。民生系民心，民心聚民力。越是困难时刻，越要高度关注民生，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大对低收人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切实解决群众就业、就医、就学、吃住行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这次中央4万亿元投资中，有一半多的投资涉及民生方面，必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多实惠。同时，进一步改善民生，将明显促进消费的扩大，从而可以有效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增长。要做到化“危”为“机”，在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上必须有新突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抓住时机，不断深化价格体制、财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扩内需促发展、有利于调结构促增长的体制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关键还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立足各地区各部门自身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创造科学发展新业绩。
事不避难，知难不难。无论国际金融风暴如何肆虐，只要我们有“咬定”科学发展这样一股韧劲，切实把中央关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就一定能够化“危”为“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在又好又快发展道路上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
小岗村的新探索
——如何看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说起安徽小岗村，许多人都很熟悉，因为它是中国农村土地“大包干”的发源地。在30多年后的今天，小岗村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是因为小岗村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探索，进一步激活了农村生产力。目前，小岗村2000亩耕地中，已有60％流转用于发展规模种养业。小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由2004年的2000元跃升到2007年的6000元，摆脱了农民收入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
小岗村的新探索，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发展完善的方向。2008年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依法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一时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意义何在?
目前，我国总体已进入统筹城乡发展和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农业税全面废止，国家实行强农惠农政策，农业比较效益提高，农地价值提升，农业投资开发机遇增多，各类农业经营组织农地需求扩大。与此同时，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环境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承包农户的农地供给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现了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形式多样、对象多元等新变化。新时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仅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而且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相互促进。
2008年，全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到1．09亿亩，占农户承包耕地总面积的8．8％。其中转包占54．1％、出租占26．2％、转让占6．3％、互换占4．2％、入股占4．4％、其他方式占4．8％。总的来看，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农民依法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到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平稳健康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出现的客观经济现象，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对于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合理配置农地资源，培育规模经营主体，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加快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现代化生产装备和技术投入少，抗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弱。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保证流出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利益的前提下，有利于扩大流人方的农地经营规模，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和应用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有利于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优化农地资源配置，促进土地合理利用。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占多数，土地特别是耕地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农户安心外出经商务工，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防止承包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减少土地资源闲置和浪费；有利于科学配置和合理利用农地资源，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优化。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巩固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核心是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然要求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谁的，谁有权流转，可以采取什么方式流转，从而有利于加快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落实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有利于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而推进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今天才允许的吗?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是今天才允许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是党的农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也是随着农村经济发展逐步完善的。
1984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允许农户经集体同意可以转包承包地给种田能手，但强调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作宅基地或者非农地。
1993年中央11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户在承包期内转让土地使用权，但须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且经发包方同意。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提出“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要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同时强调“不得以任何理由强制农户转让”。2001年年底的中央18号文件系统地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行了规范。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上升为法律。2007年实施的《物权法》，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性质，进一步完善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
党的十七大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指明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向。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总结了近年来各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经验，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一是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健康发展的保障。三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允许的形式。四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底线。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体系。
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哪些主要形式?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涉及农民重大经济利益和权利，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在总结农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依法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转包。转包指承包方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原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接包方按转包时约定的条件对转包方负责。如浙江省温州市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部分地方因劳力不足出现耕地撂荒现象。在地方政府的倡导下，农户把承包地有偿转包给专业农户经营。目前种粮大户承担着全市40％以上的早稻生产，耕地撂荒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转包是农民群众自发创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这种形式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运作简便，方式灵活，是农户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形式，对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过高的要求，对稳定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防止耕地撂荒，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起到积极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提高农民对农地保养、投资的积极性。首先，土地转包仅限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成员，多数情况是亲友和近邻，流转规模受到一定限制。其次，转包期限一般比较短，而且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有些是“一年一议”，甚至没有明确期限。
土地人股可以使农户与土地的实际经营者的利益有机地联结起来，最大限度地获得土地经营的增值收益，但人股农户也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
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将会带动人股形式的发展。 土地人股只能用于从事农业合作生产，不能组建公司法人。这是因为，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和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承包地仍是农户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允许承包地人股组建股份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在企业出现经营风险需要债务清偿时，可能导致农民失去承包地。《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法律也没有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组建公司法人的规定。
除以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外，农村土地承包法律还规定有转让、互换等形式；在实践中，农民还可以采取委托方式，通过中介服务组织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设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用益物权，其流转形式是由法律规定的，流转双方采取什么方式、流转期限如何确定等都要符合法律规定。一些地方探索创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有的超越了法律规定，要予以规范。
总的来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要符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和现代农业组织方式发展状况等。
为什么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客观要求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供求、配置资源、形成价格，客观要求政府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务、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就是要按照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指导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保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平稳健康发展。保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平稳健康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四个重要关系。
三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配置农地资源的市场行为，主体是农户不是干部，机制是市场不是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又是涉及农户重大利益和耕地保护的大事，要切实加强指导、管理和服务。要尊重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有序进行，确保“三个不得”底线不突破。在指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政府的职责是因势利导，顺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引导而不干预，服务而不包办，放活而不放任。
四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国家、承包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关系。国家、承包者、经营者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利益取向有时不一致。国家强调的是流转土地要防止“非农化”，保证粮食安全；承包者关心的是流转价格高不高，承包地会不会丧失；经营者注重的是经营什么有利可图，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因此，要正确处理三者的利益关系，统筹协调国家粮食安全利益、承包者权益、经营者收益，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如何理解“中国式民主”
2009年3月9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向大会作常委会工作报告。他在谈到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这番话不仅在代表们中间引起了广泛共鸣，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从历史的比较和现实的感受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和实践找到的正确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坚持好、完善好，才能让中国式民主显示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怎么看“中国式民主”的实践成效?
所谓“中国式民主”，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概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仅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广泛自由、各种民主权利的保障和政治参与的程度，与30多年前相比，变化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显著，而民主政治几乎在“原地踏步”。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熟悉政治经济学的人都明白，经济与政治紧密相连，没有政治的进步，经济也很难发展下去。很难设想，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相伴随、相适应、相匹配，中国经济建设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从民主的形式看，选举、协商等民主形式较为普遍。比如，顺应公民对选举民主的要求，有关投票制度、选举制度不断建立和完善，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断扩大。从农村基层干部直选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参选率在80％以上，有的地方高达90％以上，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干部基本上实现了直接选举。还比如，顺应公民对协商民主的要求，建立专家咨询和论证评估制度、社会听证和公示制度等，就一些重大决策广泛听取和吸纳专家和民众意见。
从民主涉及领域看，凡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公共管理、公共事务，都在积极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和形式，支持和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比如全国人大坚持民主立法，这几年在制定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物权法等过程中，从座谈会到论证会，从常委会审议到大会审议，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开门立法”从尝试逐渐走向制度化。还比如，各级政府建立政务公开制度，相关旁听制度、信访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也在不断建立和完善等等。
从民主参与渠道看，除了传统的面对面、电话等交流沟通方式外，电视、网络、手机等载体被日益广泛应用。特别是网络，已经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渠道，成为党和政府听取民意的一个重要途径。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各级领导重视网络舆情，纷邀网民“灌水拍砖”……一系列事件反映出，网络民主正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新鲜符号。所以说， “中国式民主”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合乎中国国情，合乎时代进步潮流，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式民主”好在什么地方?
200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O年)》。这个计划提出，国家将继续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提高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保障水平。可以想见，随着这个计划的实施，必将进一步赋予“中国式民主“新的丰富内涵。
它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依法制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贪污贿赂和渎职等各种犯罪行为，维护法律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它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议事，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反映，在此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集体决策，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以落实和满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反对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
正是具备这些特点，使“中国式民主”具有内在优势，在国家和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在中国的发展进步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l3亿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都享有民主权利，但是，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团体、不同社会群体，有着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民主需求。“中国式民主”之所以具有十分丰富的民主形式，正是为了适应和满足这一需求。通过不同形式的民主实践，各个层面的政治诉求得到充分表达，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得到实现和保障。它能够汇聚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实现广泛的民主权利的同时，正确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集体行使权力，科学作出决策，保证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它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从而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汇聚各个群体的意见、智慧、力量，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了共同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
它能够保持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使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得以长期坚持和实施。正如一位美国学者评论的那样， “中国政体不会出现经常变更而导致经济、外交、政治、贸易等政策缺乏连贯性，用最低管理成本取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成绩。1978年以来的30年取得了年均增长9．8％的发展速度……证明中国政体的‘奇妙之处’”。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不够成熟和完备，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滋生和蔓延；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社会的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尚需扩大。中国民主政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
为什么要破除对西方民主的迷信?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句话：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讲的是“橘”这种水果生在淮南地区就是“橘”，如果移植到淮北地区则变成了“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两地水土的差异。它告诉我们，适合于此时此地的事情，如果不顾客观条件差异拿到彼时彼地去推行，往往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比如，有人认为西方民主就是好，主张把它搬到中国来。那么这到底能否行得通呢?先不谈西方民主是好是坏，如果不顾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硬要“移植”到中国来，会不会水土不服由“橘”变为“枳”，导致结果事与愿违呢?
何况，西方民主究竟好不好，不能由西方国家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而应该好好考察考察、检验检验。说起“民主”的概念，不是今天才有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最初的意思是“人民的统治”，其实这只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奴隶是不包括在内的。近现代的西方民主，产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王权的斗争中，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渐进、漫长、曲折的历程。我们不妨从西方选举制度来看，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但直到1832年，20岁以上的英国居民中只有7％的人享有选举权。1867年选举改革降低了财产资格的限制，享有选举权人数的比例提高到16％。l884年再次降低财产资格，使碍比例提高到28％。1918年规定30岁以上的妇女享有选举权，这一比例才提高到78％，直到1970年才实行18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选举权。法国直到1 974年，才规定18岁以上的男女平等地享有选举权。而在美国，达到这一标准是在1971年。由此可见，西方民主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才有今天的样子。
事实上，有些发展中国家就曾认为西方民主就是好，极力把它“移植”到本国去，结果非但没有给人民带来福祉，反而“水土不服”，使国家陷入了社会动荡的境地，使人民生活更加贫困。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在西方“民主化”思潮影响下，一些非洲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充当了西方民主的“实验品”，不顾国情的照搬不仅没有带来繁荣和稳定，反而连续发生军事政变，使人民遭受摧残，国民经济崩溃，社会发生倒退。
历史和现实反复告诉我们，对西方民主一定要全面地、历史地、具体地看。既不能把民主的作用绝对化，更不能把西方民主形式绝对化。如果把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直选制度作为唯一的民主形式，这实际上是对西方民主的迷信。我们要发展“中国式民主”，必须破除这种迷信。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在饱经沧桑、历经磨难之后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不断发展的方向指南。只要我们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邯郸学步”要不得
——如何看待民主社会主义
我国古代有个“邯郸学步”的寓言故事，说的是一个燕国人，听说邯郸人走路的样子特别好看，就去那里学。由于他只知一味地模仿，结果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的样子，反而连自己怎么走路也忘了，只好爬着回家了。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向别人学习之前，先要搞清楚别人的经验是不是真的好，是不是适合自己，能不能学得来。如果生搬硬套，机械模仿，只会适得其反，弄巧成拙，贻害无穷。
